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小說對西方的借鑒
A. 簡論川端康成作品對西方現代文學的借鑒
早期的文學探索里就已吸收了西方現代文學中的一些表現手法和技巧，如強調主觀和直感、自我感受和情緒等，同時轉向新心理主義,代表作品有《伊豆舞女》。在意識流方法的影響下，他比較注意人物主觀感受的生動描摹，以及人物心理的剖析和官能感覺的展現。這樣，作者可以更細膩的反映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感情生活，曲折地反映被扭曲了的心靈和異化了的社會世態。《雪國》沒有復雜曲折的故事情節，人物的刻畫主要通過心理描寫，村島的頹廢虛無，駒子的認真純朴，葉子對愛人的忠誠眷戀，都是通過細膩的心理刻畫得意表現。這是川端接受西方文學影響的一面。
在西方文學中，人和自然是分割開來的，著重孤立地描寫人物的內在心理，很少將人物的思想感情融進自然之中。而在東方文學中，人和自然卻是「相生」的，禪宗教義中對自然的態度，就是要求自身與自然結合為一體。川端認為，「認識世界的方式可以概括為三種模式……我在百合花之內么？百合花在我之內么？抑或花是花，我是我?
川端康成從西方現代藝術中吸納了新的表現手法，但並非簡單地模仿，而是當作一種借鑒，將其化為我有，以新感覺表現傳統美。《雪國》無疑是這種探索途中的一座成功的紀念碑，它體現了西方現代性與東方尤其是日本傳統美的完美融合。從運用西方色彩開始，到融入東方色彩，最後在東西方文化結合的坐標軸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挖掘屬於日本民族最深層的東西並予以創新，川端在東西方文化的大撞擊中找到了結合點，創造了「川端康成之美」。
B. 西方現代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
影響如下：
沒有外國文學，文化的影響，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是無法想像的。中國現代文學是在中國社會內部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條件下，廣泛接受外國文學影響而形成的新的文學。
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是吸收外來文學營養使之民族化﹑繼承民族傳統使之現代化的過程。近代中國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沖擊，中國現代文學產生於這一文化背景下，正確的對待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外來文化，直接關系著現代文學的發展。
中國現代文學的文化背景
（一）文學成為重大社會事件的構成部分，文學呈現出明顯的階級、政黨、政治意識。社會革命和政治運動往往以文學作為發端和具體表現。
（二）社會意識對文學審美意識具有重要影響，文學主體性弱化，文學有社會革命附屬物傾向。
（三）社會政治事件往往成為文學創作的題材源，引發文學創作和理論論爭。
C. 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對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影響
這個僅供參考吧
最近十多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一股股的「西洋風」也開始鋪天蓋地席捲而來，不僅漢語里多了很多的音譯詞，例如「摩登」，「可樂」等等。過西洋節也成了卷過上下所追逐的時尚風氣，就拿眼下的聖誕節來說，各家店鋪把小店裝飾的五彩斑斕，各種搞促銷活動接踵而至，各大高校呢，就開始准備各式各樣精彩的活動，情侶們紛紛上街，學生們歡天喜地。這些現象通通都反映了西方文化強大的滲透力。那麼西洋文化是什麼時候開始向中國開始滲透的呢？它的魅力究竟在何處呢？為什麼中國人那麼熱衷於過西洋節呢？下文我們來分析一下。
其實西洋文化對中國文化的的影響在漢代就開始了，當時的羅馬帝國就與中國的東漢王朝開始了交往，這種交往的途徑就是通過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到了唐代以後，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就更加的頻繁，最重要的一個標志就是***的傳入，當時***在中國稱作「景教」，教徒一度發展到數十萬人，這是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滲透。但到了唐朝晚期，軍閥混戰，***在中國的發展逐漸走向了沒落。第二次滲透，是元朝。當時因為蒙古帝國的影響力，大批的西方傳教士湧入中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馬可波羅，他的《東方聞見錄》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中國成為西方垂涎的伊甸園從此開始。第三次滲透是在明末清初，時值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傳教，並開始向中國推廣西方的一些先進技術及先進理念，著名的有利瑪竇，湯若望等，可惜當時中國的統治者並沒有注意到這些人所傳達的東西，中國繼續沉眠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中。等到了第四次滲透，已經是鴉片戰爭以後了，中國開始遭到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第四次的滲透初期仍是外國人通過傳教向中國人灌輸西方的宗教哲學經濟政治思想，但到了後期，一批批愛國青年成為了傳播西方民主科學思想的主力軍。第五次大規模滲透就是在改革開放後了，大量的西方文化湧入中國，深深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中國人開始喝可樂了，中國人開始關注好萊塢了，中國人喜歡上NBA了，中國人愛上過洋節了，中國人的水平要用英語來衡量了，可見，第五次滲透的影響力大大超過了前四次的滲透，因為，它已經徹徹底底的征服了這個民族。
[ 轉自鐵血社區 http://bbs.tiexue.net/ ]
