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翻譯小說影響

① 為什麼說林紓是我國近代文學翻譯界有相當

（1）最早翻譯長篇小說。林紓參與翻譯的第一部小說《巴黎茶花女遺事》，是我國第一部有影響的長篇翻譯小說。
（2）對外國小說的看法有過人之處。晚清士大夫階層，大多數鄙薄小說，而且盲目自大，認為中國文學便是世界上最高最美的文學。林紓則不為傳統觀念所囿，走在一些能讀外國小說原文者的前頭，大量譯介外國小說。
（3）翻譯數量多、名著多。在他20多年的譯書生涯中，共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有184種之多（包括未刊22種），其中世界名著40多種。
（4）翻譯目的明確。他並非僅僅是向人們介紹外國名著，更重要的是為了「喚醒國人，起而救國」。他想通過翻譯小說，向中國人民介紹外國政治、經濟、社會狀況，以警醒同胞，使人們認識到亡國來種的危險，從而發出怒吼，奮起救國。

② 中國現代文學史

中國現代文學史
引言 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

從結構學的意義上來說，中國現代文學的起——止時間是很好劃定的，那就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計三十幾年的時間。
因此，有的現代文學史教材乾脆叫「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錢理群、溫儒敏等）
而且，這三十年又清晰地顯示了三個階段，即：
第一個十年（1917—1927）：「五四」啟蒙文學主導時期；
第二個十年（1927—1937）：左翼革命文學主潮時期；
第三個時期（1937—1949）：抗戰及解放戰爭時期不同地域的多樣文學形態。
但是，近些年學術界已注意到現代文學與傳統文學這截然異質兩種文學的「過渡」與「先導」過程，也就是說，中國現代文學起飛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但助跑過程卻是近代一系列變革和改良。這個過程被稱作現代文學的發生。
【中國現代文學，是中國文學在20世紀持續獲得現代性的長期、復雜的過程中形成的。在這個過程中，文學本體以外的各種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現實的、歷史的力量都對文學的現代化發生著影響，這些外因影響著它的萌生、興起，影響著文學運動、文藝論爭、文學創作，形成中國現代文學種種迅速、紛紜的變化，構成一部能折射歷史的方方面面的多姿多彩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最近幾年出版的幾種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不約而同地重視到了現代文學的發生。如：郭志剛、孫中田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程光煒等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朱東霖、丁帆、朱曉進等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都用單章或單節的篇幅探討這個問題。
我們這個課也將從這里開始。

第一節 中國文學現代化的起點
根兒應追溯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
我們知道，中國作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歷史上曾出現過居世界領先地位的物質文明，這成為以後中國人津津樂道的雄厚資本。
到了清王朝，經過了所謂的「康乾盛世」之後，早已顯露了由盛轉衰的跡象，但中國人的自我感覺仍然是非常好的。
1840年的鴉片戰爭，打破了中國人的「天國夢」；尤其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人自尊與自信被徹底摧垮了。我們再也沒有理由說我們是什麼世界的中心了，我們欺負不了別人，隨時被別人欺負；不但受西方列強的欺負，而且受東方倭寇的欺負。
1840年至1842年的鴉片戰爭，在中國歷史上造成了兩個相互聯系的後果：一是政治和經濟上，中國越來越陷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慘境地，中國人民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矛盾日益尖銳化和激烈化；二是外國帝國主義用大炮轟開了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外國文化，當時主要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開始輸入中國。中外文化在碰撞中進行融合，推動了中國近現代文化的發展。
民族危機感對20世紀中國民族的文化心理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響，造成了現代／傳統、新／舊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對立。
在一部分敏感的知識分子中，則導致了激切變革的時代要求。出現了這樣幾個變革：

一、知識分子角色的變化
出現了「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人」。
被林則徐稱為是「第一個睜看眼睛看世界的人」的魏源就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學習西方人的科學技術再來制服西方人。雖然這「夷」字本身就說明當時心態，外國蔑稱，妻、姨，提供女人，但畢竟要學別人）
這就是洋務運動的先聲。
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時事。」
對於這樣一個過程，梁啟超在1922年寫的《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有個大致的歸納：
「近五十年來，中國人漸漸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第三期，便是從根本文化上感覺不足。」
實際上他說這三步，與「洋務運動」、「戊戌維新運動」、「文學革命」這三步是對應的。

洋務運動
先是買進先進的武器
還得請來操作先進武器的人
在國內又開辦一些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學校。
以後，大批量地派人出去學習。
不僅派幼童出國，而且派成人出國。
不僅學習自然科學，而且學習社會科學。
不僅派人到西洋（英美），也派人到東洋。
不僅有官派留學，而且有私派、自費留學的。
一時形成了出國留學熱潮。

（現代評論派，胡適、陳源、徐志摩等都留學英美）
（創造社的「三巨頭」，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都留學日本）

魯迅就非常有代表性，他1881年出生，1898年離開家鄉。這一段時間已經接觸到了一些西方的東西。因為當時開始了「五口通商」，其中的寧波離魯迅生活的紹興很近；1898年（18歲）南京，水師、陸師），這兩個學校主要課程是「聲光電」這些西學內容，雖然被有些人稱為「邪學」，但這對日後成為偉大思想家的魯迅，影響是非常大的。1902年到日本，1909年回國。（德國）
而且，魯迅在日本時期，中國留學生鋪天蓋地，官派，私派，遍地「富士山」，燉牛肉，
清朝密電：幾乎都變成革命黨。
一批批優秀人才派出去，學成歸來，對國家有各種貢獻。
理科詹天佑，青龍橋塑像，鐵路事業的開創者。
更值得一提的是嚴復（1853——1921）翻譯《天演論》的發表，將進化論的思想帶進了中國，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產生重大影響。
風行一時的嚴譯《天演論》（幾部西書將西方19世紀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紹到中國來，赫胥黎原著《進化論與倫理學》，把進化論思想帶進中國，自稱是達爾文門前的一隻鬥犬）（宣傳的是進化論的思想。進化論被恩格斯譽為「具有決定意義」的「三大發現」之一，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產生重大影響：
改變了人的思維。以前總是「今不如昔」，榜樣是古人，進化論卻讓人們面向未來；
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從全人類、全世界的歷史發展高度來看中華民族的命運。因為進化論的法則是優勝劣汰，在激烈的競爭面前，衰弱的中國有被淘汰的危險，從而產生了變革的歷史要求；
人們看清了：不被淘汰，國家、民族就得強大。
國家、民族的強大首先要國民強大，而當時的國民大多處於蒙昧狀態。所以，啟蒙的任務非常巨大。
梁啟超的「新民」
魯迅改造國民性。（魯迅在南京就讀，買了書與周作人徹夜捧讀，思想開了一扇門。）

