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俠小說與傳統文化

『壹』 傳統文化對金庸小說的影響

1957年一部《射鵰英雄傳》出世，中國武俠小說的格局開始不一樣了，家國情懷、蒙古草原、成吉思汗、大宋岳飛。有多少人歷史啟蒙教育與對歷史感興趣是從金庸武俠作品改編的影視劇與小說開始的。
金庸本名查良鏞，上個月底去世，無數人緬懷他，他的影響力非常廣泛。包含文化界、演藝界、對商界人物的影響、報業、歷史、政治等。加上金庸長壽，作品通俗影響范圍廣，無數各行各業的人都深受他作品中的中國傳統文化與人物影響，他使中國的歷史王朝變得有趣、不再遙遠。
地域影響力包括台港澳、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亞洲的韓國、日本、泰國等因為電影電視劇的因素也有一些影響。海外華人世界無數人看過他的作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他的影響力。
金庸曾經做過《大公報》的記者幾年，後來創辦了香港大報《明報》，寫過無數政論文章，也是香港回歸前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為香港香港回歸做過貢獻，。
有人說金庸的小說有點像現在的網路小說，簡單普通影響有限。這主要是說金庸的小說通俗，這話對，但《三國演義》、《紅樓夢》也是通俗小說。魯迅的作品文章也是通俗小說，小說這東西本來就需要通俗。
金庸作品傳遞的價值觀正確，三觀正，也有一些普及歷史的意義，讓中國的傳統王朝歷史變得吸引人，他重構了一個融入了歷史的武俠世界。
華羅庚、鄧小平、馬雲等，雖然他們將金庸武俠小說視為一種休閑放鬆的消遣，華羅庚曾經說過「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的童話」。但歷史上戲劇等何嘗又不是消遣，這是民眾文化娛樂的需求。
金庸對中國歷史很感興趣，有人說他歷史水平有限，做不了歷史學家。這話對著，一個人一輩子的精力有限，金庸當年既寫武俠小說、也寫報紙政論文章、還要管理《明報》，非常忙碌。但他算得上歷史小說作家，這一點是沒有質疑的。

『貳』 金庸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金庸的武俠小說流傳很廣，很多作品中都體現和蘊含著中國的傳統文化，可以說金庸是將傳統文化以武俠小說的形式進行了傳播，而且他的小說將傳統文化中的一些內容，進行了升華和凝練，在傳統文化的普及和傳播方面，金庸的影響特別巨大。

『叄』 金庸小說與傳統文化的關系的關系論文

首先，金庸就是用一種舊體小說的方式行文，內容形式相似。
其次，金庸小說中包含大量儒釋道文化的內容，不客氣的說，他可算作國學大師，對歷史也有獨到的認知，他在圍棋方面也多有造詣，而且笑稱東坡先生那樣恬淡的人，圍棋是學不好的。
再次，金庸先生對俠的定義，舉世公認，而這樣的一種理念也可以看做是傳統文化的一種解讀、認知與延伸。
最後，想不到啥說的了，收工；記得選為最佳答案哦！！！

『肆』 如題，500-600字，講金庸小說與傳統文化的

金庸武俠小說包涵著迷人的文化氣息、豐厚的歷史知識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寫「義」為核心，寓文化於技擊，借武技較量寫出中華文化的內在精神，又借傳統文化學理來闡釋武功修養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為啟發，相得益彰。這里涉及儒、釋、道、墨、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來中華民族眾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傳統文學藝術的各個門類如詩、詞、曲、賦、繪畫、音樂、雕塑、書法、棋藝等等。作者調動自己在這些方面的深廣學養，使武俠小說上升到一個很高的文化層次。像陳世驤教授指出的《天龍八部》那種「悲天憫人」、博大崇高的格調，沒有作者對佛教哲學的真正會心，是很難達到的。我們還從來不曾看到過有哪種通俗文學能像金庸小說那樣蘊藏著如此豐富的傳統文化內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學術品位

可以說，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俠小說的結果，同時又是作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潤、熏陶的產物。從金庸小說，我們可窺見墨家見義勇為的游俠精神，儒家的仁愛、王道與民本思想，還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無處不在的辯證方法。僅就文學本身而言，我們讀金庸小說，也常常不禁聯想到《莊子》那種瑰麗恣肆的神奇想像，寓意深沉的哲理色彩，飛揚靈動的文學語言。它們都證明著金庸小說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深刻聯系。

