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小說文體的形成
A. 中國現代文學的主要文體常識有哪些
全世界通用的只有4種
詩歌
小說
散文
戲劇
註：記敘文、說明文、議論文嚴格意義上屬於散文
B. 為什麼說短篇小說現代文體的形成是20年代中國小說現代化的標志
為什什麼說短篇小說現代文筆的形成是20年代中國小說？現代體代形成這個是一個方面的問題，這個問題需要明白的人給你解答
C. 現代小說的體式特點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末，近百年的中國文學發生了歷
史性的變化。這種變化的節奏之快，方面之廣，程度之深，在我
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都是頗為罕見的，成為人類文明史上蔚為
壯觀的輝煌篇章。以往的數十種總體性文學史著作，為描述這
種歷史性巨變曾作過不懈的努力，取得了積極的成果。但勿庸
諱言，還普遍地存在著許多缺陷，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對文學體
式的生成演進的歷史過程和經驗規律，尚缺乏系統完整的專門
性觀照。即使那些以文體為中心的文學史，實際上也大抵是以
文體作為建構體例的框架、劃分作家作品類型的依據，對文體自
身演變的整體審視，是相當粗疏的。至於詩歌、小說、戲劇、散文
等專題史著情況雖然要好些，所佔比重要大些，論述要突出些，
但總體觀之，占壓倒地位的仍然是對運動、思潮、論爭、作家生平
文學活動、作品主題、題材、人物、創作方法等的論述，文體流變
史描述的薄弱、零散的狀況，並未從根本上得到改變。而且是機
械地將近百年文學切割為近代、現代、當代三個部分，分開描述，
獨立成書，顯得瑣碎、孤立，缺乏貫通性、系統性和完整性。韋勒
克、沃倫在《文學理論》一書中曾指出：文學文體學必「將成為文
學研究的一個主要部分，因為只有文體學的方法才能界定一件
文學作品的特質」。「假如我們能夠描述一部作品或一個作家的
文體風格，我們也就無疑能描述一組作品和一個文學類別的文
體風格」，「我們甚至還能進一步總結一個時代或一個文學運動
的風格」。中國近百年文學史研究的歷史和現狀充分顯示出撰
寫專門的文學體式流變史的必要性。
中國近百年文學體式告別了古典形態，小說、詩歌、戲劇、散
文、批評等體式朝著現代化的方向競相發展。五種文學體式不
僅不斷地獨立地豐富、完善著自己，而且相互滲透、吸收、融合，
展現出爭奇斗艷、瑰麗多姿的動人風采。在文體史中展示一批
別具特色的文體創造成果，總結一批風格獨異的文體家的創作
經驗，對於繁榮當代文學創作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中國近百年文學體式是在繼承中國古代文學體式的優良傳
統和吸納外國文學體式的有益營養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選
擇、融合、變異、創新，其間曲折迂迴，艱辛備至，既有成功的經
驗，也有失敗的教訓。對於文學體式的縱向考察，對諸多文體規
范的系統總結，將對文學史的編撰和教學起充實和豐富的作用，
使之更加完整，更加堅實，更加富有文學史的本體特色。
實踐是理論的基本源泉。文學批評理論和文體理論是從創
作實踐中概括出來的。中國近百年文學體式的創造性轉化，體
裁模式的生成機制，審美特徵的全面建構，文體實現現代化、民
族化、個性化的途徑和方法，無疑能給文學理論批評學和文體學
提供生動的材料和豐富的經驗。
很顯然，編撰中國近百年文學體式流變史的理論意義和實
踐價值重大而深遠，但所面臨的困難甚多，許多問題有待我們進
行認真的思考，作出審慎的選擇。
什麼是文體？其確切涵義該怎樣界定？我國古代的文體理
論和創作成果如何吸收？西方的文體理論和文體分析方法怎樣
融合？尤其是由於西方文學—文化傳統、語言表述等諸多方面
的民族特質的不同，在參照、攝取時如何棄取，為我所用？這些
都是極為艱難的課題。我國學術界長期以來重視文學主題人
物、思想意義等層面的研究，我們也頗為習慣這種操作模式，怎
樣才能按照文學體式的要求確立視角，切入文學歷史的描述，而
與一般的文學史著區分開來？我們各卷的著者只好根據自己的
理解，在文體內涵的把握和切人角度等方面，分別作出自己的規
定。
傑出的作家是文學歷史的代表。他們的文體成就是形成文
體流變史的關鍵性因素。文體史無疑應該充分展現他們的文體
業績及其意義。但如何體現其地位和作用，在理解和操作上主
要有兩條不同的路子：一條是集中而完整地列出專章專節予以
評述；一條是將作家放在歷史的不同時期和不同系列之中分散
進行評述。我們認為，兩種方式，可以靈活掌握，自由選用。只
要做得好，保持文體家的完整性，或是「切割」文體家，都無不可。
考慮到編撰主體和創作主體的復雜情況，我們決定採用因人制
宜、因體制宜的原則，不強求一致。這將有助於保持各卷的鮮明
個性。
長時期以來，文學文體學在語言學等學科的影響下，逐漸形
成了一套概念術語系統，諸如，語符、語鏈、語義、語場、語境、語
域、語型、語式、語本、語象、語感、能指、所指等等。這些術語的
運用，既有同中國近百年文體現象如何適應的問題，也有編撰主
體對它們的理解和運用的問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每卷的著
者如何選擇、運用文體術語，同樣是一個難於強行規范的問題。
對此，我們依舊主張實行多樣化的方針，讓著者根據各種文體現
象的特點和自己的認識，作出認真的抉擇。這樣做可能會出現
某些術語運用和操作方式不盡規范一致的現象，但作為集體的
嘗試，恐怕是很難完全避免的。
開拓視野，調整格局，打破近代、現代、當代的機械切割，以
文學的現代化為中心，實現中國近百年文學研究的一體化，是我
們多年來所執著追求的目標。本書的編撰正是我們總體計劃的
一部分。但對這段整合為一的文學歷史如何命名，學術界的意
見是相當分歧的。有的主張叫「二十世紀文學」。但中國文學的
現代化進程開始於十九世紀末；再過幾年，我們就要跨人二十一
世紀，文學的現代化進程還要持續下去。從時間包容的准確性
考慮，「二十世紀文學」的提法顯然無法涵蓋跨世紀文學的歷史
實際。有的提出用「十九一二十世紀文學」。但對時間的下限將
延至二十一世紀這一問題仍沒有考慮在內，且字數太多，叫起來
相當拗口。有的提出叫「現代文學」。認為這是同我國古代文學
相對應的概念，不僅顯示時間范疇，也顯示內容範疇和價值取
向，即逐步走向現代化的文學，這一稱呼既准確，又簡潔。但問
題是目前大家習慣上多不如此理解，很容易和1917—1949年的
「現代文學」概念相混淆，似乎也有可議之處。如何辦呢？我們
主張稱「近百年文學」。這樣不僅可以包容十九世紀末、二十世
紀，幾年後進到二十一世紀，如果時間往後不拖得太長，前後加
起來大抵是一百多年。所以，這一稱謂包容性大，顯得較為准
確，叫起來也簡潔上口。
關於文學史的分期問題，目前較為普遍的做法是採用社會
歷史分期和兼及文學自身特殊性相結合的雙重標准。這從理論
上看似乎相當全面，但其實踐結果往往是以前者代替後者，或者
顧此失彼，陷入自相矛盾的尷尬境地。我們主張用純文學標准，
即完全按照文學自身演變的階段性特徵（時期標志）來劃分時
期。這樣做並不是排斥和割斷文學同社會歷史的聯系，否定其
對文學發展的制約，而是看社會歷史變革對文體流變的實際影
響，從這種已經發生了的實際影響來認識和把握前者對後者的
作用。堅持文學分期問題上的一元論，不但有助於克服雙重分
期標准所帶來的混亂，而且有利於實際操作。正由於我們充分
注意文學本身的特殊性，所以對五種文學體式流變史的分期，不
作整齊劃一的機械規定，要求統一的起訖時期和階段性標志，而
由各卷的著者根據各自的文體歷史的發展實際，來劃分自己的
時期。這樣做也許較能體現對文學歷史本體和編撰主體的尊
重，有利於史著的科學品格、學術個性的形成。
學術著作的編撰是以學術的預想為先導的。作為一個學術
群體，我們所潛心追求的編撰目標是：
其一，從大量的創作文本中，梳理中國近百年五種文體的發
展過程和流變軌跡，力求清晰地描畫出文體發展的總體性線索
和階段性脈絡，從縱向上展現其發展格局。
其二，從同中外文學的多重聯系中，同社會歷史、思想文化
的多重關聯中，分析近百年五種文體發展的動因，流變的規律，
及逐漸形成的文體規范，總結文體繼承革新的歷史經驗教訓。
