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俠小說的表現手法

⑴ 射鵰英雄傳的文學手法

金庸小說敘事結構不拘泥於現成的敘事模式，而是不斷地進行創新改造。小說的結構是一種特殊的世界圖式、一種骨架，相當於建築中的立柱橫梁，使整部小說作為一個完整的生命體向世界發話。一個結構往往包含著若干可以解讀卻又難以一時解讀甚至長期解讀不盡的文化和審美的密碼。金庸小說所展示的意義世界，藏著一些思想結構，文章運用敘事學原理，將金庸作品中最基本而又共通的意義一一還原出來，按其小說組合要索的變化列成模式，多層次分析了金庸小說的三維結構形態。
金庸繼承並改造傳統敘事模式，使陳腐的敘事模式表現出新的內涵，透過紛紜復雜的情節，貫穿其中的是金庸小說的三個母題：尋找自己——愛的困惑——歸隱情結，形成一種主導性模式——「生存模式」，作者有意識地揭示人類的生存處境，其作品具有強烈的悲劇意識，體現出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
金庸小說最動人處在於具有多重內涵的悲劇描寫：選擇特定的歷史時期為環境要素以渲染悲劇氣氛，讓人物從命運、愛情、性格、人性諸方面去演繹悲劇人生；以「故事中的故事」的獨特性情節設計形成雙重悲劇；「假喜劇」的悲劇形式的選擇……這些是對傳統武俠小說的根本性突破，甚而是對悲劇本身的突破。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人生悲劇是在人性與社會性的兩個層面上展開的，因為成因的不同可以分為人性悲劇與社會悲劇兩類。
金庸武俠小說經歷了一個自然的「反武俠」發展過程，反映為他對包括武俠人物身份和武俠小說主題的認識的漸變，是從傳統文化之俠到無俠、非俠的對俠的否定，「反武俠」的實質，既包含他對自我和傳統文化的否定，也包含對傳統文化的回歸，「反武俠」的結果，是「後金庸」武俠小說的衰落。從武俠小說文類的內部因素包括時代背景、人文信仰、人性因素、象徵色彩等方面進行變革提高，從外部因素包括武俠文類的雜合性與邊緣性、對武俠小說作者的要求入手，武俠小說這一文類仍然是有前途的。
金庸小說的特點：一是豐富性，多種多樣，包括了古今中外各種小說回目的形式；二是創新性，用詩、詞做標題，這在古今小說回目中少見。
金庸創作經由對於主體性的懷疑而獲致寬容多元價值的後現代性立場；由此，儒、道、佛及現代性文化價值並存於虛構的江湖世界，在對峙、交談、相互解構中明晰地敞亮各自的意義和局限；進而，尊重邊緣話語的存在意義破除了對於一切中心價值強制性統治的迷信，肯定了人類生活擺脫異己價值看管的狂歡狀態的內在詩性。
以虛構寫真實
《射鵰英雄傳》中，即便金庸如何最大限度地還原歷史真實，但從本質上來說，小說依然是文學虛構的產物，無法巨細靡遺地刻畫出當時歷史的每一處角落。
首先看「郭靖」這一人物。歷史上確有此人。據《宋史·忠義傳四·郭靖》記載：有郭靖者，高橋土豪巡檢也。吳曦叛，四州之民不願臣金，棄田宅，推老稚，順嘉陵而下。過大安軍，楊震仲計口給粟，境內無餒死者。曦盡驅驚移之民使還，皆不肯行。靖時亦在遣中，至白厓關，告其弟端曰：「吾家世為王民，自金人犯邊，吾兄弟不能以死報國，避難入關，金為曦所逐，吾不忍棄漢衣冠，願死於此，為趙氏鬼。」遂赴江而死。這件事發生在1207年，而《射鵰英雄傳》中寫的就是自1196年始到1221年結束，從這一點看，時間上是符合的。只是這個俠義人物死得太早，在他死後十幾年，成吉思汗才率軍西征。因此，歷史上真實的郭靖並不像金庸筆下的郭靖那樣風光八面， 在蒙古大軍西征中立下的汗馬功勞更是子虛烏有， 此「郭靖」非彼「郭靖」。但可以確認的是，《宋史》中這位「郭靖」大義凜然的民族英雄形象與《射鵰英雄傳》中老實木訥卻勇猛擔當的「郭靖」 形象倒是如出一轍。
顯然，「郭靖」這一人物本身具有部分歷史意義的真實，同時也具有金庸主觀創作後的虛構性。
另有一例， 在小說的最後，成吉思汗與郭靖有一段意味深長的對話，兩人在草原上馳騁：成吉思汗勒馬四顧，忽道：「靖兒，我所建大國，歷代莫可與比。自國土中心達於諸方極邊之地，東南西北皆有一年行程。你說古今英雄，有誰及得上我？」郭靖沉吟片刻，說道：「大汗武功之盛，古來無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風赫赫，天下卻不知積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兒寡婦之淚……自來英雄而為當世欽仰、後人追慕，必是為民造福、愛護百姓之人。以我之見，殺得人多卻未必算是英雄。」成吉思汗一生自負，此際被他這么一頓數說，竟然難以辯駁，回首前塵，勒馬回顧，不禁茫然若失，過了半晌，哇的一聲，一大口鮮血噴在地下。郭靖嚇了一跳，才知自己把話說重了，忙伸手扶住，說道：「大汗，你回去歇歇。我言語多有冒犯，請你恕罪。」成吉思汗淡淡一笑，一張臉全成蠟黃，嘆道：「我左右之人，沒一個如你這般大膽，敢跟我說幾句真心話。」隨即眉毛一揚，臉現傲色，朗聲道：「我一生縱橫天下，滅國無數，依你說竟算不得英雄？嘿，真是孩子話！」在馬臀上猛抽一鞭，急馳而回。
當晚成吉思汗駕崩於金帳之中，臨死之際，口裡喃喃念著：「英雄，英雄……」想是心中一直琢磨著郭靖的那番言語。
在《射鵰英雄傳》中，成吉思汗當晚就駕崩了，與書中時間點對應，在1221年。而實際上歷史記載的成吉思汗駕崩是在1227年， 金庸讓他早死了6年。
能確定的是文學創作正是在文學與歷史的這種虛實交錯的盤根錯雜中而產生。假若小說中成吉思汗與郭靖對話之後並無任何舉動， 這一段對話充其量也就是小說中為情節服務而存在的許多虛擬對話之一。
但金庸故意借郭靖之口，批判成吉思汗殺戮好戰，並虛擬了一段充滿戲劇性的情節——成吉思汗本身重病，聽了郭靖之言，茫然若失，病急攻心，當晚駕崩。這就使得郭靖的這一番言論格外惹人重視，尤為凸顯犀利與分量之重。
在金庸看來，暴力與殺戮不該是英雄之舉， 而只有在郭靖口中，「自來英雄而為當世欽仰、後人追慕，必是為民造福、愛護百姓之人。」寄託著他心中的英雄主義。顯然，虛構郭靖與成吉思汗的對話目的也在此， 金庸在塑造著他內心認可的英雄。 身體敘述策略
金庸小說最常用的「身體敘事」策略是以「弱」寫「強」，該敘事方式顛覆了人們對俠客身體的慣常想像，增加了不可預測性，解放了俠客的身體，讓高強的武功不再僅僅寄身於「相貌堂堂」的軀體之中，各種身體形象都和武功產生了緊密聯系，使讀者與俠客身體之間的距離拉近了。武功的高低與身體的「高大強壯」沒有必然聯系，相反，那些「肌肉猛男」往往是武功較低甚至不堪一擊的。武功真正高強的俠客往往瘦小斯文，甚至老弱病殘，他們以「柔弱勝剛強」的深刻反差。金庸小說中俠客身體「弱」的表現有四種：
第一是矮小瘦弱的身體。這似乎與高超武功無緣，但在金庸那裡卻偏偏武功高強，這種打破讀者慣常思維的「陌生化」策略，在金庸小說中十分常見。
金庸大量使用了這一敘事策略，說明這是一種自覺的敘事機制。這種敘事策略斷絕了身體與武功之間的簡單對應而讓人不敢「以貌取人」，解構了日常定式而大大加深了人們對俠客的印象，使俠客世界增添了一份神秘。
