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武俠小說課程

A. 《金庸小說研究》課程講什麼內容

《金庸小說研究》課程：如果說，中國通俗文學在20世紀上半葉最著名的作家是張恨水的話，那麼20世紀下半葉最著名的作家，則非金庸莫屬。金庸小說的藝術成就及其對文學的獨特貢獻，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刻下了不可磨滅的一筆。
本課程以金庸的人生經歷及對其十五部武俠小說的鑒賞為主線，輔以生動、客觀地評論賞析，深刻有力地闡釋了金庸作為中國二十世紀通俗文學代表作家，給中國現當代文學帶來了藝術表現形式的新鮮血液和獨特的審美價值取向。

B. 關於辯題「武俠小說是否應該進課本」

好的文章成千上萬，但是中學課本的容量畢竟有限。金庸的武俠小說情節動人，作為消遣讀物休閑時刻讀一讀倒也無妨，但其思想性尚未優秀到可以擔當「課本讀物」的重任：因果報應、以牙還牙思想的宣揚，也與現代法治格格不入。因此不應該進入中學課本。

A組初賽第3場：俠之大者 為國為民

A組的最後一場初賽，今天在澳門大學和東吳大學之間展開。

本場比賽的辨題是：金庸小說應不應該進中學課本。賽前，即有評論指出，辯題中「中學課本」的定義范疇有待討論——畢竟華語組的6支隊伍分別來自不同地區，所用的中學課本也不盡相同。若不明確對象，則難於構築起辯論的交鋒陣地。

比賽的過程基本演繹了這種預測，雙方在此問題上避實就虛，從概念而非現實的層面展開探討。相較之下，澳門大學更受到大眾評判團青睞，以9：6獲得支持，可謂險勝。而4位評委彷彿也頗感為難，兩隊票數以2：2平分秋色。

因此，大眾評判團的「關鍵一票」首次發揮威力，可謂險勝！本回合也是總決賽開賽以來比分最接近的一場。

盡管東吳大學唯一的一位女辯手王櫻儒吸引了不少場下觀眾的眼球，但三辯「型男」劉立超最終贏得了評委的首肯，拿下本場最佳辯手。

賽後通過15位大眾評判團成員表決，新加坡國立大學辯論會盡管在初賽中敗北，但憑其優秀的表現，高票贏取最後一張進軍A組半決賽的入場券。

各領風騷，同是辯壇霸主

在華語組初賽最後一場相遇的，是來自中國澳門的澳門大學和代表中國台灣參賽的東吳大學。海峽兩岸，都有辯論傳統，卻有不同路數。

澳門大學辯論隊的歷史可追溯到80年代，當時的澳門大學辯論隊獲邀參加首屆亞洲大專辯論會。1988年後，澳門大學辯論隊因故暫別了華語辯壇。現在的澳門大學辯論隊正式成立於2001年，在2003年和2005年的國際大專辯論會都擠入了八強。

而來自中國台灣的東吳大學代表隊，則是今年海峽兩岸大學生辯論賽的冠軍。在比賽中他們先後戰勝了南京大學代表隊、復旦大學代表隊和電子科技大學代表隊，實力不容小覷。

澳門大學和東吳大學面對的，是「金庸小說應不應該進入中學課本」這樣一個話題。金庸小說從評委到觀眾，肯定都不陌生。而中學課本雖然只是薄薄一本，但卻直接關繫到下一代的知識體系構建，乃至世界觀、人生觀的形成。金庸開辟了武俠小說的嶄新境界，但其作品是否能夠作為課文進入中學課本，尚有爭議，這也正是賽前最令人期待的論辯焦點。

風格迥異，一樣賞心悅目

比賽開鑼，雙方剛剛自報家門，已是殺機隱現。正方澳門大學在一辯陳詞中緊扣中學課本的「內容」必須精挑細選，注重「文化性」、「思想性」。

東吳大學也不甘示弱，直擊「不能僅以文章內容的好壞來評判是否得以進入教材」。因為教育的本質乃是「讓學生對原本不那麼感興趣的作品產生興趣」，猶如良葯苦口。而課本，則意義重大，「是知識的媒人」。

自由辯論階段，雙方繼續圍繞課本的本質屬性、選取文章應當遵循的標准等問題展開。對於金庸作品的涉及，彷彿被泛化和弱化了，停留在就事論事的層面。而雙方也都不曾深入地分析金庸小說的文本，這不得不說是辯論場上的一點遺憾，也為後面的評委點評埋下伏筆，留好「口實」。

一方面，正方力主金庸小說應該進入中學課本，強調興趣是學習的良師。針鋒相對的是反方觀點，強調中學課本篇幅有限，傳統文化例如古文亟待保護，在「薄薄一冊」的現實情況下，應該保住陣地。辯論戰場從而由「內容」轉向「篇幅」等「技術層面」。正方就此展開攻勢，號召兼容並包地選用，不論古文還是金庸，都大可以節選之以達最優化的配置。