其三，自覺地站在當代的高度，以新的時代眼光和清醒的反
思意識，審視近百年文學體式流變的得失，在反思歷史的基礎
上，對若干問題提出前瞻性的看法，或從歷史的描述中預示文體
發展的未來趨勢。
其四，以歷史—美學方法為主導，廣泛吸收融合我國傳統的
研究方法和外來的各種研究方法的優長，力求使研究對象同研
究方法達到基本的契合和協調，以便充分開掘近百年文體的豐
富含蘊，把握其本體特質。
D. 我國現代文學的體裁形成於什麼時期
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
一般的劃分是把新中國成立以後的稱為當代文學，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稱為現代文學，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稱為近代文學，鴉片戰爭之前的稱為古典文學。
「五四」文學革命由倡導白話文開始﹐就體現了文學必須能為最廣大的群眾所接受的歷史要求。文學革命的先驅者提出了「國民文學」﹑「平民文學」的口號﹐以表現普通人民生活﹑改造民族性格和社會人生為文學的根本任務。在創作實踐上﹐出現了中國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徹底反封建的新的 主題和人物 ﹕普通農民與下層人民﹐以及具有民主傾向的新式知識分子﹐取代封建舊文學中常見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成為文學的主人公﹐展示了「批判封建舊道德﹑舊傳統﹑舊制度」﹑「表現下層人民的不幸」﹑「改造國民性」與「爭取個性解放」等全新的主題。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流是人民的文學 ！「五四」文學革命在中國文學史上引起的歷史性變革﹐集中地表現為大大加強了文學與人民群眾的結合﹐文學與進步的社會思潮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運動的自覺聯系。這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歷史特點與傳統。
中國現代文學是以革命現實主義為主體並包有多種創作方法﹑流派的文學。 「五四」文學革命在中國文學史上引起的另一個歷史性變革﹐是大大加強了文學與現實生活的密切聯系。打破「瞞」與「騙」的封建文學原則和方法﹐按照生活本來面目去反映現實生活﹐揭示現代中國社會真實的矛盾運動﹐以激發人民群眾變革現實的熱情﹐這一歷史要求貫串於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全過程﹐使革命現實主義成為現代文學文藝觀和創作方法的主流。「
五四」文學革命在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把「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寫實文學」作為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之一(陳獨秀《文學革命論》)﹔以後魯迅又進一步提出了「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論睜了眼看》)﹐「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的嚴格的現實主義要求。這一時期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提倡﹐充滿著反封建傳統的批判精神，強調了文學清醒地揭露﹑批判黑暗現實的功能，顯示了啟蒙主義的特色。
「五四」時代是一個歷史的開放時期﹐先驅者以恢宏的氣魄﹐進行了多種創作方法與藝術流派的開拓。魯迅和他所支持的文學研究會等社團的作家﹐在開創中國現代文學現實主義傳統的同時﹐又汲取了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等藝術流派的某些藝術手法，為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魯迅的短篇小說《吶喊》﹑《彷徨》達到了時代﹑民族思想藝術的高峰。《阿Q正傳》等經典作品，不但堪稱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之作﹐對中國現代作家有著深遠的影響，而且引起國際文壇的注目，成為中國現代文學進入世界文學之林的代表作。與魯迅同時出現的葉聖陶﹑冰心﹑朱自清等一批各具特色的作家﹐也對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以郭沫若﹑郁達夫為代表的創造社，以聞一多﹑徐志摩為代表的新月社﹐以田漢為代表的南國社等社團的作家，主要從浪漫主義文學汲取藝術營養﹐同時也受到西方現代主義不同程度的影響﹐《女神》﹑《沉淪》﹑《死水》等作品開創了現代文學浪漫主義的傳統。
20年代末與30年代﹐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得到了有力的倡導與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向文學的現實主義提出了加強與工農大眾實際生活的聯系﹑自覺地揭示歷史發展趨向﹑表現無產階級理想等要求。並有了「新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理論的介紹與提倡。革命現實主義文學在自己的歷史發展中面臨著全新的課題﹕如何把無產階級的思想要求及傾向性，與作品的藝術真實性的要求統一起來；如何認識與解決無產階級文學必須表現工農兵的歷史要求與作家對工農生活不熟悉之間的矛盾。革命文藝界為從理論與藝術實踐上解決這一歷史課題作了巨大努力，同時產生過理論的失誤與背離現實主義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創作傾向。革命現實主義文學正是在不斷克服自身錯誤的過程中日趨成熟，在創作實踐上獲得了新的突破，產生了茅盾《子夜》這一里程碑式的作品。出現了巴金﹑老舍﹑曹禺﹑丁玲﹑張天翼﹑沙汀﹑艾蕪﹑吳組緗﹑李劼人﹑葉紫﹑蕭紅﹑蕭軍﹑殷夫﹑蒲風﹑艾青﹑臧克家﹑夏衍等一大批有著鮮明藝術個性的革命現實主義作家。他們都以具有反映現實的深度和藝術上比較成熟的力作，為現實主義藝術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沈從文﹑戴望舒﹑施蟄存﹑何其芳等作家各自為吸取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現代主義等藝術養料﹐發展多種藝術流派﹐進行了多方面的藝術探討﹐其理論與藝術實踐的得與失﹐都對現代文學豐富多樣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抗日民族解放戰爭與人民解放戰爭進一步加強了作家與現實生活的聯系，出現了各種流派﹑創作方法的作家向革命現實主義歸依的趨向。這反過來又促進了革命現實主義向反映現實的深度﹑廣度與多樣化方向的發展。艾青﹑田間及「七月詩派」的詩歌創作﹐茅盾﹑巴金﹑沙汀﹑老舍﹑路翎的小說以及曹禺﹑夏衍﹑陳白塵﹑宋之的﹑吳祖光的戲劇創作，代表著這一時期革命現實主義藝術所達到的新的水平。以郭沫若的《屈原》為代表的歷史劇創作則是繼《女神》以後革命浪漫主義藝術的另一高峰。
同一時期﹐革命根據地的作家長期地深入工農兵群眾生活，參加實際斗爭﹐初步解決了革命現實主義文學所面臨的表現工農兵的歷史要求與作家不熟悉工農兵生活的矛盾，獲得了創作上的新成就。趙樹理《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暴風驟雨》﹐李季《王貴與李香香》等作品，在表現工農兵﹐並努力達到鮮明的思想傾向性與藝術真實性的統一上﹐為社會主義時期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經驗。賀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等作品則顯示了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結合的趨向。