第二是殘疾缺廢的身體。成為大俠並不一定需要身體素質的「天生異稟」，殘疾缺廢同樣可以成為武林高手。這也是金庸處理俠客身體的一個敘述策略，同樣是以強烈反差來豐富俠客的身體。殘疾缺廢的武林高手很多，如洪七公、梅超風等。俠客們殘而不廢，殘疾人同樣可以獨霸一方，練成獨門武功。
第三是疾病纏身的身體。一些武功高強的俠客卻總是病怏怏的，都總是「一副病象」。武林高手卻「滿臉病容」，讓人們對身體與武功之間的詭譎關系不敢輕易下判斷。病怏怏的身體與驚世駭俗的武功結合在一起，出乎意料地消解了讀者的習慣思維，增添了俠客武功的神秘莫測感和身體的吸引力。俠客就像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一樣，使得俠客敘事親切化、日常化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英雄敘述」。日常可見的「平常身體」與「不平常」武功之間的關系，讓讀者在熟悉中品味陌生，感覺伸手可觸卻又遙不可及。英雄凡人化、凡人英雄化是《射鵰英雄傳》的一種美學效果。
第四是與「武」相對的「文」。金庸筆下有很多「書生」俠客，書生的慣常形象是斯斯文文的，與俠客相去甚遠，但在金庸筆下偏偏是俠客，外表清雅而武功高強，讓人不敢小視。《射鵰英雄傳》「江南七怪」之一朱聰，是書生型俠客。書生的文雅外表與強悍功夫形成鮮明對比，讓俠客的身體又一次變得讓人震撼，身體的層次更豐富曲折，「文」與「武」以身體的方式結合在一起，好處是引起讀者的驚嘆之情，以反差使讀者不由得「停頓」一下，調動讀者積極閱讀的主動性、創造性。武功對身體的「背叛」所產生的張力，大大激活了對俠客世界的超越性想像，身體不再是武功的直接表意符號而有了「文學功能」，成了對壓抑的反抗與自由的敘述。這些「反常」的敘述，既是一種解構，也是一種建構，解構慣常的簡單對應，建構新的復雜關系，既是對武俠神秘性的解構，又因身體與武功之間的不對稱建構了新的神秘。
當然，身體本身的高大威猛自然是俠客的先天優勢，更容易在江湖立足。俗話說「一力降十會」，強壯身體與高超武功的「強強聯合」自然更有大俠風范。雖然身體本身的先天條件並非成為俠客的前提，但金庸也不會刻意迴避、拋棄高大威猛在俠客身體中的地位，如果那樣反倒不真實了。金庸筆下高大威猛型的俠客也相當多，這使俠客的身體敘述顯得更自然真實。《射鵰英雄傳》郭靖、黃葯師、歐陽鋒都是魁梧異常。高大魁偉型是金庸眾多俠客正常身體形態的一種，是一種正面敘事，是一種明寫、實寫，相當於「破」中之「立」、「逆」中之「順」，順應了讀者對俠客身體的慣常想像。有正有反，有破有立，敘事層次因而更豐富。
「美」的身體
俠客身體敘事中的最耀眼之處是大量的女俠，女俠在江湖的行走使俠客的身體世界變得萬紫千紅，改變了俠客身體世界的結構。從武俠小說發展的歷史而言，女性俠客的出現，整個影響到江湖結構上的體質改變，主要是注入了柔情的因素，這不但使得江湖的陽剛氣息得以藉柔情調劑，更連帶影響及英雄俠客的形貌與性格的描繪。大量女性美麗迷人的身體，改變了俠客世界男性主宰的身體結構，減緩了緊張的氣氛，多了一層浪漫色彩。女性在金庸小說中是真正獨立的俠客，而不是裝飾的「花瓶」，不是武俠世界的「她者」，不是單純用來「養眼」的美女，也不是用來吊人胃口的陪襯。一些女俠甚至比眾多男俠還要有魅力，她們不再是邊緣而是中心。金庸花費大量筆墨描寫的女俠客柔美身體里的無限能量，敘事重心向女性傾斜，眾女俠在武俠世界舉足輕重的地位，是金庸對武俠小說敘事轉變的巨大貢獻。
既然是美女型俠客，自然有萬種風情。柔美的身體之中蘊含著高強的武功、善良的心靈與智慧，使俠客的身體世界多了一種聖潔的美麗，成為武俠世界最美的風景。把美女與武俠結合得如此生動自然，給讀者無限的想像、愉悅與美感，這是金庸小說最成功的魅力所在。
自金庸小說的女俠敘事開其端倪，女性從被動者走向主動，從慾望客體成為敘事主體，女性第一次真正成為武俠小說的第一主人公，是對女性的一次武俠大解放，具有重要的意義。當然也不能否認，金庸小說中總是「夢中情人」一樣的美麗女俠，某種程度上也是男性眼光中對女性的另一種「想像」敘述，也有一定的「美化」因素。
「善惡」的身體
金庸小說俠客身體敘述的另一個策略是斬斷了身體與善惡之間的單一定向關聯，使善惡和身體之間失去了必然聯系而變得復雜起來，不再是簡單的好人好貌的「道德身體」。金庸在俠客的身體敘述中避免了簡單的善惡對應與敘事者直接的道德「評述」，沒有直接充當「審判官」的角色，這使得敘事視角更隱蔽，敘事更自由，人物形象可塑性更強。而且，這種敘事讓讀者產生的感情不是那種單純的情感，而是混合的復雜情感。這種手法在金庸那裡用得很多很純熟。
在金庸對俠客的身體敘述中，當然也有惡人與惡相的對應。惡人惡相的對應在金庸那裡不是主要的，大量惡人長得非常美麗，善惡美醜之間產生強烈反差，給讀者極大的沖擊。男的儒雅，女的嬌美，善惡與身體形象之間形成了多重的錯綜復雜關系，去除了符號化的模式，身體信息具備了多重隱喻性，讀者有了更多迴旋想像的餘地，因而更有審美價值。更進一步就文化倫理而言，在某些歷史條件和文化條件下，由於社會公正的缺失，黑社會就和一些亞文化形態結合起來，成為一種有限度和有條件的「私力救濟」方式，並因此而被美化」，金庸小說的身體敘述手法，將善惡反轉與俠文化的善惡反轉形成同構對應，就避免了全知全能的倫理判斷，在敘事倫理邊界的模糊中獲得了更好的敘事與審美效果。
斬斷身體和善惡之間必然聯系的敘事還有一種：俠客的身體本身是模糊的，其武功出神入化，天下皆知，但身體卻沒有什麼交代，留下無限「空白」與想像空間，等待讀者自己「具體化」想像，那些俠客的身體如何「強」、如何「善」等等，成為一個個「召喚結構」，上升為一種敘述策略。
大量重要俠客的身體敘述簡單，絕非作者疏忽大意，而是敘述策略之一。例如，郭靖的身體本身是模糊的，只能從只言片語中想像他們的「高大強壯」。這些「身體空白」型俠客延緩了敘述時間，增添了閱讀曲折，金庸筆下不少俠客的身體都採用了該敘述方式。最主要人物的身體「空白」猶如中國書畫里的「留白」，相當於「暗」寫、「虛」寫，舉重若輕，像磁石般吸引讀者自己去完善、補充、豐富和想像，在虛實相生中形成與讀者之間的「對話」，充分調動讀者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去品味故事。
「易容換面」的身體
金庸小說身體敘述還有一種策略，是本來波瀾不驚的身體形象通過面具、易容術等喬裝改扮的頻繁使用，通過前後出人意表的突然變化，超越讀者的「期待視野」呈現出驚人的效果，讓平淡的身體產生懸念，使身體形象成為故事情節。黃蓉曾經易容換面過，從「乞丐」變「美女」，揭下一層麵皮之後竟是「武林中美人」，通過頗具戲劇性的處理，使讀者產生跌宕起伏的感情，簡單的身體形象竟也成為懸念，身體形象本身的變換牽動著讀者，達到令人眼花繚亂的地步，但又具有「合理性」。在這種看似「不可靠」的敘事中，加深了讀者對人物的印象，成為故事情節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產生了自然又奇妙的效果，讓讀者留下最美好的記憶。
