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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俠小說與歷史的有機結合

發布時間: 2021-08-06 19:14:44

⑴ 如可將科幻小說與武俠小說結合

這個還是比較好弄的。

可以在人物的長相、辦事方式上體現俠士風采,在武功上可以學習下金庸老先生的武功名字(可以自己起幾個聽上去比較厲害的名字)。

在服飾上、武器裝備上與現代科技的結合,體現出科技感(超前想像就為科幻感了),這個可參考下唐家三少的龍王傳說。

還可在社會環境方面與歷史相結合,體現出滄桑感。

在主人公的背景方面,加入玄幻元素,使人物前期更具有神秘感和坎坷感。

⑵ 新武俠小說的歷史發展

新武俠文學,又稱新派武俠文學,這是指發軔於20世紀50年代初的香港,以虛構的歷史上的武俠故事為內容的一個文學流派,這一文學流派以梁羽生、金庸為代表,後來有人又將台灣武俠文學作家古龍也歸入此一派別,為了區別於三、四十年代的舊派武俠文學,俗稱新武俠。
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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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史記》列《游俠列傳》以來,俠士在社會中就成為一個特殊社會基層的代表人物。但「武俠」一詞並不見於中國古籍之中,反而最早出現在與中國同文同種的日本近代文學中。明治時代的小說家押川春浪(1876-1914)曾以冠以武俠之名的三部小說風行日本文壇。當時的中日之間,文化信息傳播較快,「武俠」之詞遂傳入中國。而有些中國人則也以文言文武俠小說為始作俑者,據樽本照雄等編撰的《中國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所收書目,可以看出已有以武俠小說面目出現,林琴南、錢基博均以文言文寫作武俠小說,錢氏更與惲鐵樵於一九一六年合編《武俠叢談》。在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學未登場前,文壇為鴛鴦蝴蝶派、黑幕小說等霸踞,武俠小說也入於其中。
新武俠小說
現代白話武俠小說在社會上嶄露頭角當推一九二○年代出現的向愷然(平江不肖生)、趙煥亭等作家為代表。向愷然《江湖奇俠傳》更與剛傳入中國不久的電影藝術相結合,在數十年時間內拍成十八集的《火燒紅蓮寺》而風靡全中國。這其實是當今流行的武俠長篇電視連續劇的濫觴。武俠小說也因此鷹揚於中國現代社會,造就出一代又代的作家和讀者,形成了一道獨特的文學風景線。
二十年代是武俠文學由文言走向白話的嬗變的時期,從文白夾雜到漸以白話文為敘事語言,從以短篇為主轉向長篇,在內容上仍以古代傳奇為主體,以俠士為主角,可說是與宣揚新思想、新文化的五四新文學運動分庭抗禮。二十年代武俠文學有了職業創作的傾向,向愷然、趙煥亭、顧明道、姚民哀、楊塵因等都為武俠文學界一時之選,其出版物又以綉像武俠小說為其特徵,這是襲自明清小說的舊衣缽。三十年代則是舊派武俠文學蔚成氣候的年代,出現了一代以專職寫作武俠小說的作家,可謂群雄並起,將中國武俠文學推到一個高峰,這與中國新文學在三十年代中的大發展幾乎是同步進行。這一代的武俠作家構成了舊武俠文學的主力,尤以北派五大家:宮白羽、鄭證恩、還珠樓主、王度廬、朱貞木為其中的佼佼者。白羽的《錢鏢》系列,還珠樓主的《蜀山》系列、鄭證恩的《鷹爪王》系列、王度廬的《鶴劍珠龍瓶》五部曲、朱貞木的《神龍》三部曲及《邊塞風雲》等,各呈異彩,擁有大量的讀者群。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之後,政治熱情的高漲左右了文化界的動向,嚴峻的意識形態更蛻化為嚴厲的思想管制運動。在台灣,敗退到台澎金馬的國民黨政府也以反攻大陸為總動員,一切的文宣都要為此服務,武俠文學難逃其厄運,在海峽兩岸都被視為毒草或不良讀物,陷入萬劫不復之境地。留在大陸的武俠作家紛紛輟筆。

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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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派武俠文學為何在香港誕生,表面上看這是一個偶然,其實是一種必然。說其偶然,確是因為一場武術界的打擂台引起的。五十年代初,香港武術界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與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的門派之爭愈演愈烈,遂依武林之舊俗,上擂台比賽。比賽之前,香港報刊大做文章,賽後人們余興未減,依然眾口喧騰,當時的《新晚報》總編羅孚遂「忽發奇想」,要他的廣西老鄉、平時喜歡填詞作詩的陳文統馬上寫一篇武俠小說。一月二十日,以「梁羽生」之名寫作的第一部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就開始在《新晚報》上連載,至八月初,該部長篇連載完畢。這個恍如急就章形式趕出來的武俠作品立即成為流行小說,《新晚報》因此銷量猛增,而《龍虎鬥京華》馬上成為街談巷議、人人爭讀的流行小說。同時,國外的中文報紙也爭相轉載,首先是泰國,其後是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最重要的是,在香港吹起了「武俠文學之風」。許多大報馬上跟風增加武俠小說,參與寫作的人越來越多。一年多之後,金庸終在羅孚、梁羽生的動員之下初試啼聲,結果一炮而紅。《書劍恩仇錄》為他的成名奠定了第一塊堅實的基石。從1954年到1957年,可視為新武俠小說的早期。
新武俠小說
如果從新派武俠文學的整體而言,或可將中期定為1958至六十年代末(1969)。這一段時間,也是台灣武俠小說家開始活躍的時代。卧龍生從1958年起撰《飛燕驚龍》、《鐵笛神劍》等;司馬翎亦於1958年涉足武俠文學界,他以「神劍」系列出道,與卧龍生、諸葛青雲等並立,有「台灣三劍客」之稱。諸葛青雲為還珠樓主的私塾弟子,以所謂「才子型」武俠文學而聞名。三人均在1958年從事武俠文學,但在寫作風格上基本還是沿襲了舊武俠文學一路。古龍的出現卻是另闢新徑,他以「新派」在台灣武俠文學界獨樹一幟。雖然他的「新」法與金、梁有所區別(尤其是在忠實歷史、細節描寫、文字風格方面),但一般人仍將之歸入「新派」。因之,六十年代可謂新武俠文學的鼎盛時期。這也是港台二地興起的武俠文學之大觀。相對而言,大陸這一段時間正是反右運動至文革初的亢奮、激動時期,政治運動壓倒一切,文壇萬籟俱寂。
回頭再來看看新武俠文學大師的作品在兩岸的遭遇,就可以印證新武俠文學在香港的出現,既是一個歷史的偶然,也是一種文學的必然。梁羽生的作品雖然在香港左派報紙上連載,但卻進不了大陸,也進不了台灣。金庸亦是如此。梁羽生是在改革開放後的1978年才正式進入中國大陸的,金庸在1978年訪問北京,鄧小平接見他之後才漸為改觀的。從兩岸對其二人的態度,可以看出新武俠文學勃興於香港,盛行於海外,卻因應政治局勢的變化而遲至其發端二十多年後才能登陸二地,這是一條坎坷而曲折的道路,但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上卻是具有意義的、不可或缺的一環。

