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小說與游俠小說的關系

⑴ 武俠小說起源

武俠小說是中國小說的一大類別。「俠」這個詞最早見於戰國時期，在《韓非子·五蠹》中有「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至於武俠小說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史記·游俠列傳》，是武俠史上最早的篇章.

第一部武俠小說 當推漢代無名氏的《燕丹子》，六朝時期的武俠小說侈談鬼神，俠客也常用怪誕的手段來達到行俠的目的。代表作品有干寶《搜神記》中的《干將莫邪》、《李寄》和陶淵明《搜神後記》中的《比丘尼》等。這一時期的另一特點是把以武力挾持他人的人也歸之於「俠」 ，代表作品有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中的《周處》、《戴淵》等，為後世的武俠小說塑造性格復雜的俠客形象開了先河。唐代的武俠小說不僅數量多，而且趨向成熟。代表作品有杜光庭的《虯髯客傳》、袁郊的《紅線》、裴鉶的《聶隱娘》、《昆侖奴》等。宋代武俠小說主要模仿唐代，但也有不同於唐代的作品。例如，含有喪國失地後思鄉之情的《俠婦人》，著重寫道教法術的《李勝》，講述盜賊機智狡黠的《我來也》等。明代文言武俠小說已處於低潮，但有一部短篇文言武俠小說集《劍俠傳》，采自唐、五代、宋的傳奇小說，多屬膾炙人口的精品。白話武俠小說自宋元話本開始 ，日趨興盛 ，明代短篇白話武俠小說散見於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二拍中，代表作品有《李汧公窮邸遇俠客》、《神偷寄興一枝梅俠盜慣行三昧錢》等。長篇白話武俠小說當推元末明初成書的《水滸傳》，是古代武俠小說的扛鼎之作。清代是武俠小說發展中的一個高峰 ，從內容上可以分為 4個流派：忠義盜俠型、武俠公案型、英雄兒女型、武俠神怪型。文言的有蒲松齡的短篇《小翠》、《嬌娜》、《聶小倩》等，白話的以天花藏主人編次的《濟公全傳》和唐芸洲編次的《七劍十三俠》為代表。《濟公傳》是一部別具一格的武俠小說，主人公濟顛是一位亦俠亦僧、亦丐亦神的喜劇性人物，成為後世武俠小說中喜劇俠客形象的重要淵源。

