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傳新派武俠小說一代宗師金庸

『壹』 金庸先生的十五部武俠小說有多少部被翻譯成外文了

金庸曾把所創作的小說名稱的首字聯成一副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見《鹿鼎記•後記》和「金庸作品集序」）現在已經廣為流傳並多次被香港和中國內地拍成電視劇與電影，也是「金迷」的必讀書目（括弧內為該書開始創作年份）：
飛—《飛狐外傳》(1960—1961年)
雪—《雪山飛狐》(1959年)
連—《連城訣》(1963年)
天—《天龍八部》(1963—1966年) ：金庸最頂峰之作，代表了金庸的最高成就。
射—《射鵰英雄傳》(1957—1959年)：金庸「射鵰三部曲」之第一部曲，也是其成名作。
白—《白馬嘯西風》(1961年)：附在《雪山飛狐》之後的中篇小說 。
鹿—《鹿鼎記》(1969—1972年) 金庸封筆之作。
笑—《笑傲江湖》(1967年)
書—《書劍恩仇錄》(1955年)－－第一部小說
神—《神鵰俠侶》(1959—1961年)－－金庸「射鵰三部曲」之第二部曲 金庸作品集
俠—《俠客行》(1965年)
倚—《倚天屠龍記》(1961年)－－金庸「射鵰三部曲」之第三部曲
碧—《碧血劍》(1956年)
鴛—《鴛鴦刀》(1961年)－－附在《雪山飛狐》之後的中篇小說
《越女劍》(1970年)－－附在《俠客行》之後的短篇小說。金庸本意為「三十三劍客圖」各寫一篇短篇小說，最後只完成了頭一篇《越女劍》，亦沒有包含在對聯之中。
簡單來說，金庸的武俠小說經歷三個版本：舊版、新版和新修版。1955年至1972年的稿件稱為舊版，主要刊在報刊上，也有不少沒有版權的單行本，現在恐已散佚。1970年起，金庸著手修訂所有作品，至1980年全部修訂完畢，是為新版，冠以《金庸作品集》之名。到了1999年，金庸重新開始修訂工作，正名為新修版（或世紀新修版），至今所有新修版本均已完成，並結集出版。
每一次修訂，情節都有所改動。新修版的故事細節和結局也略有改變，引來不少回響。目前兩岸三地的出版分別授權於廣州的廣州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於2002年11月開始出版，代替原來的三聯書店）、台灣的遠流出版社、香港的明河出版社。
外文翻譯版本
《書劍恩仇錄》是金庸寫於一九五五年的第一部武俠小說，其英文版的書名為《The Book & The Sword》（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文版為兩卷本，英文版節譯成一卷，譯者Graham Earnshaw為英文雜志的主編，他花了十年時間翻譯此書，最後由知名漢學家閔福德（John Minford）夫婦加以審訂。香港傳媒在報道這則消息時，對審訂者不予聞問，是一大缺失，因為這才是本書質量最大保證的關鍵。
閔福德曾與他的老師霍克斯（David Hawks）一起翻譯過全套一百二十四回《紅樓夢》，被視為有關《紅樓夢》英譯的最佳版本。閔福德早年也曾與霍克斯合譯過《鹿鼎記》兩個章節（為配合查先生一九九四年赴澳洲參加作家節而出版的），其後任教於香港理工大學翻譯學系教授兼翻譯研究中文主任。在這期間，他組織翻譯三卷本的英譯本《鹿鼎記》（中文版為五卷本，英譯本是縮譯本），於一九九九年出版第一卷，二〇〇二年出齊。現下，金庸武俠小說的英譯本不多，較早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於一九九三年出版的《雪山飛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Mountain）。
武俠小說與東方文化較接近，所以在韓、日及東南亞特別受到歡迎。西方讀者對武俠小說有一個接受過程。但是，近年金庸小說已逐漸為西方讀者所接受。金庸的法譯本《射鵰英雄傳》於去年在巴黎出版，基本是全譯本，出版者為友豐書店。書店老闆潘立輝先生大約在十年前他已表示要出版一部規范的法文版金庸武俠小說。他早年在金邊讀到過法文版金庸武俠小說（因柬埔寨曾長期被法國統治，柬人懂法文很多），譯文粗鄙不堪，多不合語法。五年前潘先生特地跑來香港，要我介紹認識金庸先生，並且親自向金庸表達把其作品譯成法文的決心。由於法國人對金庸武俠小說認識不多，潘先生不敢貿然造次，他特地向法國文教部預先申請了一筆出版基金，然後請法國翻譯家翻譯，其間大抵花了五年時間，終於成功出版法文版《射鵰英雄傳》，書出版後，很快地獲得法國總統希拉克和法國文教部頒給的嘉獎狀，據說希拉克及法國政府的官員在拜讀後，無不稱許。
東南亞讀者，則遠在七十年代已為金庸作品所吸引，這個地區已先後出版越南文、泰文、印尼文、柬埔寨文、馬來文等文字，一九九五年出版了星、馬簡體字本，其餘文種均是盜譯，流傳廣泛。韓文版的金庸武俠小說在八十年代末已大行其道，共有十二家韓國出版社盜譯了金庸的全部武俠小說。直到去年，金庸才正式授權韓國出版社出版他的外文版作品。
金庸小說日文版則是由日本最具規模的德間出版社出版。我於一九九六年四月陪金庸先生到日本簽合約。德間出版社的老闆德間康快先生擁有包括電影、出版、報紙等綜合大企業。他們當時決定斥巨資出版《金庸全集》，組織了日本一批漢學家進行翻譯。第一部《書劍恩仇錄》日文文庫版是於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其後陸續出版了金庸小說的日文版全集，並且已多次再版了。
以色列的漢學家夏維明，在一九九八年台北「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表示，自從以色列文版的金庸作品出版後，以色列的大學生都是很喜歡看金庸的武俠小說的。
毋庸置疑，金庸武俠小說正走向世界，愈來愈受到外國讀者的歡迎。
日文版：
《書劍恩仇錄》（全4卷、原名：書劍恩仇錄、譯：岡崎由美）
《碧血剣》（全3卷、原名：碧血劍、監修：岡崎由美、譯：小島早依）
《秘曲 笑傲江湖》（全7卷、原名：笑傲江湖、監修：岡崎由美、譯：小島瑞紀）
《雪山飛狐》（全1卷、原名：雪山飛狐、監修：岡崎由美、譯：林久之）
《射鵰英雄伝》（全5卷、原名：射鵰英雄傳、監修：岡崎由美、譯：金海南）
《連城訣》（全2卷、原名：連城訣、監修：岡崎由美、譯：阿部敦子）
《神鵰劍俠》（全5卷、原名：神鵰俠侶、訳：岡崎由美・松田京子）
《倚天屠龍記》（全5卷、原名：倚天屠龍記、監修：岡崎由美、譯：林久之・阿部敦子）
《越女劍》（全1卷、原名：白馬嘯西風、鴛鴦刀、越女劍、監修：岡崎由美、譯：林久之・伊藤未央）
《飛狐外伝》（全3卷、原名：飛狐外傳、監修：岡崎由美、譯：阿部敦子）
《天龍八部》（全8卷、原名：天龍八部、監修：岡崎由美、譯：土屋文子）最近金庸先生對天龍八部作了修改.
《鹿鼎記》（全8卷、原名：鹿鼎記、譯：岡崎由美・小島瑞紀）
英文版：
The Book and the Sword（《書劍恩仇錄》，全一冊）牛津大學出版社，譯：恩沙（Graham Earnshaw）；監修：閔福德（John Minford）、Rachel May
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鹿鼎記》，3冊））牛津大學出版社，譯：閔福德（John Minford）
The Legend of the Condor Heroes（《射鵰英雄傳》）已停止
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雪山飛狐》，全一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譯：莫錦屏（Olivia Mok）
被他人抄襲
20世紀80年代時，曾有人以「鏞公」為筆名著書《射鵰前傳》、《神鵰前傳》之類的作品，無論包裝和印製都與金庸的作品集極為相似。在香港部分租售舊小說的書店中仍然存在。在中國大陸，也有類似的抄襲的作品，不但書名類似，而且署名作者也和金庸很類似，如「全庸」、「金康」、「金庸新」「高庸」等。
[編輯本段]【其他作品】
《三劍樓隨筆》（與梁羽生、百劍堂主合著）
《袁崇煥評傳》（文化普及性作品，非學術性著作，收錄在《碧血劍》中）
《三十三劍客圖》（又名《卅三劍客圖》）
《金庸散文集》
《月雲》（略帶有自傳性質的短篇小說）
約兩萬篇社論，如《寧要褲子，不要核彈》、《火速！救命！——請立刻組織搶救對上梧桐山》、《巨大的痛苦和不幸》、《自來皇帝不喜太子》等，在大陸未結集出版。
是《香港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
另外，還有《韋小寶這小傢伙》、《一國兩制和自由人權》等諸多文學評論、散文、及由他人整理的演講稿。
[編輯本段]【金學研究】
由於金庸小說深受歡迎，不少文字工作者都提筆撰寫感想、書評，於是就有了「金學」一詞。不過金庸本身對這名稱有點抗拒，認為有高攀鑽研紅樓夢的紅學之嫌。現在大多統稱「金庸小說研究」。
而最先研究金庸小說，倪匡第一人。當台灣「遠景」取得金庸小說版權後，出版一系列由沈登恩主編的「金學研究叢書」，由旗下著名作家分別評論金庸小說，分別有五集《諸子百家看金庸》（三毛、董千里、羅龍治、林燕妮、翁靈文、杜南發等）、楊興安的《漫談金庸筆下世界》及《續談金庸筆下世界》、溫瑞安的《談笑傲江湖》、《析雪山飛狐與鴛鴦刀》及《天龍八部欣賞舉隅》、《情之探索與神鵰俠侶》（陳沛然）、《讀金庸偶得》（舒國治）、《金庸的武俠世界》（蘇墱基）、《話說金庸》（潘國森）及《通宵達旦讀金庸》（薛興國）等，其中倪匡寫的《我看金庸小說》大受歡迎，一看再看直到五看才告一段落。期間「博益」及「明窗」亦出版了一系列名人談金庸的叢書，當時任職《明報》督印人的吳靄儀亦寫了《金庸小說的男子》、《金庸小說看人生》、《金庸小說的女子》及《金庸小說的情》，楊興安的《金庸筆下世界》。當金庸小說在內地正式授權出版後，「金庸小說研究」更為熱鬧，除小說內容、人物、歷史背景以至武功招式及飲食菜譜等，不一而足。其中比較不同版本之間的差別更是研究的重點。現時只有陳墨和潘國森依然經常評論金庸小說。金庸
金學研究書目/篇目
學術類：
嚴家炎 《金庸小說論稿》
陳平原 《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出路》
馮其庸 《讀金庸》
朱寧嘉 《金庸武俠小說對文化傳承的創意》
普及類：
孔慶東 《笑書神俠》、《醉眼看金庸》、《金庸俠語》、《孔慶東品讀金庸俠語》
倪匡 《我看金庸小說》《再看金庸小說》《三看金庸小說》《四看金庸小說》《五看金庸小說》（下半部為陳沛然所著）
《文學金庸》《人論金庸》
吳靄儀 《金庸小說的男子》、《金庸小說看人生》、《金庸小說的女子》、《金庸小說的情》
楊興安 《金庸筆下世界》、《金庸小說十談》
項庄 《金庸小說評彈》
合著 《諸子百家看金庸》（五輯）
閆大衛 《班門弄斧-給金庸小說挑點毛病》
林燕妮/倪匡/蔡瀾 《金庸筆下的男女》《金庸筆下的人生》
陳墨 《金庸小說情愛論》《金庸小說之謎》《金庸小說賞析》等系列
施愛東 《點評金庸》
王海鴻/張曉燕 《破譯金庸寓言》
曹正文 《金庸小說人物譜》
第一本金庸傳記
冷夏（香港） 《金庸傳》，95年內地出版時改名為《文壇俠聖-金庸傳》