特點
編輯
A、有清晰的歷史背景,有新的、強烈的個人歷史觀。
新武俠小說
B、重視中國武俠小說的寫實傳統,亦向西方小說吸收新手法。
C、比舊武俠小說更注重「文學」內涵,在寫作時對文學形象的塑造、語言的提煉、文字的把握、結構的嚴謹等方面更為在意。
D、注重人物的思想道德、品味,招式從寫實到寫意發展,同時,把「俠」的形象提升了,認為「俠」比武更重要。
新武俠小說是以中國傳統小說的敘事模式(章回小說)為軀殼,敘事重在「時、地、人」三方面,時間大都選擇在「外族入侵」、「民族矛盾深化」、「官逼民反」(《水滸》的傳統),地點——以「邊疆」(沙漠、天山、塞外),內陸則以「北京」、「江南」為主。人物——「俠士VS美女」。語言——新武俠小說有其語言特色,金、梁是文白相間,制詩填詞,偏重文學知識。古龍雖以白話語言為主,但也別有其一種獨到而鮮明的風格。
新武俠文學誕生已有五十一年了,這一大型小說作品群的出現,可謂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奇觀。武俠小說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在梁羽生、金庸的改造下煥發出了新的活力,這是香港作家對中國新文學的貢獻。新武俠三大家相繼謝幕之後,其文學作品一版再版。同時在香港寫作武俠小說的還有倪匡、蹄風、張夢還、高峰等,以及後起的溫瑞安等,台灣有上官鼎、高庸、易容等。在改編為其他文化產品上,新武俠文學比起其他文學作品似乎更具生命力。尤其是自九十年代後半以來,中央電視台開拍金庸的《笑傲江湖》、《射鵰英雄傳》以來,更掀起一股熱潮。二十一世紀以來,文化創造性產業勃興,影視、流行音樂之外,加上手機、電子游戲、網路游戲、數碼娛樂藝術等成為年青人追求的時尚。隨著互聯網的日益發達,可以預見,新武俠文學將較其他純文學或流行文學更易於被改造為文化產品及具創意的藝術作品,這是新武俠文學的一個天然優勢。