⑵ 「武俠」一詞的由來

武俠小說一詞的由來 我國古代文獻與稗官野史中雖有"游俠"、"仁俠"、"義俠"、"豪俠"、" 勇俠"、"隱俠"、"儒俠"乃至"劍俠"、"盜俠"、"僧俠"、"女俠"種種 名目，惟至遲在清末之前，尚未出現"武俠"一詞。《韓非子．五蠹篇》雲："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所謂" 五蠹"，是指「學者、言談者、帶劍者、串御者、工商者」而言。其中 "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雖然」俠以武犯禁「有武俠之義，但"武俠"之成為一個復合詞，卻是日本人的傑作。 日本明治時代後期的通俗小說家押川春 浪（1867——1914），有三部以"武俠"為名的小說，是《武俠艦隊》、《武 俠之日本》、《東洋武俠團》，此外還創辦了《武俠 世界》雜志，以鼓吹武俠精神。這是所見最早的武俠一詞的運用。 一九○三年，梁啟超在橫濱所辦《新小說》月報之〈小說 叢話〉專欄中，有署名"定一"者評論古今名擾則著時說："《水滸》一書為中國小說 中錚錚者，遺武俠之模範；使社會受其餘賜，實施耐庵之功也。"這是中國刊物首次用緩沖棚"武俠"這個詞來頌揚《水滸傳》的影響。第二年，梁氏作《中國之武士道》，其自序亦兩提"武俠"之名。由此可見，梁乃中國首位運用武俠一詞者。 一九○八年，筆名"覺我"的徐念慈曾於上海《小說林》 月報發表〈余之小說觀〉一文判穗，略謂："日本蕞爾三島，其國民咸以武俠自命、英 雄自期……故博文館發行之……《武俠之日本》……《武俠艦隊》……一書之出， 爭先快睹，不匝年而重版十餘次矣。」他曾親自翻譯《武俠艦隊》，改題為《新舞台》，連載於《小說林》。經查《小說林》所分小說類目，計有：社會、科學、偵探、歷史、軍事、言情 、奇情、家庭以及短篇共九種，而《新舞台》則列入軍事小說 中。此外，該刊第五期所載《綠林俠譚》，亦未冠以"武俠"之名，而獨立存在於 九種小說類目之外，當作江湖軼事看待。 據馬幼垣考清末民初眾多期刊所收作品，具有武俠小說性質者，當日都歸類為 "義俠"、"俠義"、"俠情"、"勇義"、"技擊"、"武事"、"尚武"等名 目；而最早標明為"武俠小說"者，是林紓在《小說大觀》第三期（一九一五年 十二月）發表的短篇小說《傅眉史》。 在這以後，以"武俠"為書名者計有：錢基博與惲鐵樵編撰的《 武俠叢談 》、姜俠魂編撰的《武俠大觀》、唐熊所撰《武俠異聞錄》、許慕羲所編《古今武俠奇觀》以及平襟 亞主編《武俠世界》月刊、包天笙主編《星期》周刊之〈武俠專號 〉等等。至此，"武俠"透過報紙、雜志的宣傳鼓 吹，才被社會大眾逐漸接受。 一九二○年代"南向北趙"雙雄崛起，向愷然的《江湖奇俠傳》與趙 煥亭的《奇俠精忠傳》雖均未特別標明是武俠小說，但世人皆以武俠小說目之。此後晚出的同類作品封面及扉頁，或逕稱"武俠小說"，或代以"技擊小說"、"武 俠技擊小說"、"歷史武俠小說"、"俠義小說"、"俠情小說"、"奇俠小說" 、"劍俠小說"、" 武俠斗劍奇情小說"，甚至「黨會小說」等等。然總以標榜"武俠小說"者居多；於是形成一種為社會大眾所共同認可的小說 類目，一直到現在。

⑶ 寫武俠小說怎樣寫才是最經典的

一、中國人俠義觀念之形成
在我國古代文獻中，「俠」與「游俠」之稱屢見不鮮，卻並無「武俠」一詞。最早將「武」、「俠」二字相提並論，復加以必然之關聯者，厥為戰國時代法家代表人物韓非。《韓非子•五蠹篇》有雲：「儒以文犯法，而俠以武犯禁！」所謂「五蠹」，乃特指學者、言談者、帶劍者、串御者、工商者「五類分子」而言。其中「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即是法家為「俠」所羅織的罪狀，必欲去之而後快！
雖然由於史料所限，近世學者迄今仍無人能明確指出「俠」與「游俠」的分際究竟如何──即令賢如司馬遷，在《史記》中為游俠立傳，亦不免將兩者混為一談──但大抵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古代俠客並非以仗劍動武為唯一要件，所重端在「仁義」而已；至於行誼、精神則是一脈相承、代代不絕的。