啟蒙的任務本來是知識分子啟大眾的蒙
但是很多知識分子本身就處在蒙昧狀態，也在被啟之列。
所以這個時候，一直到現代的很長時間都已啟蒙為主導。
錢理群「在西方現代思潮影響下，先進的知識分子總結了晚清以來歷次社會變革的經驗教訓，意識到中國要向現代社會轉變，建立名副其實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須在意識形態尤其是價值觀領域徹底反對封建倫理思想，擊退在辛亥革命後愈加囂張的尊孔復古逆流」。

二、文化機制的變化
這一歷史階段從社會的組織結構上尋求變革，必然要觸動文化，帶來文化機制的變化，從而影響到文學。其影響體現在：
1、法律對從事文學活動者和報刊繁榮的基本保障。
雖然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在新政措施上左右搖擺，後來還鎮壓了「亂黨」，幽禁了皇帝，但在1908年的《欽定憲法大綱》中還是在表面上規定了給予臣民言論、著作、出版等的自由。
辛亥革命後的《臨時約法》也規定著；「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之自由」。
這種情況下，報刊數量激增。
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稱：「自報章興，，吾國之文體。為之一變……」，到1921年的20年裡，報刊、雜志增加了十倍左右，文學的現代化發展具備了更充足的外部條件。
據北京大學（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統計，1902年——1917年間，以「小說」命名的雜志就創辦過27種。這些報刊，在欄目的編排、題材的選定、主題的設計上都追求對普通民眾的影響力，以保證其暢銷，刺激文學的發展。
報刊繁榮與政治的封建色彩退減及文學的現代化同步進行著。
【報刊編輯在欄目、體裁、題材、主題上都追求對普通民眾的影響力，以保證其暢銷，刺激文學的發展。報刊繁榮與政治的封建色彩退減及文學的現代化同步進行著。】
實際上。從1873到1894年的20年間，是中國近代報業實踐初步建立並日趨活躍的一個時期。《循環日報》和主筆王韜，宣傳「變法自強」的政治主張。
1895年5月，康有為與梁啟超等在變法運動中，先後創辦《中外紀聞》（1895年8月17日創刊於北京，初名《萬國公報》）、《強學報》（1896年1月12日創刊於上海）、《時務報》（1896年8月9日創刊於上海）
梁啟超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待以歲日，風氣漸開，百廢漸舉，國體漸立，人才漸出，十年以後，而報館之規模，亦可以備矣。」
《知新報》（1897年2月22日創刊於澳門）、《湘學報》（1897年4月22日創刊於長沙）、《國聞報》（1897年10月26日創刊於天津）、《湘報》（1898年2月21日創刊於長沙）
2、與報刊同時發展著的是現代出版事業。
從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經轉移到民營出版業。（張靜廬輯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下冊，第384頁，中華書局1959年出版）。
與官辦和教會出版事業不同的是，民營出版業向產業化方向發展，受制於「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它與大眾的需求保持著聯系，決定著現代出版業的大眾化與平民化的民主特性，保證了文學的現代性實現的機會。
這種出版狀況一直延續到1949年，保持了50年一貫的機制。
3、現代社會分工在文學創作隊伍方面率先實現。
1905年廢除科舉的新政措施，將一批讀書人拋到了自由知識分子的絕境，另有一批知識分子從官場退出也轉入了自由撰稿人的行列。（以前是學而優則仕，從「士」到「仕」，科舉，成人。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顏如玉）
上海、天津等現代都市形成的過程為自由撰稿的知識分子提供著活動空間，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士與上述兩種知識分子一起活躍在文學領域。
稿費有了一定標准，「思想」和「寫作」做謀生手段。
接近下層，站在民間立場上。
【晚清四大小說雜志的編輯者和主要撰稿者梁啟超、李伯元、曾樸、徐念慈、黃摩西等和周氏兄弟就是代表。
4、培育了受眾。接受者唯新是鶩。

第二節 文學觀念變革
（文體觀念與語言觀念）
一、 文體觀念變革
從晚清開始的中國文學現代化發生期的觀念變革，首功歸梁啟超。郭沫若說：「文學革命的濫觴期的代表，我們當推梁任公」。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筆名有飲冰室主人等，廣東新會人，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學者。他中過舉人，拜康有為為師學習經世治用之學，協助發動「公車上書」，投身變法維新活動。他主編、創辦過《中外紀聞》、《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創「新文體」廣泛介紹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宣傳思想啟蒙。

