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小說評論專欄

『壹』 評論武俠小說的精華

金庸：射鵰三部曲（射鵰、神鵰、倚天），百看不厭
古龍：楚留香系列、小李飛刀系列精典
梁羽生：塞外奇俠傳、白發魔女傳、七劍下天山、、江湖三女俠、冰川天女傳、俠骨丹心等書相互關聯，情節生動，值得一看
卧龍生小說盜版太多，不一一列舉
溫瑞安：神州奇俠系列也算精節生動吧
李涼：無事的時候看個一兩本可放鬆心情，不過看多了就大同小議

『貳』 金庸武俠小說摘抄+評論

本人向你推薦一本書，名叫《笑書神俠》，上面全都是金庸作品的片段分析，是北大教授寫的，你挑個簡短的抄一抄。

『叄』 《梁羽生武俠小說評論專題》txt全集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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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預覽：
姓名：梁羽生
原名：陳文統
出生日期：1924年4月5日
籍貫：原籍廣西壯族自治區蒙山縣
家庭背景：世代書香門第
個人簡介：
梁羽生，原名陳文統，一九二四年四月五日出生（證件標明日期為一九二六年四月五日，誤）原籍廣西壯族自治區蒙山縣。梁羽生出身世代書香門第，家中很有一些產業，算得
上是一個富戶。他家在鄉下，地近瑤山，是游覽的好地方。在這樣的家庭環境和地理環境的影響下，梁羽生熟讀古文，好弄詞章，經常填詞作賦，一抒情懷。
一九四三年，廣州一些學者避難來到蒙山，梁羽生便拜史學家簡又文教授為師，學到了豐富的歷史知識。
抗日戰爭勝利後，梁羽生進廣州嶺南大學讀書，學的專業是國際經濟。畢業後，由於酷愛中國古典詩詞和文史，便在香港《大公報》（一說是《新晚報》）作副刊編輯。一九四九年以後定居香港，現僑居澳大利亞悉尼（一名雪梨）。他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梁羽生博聞廣識，多才多藝，曾用「梁慧如」、「馮瑜寧」等筆名寫過許多散文……
應該是全本了