金庸通過身體「聚焦」方式的多樣化，盡可能增加敘事層次，充分調動各種藝術手段，通過豐富的敘述策略，延緩了簡單身體交代的節奏，增加了身體敘事的時間與空間跨度，展示了身體的變化，使俠客的身體本身成為一種敘事，不再是可有可無的了。身體敘事不僅和武功、情節等聯系在一起，更是成功塑造鮮活人物形象的必備環節，避免了雷同，增強了個性，把俠客從類型化通俗形象提升為豐滿的文學形象，是金庸小說的一大成就。
金庸小說身體敘述上的匠心、技巧與藝術性，提升了武俠小說的文類品格，使之在情節的傳奇性、武功的深奧性、俠義精神的感染性、文化的浸染性、人情世態的現實性等等之上，開拓了武俠小說的空間。金庸小說的文學性成就是卓越的，其身體敘事策略就是這種卓越文學性成就的表現之一。 《射鵰英雄傳》是一本極成功的小說，郭靖是一個出身農家的朴實少年，生性質朴。郭靖似乎是正統道德觀念及傳統俠義精神的化身，他的一舉一動無不發自自然內心，「郭靖」這個人物的真實感，大部分來自他朴實而真誠的特質。
郭靖最重要的是他的人格，武功猶在其次，他自小人生目標便十分明確：做個好男兒，為父親報仇。「報仇」這個觀念，在現代現實社會當然不容許，但在武俠小說的幻想世界來說，卻是基本的道德責任。郭靖「報父仇」的目的，是履行社會義務的一部分。
郭靖的道德觀念不是從高深理論所得來的，而是基於一些十分平常的信念，例如尊長的吩咐必須遵從，答應了人的事一定要做。對朋友要忠心，不能貪生怕死。不可欺騙人。不可貪人錢財等等。「為國為民」，就是從這些簡單平常道德觀念而來的理想，沒有什麼難懂之處。郭靖的不平凡，在於他由始至終毫無猶豫地忠於自己從小培養成的道德信念。
聰明人在道德問題上往往搖擺不定，愚鈍的人反而堅定而意念明確，郭靖生性質朴，他在道德抉擇上也異常清楚，這是符合實情的。他在華箏公主與黃蓉之間，選擇了跟華箏成親而舍棄黃蓉，黃蓉凄然問他原因，他就是說：「我是個蠢人，什麼事理都不明白，我只知道答允過的話，決不能反悔。可是我也不打誑，不管怎樣，我心中只有你。」郭靖的笨拙反而是他令人信任敬重的根由。
郭靖有一段發展及成熟的過程，小郭靖蘊涵成熟的郭靖，他的個性及道德倫理基礎也始終不移，但是他透過經歷，從被動變為主動，他的道德價值也由外來的規戒演變成他自己的處世原則。他在華箏及黃蓉之間的抉擇，就是一個精彩的例子。郭靖開始時是想，尊長為他規定了的事必然是對的，所以他必須娶華箏；但是按照父親的遺命，郭靖要跟楊康好，而按照楊伯父的遺命，他得娶穆念慈為妻；這些事顯然是不能做的，那麼尊長為郭靖規定的事就一定對了。郭靖想到「答應了人的事決不能反悔」，他就毫無疑問了。郭靖答應了娶華箏，他一定要實踐諾言，這個例子是個清楚的轉折點，郭靖由服從尊長的被動道德層次，進展到自己承擔自己言行的後果的主動層次。
這個例子的一個有趣之處是，在「尊長規定」與自己內心感情傾向兩個准繩之間，他選擇了內心感情傾向，他不肯為「別人的幾句話」而跟黃蓉分開；但在自己的感情傾向與道義責任之間，他卻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道義責任。
郭靖的政治醒覺，跟他的武功一樣，全是經他努力，一點一滴積聚至充盈處，終於水到渠成，起初，他最大的責任不過是為父親報仇，為七位師父爭面子，好好打贏楊康；但是隨著經歷與見識的增長，他漸漸體會到正邪之間的斗爭。國家大事及民間疾苦需要有人承擔解救。
郭靖在意外情形之下領導了蒙古人抗金戰事，經過這番經歷，隨後又經過極艱難的考驗反省，郭靖不再是「傻小子」，他終於確立了「為國為民」的終生目標。
郭靖是人，他是有缺點的，這無損於這個人物的成功，反而令他更有真實感和親切感。郭靖這個人物能夠寫得成功，起碼有一半是因為有黃蓉的烘托，沒有黃蓉的活潑古怪，郭靖的愚鈍必然沉悶之極；不是黃蓉，郭靖的經歷不可能這樣新奇有趣，黃蓉是小妖女，郭靖是大好人，黃蓉聽郭靖的話，但是沒有黃蓉，這個大好人許多事情都解決不了、弄不明白。
最重要的是，是黃蓉這小妖女使他能做大好人的。他沒有哄洪七公教他武功，是黃蓉哄他；他可以只顧悲痛，不去想是誰在桃花島殺了他五位恩師，黃蓉自己會為自己及父親雪冤，然後仍對他好；他可以顧全恩義確定娶華箏的諾言，黃蓉不管什麼婚姻之約，繼續跟他一起，若非黃蓉道德觀念隨和，事事以他為重，郭靖的堅守原則就沒有那麼易辦。
若說郭靖這個人物有何缺點，那就是他太幸運了，似乎他能做他的道德完人，是因為運氣使他不必付出太大代價，正因如此，他後來的道德專制，也就更令人不大信服。 社會各界名流對靖蓉戀的點評：
1、香港作家項庄：郭靖是拙而真，黃蓉是巧而真，他們都是絕代之人，是絕配！
2、內地金學家陳墨：在金庸的小說中，最為讀者賞識和推崇的愛情故事莫過於射鵰中的靖蓉配了。他倆被認為是人間最佳配偶，最幸福美滿的姻緣。
3、北大教授孔慶東：靖蓉戀被認為是金庸小說里最標准經典的愛情，純真浪漫，引人入勝。黃蓉是金庸筆下最完美的女性形象之一。郭靖和黃蓉是金庸筆下的「正格」愛情，英雄美人式。
4、佚名：黃蓉是金庸武俠小說甚至所有武俠小說中女主人公的極品。
5、內地學者費勇，鍾毅：黃蓉之看中郭靖是真正的慧眼識英雄，他們是金庸作品中最幸福圓滿的一對，堪稱天下有情人的典範！
6、內地學者幺書儀：靖蓉戀表達了人們對美好生命理想境界的追求和贊美！
7、台灣作家三毛：至拙配至巧，竟也天成！
8、台灣學者曾昭旭：是美滿愛情的正格。
9、台灣學者蘇嶝基：這對小兒女，一個耿直木訥，一個聰慧乖巧，他們在張家口邂逅相遇訂交，終至彼此相愛而結為夫婦，從一開始他們的愛情就極為真摯感人。
10、香港才女林燕妮：黃蓉是標準的解語花。金庸筆下的女人，我最喜歡的便是黃蓉，有人不封她為「絕品」，也許是太有現實生活代入感之故，想想這樣的女人，絕對瞞不過，越想越怕，故此踢入冷宮。 我愛黃蓉，既因她巧，亦因她真，除了巧和真，她又是個十分有趣的人，男人娶她為妻，包管一輩子不會悶。小龍女雖好，不過言語單調，其悶無比，假使我是男人，我會遠遠地欣賞她，而不會娶她。到底，「情深一片」，是什麼東西啊？日日夜夜相對，也得有點生活情趣才成！象黃蓉，那便很多彩多姿，有解決不了的困難時，她夠聰明跟你一塊兒去想，平日無事，她又不會讓一天白白地過，逗逗你，撒撒嬌，吃吃醋，玩玩「煮飯仔」，捏個靖哥哥捏個蓉兒，用一千種方法告訴你她愛你、在乎你，我說她才是標準的解語花。
11、作家倪匡：在《射鵰英雄傳》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黃蓉了。可以講黃蓉是《射鵰英雄傳》的靈魂，如果沒黃蓉，小說情節就無法展開，人物性格也難發揮。金庸寫黃蓉這一個角色時用過很多、很曲折的筆法來表達這樣美妙的人物，寫得非常之成功。
12、導演徐克：如果用如今的口吻來形容黃蓉這人的話呢，就應該是女強人。因為她除了聰明伶俐之外呢，在金庸寫這個人物的時候呢，有寫到她又可以入廚房，又可以上大台，又可以入廚房，就是煮菜煮得好之外，好多的大場面，她都出現的話也毫不遜色。這樣這個人物來講，在如今來講就是所謂「女強人」了。
13、作家董千里：黃蓉這個角色呢，又聰明又美麗，眉角眼梢充滿靈氣。我給她八個字「靜若處女、動如脫兔」。