1、詩界革命
中國文學發展到清代，以詩文為正統，以古人約束今人為特點。
晚清文學的革命就是要打破這種格局。梁啟超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支那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認為（詩要是不革命，就走到頭了，走到絕路上了。）
詩界革命要達到三個標准，其中兩個標准都有一個「新」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
新意境「理想之深邃閎遠」。（破除孔孟那一套，與世界接軌）
新語句，來自歐洲、表現新思潮的名詞術語
真正以詩人面目倡言詩界革命的是黃遵憲。他在1868年的《雜感》中名句：「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斑斕。」這幾句直接用了俗白的文字。
「我手寫我口」主張用俗話作詩，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從觀念上、方法上，對1918年「新詩運動」影響很大。
【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總結「詩界革命」：「清末夏曾佑譚嗣同諸人已經有了『詩界革命』的志願，他們所作『新詩』，卻不過揀些新名詞以自表異。只有黃遵憲走得遠些，他一面主張用俗話作詩——所謂『我手寫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謂『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詩。這回『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對民七（1918）的新詩運動，在觀念上，不在方法上，卻給予很大影響。」】
2、文界革命
梁啟超在寫給嚴復的信中，曾以輿論界的「陳勝吳廣」自命。他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號並借鑒「歐西」的思想內容和語言形式，嘗試「新文體」。
這些政論文章具有空前的開拓創造精神，思想新穎，文字介於文言白話之間，「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有很強的鼓動力。
「文界革命」的口號是他在1899年提出並一貫力行的，借鑒了「歐西」的思想內容和語言形式，才蛻變出他的『新文體』。
他在游記《汗漫錄》中評價日本著名政論家德富蘇峰：「其文雄放雋快，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實為文界別開一生面者，余甚愛之。中國若有文界革命，當亦不可不起點於是也。」
他有意破桐城古文，吸納西方希臘羅馬的雄辯體與英法近代隨筆體，結合魏晉文章的曠放，把古文從「義理、考據、辭章」中解放出來。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聖賢經典章句的義理，以豐富的世界進化維新的史實突破拘謹的考據，以俗語、外來語入文以豐富文章的表達方法，就是梁啟超「文界革命」的具體內容。
（對「桐城謬種」）
「文界革命」對中國散文發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五四後第一個十年的文學成就以小品為最大，溯其原因，離不開發生期內政論諸文體的鋪墊作用。
這一時期的散文廣泛地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領域的方方面面，文章反映出新一代知識分子強烈的憂患意識、變革意識和批判意識，也反映著那一時期初步的科學民主的啟蒙思想的興起，以及在啟蒙和種族革命主題下的種種觀念的更新。
3、「小說界革命」
聲譽最高。
中國小說觀念的變化始自1897年天津《國聞報》所刊載的《本館附印說部緣起》，執筆者嚴復、夏曾佑稱：「夫說部之興，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於經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為說部所持」，並說「且聞歐、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說之助。」鑒於歷來小說在「四部」中只能附於子、史，他們從小說營造人心的角度強調「小說為正史之根」，一改歷來小說評點家的攀附經史的做法，將小說凌駕於經史之上。
早在1897年，康有為就認為小說對開發民智有莫大作用「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喻，當以小說喻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日本書目志〉識語》
梁啟超更是充滿激情地誇示小說的社會功能，把自古為小道的卑賤文體提到「不可思議」的高度。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1902年）：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人格；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看中的全在小說啟蒙、新民的工具作用。
梁啟超的「小說界革命」並沒有帶來純文學的小說觀念，出現過一批主題先行、理想化、概念化的作品。
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圖解他的政治主張。
（50年之後，中國打敗了俄羅斯，實行聯邦制，組織召開世界大會）
藝術上不行。
但很多觸及中國問題：婦女纏足、掃除迷信、立憲、華工、反帝等。
（五四：勞工神聖）
小說觀念在無限提升其社會功能的「革命」以後，又有其自發的矯正。1908年徐念慈在《小說林》發表《余之小說觀》，指出「昔冬烘頭腦，恆以鴆毒黴菌視小說，而不許讀書子弟一嘗其鼎，是不免失之過嚴；今近譯籍稗販，所謂風俗改良，國民進化，咸唯小說是賴，又不免譽之過當。」可貴的是，他還指出「小說與人生，不能溝而分之」這是五四文學研究會作家提出為人生文學主張的濫觴。徐念慈更強調小說的審美價值，他的小說觀念介於梁啟超的社會功用與王國維獨立價值之間。（有說「茲」，最早介紹黑格爾美學）
西方小說的翻譯對中國小說觀念也有影響。林紓沒有像徐念慈那樣的小說美學觀念，也沒有梁啟超式的啟蒙主義觀念，他甚至還錯將狄更斯小說與我國歷史中的《史記》、《漢書》相比附。但他依賴自己的體悟也說出了狄更斯小說寫實主義的成功經驗，在許多譯序當中總結概括出一些西方小說的藝術經驗。
4、戲劇觀念更新
提倡戲劇觀念更新代表有陳獨秀。
1905年他在《開辦安徽俗話報的緣故》『戲館子是眾人的大學堂，戲子是眾人大教師』，不識字人也可以由看戲而開通風氣。
看戲不再只是游戲，演員也不再低人一等。
他還指出戲劇改良有小說、報館不及的方便，不識字的人也可以由看戲而開通風氣。
這一年，後來為南社領導人的陳去病、柳亞子創辦了我國最早的戲劇雜志《二十世紀大舞台》。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東京發起成立了春柳社，不久歐陽予倩、陸鏡若也參加活動，宗旨是「研究新舊戲曲，翼為吾國藝界改良之先導。」（歐陽予倩《回憶春柳》）他們首先推出的劇目是《茶花女》（第三幕）、《黑奴籲天錄》。新劇家王鍾聲在上海發起成立春陽社，演出《黑奴籲天錄》。1908年，他又在從日本回來的任天知的幫助下，以通鑒學校的名義演出根據楊紫鱗、包天笑翻譯的英國小說《迦因小傳》改編的同名戲劇，該劇擺脫了京劇樣的戲曲特徵，標志著國內新興話劇的萌芽。而據記載，1899年，上海聖約翰書院已有學生自編之時事新戲《官場醜史》演出。（朱雙雲《新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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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魯迅被稱為中華民族的「民族魂」，他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是中國現代小說的奠基人。 他是現代雜文的開創者，把雜文這一藝術形式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從而形成了以他命名的「魯迅雜文」。他在中國現代散文詩的發展史上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嘗試具有詩的精魂和散文的外形的文體的作家。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3)中國現代文學翻譯小說影響擴展閱讀：