『肆』 誰看過金庸武俠小說，較深的談談看法或者評論，不限哪個方面。字數一千左右。

追溯起來，「俠」這一概念，最早見於韓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一句。這句話寫出了俠必有武，必會武，必能武之意。其實，「武」和「俠」在某種層面上來講，已經不僅僅只是武俠小說中的單純概念，同時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地來講，「武功」、「武力」 、「武術」等以「武」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都是長久以來人們征服社會的渴望；而「俠客」、「俠義」 、「俠行」等以「俠」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則是對完善道德的企盼。這一點與中國文化是相契合的。「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殺」，「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而二者的終極目的都是想建立一個理想的桃源世界。傳統武俠小說在弘揚俠義精神的同時，表現出一種試圖依靠武力來解決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的傾向。正所謂「快意恩仇」，俠士們在感恩報仇中尋求並品嘗著血腥的快感。一般意義上的俠，體現在以武力來扶善除惡，扶危濟困，打抱不平。金庸筆下的俠並不只限於報答和自己有特殊關系的人，而是普遍地扶危濟困，救人於水火，路見不平便拔刀相助。因為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把尚武與尚德結合在一起，重武德。這一點與傳統武俠小說是根本不同的。
武德之高尚與卑下往往成為金庸武俠小說中決定武功成敗的根本因素之一。郭靖、洪七公、蕭峰、袁承志等大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絕一時，其重要原因就在於他們有高尚的武德；歐陽峰、東方不敗、丁春秋、岳不群等之流最終只落得個悲慘可恥的下場，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卑下甚至邪惡的武德所致。而武德的最初體現則是表現在最初武功的選擇上。故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武功又可以為正邪兩派。在金庸筆下，這正邪兩派武功正代表了兩種不同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同時也正體現了不同人的不同選擇。「正派武功」符合儒釋道三家之說，順應了社會倫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於形成俠士弘大剛毅的人格。而與之相對的「邪派武功」則違反了人性准則，追求速成，崇尚功利，最終只能使練功之人玩火自焚。由此看來，武德對於習武之人是十分重要的。武德上者，俠士也。
「武」離不開「德」，就如同「俠」離不開「義」一樣。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俠」與「義」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說到俠，人們通常會在第一時間想到義。義是中國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俠小說之魂。金庸的武俠小說圍繞著「義」字寫了許許多多感天動地的人物、故事和場景。如郭靖保家衛國、死守襄陽；蕭峰義字當先、以死反戰……這些筆墨飽含了作者大量的心血、精力和激情，同時也體現了作者的傳統文化觀、道德價值觀和人生理性精神。在藝術上，這些感人至深、震撼人心的場景也取得了高度的藝術成就。此外，它們還成為金庸小說中最為精彩、最富有浪漫主義激情，因而也最值得仔細品味的部分。
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俠士眾多，最為著名的兩位大俠當屬蕭峰與郭靖二人了。這一點是眾多金學家、也是廣大金迷們公認的。我就以他們二人為例，來說說金庸先生筆下的武俠與武俠精神吧。首先要說的就是蕭峰。蕭峰的身世較為特殊。他生於契丹，長於大宋。這就使他的性格特徵中既有契丹人豪爽直率的一面，又有一般俠客講義氣、重承諾、扶危濟困、胸襟坦盪等優秀的中原品質。而他最終的悲劇性命運尤為震撼人心，發人深省。杏子林成了蕭峰人生的轉折點。他從受人尊敬的丐幫幫主一下淪為了遭人唾棄的「契丹狗」。直至後來兩國交兵之際，他又機緣巧合地偏偏當上了契丹國的南院大王，受命領軍平南征宋。為平息兩國之戰，救萬民於塗炭，蕭大俠不惜以自殺來震懾大遼，警醒大宋。蕭峰身上所代表的正直、樸素、真誠和為民請命、甘願一死的獻身精神，正是武俠精神的至高境界——「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接下來，再來談談郭靖大俠。郭靖為人忠厚老實，是個不善言辭，也不聰明的人。他的父親郭嘯天是一代忠良。在父親忠貞烈事的影響下，郭靖漸漸地也形成了敦厚有禮、深明大義的性格，成為儒家文化最為精當的代言人。從他的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金大師筆下的大俠風范。古人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的號角聲中，郭大俠沖鋒陷陣於保家衛國的抗元斗爭中去。這種以天下興亡、萬民安樂為己任的思想就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郭靖不僅具有遠大的為國理想，同時也有積極主動的衛國行動。儒家文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美政理想，在他的身上體現得最為清晰，也最為透徹。總之，郭靖和蕭峰一樣，身上都具有傳統正劇中悲劇式的英雄色彩。同時，他們的形象與豪行也使「俠」這一概念上升到另一種高度。對於「武俠」，與金庸同時代的梁羽生也有著自己的認識。他認為在武俠小說中，「俠」比「武」應該更為重要，「俠」是靈魂，「武」是軀殼。「俠」是目的，「武」是達成「俠」的手段，毋寧有「俠」無「武」。為了行俠仗義，俠士願意付出一切代價，就算是性命也在所不惜。正可謂「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元稹《俠客行》），「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李白《俠客行》）。