經歷了「放」的你來我往，雙方「收」得也算是自如乾脆。總結陳詞階段，澳門大學和東吳大學不約而同回歸對教育的討論，也把論辯推向了更高思想性的層面。

澳門大學作為「挺金派」，認可教育和課本的多元化，好比「淋上了巧克力汁的花椰菜」——既補充了營養，也讓小童易於接受。東吳大學三辯則巧用生活作比喻，直陳沒有哪個母親會如此養育，「你喜歡吃的在外面總不會少食，回到家裡，媽媽當然還是要給你補身子」。

教頭出招，評委施展絕技

這是一場特殊的辯論賽，說起特殊，不僅因為辯題的生動趣味，也不只言其高潮迭起的場上局面和戲劇化的娛樂性辯論效果。這一番交手，不僅是澳門大學對東吳大學，場上選手對場上選手的比拼，也把教練和評委拉了進來。難怪賽後有評論說：「評委點評比辯論精彩，教練出招較辯手好看」。

在評委提問環節，面對已經問過正方的問題，東吳大學一辯王櫻儒在回答對金庸小說的了解程度時，引發全場爆笑。「男看金庸女看瓊瑤，不男不女看三毛」，這個形容自己「個頭小小志氣高，機智爽朗愛俏皮」的政治學專業五年級女生，一指自己隊中二、三辯兩位男生，「他倆不男不女……所以評委老師，我們對金大俠恐怕都不大熟悉」。

真正的技驚四座，還在評委印象點評環節。

評委老梁不僅張口便是金庸小說人物，更連背兩段原文，彷彿信手拈來，可見功夫之深已入無人之境。而最後的「教頭對決」，更是把辯論與武俠之妙融會貫通。正反雙方帶隊教練走上台，模擬一對一陳述、對攻，在年輕辯手基礎之上再深入剖析。不論教育、讀書還是立人層面，終於道出了金庸作品之最核心，所謂「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這八個字，或許也是辯論所執著追求的理想。

C. 金庸武俠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探究 研究性課題

金庸的出現,無疑對中國主流文學界構成了嚴峻挑戰.然而,無論是接納還是拒絕金庸,研究者們都很難跳出雅與俗、精英與大眾等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即使是接納金庸的學者也是把收編金庸作為自己的使命.以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來衡定金庸雅俗兼具、模糊二值判斷的武俠小說無疑是削足適履的.金庸小說事實上已對20世紀建立起來的中國文學理論和文學史觀念體系提出了挑戰,那麼,如何跳出這種二元思維設定的框架與模式,調諧接收金庸作品的文學研究頻道?本文試圖依託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經濟資本及社會資本聯動的文化研究理論,探尋金庸武俠小說的文化創意經營.
一、文化資本:在當代思想給養中運作中國傳統文化
布爾迪厄認為,資本可以表現為三種基本的形態: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經濟資本可以直接轉換成金錢,它是以財產權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在某些條件下能轉換成經濟資本,它是以教育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會資本是以社會義務(聯系)組成的,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換成經濟資本,它是以某種高貴頭銜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資本通常以三種狀態存在:具體的狀態、客觀的狀態和體制的狀態.文化資本的積累集中體現在我們所稱的文化、教育、修養之中,文化資本的經營是對累積的文化資本的現實運用與轉化,這一過程表現為投資者的辛苦勞作,顯現為經營者各個時期勞動力的變化,這種文化資本的自覺經營,為「文化資本」整合其他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獲取高額回報提供基礎核心,並且在社會結構的再生產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金庸成長過程和小說顯現的人的教養、德行、人性,經由創辦報紙、撰寫時評與創造小說,表現為一種努力擺脫功利主義、物質主義對個體精神羈絆的努力,尤其是撰寫時評體現得淋漓盡致,作為一個政治學出身的文化經營者那份「超目的的合目的性」追求,為他贏得了更多的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的經營空間.在小說創作中則體現為他自覺地以更多的時間投入以剖析人性與體悟生命.
金庸自身的文化修養和對待創作的認真態度,是他的文化資本的重要構成部分.金庸以嚴肅認真的藝術態度對待武俠小說創作,精心建構武俠小說獨特的藝術魅力,高度自覺地承傳中華文化的價值,是金庸自覺經營文化資本並以此為核心整合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的起點.
讓傳統文化運行於當代思想提供的給養中,這是對傳統文化的最好保存.沉澱於歷史長河中的傳統文化的思想結晶,被從歷史深處打撈起來,集聚在與當代文化共同運行的思考之中,這種深入到歷史深處的思考,不是要復活傳統文化曾有的樣子,而是要使曾經鮮活的傳統文化精神氣韻在當代文化土壤滋養下,依然保持它曾經存有的鮮活.
金庸成功地融會了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文化精神,將武俠小說提升到新的境界,其創作一方面從傳統文化資源中汲取大量的營養,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智慧、靈感、想像和才情綜合運用傳統文化資源,從而構成他小說的獨特的文化資本.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或許是良莠兼具,但在社會的特定發展時期,金庸小說文化資本運營,為社會開辟了一個廣泛的市場,為不同的讀者群提供了各取所需的文化資源.中華文化精神也在文化資源的現實轉化中,著陸生根於我們日常的生活.
對金庸如何在小說中充分激活中國傳統文化,將傳統文化元素有效地轉化為小說的文學性資源,許多研究者都有精彩而充分的展開,不再作添足之論.本文重點旨在論述金庸的文化資本經營在當下語境中的功能與意義.
從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著眼,形式上藉助武俠小說這種傳統文化體裁,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適合最廣大華夏子孫的再創造.金庸利用的是傳統的武俠小說形式,在承載傳統文化的同時,又賦予小說以現代的思想,即以當代的文化滋養中華的傳統文化,讓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一道運思,創造出有別於傳統的新武俠小說.
中華傳統文化資源極其豐富,但由於缺乏好的創意和再造能力,致使傳統文化資源不是閑置浪費,就是大量流失,或為外國文化所利用.眾所周知,《花木蘭》和《寶蓮燈》這兩個在我國流傳甚廣的民間故事,美國好萊塢把它們拿去加以文化與技術的改造,拍成動畫片,通過全球的銷售網路廣泛傳播,從而創造了驚人的票房和影響,這就是好萊塢對傳統中華文化的改造,我們除了焦慮卻無所作為.在全球化背景下,僅僅倡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號,對民族文化的國際化推進並沒有什麼切實的作用與意義.我們可以蔑視好萊塢對中國文化的關注將目光僅僅投放在最沒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中國功夫」上,也盡可以蔑視好萊塢的中國面孔拼貼的僅僅是中國文化的邊角余料.但是,如何遏止好萊塢的文化影響和意識滲透在中國的進一步擴大,這才是中國人自己的使命,如果忽略這一點,那才是最可悲的了.