文學影響：

魯迅是20世紀的文化巨人，他在小說、散文、雜文、木刻、現代詩、舊體詩、名著翻譯、古籍校勘和現代學術等多個領域都有巨大貢獻。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偉大奠基者，魯迅創作的為數不多的小說建立了中國小說的新形式；他所創作散文更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他的所開創的雜文文體富有現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戰斗性，是後世作家最常使用的「批判武器」；

幾乎所有的中國作家都在魯迅開創的基礎上，發展了不同的方面的文學風格體式。作為翻譯家他大量的翻譯了外國的文學作品、科學自然作品為開啟民智，引入先進的科學文化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④ 中國當代文學如何走向世界

「五四」以後，中國20世紀的文學始終努力地走文學大眾化之路。在走向大眾化的路途上，將求雅與隨俗努力結合起來，構成其獨有的面貌和特點。老舍的市民小說，用傳統的敘事方式表達新的倫理觀念，將對於傳統的國民性的揭示與對於理想的民族性格的刻畫結合起來，俗中見雅，在詼諧幽默中使作品達到雅俗共賞的境地。趙樹理的小說創作，努力走「地攤文學」的路，企望讓文學創作為農村的普通百姓能夠讀懂，他借鑒了中國民間的說書藝術、話本小說的傳統，在深入而淺出的表述中，開展了中國小說的大眾化之路。中國現當代文學在其發展途中，努力在求雅中隨俗，又常常在隨俗中見雅，讓其能夠大多數民眾所接受，讓新文學為民族的解放與繁榮出力。
現當代文學在傳承中國文化文學的傳統中走向大眾化之路，並在借鑒接受西方文化文學的影響中，努力走向世界。例如魯迅是五四時期反傳統是最為堅決的，也是一位最具自我批判精神的作家，他常常針貶自己所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濡染與影響。但魯迅以「拿來主義」的精神對待西方文化與西方文明，尼采、叔本華、達爾文等人的思想都被他拿來， 成為與中國傳統封建文化作斗爭的思想武器。他的創作引起了世界的矚目，他筆下的阿Q、孔乙己等，成為具有世界性色彩的形象。
還有一些走向世界的作家作品啟發了我們，當代文學作品要想走向世界，不僅需要需要傳承中國文化文學，借鑒接受西方文化文學，還要為世界讀者所喜愛。老舍的市民小說為世界上諸多的讀者所喜愛，他塑造的駱駝祥子、虎妞等人物，為世界文壇增添了色彩。沈從文從邊城走向世界，他小說的寫實中的浪漫氣息、人性謳歌中的理想色彩，為國外的讀者所偏愛。新中國成立以後，尤其是新時期的文學中，王蒙、舒婷、顧城、莫言、韓少功、汪曾棋、賈平凹等人的努力，是當代文學作品都在世界文壇上具有一定的聲譽和影響。
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要想走向世界，最重要的一點是翻譯。翻譯對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文學有著重要的意義和作用。中國當代文學要在世界文學中佔有一席之地必須大力發展翻譯事業。好的翻譯能夠促進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文學、文化之間的交流，幫助他們相互理解，相互產生興趣，但是不好的翻譯卻使得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因此而產生誤解，加深偏見，甚至造成相互排斥的問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抓住「中國文學、文化如何走出去」這個問題的實質，才有可能發現問題的關鍵所在。

⑤ 中國當代小說賞析

從蘇童身上我們看到，中國電影因其創造的獨特形象，在使法國公眾接受中國當代文學時起到不容懷疑的作用。但電影在為蘇童吸引了異域關注的目光的同時，也對異域觀者產生了誘導，強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維模式和民族集體想像；對於被接受的作家而言，這並非是一種豐富因素，而是一種固化因素，它對作家完整的、真實的文學形象的樹立產生了阻力。

新時期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憑借其強大的爆發力和創新力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緊貼中國現實的時代氣息，豐富多樣的寫作主題，不拘一格的寫作手法，形態各異的文學思潮，使得這一文學在國際上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法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漢學歷史的國家，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法國漢學界就敏銳地捕捉到新時期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新趨勢，翻譯了當時很多「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代表作。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中國當代文學在法國的翻譯更出現了持續穩步上升的態勢，中國文壇的主力人物幾乎都擁有了法譯本作品。近年來，中法文化交流尤為頻繁，特別是中法文化年期間，巴黎圖書沙龍首度邀請中國作為主賓國，將中國當代文學作為主推對象，三十餘名中國作家應邀赴法，與法國讀者直接接觸，進一步引發了法國出版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出版熱情和法國公眾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閱讀興趣，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當代文學在法國的翻譯出版，進一步擴大了中國作家在法國的影響力。

如果談到在法國受到關注較多，影響較大的中國當代作家，蘇童是一個不得不提的名字。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起，法國先後出版了六部他的作品：《妻妾成群》（Epouses et concubines,1991年，弗拉馬利翁出版社）、《紅粉》（Visages fardés,其中還收錄了《婦女生活》，1995年，畢基耶出版社）、《罌粟之家》（La Maison des pavots，1996年，中法文對照版，友豐書局）、《米》(Riz,1998年，弗拉馬利翁出版社)、自選小說集《紙鬼》（Fantómes de papiers，其中收錄十八篇短篇小說，1999年，德克雷德·布魯韋出版社）,以及去年剛剛出版的《我的帝王生涯》（Je suisl'empereur de Chine，2005年，畢基耶出版社）。