在通過武俠小說來宣揚武俠俠義精神的這一點上，金庸的作品是與傳統武俠小說相契合的。但是，金庸武俠小說的核心思想是尚武德與重俠義，把武德與俠義並重。更為可貴的是，金庸在一系列的小說創作中，還賦予了「武俠」以新的內涵——把它提高到了為群體、為民族、為大多數人這一新的歷史高度。武俠，不再只是武把式、游俠兒，而是有武德之人行有俠義之事。武俠精神也在不知不覺間成了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筆下最傑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義，自覺地在為百姓、為民族、為大多數人利益而奮斗，乃至獻出自己生命的人物形象。他們身上正體現出了中華民族的一種最高的人生價值觀，也是金庸對武俠精神的一種新的提升。
武俠小說總有一個固定的模式，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有一個故事動機引發劇情的發展，或者是為了報仇雪恨，或者是為了爭奪武林盟主，或是為了一部絕世武功秘笈。筆者通過對金庸武俠小說的文本閱讀，發現其中一個普遍性的意義模式，即幾乎所有故事的動機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謎」。這個身世之謎由混亂或邪惡的血緣關系造成，註定人物出入江湖的命運。敘事深層如此關心血緣註定的身世問題。在金庸的許多小說里，我們都注意到所謂「身世不明」的英雄。《天龍八部》開篇，這類英雄就又出現了。首先是段譽，其後是喬峰，最後是虛竹。段譽的江湖之行使他陷入難以自拔的亂倫恐懼之中。母親刀白鳳臨終時揭出他的身世之謎：他的父親並不是段正淳，而是時下「四惡之首」段延慶。隨之亂倫的恐怖消失了，但邪惡身世的負罪感，卻使他更加痛苦不堪。他社會關繫上的父親（養父）段正淳與生母雙雙死去，生父段延慶竟是「惡貫滿盈」的江湖歹徒。他的生命來源是罪惡的，生父邪惡，生母與生父之間的復仇關系產生了他，也是邪惡的。緣起業報，一切盡由身世中來。身世就是命運，身世之謎又造成英雄們的悲劇命運。《天龍八部》中，段譽還不能算是最有英雄氣質的人。他真誠、勇敢，但缺乏對命運的自覺。真大英雄者當推喬峰。而喬峰命運中的一切，也是由身世之謎造成的，只是他在個人的努力中，表現出更多的主體自覺性來。在這一點上，他很像俄狄甫斯類的英雄，對真實的追求把自己逼到毀滅的邊緣。他無法相信，但種種事實都證明他是與大宋漢人有世仇的異族後代——契丹人。於是災難降臨，恩轉化為仇，愛轉化為恨，他自願放棄了丐幫幫主的地位，無盡的誤會與冤枉接二連三地降臨到這位無所歸依的流浪英雄頭上。身世之謎揭開，血緣「罪惡」再次成為英雄命運的註定性因素。
《天龍八部》中社會因素與血親的自然因素之間的矛盾，集中體現在英雄們的養父與生父之間的關系結構中。健康的存在秩序中，生父與養父應該是同一的，否則，不僅生命的本質有問題，存在的狀況亦是令人痛苦的。小說中的情節一再暗示這一點。段譽的生父與養父不僅不是同一人，而且互為仇人。段正淳後來與他眾多的情人同歸於盡，了卻了他的孽緣，段譽就只有一個時刻迫害他的邪惡生父了。喬峰的養父母喬三槐夫婦被謀殺，而他誤以為墜崖而死的生父蕭遠山卻僥幸生還，藏身少林寺中，這個謎直到最後才揭開。
至於那位從小即在少林寺出家的痴僧虛竹，一直以為自己是無父無母的孤兒，而他父親就在他身邊，竟是那位德高望重、寶相庄嚴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師，他的母親則是號稱「無惡不作」的第二惡人葉二娘。高僧大德身犯淫戒，為惡不赦；葉二娘日殺一嬰，更是天理難容。虛竹，又是一個生於邪惡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殺，葉二娘隨去，虛竹的身世之謎一旦解開，他又成了真正的孤兒。總也擺脫不掉身世之謎，不是罪惡，就是倒錯。
武俠小說是幻想衍生的。從創作與作品角度看，人物無端而出，事件隨意而生，情節經常顯得散漫，英雄志，兒女情，奇緣異遇，隨心任意，有龐大規模，也會雜亂。從讀者閱讀角度看，通常的情況是，你從故事的任何一段讀起，意義都是明確的，相對獨立完整的，然而通篇讀完，又有不知所雲的感覺。《天龍八部》中圍繞著三位英雄命運反復出現在作品中的身世之謎的母題。實際上這個母題的普遍意義還不僅限於這三位主人公，次要人物如慕容公子、鍾靈、木婉清、王語嫣、阿朱、阿紫，或多或少在某一階段都陷入身世之謎的困擾之中。它是整部作品敘述的深層結構，從散亂的幻想經驗世界中暗示出某種深刻的寓意。身世之謎使人的存在陷入混亂，這種混亂是徹底的，社會存在的基本單元家庭被破壞了，父不父、子不子；個人與國家民族的關系也破壞了，人無法安身立命。喬峰的身世使他無法繼續生存在漢人世界，它的教養又使他無法進入契丹人的生活。段譽除了情痴外根本沒有大理段氏的「正統承傳」，流落中原，無所事事。虛竹身為漢家僧侶，卻被招為西夏駙馬。每位英雄的所在都不是他應有的存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存在秩序失去了一致性意義，因為根源性、本質性的血緣關系是邪惡的，存在的環境就不可避免要出現混亂，無人不冤，有情皆孽。普遍程度上的身世邪惡或混亂導致存在秩序的混亂，而亂世出英雄——這就是《天龍八部》幻想世界中暗隱的道理。
身世之謎揭出，原來掩蓋在虛假的秩序之中的世道亂了，英雄在痛苦與災難中誕生，力圖以個人的力量尋找存在的意義，重建秩序。段譽的摯愛，虛竹的寬容，喬峰的正義，都是英雄作為。個人身世之謎不僅是個人的災難，也是整個家族、整個國家的災難，段譽的身世牽涉到大理國政，喬峰於萬馬軍中脅迫遼王誓不犯宋境，並以死相報，也關涉到民族存亡的大事。身孽，家破，國亂，孝不就，忠不成，仇殺遍野，蒼海橫流，力挽狂瀾者，方顯出英雄本色。災難緣起，在於身世之謎，英雄的人格不僅體現在忍受災難，還在於一種抗拒命運的悲劇性努力上，他們力圖在殘破混亂中重新建立秩序，找到新的存在根基。喬峰、段譽、虛竹結為異姓兄弟，摯情真性，盡消前仇。如果說舊的血緣秩序已經敗壞了，那麼建立在非血緣關繫上的，純粹社會化的關系是否能夠成為擺脫痛苦、重建秩序的超越之路？「異姓」是非血緣性的，「異姓兄弟」意味著一種超越血緣關系的新秩序、新和諧。於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英雄使命就集中表現在秩序與價值的重建上。如果所有的自然初因（血緣身世）都是邪惡的，導致仇殺的，冤怨相報，了無盡頭，那麼理想的社會關系秩序「異姓兄弟」將昭示出拯救的希望。