D. 求金庸武俠小說研究性學習的心得八個和論文1篇

從金庸小說的流行現象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

如果說有水的地方一定有華人，那麼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俠小說。這句話並非是金庸小說愛好者的誇誇其談，而是鐵一般的事實。自從金庸在 1955年創作《書劍恩仇錄》至1972年寫完《鹿鼎記》為止，他總共創作了14部武俠小說（不包括短篇小說《越女劍》）。在近50年中，這14部武俠小說一直在華人世界流行不衰，並且是通過小說、漫畫、電影、電視劇等多種媒體流行開來。進入90年代以後，金庸小說更因互聯網技術的面世而上了網，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網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廣、其影響力之大，令人嘆為觀止。金庸小說為什麼會如此得到全世界華人讀者的垂青和喜愛？根據金庸本人的看法，這是因為「中國近代新文學的小說，其實是和中國的文學傳統相當脫節的，很難說是中國小說，無論是巴金、茅盾或魯迅所寫的，其實都是用中文寫的外國小說。實際上，真正流傳下來的中國藝術傳統，就好像國畫那樣，是根據唐、宋、元、明、清一個系統流傳下來，和外國畫完全不同……在中國小說方面，自五四以來的小說都不是傳統的中國小說。常有人問我，為什麼武俠小說會這么受歡迎？當然其中原因很多，不過，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武俠小說是中國形式的小說，而中國人當然喜歡看中國形式的東西」。如果純粹從文學的角度來理解，金庸的解釋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頗能令人接受。問題在於，金庸小說在華人世界的長期流行不僅是一個單純的文學現象，同時還是一個復雜的文化現象。

為什麼說這是一個文化現象呢？試想，金庸小說從問世以來，先是在香港、台灣和東南亞及歐美的華人世界流行開來，接著又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挾雷霆萬鈞之勢打入大陸市場，俘虜了億萬中國讀者的心靈。90年代後，歐美華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說在他們當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並且從流行小說的層次晉升到學術殿堂討論的嚴肅課題－－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國洛磯山麓的科羅拉多大學就以「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為題，舉行了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收獲頗豐。這恐怕也是美國大學首次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國作家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

與會學者在這次學術會議上，從方方面面觸及了與金庸小說有關的多個課題。盡管眾說紛紜，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認同金庸小說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佔有顯赫的地位。例如，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客席研究教授劉再復就認為，「我們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評說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是殘缺不全的文學史。如果我們能夠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變遷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們不囿於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一般解釋去看金庸，如果我們能夠不帶偏見看問題，就會看到金庸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他真正繼承並光大了文學劇變時代的本土文學傳統；在一個僵硬的意識形態教條的無孔不入的時代保持了文學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語文被歐化傾向嚴重侵蝕的情形下創造了不失時代韻味又深具中國風格和氣派的白話文；從而將源遠流長的武俠小說傳統帶進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另一位與會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則認為，金庸小說之所以有吸引力，在於「金庸武俠小說里的江湖世界包含兩個成分：一是為了補償現實的遺缺，而在想像中創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烏托邦境界；另一組充滿殺機（危機）的世界，這是現實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對彼岸世界的侵入。兩者互相對立又相互依存，從而在世俗社會與理想境界之間，在此岸與彼岸的聯結中，實現了文學的審美作用，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類似宗教的作用』」

