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小說與英雄傳奇

A. 求中國武俠小說史txt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高度概括了金老先生畢生武俠作品，也就是從此時，我知道了「武俠」。隨著學識的增長，積累了大量與武俠有關的知識。
武俠小說的興起不是一蹴而就的，經歷了從前武俠、舊武俠到新武俠的歷程。新武俠又分為港台新武俠小說、現代派武俠小說和21世紀大陸新武俠。
（一）前武俠小說
前武俠小說經歷了豪俠傳奇、英雄傳奇、俠義小說三個時期。豪俠傳奇伴隨著中國小說第一次繁榮而發生。在晚唐，中國小說以獨立身份登上文化舞台，豪俠傳奇是其重要支柱。它的一出現就顯示出高超藝術高度和思想水平，一直影響到後來武俠小說的寫作。其中不少作品站在政治和歷史高度，顯出非凡氣度。比如以唐初群雄逐鹿為北京的《虯髯客傳》，以唐末藩鎮斗爭為背景的《聶隱娘》和《紅線》，它們的思想傾向影響到新武俠小說。豪俠傳奇成熟的構建了武俠活動基本場景—江湖。大俠常活動於山野草澤之間，江湖是中國靜態社會下的動態。豪俠人物形象具有「超越凡庸」的英雄氣質，隨著豪俠活動場景的專門化，豪俠人物也開始具有獨特色彩。豪俠傳奇風行不到三世紀。
到了元明之際，前武俠小說進入第二階段，《水滸傳》是其代表作品，此時為英雄傳奇。《水滸傳》來源於民間集體，是一個現實中可以存在，並且實際上經常存在著的世界，但其思想被「忠」和「義」貫穿。
俠義公案小說是前武俠發展第三階段，產生於近代。代表作有《綠牡丹》、《施公案》、《三俠五義》等。但這些小說中的人物只不過是朝廷的「鷹犬」，時勢一變，它們也隨之消逝，讓位於新武俠小說》
（二）民國舊武俠小說
1922年平江不肖生連載《江湖奇俠傳》開啟武俠小說新天地，這一民國時期小說，一般被稱為成為「舊武俠小說」。20世紀20年代代表作家為「南向北趙」，到了30年代，武俠小說空前繁榮，出現了「北派五大家」，到了40年代，由於抗戰影響，武俠小說勢頭有所減弱，但仍是「北派五大家」的天下。
民國武俠小說最重要貢獻是將「江湖」回歸為武俠活動的必要場景，武俠小說江湖地位重新的確立，使武俠小說成為真正的「武俠小說」，經過半個世紀的積累，它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的俠義文學都更具有無可比你的感染力。
它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它整體渾成的長篇格局和借鑒「新小說」的手法，極大豐富了武俠小說的藝術表現力。一部長篇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故事。給閱讀帶來更多情趣，使得武俠小說題材宏大，故事細膩生動。
（三）港台新武俠小說
然而民國武俠小說不能成其大，終未能成其大，新的時代終於產生了。1949年以後「北派五大家」敗退台灣，1954年郎紅浣未能擺脫民國舊武俠小說模式，而此時香港方面，梁羽生的《龍虎鬥京華》和金庸的《書劍恩仇錄》開始連載。1957年的《射鵰英雄傳》奠定金庸的「武林盟主」地位。1958年前後，台灣出現「三劍客」，成為三股新的潮流，直接開啟了20世紀60年代台灣滿天星宿的局面。1970年《射鵰英雄傳》被首次作為香港武俠引進台灣是，台灣武俠小說也自成體系，稍後，金庸封筆，退出江湖。不久，梁羽生也終止了他的創作。
和大陸、台灣相比，香港特殊地域決定了它的發展路徑。
香港處於資本主義傳播環境中，商業傳媒具有現代意識，懂得培養消費者。新武俠小說興起之時，英國強佔香港已半個世紀，而且由於中國大陸的戰爭紛擾和社會變遷，受過新式教育的文化人湧入香港，給武俠小說發展注入新的血液。民國舊武俠僅有的民族問題是「反清復明」。在香港，受殖民環境影響，作家人文意識逐漸融入世界大背景下。比如金庸筆下的一個調和、妥協「五大民族」的共同混合體韋小寶。武俠小說的內涵得到提升。
台灣小說與此不同，國民黨敗逃是政治事件，五六十年代的台灣文化發展自然以政治事件為背景。留在大陸的武俠作者作品被國民黨禁止，大陸當時文化氣氛不允許民國格調武俠小存在，武俠傳至此斷裂。1959年「防共」而施「暴雨專案」，冶金絕了香港武俠小說。所以台灣的可借鑒文化傳統只能源於記憶和想像，處境孤立。
（四）現代派武俠小說
與古龍不同的溫瑞安，從1970年開始發表小說，經過10年探索，開始以「現代派」自居。台灣的《中國時報》、《聯合報》刊登武俠小說，也冠以「現代派武俠小說」。「現代派」新浪潮由此掀開。
溫瑞安和黃易的嘗試，引起武俠觀念在20世紀90年代明顯變化。其一俠義內涵，溫瑞安所重視的，不是俠的現實職業身份和具體江湖行為，他強調「勢」與歷史哲學相結合，智慧作為人生當下一種狀態，俠就是狀態。70年代末機遇和人格相結合，80年代中後期人物內在性格決定命運，90年代武俠成為非武俠成分。黃易變化更大，黃易的俠有更多的當下消費功利色彩。
其二問題意識。20世紀80年代末新觀念與新傳媒的文化背景產生「超新武俠」與「玄異武俠」的新文體。俠義觀念的放大與深化。傳媒的變化以及作家的這種變化的處境，都導致問題意識的新變。20世紀90年代網路的發達，也是武俠小說問題新變的原因。武俠文體另一大批經典游戲，比如《金庸群俠傳》、《傳奇》、《仙劍奇俠傳》等。
（五）21世紀大陸武俠小說
進入世紀之交，武俠文化資源在港台呈枯竭之象。大陸期刊界開始介入武俠，2001年9月《古今傳奇武俠》創刊，標志一雜志和網路為主陣地，形成了大陸武俠小說創作的興盛。大陸武俠小說在江湖、性別、智慧三方面顯示了不同港台作品的魅力。
大陸作品描寫的作品對江湖做了現代化解釋，江湖已成為超級穩定的平面結構，我們看到的表面意義往往不是事實的真相。這樣的江湖是超越傳統喜劇與悲劇的正劇。
一批女性作者的出現改變性別格局，樹立了女性的主體地位。女性第一次成為武俠小說的第一主人公。女性無法改變男權社會性別格局，但可讓女子獨立出來。女性作者更擅長感性投入，細膩描寫。其中有平和女性主義者滄月，也有激進女性沈嚶嚶。
大陸新武俠的智性和靈性寫作，開啟獨特智慧方式。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長劍倚天，行俠江湖—這是武俠故事。
武俠故事，是全人類的故事。
快意恩仇，浪跡天涯；白虹經天，人天同氣—這是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是中國人的小說。
(註：這是我選修課的作業，我查閱了一本書，自己壓縮整理出了這篇文章）