蘇童的文學創作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但真正令他為廣大中國讀者所熟知，並為他帶來國際性聲譽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小說《妻妾成群》的問世。蘇童也同樣是憑借著這部作品吸引了法國人的視線，登上了法國的文學舞台。在張藝謀獲獎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光環照耀之下，《妻妾成群》迅速擁有了法譯本，普通本出版不久便又出了袖珍本，並以鞏俐的倩影作封面，封底則標明小說為電影原本。《妻妾成群》在法國的發行量達到六萬冊，成為在法國最暢銷的中國當代小說之一，蘇童的名字也在一夜之間為法國的漢學界、文學界和普通讀者所知曉。在法國出版界，兩三千冊的銷量就可以收回成本，一般的中國文學作品達到六七千冊的銷量，已經是不錯的表現，因此，作為蘇童在法國被翻譯的第一部作品，《妻妾成群》六萬冊的銷量是一個很高的起點。改編電影的成功，帶來了蘇童小說商業上的成功，令蘇童從眾多的中國當代作家中脫穎而出，迅速走入法國讀者中間，贏得了較大的讀者市場，這是很多隻求被翻譯就好，並不計較銷量的中國作家難以企及的，這也使得蘇童成為一個法國出版商從其身上能看到相當商業價值的作家。

同時，與電影的緊密關系，使得蘇童在法國的接受方式成為一個特例。大多數在法國得到譯介的中國當代作家，首先是以某一方面獨特的文學品格（作品敘述層面的先鋒實驗性、思想層面的探索性或哲學性、內容上的現實性和批判性等等）吸引了某一位或某一些法國漢學家的注意，然後藉助其推薦，逐步得到翻譯和出版，在一個並不短暫的過程中，逐漸獲得法國漢學界更廣泛的認可，最終引起文學批評界和法國大眾的注意。而蘇童在法國被發現、被譯介、被接受的過程直接而迅速，幾乎沒有任何過渡。可以說，因為改編電影成功而帶來的強大的商業連鎖反應，使得法國漢學界、文學界和普通讀者對蘇童的認識和接受幾乎是同步的，漢學界在後兩者的認識和接受過程中，並沒有起到原有的引導作用，作家的形象不是依靠漢學家有選擇的翻譯和有側重的推介而逐步塑造出來的，而是由電影以其強大的傳播力和視覺影響力，在讀者閱讀文本之前，先入為主地、直接而直觀地植入了讀者的腦海。

蘇童在法國的這種起步方式對他日後在法國的譯介產生了微妙的影響，而要分析這種影響，我們必須先了解法國人是怎樣來解讀《妻妾成群》的。

法國的一家雜志這樣評論蘇童的《妻妾成群》：「蘇童不動聲色地描寫最殘酷的折磨，最隱秘的痛苦。喊叫、暴力，甚至是巫術都像在一層薄霧中，或者是在一層紗幔後出現。一些富有詩意的細節，例如知更鳥的歌唱，蜿蜒的紫藤，奇特而引人側目。這種奇異的視角，不僅遠沒有減輕閱讀的焦慮，反而令人更加恐懼。表面上簡單的文字，實際上是一座迷宮。沒有一個人物可以作為標准，因為沒有一個人令人同情，也沒有一個人令人厭惡。這些黑色的靈魂同時也是受害者。發瘋的頌蓮，不停地圍著棄井轉來轉去，是最為恰當的形象。」這樣的評論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我們無權去指責這樣的解讀，從闡釋學的角度來說，每個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妻妾成群》，更何況很多中國讀者所讀到的《妻妾成群》也正是上文所描述的形象。但是從這樣的解讀中我們不難發現，法國文化背景下特有的接受視域，使得法國讀者對於蘇童作品的某些因素尤為敏感。蘇童所精心營造的陰森恐怖的氛圍，神秘詭譎的意象，暗合了法國讀者對於陌生而遙遠的東方世界的集體想像；頌蓮們的悲劇命運，又能夠引起法國人對於生活在黑暗制度下的東方女性的深刻同情。漢學家安妮·居里安曾經從法國人的角度談到改編成電影的當代中國小說和西方讀者的關系問題，她寫道：「許多中國作家希望看到自己的作品搬上銀幕，這既能使他們出名，又能為他們帶來可觀的收入；因此他們的寫作受到誘惑，追求強烈的視覺風格和可能引起西方人的興趣、使他們入迷的意象，而他們展示的是西方人可能已經了解的那個中國，帶著古典色彩，卻不是當代中國（然而小說和電影都是當代的）；為此，他們求助於中國文化中一些對西方而言富有異國情調的乃至公式化的意象，如《妻妾成群》的大宅或有人在抽鴉片的屋子。」蘇童寫作的初衷當然不是為了取悅西方讀者，但安妮·居里安的話印證了蘇童作品中的某些因素，特別是敘述層面的某些因素，即使在作者的創作意圖中並非最重要的部分，卻恰恰是可以引起法國讀者興趣的閱讀興奮點。