『貳』 求幾本長篇武俠小說 金庸古龍的這些看過了 有的發[email protected]名字也可以 謝謝了

梁羽生「天山三部曲」、溫瑞安「四大名捕系列」、黃易《大唐雙龍傳》、鳳歌《昆侖》
個人覺得這幾本都很好，值得一看。

『叄』 《金庸傳》txt全集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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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預覽：
前言
「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俠小說。」
近40年來，新派武俠小說一代宗師金庸，其作品在風靡了全球華人世界的同時，也使中國特有的武俠小說創作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從獲得諾貝爾獎的教授到販夫走卒，從黃土高原到美利堅。各個階層，各個地方，到處都有金庸迷。除了金庸，極少有哪一個作家的作品能如此廣泛地受到人們的喜愛。金庸的作品文字淺白凝練，情節精彩紛呈，幻想雄奇無比，並時時處處表現出他在文學、藝術、地理、歷史等范疇的淵博知識。有評論寫道：「表面看，似乎都是刀光劍影、曲折離奇，細加比較，便不難發現，金庸的作品比舊武俠小說多了一種人情味，一種歷史滄桑感，一種詩意，一種深刻的人生哲理！」更有人認為：金庸小說對中國文化領悟之深刻，對人性揭示之透徹，是當代作家中所罕見的。於是，有這么一種說法：在中國文學史上，只有兩位作家的作品，真正做到了家喻戶曉，一是曹雪芹的《紅樓夢》，另一便是金庸的武俠小說。事實……