E. 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三個十年
中國現代文學大致經歷了三個大的發展時期，即三個十年。
1、第一個十年(1917～1927），開拓期，一般習稱「五四」時期的文學。
1917年初胡適、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標志著文學革命運動的正式興起，隨後,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魯迅、李大釗等人積極呼應文學革命的主張，推進文學革命的發展。
以魯迅、郭沫若等人為代表所創作的新文學作品，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表明了新文學的實質性進展。
小說方面，有魯迅劃時代的《狂人日記》和後來結集在《吶喊》、《彷徨》中的諸篇小說，還有葉紹鈞、汪敬熙、冰心、郁達夫等一大批新文學作家創作了內容和形式全新的小說。
詩歌方面，出現了胡適、劉半農、沈尹默、劉大白等大批白話新詩人，以白話新詩沖破了千百年來舊體格律詩的正宗地位，尤其是郭沫若的《女神》，以其內容和藝術的特有氣勢開創了自由體白話新詩的一代詩風。
散文方面的成就體現在魯迅、李大釗等人創作的大量文藝短論(即隨感錄和雜文）和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許地山等人創作的抒情敘事散文(即「美文」），還有瞿秋白創作的《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等通訊報道，出現了報告文學的最初萌芽。
所有這些創作呈現出開創一代文風的嶄新氣象,充滿了破舊立新的「五四」時代精神。1921年以後，還出現了「問題小說」、「身邊小說」、「鄉土文學」、「語絲文體」、「象徵派」詩歌等豐富多姿的風格流派。這些社團流派的出現，表明了新文學的成熟和壯大。
文學革命的歷史意義和局限徹底批判、否定了整個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體系，始終貫穿體現了個性解放、民主與科學並探索社會解放道路的啟蒙思想主題；以農民、平民勞動者、新型知識分子等人物形象代替了舊文學主人公帝王將相、才子佳人。
文學觀念的重大變化與文學語言、文體形式的革新解放，奠定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審美價值取向和多元並存的接受心理基礎。
自覺地借鑒、吸收外國文學及文化的營養，形成了面向世界而又不脫離傳統的開放性現代文學。部分新文學倡導者存在偏激情緒，對某些傳統事物缺少具體分析，以致簡單否定。
2、第二個十年(1927～1937），豐收期，通常也叫「左聯」時期的文學。
表明文學創作達到了新的思想深度。
茅盾這一時期的現實主義代表作《子夜》、《林家鋪子》、《農村三部曲》等，還有蔣光赤、洪深、田漢、臧克家、丁玲、張天翼、葉紫、洪靈菲以及「左聯」五烈士、東北作家群、中國詩歌會等等作家、群體的創作，都顯示了左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創作的輝煌成就。
3、第三個十年(1937—1949），轉折期，包括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文學。
前一階段是抗戰初期的文學。圍繞抗日救亡運動，出現了大量通俗明快、短小精悍的文藝作品,如街頭詩、獨幕劇等，也出現了一些大型的集體創作。
後一階段在解放區，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解決了文藝大眾化等一系列「五四」以來重要的文藝理論和實踐問題，開辟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階段。國統區很多作品在藝術風格上也努力向民族形式和大眾化的方向發展，並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5)中國現代小說文體的形成擴展閱讀
中國現代文學的思想內容
第一個十年（1917－1927）：民主意識、科學精神、社會主義思想。
第二個十年（1927－1937）：階級解放意識，左翼革命文學的社會主義意識，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人文主義文學意識並存。
第三個十年（1937－1949）：民族解放意識和人民解放意識，多地域、多元化、大眾化的文學。
創作方法
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現實主義為主潮。
代表作家
魯迅、沈從文、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張愛玲、徐志摩、聞一多、丁玲、趙樹理、戴望舒、蕭紅、艾蕪、錢鍾書、艾青、路翎、穆旦等。
主要作品
魯迅的小說《吶喊》、《彷徨》、《故事新編》，散文詩《野草》。
郭沫若的《女神》、《屈原》；茅盾的《子夜》、《林家鋪子》。
徐志摩、聞一多的詩歌；沈從文的《邊城》、《柏子》；巴金的《家、春、秋》、《寒夜》；老舍的《駱駝祥子》、《四世同堂》；曹禺的《原野》、《雷雨》；趙樹理的小說；艾青、穆旦的詩歌；張愛玲的小說等。
參考資料：網路-中國現代文學
F. 論述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的興起
（一）現代小說：堅實而輝煌的足跡
中國現代小說的正式起步以1918年5月《新青年》雜志第4卷第5號發表的魯迅的《狂人日記》為標志，它是與中國現代文學同步發展的。整個中國現代文學30年的歷史進程，伴隨著中國現代小說興起、發展、深化的艱辛、堅實而輝煌的腳步。
中國現代小說是在與傳統舊文學的深深「斷裂」和外國文學的猛烈「碰撞」中誕生的。因此，中國現代小說的出現不僅僅體現出它在文學或文體等方面的價值，更顯示出一種文化的意義。就是說，中國現代小說的首要價值定位在順應時代發展的文化品格中。中國小說的淵源悠深，明清以來更是出現了眾多的白話小說，以全新的思想內涵和前所未有的表現形式，掀開了中國小說發展史上嶄新的一頁，中國現代小說自覺擔負了展示中國社會歷史進程、反映現代國人行為方式與思維方式的重任。中國現代小說雖然是全新的、獨創的，但並不意味著它是孤立的，恰恰相反，它的發展得益於縱橫多向的繼承與吸取。中國傳統小說的思想精華與多種藝術技法在現代小說中有一種無形而深刻的承傳；本世紀初開始大量湧入中國的各種外國文學的理論觀點、創作思潮和藝術流派，都充分地被中國現代小說所吸取、融解和消化。最具民族個性的文化偉人魯迅在談及自己「怎樣做起小說來」時說過：「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這決不是自謙，而是真實地反映一代文化巨子廣博敏銳的胸襟與現代性的知識結構。的確，在魯迅的《狂人日記》里，既有俄國作家果戈理同名作品的啟示和影響，又有自不同側面的生活原型，還有作者早年學醫的專業知識，當然其中有作者所背負的沉重歷史重壓以及力圖超越這種重壓的現代人的熾熱理想。最終又經過魯迅「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的高度典型化過程，不朽的「狂人」站在中國現代文學及現代小說的起跑線上。這種廣為接納多種素養進而構成自己的獨特價值，正是中國現代小說意識的深刻體現，
（二）現代新詩：高揚生命激情的風帆
中國數千年的傳統文學雖然以文為本，以文為正宗，但卻掩隱不住詩歌創作的奇光異彩。詩的格式，詩的韻律，詩的意境，在我們這個舉世公認的詩歌王國里幾乎已完美無加，登峰造極。面對這歷史的詩碑和詩碑的歷史，人們只能嘆為觀止矣！
然而，歷史畢竟又發展到了一個根本性轉折的關頭。20世紀初，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向解體，社會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開始啟動。社會歷史的發展與變動要求詩歌也有新的根本性變動，並為這種變動提供了一切新的條件。