那麼西方文化的魅力究竟在何處呢?為什麼能夠如此迅速的就征服了中國這個擁有五千年文明的國度?我認為有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們自身的原因，二才是外部文化的原因。為什麼說我們自身的原因是第一位呢。我們還是要從歷史方面來看。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開始分化為三個派別，一個是保守派，一個是激進派，一個是中間派。保守派主張一成不變，繼續走老路子；激進派主張全盤西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落後的根源；中間派則認為單純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就能強國禦侮。一開始中間派掌權，開始推行所謂的「洋務運動」，但隨著甲午戰爭的失敗，證明中間派不足以改變中國現狀。於是激進派開始上台，發動了所謂的辛亥革命及新文化運動，中國的傳統文化被逐漸唾棄。新中國成立後，又開始了長達幾十年的階級斗爭階段，特別是文革時期，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尤為嚴重。由於長期對傳統文化及傳統節日的輕視，使中國人普遍存在文化上的精神空缺及文化滿足上的空虛。恰好改革開放以後，西方文化那種多樣性及多彩性，彌補了中國人長期壓抑的文化需求，所以普遍被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所接受，並迅速擴展開來。從西方文化自身的原因來說，西方文化是一種非常講究的文化，特別是文藝復興以後，給中世紀昏暗的文化注入了多姿多彩，優雅的元素，於是誕生了莎士比亞，達芬奇等一大批天才文藝作者。並且西方文化宗教氣氛濃厚，所以又給西方文化披上了一層神聖神秘的外衣。這些原因都給嚴重缺乏文化寄託的中國人強大的新鮮感。正是由於以上種種原因，造就了中國目前洋文化流行的局面。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來面對這股越來越激烈的「洋流」呢？有些人認為應該全盤抵制洋文化，去年不是有十幾個名牌高校的博士聯名抵制聖誕節么,就是全盤抵制的具體表現。一些國家就非常的注重自己的本國文化，對外來文化有很強的抵制情緒，比如法國，法國人對於英語的滲透傷透了腦筋，並且經常製造一些法語詞彙來取代英語的單詞。但是大部分人對洋文化的湧入還是抱著理解寬容的態度。中華文化本來就是一個在不斷融合中產生的文化，所以文化的包容性是中華文化的一大特點。舉個例子，外國有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很少有國家境內流行著數種宗教而不發生沖突。中國就不一樣，境內有佛教，***教，道教，並且教派也不是單一的，就拿佛教來說，既有禪宗又有密宗，但中國就沒有出現教派沖突。還有，中國人信仰也有很大的包容性，即信菩薩又信神仙，信仰的雜糅一個很明顯的證據就是《西遊記》里道教神仙系統與佛教神仙系統的交流。這在外國的文學作品裡是極其少見的。所以包容性使中華文化最大的特點。所以我認為，面對滾滾而來的洋流，我們應該包容接受，但是我們也不能忘記我們自己富有特色的傳統文化，在保存傳統文化和對待西洋文化上，日本人就做的非常好，因此我們應該像日本學習如何保護本國的傳統文化。近些年來，韓國利用中國對傳統文化的忽視，將中國的傳統節日端午節申報為韓國的文化遺產，這對中國人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恥辱，所以我們在接受洋文化時不能捨本逐末，讓我們五千年燦爛的文化在我們手裡旁落他家。振興民族文化才是我們現在最大的責任所在。
20世紀西方文學對於以往文化和文學的壓縮以及對於未來文化和文學的開拓 ,在很大程度上為中國作出了現代性文學與文化模式的參照。 2 0世紀西方文學對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影響主要發生在兩方面 :一方面是對於中國人性品質與社會文化結構的沖擊和改造 ,另一方面是對於中國古典審美觀念的改造。延伸至 2 0世紀後期 ,西方對於文學的文化性困惑和思考 ,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產生了富於整體性的和反思性的啟示。文學單一的歷史傾向和文學單一的文化品質在現代文化語境中遭到破壞 ,它將使人們從文化的整體角度來接受外國文學的影響 ,以思考 2 0世紀中國歷史提供給我們的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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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文學到歷史的重疊
對於中國文化現代性與外國文學關系的思考，引出了中國文學和文化以及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系列問題。現代性本身相對於傳統性而言，但它意味著很多悖論，它既有內在因素，又有外在因素，既是現實的，又是歷史的，既是現代的，又是古典的。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融合了中國的傳統文化與西方的文化。對外國文學的翻譯、介紹、研究、批評，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改寫，它經過了專門性和職業性以及不同人文精神的過濾，被中國文學作品模仿後而再次被改寫。西方文學的現代性主題，在中國文學中可能完全被加以改寫。這種對現代性的改寫產生了中國文學自己的現代性，如李金發象徵主義詩歌與先鋒歷史小說的中國式追求和古典化內容描寫。直接作為文化因素介入中國文學、社會、文化和歷史的外國文學，與被模仿而改寫的外國文學作品，都對中國的文化和歷史產生了影響，而它們自己又是這種文化歷史的一種表現。