『肆』 金庸的十來部小說的寫作順序是什麼

1955
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

1956
《碧血劍》開始在《香港商報》連載

1957
《射鵰英雄傳》連載於《香港商報》

1959
《神鵰俠侶》開始在《明報》創刊號連載

同時，《雪山飛狐》連載於《新晚報》

1960
為《武俠與歷史》雜志撰寫《飛狐外傳》

1961
《倚天屠龍記》、《鴛鴦刀》、《白馬嘯西風》開始在《明報》連載

1963
為《東南亞周刊》撰寫《連城訣》

《天龍八部》開始在《明報》連載

1965
創作《俠客行》

1967
創作《笑傲江湖》

1969
發表巔峰之作《鹿鼎記》

1970
寫《越女劍》。開始修訂全部武俠小說作品

1972
《鹿鼎記》連載完畢，宣布就此封筆不寫武俠小說

『伍』 求金庸武俠的武功描寫

小龍女綢帶揚動，搶先進招。法王道：「這是甚麼東西？」左手去抓帶子，眼見綢帶夭
矯靈動，料來變化必多，這一抓之中暗藏上下左右中五個方位，不論綢帶閃到那□，都是逃
不脫掌握。那知綢帶上的小圓球玎的一聲響，反激起來，逕來打他手背上的「中渚穴」。金
輪法王變招奇速，手掌翻轉，又來抓那小球。小龍女手腕微抖，小球翻將過去，自下而上，
打他手背虎口處的「合谷穴」。金輪法王手掌再翻，這次卻是伸出食中兩指去夾圓球。小龍
女看得明白，綢帶微送，圓球伸出去點他臂彎□的「曲澤穴」。
小龍女接過一招之後，極是害怕，說甚麼也不敢再正面擋他第二招，當下展開輕功，在
廳上飛舞來去，手中綢帶飄動，金球急轉，幻成一片竹霧，一道黃光。那金球發出玎玎聲
響，忽怎忽緩，忽輕忽響，竟爾如樂曲一般。原來她□居古墓之時，曾依著林朝英遺下的琴
譜按撫瑤琴，頗得妙理。後來練這綢帶金球，聽著球中發出的聲音頗具音節，也是她少年心
性，竟在武功之中把音樂配了上去。天地間歲時之序，草木之長，以至人身之脈搏呼吸，無
不含有一定節奏，音樂乃依循天籟及人身自然節拍而組成，是故樂音則聽之悅耳，嘈雜則聞
之心煩。武功一與音樂相合，使出來更是柔和中節，得心應手。

『陸』 想看金庸傳，但市面上有好幾個版本，不知道哪個版本寫得比較好，值得一看。值得看的標準是內容客觀翔實。

參考答案: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蘇軾)

『柒』 求金庸著作的時間年表

1、1955年 《書劍恩仇錄》

1955年，首次以「金庸」為筆名擬寫首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在《新晚報》連載一年，奠定武俠文學基業。

2、1956年 《碧血劍》

1956年，在《香港商報》全年連載《碧血劍》，收錄在《金庸作品集》中。

3、1957年—1959年 《射鵰英雄傳》

最初連載於1957～1959年的《香港商報》，後收錄在《金庸作品集》中，是金庸「射鵰三部曲」的第一部。

4、1959年 《雪山飛狐》

1959年始連載於香港《新晚報》。英譯本由莫錦屏翻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於1993年推出。

5、1959年—1961年 《神鵰俠侶》

1959年，金庸等人於香港創辦《明報》，1959—1961年連載於香港《明報》，共四十回，是金庸「射鵰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部。

6、1960年—1961年 《飛狐外傳》

1960年—1961年首次連載於《武俠與歷史》雜志。該書是《雪山飛狐》的前傳，卻寫於其後，二者互相關聯，卻不完全統一。

7、1961年，附在《雪山飛狐》之後的中篇小說 《白馬嘯西風》

1961年10月—11月連載於香港《明報》，一篇著力寫「情」的小說。

8、1961年 《倚天屠龍記》

連載於1961—1962年的香港《明報》，是「射鵰三部曲」系列第三部。把《明報》自《神鵰俠侶》以來所產生的影響進一步擴大，把讀者的眼光和注意力吸引和固定在了《明報》上。