⑵ 金庸武俠小說的藝術特徵是什麼

故事情節吸引人；描寫的俠士有血有肉，給人感覺較真實；表現力強，內容積極向上

⑶ 結合具體的作品談一談金庸小說創作的主要特點及藝術特色

感覺2樓提供的資料基本上可以滿足樓主的要求了

在這里也提供一點我的想法吧。

我從小學開始讀他的作品，一直到現在，每年再次翻看同一部作品，依舊有著不同的感悟。

網上或者在文壇上，都對金庸以及他筆下的眾多人物褒貶不一。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句話放諸四海而皆準。 金庸的作品，有其閃光之處，自然也有不甚高明的地方。

我得益於最多的就是他的作品字里行間透露出的中國古典文化的韻味。就如在《神鵰俠侶》中，程英救了楊過，自己謄寫詩經上的「瞻彼淇奧 綠竹猗猗」，透露出自己的情竇初開；而《笑傲江湖》中嶽不群在嵩山上發表並派的演說，說「君子和而不同」，也是論語中的典故。而天龍八部中，喬峰這一形象，便是天下第一英雄；而射鵰中的郭靖，則當之無愧是天下第一大俠。他對古典文化的掌握與運用，傳遞給了讀者一種啟示與指引。

當然他的作品也受到了一些指責。我個人覺得他的作品有一些歧視女性，一本書通常都是一個男人周圍圍繞著眾多美女……呵。但是整體仍是瑕不掩瑜。

從他的書中，了解秦漢的文學，宋後的歷史，還有人生滄桑，歷史無常。眾多的主角，人品性格千秋分明。而很多配角，身上也有著動人或者獨特的人格魅力。我個人比較喜歡的配角，郭襄，黃葯師，苗人鳳，陳近南，慕容復。

論述題嘛，結合大家給你提供的資料，也要寫一些自己的想法。如果有時間，不妨認真讀基本他的小說。

希望我的淺見可以給你一點幫助。

⑷ 金庸小說《碧血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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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劍》是當代作家金庸創作的長篇武俠小說，發表於1956年，收錄在《金庸作品集》中。《碧血劍》的主線故事是明末被冤殺的大將袁崇煥之子袁承志及其師門華山派義助闖王，奪取大明江山所引起的一系列江湖恩怨。袁承志的家仇、師仇構成推動故事發展的主要動力，他的復仇之路與天下江山的爭奪交織在一起。在藝術形式方面，金庸在寫作時就尋求著突破。他吸取外國文學作品的表現手法，第一次在武俠小說中運用倒敘形式來展示波瀾起伏的故事。主要人物「金蛇郎君」夏雪宜自始至終沒有出場，他的身世、性格特點、故事，全都通過溫儀與何紅葯兩個女人動情的回敘和追憶展現出來。而這種倒敘、插敘的寫作手法，也正是新派武俠小說與舊派武俠小說的一個重要區別，它的運用，為以後武俠小說情節的跌宕起伏開了一個先例。