傳統武俠時期
一、港台武俠時期
即所謂的「新武俠」時期或者大武俠時代。20世紀50年代,武俠在港台的商品化和通俗化潮流中形成。它是以梁羽生和金庸為代表的寫虛構的歷史上的武俠故事為內容的一個文學流派,指新文化運動後,武俠小說在新文學的影響下,開始白話創作後新一種的文學樣式。這個時代名家輩出,梁羽生為開端,金庸為高潮,溫瑞安為第二次高潮。金庸、古龍、梁羽生還並稱為「新武俠三大家」。
關於此時武俠中「俠」的定義,梁羽生講「舊武俠小說中的俠,多屬統治階級的鷹犬,新武俠小說中的俠,是為社會除害的英雄;俠指的是正義行為--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的行為就是俠的行為,所謂『為國為民,俠之大者』。」
此時武俠大多突破了民國武俠小說的劍仙鬥法、門派紛爭、鏢師與綠林仇殺的題材范圍,較多表現人民群眾的斗爭。著重人物性格描寫,兼用中西技法,突破了舊武俠小說的窠臼,剔除了舊武俠的鬼神色彩,要求故事中的奇跡嚴格限制在「人體潛能」的范圍內。新武俠的缺陷在於俠客英雄超人化,他們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包打天下。缺乏現實主義的深度,屈從於商業需要,稗出贅附,故事套路化。
1.第一時期,梁金時期
梁羽生(原名陳文統,1922年生,廣西蒙山人)在1954年發表的《龍虎鬥京華》,以口語寫作,所述史實,所繪山川,均經嚴格考據,人生性格與心理活動刻劃入微,文筆細膩而有文采,舊武俠小說難以與其比肩,從此奠定聲名,成為新派武俠小說的發動之作。梁羽生國學根底深厚,他的武俠小說帶有許多自己作的詩詞,每每傳誦一時。他的小說每一部都有明確的歷史背景。1956年,梁羽生開始寫《七劍下天山》。梁羽生一直寫作到八十年代初,他的最後一部小說《武當一劍》初刊於1980年5月9日的《大公報》上,完結於1983年8月2日。代表作《萍蹤俠影錄》、《七劍下天山》、《塞外奇俠傳》、《龍虎鬥京華》、《雲海玉弓緣》、《白發魔女傳》。
金庸(原名查良鏞,1923年生,原籍浙江海寧)的《書劍恩仇錄》開始寫作於1955年中。《射鵰英雄傳》寫於1957年至1958年之間,是金庸的第四部武俠小說。「射鵰」奠定了金庸的武林盟主地位,是公認的經典名著。金庸用十七年寫完他的十五部武俠小說,又用十年把這十五部小說全部重新修訂了一遍。金庸寫作至1972年文革未結束封筆。
2.第二時期,古龍時期
古龍1960年開始嘗試寫武俠小說,初期的《蒼穹神劍》等都十分幼稚,及至1964年才以《浣花洗劍錄》等聲名鵲起。1965至1966年間是他創作的豐收期,他寫作了《大旗英雄傳》、《名劍風流》、《武林外史》、《絕代雙驕》等名著。1967年創作的《鐵血傳奇》(即楚留香系列)及以後一直寫了六十一部共計28冊。古龍其人才華橫溢但用心不專,從他的小說就可以看出來。但他妙在有急智,每在關節處突出奇兵。早年古龍並沒有自己特出的風格,在台灣的武俠圈子裡不算太耀眼;至於他在七十年代的晚期作品,那已明顯是江郎才盡、力不從心了。
3.第三時期,溫黃時期
溫瑞安(出生於馬來西亞),1973年作《四大名捕會京師》,1981年作《神州奇俠》、《血河車》等重要作品。八十年代初金庸、梁羽生相繼封筆,1985年古龍去世之後,港台武俠小說一片凋零。出於「求新、求變、求突破」的心理,溫瑞安從1986年底開始大力倡行「超新派武俠」,或稱「現代派武俠」,把大量主流文學的東西引入了武俠小說。曹正文在1989年將其列為第三代新武俠小說的代表,而與第一代的金庸、梁羽生,第二代的古龍並稱。
黃易,本名黃祖強,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1989年黃易辭去高職厚薪,隱居離島深山、藏風聚水之地,專心從事創作。至90年代,旋即以獨樹一幟的武俠作品,席捲港、台兩地。1991年成立黃易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了大唐雙龍傳等作品。黃易的作品場面宏大、人物眾多,讓人嘆為觀止。只是在武打招式的描寫上顯得過於草率,說服力不足。另外,黃易作品往往直接融入一個歷史大時代,而不是將歷史作為背景。這是其優點,但也受到了歷史的限制。
港台武俠時期港台的其他作家於香港方面有:蹄風、金鋒、張夢還、牟松庭、江一明、避秦樓主、風雨樓主、高峰、石沖等;台灣方面,有:郎紅浣、成鐵吾、海上擊築生、伴霞樓主、卧龍生、司馬翎(即吳樓居士)、諸葛青雲、孫玉鑫、龍井天、墨餘生、天風樓主、醉仙樓主、獨抱樓主、蠱上九、陸魚、上官鼎、東方玉、曹若冰、南湘野叟、武陵樵子、慕容美、蕭逸、古如風、向夢葵、陳青雲、柳殘陽、司馬紫煙、獨孤紅、奇儒、秋夢痕、於東樓、東方英、雪雁、秦紅、墨餘生、丁情等。但其中具有代表性與影響力的武俠作家極少。
二、大陸武俠時期
1.第一時期,20世紀80年代大陸「武林小說」
武林(武林,與武俠有所不同,概念大一些)小說的內容十有八九還是表現歷史上的武俠劍客或從武俠的角度表現歷史上的義軍斗爭和形形色色的社會矛盾;表現武術技擊為主要斗爭手段的近代、現代革命斗爭的,篇什不多。所以「武林小說」實際上是以武俠小說為主。
在80年代,由電影《少林寺》觸發的武俠小說浪潮在國內掀起,武俠小說的發行量大大超過了純文學作品。1981年,湖北曲藝協會的任清等創辦了《今古傳奇》,連載了歐陽學忠的《武當山傳奇》,聶雲的《玉嬌龍》。1982年,王占君作《白衣俠女》,是為80年代武俠的開山之作。1984年,武俠小說逐漸被武林小說一詞取代,並形成浪潮。
20世紀80年代武俠的精品極少,比較好的作品有:《白衣俠女》等率先災破了大陸俠義題材的禁區,為八十年代武林小說的崛起奏響了序曲。柳溪的《大盜『燕子』李三傳奇》,馮育楠的《津門大俠霍元甲》,馮驥才的《神鞭》,也都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品。
2.第二時期,20世紀90年代大陸武俠
即是大陸「新派武俠」,是大陸作家對港台武俠的模仿。從滄浪客的一系列的武俠作品中,便可以看出模仿痕跡。滄浪客,原名姚霏,雲南師范大學中文系專攻古典文學的教授,在1990年出版了《一劍平江湖》,這可以看作是大陸新派武俠的第一部作品。這個時期的武俠,總體上缺乏文化提升的精品意識,主要沿著港台新武俠的路子講故事,作品的實際影響也非常有限。
同期的其他作家還有:青蓮子,在90年代初著有《威龍邪鳳記》及其續集《青猿白虎功》兩部。火梨,上海知識分子,1995年寫成一部《舞葉驚花》。張寶瑞,新華社記者,其代表作有《京都武林長卷》系列凡六部、《醉鬼張三爺》、《形意游俠錄》等。熊沐,北方人士,生性豪放,第一部作品為《骷髏人》。巍琦,代表作《金帖俠盜》。周郎,代表作《鴛鴦血》。