數千年燦爛輝煌的傳統詩歌與詩歌傳統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抉擇。
「五四」文學革命實績的一個特徵，即新文學作品產生了普遍強烈的轟動效應，而這一點在現代新詩方面的體現尤為突出。雖然有白話小說、白話美文及現代話劇先後問世，甚至有魯迅的《狂人日記》為現代小說乃至整個現代文學作了開天闢地之舉，但畢竟新詩的出現與傳統詩歌的比照太鮮明，反差太懸殊了。當那些諸如「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之類的白話新詩嶄露頭角的時候，人們普遍感到疑惑：這就是新詩嗎？一個有著悠久詩歌傳統的國度以後就按這種樣式來寫詩嗎？
「五四」終究是一個創造的時代，而創造的時代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具有一種更為寬容的文化心態。除舊更新的時代特質，容納百川的社會氛圍，終使稚嫩的現代新詩江河千里，蔚為大觀。從「五四」時期的蹣跚學步到現代文學史階段的結束，中國現代新詩已經是名家輩出，流派眾多，形成了民族化、大眾化、現代化、多樣化的繁榮格局。
從風格流派的角度來看，中國現代新詩可大體歸為：早期寫實派、早期浪漫派、湖畔詩派、小詩派、新月詩派、象徵詩派、現代詩派、中國詩歌會派、「七月」詩歌派、「九葉」即新現代詩派、晉察冀詩派等。
（三）品種繁多的散文
相對中國現代小說與詩歌波瀾起伏的發展勢頭而言，現代散文的發展較為平和沉靜，盡管也有雜文的憤激之聲，但總體來說現代散文以一種更為厚實的步伐平穩地前行，而且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繁榮新的品種，從「五四」初期的隨感錄到蔚為大觀的雜文運動，從小品文年到報告文學的興起，現代散文在多種形式的發展變換中迎來了勃勃生機。
現代散文是與五四文學革命同步興起的，在五四時期即取得了累累碩果。以《新青年》為核心，出現了一大批「雜感」作家，《新青年》特辟「隨感錄」專欄，使最初一批五四文學革命的先驅利用雜文的藝術形式表達思想，闡明主張，抒寫個人情懷，而在這過程中，雜文即已悄然生長。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俞平伯等人的雜文創作，為雜文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到現代文學的第二個十年，動盪的朝代和黑暗的社會，更加強烈地引發了廣大進步作家的憤激之聲，更有魯迅雜文創作的實際帶動和深刻影響，於是在30年代出現了一個凡進步的、有正義感和責任感、甚至不同陣營、不同審美追求的作家，幾乎無人不寫雜文的壯觀景象。魯迅之外，茅盾、瞿秋白、郁達夫、老舍、葉聖陶、鄭振鐸、朱自清、許地山、豐子愷、胡風、阿英、柯靈、陶行知、周建人、林語堂等，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雜文作家群，作家之從，作品之多，實為新文學史所罕見。特別是魯迅後期雜文以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意蘊和憾人心魄的藝術魅力，顯示了雜文創作所達到的新的高峰。第三個十年的雜文創作更加密切地配合時代政治斗爭，把雜文的戰斗性推向深入。可以說，現代雜文的生長與發展是伴隨整個新文學的戰斗步伐艱難前行的。
（四）迅猛崛起的話劇文學
相對中國現代小說、詩歌和散文而言，話劇又更顯得獨特。在中國的傳統文學樣式中本沒有話劇這種形式，它是20世紀初葉才從國外傳入我國的「舶來品」。盡管話劇在我國發展的歷史並不長，但它發展的勢頭卻很迅猛，在短短的數十年內出現了一大批風格獨特、聞名於中外文壇的優秀話劇作家作品。話劇這種外來的文學品種，在中國的藝術舞台上紮下了根。
五四時期，話劇作為「舶來品」只是處在探索階段。1907年成立的春柳社是最早的現代話劇團體。歐陽予倩、洪深、田漢、胡適等人開始了最初的話劇嘗試。最早公開發表的話劇劇本是胡適1919年3月刊在《新青年》上的《終身大事》。隨後出現了田漢早期劇作《咖啡店之一夜》、《獲虎之夜》，洪深早期劇作《趙閻王》，丁西林早期劇作《一隻馬蜂》、《壓迫》、《三塊錢國幣》，等等。這些早期的嘗試對外國話劇形式吸取較多，雖然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現實生活，但藝術上還較生硬，未能真正使中國的讀者和觀眾全面接受。
第二個十年，話劇文學創作開始走向成熟。這尤其得力於曹遇禺的劇作。他在30年代先後創作《雷雨》、《日出》、《原野》（被合稱為「生命三部曲」），在40年代初創作了《北京人》，並把巴金的小說《家》成功地改編成話劇，他的這些劇作真正奠定了中國現代話劇發展的基礎，使話劇這一新的文學樣式在中國紮下了根。這一時期，洪深、田漢等人劇作也得到了長足的進展，洪深的《農村三部曲》、田漢的《名優之死》都成為這一時期的重要劇作。中國現代劇作家也開始形成了各自獨特的風格。
G. 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方式和革命文學的興起之間的關系
一
中國現代文學發端於五四運動時期，但以鴉片戰爭後的近代文學為其先導。
現代文學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現實土壤上的新的產物，同時又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文學的一個發展。按照恩格斯的說法，意識形態領域內發生的種種新變革、新學說，「雖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經濟的事實中」，卻又往往以「先驅者傳給它而它便由以出發的特定的思想資料作為前提」(註：恩格斯曾多次表示過這類意見。可參閱《反杜林論·引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和1890年10月27日給康拉德·施米特的信。此處引文分別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6 頁，第4卷第485頁。)。成為現代文學開端的「五四」文學革命也是這樣。適應著新的時代需要，它吸取了歐洲資產階級革命以來文化和文學方面的許多成分，同時也利用了近代中國歷史發展中積累的「思想資料」以及某些改革的成果，從而在新的基礎上去完成先驅者未能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歷史性任務。因此，要理解 「五四」文學革命和中國現代文學，有必要先對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社會和文學歷史的狀況作一番考察。