9、1961年，附在《雪山飛狐》之後的中篇小說 《鴛鴦刀》

最初連載於1961年5月1日—28日的香港《明報》。敘述了江湖上盛傳的鴛鴦寶刀的秘密以及圍繞它發生的故事。

10、1963年《連城訣》，又名《素心劍》

最初在1963年刊載於《明報》和新加坡《南洋商報》合辦送的《東南亞周刊》，書名本做《素心劍》。

11、1963年—1966年 《天龍八部》

這部小說從1963年開始創作，歷時4年完成。前後共有三版，並在2005年第三版中經歷6稿修訂，結局改動較大。

12、1965年 《俠客行》

1965年首次連載於《東南亞周刊》，主要敘述一個懵懂少年石破天的江湖經歷。

13、1967年 《笑傲江湖》

於1967年開始創作並連載於《明報》，1969年完成。小說通過敘述華山派大弟子令狐沖的經歷，反映了武林各派爭霸奪權的歷程。

14、1969年—1972年 《鹿鼎記》

這部小說創作於1969年－1972年間。2015年，金庸授權北京市西城區非遺保護中心，將《鹿鼎記》改編為評書，由「連派評書」唯一繼承人連麗如及其弟子播講。

15、1970年，附在《俠客行》之後的短篇小說 《越女劍》

發表於1970年1月《明報晚報》上。小說藉助歷史上的傳說和事實，不但抒發了歷史情懷，還表現出人性的悲歌，把家國之仇與個人的愛結合在一起。

『捌』 金庸傳 修訂版怎麼樣

武俠的另一面是社評 評《金庸傳》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喜歡看金庸小說的大有人在，對他的小說情節津津樂道，對其中的人物角色也能侃侃而談，更有甚者的是對金庸的小說進行系列的研究解讀，從中讀出歷史、政治的知識來。很多人猜想金庸先生一定是個武林高手或者有武俠夢的有志青年，見識過很多的江湖人物。事物的表象就是假象，深入本質的探求才能得到真知。金庸其實是一個愛讀書的學生，一個具有事業心的辦報人，一個並不成功的電影人，一個追求自由的社評人……事實上，如同《金庸傳》所說：他的人生比小說更精彩。看完《金庸傳》我同樣也有這樣的感受，更認為：他的人生比小說更全面，因為武俠小說只是金庸先生的一個業余愛好，一個為了事業救急的工具，在金庸先生的人生經歷中，他曾奔波於戰火之中，也曾為民主和自由大聲呼籲，年輕的他還夢想著做外交官周遊列國，他的人生成就除了武俠小說，還有他的《明報》。 有人發現，《三國演義》的廣為人知，讓很多《三國志》里的歷史事實被人認為是錯的。這同樣適用於金庸的武俠小說，他對於人物的描寫和歷史的敘述，讓我們信以為真（雖然金庸的武俠小說基本上尊重歷史，但在一些時空的安排上明顯與正史不符）。讀完《金庸傳》，我們才知道，寫武俠小說開始只是為了幫報業朋友解燃眉之急，到後來為了《明報》招攬讀者，沒曾想到卻成為他引人注目的主要原因。金庸先生用他的心路編排小說情節，我們在他的武俠小說里，能找到他很多生活的記憶場景。《書劍恩仇錄》裡面飽含金庸的家鄉情結，書中的人物原型很多取自他身邊的親人；《碧血劍》雖然歷史感強、政治性濃，表達的卻是金庸先生內心對於亂世躲避的一種情結……甚至是後來的《笑傲江湖》，也是金庸先生對於中國政治現象進行描寫、評價的一種手段。 金庸一支筆，同時寫武俠小說和社評；武俠的另一面，是他的社評，往大了說就是他辦的報紙《明報》。在夢碎於周遊列國的外交官後，他投身於《大公報》開始他的社評寫作之路，因時局變動和機緣巧合，金庸先生開始了他的辦報事業，其創業的艱辛、對自由的追求可以完全體現其中。自由的寶貴，只有擁有之後又失去的人才有更真切的體驗，金庸先生在自由的天堂香港獲得了他事業的成功，也得到了世人的尊敬。正是因為這一份自由，他才可以勇敢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正是因為他的執著，他對於時局的判斷和預測才屢屢獲得印證；也正是他胸有的一份濃濃的歷史情懷，才讓這本《金庸傳》顯得更加貼近讀者，讓人忘記了他還是帶著寫武俠小說光環的金庸。 2013-5-31