蘇童曾說，「我的終極目標不是描繪舊時代，只是因為我的這個老故事要放在老背景和老房子最為有效。試想一下，如果我把《妻妾成群》改寫，拋開外表所有可以剝離的東西，那些院子、宅子等，我可以把它處理成當代生活中四個機關女職員和一個上司之間的關系，這樣寫不是也很有趣嗎，會變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篇小說。」對於蘇童而言，歷史僅僅是一件外衣，一個襯託人物表演的布景，他的目的是以歷史為道具，描寫、探索人性中復雜的方面。然而，正是因為以遙遠的時代為背景，有了與現實拉開距離的敘述空間，才使蘇童的敘述才華得以充分地發揮，恣意綻放。細膩的心理描寫，含糊玄妙的意境，准確的細節將《妻妾成群》的故事講得如此生動、如此逼真、如此精彩；而蘇童的描寫越是靈氣十足，越令法國讀者感受到作品強烈的異國情調，令其為之入迷，流連於作品華麗的外表，深陷於作者引人入勝的故事，卻失去了撥開情調、意象的迷霧去追尋掩藏其中的內在實質的意識，忘記了作者並不是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蘇童意欲擺脫的具體的歷史背景和故事情節，卻牢牢地吸引住了法國讀者的視線，精彩絕倫的故事帶來的「感官性」的享受主導了他們的閱讀。如果真的將《妻妾成群》的故事改為四個機關女職員和一個上司的故事，離開陰沉恐怖的舊宅院和裹足的小腳，也許蘇童作品的思想性、普世性會得到更為有力地凸現，會更為有效地傳達給法國讀者，但蘇童在法國的命運也許也將改變了。

《妻妾成群》內在思想性的被忽視是不是意味著蘇童的敘述才華和寫作風格得到了法國讀者充分的肯定？問題似乎並不這么簡單。安妮·居里安在談到法國新小說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時說道：「雖然新小說較晚被翻譯到中國，但它產生了巨大的精神影響。例如薩羅特、羅伯-格里耶，他們的理論著作和小說都被翻譯成中文，並且得到廣泛討論。像《古典愛情》和《在細雨中呼喊》的作者余華，以及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小說原本的作者蘇童，他們在新小說技巧的影響下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打破了敘述的線性，採用多視角的寫作。」在安妮·居里安的描述中，蘇童是一個具有先鋒實驗性質，在敘述技巧上有獨特追求的作家。《妻妾成群》雖然講述的是一個舊派的故事，也借用了一些古典小說的元素，但它並不等同於傳統小說，蘇童有意識地在其中融合了具有現代性的敘述手法，並創造了獨特的敘事風格。他在行文中取消人物對話的標點符號，使得小說人物和敘述融為一體，相互制約相互輔助，在閱讀和感官體味上更為流暢；他採用語言「陌生化」手法，以產生特別的審美感覺和深邃意味，令小說的敘述話語創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語言表達範式。同時，他大量使用句號，而不是具有強烈感情色彩的感嘆號，以處於零點的情感狀態、盡量不動聲色的態度進行敘述，使讀者的感受不再是從語句中被動地獲得，而是從相關的情景和細節中主動地獲得。作者冷卻了自己的主觀情緒，以不褒不貶的態度敘述一切，退讓出闡釋空間，由讀者在閱讀中獲得了一種能動的判斷。他還大量地運用長段，以控制小說的節奏，小說的敘述語調也變得平緩從容，不動聲色，形成舒緩沉靜的敘述風格。

然而在《妻妾成群》的法譯本中，原文的行文方式與結構被改變，原文中本沒有引號的對話全部加上了引號，多處對話結尾的句號被改換為感嘆號這樣具有明顯感情色彩的標點，原文中很多長段被斷成短段。事實上，由於中法兩種語言的差距較大，將原文中的一些形式進行改變，使之符合法語的表達習慣、易於讀者接受本無可厚非，但進行這種改變需要十分謹慎的態度，因為作者的語言特點、整部作品的風格是與其表達形式密切相關的，上文提到的無引號對話、句號標點及長篇段落可以說直接體現著作者的風格，甚至本身就是作者風格的組成部分。但它們卻在翻譯出版過程中流失了，這種流失不論是譯者的選擇還是出版商的選擇，其用意都在於將作品淺析化，減少閱讀障礙，增強作品的可讀性，從而將讀者的閱讀重點指向作品的故事層面。經過這樣的翻譯處理，很難想像蘇童的敘事魅力是否還能較為完整地傳達給法國讀者。

事實上，中國當代文學在法國的出版具有兩種較為明顯的並行不悖的特徵。一是追求具有轟動性的作品，例如獲獎電影的原本小說，或是在中國引起巨大爭議，能夠刺激法國公眾神經，顛覆西方人對中國的傳統印象的作品；例如，李碧華的《霸王別姬》、李曉的《門規》，衛慧、棉棉作品的翻譯，這種翻譯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種短期的商業效應，更多地反映的是出版商的選擇，而不一定是漢學家的偏好。二是著眼於作家的文學創作品質和創新獨到之處，力求反映中國當代文學特有活力和創造力，例如對先鋒派作家余華、格非、馬原等的譯介，對尋根派作家韓少功等的譯介，這種翻譯較少考慮商業因素，主要著眼於促進法國社會對中國當代文學的了解，逐步樹立作家的國際聲譽。

應該說蘇童《妻妾成群》的翻譯屬於第一種類型，因此也就不難理解在《妻妾成群》的翻譯中，譯者和出版商強化作品中能夠引起讀者閱讀興趣的因素，而忽視在文學審美層面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敘事手法的傾向。而在《妻妾成群》之後，作為一個在法國已經獲得商業成功和一定知名度的中國作家，蘇童似乎也因此失去了成為第二種出版對象的機會。即使翻譯家希望在翻譯中保留蘇童的敘述特徵，也可能在和更看重商業利益的出版商的周旋中妥協。《米》的翻譯者諾埃爾·杜特萊就曾提到：「在形式方面，蘇童將對話融於敘述之中，沒有使用引號將其明顯地標示出來，有時會令人難以分辨這些話是出自對話還是人物的內心獨白。英文版保留了這種手法，而遺憾的是法國出版社並沒有這樣做。」