從劉再復和錢理群的發言內容可以看出，他們都給與金庸小說極大的評價，都認為金庸小說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奇葩，而且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學現象和文化現象。其他學者也有類似看法，例如中國電影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墨就主張「重寫一部『破除偏見，樹立正見』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讓金庸在文學史中佔有他應有的地位。

問題在於，他們都沒有解答一個問題：為什麼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現代中國人（包括世界各地的華人），無論是處在什麼社會發展階段－－前現代（中國農村和鄉鎮）、現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後現代（新加坡、香港、台灣和歐美），竟然都會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說無甚差別，在內容上也不脫志怪傳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說？從西方文學的發展史看，現實主義藝術、現代主義藝術和後現代主義藝術之間，是有明確的分界線的。不同時期的藝術，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截然不同，一目瞭然。套句盧卡契的話說，這是一個「要托馬斯·曼還是卡夫卡」的問題。事實上，二十世紀的西方美學理論，就是建立在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這一對矛盾的基礎上的。無論是作為西方現代美學先驅者的斯賓格勒和齊美爾，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巨匠大家如盧卡契、阿多諾、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現代主義理論家，盡管理論出發點不一，學術派別也不同，都認為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是一對不可通約，也無法協調的矛盾。但是，從辨證法的角度來看，任何矛盾都是會轉化的。因此，美國文藝批評家菲德才會在五十年代現代主義強弩之末時，高呼「跨越邊界，填平鴻溝」，預示著後現代主義時代的到來。

可是，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甚至二十世紀的中國美學，走的卻不是同一條道路。盡管在本世紀初，中國文化界的精英們，如胡適、陳獨秀、李大釗、傅斯年、錢玄同等，也曾經痛心疾首地聲討過傳統文化，其語氣之激烈實不亞於西方現代主義理論家。不過，他們當時提倡的卻不是現代主義，而是為當時西方學界所唾棄的現實主義。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所說的「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實際上就是一紙倡導建設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宣言。

與此同時，當時的另一批新文化運動巨匠，如魯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從文等，也開始創作了一大批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把中國文學史帶進了嶄新的、有別於以文言創作的古典文學的以白話文為文字載體的現代文學階段。

可是，這批五四新文化運動巨匠所創作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卻沒有強大的生命力。如今，它們除了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而被供奉在文學殿堂內，讓中文系學生 「瞻仰遺容」以外，恐怕已經沒有多少讀者了。然而，應運而興的卻不是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文學藝術－－它們至今仍然打不進中國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沒有產生過任何足以誇耀的經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張愛玲等接著明清舊白話文學傳統創作的作品，卻越來越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成為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界的一個奇特現象。無獨有偶，唐浩明的《曾國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說體的歷史小說，也開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還被改編成電視系列片，據悉這也是九十年代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劇。

不僅是小說，即使是其他文學形式如詩歌，五四新文學運動所建立的新詩傳統，也始終無法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壇蔚為大觀。北師大教授鄭敏就持這種看法：語言主要是武斷的、繼承的、不容選擇的符號系統，其改革也必須在繼承的基礎上。對此缺乏知識的後果是延遲了白話文從原來僅是古代口頭語向全功能的現代語言的成長。只強調口語的易懂，加上對西方語法的偏愛，杜絕白話文對古典文學語言的豐富內涵，包括杜絕對其中所沉澱的中華幾千年文化精髓的學習和吸收的機會，白話文創作遲遲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實已證明，胡適、陳獨秀以及魯迅、周作人在創作實踐上，每逢要表達深刻的內容或追求藝術效果時，總是仍然求助於他們在理論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詩體。

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五四以來，不加思索、囫圇吞棗地把西方文學形式強行移植在中國文學園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樣的，任何嘗試把西方現代文藝美學理論生搬硬套地用來解釋中國文學現象的努力，恐怕也會是徒然無功的。換句話說，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獨特的現代性。金庸小說的流行就是實證。

筆者認為，金庸小說的流行及有如此堅韌的生命力，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武俠小說才是真正的中國傳統俗文學的延續。中國的傳統俗文學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類、公案類、傳奇類和俠義類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開始，到唐代傳奇，到宋元話本，到明清小說，無不按照這個脈絡發展著。到了五四時期，由於種種時代原因，這個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當時來說是進步的知識分子給攔腰截斷了。這些知識分子以西方的小說理論和創作方法為經典，批判甚至否定了傳統俗文學的價值。可是，這畢竟是知識分子們一廂情願的想法，群眾所喜聞樂道的畢竟還是在傳統俗文學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新本土文學。

二、武俠小說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們出於時代要求的緣故，拼了老命的反傳統，結果矯枉過正，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出現了斷層，造成了民族虛無主義的惡性循環，也就產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個民族缺乏了一種統攝族魂的維系力量。武俠小說塑造了一些「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陽、洪七公、郭靖、凌未風、呂四娘等，自然而然就會成為炎黃子孫心儀的英雄人物。大陸開放之後，武俠小說就成為了當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盜版再盜版的暢銷書，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關。