現代武俠時期
即所謂的「新新武俠」、「新世紀武俠」、「網路武俠」、「大陸新武俠」時期。20世紀90年代末,黃易武俠高潮漸漸平息,隨著網路文學的興起,武俠寫手們在網路讀者閱讀選擇越來越多,閱讀口味越來越挑剔的壓力之下,不得不向傳統作家的實力靠攏,出現了一些質量較高的武俠作品。1999年上海《大俠與名探》、2001年武漢《今古傳奇武俠版》、2002年鄭州《武俠故事》等雜志的創刊,促進了武俠的發展。
2004年,《今古傳奇武俠版》半月刊創刊,主編鄭保純提出了「21世紀大陸新武俠」的概念,簡稱為「大陸新武俠」,主要總結了大陸上一些武俠寫手的創作。6月,《新武俠》由長江文藝出版社白樺林雜志社推出。同時期,港台地區特別是台灣島的創作亦不容忽視。大陸新武俠具備明確的智性氛圍和主體意識。鄭保純講,「我覺得新武俠這個概念,不應拘泥於雜志與圖書出版,而應指一種文化潮流!」。
這些武俠被分成四類:青春武俠(搞笑和無厘頭),如《游俠秀秀》。奇幻武俠,如《誅仙》、《搜神記》。女性武俠(類言情),如《血薇》、《鏡·雙城》。類傳統武俠,如《昆侖》、《江山如此多嬌》。
此時的大陸作家有:小椴,原名段銀,1976年生,湖北隨州人氏。著有《杯雪》、《青絲井的傳說》等。時未寒,男,四川人,著有《碎空刀》、《偷天換日》等。江南,籍貫安徽,著有《春風柳上原》、《瀚海龍吟》、《烈火焚琴》、《此間的少年》等。步非煙,原名辛曉娟,1981年出生於四川成都。著有《劍俠情緣》、華音系列:《紫詔天音》、《風月連城》、《彼岸天都》、《海之妖》(附外傳《蜀道聞鈴》)、《曼荼羅》(附步非煙COS寫真集)、《天劍倫》《雪嫁衣》《梵花墜影》(2008年9月修訂再版後將不再收錄外傳《鳳儀》)等。滄月,原名王洋,1979生於浙江台州,著有《幻世》、《聽雪樓·血薇》等。小非,閩南人,著有《游俠秀秀》等。鳳歌,本名向麒鋼,重慶奉節人氏,大陸武俠著名作家,今古傳奇暨黃易武俠文學一等獎得主。代表作品《昆侖前傳》、《昆侖》、《滄海》。沈瓔瓔,南方人,著有《琉璃變》等。泥人,著有《江山如此多嬌》等。王展飛,1972年4月生於山東省平度市,13歲遷居新疆阿勒泰市。著有《劍嘯西風》等。方白羽,九十年代初山東大學電子系畢業,著有《憨俠》、《俠之歪者》等。燕壘生,浙江餘杭人氏,著有《明月照山河》、《烈火之城》等。其中尤以鳳歌的《滄海》為最,其大膽的創新和對武俠世界的構造,有不失金庸武俠的厚重,將現代武俠帶到了一個新的廣闊平台。
進入二十一世紀,武俠小說逐漸被人們冷落,在這段時間,還有大量作品出手的只有寥寥幾人,最引人注目的是步非煙和平平凡凡,他們分別在短短的幾年內,寫出了幾十部武俠作品。步非煙以其作品大氣磅礴,汪洋恣肆,想像力神奇詭譎,筆風變化萬端,極大突破了女性寫作的局限,開啟武俠界中性主張的風氣,得到了「百變天後」的美譽,人稱新武俠宗師。而平平凡凡,雖然他寫的武俠小說極多,但大多數作品實際上很不入流。他的前期作品顯得非常幼稚,雖然構思新穎,但文筆較差,內容甚至有些不倫不類,這種情況一直到《成功之後再來求愛》才有所改進。2011年,一度退出文壇的平平凡凡重新執筆發表新作《武俠演義》,這部小說構思構思奇特,想像力豐富,文筆老練,加入許多現代元素,發表之後,一時洛陽紙貴,大受讀者歡迎,許多人都驚呼新的武俠宗師終於出現!不過,此書還未完結,以平平凡凡並不嚴肅的寫作態度,只怕會虎頭蛇尾。不管如何,若論二十一世紀武俠小說產量最多的作家,步非煙和平平凡凡二人將以數十部作品位居前列!
在此期間,出現了一部讓無數挑剔的武俠迷們交口稱贊的傳統武俠小說《英雄志》,該書目前未完結. 作者孫曉,現年三十七歲,出生於台北市,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畢業,美國羅徹斯特大學公共政策碩士,現於企業界任職,2000年與以人合資創辦「講武堂」,旨在出版最好的武俠小說和教授人們寫武俠小說,並發表第一部長篇作品《英雄志》 ,現仍持續於武俠小說的創作與發表。
網上盛傳:金庸封筆古龍逝,江湖惟有英雄志!
雖然金庸、古龍等大師不再有新作問世,但他們的作品對後輩有著深厚的影響,許多年輕作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對他們進行模仿,通過各種方式表達對前輩們的尊敬。例如《武當宋青書》、《大俠風清揚》,其中以《梁金古溫訣》達到最高點。在《梁金古溫訣》一書中,作者對武俠宗師們的欽佩之情貫穿整部小說。可見金庸等人對後輩影響之巨!

⑶ 求,能讓人學到相關知識、能力的小說,比如說《獨步天下》與歷史相結合,《穿越雜事兒》拓展了思維等等。

紫釵恨的小說,《長風》、《斜風》都是影射民國、清末歷史的,很有意思,煙雨江南的《罪惡之城》也不錯,還有《巫師世界》、《赤城》,都非小白。

⑷ 請問一下中國武俠小說的歷史發展過程

武俠小說 從何而來?

火葯沒有發明之前,刀槍劍戟都被稱為冷兵器,在冷兵器時代,個人的武術技巧就顯得十分重要,它既可保家衛國,又可以用它求取功名富貴,尤其是統治者,更是十分看重,在中國古代教學,是文武並重的,《周禮》中記: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六藝中的射與御,就是射箭、駕戰車揮刀槍作戰的。《漢書.藝文志》亦載「劍道三十八篇」「和手搏六篇」,被稱為「兵技巧」,它以手足、器械的使用為基本技能,據今已有二千多年,至南朝劉宋時,已有武術之稱。會武術的人,一方面進入朝廷的軍隊,成為職業軍人,這類人為朝廷所用,自然也就會在浴血沙場的同時,求得功名富貴。

但總有一類人,就象現在的執政黨與在野黨一樣,對朝廷政治以及當權者有不同看法,在武術上的在野黨就是那些號稱俠客的人。他們因各種各樣的原因流落民間,又自恃一身好功夫,挑戰權貴、邪惡,扶危濟困,這也原本沒有錯,但也有因所謂重感情、講義氣而犯糊塗的時候,只為報恩或復仇,可以置國家法律與他人利益於不顧,這就是韓非子說的:「俠以武犯禁」。但如果在一個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朝代,當俠客們嘯聚山林,當起「綠林好漢」來「替天行道」,公然與當權者叫扳時。這種行為,卻得到老百姓的擁載,這同時也是俠植根人們心中,得到人們喜愛的重要原因,如瓦崗寨的程咬金、秦叔寶等與水滸傳中的魯智深、武松等。

一部《水滸》,能流傳千古,恐怕還與它宣揚的俠義精神密切相關。而這種大規模的俠士聚集於綠林,並自稱綠林好漢,這也大概是後來武林的出處,不僅取其山野之間自由自在,大概也有「在野」的意思,而且似乎「民主」程度也很高,他們以「會盟」的形式推選盟主,而推選的標准則只有兩個,那就是武功和武德,否則,一律免談。它們既顯示出一種民間社團的性質,又是一種鬆散的聯合。只有到了諸如水滸的規模,才顯示出其政治和軍事組織的特性來,但有一點仍是肯定的,那就是無論是晁蓋還是宋江,都是俠士們自己推舉出來的。