現代性對於世界和中國來說，都是一個凝縮的人類形象、久遠的歷史進程，因為現代性並不是與歷史和傳統完全割裂、孤獨地突然產生的，它是將人類幾千年的追求壓縮在一個特定時空中而爆發出來的。現代性在20世紀才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在古典時代，中國社會並沒有西方那種幾百年的前現代時期，中國的現代性是在西方現代性形象的刺激下才產生的。西方文學的現代性行程，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促進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行程，它使中國文學避免了無謂的錯誤代價，並縮短了時間行程，同時在空間上極大豐富了中國文學的擴張性變異。西方文學在20世紀對於以往文學的壓縮和對於未來文學的開拓，在很大程度上為中國的文學與文化模式作出了現代性的參照，使中國文學不必花費過多代價就獲取了對自己有益的經驗。20世紀文化交流與對話的情境，使中國文學有了獲取外國文學和文化經驗的可能和機遇，進而轉換為一種歷史動力，反過來又在歷史中發揮人的本質性作用，以促進中國現代化的過程和中國歷史的跨越。
我們可在中國20世紀的整個歷史中發生的重大歷史轉變、藝術轉變、人性變異和文化尋求中，發現西方文學不斷出現的身影，尤其在20世紀晚期愈益見出它的濃重。20世紀西方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主要發生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對於中國人性品質和社會文化結構的沖擊和改造，另一方面是對於中國古典審美觀念的改造。前一方面與中國古典文學的言志載道性質相一致，在這種變化中傳達西方文明的信息是主要的，後一方面則與中國古典文學性質不相一致，它展示了一種與社會歷史相分離的純粹的藝術審美化詩學觀念，而非中國古典的人倫政治化詩學觀念。
受到外國文學直接影響的20世紀中國文學發端，緊密地與中國歷史進程、中國社會變化、中國文化思想、中國國民靈魂結合在一起，並誕生了中國20世紀的歷史功利化文學傳統。西方文學在中國最早的出現，追隨著鴉片戰爭的煙雲飄來。20世紀初，在中國最早、最多介紹的，是批判現實主義。鄧世昌和官兵們的身影，隨著北洋水師的鐵甲艦轟然沉沒在黃海的滔滔巨浪中時，人們企盼著堅硬的鐵甲艦和沉雄的大炮轟鳴來護衛國門，但那時這一切都沒有，於是出現了文化救國的聲音。中國古典士人認識到，甲午海戰的失敗，不僅是政治和軍事的失敗，更主要的是文化的失敗，於是他們主動打破文化封閉和文化自戀情緒，企圖改革，於是出現了近代的小說界革命和詩界革命。戊戌維新的失敗，使中國文化人進一步認識到，要救國，首先要用文化救人的靈魂和品質，魯迅「救救孩子」的吶喊，便產生了中國第一篇模仿西方人性聲音的白話小說，郭沫若摧毀舊世界和舊靈魂的自焚烈火，開創了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一代詩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外國文學的直接影響。中國文學的主流發展始終與中國現代社會的變動形影相隨，在戰爭與革命的背景中隨時能夠擇取那些對於中國現實最需要、與中國社會具有最直接現實關系的外國文學作品。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國文學中，針對文革期間對人性的摧殘和破壞，強烈凸現的是受到西方文學影響的人性和人道主義精神，同時也有大量偏重於人道主義的外國作品被重新介紹或強調。
這說明，中國的人性精神從20世紀初魯迅的作品呼喚西方人性精神，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已能與西方人性精神產生應和。這種人性精神的被喚起和主要表現，都由文學作為主體來完成，或者轉移為中國文學作品，或者由西方文學作品直接表達。這種文學中的人性現象的轉換和流程，表明了西方文學對於中國社會和歷史發展的巨大影響，成為中國歷史發展的隱性動力之一。
那種追求純粹藝術審美化立場的外國文學思潮和作品，則從另一方面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現代性行程。可以說，整個20世紀中沒有西方這種藝術哲學的影響，沒有大批對於這種審美立場的接受、思考、追隨、實施和改變者，便沒有中國的真正文學和文化現代化行程，也不會使大批中國人的生存觀念和藝術欣賞趣味同時得到改變。
二、純粹審美身影的呼喚
西方文學的現代性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並不是對中國已有文學、文化和社會傳統的絕對對抗和排斥，而是讓中國現實與西方文學、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產生交流和對話，以融入並影響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現代進程，使中國文學在歷史以及自身的現代性中得到解放，由載道言志的單一文化審美意識而變換出文學審美獨立性和藝術自主性的傾向。
中國文學一開始就確立了一種載道傳統的文化審美意識，沒有西方那種尋求藝術自立和以純粹的藝術內容來尋求審美境界的傳統，中國古典文學的所有重要作品，除了極個別的作家，如屈原、李白的部分作品外，幾乎全部是以其文化內容來確立其審美境界的。這種中國古典的文化審美立場迫使中國文學的主流傳統只能在有限的藝術空間加以變化。中國古典文學家，首先是一個古典文化人，應具有憂國憂民的使命情懷，而不是獨立藝術化的審美情懷。中國古典文人的文化與藝術一體化品質的獨特，在於涉及到世俗權力問題，即報國救民就要出將入相，千古風流。而這與西方的傳統又不一致，西方的藝術家，自古希臘到文藝復興，再到現代，一直就是相對獨立的，他可以不涉及權力體制而成為一個獨立、自由的藝術創造者。中國古典文學的美學傳統和文人品質，限制了中國文學的再創造可能。因此，中國文學始終以詩歌為主要文學樣式，詩歌便於士大夫及時述懷詠志，並且由於文人與權力體制的密切關系，古典文人隨時因官位的升貶而使命運沉浮，詩歌也便於表達這種生命情懷和生存境遇的變化。中國古典文學一直以詩歌為主體，「天不變，道亦不變」，文學的載道言志本質不變，但在一次次詩歌變體的轉換中進行不同的表現：詩經楚辭、漢魏詩賦、唐詩宋詞、散曲雜劇，每種詩體都將一種形式推向絕對成熟後，便封鎖了自己繼續發展的道路，使後人對這種詩體再也無法逾越，不得不尋求詩體的再一次變化，多種文學形式的出現，尤其是小說的出現，是明清以後的事，並且不能作為主流文學登堂入室，文人士大夫視為正宗文學作品的，仍是詩歌。嚴格地講，郭沫若開創的現代詩風，仍然延續著這樣一種傳統，古典詩詞的形式變成了白話詩的形式是其最大的變化，而其以文化立審美意境的詩歌意識，仍然具有古典性質。
文學形式的流變或不變，標志了一種文學審美觀念的變化。西方文學，一方面主流文學對於文學樣式的採用並沒有絕對的惟一性，在其文學發展的流程中，不斷地變化出多種形式，如古希臘戲劇和神話、史詩、騎士抒情詩、市民小說等；另一方面，任何一種文學形式並沒有絕對的成熟性，因而總在不斷的豐富和變化中，形成了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多元並存甚至狂歡化的局面。
