小說名字郁青

❶ 尤利西斯的作品爭議

在《尤利西斯》中，喬伊斯就有意識地將荷馬史詩作為小說現代題材的「潛文本」，使兩者之間形成平行對應關系。可該部小說面世以來，它的神話類比結構一直引起很多爭論。《奧德修紀》對《尤利西斯》產生的影響，學術界存在著多種不同的觀點。
作家郁青認為：《奧德修紀》對《尤利西斯》的影響是深層次的。神話史詩不僅為小說作者在創作時，提供了一個參照框架，幫助小說獲得內在的秩序和連貫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小說以《奧德修紀》為神話原型，意在賦予看似平庸瑣碎的現代城市生活以悲劇的深度，使之升華為一篇代表人類普遍經驗的寓言。喬伊斯借用荷馬史詩的原型意義和原型結構，是為了表達一個現代人尋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
1922年《尤利西斯》出版後不久，喬伊斯在一封寄給姨媽約瑟芬的信中，建議她將《奧德修紀》作為《尤利西斯》的導讀材料。由此看來，要深入理解《尤利西斯》，有必要將它與《奧德修紀》這個「潛文本」對照起來，進行雙重文本的解讀。
長篇史詩《奧德修紀》記述了歷時10年的特洛伊戰爭結束後，希臘聯軍中英勇善戰的伊大嘉國王奧德修在返回家鄉的過程中長年漂泊、歷經艱險的故事。史詩圍繞著奧德修的回鄉主題牽動著兩條雙向對應的情節線索——奧德修的回鄉與其子帖雷馬科的迎父這兩條雙向發展的主線。
首先，《尤利西斯》與《奧德修紀》在人物設置上存在著平行關系：小說主人公布魯姆與史詩英雄奧德修相對應；大學生斯蒂芬與帖雷馬科對應；布魯姆太太摩莉對應潘奈洛佩（史詩中奧德修忠貞守節的妻子）。小說中有不少次要人物在史詩中也能找到對應的人物。
《尤利西斯》與《奧德修紀》在人物、結構和細節上存在的摹仿關系，這一點已為中外的研究者們所公認。但關於喬伊斯運用神話類比結構的重要性上，學術界存在著尖銳的分歧。因為古希臘英雄奧德修與該小說究竟有什麼關系，這個問題涉及到對小說《尤利西斯》根本意義的理解。對此一些學者的觀點可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觀點認為：《奧德修紀》與《尤利西斯》之間的平行關系是將英雄悲壯的歷史和卑劣猥瑣的現實進行對比。在古代英雄光輝的形象反襯下，布魯姆、斯蒂芬等現代西方文化哺育下的人物會顯得多麼卑微、蒼白和平庸。這種平行對應關系所顯示出來的意義差別，是《尤利西斯》的諷刺意義和暴露作用的來源。學者約瑟夫．比奇（J. W.Beach）稱：「將古希臘英雄的歷險與當代愛爾蘭紛亂、『癱瘓』的狀態並置，很明顯是對愛爾蘭現今狀況的諷刺性暴露」。 英國作家福斯特（E. M. Forster ）說《尤利西斯》是「一首表現卑瑣和幻滅情緒的史詩」。
自《尤利西斯》問世以來。這類觀點在喬伊斯研究界長期占據統治地位，並且它最容易被人們接受。中國學者袁可嘉、侯維瑞、陳恕、李維屏等人對此均持類似的觀點。以下是侯維瑞教授在《現代英國小說史》中的一段有關的論述：
「忠貞不渝的王後潘奈洛佩變成了追求肉慾的盪婦摩莉；助父除虐的勇士帖雷馬科變成了精神空虛的騷客斯蒂芬；馳騁疆場、力挽狂瀾的英雄尤利西斯變成了逆來順受、含羞忍辱的廣告商布魯姆；美麗善良的諾西卡變成了輕佻挑逗的格蒂姑娘，世界難道不是在走向沉淪和墮落嗎？《尤利西斯》以借古諷今的手法所要表現的，恰恰是現代社會的全部歷史：布魯姆的庸人主義、斯蒂芬的虛無主義和摩莉的肉慾主義正是現代西方社會道德和精神文明的深刻寫照」。
第二類觀點認為，喬伊斯的神話類比結構是一種隱喻的媒介，它為讀者提供了一個超然的透視觀點，以審視作品中人們的舉止和言談；同時它把平凡陳腐的事物提升到藝術的最高境界，給20世紀的現代人灌輸了永恆的尊嚴，體現了喬伊斯對現代人前途和命運的關懷。
美國文論家萊文（Levin ）在論述《尤利西斯》時寫道：「將現代主人公瑣屑的生活習慣與深奧神秘的原始儀式聯系在一起，使今天最微小的細節具有了普遍的意義」。