三、武俠小說是現代仙話。人類的心靈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靈也不例外。中國人的傳統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傳統中國人習慣於通過對虛幻神仙世界的追求，來超越現實人間世界的苦難。這就是所謂的儒道互補心態。現代社會的大工業生產形式，已經把人淪為機器的婢女。在這樣的情況下，武俠世界自然就會成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現代炎黃子孫的彼岸世界。

總的來說，筆者認為九十年代是中國人正式跨入現代化社會門檻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中國人，也面對了本世紀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個精神烏托邦來調劑出於極度緊張狀態的心靈。不過，肩負起這個重任的卻不是像西方先鋒派類型的那種現代藝術，而是立足於傳統又有別於傳統的，以金庸小說為代表的新本土文學。

進一步地說，中國的現代性也是有別於西方的。無以名之，就稱之為「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而這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也必定是立足於傳統同時又有別於傳統的。也許金庸所創作的武俠世界，就是此種獨特的現代性在文學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於篇幅，本文不準備展開討論這個課題。僅以兩位新儒家學者杜維明和林安梧對傳統和現代的精闢見解，作為本文的終結：尋根意願和全球意識表面是兩種決然不同的思潮。一種是因工業文明發展到了某一極點以後，因人類面臨了毀滅邊緣而引發的反思；另一種是原來認為經過現代化洗禮後便逐漸消失的傳統積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紀，傳統的生命力不僅沒有被消解，反而在現代化的後期、工業文明達到高峰的社會里發揮了非常大的力量。

傳統是在時間的賡續性所成的歷史之流逐漸刷汰累積而成的，當它作為一個與啟蒙相對的詞來看，特別強調的是以往的累積已難以消融而逐漸僵化成教條，並從而使自身喪失了生機力，生命變得暗淡無光，衰頹破敗。但果真傳統就是這樣的嗎？啟蒙者往往重新點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審視傳統，掘發傳統的生機，再造新局。當然啟蒙者或許揮刀斬亂麻的想告別傳統，但可能傳統之水仍就浩浩盪盪望前流去。啟蒙，或如康德所說「是人之超脫與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狀態」，但並不意味得毀棄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軀。啟蒙是生命力之再現，是生命之成長而不是告別。亦惟有在其賡續性（Continuity）中才能護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邁進。

E. 金庸武俠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探究 研究性課題

金庸的出現,無疑對中國主流文學界構成了嚴峻挑戰。然而,無論是接納還是拒絕金庸,研究者們都很難跳出雅與俗、精英與大眾等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即使是接納金庸的學者也是把收編金庸作為自己的使命。以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來衡定金庸雅俗兼具、模糊二值判斷的武俠小說無疑是削足適履的。金庸小說事實上已對20世紀建立起來的中國文學理論和文學史觀念體系提出了挑戰,那麼,如何跳出這種二元思維設定的框架與模式,調諧接收金庸作品的文學研究頻道?本文試圖依託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經濟資本及社會資本聯動的文化研究理論,探尋金庸武俠小說的文化創意經營。

一、文化資本:在當代思想給養中運作中國傳統文化

布爾迪厄認為,資本可以表現為三種基本的形態: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經濟資本可以直接轉換成金錢,它是以財產權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在某些條件下能轉換成經濟資本,它是以教育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會資本是以社會義務(聯系)組成的,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換成經濟資本,它是以某種高貴頭銜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資本通常以三種狀態存在:具體的狀態、客觀的狀態和體制的狀態。文化資本的積累集中體現在我們所稱的文化、教育、修養之中,文化資本的經營是對累積的文化資本的現實運用與轉化,這一過程表現為投資者的辛苦勞作,顯現為經營者各個時期勞動力的變化,這種文化資本的自覺經營,為「文化資本」整合其他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獲取高額回報提供基礎核心,並且在社會結構的再生產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金庸成長過程和小說顯現的人的教養、德行、人性,經由創辦報紙、撰寫時評與創造小說,表現為一種努力擺脫功利主義、物質主義對個體精神羈絆的努力,尤其是撰寫時評體現得淋漓盡致,作為一個政治學出身的文化經營者那份「超目的的合目的性」追求,為他贏得了更多的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的經營空間。在小說創作中則體現為他自覺地以更多的時間投入以剖析人性與體悟生命。
金庸自身的文化修養和對待創作的認真態度,是他的文化資本的重要構成部分。金庸以嚴肅認真的藝術態度對待武俠小說創作,精心建構武俠小說獨特的藝術魅力,高度自覺地承傳中華文化的價值,是金庸自覺經營文化資本並以此為核心整合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的起點。
讓傳統文化運行於當代思想提供的給養中,這是對傳統文化的最好保存。沉澱於歷史長河中的傳統文化的思想結晶,被從歷史深處打撈起來,集聚在與當代文化共同運行的思考之中,這種深入到歷史深處的思考,不是要復活傳統文化曾有的樣子,而是要使曾經鮮活的傳統文化精神氣韻在當代文化土壤滋養下,依然保持它曾經存有的鮮活。
金庸成功地融會了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文化精神,將武俠小說提升到新的境界,其創作一方面從傳統文化資源中汲取大量的營養,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智慧、靈感、想像和才情綜合運用傳統文化資源,從而構成他小說的獨特的文化資本。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或許是良莠兼具,但在社會的特定發展時期,金庸小說文化資本運營,為社會開辟了一個廣泛的市場,為不同的讀者群提供了各取所需的文化資源。中華文化精神也在文化資源的現實轉化中,著陸生根於我們日常的生活。
對金庸如何在小說中充分激活中國傳統文化,將傳統文化元素有效地轉化為小說的文學性資源,許多研究者都有精彩而充分的展開,不再作添足之論。本文重點旨在論述金庸的文化資本經營在當下語境中的功能與意義。
從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著眼,形式上藉助武俠小說這種傳統文化體裁,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適合最廣大華夏子孫的再創造。金庸利用的是傳統的武俠小說形式,在承載傳統文化的同時,又賦予小說以現代的思想,即以當代的文化滋養中華的傳統文化,讓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一道運思,創造出有別於傳統的新武俠小說。
中華傳統文化資源極其豐富,但由於缺乏好的創意和再造能力,致使傳統文化資源不是閑置浪費,就是大量流失,或為外國文化所利用。眾所周知,《花木蘭》和《寶蓮燈》這兩個在我國流傳甚廣的民間故事,美國好萊塢把它們拿去加以文化與技術的改造,拍成動畫片,通過全球的銷售網路廣泛傳播,從而創造了驚人的票房和影響,這就是好萊塢對傳統中華文化的改造,我們除了焦慮卻無所作為。在全球化背景下,僅僅倡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號,對民族文化的國際化推進並沒有什麼切實的作用與意義。我們可以蔑視好萊塢對中國文化的關注將目光僅僅投放在最沒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中國功夫」上,也盡可以蔑視好萊塢的中國面孔拼貼的僅僅是中國文化的邊角余料。但是,如何遏止好萊塢的文化影響和意識滲透在中國的進一步擴大,這才是中國人自己的使命,如果忽略這一點,那才是最可悲的了。