『玖』 誰看過金庸武俠小說，較深的談談看法或者評論，不限哪個方面。字數一千左右。

追溯起來，「俠」這一概念，最早見於韓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一句。這句話寫出了俠必有武，必會武，必能武之意。其實，「武」和「俠」在某種層面上來講，已經不僅僅只是武俠小說中的單純概念，同時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地來講，「武功」、「武力」 、「武術」等以「武」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都是長久以來人們征服社會的渴望；而「俠客」、「俠義」 、「俠行」等以「俠」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則是對完善道德的企盼。這一點與中國文化是相契合的。「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殺」，「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而二者的終極目的都是想建立一個理想的桃源世界。傳統武俠小說在弘揚俠義精神的同時，表現出一種試圖依靠武力來解決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的傾向。正所謂「快意恩仇」，俠士們在感恩報仇中尋求並品嘗著血腥的快感。一般意義上的俠，體現在以武力來扶善除惡，扶危濟困，打抱不平。金庸筆下的俠並不只限於報答和自己有特殊關系的人，而是普遍地扶危濟困，救人於水火，路見不平便拔刀相助。因為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把尚武與尚德結合在一起，重武德。這一點與傳統武俠小說是根本不同的。
武德之高尚與卑下往往成為金庸武俠小說中決定武功成敗的根本因素之一。郭靖、洪七公、蕭峰、袁承志等大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絕一時，其重要原因就在於他們有高尚的武德；歐陽峰、東方不敗、丁春秋、岳不群等之流最終只落得個悲慘可恥的下場，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卑下甚至邪惡的武德所致。而武德的最初體現則是表現在最初武功的選擇上。故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武功又可以為正邪兩派。在金庸筆下，這正邪兩派武功正代表了兩種不同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同時也正體現了不同人的不同選擇。「正派武功」符合儒釋道三家之說，順應了社會倫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於形成俠士弘大剛毅的人格。而與之相對的「邪派武功」則違反了人性准則，追求速成，崇尚功利，最終只能使練功之人玩火自焚。由此看來，武德對於習武之人是十分重要的。武德上者，俠士也。
「武」離不開「德」，就如同「俠」離不開「義」一樣。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俠」與「義」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說到俠，人們通常會在第一時間想到義。義是中國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俠小說之魂。金庸的武俠小說圍繞著「義」字寫了許許多多感天動地的人物、故事和場景。如郭靖保家衛國、死守襄陽；蕭峰義字當先、以死反戰……這些筆墨飽含了作者大量的心血、精力和激情，同時也體現了作者的傳統文化觀、道德價值觀和人生理性精神。在藝術上，這些感人至深、震撼人心的場景也取得了高度的藝術成就。此外，它們還成為金庸小說中最為精彩、最富有浪漫主義激情，因而也最值得仔細品味的部分。
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俠士眾多，最為著名的兩位大俠當屬蕭峰與郭靖二人了。這一點是眾多金學家、也是廣大金迷們公認的。我就以他們二人為例，來說說金庸先生筆下的武俠與武俠精神吧。首先要說的就是蕭峰。蕭峰的身世較為特殊。他生於契丹，長於大宋。這就使他的性格特徵中既有契丹人豪爽直率的一面，又有一般俠客講義氣、重承諾、扶危濟困、胸襟坦盪等優秀的中原品質。而他最終的悲劇性命運尤為震撼人心，發人深省。杏子林成了蕭峰人生的轉折點。他從受人尊敬的丐幫幫主一下淪為了遭人唾棄的「契丹狗」。直至後來兩國交兵之際，他又機緣巧合地偏偏當上了契丹國的南院大王，受命領軍平南征宋。為平息兩國之戰，救萬民於塗炭，蕭大俠不惜以自殺來震懾大遼，警醒大宋。蕭峰身上所代表的正直、樸素、真誠和為民請命、甘願一死的獻身精神，正是武俠精神的至高境界——「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接下來，再來談談郭靖大俠。郭靖為人忠厚老實，是個不善言辭，也不聰明的人。他的父親郭嘯天是一代忠良。在父親忠貞烈事的影響下，郭靖漸漸地也形成了敦厚有禮、深明大義的性格，成為儒家文化最為精當的代言人。從他的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金大師筆下的大俠風范。古人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的號角聲中，郭大俠沖鋒陷陣於保家衛國的抗元斗爭中去。這種以天下興亡、萬民安樂為己任的思想就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郭靖不僅具有遠大的為國理想，同時也有積極主動的衛國行動。儒家文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美政理想，在他的身上體現得最為清晰，也最為透徹。總之，郭靖和蕭峰一樣，身上都具有傳統正劇中悲劇式的英雄色彩。同時，他們的形象與豪行也使「俠」這一概念上升到另一種高度。對於「武俠」，與金庸同時代的梁羽生也有著自己的認識。他認為在武俠小說中，「俠」比「武」應該更為重要，「俠」是靈魂，「武」是軀殼。「俠」是目的，「武」是達成「俠」的手段，毋寧有「俠」無「武」。為了行俠仗義，俠士願意付出一切代價，就算是性命也在所不惜。正可謂「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元稹《俠客行》），「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李白《俠客行》）。
在通過武俠小說來宣揚武俠俠義精神的這一點上，金庸的作品是與傳統武俠小說相契合的。但是，金庸武俠小說的核心思想是尚武德與重俠義，把武德與俠義並重。更為可貴的是，金庸在一系列的小說創作中，還賦予了「武俠」以新的內涵——把它提高到了為群體、為民族、為大多數人這一新的歷史高度。武俠，不再只是武把式、游俠兒，而是有武德之人行有俠義之事。武俠精神也在不知不覺間成了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筆下最傑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義，自覺地在為百姓、為民族、為大多數人利益而奮斗，乃至獻出自己生命的人物形象。他們身上正體現出了中華民族的一種最高的人生價值觀，也是金庸對武俠精神的一種新的提升。
武俠小說總有一個固定的模式，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有一個故事動機引發劇情的發展，或者是為了報仇雪恨，或者是為了爭奪武林盟主，或是為了一部絕世武功秘笈。筆者通過對金庸武俠小說的文本閱讀，發現其中一個普遍性的意義模式，即幾乎所有故事的動機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謎」。這個身世之謎由混亂或邪惡的血緣關系造成，註定人物出入江湖的命運。敘事深層如此關心血緣註定的身世問題。在金庸的許多小說里，我們都注意到所謂「身世不明」的英雄。《天龍八部》開篇，這類英雄就又出現了。首先是段譽，其後是喬峰，最後是虛竹。段譽的江湖之行使他陷入難以自拔的亂倫恐懼之中。母親刀白鳳臨終時揭出他的身世之謎：他的父親並不是段正淳，而是時下「四惡之首」段延慶。隨之亂倫的恐怖消失了，但邪惡身世的負罪感，卻使他更加痛苦不堪。他社會關繫上的父親（養父）段正淳與生母雙雙死去，生父段延慶竟是「惡貫滿盈」的江湖歹徒。他的生命來源是罪惡的，生父邪惡，生母與生父之間的復仇關系產生了他，也是邪惡的。緣起業報，一切盡由身世中來。身世就是命運，身世之謎又造成英雄們的悲劇命運。《天龍八部》中，段譽還不能算是最有英雄氣質的人。他真誠、勇敢，但缺乏對命運的自覺。真大英雄者當推喬峰。而喬峰命運中的一切，也是由身世之謎造成的，只是他在個人的努力中，表現出更多的主體自覺性來。在這一點上，他很像俄狄甫斯類的英雄，對真實的追求把自己逼到毀滅的邊緣。他無法相信，但種種事實都證明他是與大宋漢人有世仇的異族後代——契丹人。於是災難降臨，恩轉化為仇，愛轉化為恨，他自願放棄了丐幫幫主的地位，無盡的誤會與冤枉接二連三地降臨到這位無所歸依的流浪英雄頭上。身世之謎揭開，血緣「罪惡」再次成為英雄命運的註定性因素。