正是西方審美觀念的影響，帶動了中國文學在現、當代的根本變化。對於文學來說，如果東西方人類文化與歷史、文學與歷史的關系具有相似性，那麼最重要的區別和特性便體現在文學的審美傳統和形式上。因此，西方文學如果和西方其他文化成果一樣影響了中國歷史進程，那麼最重要的不在於西方文學攜帶的思想信息，而在於其對於中國文學形式和審美觀念的改變。當然，文學的形式與內容是一體化的，也正因為這樣，西方文學作品對於中國文學作品的影響，對於中國人審美需求的影響，才真正影響到了中國的思想和文化進程，並進而影響了中國的歷史和社會進程。這正是文學作為藝術的特性，它可能是先使人得到藝術享受和審美接受，然後才進一步進行精神提升和靈魂飛越。究竟藝術品的形式和內容哪個先影響了人們，這可能是藝術心理學永遠說不清的問題。但無論如何，文學作品的形式特徵和美學表現，是其對人產生影響的根本所在，也是其在人類歷史中享有特殊文化存在的理由。因此，實際上，西方文學作品在20世紀的中國歷史進程中，產生了巨大的社會作用和歷史影響，它不但直接影響了人們的實際生存行為，而且通過對中國文學的改變，對中國人美學和藝術觀念的改變，再次轉移為現代中國歷史發展的潛在資源。
20世紀20年代，李金發受到法國象徵主義和印象派繪畫以及文藝復興浪漫精神的影響，在中國寫出了具有濃烈象徵主義氣息的詩，這些詩與當時中國詩壇以現實為詩的風氣形成了對抗，它追求生命的審美表現和理想境界，追求在藝術形式上十分精緻的、純粹的抒情表現。接下來的徐志摩、戴望舒的現代詩派和後來的「九葉詩人」，也都具有這種傾向。這種追求藝術和生命的純粹審美統一的傾向，在20世紀晚期的中國先鋒小說中得到了一次爆發。先鋒小說家們受到當代西方注重形式和審美的作家的啟示和鼓舞，追求一種形式主義小說，力圖使靈魂提升、理想追求和生命現實同時在小說中變成一種浪漫化和審美化的實現。
從李金發的象徵詩對中國審美原則的沖擊，到先鋒小說將西方審美原則在小說中毫無顧忌地加以實現，標志了西方文學對於中國人的審美觀念和生存觀念的同時改變。審美觀念從根本上講與生命觀念是一體化的，文學作品是生命的藝術實現和靈魂的美學提升。當具有西方文學明顯影響的文學作品被改編為電影時，美學觀念已轉換為生命觀念在大眾媒介中得到一次驗證。大批的中國百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真正從審美和生命觀念上去接受這樣一些電影，但這些電影中流露出來的明顯的西方生命意識和社會意識，例如弗洛依德主義在《菊豆》中的表演，還是和西方的生存觀念與文明態度產生了具有普遍性可能的應合。
三、文化性文學形象的訴說
20世紀後期西方對文學的文化性困惑和思考，對於中國的文學和文化賦以了整體性和反思性的啟示。文學單一的歷史傾向和文學單一的文化品質在現代文化語境中遭到破壞，將涉及到文學的基本歷史傾向和文學表現的基本品質與文化的關系。
由於20世紀人文學科各個領域爆破性的突進、延伸和擴展，歷史文明產生難以預見的深度和邊緣化連接，整個人類文化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系統。這個系統中的任何一個子系統或個別部分都與其他部分和個子系統區別開來，同時又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在這樣一種文化語境中的文學，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文化擴張，形成了文化性文學的種種解釋和趨向。產生於這樣語境中的西方文學，具有文化的豐富性和延展性。由於文化性文學的形成，西方文學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由意義追問的單向性轉換為多向性，但都集中於對人的生命、生存和境遇進行文化性追問，而不是進行單純的歷史性或思想史式的追問。這種文學的文化性思考和解釋，必然影響到中國文學和文化。
當我們不孤立地看待中國文學、文化和社會的理代性時，便自然會發現它是處於一個自我系統和龐大文化結構中。中國文化、歷史過程中的外國文學和20世紀中國文學，都是在整個人類的歷史過程和文化結構之中。中國文學的現代性，當然也是在中國歷史的現代性和人類文化的現代性之中。
文學的文化性，可以從文學內部來反觀整個文化形象，也可以從文學與其他文化樣式、藝術樣式的關系中去考察文學的意義。從文化層面提倡多元、互動、整體的文學，對於將進入21世紀的中國社會和文化，具有一種宏觀性的歷史作用，它將使人們從文化的整體角度來接受外國文學和外國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以思考20世紀中國歷史提供給我們的文化形象，思考和發現21世紀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的要求與可能，思考和發展人類文化整體的歷史性過程，反觀文化對文學的種種影響和作用。
從文化性文學視角看，一個時代的文學座落於文化之中，一個時代的文化是一個有區別的整體，各個被區別的部分之間會相互對話、交錯、滲透，但一個時代的文學更注重的是文學與其他文化部落的聯系。整個外國文學，尤其是歐美文學整體，對於20世紀中國文化的斷代景觀已經形成了影響，融滲於20世紀中國文化中，而不僅僅是20世紀中國文學中。每一個普通的中國人也許沒有意識到，如今中國的世俗文化、精英文化意識和生命觀念，很大程度上來自於西方文學作品的影響，西方文學作品所帶來的文化精神，一點一滴地滲入並傳遞到中國人的生命意識和文化觀念中，例如，魯迅最早以小說表現的啟蒙精神與世紀晚期的某些文學作品人文精神的高揚、20年代張資平對於愛欲與文明沖突的書寫與林白等對個人愛欲轉化為生命感覺的書寫，最早都發生於西方文學作品，而中國人慢慢已適應了這樣一種生命觀念和它的文學書寫。
外國文學對於中國文學、文化和社會，從最初對現實直接施加的外在影響，到後來對文學作品的形式和結構的內在影響；從單獨的文學評價，到成批成套的文本譯介；從零星的作品研究，到對文學流派和思潮的研究，再到對不同西方現代文化思想的介紹與引進，終於在20世紀晚期形成了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龐大籠罩和戰略性影響，使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系轉換成一種文化性整體控制、多元互動的關系。西方文學引發的文化性文學將文學置放於宏大的文化結構整體中，來觀察和激發文學的文化作用，但其根本基點仍在於文學本身獨自的各種特性上，如果忽視文學本身的特性，便無法真正激勵文學的文化作用。