游俠：重仁尚義「施恩拒報」
據《史記•太史公自序》論游俠的本質是：「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明白揭櫫仁、義二字。而〈游俠列傳〉更進一步勾勒出遊俠的精神面貌是：「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這便將游俠的人生觀與行為准則界定下來了。
在〈游俠列傳〉里，司馬遷曾提及「俠」的四種名目，分別是：布衣之俠、鄉曲之俠、閭巷之俠、匹夫之俠；實則彼此相類，只是活動的空間或略有差異，說法不同而已。如漢初之朱家、郭解、田仲、劇孟等等，均屬於民間游俠，其人或「以軀借交報仇」；或「所藏活豪士以百數」；或「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或「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雲雲。
其實，郭解「睚眥殺人」，有失仁俠之道，不足為訓。而班固作《漢書•游俠傳》，則又以信陵、平原、孟嘗、春申四君「競為游俠」，置於傳首；即後世所謂「卿相之俠」（借錢穆語），以與民間游俠區分，但此說頗有問題。試看司馬遷為「四豪」立傳：論平原君趙勝，則「利令智昏」；論孟嘗君田文，則「好客自喜」，一怒而滅縣；論春申君黃歇，則「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卒以弄虛造假而賈禍殺身；凡此，皆乖離游俠精神。唯有信陵君魏無忌禮賢下士，仁義無雙，與〈游俠列傳〉宗旨相符。此外，「延陵掛劍」的吳公子季札，一諾千金，亦有「俠士之風」。綜上所述，游俠或出身平民市井，或出身卿相貴族；居仁由義，重然諾，輕生死！其性質並非錢穆在〈釋俠〉一文中所斷：「俠乃養私劍者，而以私劍見養者非俠。」因為俠士可以不帶劍，亦可不帶劍；可以動武，亦可不動武；「養私劍」（培植私人武力）者固有，卻未可一概而論。對此，劉若愚的《中國之俠》一書，看法就較為合理。他認為：「游俠並非屬於任何特殊社群，亦不具某種階級成分；不過是擁有若干理想的人物而已。」劉氏進而又將游俠的特徵歸納為八，而以「重仁義，鋤強扶弱，不求報施」列為首要。可謂探驪得珠！
誠然，中國自古「俠」、「義」並稱。唐代李德裕作《豪俠論》即剴切指出：「夫俠者，蓋非常人也；雖然以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可見「義」對俠者之重要，二者不可須臾離。然而有關「義」的正當行為標准如何，自春秋以迄先秦各家均各執一詞，並無定論。
《墨子•尚同上》曾慨乎言之：「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這就是說，古人由於立場、看法不同，對於「義」的解釋及所定標准也就不同。
那麼「俠客之義」即俠客所公認的正當行為究竟與常人有何相異之處？我們由《史記•游俠列傳》描述朱家之為人行事，即可約略得知：俠客實以「利他」主義為行動原則。如朱家自奉甚儉，但「諸所嘗施，唯恐見之」，「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他豈止於「不求報施」？更「羞伐其德」，避不見面！這是何等清高的志節！但俠者卻認為理所當然，不值一提。此所以馮友蘭在《新事論》中指出：
所謂「行俠仗義」的人所取的行為標准，在有些地方都比其社會道德所規定者高。（中略）「施恩不望報」是道德的行為，「施恩拒報」即是超道德的行為了。
明乎此，乃知俠義精神端從無私、利他的主觀意識出發。所謂「救人於厄，振人不贍」正是一種偉大同情心的表現；至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猶其餘事了。然則後世常以「俠」、「刺」並舉，這是什麼道理呢？其間又有何區別呢？

刺客：「報恩以武」不顧死生
縱觀《史記•刺客列傳》，我們可以發現：刺客的思想行為實與游俠精神相通，其別一在於「報」，二在於「武」。而刺客之所謂「報」，又特別著重報恩，具有被動性質；為了達到目的，迅求事功，便不得不動武矣。
──如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是因率軍與齊國交戰，三度敗北；而魯庄公不加問罪，「猶復以為將」！可謂有恩有德，豈可不報？
──如專諸以魚藏劍刺吳王僚，是因公子光以「善客待之」，且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如此看重，乃奮身以報。
──如豫讓變容易貌，狙擊趙襄子，是因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遂不惜「為知己者死」！
──如聶政刺殺韓相俠累，是因嚴仲子傾心結納，恩遇至厚；借軀為報其仇即是報恩，故粉身碎骨，在所不顧。
至於荊軻刺秦王一事，則不無可議之處。因其雖屢言「報」字（報燕太子丹），但一再遲遲其行，推三阻四；以致連累多人白白送命，有負恩主重託，終究身死事敗為天下笑！症結正出在他學藝未精，武功低微，又「不講於刺劍之術」。惟荊軻在秦廷浴血奮戰，從容就義，亦足稱勇士。可惜匹夫徒逞血氣之勇，令人慨嘆！
由此觀之，刺客「報恩」以武，游俠「施恩」以仁；雖然兩者皆重然諾、輕生死，但畢竟在立身行事的動機與做法上，有所不同。是故司馬遷為游俠、刺客立傳，涇渭分明，實寓有深意在內。