⑸ 金庸創作風格是什麼

金庸，原名查良鏞，1924年3月10日生於浙江省嘉興市海寧市，武俠小說作家、新聞學家、企業家、政治評論家、社會活動家。
金庸創作風格：金庸的武俠小說之所以能稱得上中國現代新武俠小說的代表，就在於它們表現出鮮明的個性。簡而言之，金庸的武俠小說在題材的選擇、人物的塑造和展現社會時代風貌方面有鮮明特色，它們在創作技法上獨樹一幟，具有範式意義。金庸閱歷豐富，知識淵博，文思敏捷，眼光獨到。他繼承古典武俠小說之精華，開創了形式獨特、情節曲折、描寫細膩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俠義的新派武俠小說先河。

⑹ 金庸和古龍的小說有啥不同的風格

金庸與古龍的小說，有六個大不同：
首先，小說的背景不同。金庸的小說既有歷史的影子，又有新的藝術創造，他的《書劍恩仇錄》寫到乾隆與陳閣老，在《鹿鼎記》中寫到康熙與鰲拜，在《倚天屠龍記》中寫到朱元璋與徐達，都是有史可查的名人，他用了三分歷史七分小說的藝術手法，半真半假，假中有真。而古龍寫小說，則撇開歷史不談，他設置的小說環境幾乎沒有明確的時代背景，既馳騁想像，又合情合理。
第二，對社會環境與風俗人情的描寫不同。金庸在作景物描寫時，往往有明確的地理位置，寫江南，寫塞北，寫少林，寫武當，都有詳盡具體的變化與描繪，給人以歷史知識的熏陶。而古龍寫小鎮，寫村莊，寫山巒，寫流水，卻是信手拈來，「無中生有」，盡情發揮。一個靠寫實而兼以藝術加工，一個靠激情來構思理想中的社會；在金庸的小說中能領略社會風情；而古龍的小說則是人情世界的袒露。
第三，結構不同。金庸既擺脫了舊武俠小說陳舊的寫法，又繼承了傳統文學的嚴謹結構，因為他寫過電影劇本，又不時運用西洋心理描寫手段，來充實結構的多層次與多視角，他的小說，放得開，收得攏，前後呼應，一氣呵成，寫歷史，又不呆板、拘泥。《笑傲江湖》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金庸有些小說，長達五卷，有一百多萬字，可自始至終主題鮮明，構思嚴密，可見其扎實的藝術功力。相比之下，古龍則不大講究結構，他有意識地引入西歐文學的表現手法，一路寫來，奇峰突起，設置懸念，撲朔迷離，但由於過分追求情節的離奇，難免有顧首不顧尾的毛病。幸虧古龍才氣橫溢，盡管結構上時有破綻，但由於寫法新穎，想像奇特，兼有如珠妙語，也令讀者大開眼界，愛不釋手，自成一種武俠小說的新文體。
第四，在故事的銜接上，也各有各的高明手法。金庸依靠環環相扣的情節來組織故事；而古龍則以製造懸念來吸引讀者。前者叫人越讀越感受作者的想像奇突，後者則令讀者進入一個撲朔迷離的藝術天地。
第五，在人物典型塑造上也各有千秋，各有自己對藝術典型的偏愛。金庸筆下，芸芸眾生，除韋小寶外，他最擅長塑造朴實無華的英雄人物，如郭靖、喬峰，都顯得厚道、忠誠、大度，甚至有點魯鈍而謙恭。古龍則不同，他更善於描摹風流人物的機智、瀟灑、豪放和不拘小節，如陸小鳳、楚留香、李尋歡、江魚兒。
相比之下，金庸寫機智的人物（除韋小寶外），未免遜色；古龍筆下的鐵中棠、沈浪，也不如陸小鳳、楚留香寫得精采而感人。
第六，金庸與古龍最大的差別，還是在兩人的語言表達上。金庸的文體，在梁羽生新派武俠小說的基礎上，又是一變，他的語言老練沉著，既成功地繼承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語言，又溶入新文藝的筆觸，由於兩者結合得天衣無縫，使老讀者不致生厭，新讀者又擊掌叫好。古龍則追求武俠小說的語言歐化，他擅長寫短句與分行式，對話中多警句，交代事情來龍去脈多段落，多層次，他力求把句子寫得很美，很可玩味，很有哲理，給人一種面目一新的格局。古龍在語言上的創新，當然不能說絕對成功，但古龍的新文體畢竟突破了武俠小說的原有文體，並形成了一種自己的新的語言藝術風格。
其實，金庸、古龍作品風格的差異，說到底，是由作家本人的性格、學識而造就的。金庸，原名查良鏞，他大學畢業於重慶的中央政治學院，學的是國際法，後來又就讀於東吳法學院，專攻法律，以後到《東南日報》、《大公報》當記者，編過國際新聞版和副刊，也涉足電影界，寫過劇本，並用「林歡」的筆名寫影評，由夏夢主演的《絕代佳人》，就是由金庸充當編劇。後來他才投身於文壇，專攻武俠小說。同時，他還寫得一手漂亮的言論，是家喻戶曉的政論家。以後又成了《明報》的社長，並進入政界。從金庸走過的路程來看，他的經歷廣而學識淵博，因此，他的武俠小說，不僅顯示出中國古典文學的深厚根基，還因為他對儒學、佛教、電影、史學、自然科學都頗有研究，是一個博學之士，連古龍也承認，金庸的學問既深又廣。相比之下，古龍走過的路比較簡單，他原來是窮學生，大學肄業後不肯做教書匠。他的寫作生涯很早，早在讀書時就開始舞文弄墨，先寫新文藝，寫愛情小說，寫散文，後來才因生活所迫走上武俠小說作家的道路。古龍的性格與金庸截然不同，金庸嚴峻、冷靜、謙和，辦事與創作一絲不苟；古龍則狂放、孤獨、古怪，他喜歡喝酒，好尋歡作樂，但也能埋頭寫作，性格上的懶散與專注，使他成為武俠界的奇人、怪才。毫無疑問，古龍的學識不及金庸廣博精深，但由於他是一個追求自由的人，因此他的作品能跳出窠臼，不落俗套，刻意求新，縱橫天下。
據說金庸愛好下圍棋，但不輕易請客人到他家中作客，有一次卻把中國圍棋國手陳祖德請到家中住了幾個月，因為他醉心於圍棋研究，而圍棋極其講究布局，一著可分勝負。這一點金庸悟之甚深。他不僅在武俠小說中安排了圍棋比武，如《天龍八部》；而且他在創作小說時，也特別注意結構的嚴謹。古龍呢，則是無酒不歡的酒俠，因此他筆下的英雄，十有八九是天生海量。這兩個細節似可顯出作品的不同風格。也可從作品中找到作家嗜好與性格的影子。
總的說來，金庸是才子兼學問家，他的小說涉及面極廣，因此港台與美國有「金學」研究會；而古龍是詩人，他正是憑借自己心中滔滔不息的激情來創作小說和創造新的藝術天地。
金庸在70 年代中期擱筆，不再寫武俠小說，他知道見好就收這個道理。他的小說本來就是第一流的，但他不滿足，對初版仍重新修改、潤色、整理，因此今天出版的金庸武俠小說更為完美。而古龍則不幸於中年夭折，他沒有來得及為自己洋洋灑灑寫下的六十八部武俠小說作一次精加工。因此，從質量而言，金庸小說在總體上超過了古龍小說，但古龍則不愧為繼金庸之後又一個武俠小說的創新者。如果打個比方，金庸的成就如盛唐詩歌，那麼古龍就是中唐詩歌。中唐詩歌雖然沒有超過盛唐詩歌，但畢竟有其獨特的文學地位。