文學的文化作用來源於西方現代文學研究中所產生的各種文化方法，也產生於現代西方文學作品的文化意義追尋。所謂文化性文學，主要由兩方面意義構成：一是對於文學意義的文化闡釋和文學主題自身意義的文化性。本質上，文學的文化性意義，是古典性文學主題的文化性擴充和延展。對於文學意義的闡釋，則是古典式歐洲闡釋方法的豐富、擴大和變異，尤其是多種文化方法所產生的文學作品意義的悖論性和邊緣性，形成了20世紀晚期外國文學的奇異景觀，在中國則要加以中國傳統的闡釋方法和概念。二是多種文化方法的刺激，產生了文學的新方法，新藝術特徵和新表現空間，這些新文學樣品往往是反傳統的，它們的主要意義對於人類來說，也許不在於經典性的文學豐富，而是啟示性的文學豐富，例如阿蘭·羅伯－格里耶的畫面式手法，博爾赫斯的迷宮式手法、托馬斯·品欽的片斷性手法、庫爾特·馮尼格特的科幻式手法等等，而電子技術對於文學作品的影響不論正面和負面都是難以預料的。
D. 中國近現代文學轉型中外國文學的作用
首先，文學革命的提出和建設都受到外國思潮的影響。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文章八事，就吸收了美國意象派的思想；陳獨秀《文學革命論》，受到西方文藝復興思潮的影響；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學」的文學理論，深受西方人道主義思想的影響。
其次，新文學為了實現現代化，大量翻譯和借鑒外國文學的作品。民國初年，在社會上流行的都是鴛鴦蝴蝶拍和禮拜六派的通俗市民文學，這種追求低俗、娛樂的文學不利於文學革命的發展，不利於人們思想的進步，這時期文學革命的先行者們大量翻譯外國的優秀文學作品，屠格涅夫、王爾德，易普生等作家的作品介紹到中國。特別是易普生等額社會問題劇，《玩偶之家》，由於涉及到婚姻家庭的社會問題，在當時形成一股「易普生熱」，大量學生劇團演出《玩偶之家》，追求婚姻自主的現代思想得到廣泛傳播。
第三、作家創作也多方借鑒外國的主義和思潮。郭沫若的浪漫主義自由體詩歌借鑒西方浪漫主義詩歌的創作；郁達夫的自敘傳抒情小說來自於日本人的自敘傳小說創作，而日本的自敘傳抒情小說創作直接來源於西方的這種自我感傷抒情的思潮；李金發的象徵主義詩歌直接學習與法國的象徵派詩歌；周作人提出的「美文」小品文創作理念，借鑒於英國的隨筆。
第四、許多社團的興起。在新文學第一個十年，大量社團出現，創造社學習西方浪漫主義，講究為藝術而藝術；文學研究會，提倡為人生的干預社會和人生的現實主義文學觀念；新月社的大多數成員信奉西方自由主義思想。
E. 中國小說與外國小說的聯系與區別
中國文學是世界歷史上最悠久的文學之一，在世界文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產生過很大的世界影響。中國文學的對外影響，有一個從東方逐步擴大到歐洲最後到達美洲的過程。具體可分4個段：
第一階段是唐代。唐代由於政治經濟的發展，中外文化交流也十分廣泛頻繁，中國以詩歌為主的文學也開始傳到國外 ，主要影響范圍是鄰近的日本 、朝鮮半島 、天竺（今印度）、大食（今阿拉伯）及東南亞各國。中國文學對日本的影響始於秦漢，唐代達到高潮，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等詩人的詩作都為日本人所喜愛，影響最大的當屬白居易的詩。據《日本國見在書目》記載，當時傳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70卷），《白氏長慶集》（29卷）。平安時代的詩集與《和漢朝詠集》共收錄589首詩 ，其中白居易的詩就達137首之多 。白詩不僅在日本宮廷中流傳 ，曾受到嵯峨天皇的激賞，宮廷女官紫式部所著長篇小說《源氏物語》明顯地受白詩影響，貴族文人多喜歡白詩，而且白詩也為平民百姓所歡迎，《長恨歌》、《琵琶行》在日本幾乎家喻戶曉。其他方面，如南朝梁太子蕭統所編《文選》，在文藝思想和編選體例上也給日本詩歌總集《萬葉集》以影響。日本奈良時代的文學家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曾被派遣來中國留學，在唐生活50餘年。日本高僧空海（弘法大師），游學於唐 ，歸國時攜回大量中國書籍，其後撰著《文鏡秘府論》(6卷)，將中國詩文作品、文學理論介紹給日本人民。
第二階段是18世紀開始對歐洲的影響時期。近代西方人從《馬可·波羅游記》中開始對中國發生興趣，而正式把中國文化傳往近代西方的是一些前來中國的傳教士，18世紀形成第一次熱潮。明末天啟六年（1626），法國人金尼閣把五經譯成拉丁文在杭州刊印 。此後 ，法國人宋君容曾譯《詩經》和《書經》、《易經》、《禮記》。馬若瑟（J.普雷馬雷）亦翻譯《詩經》、《書經》刊於1735年巴黎出版的《中國通志》。這時中國古典小說、戲劇和寓言也開始進入歐洲。1732至1733年間，馬若瑟翻譯了元代紀君祥的雜劇《趙氏孤兒》。從18世紀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該劇又先後在英國、德國、俄國翻譯出版，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還將它改編成一個新劇本《中國孤兒》。此外，1761年，在英國刊印了第一部英譯的中國小說《好逑傳》。1781年，德國詩人J.W.von 歌德通過杜赫德的德譯本，了解到《趙氏孤兒》和《今古奇觀》中的 4篇短篇小說及《詩經》中的一些詩作 。同年，他嘗試將《趙氏孤兒》改為悲劇《哀蘭伯諾》。19世紀初，歌德讀了《好逑傳》並得出了「世界文學時代已快到來」的結論；而且他還受到清代小說《花箋記》、《玉嬌梨》的啟發，創作了組詩《中德四季晨昏雜詠》。歌德以中國傳奇、小說同法國詩人P.L.de貝朗瑞、英國小說家S.理查遜及他自己的作了比較。但總的來說，當時歐洲對中國文學的了解還是較為膚淺的。
第三階段是對美洲的影響。中國文學在美洲產生較大影響始於20世紀10～20年代。這時中國詩的翻譯、模仿、評論大量出現在美國刊物上。被稱為美國現代詩歌之父的E.龐德，對中國詩含蓄、凝練、意象鮮明和情景交融非常崇尚，並從中吸收了有益的創作營養，他認為，在美國文學所受的外來影響中，「中國是根本性的」。蒙羅也把意象派意義界定為「對中國魔術的追尋」。龐德的長詩《詩篇》中有12章是以中國為題材的。1915年，他根據美國東方學家費羅諾薩的譯稿整理出版了譯詩集《中國詩抄》，收有《詩經》、漢樂府、《古詩十九首》中的詩以及郭璞、陶淵明、李白的詩共18首。之後，他又翻譯出版了多種中國詩的譯本。