我們說中國傳統文化在金庸小說里是以綜合的形態存在的，這包括多層含義。

首先，指金庸小說中的傳統文化由多元所構成，儒、道、墨、法、釋乃至兵法家等各種思想成分都有。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於不同的需要，通過藝術形象著重體現或發揮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幾家的若干觀點，他本人卻似乎並不特別偏向或執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金庸的傳統文化觀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因此，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說中往往不是單個地分離地存在的。比方說，他的小說贊美了儒墨兩家的人生態度，同時卻又肯定了佛道兩家的哲理精神：採取一種儒墨與佛道互補的態度。令狐沖那麼狂放灑脫，對師父卻總是畢恭畢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師重道的傳統道德，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體現，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觀念的不自覺流露。在愛國、重義、盡孝、尊師、守信這類基本道德觀念方面，金庸小說從儒墨兩家吸取很多，但在個人與社會相互關系的選擇上，作品又頗多佛道兩家的思想。了解傳統文化問題上的這種多元性，是正確把握金庸小說內容、防止和避免簡單化論斷的關鍵之一。

『伍』 金庸武俠小說中蘊涵著怎樣的文化內涵

這個問題范疇太廣，在這里我只做一個粗略的梳理：
微觀方面，金庸小說很多細節都融入了大量的傳統文化，從琴棋書畫到經史子集，幾乎都有涉獵，與一般武俠小說不同，金庸小說在武功中也融入了大量的文化元素，有的融入琴棋書畫，有的融入不同個性，有的融入儒釋道文化。
宏觀方面，我常把金庸小說按照創作順序分為四個階段，1955年-1959年是第一階段，是金庸側重入世的儒家文化的階段，書里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一般都是積極入世的，常以天下為己任，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階段的代表是《射鵰英雄傳》和儒俠郭靖；1959年-1963年為第二階段，這階段人物和思想都由儒轉道，以楊過、張無忌為代表——當然，值得注意的是，道家文化寫的同樣好的《笑傲江湖》卻是個特例（因為它不僅涉及道家文化，還要影射政治）；從1963年-1967年是第三階段，作者由道入佛——這大概與金庸先生中年開始讀佛經不無關系，以《天龍八部》為典型代表；從1967年《笑傲江湖》之後，金庸通過反思，或者說是顛覆，否定了許多傳統文化的糟粕，進入「無俠」的階段，開辟了武俠小說，乃至通俗小說的巔峰，以《鹿鼎記》和韋小寶為代表。
當然值得注意的是每個階段只是人為劃分的，其實不管在哪個階段，儒釋道都是相互滲透的。另外，作為新武俠的代表，與傳統的武俠小說相比，金庸小說更多地融入了西方的文化，以騎士文化（如《堂吉訶德》）最為突出。

附上金庸小說時間表：
小說作品
《書劍恩仇錄》 1955年
《碧血劍》 1956年
《射鵰英雄傳》 1957年—1959年
《雪山飛狐》 1959年
《神鵰俠侶》 1959年—1961年
《飛狐外傳》 1960年—1961年
《白馬嘯西風》 1961年，附在《雪山飛狐》之後的中篇小說
《倚天屠龍記》 1961年
《鴛鴦刀》 1961年，附在《雪山飛狐》之後的中篇小說
《連城訣》 1963年，又名《素心劍》
《天龍八部》 1963年—1966年
《俠客行》 1965年
《笑傲江湖》 1967年
《鹿鼎記》 1969年—1972年
《越女劍》 1970年，附在《俠客行》之後的短篇小說

我覺得作者的寫作順序是了解小說和進行金庸小說研究非常重要的窗口。

『陸』 為什麼說金庸的武俠小說蘊含著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意蘊

金庸武俠小說處處蘊含著深厚的傳統文化，一方面表現在外在的，比如小說人物名字，就像周芷若、李莫愁等等，都是出自經典傳統文化；比如美食，就像射鵰英雄傳等等裡面的或紛繁復雜的大餐或簡單平淡的家常菜，都體現出來傳統文化的意蘊。另一方面表現在內在的，比如愛國愛民的情懷、忠義當頭的情操、隱逸瀟灑的情結等等，更是體現出我們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意蘊。