大俠成為一種價值的象徵。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文化英雄。他們都體驗到生存內在的困境，自覺或不自覺地探索存在的意義，肩負起民族精神。從某一段情節、某一個事件上看，他們或者是一種宗教的、哲學的、階級的、意識形態的化身；但從普遍的內在隱喻意義上看，他們都是整體性的文化價值與集體心靈的代表。他們的故事歸根到底都是同一個故事。金庸所有的武俠小說都是以人物為核心的英雄傳奇，而這些英雄展示在故事中的命運，都可以找到一個共同的終極原因——身世之謎。
《天龍八部》中的意義模式在金庸的其它小說中不斷重現。「射鵰」三部曲中所有的主人公出入江湖，最初的動機都可追溯到身世之緣。郭靖、楊康、楊過、張無忌，不是父死，就是父母雙亡，凝結在身世上的冤讎或誤會構成他們武俠生涯的決定性因素。《雪山飛狐》、《飛狐外傳》中的胡一刀、胡斐，也是因為前後三代人身世上的秘密蹈入無盡的江湖是非與仇殺之中。百年結仇，冤冤相報，而對胡苗范田四家三代中的每一個人，都具體表現為身世源頭上的冤孽，為此他們走上江湖路，舊怨未解，新仇又生，人的命運被一種先在的血緣關系註定了。《飛狐外傳》中女主人公袁紫衣的身世就更為典型，父母竟是仇人，身世的冤孽註定了她的命運；又要報鳳天南的生身之恩，又要殺鳳天南為母報仇。一再重復敘述的情節已不可能是偶合，它似乎在暗示我們一種解讀金庸的意義符碼。身世或者是個秘密，或者是個揭示出的罪惡的根源，不管是失落的身世還是被證明的邪惡身世，都是註定主人公命運的孽緣。血緣性的自然秩序一旦打破，便是混亂與悲劇的根源。《鹿鼎記》中的韋小寶不武不俠，但也不知其父為何人，他生在揚州麗春院，母親是個妓女，很多人都可能是他父親。《連城訣》中狄雲無父有師，身世不明，而且師父的身份也存在著倒錯現象。《書劍恩仇錄》中於萬亭只是陳家洛的義父，《白馬嘯西風》中李文秀父母雙亡，《鴛鴛刀》中蕭儀、《碧血劍》中袁承志的父親均被殺，《笑傲江湖》中眾望所歸的令狐沖，一樣的身世不明。對每一個人物來說，這都是他們走入江湖的直接與根本原因。
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孝文化，它以家庭為本位、宗族為中樞、國家為指歸，其中最基本的關系結構是建立在血緣關繫上的倫理秩序。血緣關系是基於出身的譜系紐帶，它將一個人將另一個人，一個個人與集體聯系起來，構成一種社會整體。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這種內在的、核心性的結構因素就是血緣關系與觀念，如果血緣關系陷入混亂，存在將是可怕的；如果血緣關系是一種危害存在秩序的冤孽或原罪，那麼人就應該努力擺脫這種宿命因素，用自己後天的努力重建秩序。江湖是混亂的象徵，俠客們由於身世命運走入江湖，試圖在混亂中重建健康的倫理秩序。血緣是存在的根命所在，我們只有在血緣結構中才能理解這個世界。身世之謎的意義模式，可以作為一種普遍適用的符碼解讀金庸的某一部小說，也可以從某一種小說中顯示的這種模式意義推導出金庸武俠世界的普遍意義。
身世之謎的母題並不足以說明其它武俠作品，梁羽生、古龍、卧龍生、溫瑞安，他們的武俠小說可以處理不同的主題、不同的原型，具有不同的文化隱喻意義或倫理關懷，但他們的武俠小說在整體文化秩序中的功能及其實現這種功能的形式卻是共同的。金庸小說「身世之謎」的文化隱喻只能說明意義與價值問題，說明的范圍也有限於金庸的作品；而從對金庸作品的解讀所發現的幻想的現實意義，卻能印證武俠小說運作的基本原則，因為所有的武俠小說在幻想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武俠小說通過幻想把純粹虛構的故事與現實的文化精神關聯起來，不同作家的創作成就有大小，讀者有多少，作品的文化蘊涵亦有深淺，但其中幻想的現實意義，文化寓言與補償功能，故事類型的程序化傳播以及這種傳播在華人圈內起到的文化認同作用，是普遍共同的，不僅限於金庸一人或一部小說。金庸用他所有的小說講敘一個基本意義模式相同的故事，而許多武俠小說，新的、舊的、港台的、大陸的、梁羽生的、古龍的，敘述的情節也經常重復，諸如比武論劍，奪寶爭霸，別離的愛侶，聚會的冤憎。一邊是作品不斷重復的程序化故事，一邊是無數大眾不厭其煩、如痴如醉的閱讀。我們不能指責如此多的同胞都精神空虛，不能妄想把高度抽象化的哲理與人生觀灌輸到大眾的頭腦里，使他們像機器一樣一絲不苟地活著。於是，自然而然，金庸和以他為代表的武俠小說在當今華人世界擁有了那麼廣泛的讀者，而每個讀者都以個人的形式——閱讀來參與這個屬於全體華人的民族精神儀式。
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我們完全可以讀出金庸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可以看出金庸自己對武俠世界以及對其中所隱含的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的剖析、傳承、重塑、弘揚、批判、反思和質疑……而小說中所描寫的性格各異的人物、林林總總的瑣事、所反映的復雜紛亂的社會、絢麗繁華的世情、所展示的山光水色、風俗人文、奇幻武功，則把讀者帶入了一個亦真亦幻的世界之中。而這些耳熟能詳的事情，那些血雨腥風的斗爭，都不過是現實社會大環境中日常生活的種種剪影或幻影罷了。這一點也成為金庸武俠小說吸引讀者的因素之一。「如在目前，如臨其境」。主人翁？參與者？旁觀者？讀者一時忘記了自己的身份，讀來定是酣暢淋漓之至哉！
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在繼承傳統武俠小說的創作方法和表現手法的基礎上，大膽而新奇地進行了創造性思維，金庸把想像發揮至極致，為廣大讀者描繪出一個色彩斑斕、充滿神秘、奇幻色彩、引人入勝、亦真亦幻的武俠世界來。我們從中也不難看出作者除謀篇布局之外，在構建理想家園時所耗費的精力和心血。尤其是在對於武功和武功招式的著力描寫和盡力刻畫上，金庸之成就無人能及。對此，金庸筆下人物的奇招妙訣更能證明這一點。如洪七公之降龍十八掌、張無忌之九陽神功和乾坤大挪移功法、小龍女之玉女劍法、楊過之黯然銷魂掌等等不勝枚舉。有人曾經指出：「武功既是種藝術，關於武功使用和描寫也就更應是一種藝術了。新派武俠小說打鬥場面的描寫，不拘泥於一招一式的真實可信，而是憑借想像自創功法，於驚險外更追求畫面的『色彩與構圖』，於奇絕處更顯示人格的高大與完美。可能不大可信，可『好看』而且有『味道』——居然於打鬥中顯出中國文化精神.」這樣的評論可謂道出了金庸的「武俠秘訣」——好看與味道並重，而俠士們的武功則正是其文化修養和人格精神的體現。