清嘉慶以後，中國封建社會已由衰微而處於崩潰前夕。國內各種矛盾空前尖銳，社會危機四伏。清朝政府極端昏庸腐朽。一八四�年起，外國資本主義的大炮，打開了閉關自守的封建帝國的大門，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中國社會逐步發生根本性變化。農村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加速瓦解，沿海一帶出現了資本主義經濟，並且迅速形成了上海這類畸形繁榮的近代都市。新的階級——中國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乃至買辦資產階級——也隨之產生。「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在一方面促使中國封建社會解體，促使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因素，把一個封建社會變成了一個半封建的社會；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們又殘酷地統治了中國，把一個獨立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註：《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593頁。)從這個時候開始，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成為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要矛盾。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命運，從太平天國到辛亥革命，中國人民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爭。與此同時，「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註：《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先集》橫排本第4卷第1406頁。)，因而又有了西方文藝復興以來各種思潮在中國的傳播，為近代中國文化注入了新的內容。
文學作為社會意識形態和整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要反映近代中國的這些變化，並且使自己適應於這些變化。近代文學在孕育和發展的過程中，曾經出現過許多新的現象。在這一歷史時期內，雖然封建文學仍然大量存在，但也產生了以反抗列強侵略和要求掙脫封建束縛為主要內容的進步文學，並且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不止一次地作了種種改革封建舊文學的努力。
早在鴉片戰爭時期，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比較開明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就在詩文中揭示了「萬馬齊暗」的時代痛苦和「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的社會局面；同時，還呼喚改革的「風雷」，表現了抵禦外國侵略的迫切要求。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提出過「文以紀實」、「不須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虛浮」(註：見洪仁乾等《戒浮文巧言諭》，《太平天國文選》第98頁。)的改革主張，也產生了一些較為通俗並有革命內容的作品。隨著政治上變法維新運動的發展，十九世紀末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文化運動日趨高漲。鄭觀應在《盛世危言》里，王韜在《變法》和《變法自強》里，都對文化革新有所建議；康有為托孔子之名以求改制，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當時的封建正統文化；而強學會、南學會、群學會等五十幾個學會、學堂、報館(註：見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附錄一《變法起源記》。實際還不止此數。)在短期內的興起和活動，更與這個運動有直接的聯系。在文學上，同時出現了對封建正統文學(主要是擬古派詩和桐城派文)進行改革的呼聲，其中較有影響的是譚嗣同、夏曾佑等提出的「詩界革命」和梁啟超等竭力推行的「新文體」。在詩歌改革方面取得較大成績的是黃遵憲。作為優秀的「新派」詩人，黃遵憲不但在作品中記述了當時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要求變法的願望，而且在文學理論上，很早就有「崇白話而廢文言」，改變舊文體使之 「適用於今，通行於俗」，「欲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註：見黃遵憲1887年作《日本國志》卷33《學術志(二)》。)的理想；他自己的詩歌創作，也多少做到了如《雜感》詩所說的「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牽」，開始擺脫舊詩格律的某些束縛。梁啟超的宣傳改良主義思想的新體散文，以「平易暢達」見稱，其影響更為廣泛。與此同時，白話小報的出現，更促使一部分人(如裘廷梁、陳榮袞)明確提出「白話文為維新之本」、「開民智莫如改革之言」 (註：裘廷梁、陳榮袞分別寫有《論白話文為維新之本》(1898)、《報章宜用淺說》(1899)等文。)等主張。改良主義文學運動在詩文以外的文學樣式方面，引起了尤其顯著的變化。小說戲劇歷來被正統的封建文人認為不登大雅之堂，但戊戌變法前後卻得到了重視。首先是由於政治上改良運動的需要，其次也由於印刷事業的發達，近代新興都市的繁榮和報紙期刊的創辦，小說在這一時期大量產生，其社會地位也不斷提高。《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梁啟超)、《小說原理》 (夏曾佑)、《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狄平子)、《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系》(王無生)、《論小說之勢力及其影響》(陶佑曾)、《余之小說觀》(徐念慈) 等文先後發表，它們的共同傾向是強調小說的政治意義及其在社會教育上的作用。在梁啟超「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的理論倡導下，小說成為新派知識分子暴露舊世態、宣傳新思想的有力工具，並且直接出現了一批職業作家。「政治小說」、「社會小說」、「科學小說」等名目應運而生。被魯迅稱做「譴責小說」的《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受到普遍的歡迎。由於同樣的原因，還開始翻譯和介紹了西方作品。據統計，晚清小說刊行的在一千五百種以上，而翻譯小說又佔全數的三分之二。其中林紓的譯作曾在當時有過較大的影響。此後，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也相應地產生了以章太炎和南社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孽海花》、《警世鍾》等作品；馬君武、蘇曼殊等翻譯了歌德、拜倫和雪萊的詩歌；它們在進行反清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傳方面，都曾起過積極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後被大力提倡的話劇這種新的戲劇形式，也在這個時期以「新劇」或「文明新戲」之名開始傳入。一九�七至一九�八年間，春柳社等先後在日本和上海演出《黑奴籲天錄》；進化團稍後又在長江下游各地演出宣傳革命的幕表戲多種；這些活動既從思想戰線上配合了辛亥革命，也為我國戲劇輸入了新的血液。
上述種種情況表明，近代進步文學不僅服務於當時的政治斗爭，而且在思想內容(一定程度上的反帝反封建傾向)以至文學形式(改革詩文、提倡白話、看重小說、輸入話劇)方面，都為「五四」以後的新文學的萌生作了必要的准備。可以說，近代進步文學乃是從封建時代文學到現代新文學之間的一個過渡。