B. 讀金庸或古龍武俠小說對現實生活有什麼幫助 可以提高一個人哪方面的能力 武俠小說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金庸是中國新派武俠小說的一代宗師，集新派小說之大成，廣泛地吸收了中國傳統武俠小說之精髓。著有「飛雪連天射白鹿，笑說神俠依碧鴛」等14部小說，並以《笑傲江湖》、《天龍八部》、《鹿鼎記》、《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等為代表作。金庸把武俠小說從一個較低的通俗娛樂層次提高到了於娛樂中負載人生哲理、生命體驗、價值信仰的較高的藝術境界，具有極深的文化內蘊。成為雅俗共賞的成人童話，被譽為「香港三大奇跡」之一。
金庸武俠小說的歷史文化內涵。
金庸是一位歷史學家，其小說中始終洋溢著一種歷史英雄觀，即英雄上歷史的創造者。金庸將歷史與小說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以小說的方式演化歷史事件與人物。作為英雄傳奇小說，金庸武俠著重體現的是英雄人物對於歷史的決定作用。英雄傳奇首先要以情節為先，充分利用懸念起伏跌宕，用金聖嘆的話來說情節往往發展到無路可走，作者再絞盡腦汁想出出人意料的辦法。其次人物要扁平誇大，是超人，比平常人大一號，但還要是「人」，是「神仙」也不行，也就是有傑出才能的「英雄」。
金庸武俠中的英雄人物上至帝王下至俠義志士、乞丐都是歷史的創造者。其筆下的英雄人物個性鮮明，栩栩如生躍然紙上。在善與惡的沖突中，生與死的抉擇中，價值信仰與個人私利中塑造出人物的內心高尚的品格。並且還描繪了形形色色的百態人生，有豪傑志士、跳樑小丑，有野心勃勃爭霸武林，有清心寡慾、無為無求，有兒女情長、多情多義……
小說中的帝王英雄，叱吒風雲，縱橫馳騁，盡顯風流，從而締造鞏固千里江山。以〈射鵰英雄傳〉中的一代天驕成吉思汗與〈鹿鼎記〉中的康熙大帝最為典型。鐵木真從勢力微弱到忍辱負重統一大草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鐵騎踏遍草原。作者將一個彎弓射大雕的大汗刻畫的淋漓盡致。〈鹿鼎記〉應該是以武俠的視角來寫歷史的一部小說最恰當不過了，整部小說貫穿了康熙大帝一生的豐功偉績：除鰲拜、滅三藩、平定葛爾丹，儼然一個武俠式的〈康熙王朝〉，可見作者豐厚的歷史功底。
俠士英雄是刻畫的最精彩、動人的，容貌上猶如「白馬王子」又總能力敵萬夫，勢不可擋，既俠骨柔情又肝膽相照，很純情但是僅僅止於此。金庸就不能雅俗共賞了，他往其中裝了很多理想性的東西，諸如儒家的大擔當、社會責任感和道德准則，從而拓展了小說的內存空間，所以才會有著名作家王蒙讀《笑傲江湖》有身世之感的感動之哭，才會有人認為最有寓言品格的是《笑傲江湖》與《天龍八部》。
這些俠士英雄在金庸小說中挽狂瀾於即倒，扶大廈之將傾，是另外一種類型的創造歷史的英雄人物，也是作者最為青睞的一種，寄託著作者的終極理想。《射鵰英雄傳》與《神鵰俠侶》中的郭靖以及《天龍八部》中的喬峰最具代表性。《射鵰英雄傳》中記敘了歷史上著名的「襄樊之戰」，北宋的南大門襄陽城決定了整個國家的命運，然而正是由於郭靖的鎮守與保衛，才會被包圍四年之久而沒有失陷於元，延遲了北宋的滅亡時間。郭靖全身心地投入參與到了北宋對元的反吞並戰爭中，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積極態度與一種社會責任感誓死保衛自己的國家。喬峰又是另外一個最真心的英雄，具有一種大擔當的精神和社會責任感。身為漢人時積極阻擋遼的入侵，或許是命運的捉弄，又讓他偏偏是遼人的後代，身為遼人則又竭力勸諫阻止對大宋的入侵。以一身豪邁的氣度在宋遼之戰中堅持著正義，最終悲壯感人的死去，留取一片丹心照耀青史。
從美學角度來看，金庸小說在廣闊的歷史空間中廣泛地涉及動亂時代的生活領域。表現出了動亂人世的悲憫情懷，對於源遠留長的東方文化給予深刻的透視與反思，建構了自己的理想模式。
金庸小說不象其他的武俠小說一樣，刻意追求離奇怪異的故事情節，盲目虛構沒有一點歷史真實感。而是截取真實的歷史背景，具有一種真實的藝術魅力。題材多取自宋元、元明之際。這一段歷史時期政治局勢混亂，軍事勢力割據，因此便於建構一種「亂世出英雄」、「亂世英雄亂世情」的審美境界。
作者並且還在歷史的長河中擷取許許多多的真實人物，重大的歷史事件，有關歷史的民間傳說，然後再讓精心虛構的英雄人物身置其中，縱橫決盪，決戰沙場，笑傲江湖，從而給人一種藝術真實的享受。因此讀金庸的武俠總有一種讀歷史小說的感覺，真實的歷史事件，真實的歷史人物。如《射鵰英雄傳》中的靖康之難、襄樊之戰等事件，以及王重陽、丘處機等道家人物《；鹿鼎記》中的除鰲拜、滅三藩、平定葛爾丹、順治出家；〈書劍恩仇錄〉中有關乾隆皇帝的出身的傳說。在這一點上，金庸與19世紀英國小說家斯各特十分相似。斯各特把歷史看成是掛他的小說的釘子，以歷史來網路他的小說，金庸也是如此。
金庸武俠小說的傳統文化內涵。
金庸以通俗的武俠小說的方式對於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刻地洞察與反思，將儒、釋、道三家思想方方面面地在他的小說當中滲透與解析，具有一種新的視角與方式對傳統的儒、釋、道三家思想進行反思與批判，建構樹立起自己的一種價值觀與理想模式，完善健全人的性格與本性，崇尚著一種豁達、明朗、有著道德准則與責任感而又不拘泥於舊的傳統形式的自由。對三家思想發揚其光彩之處，丟棄其消極不足之處。
儒家學說盡管有宣揚封建正統、等級觀念及綱常禮教的糟粕，但它之所以成為中華文明的主流，自有其超越時代的價值存在。儒家的「仁」確立了人的精神生活與行為實踐的出發點，充滿了博愛的精神。「義」確立了行為價值的最終評價標准。儒家積極入世，強調社會的擔當感、責任感和道德准則。金庸的武俠小說中著墨最多的也是這一點，成為小說中的一個亮點，絢麗多彩。《射鵰英雄傳》中的郭靖便是儒家「仁」、「義」的化身，還有《神鵰俠侶》中的楊過與《天龍八部》中的喬峰。他們都視仁義如生命，重義輕利、捨生取義，對社會、生活具有極強的責任感，固守一個鐵的道德准則，是中華民族的脊樑。擔當重任、臨危不懼、忍辱負重，誠如孟子所雲的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的大丈夫。作者批判的是與之相反的價值觀，如《射鵰英雄傳》中的楊康見利忘義，為貪圖富貴而視民族氣節於不顧，身為漢人卻認金人為父，狡黠善變至死而不思悔改，與忠厚善良、仁義正直的郭靖形成鮮明的對比。作者的高明之處，還在於兩個人的名字恰恰是「靖康恥」中的一「靖」一「康「。郭靖時時不忘的國恥又是楊康最為貪圖富貴而又不顧的因而使整部小說負載了一種很深的思想內涵，而非一般武俠小說淺顯意義上的恩怨仇殺，所以也就使整部小說具有一種歷史的厚重感。金庸小說以儒家的不屈、不移、不*的浩然正氣，譜寫了一種積極的人生哲學，以民族中的精英確立和顯現了人生的價值與意義。
儒家中狹隘的愛國主義、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思想在金庸小說中也表現得淋漓盡致，使其小說由一個層次的打打殺殺上升到了忠誠報國的藝術高度，由微乎其微的家仇上升至國仇。在其代表作《射鵰英雄傳》中，郭靖持一種憨厚、朴實、忠誠的品質，永不妥協積極進取的態度，仁義至上的信條表現出對於大宋的一片赤誠忠心，從而構成了他高尚品格的三維空間，並以愛國主義思想為核心。郭靖的愛國主義思想表現得最為感人，一切利害沖突在它的面前都顯得無關緊要了，特別是與成吉思汗吞並大宋統一全國的矛盾沖突。茫茫草原上彎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驕是撫養他長大的人，情同父子。然而即便如此，郭靖在他面前明辨是非，深深執行知曉自己是漢人，應該保衛自己的國家不應屈從於蒙古人的差遣。再次是郭靖對於傳授武藝的老師哲別的民族矛盾沖突也是如此，私情與國仇涇渭分明，堅持鐵的原則，不屈不撓，充分顯示出維護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崇高的民族氣節。因此，郭靖的愛國主義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另一代表作《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表現的則是痴忠，同樣具有動人心魄的感人力量。無論師父岳不群如何誤會，甚至陷害，他依舊一片忠心不改，以致於致他於死地，令狐沖仍把他當作養父對待。
金庸不僅是一位歷史學家，而且對於佛家也頗有研究，通過其作品便可窺豹一斑。金庸在他的小說中不但巧妙地運用佛家經典來貫穿組織故事，而且運用佛家思想來點化人生，闡明一種為人處世的人生哲理，解決人生中的矛盾，改善人之間的關系，勸戒眾生棄惡從善，放棄拋掉種種瑣碎的恩怨，弘揚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真、善、美的傳統美德，用佛家語來說：普渡眾生。以《天龍八部》、《鹿鼎記》最為典型。《天龍八部》這部書的名字本身就是佛教中的一個用語，指八位護神。其中一個主人公段譽便是作者的佛家思想的化身與代言人，他從小就違背大理段氏家族的門規棄武而學佛，痴迷於佛經典故。段譽身上體現的是佛家的文化痕跡，「善」字當頭，「忍」字當先，雖做不到四大皆空但心中永有一方凈土，佛祖永留心中。因為決不強求非己之物所以才能心底無私，心靜如水，無欲無念立地成佛，盡管他不是佛門中人。另外小說中肖家與慕容氏家的矛盾從不可調和至妥善解決，恐怕只能藉助於佛家，最終皈依佛門。《鹿鼎記》中金庸巧妙地借用佛教傳入中國的第一部經書《四十二章經》組織串聯起整個故事，並以順治皇帝（即行痴）來渲染佛家的影響。但金庸對佛家思想也進行了反思與批判，指出了佛家不合人性不合常理的地方。如《鹿鼎記》中順治與康熙的相見，不過是以婉轉|間接的方式輕輕地點擊而已。
道家思想在金庸的小說中也是顯而易見的，金庸以極高的熱情及傳奇的方式密切關注著道教的發展。從〈天龍八部〉中的逍遙派（當然這一門派或許是虛構的，名字是源於莊子的思想）到〈射鵰英雄傳〉中的全真教（這便是符合歷史史實了，包括其中的人物王重陽、丘處機等）再至〈倚天屠龍記〉中的武當派。用傳奇色彩結合著歷史史實全力描繪著道教的故事。道家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卻以內含的方式蘊藏在小說的絲絲縷縷之中。〈笑傲江湖〉中令狐沖的性格，灑脫、毫無拘束、狂放不羈，正是道家順其自然、逍遙自在、仙風道骨的形象體現與寫照。同時也體現了對中國因循幾千年的正統文化的一種叛逆，更是作者極力所建構的一個理想性格。令狐沖正是這樣無拘無束，所以才被正統的正道人士所不容。金庸通過打破嚴格的正邪界線的一種反傳統的方式，建立了一個正人不正、邪人不邪的江湖新秩序，這便是對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政治文化提出了質疑。在小說當中作者以各種各樣的形式來顯示他們的背叛傳統，譬如嗜酒、不循規蹈矩、結交「姦邪」等第。《鹿鼎記》中的韋小寶也是最為典型的一個，好賭、貪財、好色、膽小，儼然一個反面小人的角色。然而就在他身上卻寄託著作者的一種理想的美好的東西——對於正統的叛逆，對於江湖道義的看重。義字可以說是韋小寶的核心品質，也是最有密度與質量的品質。盡管在他身上還匯集著很多的缺點，但這些都不能抵消他的光彩。
《射鵰英雄傳》中的黃葯師也是一個傳統的叛逆。他的口頭禪就是「迂腐」，反對一切過時的不合理的東西。這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下被認為「邪」，所以有「東邪」之稱。然而作者卻不這樣認為，反之對他是大加推崇，精心地將他放置在一個純潔無任何干擾的世外桃源———桃花島中生活。黃葯師性格豪放，不為世俗所拘囿，與一個年輕他幾十歲的青年稱兄道弟，體現出了人類rlie本性生命力的張揚，這就是作者寄託他的反傳統的叛逆型人物身上的一種理想。這種理想以一個江湖意義上的「義」字為價值取向，追求人類本身固有的一種純真。身在江湖，「義」字當然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封建性的東西，但它更多地包含了一種積極向上的成分——同心協力、救危扶困、上報國家、下安黎民。
儒、釋、道三家思想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至深。儒家在塑造中華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結構上有著不容否認的歷史地位；道家在塑造人的世界、人生觀的文化心理結構上也廣泛地被民眾所認可與接受；佛家自從兩漢之際傳入中土，對整個中國文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金庸小說則汲取三家思想之精華，立於一個新的更高的角度，對其進行重新審視與定位，從而確立了自己的一種新的人生哲理、價值觀、世界觀。譬如金庸小說中的一句名言：手中無劍，心中有劍，無招勝有招。
金庸武俠小說的通俗文化內涵。
金庸是古典式的，金庸小說蘊涵了深厚的古典文學底蘊，借題發揮由一首古詩便能演繹出一個傳奇故事。整體上規模宏大，情節結構波瀾起伏，氣勢非凡，既武俠又言情，難怪台灣作家三毛評論金庸說「只寫一個『情」字。金庸小說的靈性在於，常常以絢麗多彩的大自然景觀作為背景環境，絢麗多彩的自然景觀作為人物活動的襯托，使自然景色與人物情感緊密地結合起來，達到一種人天合一的效果，產生動人心魄的獨特藝術感受。作者以飽滿的熱情將中華大地的壯麗山河融入他的小說，設置了一個充裕、優美的人物活動空間，描繪名山、大川的種種風彩，講述它們的文化與歷史。作者筆下將祖國的三山、五嶽、草原、海島一一點染，在一幅流光溢彩的優美畫卷中編織一個個驚心動魄又纏綿悱惻的故事。河海之大波，江湖之風雲，兒女之情長相映成輝，並由此產生一種壯美。以《笑傲江湖》最為璀璨奪目。五嶽雄奇的風光，恆山的懸空寺，衡山的歸雁樓，嵩山的封禪台，浩盪的長江，滾滾的黃河，盡納其中。還有《射鵰英雄傳》中茫茫的大草原，帶給人一種厚重、深遠的文化享受。並且輔以琴、棋、書、畫等高雅的藝術品位精心構思出紛繁多樣的傳奇故事，從而使整部小說顯得典雅、雍容，含有一種深厚的藝術底蘊。《天龍八部》中的枯容大師與四大惡人的棋局之賭，無亞子的真龍棋局；《笑傲江湖》中的琴棋書畫「江南四友」，還有那一曲琴簫合奏的《笑傲江湖》曲。作者的精妙構思也在於此，以一支樂曲組織全篇，演繹出一段回腸盪氣的江湖故事。
總之，金庸通過通俗小說洞察了整個東方幾千年的文化脊髓，具有極深的文化內蘊，並對於傳統文化進行觀察與反思。金庸的武俠小說在歷史、虛幻、人生、江湖中貫通，從佛禪、老莊思想中得到解脫與升華。任自然而得曠達，由一瞬而轉換為永恆。悲慨之中容有超脫，包容種種的人生態度，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生命體驗，融合在開闊博大的天地萬物、古往今來的歷史畫卷之中，系於一個個愛恨悠悠的情節。金庸小說在一種闊大遼遠的自然、社會的范圍之內，完成了一種入世與超世、樂觀與達觀的深遠的藝術境界。