F. 中華武俠小說特點及其文化分析

中國武俠和外國的武俠小說在本質上的區別是中國武俠小說注重社會關系的建立，道德水準在特定歷史階段的被認可，而外國武俠小說的內容建立在對帝王的尊重和純粹力量的對比上。在《史記·刺客列傳》（不好意思，我一直將這部分當武俠看）以及我們所知道的《虯髯客》、《大鐵錐傳》（這兩部出自那裡我忘記了）還有《七俠五義》等等都比較注重當時的特定歷史時期被公眾認可的道德准則，這種狀況在可能一直延續到了上個世紀5、60年代，從司馬麟的武俠小說就可以看出來。外國武俠小說從《奧賽羅》、《三個火槍手》（在以前的我沒有看過了）那樣的作品來看，大多比較注重力量的對比，純粹是一種為貴族服務的小說和戲劇，可以認為它們是文字角斗場，但是隨著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偵探小說、科幻小說在商業上價值激增在19世紀、20世紀的歐美武俠（甚至於不能叫武俠只能叫俠客小說）小說最具代表性的我看要屬《佐羅》了，《佐羅》的受歡迎是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殖民主義的衰落使得象美國那樣的文化逐漸占據了美洲大陸的主流。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文化逐漸走向一個多元化發展的局面，東方的文化受到了很多西方文化的影響（《天龍八部》中的蕭峰活托托的一個奧賽羅）。西方偵探小說的影響，使得中國的武俠小說的作者逐步將在西方小說中的邏輯推理等人所眾知的具有商業價值的因素加入到小說當中（如古龍的《陸小鳳》、溫瑞安的《四大名捕》），更有甚者看到了由於美蘇太空爭霸而引發的太空爭奪戰在商業上的利用價值，在國外他們著重探險，在中國我們著重和外星生物的爭奪，或者根本就把戰場開辟到太空上去。隨著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武俠的概念已經很廣泛了，特別是中國的武俠的概念。

中國的武俠有三層含義：一是孔武有力，身手敏捷，格鬥技術高超；二是在某一特定的道德標准下被廣泛接受的道德體現的精華（如郭靖之守襄陽不若文天祥乎？）；三是，個人修養達到一個相當高的層次，這比較符合中國近5000年的文化的遺傳，這一點在武俠小說中不是以某一個主角體現出來的，而是由一部書中的一個群體體現出來的——個人認為這一點個人認為梁雨生做的很不錯——所以中國的武俠是一個廣泛的概念。 個人認為廣義上講武俠小說應該包涵所有那些反映通過武技來體現人類潛能的小說，不知大家是否同意。 抽空我會看看有網友所說的那部《獰皇武霸》的，但是就中國的文化含義來說，最孔武有力的人並非是武功最強的人：） 另外，小李飛刀，我一直認為那是暗器：）所以在刀的評論裡面我沒有考慮他，有句話我很贊同就是「刀的好壞還是在於用刀的人」（燕南天之劍可比倚天、青虹更利乎？）
武學至上境界，乃即武學而超武學之境界，武學與非武學，本性一如之境界。如此境界，無佛家武學，無道家武學，亦無俗家武學，無佛家、道家、俗家分別之相，乃至亦無無分別之相，佛陀所言離一切分別無分別是也，亦可謂真如自性，大道之實性，此為一切武學非武學之源，不可思議，妙不可言之境界也。此不可言說，假而言之，曰武學之無極境界可也。對應於非陰非陽或無劍境界。