唯其是「一個過渡」，近代進步文學又有其本身的不可克服的弱點和局限。如同整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次政治斗爭並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一樣，這個時期的文學，也未能盡到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作用。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文學，對封建制度並不持根本否定態度；不僅政治上維護著清王朝，而且在意識形態上也不敢正面觸動儒家思想的根本——孔子學說。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等，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很快便趨於反動，而在不少新派作品裡，封建思想也仍然佔有地位。提倡白話的呼聲雖然在十九世紀末葉已經出現，但他們大多數是提倡白話而不反對文言，或者主張書報可以採用通俗的白話，文學仍須維系高雅的古文；即使有一二正確主張，也因為時代條件的不成熟，並未引起廣泛的討論和造成較大的聲勢。翻譯西方文學的工作當時也處於盲目被動、缺乏系統的狀態；林紓雖然譯述較多，但全用桐城古文，帶著改作的成分。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文學，也因為沒有與封建思想分清界限，反封建仍不徹底，始終未能正面明確地提出反對封建舊文學的口號。革命派本身的脫離群眾，一些代表人物在語文合一、採用白話等問題上所持的保守態度，都阻礙了他們在組織辛亥革命的同時去相應地發動一個強大的思想啟蒙和文學改革的運動，致使他們在文化上的影響甚至還不及維新派。至於對帝國主義，無論是資產階級改良派或是革命派，都不能從階級本質上認識它們，對它們頗多幻想。此外，舊民主主義文學的一個根本弱點是：雖然在暴露上層腐敗生活方面能夠淋漓盡致，但對廣大勞動人民的狀況卻極端缺乏了解。隨著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的相繼失敗，曾經起過進步作用的一部分文學，也終於受到被稱為「十里洋場」的近代都市中惡濁氣氛的腐蝕而趨於墮落：「譴責小說」淪為「黑幕小說」，甚至成了專門詆毀私敵的「謗書」；民國初年出現的專寫「才子佳人」的鴛鴦蝴蝶派作品，則由最初具有些微進步傾向(感嘆世態炎涼、不滿於婚姻不自由等)而逐漸演變為滿紙陳詞濫調、遠離現實生活並有濃重思想毒素的「言情小說」、「狹邪小說」以至色情小說，文明新戲也褪盡了原來的戰斗色彩，充滿著小市民的庸俗情調和低級趣味。
近代文學的這種發展狀況，深刻地證實了毛澤東同志關於近代文化的這一著名論斷：「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在帝國主義時代，已經腐化，已經無力了，它的失敗是必然的。」(註：《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57頁。)
在文學領域內高舉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這個任務不能不落到無產階級領導的「五四」以後革命文學的肩上。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學雖然已為新文學的建立作了若干准備，但它本身無法完成歷史所賦予的任務。「五四」文學革命運動的興起，及是近代中國社會與文學諸方面條件長期孕育的必然結果。
二
「五四」以後，中國社會自近代以來所有的基本矛盾和革命任務並未改變，但無產階級登上了歷史舞台，它所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斗爭蓬勃展開，歷史已經進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因此，一方面，社會內部的各個階級和各種矛盾比近代更顯得錯綜復雜，另一方面，解決這些矛盾的具體歷史條件卻也漸次具備並且趨於成熟。「五四」之後的中國現代文學，正帶上了這樣一種深刻的時代歷史的印記。
現代文學，作為中國現代復雜的階級關系在文學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分也是復雜多樣的。新起的白話文學本身，並不是單一的產物；它是文學上無產階級、革命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三種不同力量在新時期實行聯合的結果，其各個組成部分之間有著原則的區分。資產階級文學，包含了相當復雜的既有積極方面也有消極方面的思想因素，不僅同無產階級文學有質的不同，而且同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文學也有很大的區別。一部分資產階級右翼在文學上的代表，反封建時固然極為軟弱，同帝國主義更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而在斗爭深入之後，很快倒戈成為反動勢力的維護者。此外，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也還有若干其他的文學成分。封建舊文學雖已遭到沉重的打擊，但遠未絕跡；鴛鴦蝴蝶派作品則改穿起了白話的衣裝，在市民階層中有所流傳；作為國民黨反動派法西斯政策在文學上的產物，三十年代以及稍後一個時期，還曾出現過法西斯「民族主義文藝」、「戰國策」派和所謂「戡亂文學」——這些都是文學上的逆流。現代文學里各種成分的紛然雜陳和相互斗爭，正推進了文學上不同力量之消長，顯示了錯綜復雜的情勢。
但在這多種復雜的文學成分中，居於主導地位、佔有絕對優勢並獲得了巨大成就的，則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學，亦即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學。這是一種完全新型的真正屬於人民大眾自己的文學，同歷史上一切具有民主性進步性的文學都有極大區別。這種文學一方面在階級基礎上仍不是單一的，它具有新民主主義的統一戰線的性質，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曾經起過一定進步作用有著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學。另一方面，「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由於其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緣故，就都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並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註：《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65頁。)，反映到文學上，就有了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內容，有了社會主義方向，也有了體現這些特點的現代文學的主流——無產階級文學和處於無產階級領導影響下的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在「五四」以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里，無產階級文學，最初雖然只是作為因素而存在，但隨著革命的發展和無產階級影響的擴大，隨著作家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參加革命實踐的增多，隨著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和少數革命工農參預文學創作，特別是隨著左翼文學運動的蓬勃展開，無論在量的方面或者質的方面，都有增長和提高。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後，作品中以無產階級思想教育人民的作用愈益顯著，這種文學也就得到了更多更堅實的發展。至於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在我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始終作為無產階級在文學戰線上的可靠同盟軍，以英勇無畏的姿態參加了反帝反封建斗爭，並且逐漸轉換自身的性質，朝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最終匯合到無產階級文學的洪流之中。歷史駁斥了那些把「五四」以來的新文學說成只是明朝「公安派」、「竟陵派」的繼承和發展，或是西歐資產階級文藝的「一個新拓的支流」等不符事實的言論。無產階級領導並以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這兩種力量為中堅，保證了我國現代文學具有前所未有的嶄新的性質。