C. 學習金庸的武俠小說對我們日程生活有什麼益處呢，請列舉幾點

1。有益身體健康。當今社會，工作、生活壓力大，人人心中都有煩悶和不快，當你有這種煩悶時，不妨讀讀金庸的小說，把自己沉浸在那刀光劍影的武俠世界裡，把自己當作那無所不能的武林高手，把煩悶當作那十惡不赦的惡徒，把他打個落花流水。既緩解了壓力，又加強了文學修養，不亦樂乎？
2。在感情上讓人有所寄託。在這個金錢當道的社會里，純真的感情已經微乎其微。你的夢中情人只能到文學作品之中去尋找。你可以把聰明伶俐的黃蓉當作你的夢中情人，也可以日夜思念那天真無邪的小龍女，不同的人在金庸的小說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感情寄託。當然，最好不要去崇拜那心若蛇蠍的馬夫人。而環顧當今世界，那些所謂的女明星們，個個讓人大倒胃口。
3。能夠學到做人的道理。你可以像韋小寶一樣為朋友兩肋插刀，也可以像武當七俠一樣與兄弟肝膽相照，更可以像楊過一樣對愛情貞忠不移。此外，還有父子之愛、同門之情、君子之道等等。總之，在做人方面，金庸小說是最好的良師益友。
3點足以