《天龍八部》中社會因素與血親的自然因素之間的矛盾，集中體現在英雄們的養父與生父之間的關系結構中。健康的存在秩序中，生父與養父應該是同一的，否則，不僅生命的本質有問題，存在的狀況亦是令人痛苦的。小說中的情節一再暗示這一點。段譽的生父與養父不僅不是同一人，而且互為仇人。段正淳後來與他眾多的情人同歸於盡，了卻了他的孽緣，段譽就只有一個時刻迫害他的邪惡生父了。喬峰的養父母喬三槐夫婦被謀殺，而他誤以為墜崖而死的生父蕭遠山卻僥幸生還，藏身少林寺中，這個謎直到最後才揭開。
至於那位從小即在少林寺出家的痴僧虛竹，一直以為自己是無父無母的孤兒，而他父親就在他身邊，竟是那位德高望重、寶相庄嚴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師，他的母親則是號稱「無惡不作」的第二惡人葉二娘。高僧大德身犯淫戒，為惡不赦；葉二娘日殺一嬰，更是天理難容。虛竹，又是一個生於邪惡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殺，葉二娘隨去，虛竹的身世之謎一旦解開，他又成了真正的孤兒。總也擺脫不掉身世之謎，不是罪惡，就是倒錯。
武俠小說是幻想衍生的。從創作與作品角度看，人物無端而出，事件隨意而生，情節經常顯得散漫，英雄志，兒女情，奇緣異遇，隨心任意，有龐大規模，也會雜亂。從讀者閱讀角度看，通常的情況是，你從故事的任何一段讀起，意義都是明確的，相對獨立完整的，然而通篇讀完，又有不知所雲的感覺。《天龍八部》中圍繞著三位英雄命運反復出現在作品中的身世之謎的母題。實際上這個母題的普遍意義還不僅限於這三位主人公，次要人物如慕容公子、鍾靈、木婉清、王語嫣、阿朱、阿紫，或多或少在某一階段都陷入身世之謎的困擾之中。它是整部作品敘述的深層結構，從散亂的幻想經驗世界中暗示出某種深刻的寓意。身世之謎使人的存在陷入混亂，這種混亂是徹底的，社會存在的基本單元家庭被破壞了，父不父、子不子；個人與國家民族的關系也破壞了，人無法安身立命。喬峰的身世使他無法繼續生存在漢人世界，它的教養又使他無法進入契丹人的生活。段譽除了情痴外根本沒有大理段氏的「正統承傳」，流落中原，無所事事。虛竹身為漢家僧侶，卻被招為西夏駙馬。每位英雄的所在都不是他應有的存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存在秩序失去了一致性意義，因為根源性、本質性的血緣關系是邪惡的，存在的環境就不可避免要出現混亂，無人不冤，有情皆孽。普遍程度上的身世邪惡或混亂導致存在秩序的混亂，而亂世出英雄——這就是《天龍八部》幻想世界中暗隱的道理。
身世之謎揭出，原來掩蓋在虛假的秩序之中的世道亂了，英雄在痛苦與災難中誕生，力圖以個人的力量尋找存在的意義，重建秩序。段譽的摯愛，虛竹的寬容，喬峰的正義，都是英雄作為。個人身世之謎不僅是個人的災難，也是整個家族、整個國家的災難，段譽的身世牽涉到大理國政，喬峰於萬馬軍中脅迫遼王誓不犯宋境，並以死相報，也關涉到民族存亡的大事。身孽，家破，國亂，孝不就，忠不成，仇殺遍野，蒼海橫流，力挽狂瀾者，方顯出英雄本色。災難緣起，在於身世之謎，英雄的人格不僅體現在忍受災難，還在於一種抗拒命運的悲劇性努力上，他們力圖在殘破混亂中重新建立秩序，找到新的存在根基。喬峰、段譽、虛竹結為異姓兄弟，摯情真性，盡消前仇。如果說舊的血緣秩序已經敗壞了，那麼建立在非血緣關繫上的，純粹社會化的關系是否能夠成為擺脫痛苦、重建秩序的超越之路？「異姓」是非血緣性的，「異姓兄弟」意味著一種超越血緣關系的新秩序、新和諧。於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英雄使命就集中表現在秩序與價值的重建上。如果所有的自然初因（血緣身世）都是邪惡的，導致仇殺的，冤怨相報，了無盡頭，那麼理想的社會關系秩序「異姓兄弟」將昭示出拯救的希望。
大俠成為一種價值的象徵。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文化英雄。他們都體驗到生存內在的困境，自覺或不自覺地探索存在的意義，肩負起民族精神。從某一段情節、某一個事件上看，他們或者是一種宗教的、哲學的、階級的、意識形態的化身；但從普遍的內在隱喻意義上看，他們都是整體性的文化價值與集體心靈的代表。他們的故事歸根到底都是同一個故事。金庸所有的武俠小說都是以人物為核心的英雄傳奇，而這些英雄展示在故事中的命運，都可以找到一個共同的終極原因——身世之謎。
《天龍八部》中的意義模式在金庸的其它小說中不斷重現。「射鵰」三部曲中所有的主人公出入江湖，最初的動機都可追溯到身世之緣。郭靖、楊康、楊過、張無忌，不是父死，就是父母雙亡，凝結在身世上的冤讎或誤會構成他們武俠生涯的決定性因素。《雪山飛狐》、《飛狐外傳》中的胡一刀、胡斐，也是因為前後三代人身世上的秘密蹈入無盡的江湖是非與仇殺之中。百年結仇，冤冤相報，而對胡苗范田四家三代中的每一個人，都具體表現為身世源頭上的冤孽，為此他們走上江湖路，舊怨未解，新仇又生，人的命運被一種先在的血緣關系註定了。《飛狐外傳》中女主人公袁紫衣的身世就更為典型，父母竟是仇人，身世的冤孽註定了她的命運；又要報鳳天南的生身之恩，又要殺鳳天南為母報仇。一再重復敘述的情節已不可能是偶合，它似乎在暗示我們一種解讀金庸的意義符碼。身世或者是個秘密，或者是個揭示出的罪惡的根源，不管是失落的身世還是被證明的邪惡身世，都是註定主人公命運的孽緣。血緣性的自然秩序一旦打破，便是混亂與悲劇的根源。《鹿鼎記》中的韋小寶不武不俠，但也不知其父為何人，他生在揚州麗春院，母親是個妓女，很多人都可能是他父親。《連城訣》中狄雲無父有師，身世不明，而且師父的身份也存在著倒錯現象。《書劍恩仇錄》中於萬亭只是陳家洛的義父，《白馬嘯西風》中李文秀父母雙亡，《鴛鴛刀》中蕭儀、《碧血劍》中袁承志的父親均被殺，《笑傲江湖》中眾望所歸的令狐沖，一樣的身世不明。對每一個人物來說，這都是他們走入江湖的直接與根本原因。
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孝文化，它以家庭為本位、宗族為中樞、國家為指歸，其中最基本的關系結構是建立在血緣關繫上的倫理秩序。血緣關系是基於出身的譜系紐帶，它將一個人將另一個人，一個個人與集體聯系起來，構成一種社會整體。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這種內在的、核心性的結構因素就是血緣關系與觀念，如果血緣關系陷入混亂，存在將是可怕的；如果血緣關系是一種危害存在秩序的冤孽或原罪，那麼人就應該努力擺脫這種宿命因素，用自己後天的努力重建秩序。江湖是混亂的象徵，俠客們由於身世命運走入江湖，試圖在混亂中重建健康的倫理秩序。血緣是存在的根命所在，我們只有在血緣結構中才能理解這個世界。身世之謎的意義模式，可以作為一種普遍適用的符碼解讀金庸的某一部小說，也可以從某一種小說中顯示的這種模式意義推導出金庸武俠世界的普遍意義。
身世之謎的母題並不足以說明其它武俠作品，梁羽生、古龍、卧龍生、溫瑞安，他們的武俠小說可以處理不同的主題、不同的原型，具有不同的文化隱喻意義或倫理關懷，但他們的武俠小說在整體文化秩序中的功能及其實現這種功能的形式卻是共同的。金庸小說「身世之謎」的文化隱喻只能說明意義與價值問題，說明的范圍也有限於金庸的作品；而從對金庸作品的解讀所發現的幻想的現實意義，卻能印證武俠小說運作的基本原則，因為所有的武俠小說在幻想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武俠小說通過幻想把純粹虛構的故事與現實的文化精神關聯起來，不同作家的創作成就有大小，讀者有多少，作品的文化蘊涵亦有深淺，但其中幻想的現實意義，文化寓言與補償功能，故事類型的程序化傳播以及這種傳播在華人圈內起到的文化認同作用，是普遍共同的，不僅限於金庸一人或一部小說。金庸用他所有的小說講敘一個基本意義模式相同的故事，而許多武俠小說，新的、舊的、港台的、大陸的、梁羽生的、古龍的，敘述的情節也經常重復，諸如比武論劍，奪寶爭霸，別離的愛侶，聚會的冤憎。一邊是作品不斷重復的程序化故事，一邊是無數大眾不厭其煩、如痴如醉的閱讀。我們不能指責如此多的同胞都精神空虛，不能妄想把高度抽象化的哲理與人生觀灌輸到大眾的頭腦里，使他們像機器一樣一絲不苟地活著。於是，自然而然，金庸和以他為代表的武俠小說在當今華人世界擁有了那麼廣泛的讀者，而每個讀者都以個人的形式——閱讀來參與這個屬於全體華人的民族精神儀式。