俠義天下

『柒』 金庸武俠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探究 研究性課題

金庸的出現,無疑對中國主流文學界構成了嚴峻挑戰.然而,無論是接納還是拒絕金庸,研究者們都很難跳出雅與俗、精英與大眾等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即使是接納金庸的學者也是把收編金庸作為自己的使命.以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來衡定金庸雅俗兼具、模糊二值判斷的武俠小說無疑是削足適履的.金庸小說事實上已對20世紀建立起來的中國文學理論和文學史觀念體系提出了挑戰,那麼,如何跳出這種二元思維設定的框架與模式,調諧接收金庸作品的文學研究頻道?本文試圖依託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經濟資本及社會資本聯動的文化研究理論,探尋金庸武俠小說的文化創意經營.
一、文化資本:在當代思想給養中運作中國傳統文化
布爾迪厄認為,資本可以表現為三種基本的形態: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經濟資本可以直接轉換成金錢,它是以財產權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在某些條件下能轉換成經濟資本,它是以教育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會資本是以社會義務(聯系)組成的,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換成經濟資本,它是以某種高貴頭銜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資本通常以三種狀態存在:具體的狀態、客觀的狀態和體制的狀態.文化資本的積累集中體現在我們所稱的文化、教育、修養之中,文化資本的經營是對累積的文化資本的現實運用與轉化,這一過程表現為投資者的辛苦勞作,顯現為經營者各個時期勞動力的變化,這種文化資本的自覺經營,為「文化資本」整合其他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獲取高額回報提供基礎核心,並且在社會結構的再生產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金庸成長過程和小說顯現的人的教養、德行、人性,經由創辦報紙、撰寫時評與創造小說,表現為一種努力擺脫功利主義、物質主義對個體精神羈絆的努力,尤其是撰寫時評體現得淋漓盡致,作為一個政治學出身的文化經營者那份「超目的的合目的性」追求,為他贏得了更多的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的經營空間.在小說創作中則體現為他自覺地以更多的時間投入以剖析人性與體悟生命.
金庸自身的文化修養和對待創作的認真態度,是他的文化資本的重要構成部分.金庸以嚴肅認真的藝術態度對待武俠小說創作,精心建構武俠小說獨特的藝術魅力,高度自覺地承傳中華文化的價值,是金庸自覺經營文化資本並以此為核心整合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的起點.
讓傳統文化運行於當代思想提供的給養中,這是對傳統文化的最好保存.沉澱於歷史長河中的傳統文化的思想結晶,被從歷史深處打撈起來,集聚在與當代文化共同運行的思考之中,這種深入到歷史深處的思考,不是要復活傳統文化曾有的樣子,而是要使曾經鮮活的傳統文化精神氣韻在當代文化土壤滋養下,依然保持它曾經存有的鮮活.
金庸成功地融會了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文化精神,將武俠小說提升到新的境界,其創作一方面從傳統文化資源中汲取大量的營養,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智慧、靈感、想像和才情綜合運用傳統文化資源,從而構成他小說的獨特的文化資本.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或許是良莠兼具,但在社會的特定發展時期,金庸小說文化資本運營,為社會開辟了一個廣泛的市場,為不同的讀者群提供了各取所需的文化資源.中華文化精神也在文化資源的現實轉化中,著陸生根於我們日常的生活.
對金庸如何在小說中充分激活中國傳統文化,將傳統文化元素有效地轉化為小說的文學性資源,許多研究者都有精彩而充分的展開,不再作添足之論.本文重點旨在論述金庸的文化資本經營在當下語境中的功能與意義.
從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著眼,形式上藉助武俠小說這種傳統文化體裁,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適合最廣大華夏子孫的再創造.金庸利用的是傳統的武俠小說形式,在承載傳統文化的同時,又賦予小說以現代的思想,即以當代的文化滋養中華的傳統文化,讓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一道運思,創造出有別於傳統的新武俠小說.
中華傳統文化資源極其豐富,但由於缺乏好的創意和再造能力,致使傳統文化資源不是閑置浪費,就是大量流失,或為外國文化所利用.眾所周知,《花木蘭》和《寶蓮燈》這兩個在我國流傳甚廣的民間故事,美國好萊塢把它們拿去加以文化與技術的改造,拍成動畫片,通過全球的銷售網路廣泛傳播,從而創造了驚人的票房和影響,這就是好萊塢對傳統中華文化的改造,我們除了焦慮卻無所作為.在全球化背景下,僅僅倡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號,對民族文化的國際化推進並沒有什麼切實的作用與意義.我們可以蔑視好萊塢對中國文化的關注將目光僅僅投放在最沒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中國功夫」上,也盡可以蔑視好萊塢的中國面孔拼貼的僅僅是中國文化的邊角余料.但是,如何遏止好萊塢的文化影響和意識滲透在中國的進一步擴大,這才是中國人自己的使命,如果忽略這一點,那才是最可悲的了.