D. 誰看過金庸武俠小說，較深的談談看法或者評論，不限哪個方面。字數一千左右。

追溯起來，「俠」這一概念，最早見於韓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一句。這句話寫出了俠必有武，必會武，必能武之意。其實，「武」和「俠」在某種層面上來講，已經不僅僅只是武俠小說中的單純概念，同時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地來講，「武功」、「武力」 、「武術」等以「武」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都是長久以來人們征服社會的渴望；而「俠客」、「俠義」 、「俠行」等以「俠」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則是對完善道德的企盼。這一點與中國文化是相契合的。「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殺」，「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而二者的終極目的都是想建立一個理想的桃源世界。傳統武俠小說在弘揚俠義精神的同時，表現出一種試圖依靠武力來解決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的傾向。正所謂「快意恩仇」，俠士們在感恩報仇中尋求並品嘗著血腥的快感。一般意義上的俠，體現在以武力來扶善除惡，扶危濟困，打抱不平。金庸筆下的俠並不只限於報答和自己有特殊關系的人，而是普遍地扶危濟困，救人於水火，路見不平便拔刀相助。因為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把尚武與尚德結合在一起，重武德。這一點與傳統武俠小說是根本不同的。
武德之高尚與卑下往往成為金庸武俠小說中決定武功成敗的根本因素之一。郭靖、洪七公、蕭峰、袁承志等大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絕一時，其重要原因就在於他們有高尚的武德；歐陽峰、東方不敗、丁春秋、岳不群等之流最終只落得個悲慘可恥的下場，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卑下甚至邪惡的武德所致。而武德的最初體現則是表現在最初武功的選擇上。故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武功又可以為正邪兩派。在金庸筆下，這正邪兩派武功正代表了兩種不同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同時也正體現了不同人的不同選擇。「正派武功」符合儒釋道三家之說，順應了社會倫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於形成俠士弘大剛毅的人格。而與之相對的「邪派武功」則違反了人性准則，追求速成，崇尚功利，最終只能使練功之人玩火自焚。由此看來，武德對於習武之人是十分重要的。武德上者，俠士也。
「武」離不開「德」，就如同「俠」離不開「義」一樣。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俠」與「義」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說到俠，人們通常會在第一時間想到義。義是中國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俠小說之魂。金庸的武俠小說圍繞著「義」字寫了許許多多感天動地的人物、故事和場景。如郭靖保家衛國、死守襄陽；蕭峰義字當先、以死反戰……這些筆墨飽含了作者大量的心血、精力和激情，同時也體現了作者的傳統文化觀、道德價值觀和人生理性精神。在藝術上，這些感人至深、震撼人心的場景也取得了高度的藝術成就。此外，它們還成為金庸小說中最為精彩、最富有浪漫主義激情，因而也最值得仔細品味的部分。
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俠士眾多，最為著名的兩位大俠當屬蕭峰與郭靖二人了。這一點是眾多金學家、也是廣大金迷們公認的。我就以他們二人為例，來說說金庸先生筆下的武俠與武俠精神吧。首先要說的就是蕭峰。蕭峰的身世較為特殊。他生於契丹，長於大宋。這就使他的性格特徵中既有契丹人豪爽直率的一面，又有一般俠客講義氣、重承諾、扶危濟困、胸襟坦盪等優秀的中原品質。而他最終的悲劇性命運尤為震撼人心，發人深省。杏子林成了蕭峰人生的轉折點。他從受人尊敬的丐幫幫主一下淪為了遭人唾棄的「契丹狗」。直至後來兩國交兵之際，他又機緣巧合地偏偏當上了契丹國的南院大王，受命領軍平南征宋。為平息兩國之戰，救萬民於塗炭，蕭大俠不惜以自殺來震懾大遼，警醒大宋。蕭峰身上所代表的正直、樸素、真誠和為民請命、甘願一死的獻身精神，正是武俠精神的至高境界——「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接下來，再來談談郭靖大俠。郭靖為人忠厚老實，是個不善言辭，也不聰明的人。他的父親郭嘯天是一代忠良。在父親忠貞烈事的影響下，郭靖漸漸地也形成了敦厚有禮、深明大義的性格，成為儒家文化最為精當的代言人。從他的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金大師筆下的大俠風范。古人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的號角聲中，郭大俠沖鋒陷陣於保家衛國的抗元斗爭中去。這種以天下興亡、萬民安樂為己任的思想就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郭靖不僅具有遠大的為國理想，同時也有積極主動的衛國行動。儒家文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美政理想，在他的身上體現得最為清晰，也最為透徹。總之，郭靖和蕭峰一樣，身上都具有傳統正劇中悲劇式的英雄色彩。同時，他們的形象與豪行也使「俠」這一概念上升到另一種高度。對於「武俠」，與金庸同時代的梁羽生也有著自己的認識。他認為在武俠小說中，「俠」比「武」應該更為重要，「俠」是靈魂，「武」是軀殼。「俠」是目的，「武」是達成「俠」的手段，毋寧有「俠」無「武」。為了行俠仗義，俠士願意付出一切代價，就算是性命也在所不惜。正可謂「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元稹《俠客行》），「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李白《俠客行》）。
在通過武俠小說來宣揚武俠俠義精神的這一點上，金庸的作品是與傳統武俠小說相契合的。但是，金庸武俠小說的核心思想是尚武德與重俠義，把武德與俠義並重。更為可貴的是，金庸在一系列的小說創作中，還賦予了「武俠」以新的內涵——把它提高到了為群體、為民族、為大多數人這一新的歷史高度。武俠，不再只是武把式、游俠兒，而是有武德之人行有俠義之事。武俠精神也在不知不覺間成了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筆下最傑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義，自覺地在為百姓、為民族、為大多數人利益而奮斗，乃至獻出自己生命的人物形象。他們身上正體現出了中華民族的一種最高的人生價值觀，也是金庸對武俠精神的一種新的提升。
武俠小說總有一個固定的模式，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有一個故事動機引發劇情的發展，或者是為了報仇雪恨，或者是為了爭奪武林盟主，或是為了一部絕世武功秘笈。筆者通過對金庸武俠小說的文本閱讀，發現其中一個普遍性的意義模式，即幾乎所有故事的動機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謎」。這個身世之謎由混亂或邪惡的血緣關系造成，註定人物出入江湖的命運。敘事深層如此關心血緣註定的身世問題。在金庸的許多小說里，我們都注意到所謂「身世不明」的英雄。《天龍八部》開篇，這類英雄就又出現了。首先是段譽，其後是喬峰，最後是虛竹。段譽的江湖之行使他陷入難以自拔的亂倫恐懼之中。母親刀白鳳臨終時揭出他的身世之謎：他的父親並不是段正淳，而是時下「四惡之首」段延慶。隨之亂倫的恐怖消失了，但邪惡身世的負罪感，卻使他更加痛苦不堪。他社會關繫上的父親（養父）段正淳與生母雙雙死去，生父段延慶竟是「惡貫滿盈」的江湖歹徒。他的生命來源是罪惡的，生父邪惡，生母與生父之間的復仇關系產生了他，也是邪惡的。緣起業報，一切盡由身世中來。身世就是命運，身世之謎又造成英雄們的悲劇命運。《天龍八部》中，段譽還不能算是最有英雄氣質的人。他真誠、勇敢，但缺乏對命運的自覺。真大英雄者當推喬峰。而喬峰命運中的一切，也是由身世之謎造成的，只是他在個人的努力中，表現出更多的主體自覺性來。在這一點上，他很像俄狄甫斯類的英雄，對真實的追求把自己逼到毀滅的邊緣。他無法相信，但種種事實都證明他是與大宋漢人有世仇的異族後代——契丹人。於是災難降臨，恩轉化為仇，愛轉化為恨，他自願放棄了丐幫幫主的地位，無盡的誤會與冤枉接二連三地降臨到這位無所歸依的流浪英雄頭上。身世之謎揭開，血緣「罪惡」再次成為英雄命運的註定性因素。