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我們完全可以讀出金庸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可以看出金庸自己對武俠世界以及對其中所隱含的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的剖析、傳承、重塑、弘揚、批判、反思和質疑……而小說中所描寫的性格各異的人物、林林總總的瑣事、所反映的復雜紛亂的社會、絢麗繁華的世情、所展示的山光水色、風俗人文、奇幻武功，則把讀者帶入了一個亦真亦幻的世界之中。而這些耳熟能詳的事情，那些血雨腥風的斗爭，都不過是現實社會大環境中日常生活的種種剪影或幻影罷了。這一點也成為金庸武俠小說吸引讀者的因素之一。「如在目前，如臨其境」。主人翁？參與者？旁觀者？讀者一時忘記了自己的身份，讀來定是酣暢淋漓之至哉！
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在繼承傳統武俠小說的創作方法和表現手法的基礎上，大膽而新奇地進行了創造性思維，金庸把想像發揮至極致，為廣大讀者描繪出一個色彩斑斕、充滿神秘、奇幻色彩、引人入勝、亦真亦幻的武俠世界來。我們從中也不難看出作者除謀篇布局之外，在構建理想家園時所耗費的精力和心血。尤其是在對於武功和武功招式的著力描寫和盡力刻畫上，金庸之成就無人能及。對此，金庸筆下人物的奇招妙訣更能證明這一點。如洪七公之降龍十八掌、張無忌之九陽神功和乾坤大挪移功法、小龍女之玉女劍法、楊過之黯然銷魂掌等等不勝枚舉。有人曾經指出：「武功既是種藝術，關於武功使用和描寫也就更應是一種藝術了。新派武俠小說打鬥場面的描寫，不拘泥於一招一式的真實可信，而是憑借想像自創功法，於驚險外更追求畫面的『色彩與構圖』，於奇絕處更顯示人格的高大與完美。可能不大可信，可『好看』而且有『味道』——居然於打鬥中顯出中國文化精神.」這樣的評論可謂道出了金庸的「武俠秘訣」——好看與味道並重，而俠士們的武功則正是其文化修養和人格精神的體現。
有人說，金庸是六十年代最優秀的「武林盟主」。其實，金庸的武俠小說寫作始學於梁羽生。他善於藉助曲折動人的「大眾化」故事框架，來表現懲惡揚善的主題和大俠創造歷史的新古典主義思想，在浪漫武俠之外，金庸自己創造性地使其小說中往往又含有某些象徵、寓意。這一點也是符合中華民族含蓄內斂的民族精神的。正如金庸自己在接受某專欄訪問時所說：「俠小說本身就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些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一點與胡適所說的文學作品「有我」「有人」要求是完全符合的。在金庸眾多的武俠小說中，象徵寓意性作品寫得最為成功的要算是《笑傲江湖》了。小說通過江湖上五嶽劍派與魔教日月神教的武功較量，以及五嶽劍派內部的權力斗爭，象徵性地概括並影射了中國歷史上的種種爭斗。一句「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僅成為電影中的經典對白，也是現實生活中政治斗爭的真實寫照。社會這個大環境就是最大的江湖。人，生存於社會中，如何全身而退？只能激流勇進。不然，也得做到明哲保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僅僅是武林人士的無奈，也是我們生活於鋼筋水泥叢林中的現代人發出的一聲嘆息……
金庸小說的象徵性、寓意性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這些與金庸小說中折射或透露出的文化色彩與人文氣息有著密切的聯系。金庸小說中包含了傳統文化的豐富底蘊和中華民族的深刻精神。這成為金庸武俠小說中最震撼心靈，最發人深省的精神內核。金庸在其小說創作中，有著既是作者又是學者的雙重身份的優勢。這就使作者自身在文、史、哲、儒、釋、道、詩、詞、書、畫、樂、棋等諸多方面的修養和才識能夠從筆尖源源不斷地注入作品，使文化色彩充溢於字里行間。「俗之中有大雅，大雅之中有大俗」寓雅於俗，雅俗並重，是金庸作品能夠成為雅俗共賞的大眾經典作品的決定性因素。
值得說說的，是金庸小說在與傳統文化相契合時，也不忘呼喚著人文精神。金庸通過武俠世界的打打殺殺，陰謀詭計，血雨腥風來喚醒群眾，觀照人性，倡導和平，以戰反戰，以殺反殺，充溢著濃郁的人文主義氣息。他試圖通過武俠之武力、武功、武藝、武技、武術、武德來展現民族精神，來傳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同時，這也是金庸在文學創作中有意形成的創作意圖和刻意追求的創作主題所在。著名製片人張紀中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說：「我認為金庸的小說是武俠小說中最好的。他的作品流露出一種英雄主義情懷。我說過，一個人執著、感動、流淚的時候，就有英雄主義情懷。金庸的小說中全部是布衣英雄，像楊過、令狐沖、郭靖……這些人物能感染我，跟我是契合的。」武俠小說本質上是帶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著名金學家倪匡稱其「個體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我認為，這種個人英雄主義的突出表現正是作家在文學創作中，對人性和民生的一種人性關懷。從接受論的角度上來講，這也正契合了民眾渴望救贖的心理，更容易被讀者接受和認同。因此，武俠小說也更容易受到讀者的青睞和喜愛。而金庸的武俠小說之所以能夠在文學史上取得相當的地位，從內容上來看，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它能在充沛的現代意識的融匯交合之中，對傳統文化進行苦心孤詣的梳理與整合，同時也暗含了我們民族重塑文化本體的百年企盼。就這一點而言，金庸的武俠作品與流俗從眾、博人一笑的庸俗武俠小說是截然不同的。
與梁羽生固守傳統進行小說創作相對，金庸的創作道路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他很快從傳統意義上的儒之俠——郭靖，道之俠——令狐沖，佛之俠——石破天，漸漸走向了非俠甚至反俠——韋小寶。其小說的創作主題也離國家民族之本位愈來愈遠，而離人性、人生的意旨越來越近，也越來越深。金庸的武俠世界中，傳遞著中國特有的武俠精神，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從藝術上講，金庸小說重視人物形象的塑造，強調情感要素的介入，幾乎接近於中西合璧的社會人情小說。在創作手法的運用中，金庸作品又熔歷史與詩情與一爐，既繼承了我國古典小說的寫實傳統，又能圓熟地運用西方的心理描寫。語言藝術上老練圓潤，構思布局上博大精深，堪稱武俠小說的典範。因此，金庸武俠小說本身就具備了引人入勝的豐富的可看性、娛樂性等外部因素，再加上作品內部反映折射出的武俠精神、人文氣息，就更加增添了作品之精神性、內質性的一面，也是金庸武俠小說中最為核心的地方。同時，這也成為了金庸作品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現今社會中，所謂的人生哲學，流行於當世。而所有的人生哲學不外乎只是「世」「世」種種衍生物。武俠精神中，從頭至尾都貫穿著隱逸的思想。俠士們並不是哪兒有熱鬧就往哪兒跑，也不是天天只夢想著「南捷徑」所謂「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是他們隱逸的最高境界。這是由於「世」「世」有更多的現實性和可行性。因為武俠精神在歷史上始終不是思想文化的主流，也不為正統所接受。它深厚的生存意義只能夠成為百姓心中神聖天道、正義良心的永遠保護神。因為權力的傾軋、政治的腐敗，使社會現實環境無法從根本上保證天理昭彰，正義永存。而武俠精神恰恰是對社會現實的一種警示和補充。以天下為己任的郭靖、蕭峰選擇了在現實中頭破血流後「身成仁、捨生取義」而陳家洛、袁承志、張無忌則選擇了在功成之後就飄然引退。 「世」「世」為了不同的人生選擇。作品中人物的急流勇退，與金庸本人的功成名就之後封筆引退又有著某種昭示，一個是虛擬世界，一個是現實世界，進退之間，方顯英雄本色。這種隱退，讓金庸的小說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也讓金庸的藝術成就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
總之，「金庸現象」一社會現實的實質就是武俠精神經過歲月洗禮後的一次展現和新生，是人文精神渴望回歸的呼聲和企盼。西諺有雲：「物主讓人直立行走，彷彿就是為了讓人仰望。」是西方的哲學。但仰望人性，回歸自然，卻是全人類共同的心願，也是文學作品中最能打動人心之處。金庸的武俠小說最為成功的地方也在於此。