第四階段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的現代階段，這個階段一直持續到現在。這個階段由於中西政治、經濟、文化已開展了全面的交流，中國文學在西方也得到全面傳播。一方面把代表中國文學較高水平的古典小說《 水滸傳 》 、《 紅樓夢》等翻譯出國，另一方面世界各國也將五四以後新出現的作家作品，例如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大量翻譯介紹。僅魯迅的著作，就被40多個國家譯成70多種文字。魯迅生前，《阿Q正傳》在日本就有5種譯本，逝世後又有近10種新譯本 。《阿Q正傳》傳到西方後，法國作家R.羅蘭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隨著中國文學的廣泛傳播，其價值愈來愈為世界了解，世界文壇也給了中國文學以更高、更科學的評價。
中國文學一方面對外產生影響，另一方面也不斷地接受外國文學的影響。這種影響的第一次高潮是東漢至唐宋佛教文化的影響。佛經的翻譯活動從東漢桓帝末年安世高譯經開始，魏晉南北朝時進一步發展，唐代形成高潮，北宋時開始衰落。無數自梵文翻譯過來的佛學經典帶有濃厚的文學色彩，如《六度集經》中的《遮羅國王經》、《馬鳴菩薩》本身就是傳奇性作品，而馬鳴寫過的 《佛所行贊》 和《美難陀傳》就是兩部長篇敘事詩。印度的兩大史詩之一《羅摩衍那》 ，其羅 摩的故事也通過佛 教經典介紹過來。由於 佛 經的傳入，佛經中的思想、語言、故事、音節都對中國文學產生了影響，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觀念、新意境和新的用詞遣詞方法。佛經的傳入刺激了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唐代傳奇及元雜劇的故事發展。此外，唐代變文的產生、流行也與佛教有關。由於佛教詞彙的大量湧入，中國文學語法結構和遣詞用句的方法也發生了某些變化。漢語中反切四聲的確立，就是佛經影響的結果。中國最早的韻書是按宮商角徵羽五聲排列的，平上去入是西域輸入的技術，而平上去入的區別，則是因為當時轉讀佛經三聲，與印度古聲明論的三聲相符，和入聲相配，所以形成四聲。此外 ，佛 經的文體特 點 ，如不用之乎者也，不用駢文綺詞麗句，以及多倒裝句法，多提挈句法，句中段落中的解釋語，散文詩句的交錯等，也都影響了中國文學風格的變化。外國文學對中國文學影響的另一次高潮是鴉片戰爭之後。特別是19世紀末以後，由於外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學說大量的涌進，與此相應，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大力提倡政治小說，一些翻譯家也大力引入外國小說。晚清時期 ，翻譯的國外小說達400種 ，僅翻譯的小說就有80種。僅林紓在辛亥革命前後近30年中，就與別人合作翻譯了英、美、法、俄、日、西班牙 、比利時 、挪威、希臘等國小說180餘種 。達1200萬字。這種翻譯介紹在五四運動前後達到最高點，其數量令人驚嘆，世界上知名作家的作品幾乎都被介紹進來 。中國文學因此開拓了自己的視野，從思想內容到藝術形式都受到震動。中國現代文學家採取「拿來主義」的態度，努力加以借鑒，使新文學步入了十分興旺發達的時代。20世紀以後，這種影響一直持續不斷，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才採取了全面封閉的絕對態度。這時期主要介紹20世紀世界文學新觀念和作家新作品。
由於中國文學自身的巨大成就和數千年積累的豐富經驗，由於對世界上一切優秀文學採取積極借鑒的態度，也由於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為文學創作提供了無限豐富的源泉，中國文學將會創造出更燦爛、更偉大的篇章，對整個人類文學藝術事業將作出更大的貢獻，它將以更美更輝煌的面貌屹立於世界文學之林。
F. 急求一篇寫某位中國作家受西方文學作品影響的論文 3500字以上 懸賞100分 論文出來了再加100分 謝謝大神們。
中國文學之與世界性文化的矛盾一直困擾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民族化、西方化等問題不僅是 困擾著20世紀中國文學創作的實踐命題，也是困擾著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研究的理論命題。中國文學之現代化，走西方化路線還是走民族化路線？人們一直存在爭議。如何從理論上總結民族化與西方化之得失，對此理論界也莫衷一是。本文試圖歷史地回顧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西方化與民族化傾向糾葛纏繞、交替消長的曲折過程，對「西方化與民族化」這一中國文學之現代化進程中反復出現的基本命題進行反思，並結合中國文學發展的當代狀況正面提出「世界化」觀念。本文從對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分析出發，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民族化和西方化實踐都是失敗的。進而，本文在理論上論證，民族化論者失敗的原因在於中國民族文學是完全與與西方文學異質的文學，兩種文學語碼完全不一樣，缺乏對話性；西方化論者失敗的原因在於他們用西方式文學和西方文學對話，對話跨越了中西鴻溝，但卻使我們失去了自我，他們的對話對中國文學總體構不成實際意義。對話的根本目的是增進了解、彼此促進，真正的對話應該是建立在彼此有共同的問題需要探討的時候，現在，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了「現代化」過程，中國文學遇到的問題開始具有「世界性」，這個世界性問題正是真正的跨文化文學對話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中國文學要解決的問題和當今世界文學要解決的問題有了同構的關系，中國文學的解決方案對世界文學有了借鑒意義，同時世界文學的解決方案對中國文學也有了學習價值。現在，我們要問的是中國文學在面對這些世界性問題時，它的解決方案哪些是獨創的，只有這個獨創的東西，才會為世界文學所需要。所以，我說，當代中國文學的世界性，根本的根基不是從西方拿來的問題，也不是從民族傳統中繼承的問題，而是在這些之上，孤獨地面對當下社會的「現代化」這個現實，並且拿出自己獨創的藝術表現方案來，我們要獨創的藝術表現圖式，這個圖式，它是獨創的才是世界的。所以，我反對民族化，也反對西方化，而主張提「世界化」，首先我們就是世界的一分子，然後是在這個分子的基礎上，提出我們的東西，這個東西本身就有世界性。