《天龍八部》中社會因素與血親的自然因素之間的矛盾，集中體現在英雄們的養父與生父之間的關系結構中。健康的存在秩序中，生父與養父應該是同一的，否則，不僅生命的本質有問題，存在的狀況亦是令人痛苦的。小說中的情節一再暗示這一點。段譽的生父與養父不僅不是同一人，而且互為仇人。段正淳後來與他眾多的情人同歸於盡，了卻了他的孽緣，段譽就只有一個時刻迫害他的邪惡生父了。喬峰的養父母喬三槐夫婦被謀殺，而他誤以為墜崖而死的生父蕭遠山卻僥幸生還，藏身少林寺中，這個謎直到最後才揭開。
至於那位從小即在少林寺出家的痴僧虛竹，一直以為自己是無父無母的孤兒，而他父親就在他身邊，竟是那位德高望重、寶相庄嚴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師，他的母親則是號稱「無惡不作」的第二惡人葉二娘。高僧大德身犯淫戒，為惡不赦；葉二娘日殺一嬰，更是天理難容。虛竹，又是一個生於邪惡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殺，葉二娘隨去，虛竹的身世之謎一旦解開，他又成了真正的孤兒。總也擺脫不掉身世之謎，不是罪惡，就是倒錯。
武俠小說是幻想衍生的。從創作與作品角度看，人物無端而出，事件隨意而生，情節經常顯得散漫，英雄志，兒女情，奇緣異遇，隨心任意，有龐大規模，也會雜亂。從讀者閱讀角度看，通常的情況是，你從故事的任何一段讀起，意義都是明確的，相對獨立完整的，然而通篇讀完，又有不知所雲的感覺。《天龍八部》中圍繞著三位英雄命運反復出現在作品中的身世之謎的母題。實際上這個母題的普遍意義還不僅限於這三位主人公，次要人物如慕容公子、鍾靈、木婉清、王語嫣、阿朱、阿紫，或多或少在某一階段都陷入身世之謎的困擾之中。它是整部作品敘述的深層結構，從散亂的幻想經驗世界中暗示出某種深刻的寓意。身世之謎使人的存在陷入混亂，這種混亂是徹底的，社會存在的基本單元家庭被破壞了，父不父、子不子；個人與國家民族的關系也破壞了，人無法安身立命。喬峰的身世使他無法繼續生存在漢人世界，它的教養又使他無法進入契丹人的生活。段譽除了情痴外根本沒有大理段氏的「正統承傳」，流落中原，無所事事。虛竹身為漢家僧侶，卻被招為西夏駙馬。每位英雄的所在都不是他應有的存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存在秩序失去了一致性意義，因為根源性、本質性的血緣關系是邪惡的，存在的環境就不可避免要出現混亂，無人不冤，有情皆孽。普遍程度上的身世邪惡或混亂導致存在秩序的混亂，而亂世出英雄——這就是《天龍八部》幻想世界中暗隱的道理。
身世之謎揭出，原來掩蓋在虛假的秩序之中的世道亂了，英雄在痛苦與災難中誕生，力圖以個人的力量尋找存在的意義，重建秩序。段譽的摯愛，虛竹的寬容，喬峰的正義，都是英雄作為。個人身世之謎不僅是個人的災難，也是整個家族、整個國家的災難，段譽的身世牽涉到大理國政，喬峰於萬馬軍中脅迫遼王誓不犯宋境，並以死相報，也關涉到民族存亡的大事。身孽，家破，國亂，孝不就，忠不成，仇殺遍野，蒼海橫流，力挽狂瀾者，方顯出英雄本色。災難緣起，在於身世之謎，英雄的人格不僅體現在忍受災難，還在於一種抗拒命運的悲劇性努力上，他們力圖在殘破混亂中重新建立秩序，找到新的存在根基。喬峰、段譽、虛竹結為異姓兄弟，摯情真性，盡消前仇。如果說舊的血緣秩序已經敗壞了，那麼建立在非血緣關繫上的，純粹社會化的關系是否能夠成為擺脫痛苦、重建秩序的超越之路？「異姓」是非血緣性的，「異姓兄弟」意味著一種超越血緣關系的新秩序、新和諧。於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英雄使命就集中表現在秩序與價值的重建上。如果所有的自然初因（血緣身世）都是邪惡的，導致仇殺的，冤怨相報，了無盡頭，那麼理想的社會關系秩序「異姓兄弟」將昭示出拯救的希望。
大俠成為一種價值的象徵。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文化英雄。他們都體驗到生存內在的困境，自覺或不自覺地探索存在的意義，肩負起民族精神。從某一段情節、某一個事件上看，他們或者是一種宗教的、哲學的、階級的、意識形態的化身；但從普遍的內在隱喻意義上看，他們都是整體性的文化價值與集體心靈的代表。他們的故事歸根到底都是同一個故事。金庸所有的武俠小說都是以人物為核心的英雄傳奇，而這些英雄展示在故事中的命運，都可以找到一個共同的終極原因——身世之謎。
《天龍八部》中的意義模式在金庸的其它小說中不斷重現。「射鵰」三部曲中所有的主人公出入江湖，最初的動機都可追溯到身世之緣。郭靖、楊康、楊過、張無忌，不是父死，就是父母雙亡，凝結在身世上的冤讎或誤會構成他們武俠生涯的決定性因素。《雪山飛狐》、《飛狐外傳》中的胡一刀、胡斐，也是因為前後三代人身世上的秘密蹈入無盡的江湖是非與仇殺之中。百年結仇，冤冤相報，而對胡苗范田四家三代中的每一個人，都具體表現為身世源頭上的冤孽，為此他們走上江湖路，舊怨未解，新仇又生，人的命運被一種先在的血緣關系註定了。《飛狐外傳》中女主人公袁紫衣的身世就更為典型，父母竟是仇人，身世的冤孽註定了她的命運；又要報鳳天南的生身之恩，又要殺鳳天南為母報仇。一再重復敘述的情節已不可能是偶合，它似乎在暗示我們一種解讀金庸的意義符碼。身世或者是個秘密，或者是個揭示出的罪惡的根源，不管是失落的身世還是被證明的邪惡身世，都是註定主人公命運的孽緣。血緣性的自然秩序一旦打破，便是混亂與悲劇的根源。《鹿鼎記》中的韋小寶不武不俠，但也不知其父為何人，他生在揚州麗春院，母親是個妓女，很多人都可能是他父親。《連城訣》中狄雲無父有師，身世不明，而且師父的身份也存在著倒錯現象。《書劍恩仇錄》中於萬亭只是陳家洛的義父，《白馬嘯西風》中李文秀父母雙亡，《鴛鴛刀》中蕭儀、《碧血劍》中袁承志的父親均被殺，《笑傲江湖》中眾望所歸的令狐沖，一樣的身世不明。對每一個人物來說，這都是他們走入江湖的直接與根本原因。
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孝文化，它以家庭為本位、宗族為中樞、國家為指歸，其中最基本的關系結構是建立在血緣關繫上的倫理秩序。血緣關系是基於出身的譜系紐帶，它將一個人將另一個人，一個個人與集體聯系起來，構成一種社會整體。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這種內在的、核心性的結構因素就是血緣關系與觀念，如果血緣關系陷入混亂，存在將是可怕的；如果血緣關系是一種危害存在秩序的冤孽或原罪，那麼人就應該努力擺脫這種宿命因素，用自己後天的努力重建秩序。江湖是混亂的象徵，俠客們由於身世命運走入江湖，試圖在混亂中重建健康的倫理秩序。血緣是存在的根命所在，我們只有在血緣結構中才能理解這個世界。身世之謎的意義模式，可以作為一種普遍適用的符碼解讀金庸的某一部小說，也可以從某一種小說中顯示的這種模式意義推導出金庸武俠世界的普遍意義。
身世之謎的母題並不足以說明其它武俠作品，梁羽生、古龍、卧龍生、溫瑞安，他們的武俠小說可以處理不同的主題、不同的原型，具有不同的文化隱喻意義或倫理關懷，但他們的武俠小說在整體文化秩序中的功能及其實現這種功能的形式卻是共同的。金庸小說「身世之謎」的文化隱喻只能說明意義與價值問題，說明的范圍也有限於金庸的作品；而從對金庸作品的解讀所發現的幻想的現實意義，卻能印證武俠小說運作的基本原則，因為所有的武俠小說在幻想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武俠小說通過幻想把純粹虛構的故事與現實的文化精神關聯起來，不同作家的創作成就有大小，讀者有多少，作品的文化蘊涵亦有深淺，但其中幻想的現實意義，文化寓言與補償功能，故事類型的程序化傳播以及這種傳播在華人圈內起到的文化認同作用，是普遍共同的，不僅限於金庸一人或一部小說。金庸用他所有的小說講敘一個基本意義模式相同的故事，而許多武俠小說，新的、舊的、港台的、大陸的、梁羽生的、古龍的，敘述的情節也經常重復，諸如比武論劍，奪寶爭霸，別離的愛侶，聚會的冤憎。一邊是作品不斷重復的程序化故事，一邊是無數大眾不厭其煩、如痴如醉的閱讀。我們不能指責如此多的同胞都精神空虛，不能妄想把高度抽象化的哲理與人生觀灌輸到大眾的頭腦里，使他們像機器一樣一絲不苟地活著。於是，自然而然，金庸和以他為代表的武俠小說在當今華人世界擁有了那麼廣泛的讀者，而每個讀者都以個人的形式——閱讀來參與這個屬於全體華人的民族精神儀式。