墨者：「替天行道」為民除害
復次，俠者又有「別墨」之稱。據《呂氏春秋》記載，春秋戰國時代原始墨家集團，以墨翟為首任「巨子」，其徒遍天下；弟子三百人，皆可使其赴湯蹈火，急人之難。如禽滑厘率眾救宋，即為顯例。
《墨子•兼愛下》主張：「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並且為求「興天下之大利」，便不得不「用天之罰」以「除天下之大害」；甚至必要時「不憚以身為犧牲」！而《墨子•非攻下》更特別指出，武王伐紂「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因為天下大亂，民不聊生，所以不得不「代天行誅」！
如此看來，墨家實無殊於一俠士集團，初不計較個人恩怨，而以救國救民、替天行道為人生理想目標。再就其組織觀之，墨家紀律嚴明，有如江湖幫會；「巨子」即幫主，對於犯「墨者之法」者，可操生殺大權。據《呂氏春秋》引述「墨者之法」是：「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值得注意的是，墨者視此一家法為「天下之大義」，尤高於一般國法；即使「巨子」殺人違犯，亦罪在不赦，何況其餘！
由是「戒妄殺」乃懸為後世俠者共遵共守之信條；相較之下，刺客為「報私怨」而率性殺人，所見之「義」又特其小也！
以上筆者已大略將清史所載有關俠、刺、墨三者思想行為之異同，作了初步分析。姑不論其見識大小、是非功過如何，但不可否認的是，古代具有獨行俠或豪俠性質的俠、刺之流與具有幫會性質的墨者之徒，對於兩千年來中國人俠義觀念之形成與深化，影響至鉅。我們常說某人「有俠氣」、「講義氣」，都是一種美稱，多持肯定態度；而「見義勇為」更屬難能可貴的英雄行徑，令人由衷欽佩──所謂「雖不能之，然心嚮往之」，即足以說明這個道理。
是故，在此一歷史背景及社會心理的交相激盪下，人們普遍歡迎這類以俠義英雄事跡為題材內容的傳奇小說，毋寧是理所當然的了。

二、「武俠」與小說類目之關系
在當前海峽兩岸所出版的重要辭典中，絕少收入「武俠」或「武俠小說」一詞；即有釋義，亦甚簡略，更未言及出處。這在武俠小說流行了大半個世紀的中國，不能不說是一樁怪事。
顧名思義，「武俠」系專指憑借武技主持公道的俠義之士而言。但有趣的是，在我國古代文獻與稗官野史中雖有「游俠」、「仁俠」、「義俠」、「豪俠」、「勇俠」、「隱俠」、「儒俠」乃至「劍俠」、「盜俠」、「僧俠」、「女俠」種種名目，惟至遲在清末之前，尚未出現「武俠」一詞。其實，「俠以武犯禁」固寓有武俠之意，但「武俠」之成為一個復合詞，卻是日本人的傑作；而輾轉由旅日文人、學者相繼採用，傳回中國。