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法國出版界、文學界還是普通讀者，對蘇童的印象始於《妻妾成群》中所創造的那個充滿神秘的中國意象的舊宅院和悲劇性的東方女性形象。可以說，《妻妾成群》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蘇童在法國讀書界和普通讀者心目中的形象。因此，蘇童被翻譯成法語的作品大都屬於所謂的「新歷史小說」和「婦女系列」，所有關於蘇童作品法譯本的評論和介紹，無一不提到蘇童是《大紅燈籠高高掛》小說原本的作者。時值2005年，法國出版社寧可選擇蘇童1992年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而不考慮蘇童較為新近的《蛇為什麼會飛》這樣的現實題材作品。雖然蘇童也在法國出版了短篇小說自選集，但其影響遠不及《妻妾成群》之後的《紅粉》和《米》。

2004年巴黎圖書沙龍介紹受邀中國作家的手冊上，關於蘇童的條目基本上概括了法國公眾對蘇童的印象：「蘇童非常擅長描寫模糊遙遠的歷史，他的小說經常以中華民國和封建時代作為背景。令他名聲鵲起的是描寫女性的作品，例如1989年被張藝謀搬上銀幕的《妻妾成群》。他的筆觸敏感細膩，具有內斂的詩意，傳達出悲劇意味，在苦難、墮落和頹敗的背景上，描繪現代人物和歷史人物復雜、猶疑的精神狀態。」如果說，不通曉中文的法國讀書界和普通讀者對於蘇童的印象來源於他第一部在法國獲得成功的作品，這並無可厚非，那麼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情況相當熟悉的漢學家對蘇童又有怎樣的認識呢？

有中國評論家說：「蘇童是一位善變的作家，他從不願意固定自己的風格，他甚至視風格為一種『陷阱』。從『楓楊樹』、『香椿街』到『婦女樂園』，從歷史到現實，從古典到現代……蘇童的創作視點始終游移不定，他每次都以迥然不同的形象刺激著讀者的閱讀習慣。」但在法國，漢學界對蘇童的認識卻並非如此。正如我們在上文所提到的，由於蘇童在法國的一炮走紅，使得漢學界與普通法國公眾幾乎在同一時間接觸到蘇童，很多漢學家對蘇童的印象也始於《妻妾成群》，從而忽略了蘇童其他類型的創作，例如為蘇童博得中國文學界最初贊揚和肯定的「香椿街」的故事和蘇童晚近的關注現實的作品。同時，由於蘇童在法國已經具有一定知名度，法國出版商在出版蘇童作品時具有相當的主動性，漢學家的注意力可能更集中在另一些需要其大力推介的作家身上；而出版商對蘇童作品有選擇性的出版，在不斷強化《妻妾成群》對讀者造成的印象的同時，也對漢學家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其只將目光放在蘇童女性題材和歷史題材的作品上，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米》的法語本譯者諾埃爾·杜特萊在他的《中國當代文學愛好者使用概要》中這樣概括蘇童的創作：「蘇童喜歡將他的小說置於他並不了解的歷史背景中，並且擅長描繪女性形象。」

上文我們提到專攻中國當代文學的漢學家安妮·居里安曾把蘇童與余華相提並論，指出新小說對他們的影響，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安妮·居里安注意到蘇童在敘述層面上的獨特性和文學品質，並不受制於蘇童作品的歷史外衣。但這樣的聲音似乎顯得十分微弱，更多的漢學家執著於蘇童所虛構的歷史，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這種傾向貫穿了對蘇童《妻妾成群》之後的作品的解讀。以《紅粉》為例，從故事情節上看，蘇童在其中描寫了舊時代妓女秋儀、小萼在新中國成立後幾經沉浮的生活，寫就了一曲女性曲折凄婉的命運悲歌。我們且不論作者寫作的立意究竟是什麼，讓我們來看一看法國漢學家是怎樣進行解讀的。

「在《紅粉》中，蘇童描寫是在1949年後，在共產主義制度剛剛建立的最初階段，兩名被帶進勞改營進行改造的妓女的生活。」

——諾埃爾·杜特萊

《中國當代文學愛好者使用概要》:蘇童的小說「以虛構的方式表明了雖然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極力禁止，但舊中國的某些東西依然存在，無法被消滅：那就是不符合社會規范的對性的慾望，那種遠不是潔身自好的賢妻良母所應具有的女人的慾望……蘇童筆下的女主人公的腦子里在想些什麼呢？性慾，她們強烈的性慾，似乎為她們畫出了人生的軌跡。毛澤東強調男女平等，甚至是男女無別，而這些女人卻費盡心機想要在男人的生活中佔有一席之地，靠男人過日子。」

——瑪麗-克萊爾·於奧

《紅粉》法譯本序言：「兩名在解放後被強制改造的妓女，厭棄可以自主，卻失去性生活的辛勞生活，死心塌地地要依靠男人過日子。這種女性觀是否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彌漫在文學話語里的女性厭惡論同出一轍？至少，這一觀點表現的是對任何形式的烏托邦的拒絕，對舊式小說的永恆真理的認同——直至作者的風格也是如此：男人永遠是男人，女人永遠是女人，金錢永遠是金錢。」

——安熱爾·皮諾和伊莎貝拉·拉碧《1994年-1997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綜述》

被帶進勞改營進行改造，只是《紅粉》中情節的一部分，而諾埃爾·杜特萊則把它放大為小說的主要內容，在他的概括下，《紅粉》儼然成為一部反映敏感的政治問題的具有揭露性的小說。瑪麗-克萊爾·於奧則將重點放在了「性慾」兩個字上，在她的不乏女性解放意味的話語中，秋儀、小萼這兩個舊的靈魂在新的生活來臨之際的失重與掙扎，實為「性慾」與壓抑女性慾望的社會制度之間的激烈沖突。而安熱爾·皮諾和伊莎貝拉·拉碧則對作者的女性觀提出了質疑，從作品中讀到的是作者「男性話語霸權」的嫌疑。