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我們完全可以讀出金庸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可以看出金庸自己對武俠世界以及對其中所隱含的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的剖析、傳承、重塑、弘揚、批判、反思和質疑……而小說中所描寫的性格各異的人物、林林總總的瑣事、所反映的復雜紛亂的社會、絢麗繁華的世情、所展示的山光水色、風俗人文、奇幻武功，則把讀者帶入了一個亦真亦幻的世界之中。而這些耳熟能詳的事情，那些血雨腥風的斗爭，都不過是現實社會大環境中日常生活的種種剪影或幻影罷了。這一點也成為金庸武俠小說吸引讀者的因素之一。「如在目前，如臨其境」。主人翁？參與者？旁觀者？讀者一時忘記了自己的身份，讀來定是酣暢淋漓之至哉！
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在繼承傳統武俠小說的創作方法和表現手法的基礎上，大膽而新奇地進行了創造性思維，金庸把想像發揮至極致，為廣大讀者描繪出一個色彩斑斕、充滿神秘、奇幻色彩、引人入勝、亦真亦幻的武俠世界來。我們從中也不難看出作者除謀篇布局之外，在構建理想家園時所耗費的精力和心血。尤其是在對於武功和武功招式的著力描寫和盡力刻畫上，金庸之成就無人能及。對此，金庸筆下人物的奇招妙訣更能證明這一點。如洪七公之降龍十八掌、張無忌之九陽神功和乾坤大挪移功法、小龍女之玉女劍法、楊過之黯然銷魂掌等等不勝枚舉。有人曾經指出：「武功既是種藝術，關於武功使用和描寫也就更應是一種藝術了。新派武俠小說打鬥場面的描寫，不拘泥於一招一式的真實可信，而是憑借想像自創功法，於驚險外更追求畫面的『色彩與構圖』，於奇絕處更顯示人格的高大與完美。可能不大可信，可『好看』而且有『味道』——居然於打鬥中顯出中國文化精神.」這樣的評論可謂道出了金庸的「武俠秘訣」——好看與味道並重，而俠士們的武功則正是其文化修養和人格精神的體現。
有人說，金庸是六十年代最優秀的「武林盟主」。其實，金庸的武俠小說寫作始學於梁羽生。他善於藉助曲折動人的「大眾化」故事框架，來表現懲惡揚善的主題和大俠創造歷史的新古典主義思想，在浪漫武俠之外，金庸自己創造性地使其小說中往往又含有某些象徵、寓意。這一點也是符合中華民族含蓄內斂的民族精神的。正如金庸自己在接受某專欄訪問時所說：「俠小說本身就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些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一點與胡適所說的文學作品「有我」「有人」要求是完全符合的。在金庸眾多的武俠小說中，象徵寓意性作品寫得最為成功的要算是《笑傲江湖》了。小說通過江湖上五嶽劍派與魔教日月神教的武功較量，以及五嶽劍派內部的權力斗爭，象徵性地概括並影射了中國歷史上的種種爭斗。一句「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僅成為電影中的經典對白，也是現實生活中政治斗爭的真實寫照。社會這個大環境就是最大的江湖。人，生存於社會中，如何全身而退？只能激流勇進。不然，也得做到明哲保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僅僅是武林人士的無奈，也是我們生活於鋼筋水泥叢林中的現代人發出的一聲嘆息……
金庸小說的象徵性、寓意性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這些與金庸小說中折射或透露出的文化色彩與人文氣息有著密切的聯系。金庸小說中包含了傳統文化的豐富底蘊和中華民族的深刻精神。這成為金庸武俠小說中最震撼心靈，最發人深省的精神內核。金庸在其小說創作中，有著既是作者又是學者的雙重身份的優勢。這就使作者自身在文、史、哲、儒、釋、道、詩、詞、書、畫、樂、棋等諸多方面的修養和才識能夠從筆尖源源不斷地注入作品，使文化色彩充溢於字里行間。「俗之中有大雅，大雅之中有大俗」寓雅於俗，雅俗並重，是金庸作品能夠成為雅俗共賞的大眾經典作品的決定性因素。
值得說說的，是金庸小說在與傳統文化相契合時，也不忘呼喚著人文精神。金庸通過武俠世界的打打殺殺，陰謀詭計，血雨腥風來喚醒群眾，觀照人性，倡導和平，以戰反戰，以殺反殺，充溢著濃郁的人文主義氣息。他試圖通過武俠之武力、武功、武藝、武技、武術、武德來展現民族精神，來傳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同時，這也是金庸在文學創作中有意形成的創作意圖和刻意追求的創作主題所在。著名製片人張紀中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說：「我認為金庸的小說是武俠小說中最好的。他的作品流露出一種英雄主義情懷。我說過，一個人執著、感動、流淚的時候，就有英雄主義情懷。金庸的小說中全部是布衣英雄，像楊過、令狐沖、郭靖……這些人物能感染我，跟我是契合的。」武俠小說本質上是帶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著名金學家倪匡稱其「個體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我認為，這種個人英雄主義的突出表現正是作家在文學創作中，對人性和民生的一種人性關懷。從接受論的角度上來講，這也正契合了民眾渴望救贖的心理，更容易被讀者接受和認同。因此，武俠小說也更容易受到讀者的青睞和喜愛。而金庸的武俠小說之所以能夠在文學史上取得相當的地位，從內容上來看，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它能在充沛的現代意識的融匯交合之中，對傳統文化進行苦心孤詣的梳理與整合，同時也暗含了我們民族重塑文化本體的百年企盼。就這一點而言，金庸的武俠作品與流俗從眾、博人一笑的庸俗武俠小說是截然不同的。
與梁羽生固守傳統進行小說創作相對，金庸的創作道路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他很快從傳統意義上的儒之俠——郭靖，道之俠——令狐沖，佛之俠——石破天，漸漸走向了非俠甚至反俠——韋小寶。其小說的創作主題也離國家民族之本位愈來愈遠，而離人性、人生的意旨越來越近，也越來越深。金庸的武俠世界中，傳遞著中國特有的武俠精神，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從藝術上講，金庸小說重視人物形象的塑造，強調情感要素的介入，幾乎接近於中西合璧的社會人情小說。在創作手法的運用中，金庸作品又熔歷史與詩情與一爐，既繼承了我國古典小說的寫實傳統，又能圓熟地運用西方的心理描寫。語言藝術上老練圓潤，構思布局上博大精深，堪稱武俠小說的典範。因此，金庸武俠小說本身就具備了引人入勝的豐富的可看性、娛樂性等外部因素，再加上作品內部反映折射出的武俠精神、人文氣息，就更加增添了作品之精神性、內質性的一面，也是金庸武俠小說中最為核心的地方。同時，這也成為了金庸作品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現今社會中，所謂的人生哲學，流行於當世。而所有的人生哲學不外乎只是「世」「世」種種衍生物。武俠精神中，從頭至尾都貫穿著隱逸的思想。俠士們並不是哪兒有熱鬧就往哪兒跑，也不是天天只夢想著「南捷徑」所謂「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是他們隱逸的最高境界。這是由於「世」「世」有更多的現實性和可行性。因為武俠精神在歷史上始終不是思想文化的主流，也不為正統所接受。它深厚的生存意義只能夠成為百姓心中神聖天道、正義良心的永遠保護神。因為權力的傾軋、政治的腐敗，使社會現實環境無法從根本上保證天理昭彰，正義永存。而武俠精神恰恰是對社會現實的一種警示和補充。以天下為己任的郭靖、蕭峰選擇了在現實中頭破血流後「身成仁、捨生取義」而陳家洛、袁承志、張無忌則選擇了在功成之後就飄然引退。 「世」「世」為了不同的人生選擇。作品中人物的急流勇退，與金庸本人的功成名就之後封筆引退又有著某種昭示，一個是虛擬世界，一個是現實世界，進退之間，方顯英雄本色。這種隱退，讓金庸的小說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也讓金庸的藝術成就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
總之，「金庸現象」一社會現實的實質就是武俠精神經過歲月洗禮後的一次展現和新生，是人文精神渴望回歸的呼聲和企盼。西諺有雲：「物主讓人直立行走，彷彿就是為了讓人仰望。」是西方的哲學。但仰望人性，回歸自然，卻是全人類共同的心願，也是文學作品中最能打動人心之處。金庸的武俠小說最為成功的地方也在於此。