但最初的俠客多是獨立的,個人的行為,如《史記》中記載聶政以及著名的荊柯剌秦王的故事。這樣的人和事,在春秋戰國時期還不少,當時由於七國之間爭霸稱雄,恩恩怨怨很多,各國權貴們都爭相征賢納士,這里的士,就是指武士,如當時的信陵君、平原君都養了好幾百甚至上千的這類「食客」,這也就給這類武士俠客們創造了生存條件,他們大多以俠義著稱,或為國,或為報主人之恩,充當刺客,甚至不惜捨生取義。這是封建時期的一大社會特點,歐洲中世紀時期的騎士,以及日本的武士,都與其類似。

這些俠義武士,歷朝歷代都有,他們那種大義凜然,扶危濟困,路見不平杖刀相助,不畏強權,不畏殘暴的武俠精神,十分為人們所敬仰。這些武術人士大多是真人真事,瓦崗寨、水滸中的俠客們不提了,如少林武功,武當派武功都是實實在在的武術流派,也有不少名家出自這些派別,宏揚了武術精神,就是近代,如清光緒年間的大刀王五,以保鏢為業,被人稱為大俠,他與譚嗣同交厚,戊戌變法時,還主動要求保護他出走。再有就是霍元甲,就曾擊敗不可一世的洋武師,大長了國術威風。而這些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的武俠與武俠故事,則為武俠小說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源泉與土壤。

不過,另一類俠客就與我們現在的許多武俠小說有些類似了,他們似乎總存在於事實與虛構之間,這也似乎很深地影響了後世武俠小說的產生與發展,他們總是帶有神奇性和神秘性,有的甚至過分誇大了武術本身的功能及作用,但這種以超人形象出現,除暴安良的武俠,又恰好反映了人們的希冀和願望,這當中對後世武俠小說影響最深的有三個人物形象,那就是越處女、紅線和昆侖奴。越處女源自《吳越春秋》,紅線出自唐.袁郊撰《甘澤謠》,昆侖奴則出自唐《傳奇》,歷史上,許多身懷絕技的武俠們常常願意退隱江湖,這是因為人心難測,即便是恩重如山的主人們也是如此,這種思想也影響了後世許多武俠的為人和武俠小說的創作。而從另一個角度講,官場的腐敗與黑暗,也使他們更願意潔身自好,不願意同流合污,這也是武俠們得到人們尊敬的重要原因,同時也是文人們一種理想的人文精神,所以歷朝歷代有那麼多的文人願意記錄書寫創作這些武俠故事,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武俠小說到明清時,則多是以話本形式出現的,如清時在《包公案》基礎上演譯成的《七俠五義》《小五義》以及《兒女英雄傳評活》等,它們奠定了武俠小說的基本形式和模式,但得到真正發展並呈現出一種繁榮現象,卻是民國期間的事。

辛亥革命後,人們從封建桎梏下解放出來,各種思想流派湧入中國,報業、出版業得到空前繁榮,文學藝術得到大力發展,各種風格流派的文藝作品異彩紛呈,武俠小說也異軍突起,它以獨特的武俠們的俠義精神傳統深得人們喜愛。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首先有被稱為「南向北趙」的等一批開風氣的武俠小說作家,平江不肖生更是被譽為「民國武俠小說的開山鼻祖」。其代表作有《江湖奇俠傳》、《俠義英雄傳》等;趙煥亭則有《奇俠精忠傳》留世

在三十年代後,最有名的武俠小說家便有北派四大家還珠樓主、白羽、鄭證因和王度廬。這主要分為還珠樓主的神怪武俠小說,白羽的社會武俠小說,鄭證因的技擊武俠小說和王度廬的言情武俠小說等四大派武俠小說。

在民國武俠小說作家中,還珠樓主也許是最能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半文半白的語言,儒、佛、道的精神哲理,都溶匯貫通於小說之中。其著名小說有《蜀山劍俠傳》、《青城十九俠》和《雲海爭奇記》等40部。白羽的社會武俠小說在武俠與社會生活方面結合得是十分緊密的,他受魯迅、周作人兄弟和新文化運動影響很深,本身又是記者出身,他常常是通過武俠思想與社會現實的脫節來批判社會的黑暗,在寫武俠們的可敬可愛的同時,也寫出了他們在現實社會中的悲壯、感概與無奈。他的代表作是《十二金錢鏢》、和描寫白蓮教起義的《黃花劫》等。鄭證因當年的《鷹爪王》八部曲出手就不凡,他將武俠的豪氣與精妙的武術與驚險的情節融為一體,並特別注重武術技巧的描寫。其一生一共創作了一百〇二部作品,為當時作家之最。被人稱為技擊武俠小說一點也不為過。

而王度廬的武俠小說則重言情,寫到生死纏綿處,常惑人至深。後起的港、台武俠小說,也大多走的他開拓的這條「悲劇俠情」的路子。他的主要代表作就是《卧虎藏龍》等「鶴鐵五部作」。而他們中最具傳奇色彩的則是還珠樓主李壽民,他七歲便登峨眉、青城學氣功,十六歲與才女文珠相戀,因家變而失戀,寫《蜀山劍俠傳》時,筆名還珠樓主,就是用於紀念文珠的。後與大富豪之女孫經洵的婚姻更是轟動一時,孫父曾反對這樁婚姻以「拐帶良家婦女」的罪名將其告上法庭,而孫經洵則在庭審時勇敢站出來捍衛自己的婚姻自由,使其無罪開釋,一時傳為美談,而更值得一提的是,還珠樓主李壽民本人,在「七七」事變後,因拒絕出任日寇偽職,被抓到日本憲兵隊受盡嚴刑拷打達七十天,仍威武不屈,令人敬嘆!他的作為本身,也充滿著一種俠義精神。一九五八年,一篇「不許還珠樓主繼續放毒」的文章,卻使他讀後因悲憤而腦溢血,此後病榻兩年有餘,口授完長篇小說《杜甫》後,對夫人孫經洵說你要多保重後,溘然長逝,令人惑嘆!