有人說，金庸是六十年代最優秀的「武林盟主」。其實，金庸的武俠小說寫作始學於梁羽生。他善於藉助曲折動人的「大眾化」故事框架，來表現懲惡揚善的主題和大俠創造歷史的新古典主義思想，在浪漫武俠之外，金庸自己創造性地使其小說中往往又含有某些象徵、寓意。這一點也是符合中華民族含蓄內斂的民族精神的。正如金庸自己在接受某專欄訪問時所說：「俠小說本身就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些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一點與胡適所說的文學作品「有我」「有人」要求是完全符合的。在金庸眾多的武俠小說中，象徵寓意性作品寫得最為成功的要算是《笑傲江湖》了。小說通過江湖上五嶽劍派與魔教日月神教的武功較量，以及五嶽劍派內部的權力斗爭，象徵性地概括並影射了中國歷史上的種種爭斗。一句「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僅成為電影中的經典對白，也是現實生活中政治斗爭的真實寫照。社會這個大環境就是最大的江湖。人，生存於社會中，如何全身而退？只能激流勇進。不然，也得做到明哲保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僅僅是武林人士的無奈，也是我們生活於鋼筋水泥叢林中的現代人發出的一聲嘆息……
金庸小說的象徵性、寓意性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這些與金庸小說中折射或透露出的文化色彩與人文氣息有著密切的聯系。金庸小說中包含了傳統文化的豐富底蘊和中華民族的深刻精神。這成為金庸武俠小說中最震撼心靈，最發人深省的精神內核。金庸在其小說創作中，有著既是作者又是學者的雙重身份的優勢。這就使作者自身在文、史、哲、儒、釋、道、詩、詞、書、畫、樂、棋等諸多方面的修養和才識能夠從筆尖源源不斷地注入作品，使文化色彩充溢於字里行間。「俗之中有大雅，大雅之中有大俗」寓雅於俗，雅俗並重，是金庸作品能夠成為雅俗共賞的大眾經典作品的決定性因素。
值得說說的，是金庸小說在與傳統文化相契合時，也不忘呼喚著人文精神。金庸通過武俠世界的打打殺殺，陰謀詭計，血雨腥風來喚醒群眾，觀照人性，倡導和平，以戰反戰，以殺反殺，充溢著濃郁的人文主義氣息。他試圖通過武俠之武力、武功、武藝、武技、武術、武德來展現民族精神，來傳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同時，這也是金庸在文學創作中有意形成的創作意圖和刻意追求的創作主題所在。著名製片人張紀中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說：「我認為金庸的小說是武俠小說中最好的。他的作品流露出一種英雄主義情懷。我說過，一個人執著、感動、流淚的時候，就有英雄主義情懷。金庸的小說中全部是布衣英雄，像楊過、令狐沖、郭靖……這些人物能感染我，跟我是契合的。」武俠小說本質上是帶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著名金學家倪匡稱其「個體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我認為，這種個人英雄主義的突出表現正是作家在文學創作中，對人性和民生的一種人性關懷。從接受論的角度上來講，這也正契合了民眾渴望救贖的心理，更容易被讀者接受和認同。因此，武俠小說也更容易受到讀者的青睞和喜愛。而金庸的武俠小說之所以能夠在文學史上取得相當的地位，從內容上來看，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它能在充沛的現代意識的融匯交合之中，對傳統文化進行苦心孤詣的梳理與整合，同時也暗含了我們民族重塑文化本體的百年企盼。就這一點而言，金庸的武俠作品與流俗從眾、博人一笑的庸俗武俠小說是截然不同的。
與梁羽生固守傳統進行小說創作相對，金庸的創作道路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他很快從傳統意義上的儒之俠——郭靖，道之俠——令狐沖，佛之俠——石破天，漸漸走向了非俠甚至反俠——韋小寶。其小說的創作主題也離國家民族之本位愈來愈遠，而離人性、人生的意旨越來越近，也越來越深。金庸的武俠世界中，傳遞著中國特有的武俠精神，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從藝術上講，金庸小說重視人物形象的塑造，強調情感要素的介入，幾乎接近於中西合璧的社會人情小說。在創作手法的運用中，金庸作品又熔歷史與詩情與一爐，既繼承了我國古典小說的寫實傳統，又能圓熟地運用西方的心理描寫。語言藝術上老練圓潤，構思布局上博大精深，堪稱武俠小說的典範。因此，金庸武俠小說本身就具備了引人入勝的豐富的可看性、娛樂性等外部因素，再加上作品內部反映折射出的武俠精神、人文氣息，就更加增添了作品之精神性、內質性的一面，也是金庸武俠小說中最為核心的地方。同時，這也成為了金庸作品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現今社會中，所謂的人生哲學，流行於當世。而所有的人生哲學不外乎只是「世」「世」種種衍生物。武俠精神中，從頭至尾都貫穿著隱逸的思想。俠士們並不是哪兒有熱鬧就往哪兒跑，也不是天天只夢想著「南捷徑」所謂「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是他們隱逸的最高境界。這是由於「世」「世」有更多的現實性和可行性。因為武俠精神在歷史上始終不是思想文化的主流，也不為正統所接受。它深厚的生存意義只能夠成為百姓心中神聖天道、正義良心的永遠保護神。因為權力的傾軋、政治的腐敗，使社會現實環境無法從根本上保證天理昭彰，正義永存。而武俠精神恰恰是對社會現實的一種警示和補充。以天下為己任的郭靖、蕭峰選擇了在現實中頭破血流後「身成仁、捨生取義」而陳家洛、袁承志、張無忌則選擇了在功成之後就飄然引退。 「世」「世」為了不同的人生選擇。作品中人物的急流勇退，與金庸本人的功成名就之後封筆引退又有著某種昭示，一個是虛擬世界，一個是現實世界，進退之間，方顯英雄本色。這種隱退，讓金庸的小說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也讓金庸的藝術成就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
總之，「金庸現象」一社會現實的實質就是武俠精神經過歲月洗禮後的一次展現和新生，是人文精神渴望回歸的呼聲和企盼。西諺有雲：「物主讓人直立行走，彷彿就是為了讓人仰望。」是西方的哲學。但仰望人性，回歸自然，卻是全人類共同的心願，也是文學作品中最能打動人心之處。金庸的武俠小說最為成功的地方也在於此。