E. 談談金庸小說的不足之處

他的小說情節冗長、結構散亂，容易讓人產生審美疲勞

F. 辯論賽。題目武俠小說該進入課本，正方

持反對意見者的理由有四：1、俠義文化是人治社會的產物，而現在已經是法治社會，俠義精神過時了，落伍了。2、對心智尚未健全、又喜歡盲目模仿的中學生宣揚俠義精神是非常危險的，有誤導之嫌。3、比武俠小說更具人文性、文學性、更經典的作品多的是，何必一定要在教材中選入武俠小說呢？4、即使武俠小說要入選教材，也應該選名家名作。而金庸的《神鵰俠侶》（片段）是名家而非名作，王度廬的《卧虎藏龍》（片段）則既非名家，也非名作，應該以另外的作品替代。

我的觀點是，入選誰的和什麼作品當然各自會有不同的標准，但就「應不應該入選武俠小說進教材」這一點而言，我個人是持肯定意見的。理由如下：

1、俠義文化是中國重要的傳統文化之一，可以說源遠流長，影響深廣。從《春秋》、《左傳》到太史公的《史記》，從唐宋傳奇到明清小說，從近代俠義公案小說到當代以五大家「金古黃梁溫」（金庸、古龍、黃易、梁羽生、溫瑞安）為代表的新派武俠小說，可以說是史不絕書，家喻戶曉。歷代史學家、文學家筆下的俠義形象及其英雄傳奇，更是代代相傳，婦孺皆知。歷代的中下層人民更是從專諸、聶政、荊軻、預讓、朱家、郭解、虯髯客、魯智深、白玉堂……這些英雄身上學習行俠仗義的做人方式和剛勇尚武的入世精神的。可以說，俠義文化已經滲入到每一個中國人的骨子和血液里，成了中華民族急公好義、不畏強權等集體性格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語文作為傳承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和工具，將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通過教育代代相傳，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此，武俠小說入選課本不僅是完全應該的，而且是十分必需的。

2、法制社會要不要俠義精神？我個人認為：完全需要。這是因為：

①「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金庸語）。武俠小說宣揚的「大是大非、大仁大義」所包含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之源，無論何時都不能丟掉。象郭靖的反金抗元，張無忌的「驅除韃虜」，蕭峰的抗擊遼夏，陳家駱的「反清復明」，無不代表了當時中下層廣大人民的共同願望，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尤其是象郭靖，在軍民抗元最激烈的襄陽之戰中，置即將生產的妻女於不顧，迅速趕赴前線，參與保衛襄陽的殊死搏鬥。象這種「苟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倍趨之」、「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精神，在「言必及利」、不知愛國為何物的當今社會，尤其是在青少年群體中，應該是十分生動、十分難得、也十分有益的教材。它遠比空洞的說教、生硬的政治術語的堆積，更能打動青少年學生的心。網上披露：前不久某中學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特地組織學生觀看反映「南京大屠殺」的史料片《屠城血證》，目的是對中學生進行「勿忘國恥、愛我中華」的傳統教育，但當學生們看到一平民被日軍燒得滿地打滾慘叫時，竟鬨堂大笑，令組織者尷尬不已。中學生最崇拜的影視紅星之一的趙薇的「軍旗裝事件」,楊丞琳在媒體上大量的媚日言論,正如某位網民一針見血指出的那樣：歷史知識的欠缺只是一個表象，更深層次的原因，恐怕是金錢的光輝，迷住了理智的雙眼，是愛國主義對拜金主義的又一次慘敗！而武俠小說卻能生動的補上愛國主義這一課！

②「嫉惡如仇、除暴安良」的英雄主義精神在今天尤為欠缺。俠士們身上那種不畏強暴，蔑視強權，反抗強權的精神，及其體現的鋤強扶弱、除暴安良的精神，在當今社會法制尚不健全，「強權橫行無忌，弱者求告無門」還時有所見的情況下，尤其需要那種正氣凜然，面對強權敢於拍案而起，「拼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英雄氣概和果敢行為，而不是趨炎附勢、阿諛奉承，蠅營狗苟之徒。正義、正氣、正直，培養和朔造這些健全的人格，正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們肩負的義不容辭的神聖職責！

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豪邁精神。這是眾所公認的俠義精神最主要、也是最閃光的一面。這種精神與「看客」心理，與站干岸、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哲保身、零度感情的個人主義是截然相反的。象「一人落水，眾人圍觀」，「一人跳樓，眾催快跳」這樣令人痛心的事件在社會上一再重演，正氣盪然無存，丑惡公然橫行。這樣的社會現象對中學生的影響，遠遠超過了他們從小接受的、老師反復教育的助人為樂精神對他們的作用。這也就是人們所謂的「5-2=0」現象。要消除人情冷漠、世態炎涼，學校教育必不可少；而武俠小說的入選教材則應該是個不錯的嘗試。

④「輕生重諾、仗義疏財」的人本主義精神在當今社會也非常重要。由於人文主義的缺失，拜金主義的泛濫成災，背信棄義，見利忘義，在當今社會已經是屢見不鮮、見慣不怪的事了。不僅社會上蒙坑拐騙、假冒偽劣橫行，連一向被視為所謂「凈土」的學校於今也不能倖免。作業抄襲，考試作弊，撒謊耍滑者比比皆是。網上有這樣兩個案例：有一個老人節衣縮食，資助了幾十名貧困學子考上了大學，可是這些已經考上大學的「天之驕子」們卻從此「黃鶴一去不復返」，幾年過去了竟沒有一個人跟他聯系過，令老人唏噓不已。香港某著名藝人熱心資助了大批貧困學子，可是當他病重住院時，竟沒有一個受助者來看望他，更有甚者，還有人把信寫到醫院，責備他「資助人不能善始善終」。這些消息讀之令人心痛。中國古人講究「受人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俠士們更是追求「有恩必報，言出必行」，「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義之所當，千金散盡不後悔。」所多的是「一飯之恩必報，滴水之助不忘」的義士，是獨行萬里為允朋友一諾的大丈夫！象《射鵰英雄傳》中的江南七俠和邱處機道長為履行撫養抗金義士之後的義務，甘願苦等十八年以踐「嘉興比武」之約，即是典型例子。這些重義、誠信的實例，對走向理智的青少年學生應該是有很大的教育意義的。