後來以金庸、梁羽生為代表的新武俠小說的崛起,則是近幾十年的事。尤其是金庸的武俠小說,造就了不少金庸迷。金庸也不愧為一代武俠小說大師,他豐富的歷史知識,深厚的閱歷,對武俠精神的理解,對武術知識的掌握,精彩的敘事與描寫,對人物性格的把握,確有許多過人之處。《射鵰》中的許多歷史、人物,如南宋時宋與金、元的錯綜復雜的關系均有歷史史實依據,而邱處機等歷史人物也確有其人,將真實與虛構有機結合,同時又兼有北派武俠小說社會、言情、技擊、神怪四大派之長,同時又完全不同於這四大派,有了新的創新和發展。

武俠小說代表作:

《江湖奇俠傳》
《蜀山劍俠傳》
《鷹爪王》
《十二金錢鏢》
《卧虎藏龍》
《七殺碑》
《射鵰英雄傳》
《天龍八部》
《鹿鼎記》
《神鵰俠侶》
《倚天屠龍記》
《陸小鳳》
《七劍下天山》
《四大名捕》系列
《大唐雙龍傳》

⑸ 大家認為武俠小說用不用完全符合歷史

當然不用完全符合歷史了,如果那樣的話,豈不成了史書了嗎?

只有虛構成份在基中,故事才會精彩好看

如果武俠小說中牽涉到歷史,大至上遵守:「大事不虛,小事不拘」 這個原則就可以了。

⑹ 金庸武俠小說歷史中確有其事嗎

山水是真,個別人物也確有存在,但相當部分的情節是虛構的,好比西遊記中的唐僧卻有其人,只是孫悟空(在歷史上)不曾存在罷了

⑺ 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俠小說為什麼都喜歡在武俠里設定不少歷史背景寫入不少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

亦真亦幻這是這類武俠小說的魅力所在。
中國讀者本來就有史傳傳統,還有史傳演義情結。新派武俠更是把史實和虛構有機融合,讓讀者如醉如痴。
現在的宮廷戲基本都是這一路數,不過是讓人覺得比武俠「真實」而已。