『伍』 對武俠小說人物的評價

金庸似酒。古龍如茶。品質優劣，實屬難分。
小的時候看武俠喜歡看金庸，逐漸長大之後，卻更喜歡看古龍的。因為古龍的語言，精煉，唯美。小的時候看不懂，就不喜歡看。
金庸的小說首先在於氣勢。所有的小說都有一種氣勢磅礴，縱橫捭闔的感覺，金庸老先生精通歷史，把每一部小說都貫穿歷史，既寫史又寫人，像他這樣的作者，還真是少見。
金庸的小說其次在於細節描寫，尤其是心理描寫。「聽了XX的話，不由地一怔……」，「XX心裡有不由一甜，卻有怪自己平日嘴拙，竟不知如何表明自己的心……」等等（這些只是我自己想的，有興趣的可以參見《射鵰英雄傳》，本人認為此書的心理描寫絕對精彩！當然，《天龍八部》也不錯）。看的讀者心裡也是頓覺如書中人，與他一同感受。
金庸的小說的武功是一招一式，來不得半點虛假，全都是內力加招數，勝的實實在在，敗的心服口服。個人感覺，金庸的小說實在是適合拍電視劇和電影。
而古龍的小說勝在語言，精簡的不能再精簡，留給讀者的思考餘地甚大。而我喜歡古龍的小說也是由於他的語言，唯美，空靈，像一幅畫，任由讀者自己想像。
「冷月
斷崖
一人
一劍
劍是鋒利的劍
人是冷俊的人。」
短短20個字就勾勒出一幅美麗的畫面，清冷的月光，孤獨的人，站在斷崖旁。沒有容貌描寫，沒有心理描寫，卻讓讀者生出難以明說的感覺。鋒利的刀刃，就著月光，微微映射出人的模樣，真是一幅絕美的畫面！
「孤城
人影
走過的地方有刀劃過的痕跡
刀是未開刃的刀
卻帶有殺氣」
又是一幅畫面，沒有人，只有刀。其實刀即是人，雖未開刃，卻帶有殺氣。人又是如何，還是沒有描寫，但給人的感覺卻是異常強烈，不會有人去忽視他，沒有人敢直視他。（這兩幅畫面也是自己想的，如有興趣可以參見古龍小說集。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古龍的小說中招式只有一招。殺人即可，不在乎招式，能一招殺人，何必多？一擊即中，不中乃落下風，甚至落敗。
古龍的小說沒有以退為進，只有「不退反進，絕處逢生，」這也是招式；沒有以守為攻，只有「以攻為守」，這也是招式。
古龍的小說中女子都是聰明，美麗，溫柔的。哪怕是要殺你的，也讓你享受到美。但古龍的小說中從來沒有容貌的描寫，只有手，腳。美麗的女子，手和腳也必是美麗的。楚留香最會看美女，不看容貌，只看腳。
個人感覺，古龍的小說實在是適合畫畫的人，或者是喜歡想像的人。

『陸』 求金庸梁羽生古龍武俠小說評論

還有孔慶東 《笑書神俠》《金庸評傳》
袁良駿《武俠小說指掌圖》，也是武俠小說評論，但這本書是罵武俠小說的

『柒』 尋有關金庸小說評論之類的文章

金庸作品賞析之《神鵰俠侶》講座
——用楊過的眼睛看我們 ，用楊過的成長看世界

各位同學，今天能到這里來跟大家聊有關金庸作品的這個話題，我感覺十分的榮幸。榮幸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因為在這之前，很少有大學會為金庸先生特意去開這樣的講座，所以貴校這樣「兼容並蓄、有容乃大」的態度讓我非常的欣慰；另一個是因為我跟大家一樣，只是金庸先生一個很忠實的讀者罷了，所以，今天我一定會好好珍惜這寶貴的90分鍾，和大家這樣面對面的，真誠的去討論他的作品，來聊這樣一個有關《神鵰俠侶》的話題，一個有關成長的故事。
說來也巧了，最近各大電視台正在播這部由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相信大家或多或少也在關注了。那麼「用楊過的眼睛看我們，用楊過的成長看世界」就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聊的主題了。在聊這個話題之前，請允許我簡單的介紹一下金庸先生。雖然在座的各位，特別是男生們，可能比我還要了解他。

金庸，原名查良鏞，1924年出生，先後曾在上海《大公報》、香港《大公報》及《新晚報》任記者、翻譯、編輯，35歲的時候創辦香港《明報》，任主編兼社長歷35年，1955年開始創作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一經發表，即引起極大轟動，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射鵰》、《笑傲江湖》、《神鵰》就是在此期間創作，而且大部分都在《明報》連載，一經發表，就引起了很大轟動。一生中總共寫了十五部武俠小說。我記得他有幅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這個對聯是他曾用他十四部書名的第一個字串在一起，編成的對聯。寫出這么多優秀的作品，能讓億萬的讀者喜愛，真的非常的了不起。所以有這么一句話，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我想，能獲得這樣贊譽的，中國人當中是屈指可數的。
偶然與必然：這里我要強調的是，金庸先生剛開始創作武俠小說的時候，是接替同事梁羽生寫專欄，他自己並不知道會寫成什麼樣子，更多的是為了混口飯吃。一寫就把潛力寫出來了，原來這個是他最適合的，不試是完全不知道的。那麼這個是偶然，必然條件卻是，金庸先生深厚的文學功底，以及吃苦的精神，必須忍受很大的寂寞，以及精神壓力。所以看似偶然其實蘊藏著必然的結果。
成功條件：大家可以想像五、六十年代的文人生活條件是比較艱苦的，他必須靠這個養家糊口。所以，由此可見很多偉大的藝術作品，都是在極其殘酷的環境條件下誕生的，它滲透了作者在現實生活中的艱辛感悟。那麼，各位同學們也可以由此聯想到，將來無論是想做出什麼樣的成績，一定要有一顆平常心，從最實際出發，當然，最重要是要象他一樣有毅力和決心才可以。

『捌』 純武俠小說求中肯評論

只要不含玄幻色彩的武俠小說都屬於純武俠的范疇了……
不知LZ說的哪一部？

『玖』 著名的武俠小說作家有哪些

1、金庸（1924年3月10號-2018年10月30日），原名查良鏞（zhā liáng yōng，英：Louis Cha），當代著名武俠小說作家、新聞學家、企業家、政治評論家、社會活動家。

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最香港高榮銜「大紫荊勛章」 獲得者、華人作家首富。金庸著有「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14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

2、司馬翎

本名吳思明（1933----1989），廣東汕頭人，台灣「綜藝俠情派」武俠小說代表作家, 「四大天王」及「三劍客」之一。將門之後。自幼受到良好教育，文藝基礎深厚。