3、俠士們驚天動地的業績，狂狷豪邁的英雄氣概，灑脫不羈的氣度風骨……對於崇尚自由，喜好摹仿的青少年學生當然是一種「擋不住的誘惑」，但是否能作為反對武俠小說入教材的理由呢？我覺得這是因噎廢食，是站不住腳的理由。我們總不能因為有的學生看了《少林寺》想出家當和尚，看了《還珠格格》想像小燕子那樣離家出走，就反對拍攝電視電影《少林寺》、《還珠格格》吧！即使不入選教材，武俠、言情小說在中學生中的流行早已不是什麼秘密，倒不如入選教材後，在老師的指導下正確的閱讀它們呢。

4、武俠小說曲折離奇的情節，直接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典小說的優良傳統，非常符合民族閱讀心理，同時能夠給想像豐富的青少年學生以極大的馳騁想像的空間。武俠小說對各路高手奇人的描繪，對「羈馬秋風塞北，杏花春雨江南」不同地域風光景物的描寫，以及書中包含的歷史知識，忠孝節義，詩詞曲賦，琴棋書畫等，都是一般教材中接觸不到的，正被我們有意無意中丟失遺忘的傳統文化的精華。武俠小說保存傳統文化之功「善莫大焉」！而武俠小說入教材，又為我們讓中學生接受傳統文化教育推開了一扇窗口，我們有什麼理由反對這種「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呢？金庸說過：「閱讀武俠小說對於中學生學習中文很有幫助，就是外國留學生想學中文，也可以看看武俠小說。」

至於作為教材，選名人名作理所當然。有人認為入選的金庸的《神鵰俠侶》（片段），王度廬的《卧虎藏龍》（片段）不夠經典，這其實是個眼光和看法的問題，在學術上當然是可以存在不同意見的。象新加坡的華文教材中就選的是金庸的《射鵰英雄傳》（片段）。

古龍曾經說過：「一件東西的存在必有它存在的價值。而武俠小說不但存在，而且已經存在了很久了。」綜上所述，我認為武俠小說進教材是一件大好事。如何「用好教材」才是我們下一步需要認真著重探討的問題

http://www.mdjyouth.com/website/dap_z2/index_7.asp?smallclassid=76你可以去看看

G. 我的畢業論文是寫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俠義精神，誰能給我篇範文

武俠小說應該予以現代化

不過，現代化，並不是指遣辭用字的「現代化」，或夾雜俚語、粗話、「現代」或「無厘頭」 的句式，而是泛指對「俠」精神推陳出新的概念里，以及內容與形式的糅合上，文學經典與通俗讀物層面的對流下，更重要的是其內容不妨對「今之俠者」加以考察、實驗、試煉。「武俠」如果僅止於對古人的思慕之情，而在現代和現實全無兌現、應合、提倡、立足和寓言、警世的能力，那是「武俠」小說僅淪於「成人童話」的失敗，真正武俠精神的淪亡。我們可以在傳統中吸收養分，再回饋滋潤這塊沃土，也不妨顛覆、transgress（侵越）、重建，把這武俠文學的領域拓寬、深化和解構，鑄鐫它的多維性、歧義性，好像把一把好劍煉鑄成自己就是一把好劍。

一向以為除了「俠之大者」，應該「為國為民」之外，今之俠者也不妨「俠之小者，為友為鄰」。

沒錯，安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現代人未必人人能掌天下大權，沒有必要人人好高騖遠為萬世太平、為萬民福祉，要人人動輒行止都要為國為民，恐怕不符實際，而且流於說就天下第一，做就無能為力。但只要能盡其本分，為自己的朋友、親人、鄰居、同事，乃至同胞、同志、同是人類，以及親情、友情、愛情、同情做一些對得起良知的好事，那已是一個「俠者」的新定義。

H. 金庸武俠小說的道德觀

這個問題很大，不好回答。
我大學時在圖書館看過幾本書《金庸小說人論》、《金庸小說情愛論》、《金庸小說武功論》、《金庸小說道德論》還有幾本不記得什麼名字了。印象中是「陳墨」寫的。這些書評價很具體很客觀，你可以找來看一看。不光有「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還有很多道理。
另外，馮其庸的作品也不錯，對金庸小說的評價也很好，建議你有機會可以看一看！

I. 金庸的每一部小說都有什麼聯系

金庸的小說協作部分是有一定的歷史背景的，最顯著的就是射鵰英雄傳裡面的人物，至於各本書之間的人物關系，倒是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系，只不過運用一些固有的人物對於小說內容的進入有一定的幫助！就相當於現在的電視劇與續集的關系吧，其實人物有一定的聯系，但是故事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不必太當真！
下邊的是引用網路上別人的一些分析，給你看一下！
金庸武俠小說背景上的第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它們大多有其明確的時代背景乃至於准確的時間性。像清乾隆十八年開始的《書劍恩仇錄》，大明永樂六年開始的《碧血劍》，乾隆四十五年開始的《雪山飛狐》，等等，不一一列舉。用金庸自己的話說，之所以要寫明時代及歷史背景，無非要增加故事的「真實性」。

金庸武俠小說背景上的第二個突出的特點，是不僅選擇了明確的時間及時代背景，而且還選擇了一些特殊的時間及特殊的時代背景。——即歷史年代及背景大都選在朝代更替、社會動亂、民族矛盾激化這樣的歷史時期。選擇這樣的時期——明末清初、元末明初、宋末元初……

它的意義，首先體現在其矛盾的激化及民族國家的危亡之中，從而表現出古代英雄的民族主義與愛國精神，正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進而不僅寫出了扶昆扶危的「俠」，而且能寫出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這是中國古典的一種傳統的理想精神，及一種理想的道德規范。其次，金庸的小說所選擇的時期，正是歷史興衰、朝代更替、社會動亂的時期，正是最動盪、最黑暗、最為困難深重的矛盾激化時期，同時又正是一個「亂世出英雄」與「黑暗裡盼救星」的時期，個人身心較無安全感卻又較自由或自由意識與自由追求較強烈的時期。這是一個英雄輩出——隱士也輩出——的時期。時代需要英雄， 呼籲英雄，也產生英雄，從而，這樣一些時期乃是英雄傳奇及傳奇英雄活動的最好的活動時期。正是提供武俠人物活動的最熱鬧的場景的時期，亦正是提供武俠小說的最好的故事情節與創作靈感的時期。再次，這樣一種特殊的歷史背景，這是探索與表現歷史、政治文化、人性的真精神及其深層本質的最好的時期，越是多種矛盾的激化與突出，越是社會與人生的動盪不安，歷史的本性、政治文化的本性及人性的本質也就會暴露得越充分。最後，這種類型的歷史時期的，乃是作家的「大眼界」的體現。它不僅給小說中的「俠」們提供了廣闊的戰場、舞台及復雜的人生背景， 也給武俠小說作品提供了巨大的場面、畫卷、曲折的情節、豐富的故事，也同時給小說的結構的宏大與復雜提供了應有的基礎。

金庸小說的第三個特徵，是將許多「歷史人物」寫進書中，並將其與「傳奇人物」熔為一爐，創造出一種「亦史亦奇」的武俠小說的特殊格局，妙在似與不似間。這樣寫的目的正在與使人弄不清真假，從而產生「假做真時真亦假，無為有時有還無」的藝術感受，使人看到的是「歷史的傳奇化」同時又是「傳奇的歷史化」。

與之相關的第四個特點，是它的結構方法及其形式的特殊形態，將歷史與傳奇巧妙地結構在一起。金庸的小說是將

朝廷——官府——江湖——山林——井市的社會的各層次；

戰場——官場——情場——技擊場——生活場景等人生的各個側面；

歷史的興衰——政治的本質——宗教的信仰——文化的遺傳——虛擬的情節；

社會的內幕——人際關系的恩怨情仇——人情的扭曲與伸張——人類良知與理性——人的心理慾望及其本能……

全都結構到了一起，從而形成一種特殊的豐富而又全面深刻的歷史背景，形成了金氏小說的真正的史詩結構與氣勢，這是其他小說難以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