押川春浪首張「武俠」之目
日人何時衍創「武俠」一詞？漫不可考。然明治時代後期的通俗小說家押川春浪（一八七六～一九一四年），卻有三部以「武俠」為名的小說，轟動日本，風行一時；分別是《武俠艦隊》（或譯《海底軍艦》，為處女作，一九○○年）、《武俠之日本》（一九○二年）、《東洋武俠團》（一九○七年）；此外更創辦《武俠世界》雜志（一九一二年），以鼓吹武俠精神。
清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年），梁啟超在橫濱所辦《新小說》月報之〈小說叢話〉專欄中，有署名「定一」者評論古今名著時說：「《水滸》一書為中國小說中錚錚者，遺武俠之模範；使社會受其餘賜，實施耐庵之功也。」這可能是中國刊物首次借用「武俠」這個外來語以頌揚《水滸傳》之濫殤。越一年，梁氏作《中國之武士道》，其自序亦兩提「武俠」之名。彼等受到押川春浪小說影響，殆無可置疑。
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年），筆名「覺我」的徐念慈曾於上海《小說林》月報發表〈余之小說觀〉一文，略謂：「日本蕞爾三島，其國民咸以武俠自命、英雄自期……故博文館發行之……《武俠之日本》……《武俠艦隊》……一書之出，爭先快睹，不匝年而重版十餘次矣。」徐氏嘗謂親自潤飾中譯《武俠艦隊》，改題為《新舞台》，連載於《小說林》。
經查《小說林》所分小說類目，計有：社會、科學、偵探、歷史、軍事、言情、奇情、家庭以及短篇共九種，而《新舞台》（即《武俠艦隊》）則列入軍事小說中。此外，該刊第五期所載《綠林俠譚》，亦未冠以「武俠」之名，而獨立存在於九種小說類目之外，當作江湖軼事看待。

林紓〈傅眉史〉得風氣之先
據馬幼垣考清末民初眾多小說期刊所收作品，具有武俠小說性質者，當日恆歸類為「義俠」、「俠義」、「俠情」、「勇義」、「技擊」、「武事」、「尚武」等名目；而最早標明為「武俠小說」者，厥為林紓在《小說大觀》第三期（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發表的短篇小說《傅眉史》，一次刊完。
嗣後，以「武俠」為書名之犖犖大者計有：錢基博與惲鐵樵編撰的《武俠叢談》（一九一六年）、姜俠魂編撰的《武俠大觀》（一九一八年）、唐熊所撰《武俠異聞錄》（一九一八年）、許慕義所編《古今武俠奇觀》（一九一九年）以及平襟亞主編《武俠世界》月刊（一九二一年）、包天笑主編《星期》周刊之〈武俠專號〉（一九二二年）等等。至此，「武俠」之名不脛而走；透過報紙、雜志的宣傳鼓吹，社會大眾也逐漸接受「武俠小說」存在的事實。
迨及一九二○年代「南向北趙」雙雄崛起之際，向愷然的《江湖奇俠傳》與趙煥亭的《奇俠精忠傳》雖均未特別標明是武俠小說，但世人皆以武俠小說目之。此後晚出的同類作家封面及扉頁，或徑稱「武俠小說」，或代以「技擊小說」、「武俠技擊小說」、「歷史武俠小說」、「俠義小說」、「俠情小說」、「奇俠小說」、「劍俠小說」、「武俠斗劍奇情小說」，甚至「黨會小說」等等，殊不一致。然總以標榜「武俠小說」者居多；於焉乃形成一種為社會大眾所共認可的小說類目，以迄於今。

三、武俠文學傳統及其演化過程
如采狹義的說法，武俠小說自然是民國初年以後的「新生事物」；但這並不意味在此之前中國就沒有性質相類的小說存在。相反地，從唐人傳奇在文學史上領一代之風騷起，武俠小說即開始萌芽。如宋初李昉等所編《太平廣記》卷一九三至一九六，特將十八種唐人傳奇列入「豪俠」類，便可概見武俠小說實與唐人傳奇部分作品脈絡相通。故若謂唐人傳奇為武俠小說之遠祖，當不為過。
惟這類「豪俠」傳奇也有兩個公婆：一是漢初司馬遷《史記》中的游俠、刺客列傳；二是魏晉、六朝間盛行的「雜記體」神異、志怪小說。
──前者正如近人錢基博在其〈鐵樵小說匯稿序〉中所稱：「太史公序游俠，則進處士而退奸雄，是亦稗官之遺意也。」稗官乃指小說者流；然就俠、刺列傳的內容性質而言，即使不能等同於小說，亦可謂最早的「豪俠傳記文學」，對唐人傳奇中描寫的俠、刺行為頗有啟發作用。
──後者亦如明人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卅六）》所雲：「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而周樹人著《中國小說史略》更進一步點明：「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然施之以藻繪，擴其波瀾，故所成就乃特異。」例如隋末唐初王度所撰〈古鏡記〉及〈補江總白猿傳〉（不著撰人），便直承六朝變異之談餘烈，開唐人傳奇中「神怪」類小說之先河。
這一實（前者寫實）、一虛（後者虛構）相生互激的結果，乃導致晚唐所出的「豪俠」類傳奇，多少均染上宿命或神異色彩；其對後世武俠小說影響深鉅，固不待言。