1947年舉家移居香港。1957年到台灣，就讀於台灣政治大學政治系，而始終不能忘情於武俠小說，大二時試作《關洛風雲錄》一舉成名。

3、古龍

古龍，原名熊耀華，著名武俠小說家。約1937年生，祖籍江西，幼年遷居台灣。父母離異後，古龍以半工半讀和朋友資助的方式讀完了中小學，後肄業於淡江大學英文專業。他最初的夢想是成為一名純文學作家，但最終卻走上了武俠創作的道路。

4、溫瑞安

溫瑞安（1954年1月1日－），生於馬來西亞霹靂州美羅埠火車頭，武俠小說作家。台灣大學中文系肄業。有小說、詩、散文、評論各類著作100多種。1973年赴台灣留學，1976年其創立的社團遭檢舉「為匪宣傳」，拘留3個月後，被台灣政府驅逐出境。

5、梁羽生

梁羽生本名陳文統，1924年3月22日出生，因病於2009年1月22日在悉尼去世，享年85周歲。中國武俠小說家，與金庸、古龍並成為中國武俠小說三大宗師，被譽為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祖師。

『拾』 求一篇關於金庸全部武俠小說的評論或論文

◎《金庸全集》：

金庸曾把所創作的小說名稱的首字聯成一副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見《鹿鼎記•後記》和「金庸作品集序」）
簡單來說，金庸的武俠小說經歷三個版本：舊版、新版和新修版。1955年至1972年的稿件稱為舊版，主要刊在報刊上，也有不少沒有版權的單行本，現在恐已散佚。1970年起，金庸著手修訂所有作品，至1980年全部修訂完畢，是為新版，冠以《金庸作品集》之名。到了1999年，金庸重新開始修訂工作，正名為新修版（或世紀新修版），至今所有新修版本均已完成，並結集出版。
每一次修訂，情節都有所改動。新修版的故事細節和結局也略有改變，引來不少回響。目前兩岸三地的出版分別授權於廣州的廣州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於2002年11月開始出版，代替原來的三聯書店）、台灣的遠流出版社、香港的明河出版社。
現在已經廣為流傳並多次被香港和中國內地拍成電視劇與電影，也是「金迷」的必讀書目：
第1-2冊：
《書劍恩仇錄》----金庸第一部武俠小說。鋒芒之作。
創作年代：1955年
歷史背景：清乾隆十八年六月--二十四年
公元1753年--1759年
首發連載雜志：新晚報
第3-4冊：
《碧血劍》（附錄：袁崇煥評傳）
創作年代：1956年
歷史背景：崇禎六年--崇禎十七年或順治元年
公元1633年--1644年
首發連載雜志：香港商報
第5-8冊：
《射鵰英雄傳》（附錄：成吉思汗家族、關於「全真教」）----《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並稱「射鵰三步曲」，有前後聯系但不是系列，思想各異（分別是儒俠、道俠、佛俠），是「俠之大者」的詮釋作。此為「射鵰三部曲」之第一部曲，也是其成名作。
創作年代：1957—1959年
歷史背景：南宋寧宗慶元五年--嘉定十四年
公元1199年--1221年
首發連載雜志：香港商報
第9-12冊：
《神鵰俠侶》----金庸「射鵰三部曲」之第二部曲。
創作年代：1959—1961年
歷史背景：南宋理宗紹定五年或六年--開慶元年
公元1232年或1233年--1259年
首發連載雜志：明報
第13冊：
《雪山飛狐》——《雪山飛狐》《飛狐外傳》是金庸現實主義最強的小說
創作年代：1959年
歷史背景：清朝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五
首發連載雜志：新晚報
《鴛鴦刀》----附在《雪山飛狐》之後的中篇小說。
創作年代：1961年
歷史背景：清中前期
約公元1644年--1796年
首發連載雜志：明報
《白馬嘯西風》----附在《雪山飛狐》之後的中篇小說。
創作年代：1961年
歷史背景：清初順治年間
首發連載雜志：明報
第14-15冊：
《飛狐外傳》——《雪山飛狐》前傳
創作年代：1960—1961年
歷史背景：清乾隆三十一年--三十四年
首發連載雜志：武俠與歷史
第16-19冊：
《倚天屠龍記》----金庸「射鵰三部曲」之第三部曲。
創作年代：1961年
歷史背景：南宋末--元末明初
公元1262--1263年
首發連載雜志：明報
第20冊：
《連城訣》——強烈批判社會私慾、貪婪、無情的一面，同時也從屈指可數的幾位善良人物身上表現友誼、愛情、濟人、寬容。
創作年代：1963年
歷史背景：明前中期根據當時府縣設置，還有寶藏年代推算
首發連載雜志：東南亞周刊
第21-25冊：
《天龍八部》——倪匡曾代寫其中約五萬字，後修訂了大部分。該篇是金庸哲學、內涵、人性、情節等的巔峰之作，亦是對「人」、「諧」、「俠」的統一性巨著。
創作年代：1963—1966年
歷史背景：北宋哲宗元佑五年--元佑九年或紹聖元年
公元1090年--1094年
首發連載雜志：明報
第26-27冊：
《俠客行》——小說主人公無明確名字，以「石破天」代稱。該篇對人生寓言性與舐犢之情描寫最甚，親情性最強。
創作年代：1965年
歷史背景：清初
首發連載雜志：明報
《越女劍》（附錄：三十三劍客圖）----《越女劍》寫於《鹿鼎記》連載中途短篇小說，因此金庸最後一部小說是《鹿鼎記》而非《越女劍》。出版時附在《俠客行》之後。金庸本意為「三十三劍客圖」各寫一篇短篇小說，最後只完成了頭一篇《越女劍》，亦沒有包含在對聯之中。是金庸歷史感最強的小說。
創作年代：1970年
歷史背景：春秋末年吳越爭霸時期
約公元前473年--前463年
首發連載雜志：明報
第28-31冊：
《笑傲江湖》——折射政治斗爭，同時也表露對斗爭的哀嘆。
創作年代：1967年
歷史背景：明朝
首發連載雜志：明報
第32-36冊：
《鹿鼎記》（附錄：康熙朝的機密奏摺）----封筆之作金庸巔峰之作，代表了金庸的最高成就。創立「反武俠」情節，武俠史首次以詼諧、反諷、批判觀寫作的巨著，代表了金庸小說藝術的最高成就。
創作年代：1969—1972年
歷史背景：清康熙八年--康熙二十六年
公元1669年--1687年
首發連載雜志：明報
附：其中《白馬嘯西風》《連城訣》《俠客行》《笑傲江湖》在小說中沒有指出明確年代（表示可以發生在任何時候），這幾部小說年代是從一些細節推斷的