『捌』 金庸作品中，蘊含著哪些文化內涵

金庸作品中，最顯而易見的是儒家文化。

最為代表的是《射鵰英雄傳》。其中裡面的很多代表人物都是以天下為己任，很願意出世入仕的。有關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觀點也是經常出現。就以裡面的郭靖為代表，郭靖是一代大俠，懲奸除惡，作為儒家文化的代表性人物，有時跟楊過會顯得截然不同，沒有那股江湖氣，更多的是一種正氣和作風。

而且，金融筆下的人物更包含了很多傳傳統的通俗文化，將武俠小說推到一個高度，曲高和寡的藝術表達手法變得通俗化，達到了一種藝術化的效果。

『玖』 中華文化對金庸創作影響

金庸的出現，無疑對中國主流文學界構成了嚴峻挑戰。這一挑戰的真正意味在於，"中國20世紀建立起來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史觀念體系，對金庸小說缺乏足夠的透視力、解釋力和包容性，因而在金庸小說面前，當前主流文學界明顯面臨著價值失范的危險，並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失語狀態。"（鄧集田：《當前主流文學觀念體系的局限性》，《文藝研究》2006年第4期第53頁）

本文就試圖依託文化研究理論，調諧接收金庸作品的文學理論頻道，確立一種新的文化批評視角，探尋金庸武俠小說對傳統文化保存的意義及對20世紀文學創作的啟示。

一、從藝術創作的角度著眼，金庸讓傳統文化運行於當代思想提供的給養中

讓傳統文化運行於當代思想提供的給養中，這是對傳統文化的最好保存。沉澱於歷史長河中的傳統文化的思想結晶，被從歷史深入打撈起來，集聚在與當代文化共同運行的思考之中，這種深入到歷史深入的思考，不是復活傳統文化曾有的樣子，而是使曾經鮮活的傳統文化的精神氣在當代文化的土壤滋養下，依然保持它曾經存有的鮮活。

舊的、通俗的文學樣式，並非一定就與現代的、高雅的文化水火不相容。"大作家的出現，可以提升一個文學類型的品格，這點早被中外文學史所證實。"（陳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出路》，王敬三編《名人名家讀金庸》，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頁）金庸就是成功融匯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文化精神，將武俠小說提升到新的境界的這樣一個大家。

金庸小說創作，一方面從傳統文化資源中汲取大量的營養，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智慧、靈感、想像和才情綜合運用傳統文化資源。

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源，在經濟愈益走向全球化的時代，更應該強調對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這方面，金庸先生為我們作了很好的垂範。

對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弘揚，我們當務之急不是批判與拋棄，而是在取其精華、剔除糟粕的同時，積極發掘與弘揚傳統文化的精華。對傳統文化資源進行怎樣的再度挖掘與創造，使之成為文學創作的泉源，我們可以從金庸作品中吸取養料。

對此，早在1996年第一屆金庸學術研討會上，浙江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盧敦基在《金庸新武俠小說的文化與反文化》中就有探討。他指出"金庸作品具有文化意蘊，首先是指出同時也是常為人所忽略的便是他窮盡心力描繪的人間世相；在這里，實際上表現了金庸對於傳統文化的深刻把握。其次也是最明顯的，就是金庸作品有著厚重的傳統文化思想，用其作為武俠小說的深刻內涵；金庸的三部巨著《射鵰英雄傳》、《笑傲江湖》、《天龍八部》，與我國古代儒、道、釋三家的文化思想遙遙相對。更可貴的或者說最重要的，金庸武俠小說在傳統思想的模式里注入新的血液，為傳統文化的現代化作出了嘗試，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以現代的自由思想改造了傳統文化，成功地將傳統思想與現代文化結合起來。（《金庸研究 創刊號》第60頁至第68頁。）