⑻ 讀金庸或古龍武俠小說對現實生活有什麼幫助 可以提高一個人哪方面的能力 武俠小說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金庸是中國新派武俠小說的一代宗師,集新派小說之大成,廣泛地吸收了中國傳統武俠小說之精髓。著有「飛雪連天射白鹿,笑說神俠依碧鴛」等14部小說,並以《笑傲江湖》、《天龍八部》、《鹿鼎記》、《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等為代表作。金庸把武俠小說從一個較低的通俗娛樂層次提高到了於娛樂中負載人生哲理、生命體驗、價值信仰的較高的藝術境界,具有極深的文化內蘊。成為雅俗共賞的成人童話,被譽為「香港三大奇跡」之一。
金庸武俠小說的歷史文化內涵。
金庸是一位歷史學家,其小說中始終洋溢著一種歷史英雄觀,即英雄上歷史的創造者。金庸將歷史與小說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以小說的方式演化歷史事件與人物。作為英雄傳奇小說,金庸武俠著重體現的是英雄人物對於歷史的決定作用。英雄傳奇首先要以情節為先,充分利用懸念起伏跌宕,用金聖嘆的話來說情節往往發展到無路可走,作者再絞盡腦汁想出出人意料的辦法。其次人物要扁平誇大,是超人,比平常人大一號,但還要是「人」,是「神仙」也不行,也就是有傑出才能的「英雄」。
金庸武俠中的英雄人物上至帝王下至俠義志士、乞丐都是歷史的創造者。其筆下的英雄人物個性鮮明,栩栩如生躍然紙上。在善與惡的沖突中,生與死的抉擇中,價值信仰與個人私利中塑造出人物的內心高尚的品格。並且還描繪了形形色色的百態人生,有豪傑志士、跳樑小丑,有野心勃勃爭霸武林,有清心寡慾、無為無求,有兒女情長、多情多義……
小說中的帝王英雄,叱吒風雲,縱橫馳騁,盡顯風流,從而締造鞏固千里江山。以〈射鵰英雄傳〉中的一代天驕成吉思汗與〈鹿鼎記〉中的康熙大帝最為典型。鐵木真從勢力微弱到忍辱負重統一大草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鐵騎踏遍草原。作者將一個彎弓射大雕的大汗刻畫的淋漓盡致。〈鹿鼎記〉應該是以武俠的視角來寫歷史的一部小說最恰當不過了,整部小說貫穿了康熙大帝一生的豐功偉績:除鰲拜、滅三藩、平定葛爾丹,儼然一個武俠式的〈康熙王朝〉,可見作者豐厚的歷史功底。
俠士英雄是刻畫的最精彩、動人的,容貌上猶如「白馬王子」又總能力敵萬夫,勢不可擋,既俠骨柔情又肝膽相照,很純情但是僅僅止於此。金庸就不能雅俗共賞了,他往其中裝了很多理想性的東西,諸如儒家的大擔當、社會責任感和道德准則,從而拓展了小說的內存空間,所以才會有著名作家王蒙讀《笑傲江湖》有身世之感的感動之哭,才會有人認為最有寓言品格的是《笑傲江湖》與《天龍八部》。
這些俠士英雄在金庸小說中挽狂瀾於即倒,扶大廈之將傾,是另外一種類型的創造歷史的英雄人物,也是作者最為青睞的一種,寄託著作者的終極理想。《射鵰英雄傳》與《神鵰俠侶》中的郭靖以及《天龍八部》中的喬峰最具代表性。《射鵰英雄傳》中記敘了歷史上著名的「襄樊之戰」,北宋的南大門襄陽城決定了整個國家的命運,然而正是由於郭靖的鎮守與保衛,才會被包圍四年之久而沒有失陷於元,延遲了北宋的滅亡時間。郭靖全身心地投入參與到了北宋對元的反吞並戰爭中,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積極態度與一種社會責任感誓死保衛自己的國家。喬峰又是另外一個最真心的英雄,具有一種大擔當的精神和社會責任感。身為漢人時積極阻擋遼的入侵,或許是命運的捉弄,又讓他偏偏是遼人的後代,身為遼人則又竭力勸諫阻止對大宋的入侵。以一身豪邁的氣度在宋遼之戰中堅持著正義,最終悲壯感人的死去,留取一片丹心照耀青史。
從美學角度來看,金庸小說在廣闊的歷史空間中廣泛地涉及動亂時代的生活領域。表現出了動亂人世的悲憫情懷,對於源遠留長的東方文化給予深刻的透視與反思,建構了自己的理想模式。
金庸小說不象其他的武俠小說一樣,刻意追求離奇怪異的故事情節,盲目虛構沒有一點歷史真實感。而是截取真實的歷史背景,具有一種真實的藝術魅力。題材多取自宋元、元明之際。這一段歷史時期政治局勢混亂,軍事勢力割據,因此便於建構一種「亂世出英雄」、「亂世英雄亂世情」的審美境界。
作者並且還在歷史的長河中擷取許許多多的真實人物,重大的歷史事件,有關歷史的民間傳說,然後再讓精心虛構的英雄人物身置其中,縱橫決盪,決戰沙場,笑傲江湖,從而給人一種藝術真實的享受。因此讀金庸的武俠總有一種讀歷史小說的感覺,真實的歷史事件,真實的歷史人物。如《射鵰英雄傳》中的靖康之難、襄樊之戰等事件,以及王重陽、丘處機等道家人物《;鹿鼎記》中的除鰲拜、滅三藩、平定葛爾丹、順治出家;〈書劍恩仇錄〉中有關乾隆皇帝的出身的傳說。在這一點上,金庸與19世紀英國小說家斯各特十分相似。斯各特把歷史看成是掛他的小說的釘子,以歷史來網路他的小說,金庸也是如此。
金庸武俠小說的傳統文化內涵。
金庸以通俗的武俠小說的方式對於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刻地洞察與反思,將儒、釋、道三家思想方方面面地在他的小說當中滲透與解析,具有一種新的視角與方式對傳統的儒、釋、道三家思想進行反思與批判,建構樹立起自己的一種價值觀與理想模式,完善健全人的性格與本性,崇尚著一種豁達、明朗、有著道德准則與責任感而又不拘泥於舊的傳統形式的自由。對三家思想發揚其光彩之處,丟棄其消極不足之處。
儒家學說盡管有宣揚封建正統、等級觀念及綱常禮教的糟粕,但它之所以成為中華文明的主流,自有其超越時代的價值存在。儒家的「仁」確立了人的精神生活與行為實踐的出發點,充滿了博愛的精神。「義」確立了行為價值的最終評價標准。儒家積極入世,強調社會的擔當感、責任感和道德准則。金庸的武俠小說中著墨最多的也是這一點,成為小說中的一個亮點,絢麗多彩。《射鵰英雄傳》中的郭靖便是儒家「仁」、「義」的化身,還有《神鵰俠侶》中的楊過與《天龍八部》中的喬峰。他們都視仁義如生命,重義輕利、捨生取義,對社會、生活具有極強的責任感,固守一個鐵的道德准則,是中華民族的脊樑。擔當重任、臨危不懼、忍辱負重,誠如孟子所雲的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的大丈夫。作者批判的是與之相反的價值觀,如《射鵰英雄傳》中的楊康見利忘義,為貪圖富貴而視民族氣節於不顧,身為漢人卻認金人為父,狡黠善變至死而不思悔改,與忠厚善良、仁義正直的郭靖形成鮮明的對比。作者的高明之處,還在於兩個人的名字恰恰是「靖康恥」中的一「靖」一「康「。郭靖時時不忘的國恥又是楊康最為貪圖富貴而又不顧的因而使整部小說負載了一種很深的思想內涵,而非一般武俠小說淺顯意義上的恩怨仇殺,所以也就使整部小說具有一種歷史的厚重感。金庸小說以儒家的不屈、不移、不*的浩然正氣,譜寫了一種積極的人生哲學,以民族中的精英確立和顯現了人生的價值與意義。
儒家中狹隘的愛國主義、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思想在金庸小說中也表現得淋漓盡致,使其小說由一個層次的打打殺殺上升到了忠誠報國的藝術高度,由微乎其微的家仇上升至國仇。在其代表作《射鵰英雄傳》中,郭靖持一種憨厚、朴實、忠誠的品質,永不妥協積極進取的態度,仁義至上的信條表現出對於大宋的一片赤誠忠心,從而構成了他高尚品格的三維空間,並以愛國主義思想為核心。郭靖的愛國主義思想表現得最為感人,一切利害沖突在它的面前都顯得無關緊要了,特別是與成吉思汗吞並大宋統一全國的矛盾沖突。茫茫草原上彎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驕是撫養他長大的人,情同父子。然而即便如此,郭靖在他面前明辨是非,深深執行知曉自己是漢人,應該保衛自己的國家不應屈從於蒙古人的差遣。再次是郭靖對於傳授武藝的老師哲別的民族矛盾沖突也是如此,私情與國仇涇渭分明,堅持鐵的原則,不屈不撓,充分顯示出維護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崇高的民族氣節。因此,郭靖的愛國主義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另一代表作《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表現的則是痴忠,同樣具有動人心魄的感人力量。無論師父岳不群如何誤會,甚至陷害,他依舊一片忠心不改,以致於致他於死地,令狐沖仍把他當作養父對待。