⑺ 金庸武俠小說的藝術性表現在哪些方面

簡單地說一些。金庸與梁羽生和古龍的差距在於。金庸所著小說很多，跨越幾十年。雖然早期作品和晚期作品有很大差別，但均是以一個較高的視角來描述故事。並且故事中還具有悲天憫人的情懷。並且這些故事極具可讀性。

⑻ 金庸小說有什麼特點

金庸小說的承襲了武俠小說這一文類的特點，它保持了武俠小說復雜的文學、文化、社會、歷史內涵，典型的創作了繁復多變的武俠文學，並襲用了舊小說在行文時夾用詩詞、歌賦、聯句，在回目中使用對聯、詩詞，在語言上使用白話、夾用韻文等特點。它借鑒了一些中國式的傳統手法，如說書藝術、插科打諢角色的引入、全知敘述和次知敘述的運用、戲劇舞台的架設、假全知狀態下的視覺與心覺的堂皇運用等。而其超凡的功力在於他通過浪漫敘事構造的俠譜。傑出的武俠小說家，寫武俠，寫出的是人世的眾生相；敏銳的讀者，讀武俠，讀出的是人間的滄桑和百態。

⑼ 簡單說說金庸武俠小說特點

首先，金庸小說作為武俠小說，它承襲了武俠小說這一文類的特點，即金庸在創作過程中保持了武俠小說復雜的文學、文化、社會、歷史內涵，典型的創作了繁復多變的武俠文學。
其次，金庸小說襲用了舊小說在行文時夾用詩詞、歌賦、聯句，在回目中使用對聯、詩詞，在語言上使用白話、夾用韻文等特點。
再次，金庸小說潛移默化的借鑒了一些中國式的傳統手法，如說書藝術、插科打諢角色的引入、全知敘述和次知敘述的運用、戲劇舞台的架設、假全知狀態下的視覺與心覺的堂皇運用等。
金庸作為武俠小說這一「項目」的「奧運冠軍」，其超凡的功力在於他通過浪漫敘事構造的俠譜。傑出的武俠小說家，寫武俠，寫出的是人世的眾生相；敏銳的讀者，讀武俠，讀出的是人間的滄桑和百態。

⑽ 金庸武俠小說的藝術特點。

金庸武俠總論

金庸最得武俠小說之中道，自由出入於有無之際。有者，小說結構完備嚴整，內涵博大精深是也；無者，小說文勢無拘無束，意境自在天然是也。總體來看，十四部作品以《書劍恩仇錄》為宗本，一出手就顯大家風范，此為金庸武俠小說之基，太極是也。由此生發相反相成之兩儀：射鵰英雄傳與神鵰俠侶。兩書勢分正奇而有異曲同工之妙，堪稱珠聯璧合，猶如兩儀劍法，一陰一陽，一剛一柔。雙劍合璧，乃歸於倚天屠龍記，又一太極也。由此又生發兩儀：天龍八部與笑傲江湖，至此，金庸經典意義上的武俠小說已達爐火純青之境界。天龍八部堪稱至法、至正、全有，包羅萬象，武俠中之哲學；笑傲江湖堪稱無法、至奇、妙無，隨意揮灑，武俠中之詩。至法無法，至正至奇，全有妙無，哲學就是詩，所以兩者自然融歸於鹿鼎記，渾然天成，透徹圓融。如果按照獨孤求敗一生在劍道上達到的不同境界來看金庸的武俠小說系列，則書劍恩仇錄是剛開始練劍，射鵰英雄傳是青鋒寶劍，神鵰俠侶是紫薇軟劍，倚天屠龍記是玄鐵重劍，天龍八部是草木竹石皆可為劍，笑傲江湖是自此精修，逐步超越草木竹石皆可為劍的境界，對應於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就是逐步超越武俠小說有的境界，逐步走向非武俠，鹿鼎記則是無劍境界。

與此對應，金庸武俠小說之俠客也呈現出一個完整的發展系列：陳家洛是第一個俠客的化身，但其內涵主要還是在民族主義的維度中展開。之後，郭靖和楊過在互補的意義上比較充分的展開俠客的內涵：郭靖是集體主義本位意義的英雄，楊過是個體主義本位意義的英雄。郭靖和楊過身上所體現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理想已經開始超越民族主義的范疇而提升到人類主義的境界。郭靖是正統意義上的大俠，楊過則是反正統意義上的大俠，但正反一體，兩者都是至情至性者無別。兩者的內涵在張無忌身上得到融合。張無忌以巨大的包容性將正反兩種意義的大俠化為一體。通過張無忌，金庸將大俠的理想境界建立於平凡普通之中，功力更見精純。此後，俠客的內涵最為典型的在喬鋒和令狐沖身上得以展示，兩人分別是郭靖和楊過的更高意義、更為自由的發展階段：喬鋒以拯救天下蒼生為己任，無名老僧稱贊他為「惟大英雄能本色」，「菩薩心腸」，「大仁大義」，這一點與郭靖毫無二致，但金庸通過喬鋒乃至江湖眾生相的深刻刻畫，將武俠小說的境界提升到了對整個人類命運終極關懷的高度。天龍八部就如一部佛學的史詩，飽含著悲天憫人的偉大精神。天龍八部事實上是經典武俠小說真正的顛峰，雖然笑傲江湖更為飄逸自在，鹿鼎記更為透徹圓融，但都不如天龍八部博大精深——物極必反，從笑傲江湖開始逐步走向反武俠，直至鹿鼎記成為非武俠。令狐沖則更能體現對於個性自由的自覺追求和人自身命運的自主把握。楊過和令狐沖都是堅持自己個性自由的典範，但與楊過相比，令狐沖大原則把持得住，而小節則無可無不可，很好的統一了順應世俗和堅持自己個性的矛盾。令狐沖代表了俠客個性解放的理想境界。俠之意義至此而極，故到最後一部作品，主人公成為非俠韋小寶和康熙大帝。雖然是非俠，實際上是對俠客理想的超越，也可以說非俠首先徹底的、比俠客本身還要更好的實現了俠客的理想追求。象康熙皇帝，如果以大俠的標准「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和造福蒼生而言，則康熙乃至歷代聖王勵精圖治，給百姓帶來安居樂業、海清河晏的盛世局面，正是真正意義上的大俠。比之於聖王之雄才大略，武功可以說微不足道，如此說，可謂至俠無武也[天龍八部是唯大英雄能本色，笑傲江湖是是真名士自風流，鹿鼎記是莫言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盡解詩。天龍八部是盛唐氣象，笑傲江湖是魏晉風度，鹿鼎記是生活本色]。所以武俠小說乃至於俠客的理想本身就終結了。