對金庸如何在小說中充分激活中國傳統文化，將傳統文化元素有效地轉化為小說的文學性資源，鄧集田在他的論文中，在與尋根文學的比較中，已經有精彩而充分的展開（鄧田集：《當前主流文學觀念體系的局限性》，《文藝研究》2006年第4期第58頁），不再作添足之論。

借他的精闢論述旨在說明，對傳統文化資源的最好保護，是怎樣運用富有創意的方式對傳統文化進行重組與再造。金庸武俠小說的成功，在某種意義上，正是藉助武俠小說這種傳統文化體裁，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適宜最廣大華夏子孫的再創造，這不是理論的推論能成就的。"文化是一個既虛又實的東西，因而要想使它成為有效的文學資源，作品中就既需要有開闊空靈的意境來聚合與提升這些文化資源，使之有一個可以棲居的詩性的'家'，又需要對文化元素本身進行具體而微的精妙描寫和藝術處理，將其所蘊含的文學潛質充分地開掘出來，使死的元素變活，使之真正獲得生命。'家'和'生命'兼備，文化才能舒適地棲身於文學。"（鄧田集：《當前主流文學觀念體系的局限性》，《文藝研究》2006年第4期第58頁）利用的是傳統的武俠小說，賦予的是現代的思想，即讓當代的文化滋養中華傳統文化，讓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一道運思，從而創造出有別傳統的新武俠小說。

中華傳統文化資源極其豐富，但由於缺乏好的創意和再造能力，致使傳統文化資源不是閑置浪費，就是大量流失，或為外國文化所利用。眾所周知，《花木蘭》和《寶蓮燈》這兩個在我國流傳甚廣的民間故事，美國好萊塢把它們拿去加以文化與技術的改造，拍成動畫片，通過全球的銷售網路，廣泛傳播，從而創造了驚人的票房和影響，這就是好萊塢對傳統中華文化的改造，我們除了焦慮而無所作為。

在全球化背景下，僅僅倡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號，對民族文化的國際化推進並沒有什麼切實的的作用與意義的。我們可以蔑視好萊塢對中國文化的關注將目光僅僅投放在最沒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中國功夫"上，盡管可以蔑視好萊塢的中國面孔已經拼貼的是中國文化的邊角余料，而好萊塢的中國的進一步擴大，這是中國人自己的使命，如果忽略這一點，那才是我們最可輕蔑的了。

金庸小說的一個可貴價值也正在於，他以自己的文學嘗試和藝術作為，較好地傳承了中國本土文化和文學傳統，有效避免了20世紀中國主流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出於種種現代性焦慮而導致的文化和文學資源斷裂、本土性流失等致命問題，從而成為一個獨特的存在。（鄧集田：《當前主流文學觀念體系的局限性》，《文藝研究》2006年第4期第59頁）

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本出路，只有從社會經濟發展中審視定位，從文化受眾需求中探尋方向，從現實生活中吸取養料，從現代精神中激活感情，從文化碰撞中開拓新意，才能生生不息、綿延不絕。

金庸在描寫個人與世界的關系時，他明確告訴你世界是一個血腥的、苦難的世界，個人無力改變，個人可以做的是如何潔身自好？大處，金庸以深沉的人道主義克服樸素的愛國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之間存在的內在矛盾，小處，金庸對其間群體關系的微妙洞悉和對置身事態中人物心性變化的分寸拿捏，往往恰如其分。金庸書寫，不只在丹心俠骨、鐵漢紅顏之中流露出深厚的中華文化內涵，還特別注重歷史、地理、人物、事件的真實感，尤其是後來幾部作品中，對中國政治文化問題的刻劃，更是入木三分。金庸的文字和對白比較接近傳統章回小說，但故事結構與敘事方法，都融入了不少好萊塢的電影手法和現代的心理描寫，而主要人物的塑造，詩性空間的拓展，生命意義的追問，顯然受到了西方近代文學作品的影響。