文學上的無產階級領導，主要是通過無產階級思想影響及其政黨共產黨的政策來實現的，它要求文學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國「五四」以後出現的以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為主力的新文學，自覺地體現了這一要求。它從誕生的時候起，就擔負著為中國革命服務的崇高使命。「五四」 文學革命運動使文學以新的形式和內容——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跟人民接近了一大步。「桐城謬種、玄學妖孽」、「打倒孔家店」等口號的提出，一部分作品中對帝國主義本質的揭露和對十月革命的嚮往，也都體現了新的歷史時期里人民革命的戰斗要求；而現代文學奠基人魯迅的創作，則更是遵奉「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徹底反封建並且充滿民族覺醒精神的「遵命文學」。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隨著革命的日益發展和深入，文學為革命服務也更其鮮明和自覺。在各個革命階段中，大批作家不僅以各種形式、題材、風格的作品直接間接地促進革命事業，而且還積極投身實際斗爭，直至為革命獻出鮮血和生命；也還有許多實際革命者和工農群眾用文藝創作來從事革命宣傳，對革命和文學本身的發展都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黨所領導和影響下的革命文學，不論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配合反軍閥斗爭和「五卅」反帝斗爭方面，或是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粉碎反動文化「圍剿」、揭露國民黨罪惡統治、配合土地革命方面，以及在「九一八」以後從事救亡宣傳和「七七」以後鼓舞全國人民堅持團結抗日、反對分裂投降方面，都有巨大的功績。特別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直接指引下的民主革命後期的文學，更成為緊密配合革命斗爭，「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為革命服務，為現實斗爭服務，為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最寶貴的傳統。
與此同時，現代革命文學既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在各個階段的變化和發展，自然又不能離開革命在各個階段的變化和發展，不能離開革命深入對文學所提出的新要求。作為現代文學開端的文學革命，在五四運動前夕已為運動作了思想准備，但只有通過五四運動，它才形成了巨大的聲勢，擴大了社會影響，並與革命斗爭密切結合起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前夕「革命文學」的提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開展，也都與當時形勢相適應，是無產階級及其學說在整個中國革命運動中的作用和影響日益強大的反映。而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所作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講話，為革命文藝運動開辟了新階段，這也首先是和黨不再處於幼年時期、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無產階級領導的政治軍事力量已經空前地發展壯大諸條件相聯系的。現實生活和革命形勢的變化發展，更使各個階段的文學創作從主題、題材、人物形象直到語言和表現方法，無不深深打上時代的烙印。整整三十年的現代革命文學，始終與革命同命運，共呼吸，有著一致的步伐。
與人民革命事業血肉相連、休戚與共，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徹底揭露、堅決斗爭，對社會主義前途衷心嚮往、熱情追求，這就是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的新時代所賦予革命文學的鮮明思想印記，也是現代文學之所以有別於近代文學的根本標志。
三
現代文學的發展過程是一個矛盾斗爭的過程，其間充滿了革命文學與反動文學、革命文藝思想與反動文藝思想的斗爭。革命文學正是在抗擊各種各樣反動文藝逆流的過程中發展壯大的。
為民主革命服務的文學，首先要同代表著敵人利益的封建文學、買辦文學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欽定文學進行不調和的斗爭。「五四」新文學就在同林紓所代表的封建守舊派文人的戰斗中為自己開辟道路，以後又以打倒《學衡》、《甲寅》等標榜「國粹」、主張復古的封建「攔路虎」而向前發展。在封建勢力徹底消滅以前，封建文學不可能銷聲匿跡，因此這種斗爭後來雖然規模逐漸縮小，卻也並未完全停止(如對「讀經救國」、「本位文化」及一部分鴛鴦蝴蝶派文人的斗爭)。對於從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就開始倒向敵人方面去、公然為帝國主義辯護的胡適和《現代評論》這一系統的買辦文人，革命文藝界也在各個時期反復進行了多次斗爭，揭露其為帝國主義作倀的奴才面目，從而大大削弱和縮小了他們在知識階層中的影響，促進了他們內部的分化。從二十年代末開始進行的和國民黨御用文人(如法西斯「民族主義文藝」，「戰國策派」和後來所謂「戡亂文藝」之類)的斗爭，也貫穿了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為止的幾個時期。盡管蔣介石集團歷來都在其統治區域內施行法西斯恐怖政策，掌握了軍權、政權、財權(從而也掌握了對出版物、出版機構的控制權)，但他們卻從未能掌握文化上、文藝上的領導權。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文藝界雖然在國統區內「處於毫無抵抗力的地位」(註：《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63頁。)，卻抵擋住了敵人多方面的進攻，奪取了陣地，發展了力量，建立了最英勇的業績。