唐人「豪俠」傳奇產生之社會背景
有關唐人傳奇勃興的原因，范煙橋著《中國小說史》曾約略言之：「在此時代，婚姻不良，為人生痛苦的思想，漸起呻吟；而藩鎮跋扈，平民渴盼一種俠客之救濟；故寫戀愛、豪俠之小說，產生甚富。」
此固為持平之論；但需要特別補充的是，中唐後社會暗殺之風極盛；藩鎮各霸一方，私蓄刺客以仇殺異己之事，時有所聞，史不絕書。這便為唐人豪俠小說提供了「反映社會現實」的催化劑。
復次，當時權貴為求自保，乃格外注重安全保衛工作。如《資治通鑒》卷二一五，記李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復壁……如防大敵；一夕屢移床，雖家人莫知其處。」故俠、刺者流要想得手，非具有神出鬼沒的本領不可。此所以唐人馳騁想像作豪俠小說，凡涉武事，便千奇百怪；神通幻變，不一而足。像《史記•刺客列傳》寫荊軻那樣不諳劍術的庸手，在唐人傳奇中是再也見不到了。

唐人「豪俠」傳奇包含四種類型
縱觀民初以降的武俠小說，無論其流派風格、品類優劣如何，其共同點都是牢牢扣住「用武行俠」的主題；而武與俠二者互為表裡，渾如一體，是手段也是目的，尤側重武技描寫。但細按唐人豪俠小說之內容，卻不盡然「用武行俠」；它大抵包含四種類型，旨趣各異。今舉其犖犖大者於次：
（一）用武行俠類──如袁郊〈紅線〉、〈懶殘〉、裴鉶〈昆侖奴〉、〈韋自東〉、皇甫氏〈義俠〉、〈車中女子〉、康駢〈田膨郎〉等；完全具有武俠小說的本質與特性。
（二）有武無俠類──如裴鉶〈聶隱娘〉、沈亞之〈馮燕傳〉、段成式〈僧俠〉、〈京西店老人〉、〈蘭陵老人〉、皇甫氏〈嘉興繩技〉、〈張仲殷〉、康駢〈潘將軍〉、〈麻衣張蓋人〉等；或賣弄武技，故神其說，或濫殺無辜，草菅人命，均未見行俠事跡。
（三）有俠無武類──如杜光庭〈虯髯客傳〉、蔣防〈霍小玉傳〉、許堯佐〈柳氏傳〉、薛調〈無雙傳〉、柳埕〈上清傳〉、牛肅〈吳保安〉、皇甫枚〈李龜壽〉、李亢〈侯彝〉、馮翊〈張佑〉等；僅表現出某種豪俠或俠義精神，而不以武技取勝。
（四）銜冤復仇類──如李公佐〈謝小娥傳〉、皇甫氏〈崔慎思〉、薛用弱〈賈人妻〉等，皆為報冤讎不擇手段殺人。前者固彰顯孝婦節義，然究非俠義；余則「殺子絕念，斷其所愛」，全無人性可言！其冷酷無情，雖禽獸、盜賊亦不能過。
荀悅《漢紀》卷十有雲：「游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致為盜賊也。」這也就是說，恃武橫行之人若不走正道，即是盜賊而非游俠，兩者不可相混。然由上舉四類世所公認的唐人豪俠小說（或泛稱俠義小說）故事旨趣可知，其中固不乏描寫豪傑、義士行徑者，而以盜為俠者亦不在少數；更多的則是一些非俠非盜而武技神奇的中間人物及冷血殺手，也昂然混跡其內。如《太平廣記》所列「豪俠」類目，即有泰半是濫用俠名者，可概其餘。
但就廣義「武」、「俠」的范圍而言，舉凡唐人傳奇里所描寫的江湖豪傑、義士、異人、盜賊、殺手、復仇者以及神鬼莫測的武功、劍術等等趣味性素材，均為後世武俠小說所吸納，共冶於一爐。
我們試看「用武行俠」類的唐人傳奇內容，即可明了武俠小說之原型要素殆已包羅其中：
一、行俠仗義必以「武」；它包括一切超能力的武技，可以止戈（如〈紅線〉），可以救人（如〈昆侖奴〉、〈車中女子〉），可以摘奸發伏（如〈義俠〉、〈田膨郎〉），可以為民除害（如〈懶殘〉、〈韋自東〉）──武與俠乃形成有機的結合，二者不再孤立存在。
二、特別渲染方外人的神奇本領；而所述佛、道兩家弟子之玄門絕技或秘術，均非世俗所能想像（如〈紅線〉、〈懶殘〉）──後世武俠小說每喜為玄門奇人張目，胎息在此。
三、仗劍護法與靈丹妙用；這在以「劍仙」除魔衛道故事為主的武俠小說中，尤為顯著，而實以裴鉶〈韋自東〉為濫殤。蓋古傳采葯煉丹（或修練神功）易遭魔擾，必須藉助高人護法，方可成事；而靈丹妙葯則有諸般神效，如駐顏、長生、增強功力等等──凡此，皆為後世武俠小說所宗，更進而發揚光大。
當然，若論唐人傳奇中最具武俠典型的「俠之大者」，自推袁郊所撰〈紅線〉；敘述俠女紅線為解潞州節度使薛嵩之憂，而勇往魏博節度使田承嗣枕邊盜盒示警的故事。傳中說她「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經五六城」；而歸來時彷佛「曉角吟風，一葉墜露」，洵可謂神乎其技；然卻一無殺傷，十足體現仁俠精神。結果正如所雲：「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安謀！」故此「紅線盜盒」千古傳誦，令人贊嘆不已。