蘇童一再強調：「我把女人當成男人來寫。」「我首先關注的是人的問題，人性的問題，人的生存處境，性別特徵是裹在裡面涌現出來的。其他問題都是次要的。」然而，這樣的表白無法阻止法國漢學家在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知識結構的支配下，對他的作品所作出的解讀。誠然，秋儀和小萼可以是兩個抽象的靈魂，但既然在作者的筆下，她們生活在剛剛解放的中國，她們是妓女，她們有著依附男人的意識，從她們身上就有可能讀到政治、性和男性霸權。如果說這是蘇童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表達，不如說這是西方社會最為敏感，最為關注的話語在蘇童作品中的影射。

當漢學家的眼光也往往局限於蘇童作品的經驗層面，忽視作品的隱喻意義，無法跳出蘇童無意中挖掘的歷史陷阱的時候，不難想像法國媒體和普通讀者是否有能力走出這個其實由他們自己編織的中國幻象。讓我們再來看看法國媒體和出版界是怎樣來評價蘇童想要表達「一種不確定性，包括人的身份和處境的不確定性」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的。

「作者細致的描繪，讓我們沉浸在一段想像的中國歷史中。由於出生在歷史被全盤顛覆的文化大革命時期，蘇童懷有一種重塑歷史的激情。」

——菲利普·畢基耶出版社網站

「在歷史與虛構之間，蘇童描繪的世界極端殘酷，帶著一點中國式的感性的情色肉慾色彩。」

——馬賽某書店負責人

「這是一部構思精巧的小說，充滿異國情調，精緻的中國風物俯拾皆是。」

——法國《讀書》雜志

無可否認，這樣的介紹有嘩眾取寵之嫌，強化蘇童作品中的政治性、地域性和性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商業目的的有意之舉。但從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蘇童的尷尬：作為一個已經走入法國讀者中間，並在法國出版界獲得一席之地的中國作家，蘇童在逐漸擺脫自己文學地位的地域性，融入法國文學系統的進程中，卻不斷地在被強化其文學作品的地域色彩。被法國文學、文化系統接納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受制於法國文化定勢，無條件地接受「他者」對「我」的文化定位的過程。

從蘇童身上我們看到，中國電影因其創造的獨特形象，在使法國公眾接受中國當代文學時起到不容懷疑的作用。但電影在為蘇童吸引了異域關注的目光的同時，也對異域觀者產生了誘導，強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維模式和民族集體想像；對於被接受的作家而言，這並非是一種豐富因素，而是一種固化因素，它對作家完整的、真實的文學形象的樹立產生了阻力。

文學作品所包含的豐富因素為我們提供了多種角度去解讀它，蘇童的小說也不例外，更何況文化的差異，截然不同的接受視野有時會為解讀一部作品、一個作家提供意想不到的角度，開拓另一種曲徑通幽的可能。然而，我們忍不住去期待，是否有一天，在法國，人們能夠撥開彌漫在蘇童作品之上的或陰郁、或凄婉，充滿誘惑的迷霧，去發現那個為他們所忽視的，也許是一個更本真的蘇童呢？走出了中國的蘇童，什麼時候能夠走出這層迷霧，在更宏大的文學宇宙中得到釋放呢？

⑥ 中國現代文學愛好者請進

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的成立，進步文化成為這一時期文化發展的主流

宣傳進步、反對落後，追求民主、抨擊獨裁，謳歌民族獨立、反抗外來侵略和本國投降主義，成為民國時期文化領域的主旋律。

具體到不同的階段，由於政治斗爭內容的不同其文化主題也有所區別。如「九·一八」事變以後，宣傳抗日成為文化的主要內容；抗日戰爭勝利以後，爭取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新中國，成為這一階段文化的主流。

在這一時期，一些愛國的科學家、教育家仍在積極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就，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⑦ 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的意義

隨著莫言的獲獎，世界將把眼光投注到更多的中國當代作家身上。這也會激勵更多外國翻譯者、作者來翻譯介紹中國的文學作品，這對於中國文學真正走向世界意義極其巨大。而與此同時，中國的作家、出版界、文化界等方方面面也應該增強文化交流意識，推動更多中國優秀當代文學作品走向西方讀者。

⑧ 翻譯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作用

翻譯文學把外國文學引進國內，對中國文學有促進和借鑒作用啊，讓中國文學漸漸融合世界現代文學潮流。

⑨ 林譯小說對中國現代文學所起的作用和貢獻

在晚清眾多的翻譯小說中，林譯小說大受讀者青睞，甚至在1981年商務印書館重版《林譯小說十種》竟迅速銷售一空。這是意味深長的現象。「五四」時期，林紓在《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一文中，從語言演變規律的角度反復申訴：「古文者，白話之根柢，無古文安有白話？」說明他並不反對白話，而是認為白話文須有古文基礎。但他僅憑自己的感悟，不會從傳統與現實不可分割的理論上解釋這種關系。然而在文學實踐中，林譯小說既保持了傳統古文的韻味，又進行了通俗化的改革，發生了很大影響，成為古文和白話文之間的必要環節，對中國文學語言演變起到了重要的橋梁作用。

⑩ 西方現代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

影響如下：

沒有外國文學，文化的影響，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是無法想像的。中國現代文學是在中國社會內部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條件下，廣泛接受外國文學影響而形成的新的文學。

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是吸收外來文學營養使之民族化﹑繼承民族傳統使之現代化的過程。近代中國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沖擊，中國現代文學產生於這一文化背景下，正確的對待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外來文化，直接關系著現代文學的發展。

(10)中國現代文學翻譯小說影響擴展閱讀：

中國現代文學的文化背景

（一）文學成為重大社會事件的構成部分，文學呈現出明顯的階級、政黨、政治意識。社會革命和政治運動往往以文學作為發端和具體表現。

（二）社會意識對文學審美意識具有重要影響，文學主體性弱化，文學有社會革命附屬物傾向。

（三）社會政治事件往往成為文學創作的題材源，引發文學創作和理論論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