文化的弘揚和保護，不在於花巨資把傳統文化的物質形態束之高閣，建幾座博物館，保存一些傳統的音像資料，還有在某些與史實沾親帶故的風景區，蓋幾間房子，寫幾幅對聯一掛，彷彿就將文化發揚起來了。文化的真正弘揚和保護在於通過自己的創造，讓人記住歷史。金庸的《神鵰俠侶》讓人們記住了元好問原本不太出名的那首詞中的詞句："問世間情為何物"。《天龍八部》並非金庸所創的這一書名，雖取自佛經，但卻是因為金庸的生花妙手才名聞遐邇，才使"天龍八部"贏得了獨特的含義。

金庸武俠小說並不單單著力於弘揚傳統文化，追求高蹈豪邁的思想；更看重生動形象的塑造、生動曲折情節的細節作品在人性和人情的表述上的創意，以便為更廣大讀者接受。

在形象塑造上，消除了人物臉譜化的做法，側重於形象的復雜性，即具體個體身上，展示善惡好壞相互對立、相互轉化的一個辯證過程，對待感情問題雖然悖離理性卻合乎人性與人情的深刻性。譬如對待愛情，明知自己所愛非人，是一個不為社會價值觀所肯定的對象，依然一往情深無怨無悔地愛著對方。這是一種建立在對人性的復雜性的深刻體認基礎上的人物塑造。

金庸將中西文化的精髓融於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中，從而使中華文化在獲取了最大的讀者的同時得以根植百姓心中，成為百姓尋常生活的精神支柱。

文學內容形式的邏輯劃分是為了便於研究，在小說中，二者是相互依存互為作用的。中華文化的精髓得以在最廣闊的日常生活土壤中生存，也在於小說形式本身是傳統與現代的對接。金庸是這么想的，也是這么做的。在他的小說創作中他努力踐行這一想法。一方面他自己也認為，如果說他的作品有什麼價值，"我想只有一點--'民族形式'。武俠小說是我國文化中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金庸、梁羽生、百劍堂主著：《三劍樓隨筆 從一位女明星談起》，第202頁，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另一方面，他又深諳小說創作推陳出新的重要，努力吸納藝術的各種現代創作與表現方法。

《雪山飛狐》，表面上看來採用的是中國古典小說的章回形式，但是，金庸把一個發生於一百年的故事濃縮到一天中來抒寫，這一方式恰恰是較現代的戲劇創作方式。而小說最後為人們津津樂道的那一刀，這一開放性結局的運思，更是現代小說表現手段的成功借鑒與運用。記得粉碎"四人邦"不久出品的由楊延晉導演的《小街》，也採用了開放性結尾，這在當時給人留下多深刻的影響，時至今日這一影響依然鮮活於眼前。就我個人的記憶，依循時間順序，對開放性結尾的採用，金庸在楊延晉之前，而對開放性結局的感受，楊延晉在金庸之前，而開放性結局給人的震憾，金庸又在楊延晉之上。或許因為那是愛恨情仇的聚焦，更是攸關生死的一瞬。

此外，金庸小說在以章回的形式承傳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又恰好適應了現代報章連載的形式要求。現代傳媒廣泛而強力的影響力，不只給他的小說創作帶來豐厚的經濟匯報，更重要的是與此同時也使他的小說獲得了最廣泛的社會效應與較強烈的社會反響，激起並喚醒了大眾，尤其是置身海外的華僑族群對中華文化的思鄉之情。

"金大俠長期居住在香港這個中西文化的交匯點，早年還曾經在美國耶魯大學修讀，但他一直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情有獨鍾，並通過自己的作品在傳播國學方面作出別人難以企的貢獻。他的經歷和成就證明：深厚的國學素養和以西方文化為主要內的現代文明，不只是不矛盾的，而且可以是相輔相成的。"（鄔鳳英《從金庸支持復興國學談起》，見2005-8-3《中華讀書報》）文化內容的大規模傳播，文化內容在不同的語境中頻頻呈現，包括在不同的國別、不同的讀者群、不同的媒體，內容的非語境化不斷改變著文化內容的原初意義，由此投射出新的內容或改變了的意義。也許在不斷的被復制、並置和剪輯的非語境化過程中，每一文化元素的有效性會降低，但是，也導致文化的全部象徵內容的大幅度增加，或者說是它的詩性空間得到不斷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