此無上妙境自性起用，自體自然生發而分別生出三相，即通常所謂佛家武學、道家武學與俗家武學是也。此三相初生，故尚未分離，分而未分。三相即一相，一相即三相，三而一，一而三，介於無與有之間，武學之太乙境界也。具體而言，九陽真經、九陰真經、獨孤九劍[木劍境界（草木竹石皆可為劍）的系統化]即此境界也。九陽真經是佛而非佛：佛，是因為此武學聖典乃從佛學至上大乘禪宗正宗真傳達摩祖師所傳之無上佛法而化來，故一切佛門武功皆歸於九陽真經；非佛，是因為此武學聖典含攝、超越天下一切武學，不止限於佛家武學也。九陰真經乃道而非道：道，乃由於此武學聖典為道家大宗師黃裳由道學淵藪道藏中化來，故一切道家武功皆歸於九陰真經；非道，乃由於此武學聖典亦含攝、超越天下一切武學，不止限於道家武學也。獨孤九劍則是俗而非俗：俗，是因為此武林絕學乃俗家千古奇人獨孤求敗以易經為總根源而化來，故一切俗家武功皆歸於獨孤九劍；非俗，是因為此武林絕學亦含攝、超越天下一切武學，不止限於俗家武學也。故天下一切武功皆以萬流歸宗之勢融匯於以上三大武學，此三大武學又以九九歸一之勢歸於自然無為的絕頂境界。故三大宗師，達摩祖師、黃裳真人和獨孤大俠，雖假借佛門武學、道家武學和俗家武學之方便，而實際心中並無佛家、道家和俗家武學之分也。

三大宗師之分別：就最終意義而言,獨孤大俠,黃裳真人,達摩祖師三大宗師當究竟無別,皆可稱絕頂境界,然細論仍可分出高下:達摩祖師當下直承,純以自心為源而生無上武學,武學只是明心見性之方便,也就是說, 達摩祖師對武學的境界是本來超越,本來無武;黃裳真人是假借道藏為緣,以自心為因而生至上武學之果,終究有所憑借,故雖最終超越了武學,尚非本來超越之境界,不過極其接近此境界,獨孤大俠則經過一生極其艱苦的修習之後,直到最後才超越了武學,踏入武學和人生乃至天道證悟的至上境界,比之於以上兩位稍遜一籌.達摩祖師乃無為境界,黃裳真人乃類於無為境界,獨孤大俠則是由有為而歸於無為的境界.達摩祖師是當下無極,黃裳真人是由太乙而無極,獨孤大俠是遍歷一切有形而無極[基本上經歷了劍道修習過程中的所有階段,經歷最全],不過最終無異，都是體用一如之境界：達摩祖師以真如為體，以博大無邊的無量武學為用；黃裳真人九陰真經上卷明大道微妙本體，下卷為破盡天下一切武學之法門；獨孤大俠的無劍境界，既是內力的無所施而不可，又是劍招的變化無窮。

G. 金庸小說研究這門課程第四章 金庸武俠小說概貌的知識點有哪些

金庸小說研究這門課第四章 金庸武俠小說概貌的知識點包含第一節 中短篇（越、鴛、白）,第二節 書劍恩仇錄與碧血劍,第三節 雪山飛狐與飛狐外傳,第四節 連城訣與俠客行,第五節 射鵰英雄傳,第六節 神鵰俠侶,第七節 倚天屠龍記,第八節 天龍八部,第九節 笑傲江湖,第十節 鹿鼎記。

H. 《天龍八部》等武俠小說進入高中語文課本，你認為有何利弊

猶記得在初中高中階段，玩不起游戲機，只能去租書攤子上以五毛錢一天的價格租小說看。那個時候最為跑火的就是金庸，古龍，溫瑞安，梁羽生的武俠小說，我最喜歡的是金庸的小說，」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十五部小說一部不拉，有時候趕時間，通宵達旦看小說不說，上課也偷偷摸摸地放在抽屜里看，無數次小說被老師收繳。

現在我們學生身上的那種除暴安良，嫉惡如仇的精神不是太盛了，而是太缺了。很多學生看到不良行為不敢制止，在惡勢力面前唯唯諾諾，不敢反抗。缺乏正義感，缺乏斗爭精神，沒有俠客們那種蔑視強權，不畏強暴，一往無前的膽氣和豪氣。

再則，金庸的武俠小說之所以被奉為經典，正是因為小說文筆流暢，大開大合，對於場面描寫更是淋漓盡致，這樣的寫作方法也是很值得學生們學習的。武俠小說入選高中語文教材，不必大驚小怪，武俠小說也有經典，也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學生在學習到語文知識的同時，還能培養對閱讀的興趣，得到放鬆，何樂而不為呢？