簡單總結一下，金庸從民族主義（書劍恩仇錄）寫到人類主義（從射鵰英雄傳到最後都是，但逐步深化），從人的命運（天龍八部）寫到人性（笑傲江湖）最後歸結到最凡俗的非武俠、生活、歷史本身，表明了一個最為簡單但也最深刻的真理：真正的理想主義只能在現實生活中才能實現或建立，這是真正的現實主義，又是徹底的浪漫主義或理想主義。金庸為什麼到鹿鼎記就封筆了？因為他已經無武了，其實如果聯繫到金庸以後改而寫歷史小說的話，我們會說，金庸的封筆不是一個終結，而是一個新的起點。其實也無所謂終結不終結，起點不起點的，隨緣任運，到什麼境界干什麼事而已。

就金庸小說所反映的中國傳統文化而言，書劍恩仇錄以中國傳統文化的正宗——儒家文化為起始，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則是對此的相輔相成的展開，射鵰英雄傳通過郭靖主要展開了儒家「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的一面，而神鵰俠侶通過楊過主要展示了儒家正心誠意至情至性的內聖的一面，在此，必須說明兩點：一、超越狹隘民族主義，以天下蒼生為己任本來就是儒家文化的崇高追求，因此對儒家思想的深入揭示必然將自己提高到人類主義的境界；二、如果我們領悟了儒家文化的真諦，就會明白，儒家文化從本性上決不違反人性，相反，盡心盡性盡情才能知天知命達道，如此，就自然過渡到倚天屠龍記所展示的道家的境界，倚天屠龍記所展示的道家的境界是正宗的哲學化的道家，偏於老子一面，主要得道家文化之自然、質朴和博大；之後，金庸在兩個方面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對倚天屠龍記的道家文化精神進行了更深入的拓展，一個是深化的方面，深化了倚天屠龍記的博大之處，此即形成為天龍八部，武俠小說至天龍八部，達到森羅萬象、無所不包的境界，猶如華嚴宗的一真法界，另一個方面則是對倚天屠龍記的道家文化精神進行了自我轉換，使道家文化的自然風骨展開為飄逸與逍遙，此即形成為笑傲江湖，笑傲江湖的道家是詩化的道家，偏於莊子一面[天龍八部將道家文化的博大展開到完備浩瀚的程度而笑傲江湖將道家文化的自然展開到自由自在的程度]，於是乎就為金庸的武俠小說最終歸宗於平常、本真的鹿鼎記做好了鋪墊，鹿鼎記是禪，是平常心即道的境界。

因此，金庸的武俠小說由儒變而為道又由道變而為佛禪[同時兼賅墨法兵陰陽等各派]，直至回歸到生活和歷史本身，乃越來越爐火純青的進程，整個發展過程逐步遞進而又渾然一體。整體而言，金庸由非武俠小說而武俠小說，此為無中生有，越來越精深，達到最高境界又歸於非武俠小說，又由有而歸無，完成了一個大循環。《書劍恩仇錄》為初入大道，倚天屠龍記乃小成境界，鹿鼎記為大成境界。《書劍恩仇錄》為初發心，凡夫位；倚天屠龍記為超凡入聖，聖人位；鹿鼎記為返樸歸真，凡聖等一，平等位。總體言之，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可謂善始善成，因此有關金庸封筆，可以引老子一言以蔽之曰：功成身退，天之道哉。

金庸武學總論

新武俠小說諸作家中，就武學修為之深邃博大而言，無出金庸其右者，乃至於可曰：通金庸武學即通一切武學。

金庸武學，一言以蔽之曰：以武論道，由武而顯道者也。

武學至上境界，乃即武學而超武學之境界，武學與非武學，本性一如之境界。如此境界，無佛家武學，無道家武學，亦無俗家武學，無佛家、道家、俗家分別之相，乃至亦無無分別之相，佛陀所言離一切分別無分別是也，亦可謂真如自性，大道之實性，此為一切武學非武學之源，不可思議，妙不可言之境界也。此不可言說，假而言之，曰武學之無極境界可也。對應於非陰非陽或無劍境界。

此無上妙境自性起用，自體自然生發而分別生出三相，即通常所謂佛家武學、道家武學與俗家武學是也。此三相初生，故尚未分離，分而未分。三相即一相，一相即三相，三而一，一而三，介於無與有之間，武學之太乙境界也。具體而言，九陽真經、九陰真經、獨孤九劍[木劍境界（草木竹石皆可為劍）的系統化]即此境界也。九陽真經是佛而非佛：佛，是因為此武學聖典乃從佛學至上大乘禪宗正宗真傳達摩祖師所傳之無上佛法而化來，故一切佛門武功皆歸於九陽真經；非佛，是因為此武學聖典含攝、超越天下一切武學，不止限於佛家武學也。九陰真經乃道而非道：道，乃由於此武學聖典為道家大宗師黃裳由道學淵藪道藏中化來，故一切道家武功皆歸於九陰真經；非道，乃由於此武學聖典亦含攝、超越天下一切武學，不止限於道家武學也。獨孤九劍則是俗而非俗：俗，是因為此武林絕學乃俗家千古奇人獨孤求敗以易經為總根源而化來，故一切俗家武功皆歸於獨孤九劍；非俗，是因為此武林絕學亦含攝、超越天下一切武學，不止限於俗家武學也。故天下一切武功皆以萬流歸宗之勢融匯於以上三大武學，此三大武學又以九九歸一之勢歸於自然無為的絕頂境界。故三大宗師，達摩祖師、黃裳真人和獨孤大俠，雖假借佛門武學、道家武學和俗家武學之方便，而實際心中並無佛家、道家和俗家武學之分也。

三大宗師之分別：就最終意義而言,獨孤大俠,黃裳真人,達摩祖師三大宗師當究竟無別,皆可稱絕頂境界,然細論仍可分出高下:達摩祖師當下直承,純以自心為源而生無上武學,武學只是明心見性之方便,也就是說, 達摩祖師對武學的境界是本來超越,本來無武;黃裳真人是假借道藏為緣,以自心為因而生至上武學之果,終究有所憑借,故雖最終超越了武學,尚非本來超越之境界,不過極其接近此境界,獨孤大俠則經過一生極其艱苦的修習之後,直到最後才超越了武學,踏入武學和人生乃至天道證悟的至上境界,比之於以上兩位稍遜一籌.達摩祖師乃無為境界,黃裳真人乃類於無為境界,獨孤大俠則是由有為而歸於無為的境界.達摩祖師是當下無極,黃裳真人是由太乙而無極,獨孤大俠是遍歷一切有形而無極[基本上經歷了劍道修習過程中的所有階段,經歷最全],不過最終無異，都是體用一如之境界：達摩祖師以真如為體，以博大無邊的無量武學為用；黃裳真人九陰真經上卷明大道微妙本體，下卷為破盡天下一切武學之法門；獨孤大俠的無劍境界，既是內力的無所施而不可，又是劍招的變化無窮。
類似的，《射鵰英雄傳》中郭靖在桃花島山洞中，周伯通說道：他（王重陽）說我學武學得發了痴，過於執著，不是道家清靜無為的道理。我那七個師侄當中，丘處機武功最高，我師哥卻最不喜歡他，說什麼學武要猛進苦煉，學道卻要淡泊率性，這兩者是頗不相容的。於是郭靖就問周伯通：為什麼王教主既是道家真人，又是武學大師？周伯通：他是天生的了不起，許多武學中的道理自然而然就明白了，並非如我這般勤修苦煉的。這就是老子「道法自然」之意，故王重陽理事圓融，既是道家真人，又是武學大師。「俠客行」上的武功各派高手[無論是少林、武當這樣的正宗門派還是各種奇門武學]以任何見解去解釋都不得其真諦，而石破天無心、無意而自然契合於其境界，也可以說是自然無為境界之體現也。與道相合之後，一切武功皆紛至沓來，隨心而發，無不自如。