金庸其他作品

《三劍樓隨筆》：與梁羽生、百劍堂主合著
《袁崇煥評傳》：文化普及性作品，非學術性著作，收錄在《碧血劍》中。
《三十三劍客圖》：又名《卅三劍客圖》。
《金庸散文集》
《月雲》：略帶有自傳性質的短篇小說。
《社論》：約兩萬篇，包括如《寧要褲子，不要核彈》、《火速！救命！----請立刻組織搶救對上梧桐山》、《巨大的痛苦和不幸》、《自來皇帝不喜太子》等，在大陸未結集出版。
《香港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
另外，還有《韋小寶這小傢伙》、《一國兩制和自由人權》等諸多文學評論、散文、及由他人整理的演講稿。

金庸俠義英雄的民族大義，是秉承漢魏以來「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精神的。一部中國歷史，其實就是漢民族和周邊民族互相爭斗、交融的歷史。民族間的矛盾來源於國家利益的追求，也源於不同的信仰和教化。在中國傳統倫理中，民族氣節從來都是放在首位的。在國家敵對中，政府的軟弱格外刺激民間的信心，而作為民間力量的精英，俠便理所當然地承擔了民眾和志士仁人的理想。
俠的民族大義表現在為國御敵——這本是軍人的本份，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作為一個「布衣之俠」，更是責無旁貸。
民族大義的本質是一種忠誠，是對歷史、對社會的忠誠，擴大開來，也是對家人對朋友的忠誠。一個俠士若不具備這份起碼的忠誠，就喪失了自己所賴以寄身的 基礎。
但這也不是俠的最高的境界。
在金庸筆下，豪氣干雲、孔武有力、鬥狠使勇，充其量只能算個壯士，慷慨任事、忠憫待人、義薄雲天，也只是個一般的俠士，所以楊過一人一雕往來東西南北 ，問盡天下不平事，急公好義排紛解難，人稱「神鵰大俠」，可楊過卻拒不接受那個「大」字。
郭靖與楊過在襄陽聯床夜話，郭靖說：「我輩練功學武，所為何事？行俠仗義，濟人困厄固然是本份，但這只是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稱我一聲『郭大俠』，實因敬我為國為民、奮不顧身地助守襄陽，……只盼你心頭牢牢記著『為國為民、 俠之大者』這八個字，日後名揚天下成為受萬民敬仰的真正大俠」。
「為國為民」，這才是俠之大者，這才是俠的最高境界。
天下為懷，蒼生為念，這才是俠的最高理想，這也是金庸的俠意識，更是金庸對中國傳統俠意識的突破與貢獻。
在《射鵰英雄傳》的結尾，成吉思汗與郭靖有一段對話。成吉思汗說：「我所建大國，歷代莫可與比。……你說古今英雄，有誰及得上我？」
郭靖答道：「大汗武功之盛，古來無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風赫赫，天下卻不知積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兒寡婦淚」。
郭靖又道：「自古英雄而為當世景仰，後人追慕，必是為民造福，愛護百姓之 人」。
在《天龍八部》的最後，段譽和虛竹擒到遼帝耶律洪基，蕭峰求遼帝一諾：終生不許一兵一卒越過宋遼邊境。
在得到保證後，蕭峰隨即折箭自殺以謝罪。
要知道，蕭峰是遼人，又是南院大王皇帝結義兄弟，宋遼開戰，蕭峰所念念於心的，則是蒼生百姓的安危幸福，並以一己之死，換來了宋遼兩國的平安合睦，百姓的安居樂業。遼國百姓免去征戰之苦，蕭峰是為了民族的利益；天下蒼生得以安
然無擾，蕭峰也是為民造福。這正體現了一個大俠的最高境界。
金庸筆下的俠義英雄，從尋常的江湖豪客，到行俠仗義、濟人困厄的一般俠士，到為國為民、天下為懷的大俠，層次是何等的分明！
若從歷史的眼光看，中國俠意識的成型是自司馬遷始，從司馬遷到金庸的二千年間，俠從威重鄉里、與人解紛的「布衣之俠」，到少年豪氣、復仇報國的「幽並游俠」，到梁山好漢的除暴安良，基本上定型在排紛解難、濟人困厄的作為上，清
代的公案俠義小說、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基本上都是遵循著這個俠的原型。
只有到了金庸，排紛解難、除暴安良，不再是俠的全部作為，而是一個俠士的本份，不如此便不足以成為俠，而做到了這些則還遠遠不夠，俠還有更高的理想追求，俠要以天下蒼生為己念，這才是俠之大者。
顯然，金庸繼承了傳統的俠意識，並發展光大了它。「布衣之俠」到「俠之大者」，這便是金庸的俠路歷程。
在金庸筆下，俠在行為上有了擴大，在人格上有了升華。
俠在金庸筆下才開始光茫四射。
「俠之大者」是金庸對傳統俠意識的突破與升華，也是對中國武俠文化及整個傳統文化的一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