『拾』 金庸的14部作品按時間先後來排名！！

《書劍恩仇錄》（1955年）、《碧血劍》（1956年）、《射鵰英雄傳》（1957年—1959年）、《雪山飛狐》（1959年）、《神鵰俠侶》（1959年—1961年）、《飛狐外傳》（1960年—1961年）、《白馬嘯西風》（1961年）、《鴛鴦刀》（1961年）。

《倚天屠龍記》（1961年）、《連城訣》（1963年）、《天龍八部》（1963年—1966年）、《俠客行》（1965年）、《笑傲江湖》（1967年）、《鹿鼎記》（1969年—1972年）。

1、《書劍恩仇錄》

《書劍恩仇錄》是金庸創作的首部長篇武俠小說，1955年連載於香港《新晚報》，1980年出版單行本。

該小說以清乾隆年間漢人反滿斗爭為背景，圍繞乾隆皇帝與陳家洛二人間奇特的矛盾糾葛而展開，他倆既是有手足之情的兄弟，又是不共戴天的仇敵，一個是滿族皇帝，一個是反清組織紅花會的總會主。

該小說將歷史與傳奇融為一體、虛實相間，史筆與詩情相結合，繪出了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作品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畫，寫出了許多栩栩如生、神態各異的人物。

雖然比金庸後期的作品尚有不足，但與以前的武俠小說比，已不可同日而語。在語言風格及武功藝術的描寫上也都取得了相當高的成就，為作者後期風格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碧血劍》

《碧血劍》是當代作家金庸創作的長篇武俠小說，發表於1956年，收錄在《金庸作品集》中。

《碧血劍》的主線故事是明末被冤殺的大將袁崇煥之子袁承志及其師門華山派義助闖王，奪取大明江山所引起的一系列江湖恩怨。袁承志的家仇、師仇構成推動故事發展的主要動力，他的復仇之路與天下江山的爭奪交織在一起。

在藝術形式方面，金庸在寫作時就尋求著突破。他吸取外國文學作品的表現手法，第一次在武俠小說中運用倒敘形式來展示波瀾起伏的故事。主要人物「金蛇郎君」夏雪宜自始至終沒有出場，他的身世、性格特點、故事，全都通過溫儀與何紅葯兩個女人動情的回敘和追憶展現出來。

而這種倒敘、插敘的寫作手法，也正是新派武俠小說與舊派武俠小說的一個重要區別，它的運用，為以後武俠小說情節的跌宕起伏開了一個先例。

3、《射鵰英雄傳》

《射鵰英雄傳》是金庸創作的長篇武俠小說，最初連載於1957～1959年的《香港商報》，後收錄在《金庸作品集》中，是金庸「射鵰三部曲」的第一部。

《射鵰英雄傳》以寧宗慶元五年（1199年）至成吉思汗逝世（1227年）這段歷史為背景，反映了南宋抵抗金國與蒙古兩大強敵的斗爭，充滿愛國的民族主義情愫。

該小說歷史背景突出，場景紛繁，氣勢宏偉，具有鮮明的「英雄史詩」風格；在人物創造與情節安排上，它打破了傳統武俠小說一味傳奇，將人物作為情節附庸的模式。

堅持以創造個性化的人物形象為中心，堅持人物統帥故事，按照人物性格的發展需要及其內在可能性、必然性來設置情節，從而使這部小說達到了事雖奇人卻真的妙境。

4、《神鵰俠侶》

《神鵰俠侶》是作家金庸創作的長篇武俠小說，1959—1961年連載於香港《明報》，共四十回，是金庸「射鵰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部。

小說的主脈寫的是「叛國賊」楊康之遺孤楊過與其師小龍女之間的愛情故事。楊過從小師從小龍女於古墓之中苦練武功，師徒二人情深義重，卻無奈於江湖陰鷙險惡、金兵鐵蹄來犯使得有情之人難成眷屬。

歷經一番坎坷與磨難的考驗，楊過沖破封建禮教之禁錮，最終與小龍女由師徒變為「俠侶」。同時，在這段磨難經歷中，楊過也消除了對郭靖、黃蓉夫婦的誤會，在家仇與國難間作出抉擇，成為真正的「俠之大者」。

金庸在該作品中將武功與性格結合起來寫。在武功中寫個性，成功地塑造了多種鮮活的人物形象。小說中的主要人物性格鮮明，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5、《飛狐外傳》

《飛狐外傳》是作家金庸創作的長篇武俠小說，1960年—1961年首次連載於《武俠與歷史》雜志。

《飛狐外傳》主要講述《雪山飛狐》主人公胡斐的成長歷程，可以看作是《雪山飛狐》的前傳。小說以主人公胡斐除暴安良為故事的中心，講述了胡斐為追殺鳳天南在路上所發生的一切，特別是與程靈素、袁紫衣所發生的愛情。

該書是《雪山飛狐》的前傳，卻寫於其後，二者互相關聯，卻不完全統一。此書之中人物更為增多，人物性格更為豐滿。該書在金庸作品中有比較重要地位，在藝術成就上屬中乘之作。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金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