一、「西方化」及其歷史
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是從五四新文學革命開始的，按照胡適的總結，這個現代化在語言形式上以「白話文」為特徵，內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學」為特徵。胡適進一步認為，「白話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學」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無論是提出以「白話文為正宗」的胡適，還是提出「人的文學」理論的周作人，在當時都是西化論者，即主張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必須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觀念主要側重在文學精神上，他認為，中國古代的東西就如同遺傳基因一樣是永遠地在我們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著我們著意繼承或者模仿，而外來的東西則相反，「我們歡迎歐化是喜得有一種新空氣，可以供我們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鮮血液使中國文學獲得新的精神動力，當然周作人也強調這種借鑒必須以「遺傳的國民性」作為「它的素地」[2]，也就是說周作人對「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較而言，胡適的「西方化」觀念主要側重在文學形式上，而且態度比周作人徹底、激進，「吾惟願今之文學家作費舒特【Fichte】，作瑪志尼【Mazzini】，而不願其為賈生，王璨，屈原」。
「西化論」者如何對待中國古代白話文學傳統呢？胡適從「白話語言」的形式角度對遼、金、元之後中國白話文學傳統做了肯定，對《水滸》、《西遊》、《三國》推崇備至，不過他對上述古典古代白話文學作品的推崇是從「對歐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對拉丁文，建立本國的俚語文學的比附」出發的，其立意點依然是在鼓勵中國現代作家向西方人學習，做路德、但丁上，並非真的要人們向中國傳統白話文學靠攏。事實也的確如此，周作人、錢玄同換了一個角度——從思想內容的角度——就對上述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將中國古代白話小說貶得一錢不值，在《人的文學》[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齋志異》看成是「妖怪書類」，把《水滸》、《七俠五義》看成是「強盜書類」，把《三笑姻緣》看成是「才子佳人類」，把《西遊記》看成是「迷信鬼神書類」，並說「這幾類全是妨礙人性的生長，破壞人類的平和的東西，統應該排斥」。錢玄同，他一方面極贊成「語錄以白話說理，詞曲以白話為美文，此為文章之進化」，「小說為近代文學之正宗，此亦至確不易之論」，但是，一談到內容，他的觀點就立即來了個大轉彎，他說，「詞曲小說，誠為文學正宗，而關於詞曲小說之作，其有價值者則殊鮮。[4]」錢玄同從「高尚思想」、「真摯感情」角度遴選中國古代白話小說，選來選取，卻幾乎把那些古代白話小說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錢玄同者是從思想內容角度對中國傳統白話小說展開批評的，他們把小說定位在為「人本主義思想」做宣傳鼓動上，不約而同地把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看成是「才子佳人」、「誨淫誨盜」、「神怪不經」、「迂謬野史」而加以撻伐，主張中國文學必須在精神上西方化（啟蒙化）。
從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五四時期西化派作家強調文學白話化，卻大多對中國傳統白話小說特別不感興趣。五四時期，中國文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表徵，是現代橫斷面式短篇小說的發達，與之相關的是中國傳統章回小說的式微。明清白話章回小說，大多有「擬話本」的形式特徵，保留了小說作為「說書」的口語體式，但是，在中國小說的現代化過程中，現代小說家一方面強調小說要用「白話」、「口語」，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話小說的「說書」特徵，他們開始用白話文寫作，但是這白話文的「現代小說」卻恰恰不再具有中國古典白話小說因「聽－說」這一「說書」特徵而發展起來的特殊的口語化表現技巧，而向著「純書面/案頭讀物」方向發展。這至少從表面上看是個矛盾。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矛盾呢？顯然，五四人是把「書面/案頭化」作為現代小說的標准之一來認識的，其來源是對由知識分子案頭創作，紙面媒體印刷出版發行的西方「書面/案頭小說」的觀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說來比附中國小說的思維定勢，導致他們根本看不到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特別是話本小說的口語體長處。五四人不僅全面否定中國古代文言文學的士大夫傳統（從啟蒙的動機出發，五四人要求文學成為宣傳啟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們要求文學通俗化），也否定中國古代白話文學傳統特別是話本小說傳統（啟蒙要求小說知識分子化，話本小說雖然是通俗化的，但卻是非知識分子化的），其核心動機是在「西方化」上。