I. 寫武俠小說應該必備的知識

武俠小說所需的東西還真的很多，就我所了解的談幾點：
1最基本的文字駕馭能力，這關繫到你寫的小說的流暢度和清晰度，寫小說肯定要給人看，如果你的文章別人能一直很順暢地讀下去，無疑就能讓讀者更明白你寫的是什麼。當然當你寫到一定境界之後，你就可以適當地加點心理描寫和環境的渲染的筆墨。
2最基本的小說布局能力，小說的結構很重要，有的時候一個巧妙的結構能讓小說增色不少，例如著名的歐亨利式結局，將明暗兩線不露聲色地交織在一起，最後結局才統一起來，給人以意外的驚喜。布局能力需要你不斷嘗試，胸中有丘壑，達到一定程度自然就知道怎麼做了。布局切忌生搬硬套，為了滿足某個結局而強加進去。同時結構要完整，要把故事從頭到尾認真講完，讓讀者明白你講了一個怎樣的故事。
3以上都是文字功底了，其他雜學都要有所涉獵。歷史是個很重要的方面，金大俠的小說大多是置身在歷史背景中的，很多小說也是描寫一個亂世或者暗流涌動的太平盛世中主人公的遭遇，但並不是說你一定要有歷史的痕跡，古龍的很多小說都淡化了歷史。其實在掌握最基本的文字功底後，你其他比較擅長的東西就成了你小說的素材。比如你對經濟學很感興趣，你就可以去寫商戰題材的，你對推理很感興趣，就可以寫推理武俠。除了你擅長的東西，武俠小說包羅萬象，一切皆可入題，因此也要多看看各方面的書，以備不時之需。
另外要把握武俠小說的靈魂，武俠小說的核心是俠，弘揚人世間的大無私的俠義和奉獻精神，所以文章中要涌動著一股積極的力量，催人奮進的力量和感染力，情感是個很重要的元素，兄弟義氣，催淚的愛情可以很好地表現。不要寫就寫成了充斥暴力血腥，武俠有武，但武的目的不是為了殺人，而是保護別人不被殺！

J. 羅立群的劍氣書香

當時，主要的困難是無法取得古龍作品的版權。為了完成宿願，我四處打聽，多方尋求，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功夫不負有心人。1994年下半年，在台灣出版商於志宏先生的幫助下，我總算取得了古龍武俠作品的大部分權利。1995年，在台灣著名武俠小說家古龍逝世10周年之際，珠海出版社出版了當時海內外唯一的一套較完整、較權威的《古龍作品集》，算是對這位武俠小說大師的一個紀念。
95年版的《古龍作品集》，共分59冊，由別人續寫完成的幾部作品沒有收入。1998年，珠海出版社又推出《續補古龍作品集》，將《劍毒梅香》等8種由他人續寫或補寫的古龍作品結集出版，但這次沒有收入《劍氣書香》，原因是一直沒有找到這部書。這也成為我心中一個無法忘卻的遺憾。
大約2005年8月間，我接到台灣淡江大學林保淳先生的電話，說他要來大陸，從澳門入關，希望我能去接他。我雖然在此之前還沒有見過林保淳，但知道他也在研究武俠小說，並在淡江大學開設了武俠小說課程，因此，我爽快地答應了。
當林先生坐著輪椅，被別人推著從機場出來時，我才知道他是殘疾人。難怪一定要我去接他。我將他送入在珠海預定的酒店的房間，他立即拿出一本剛出版的《台灣武俠小說發展史》，簽上名送給我。我們開始神聊，話題當然主要是武俠小說。
他告訴我，他最近從台灣一個叫顏雲的出版商那裡看到兩本古龍早年的作品，一本是《劍氣書香》，一本是《神君別傳》。
我一聽，立刻來了精神：「真是古龍作品？他是從哪裡找到的？」
「千真萬確。是從圖書館資料室里發現的。可惜只有半部。」他遺憾地說。
《劍氣書香》這本書我一直在找，卻找不到，這下好了。《神君別傳》倒是第一次聽說。林先生看我不信，便說：《神君別傳》確實是古龍作品。古龍寫了《劍毒梅香》之後，對七妙神君這個人物一直情有獨鍾，很想再寫寫這個人物，這才有了《神君別傳》。
我請他盡快將兩本書寄給我看一看，他答應了。
2005年12月，我收到了林先生從台灣寄來的兩本書，是復印本，都只有半部。研讀之後，可以肯定，《劍氣書香》的確是古龍早年作品，從文風、筆法、結構都可以看出來。但對《神君別傳》，我一直將信將疑。春節期間，林先生又來了一趟珠海，言談之中，對《神君別傳》是古龍所作堅信不移。
2006年4月，我去北京與台灣出版商及古龍作品大陸版權執行代理趙震中先生會面。在他那裡，我又見到了這兩本書，同樣只有半部。趙先生說，他也是從顏雲那裡拿到的。並說可以授權我在大陸出版。
回珠海後，我就和好友、《今古傳奇》的馮知明先生聯系，並寄去了兩本書。這樣，這兩本古龍早年作品終於和大陸讀者見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