以上兩種境界皆不受武學門派限制乃至於不受武學限制，武學之自由境界也。如不能恆持此境界而自心生疑，則淪入有形且被其束縛，如此而觀，則天下武學遂分為三大宗：佛、道、俗是也，且三大宗之武學又由自身而無窮化生，漸次生出自己的太極境界之武學、兩儀境界之武學乃至一切可能境界之武學，整個武學格局至此即成門派紛呈、萬象並存之景象。兩儀境界之下，繁復不可論也，故只論太極與兩儀境界之武學。

道家武學之太極境界易見，即太極劍法[和拳法等]是也，分而為兩儀劍法，合則為太極劍法。陰陽剛柔，互生互化，相反相成，兩儀也；混成一體則太極也。而佛家武學和俗家武學之太極境界何在？曰：易筋經即佛家武學之太極境界，而玄鐵重劍即俗家武學之太極境界是也。易筋經乃少林武學之總法門，一切少林絕技與武學皆以此為基方可成就，而此經非少林弟子不傳，已經分了門派；而少林武學兩儀境界，乃由易筋經而自生剛柔功夫，少林武學之特點並非陽剛，而是光明正大，一味剛猛並非少林武學之真諦，少林功夫中雖不乏金剛指之類的至剛至陽之絕技，然亦有「拈花指」等至柔至和之絕技；或曰：少林武學外功為剛而內功為柔，內外兼修，剛柔並濟，最終合而為一，亦為太極境界無疑也。至於玄鐵重劍之武學，乃獨孤求敗超越至剛的青鋒寶劍[凌厲剛猛，無堅不摧]和至柔的紫薇軟劍之後將兩者混成一體而成，達有形劍法之極至，是「一」的境界，也就是太極境界。

天下武學，本來一源。由體起用則化生無量武學，反之，由用歸體亦可返樸歸真，返本還源。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修習俗家武學達絕頂境界可天人合一，修習道家武學達絕頂境界可歸於大道，修習佛家武學達絕頂境界可明心見性，殊途同歸，都是自由王國的境界。

金庸武俠小說的文學經典意義

世界上偉大的文學經典其特徵是雅俗共賞，長盛不衰，也就是既擁有高低深淺各個層次的讀者群體，同時也能夠獲得各個時代讀者的接受和共鳴，因為文學經典都具備時空兩個維度的特點：在空間上作品應盡可能涵蓋各個層次和方面，作品本身就是一個廣闊博大深邃無限豐富的世界，甚至應該同人生、宇宙同樣浩瀚；在時間上作品能夠超越不同的時代而反映超越特定時代的永恆價值——只有作品從本性上超越了不同的歷史時代，才能經得起不同歷史時代不同讀者的檢驗，才能獲得不同歷史時代各種人的共鳴。如此說，金庸的武俠小說可以稱為經典。

金庸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諸子百家採取兼容並包的態度，在金庸小說中，不同的觀念可以多元並存，和而不同，構成一個包羅萬象而又渾然不可分的整體。無論作為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儒道佛還是作為非主流思想的其餘各家各派都在金庸小說中各得其所。就對中國傳統文化理解之廣博與精深而言，金庸可稱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人。金庸的武俠小說猶如中國傳統文化乃至於東方文化的一座長廊，琳琅滿目。曾有一位學者用一副對聯評論金庸的成就：打通佛道儒，驅琴棋書畫；馳騁文史哲，遣星相醫卜。因此，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讀者可以各取所需，故金庸小說才擁有了最廣泛的讀者群。但金庸讓人稱道、難以企及之處還並非單純是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兼容並包的博大胸懷，而是在此基礎上對不同流派的思想境界、對不同人物性格與命運的恰如其分的把握。這種精當的分寸感和純熟的火候是金庸功力精醇純正的體現。博大是向外開掘，而精純則是向內、向本性深處錘煉。如果說博大是包羅萬象，那麼精純則是將博大所包羅的萬象貫通起來而達到渾然一體的境界，亦即達到貫通一切的「一」，而同時每個個體並不失去自己的個性，而是各就其位，各成其性，隨在各足，不相妨礙，不僅不相妨礙，而且還相輔相成，相濟相化，一切皆和諧之至，最終才能達到透徹圓熟，隨心所欲，無不自如的境界。由於有了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強大後盾，金庸的文學作品就具有了極為豐厚的文化底蘊。

但金庸作品的超凡之處並不在於、主要不在於、首先不在於對中國或東方文化的理解與闡發，而在於在中國傳統文化這種特定的形態中揭示了超越時代和地域的人類的永恆價值與普遍的大道。何謂也？個體與社會的關系，人類對於自由的追求，對於自己命運的認識和把握，對於社會規律和宇宙之道的求證，並不只是對於江湖人才有意義，也並不只是對於古人才有意義，這些問題對於我們每一個人都具有首要意義，是我們生存的意義之源。偉大的作品還都具有一種史詩的風格，這當然是由作品本身內涵的博大豐厚所決定的，因此《水滸傳》是江湖文化的史詩，《三國演義》是英雄文化的史詩，《西遊記》是修行的史詩，《紅樓夢》是社會和人性的史詩[《西遊記》和《紅樓夢》是一真一俗，《紅樓夢》與《三國演義》或《水滸傳》是一陰一陽，《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是一精一粗]。我們同樣可以說，金庸的武俠小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史詩。

金庸的十四部武俠作品，其代表作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和鹿鼎記都是長篇，特別是天龍八部和鹿鼎記的篇幅都和紅樓夢不相上下。墨家文化的積極入世、急切救世，儒家的上合天道、下和萬民，道家的自然無為、與世無爭，佛家的大慈大悲、普度眾生，以及兵家、法家、陰陽縱橫之術都有所反映。從宋代直寫到清代，時間跨度近千年；宋、元、遼、西夏、大理、俄羅斯，江南漠北中原邊塞宮廷市井軍陣，空間跨度極為廣闊；社會問題、民族問題、歷史問題、人類的命運問題、大道的本性問題，各種問題皆有體現；既有宏觀的大場景的刻畫（如天龍八部少林寺大戰，倚天屠龍記中明教與六大門派之戰，神鵰俠侶中襄陽大戰，雪山飛狐中天下掌門人大會等），也有微觀的細節的細膩描寫，而且宏觀與微觀能完美的融為一體；既有對外在自然美景的描摹，也有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揭示，千絲萬縷而脈絡分明，結構嚴整，境界博大，意境深遠。金庸的武俠小說因含納萬狀而在當代做到了雅俗共賞，它也必能因趨近永恆而在各個時代長盛不衰。
參考資料：http://www.gulongbbs.net/bbs/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102&ID=2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