文言武俠由盛而衰之漸變
惟唐人傳奇樹立了文言「武俠」的典型之後，經五代至宋，卻並無任何發展，反而有衰落之勢。在現存的傳世之作中，除王定保所撰〈胡證〉、〈宣慈寺門子〉及孫光憲所撰〈荊十三娘〉等篇，尚能表彰武俠精神而外；余如吳淑《江淮異人錄》二卷所收〈李勝〉、〈聶師道〉、〈張訓妻〉、〈洪州書生〉與洪邁《夷堅志》所收〈花月新聞〉、〈解洵娶婦〉、〈郭倫觀燈〉、〈俠婦人〉、〈八段錦〉諸篇，或有武無俠，或有俠不武，甚至以細故殺人者亦屢見不鮮；惟〈郭倫觀燈〉用武行俠，彰明較著。
其次，明人王世貞偽托段成式所編《劍俠傳》四卷，則收宋人作品十六篇，大體仍模仿唐人傳奇筆意，率由舊章。故周樹人《中國小說史略》慨謂：「宋一代文人之為志怪，既平實而乏文彩；其傳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聞。擬古且遠不逮，更無獨創之可言矣。」
然而自宋以降，文言武俠作品走勢雖衰，明、清兩代仍有不少這類仿唐傳奇小說存在。如《劍俠傳》之繼起者有喬吉《續劍俠傳》、徐廣《三俠傳》、鄒之麟《女俠傳》等；從此，飛劍乘空之說甚囂塵上，亦風行一時。
此外，明人武俠傳奇之文情較可觀者尚有李昌祺〈青城舞劍錄〉、宋濂〈秦士錄〉、宋懋澄〈劉東山〉、徐士俊〈汪十四傳〉及樂宮譜〈毛生〉等篇。至於清人武俠傳奇則今存本甚伙，撮其要者如蒲松齡的〈俠女〉、〈武技〉、〈紅玉〉（收入《聊齋志異》）；王士禎的〈劍俠〉、〈女俠〉（收入《池北偶談》）；袁枚的〈三姑娘〉、〈好冷風〉（收入《新齊諧》）；毛祥麟的〈南海生〉、〈褚復生〉（收入《墨余錄》）以及李漁〈秦淮健兒傳〉、鈕琇〈雲娘〉、樂鈞〈葛衣人〉、許仲元〈陶先生〉、沈起鳳〈惡餞〉等篇，但亦不脫唐人傳奇之流風遺韻。
復次，在《清朝野史大觀》的述異、遺聞、軼事中，亦多武俠傳奇；但凡近世知名的江南八俠、大刀王五、霍元甲等人物事跡，悉在其內。值得注意的是，自從宋初洪邁撰《八段錦》首揭氣功名稱及師承來歷以後，有明一代竟無賡續者；而入清季卻逐漸蔚為風氣。如蒲松齡〈武技〉、〈鐵布衫法〉之少林派；許仲元〈陶先生〉之內、外家；沉起鳳〈惡餞〉之內、外功；采蘅子〈武技三則〉之軟、硬功；毛祥麟〈褚復生〉之神功；以及《清朝野史大觀》藉峨眉僧故事而評述內家正宗拳法源流、傳承等等。凡此，均與宋、明文人祖述唐人傳奇之劍俠神技大異其趣。迨及清末林紓撰《技擊余聞》一書，可謂文言武俠小說壓卷之作；嗣後此類作品寥若晨星，終致絕跡人間。白話武俠始自「說公案」
一言以蔽之，武俠文學自唐代發微，入宋後分為兩支發展：一為「傳奇體」，即文言小說，已如上述；一為「話本」，即白話小說，則與後世武俠小說關系尤大。此因唐宋傳奇多出於文人學士之手，皆為古典文言，筆墨簡潔，未能雅俗共賞；而「話本」實系宋以前市井中「說話人」（以說書為專業者）的故事本子──初受佛經講唱「變文」之影響，再經宋人以民間俚語著書──因其文字淺顯易懂，故又稱為「平話」。
按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吳自牧《夢粱錄》、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都有提及當時汴京「說話」伎藝之盛。其中耐得翁曾分南宋小說為三類：「一者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拳、提刀、桿棒及發跡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與吳自牧說法略同。至「話本」小說大典，引吭發變征之聲；音雖稍下，卻甚通俗，婦孺俱解，遂廣為流傳。如〈楊溫攔路虎傳〉、〈楊謙之客舫遇俠僧〉、〈汪信之一死救全家〉、〈萬秀娘仇報山亭兒〉、〈鄭節使立功神臂弓〉等，皆屬於「說公案」一類白話小說，而饒有武俠之意味。特以〈楊溫攔路虎傳〉描寫楊溫與李貴對打，逐招交代，並採用內行術語，殆為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遭。