金庸不僅是一位歷史學家,而且對於佛家也頗有研究,通過其作品便可窺豹一斑。金庸在他的小說中不但巧妙地運用佛家經典來貫穿組織故事,而且運用佛家思想來點化人生,闡明一種為人處世的人生哲理,解決人生中的矛盾,改善人之間的關系,勸戒眾生棄惡從善,放棄拋掉種種瑣碎的恩怨,弘揚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真、善、美的傳統美德,用佛家語來說:普渡眾生。以《天龍八部》、《鹿鼎記》最為典型。《天龍八部》這部書的名字本身就是佛教中的一個用語,指八位護神。其中一個主人公段譽便是作者的佛家思想的化身與代言人,他從小就違背大理段氏家族的門規棄武而學佛,痴迷於佛經典故。段譽身上體現的是佛家的文化痕跡,「善」字當頭,「忍」字當先,雖做不到四大皆空但心中永有一方凈土,佛祖永留心中。因為決不強求非己之物所以才能心底無私,心靜如水,無欲無念立地成佛,盡管他不是佛門中人。另外小說中肖家與慕容氏家的矛盾從不可調和至妥善解決,恐怕只能藉助於佛家,最終皈依佛門。《鹿鼎記》中金庸巧妙地借用佛教傳入中國的第一部經書《四十二章經》組織串聯起整個故事,並以順治皇帝(即行痴)來渲染佛家的影響。但金庸對佛家思想也進行了反思與批判,指出了佛家不合人性不合常理的地方。如《鹿鼎記》中順治與康熙的相見,不過是以婉轉|間接的方式輕輕地點擊而已。
道家思想在金庸的小說中也是顯而易見的,金庸以極高的熱情及傳奇的方式密切關注著道教的發展。從〈天龍八部〉中的逍遙派(當然這一門派或許是虛構的,名字是源於莊子的思想)到〈射鵰英雄傳〉中的全真教(這便是符合歷史史實了,包括其中的人物王重陽、丘處機等)再至〈倚天屠龍記〉中的武當派。用傳奇色彩結合著歷史史實全力描繪著道教的故事。道家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卻以內含的方式蘊藏在小說的絲絲縷縷之中。〈笑傲江湖〉中令狐沖的性格,灑脫、毫無拘束、狂放不羈,正是道家順其自然、逍遙自在、仙風道骨的形象體現與寫照。同時也體現了對中國因循幾千年的正統文化的一種叛逆,更是作者極力所建構的一個理想性格。令狐沖正是這樣無拘無束,所以才被正統的正道人士所不容。金庸通過打破嚴格的正邪界線的一種反傳統的方式,建立了一個正人不正、邪人不邪的江湖新秩序,這便是對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政治文化提出了質疑。在小說當中作者以各種各樣的形式來顯示他們的背叛傳統,譬如嗜酒、不循規蹈矩、結交「姦邪」等第。《鹿鼎記》中的韋小寶也是最為典型的一個,好賭、貪財、好色、膽小,儼然一個反面小人的角色。然而就在他身上卻寄託著作者的一種理想的美好的東西——對於正統的叛逆,對於江湖道義的看重。義字可以說是韋小寶的核心品質,也是最有密度與質量的品質。盡管在他身上還匯集著很多的缺點,但這些都不能抵消他的光彩。
《射鵰英雄傳》中的黃葯師也是一個傳統的叛逆。他的口頭禪就是「迂腐」,反對一切過時的不合理的東西。這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下被認為「邪」,所以有「東邪」之稱。然而作者卻不這樣認為,反之對他是大加推崇,精心地將他放置在一個純潔無任何干擾的世外桃源———桃花島中生活。黃葯師性格豪放,不為世俗所拘囿,與一個年輕他幾十歲的青年稱兄道弟,體現出了人類rlie本性生命力的張揚,這就是作者寄託他的反傳統的叛逆型人物身上的一種理想。這種理想以一個江湖意義上的「義」字為價值取向,追求人類本身固有的一種純真。身在江湖,「義」字當然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封建性的東西,但它更多地包含了一種積極向上的成分——同心協力、救危扶困、上報國家、下安黎民。
儒、釋、道三家思想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至深。儒家在塑造中華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結構上有著不容否認的歷史地位;道家在塑造人的世界、人生觀的文化心理結構上也廣泛地被民眾所認可與接受;佛家自從兩漢之際傳入中土,對整個中國文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金庸小說則汲取三家思想之精華,立於一個新的更高的角度,對其進行重新審視與定位,從而確立了自己的一種新的人生哲理、價值觀、世界觀。譬如金庸小說中的一句名言:手中無劍,心中有劍,無招勝有招。
金庸武俠小說的通俗文化內涵。
金庸是古典式的,金庸小說蘊涵了深厚的古典文學底蘊,借題發揮由一首古詩便能演繹出一個傳奇故事。整體上規模宏大,情節結構波瀾起伏,氣勢非凡,既武俠又言情,難怪台灣作家三毛評論金庸說「只寫一個『情」字。金庸小說的靈性在於,常常以絢麗多彩的大自然景觀作為背景環境,絢麗多彩的自然景觀作為人物活動的襯托,使自然景色與人物情感緊密地結合起來,達到一種人天合一的效果,產生動人心魄的獨特藝術感受。作者以飽滿的熱情將中華大地的壯麗山河融入他的小說,設置了一個充裕、優美的人物活動空間,描繪名山、大川的種種風彩,講述它們的文化與歷史。作者筆下將祖國的三山、五嶽、草原、海島一一點染,在一幅流光溢彩的優美畫卷中編織一個個驚心動魄又纏綿悱惻的故事。河海之大波,江湖之風雲,兒女之情長相映成輝,並由此產生一種壯美。以《笑傲江湖》最為璀璨奪目。五嶽雄奇的風光,恆山的懸空寺,衡山的歸雁樓,嵩山的封禪台,浩盪的長江,滾滾的黃河,盡納其中。還有《射鵰英雄傳》中茫茫的大草原,帶給人一種厚重、深遠的文化享受。並且輔以琴、棋、書、畫等高雅的藝術品位精心構思出紛繁多樣的傳奇故事,從而使整部小說顯得典雅、雍容,含有一種深厚的藝術底蘊。《天龍八部》中的枯容大師與四大惡人的棋局之賭,無亞子的真龍棋局;《笑傲江湖》中的琴棋書畫「江南四友」,還有那一曲琴簫合奏的《笑傲江湖》曲。作者的精妙構思也在於此,以一支樂曲組織全篇,演繹出一段回腸盪氣的江湖故事。
總之,金庸通過通俗小說洞察了整個東方幾千年的文化脊髓,具有極深的文化內蘊,並對於傳統文化進行觀察與反思。金庸的武俠小說在歷史、虛幻、人生、江湖中貫通,從佛禪、老莊思想中得到解脫與升華。任自然而得曠達,由一瞬而轉換為永恆。悲慨之中容有超脫,包容種種的人生態度,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生命體驗,融合在開闊博大的天地萬物、古往今來的歷史畫卷之中,系於一個個愛恨悠悠的情節。金庸小說在一種闊大遼遠的自然、社會的范圍之內,完成了一種入世與超世、樂觀與達觀的深遠的藝術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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