在現代文學史中占著突出地位、越到後來越顯著的，是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之間的斗爭。這是因為，「五四」以後我國的民主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屬於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在最後要通向社會主義道路；資產階級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參加這一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可以成為新文學統一戰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但資產階級思想卻不能充當文學運動的指導思想。文學上無產階級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斗爭，乃是文學要不要為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服務、要不要將反帝反封建精神堅決貫徹到底的斗爭，也是文學朝社會主義方向還是朝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兩條道路的斗爭。這種斗爭不僅相當激烈，而且也十分復雜。它最初表現為新文學統一戰線內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斗爭(如「五四」時期李大釗與胡適之間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但當革命形勢向前發展，資產階級右翼的代表人物已轉化成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代言人時，則也表現為對敵斗爭(如對後期胡適的斗爭)。有時資產階級文藝思想是以赤裸裸的直接維護資產階級「文明」和「人性」的形式表現的(如「新月派」)；有時則是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以修正主義的形態出現(如自居普列漢諾夫信徒的胡秋原反動文藝思想)。修正主義文藝思想所以會在三十年代的中國開始出現，並不是偶然的；它證實了列寧的這一著名論斷：「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註：《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列寧選集》第2卷第439頁。)到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革命文藝界有了粉碎一切反動文藝思想的鋒利武器，混在內部的反動文人懾於革命形勢和這個講話的威力，不得不既把反對的目標集中於這個講話而在手法上又做得盡量隱蔽。要不要在各種條件下堅持貫徹文學的工農兵方向，成了問題的中心，成了許多爭論背後的真正焦點。因此斗爭就帶有更為復雜、更為曲折和更為深入的特點。
文藝斗爭是從屬於政治斗爭的。政治的分野決定著文藝的分野。當階段關系發生變化，革命統一戰線有了變動時，新文學的統一戰線不可能不隨著發生變動。文藝界的大爭論和大分裂(如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革命文藝界同資產階級右翼文人的爭論和分裂)，就是圍繞著政治事件、直接尖銳地表現著政治觀點的。當然，「五四」以來文藝界的思想斗爭，更多則在文藝思想的領域內進行。在文藝思想領域內，由反封建文學到反資產階級思想、再到反修正主義，由白話文學的爭論到文學有無階級性、再到文學要不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要不要堅持工農兵方向的爭論，其發展趨向是步步前進，層層深入的。這是整個革命運動逐步深入在文學上的反映。
文藝思想斗爭不限於理論主張上的論爭。反動文藝思想總要在創作中有所表現，並以「創作」來支持其反動理論。因此，揭批反動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如「新月派」的某些作品)，也一向為革命文藝界所注意，並且貫串在各個階段的創作評論中。
文藝上的多次重大斗爭都出現在政治形勢發生急劇變化的時候，階級斗爭形勢的變化，可以在文藝這個風雨表上看出徵兆。重視這一歷史經驗，有助於更好的發揮文藝作為敏銳的階段器官和斗爭武器的作用。同時，還必須指出：文藝界每一次重大的思想斗爭，也給革命文學的健康發展掃除了障礙。「左聯」時期和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創作上的豐收，便和思想斗爭所起的積極作用有關。這說明了正確的思想斗爭也為革命文學本身的發展所必需。
四
「五四」以後的文學創作，隨著時代的進展，無論在內容、形式以及創作方法等方面，都有明顯的變化和發展。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特色，在創作上是一開始就有鮮明表現的。不僅白話的形式本身是一個巨大的革命，促使文學和人民群眾大大接近了一步；而且在作品內容上，也具有不同於舊民主主義文學的嶄新特點。「五四」至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許多作品，猛烈攻擊封建制度、封建道德，揭露軍閥統治的黑暗現實，表現了與舊傳統徹底決裂的精神，同時提出了知識青年掙脫舊家庭束縛、爭取戀愛婚姻自由、探索生活道路等要求。部分作品還正面描寫了下層人民的苦難，對勞動者的命運表示關切，對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則表示同情和歡迎。這些都成為「五四」新文學高於歷史上進步文學的重要方面。其中一些處於無產階級領導影響下的革命民主主義作家的創作，獲得了突出的成就。魯迅的《吶喊》、《彷徨》，通過一系列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概括了異常深廣的時代歷史內容，真實地再現出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在獲得無產階級領導前的極度痛苦，並懷著對未來的信念探索了革命的前途，顯示出深刻的革命現實主義的特色。郭沫若的《女神》，借劉話傳說、歷史人物及自然形象，以宏大的氣魄，奇特的想像，瑰麗的語言，歌唱出徹底叛逆、熱望新生的時代聲音，成為具有現實基礎的革命浪漫主義的作品。他們的創作，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使兩種佔主要地位的創作方法——由《新青年》、文學研究會所提倡的現實主義(當時稱「寫實主義」)，以及由創造社所代表的浪漫主義，通過實踐得到了高度的發展。「五卅」以後，以反帝為內容的作品多了起來。一部分作家開始走向實際斗爭，主要精力不在創作方面，他們的作品一時似乎少了，但總的說來，歷史卻在醞釀著一個新的發展。
「五四」至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創作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同時也存在許多問題和弱點。當時文藝領域內的主要活動力量乃是小資產階級作家，他們受有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嚴重羈絆。社會主義理想和新興階級的英勇戰斗精神雖已在一部分作品中有所表現，而無產階級文學整個說來尚處於萌生幼芽的階段。就這個時期的一般作品來說，除在藝術上表現出稚氣外，創作方法和思想傾向也極為復雜紊亂。許多人分不清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之間、積極浪漫主義與消極浪漫主義之間的界限，甚至西歐一些國家的頹廢派、象徵派、未來派等亦都無批判地被一部分文藝社團和作家所介紹，所肯定。多數作家生活狹窄，只限於表現知識青年的某些要求，帶有較重的感傷情調。有些作家的作品則有嚴重的頹廢色彩。
從「五卅」前夕文藝領域內感傷苦悶氣氛彌漫，到一九二八年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興起，其間經歷了一個重大的發展。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被作為口號提出而且形成運動，這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許多作家直接間接地受到革命思想洗禮的結果。一部分作家開始自覺地把文學作為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武器。作品描寫黨所領導的群眾革命斗爭，表現有強烈的時代意義的重大題材，努力塑造革命者和工人、農民的形象，顯示了作者可貴的革命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