⑷ 武俠小說的概念是什麼

武俠小說是中國通俗舊小說的一種重要類型，多以俠客和義士為主人公，描寫他們身懷絕技、見義勇為和叛逆造反行為。武俠小說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是指傳統武俠 浪子異俠 歷史武俠 諧趣武俠 古典仙俠 奇幻修真 現代修真，但從武俠小說的狹義層次上來說就只指 傳統武俠 浪子異俠 歷史武俠 諧趣武俠 這四類. 武俠文學的源頭當有二：「一是漢初司馬遷的《史記》中的游俠、刺客列傳；二是魏晉、六朝間盛行的『雜記體』神異、志怪小說。」如果說先秦兩漢乃至魏晉志怪，為武俠小說的產生構築了堅實的基礎，為之前奏；那麼唐傳奇在文學史上一領風騷時，武俠小說即真正開始萌芽。.

⑸ 什麼是武俠文學的源頭

轉自網路
武俠文學的源頭當有二：「一是漢初司馬遷的《史記》中的游俠、刺客列傳；二是魏晉、六朝間盛行的『雜記體』神異、志怪小說。」如果說先秦兩漢乃至魏晉志怪，為武俠小說的產生構築了堅實的基礎，為之前奏；那麼唐傳奇在文學史上一領風騷時，武俠小說即真正開始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