《尤利西斯》（牛津大學版）的作者理查德·艾爾曼稱：「《尤利西斯》是《奧德修紀》的和平主義版本」。他指出布魯姆繼承並側重發展了奧德修身上善良、機智的品性。布魯姆，這位現代的奧德修雖然沒有勇士般的強壯體魄，但他同樣具有不可征服的精神。「布魯姆的勝利在於他的精神」，「布魯姆身上最神聖之處在於他體現的人性」。
《尤利西斯》的中譯本（天津百花文藝版）譯者金堤教授承襲了艾爾曼的觀點，提出「《尤利西斯》的主旋律是一曲頌歌，贊美的是普通人無私的愛，該書的主旨在於歌頌全面的人，布魯姆與奧德修都屬於這類人」。
歐美一些學者甚至提出喬伊斯的目的在「借今諷古」。英國學者菲利浦·愛德華茲（Philip Edwards）稱：如果當代與古代之間的比較存在著諷刺的話，那麼這種諷刺也針對古希臘「英雄時代」所謂的「偉大」。「通過與過去的歷史、傳說與信仰的平行類比，在某種程度上，喬伊斯是用今天廉價的事物來揭穿古希臘高貴的偽裝」。 學者們立論的依據是《尤利西斯》的創作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硝煙四起之時，而戰爭的根源可追溯到荷馬史詩所宣揚的窮兵黷武的「騎士精神」和價值標准。善良的布魯姆對妻子的情夫並沒有如史詩中的奧德修用殘忍的手段殺戮了所有的求婚者，而採取了寬容的態度。《尤利西斯》體現了和平主義的一次勝利。
第三類觀點認為：神話類比對理解作品的意義不大。美籍俄裔小說家納博科夫是持這種觀點的一個代表人物。在他的著作《文學講稿》中，他寫道：「我尤其要告誡你們不要把布魯姆在都柏林某一夏日中的無聊的閑逛和小小的冒險看作對《奧德修紀》准確的滑稽摹仿，在書中的每一個物身上，每一個場景當中尋找這種准確的相似，完全是浪費時間。沒有什麼比以陳腐的神話為基礎而引伸，並延續下來的寓言更使人厭煩的了」。
著名的喬伊斯研究專家瓦爾頓·里茲（A.Walton Litz）也覺得不必過分強調荷馬史詩在《尤利西斯》中的重要性。他說：「荷馬史詩的框架，對喬伊斯本人創作時起的作用，或許要比它對讀者在閱讀小說時產生的作用更大」。在創作準備時期，喬伊斯頭腦中積累了成千上萬條素材和記憶，他迫切需要一些參照框架來賦予這部意識流小說某種秩序。《奧德修紀》被證明是最令人滿意的參照框架。可一旦創作結束，里茲認為，這些框架如同建築工程中的腳手架，需要被拆除，它所起的作用隨之減弱了。
任何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都不可能只有一種解讀。就一部作品，讀者可以從各個角度加以探討，見仁見智，不一而足。以上列舉的三類觀點，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有不盡全面、失之偏頗之處。
「形式就是意義」，文學作品的內容是已經完成的形式，與形式不同分割。這是歐美現代形式主義者的著名論點。《尤利西斯》的神話類比結構也是一個「有意味的形式」，是一個含有意義、評價和闡釋的結構。因此，荷馬史詩在這部小說中起的作用，絕不僅局限在參照框架這方面。
的確，《尤利西斯》中幾乎每一個與荷馬史詩相對應的細節都可以用「反英雄」（anti—hero）的觀點來解釋。只強調諷刺意義而忽視布魯姆與奧德修之間存在的深層次相似性將是個極大的錯誤。
不少將布魯姆稱為「反英雄」的評論，通常會出現兩種錯誤傾向：其一，將奧德修看作一位品行上無可指責的完美英雄的形象，是人類一切優秀品質的典範。事實上，喬伊斯不這么看。他將奧德修作為一個「完整全面的人」，身上同時包含了人的種種優點和缺陷；第二種傾向，是將布魯姆與奧德修僅作字面上、外在的或表層的比較。這樣的比較往往只能發掘到小說諷刺性的意義層面。然而當讀者以隱喻、象徵的視角來觀照布魯姆時，就能從這位生活上於都柏林的當代凡夫俗子身上找到古代英雄的性格特點。
德國哲學家謝林說過：「假如在反思中認識精神的奧德修斯，就會看到，他不斷地尋找，經歷了許多失望，走過了許多彎路，終於找到了自我」。
《尤利西斯》正是繼承了《奧德修紀》「回鄉母題」的意義和結構，給了它一種現代的闡釋，或者說是作者借用了這個神話原型來表達一個現代人尋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