這個「西方化」在當時是以文學的「啟蒙化」為特徵的，在這種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學革命的參照系橫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縱向的定位在中國古代某個（白話）文學傳統上。他們之所以強調中國古代文學具有白話傳統，只是在理論上玩了一個「白話文學古已有之」的論證策略（中國人特別欣賞「古已有之」的論證，這種方法近代維新知識分子也用過，例如《孔子改制考》），這個策略僅僅是出於為五四新文學革命提供輿論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並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實踐中，對新文學發展起導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五四西化派對中國文學現代化之道路的選擇，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對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的語言理路及其現代化轉型的可能性是盲視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種中國「萬事不如人」的心態，中國文學要在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雙雙「向西方學習」的心理。
五四西化派的這種心態在20世紀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應。隨著五四時代大潮的落幕，又因為中國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文學上的西化浪潮漸漸湮滅，1949年以後更是銷聲匿跡。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中國大陸再次進入開放時代，文學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經過文革極端民族主義文學禁錮，20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作家突然發現，他們在思想感情上竟然變得那麼親近西方現代派文學，這個時候袁可嘉適時地翻譯「外國現代派文學作品」，徐遲等推介「西方現代派文學」正好適應了他們的需要，於是一股拿來之風驟然興起。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現在詩歌方面，朦朧詩的崛起是它的第一個標志，北京的一小撥人愛詩的人在文革的禁錮當中如飢似渴地閱讀著當局內部印刷之供領導幹部閱讀的西方作品，他們並沒有明確的西化理論主張和趨向，只是直覺地親近著他們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著這些作品，就這樣他們無意中擠上了西化之路。此後是西化的現代派小說及戲劇的流行，小說理論方面出現了《現代小說技巧初探》[5]等書，該書強調小說要揭示現代社會矛盾，探索人物的內心世界，表現復雜的人性，嘗試新的表現手法，這些和當時的階級論、典型論、工具論文學觀構成了鮮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當時有位老作家就說：「近年來有些年輕作者的創作脫離生活，一味追求所謂『新、奇、怪』，即盲目模仿西方現代文學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西化論者面臨的壓力很大，至少不比五四時期胡適、周作人等提倡西化時遇到的小。是以，20世紀80年代的西化論者其理論策略是僅僅把西方現代派文學當做一種技巧來認識，以規避「現代派文學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國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現代派文學」論者的反對，他們提出，如果說西方現代派文學本身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那麼其藝術表現技巧則是沒有意識形態性的，是可以為無產階級文學借鑒、學習的。的確，論證技巧問題要比論證「西方現代派文學是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學，因而具有無產階級性，可以為無產階級文學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現代小說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討論嚴格限定在「技巧的演變和發展」上，並且就「同一種技巧，是否能為不同的內容服務呢？具體來說，西方現代資產階級作家的體現資產階級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說所使用的技巧，中國當代無產階級作家可否用來體現無產階級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問題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籲中國作家對西方現代派小說作技巧上的借鑒，實際上作者提出了是一種西化「現代派文學觀」（相比較而言，我們可以稱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種西化的「啟蒙主義文學觀」），該書《序》中葉君建先生說，「我們現在的欣賞趣味，根據我們所出版的一些外國作品及其印數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機時代。我們欣賞歐洲十八世紀的作品，如巴爾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記》，超過現代的作品。至於本國作品，現在還有一個奇特現象，有些人欣賞《七俠五義》，似乎超過了任何現代中國作家的作品——如果新華書店的定貨能作為判斷一部作品的欣賞價值的標準的話。這種『欣賞』趣味恐怕還大有封建時代的味道。這種現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們多年來無形中在文化上與世隔絕的結果。」從上述分析可知，其實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現代派文學，只是這種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罷了，它的邏輯是「技巧是沒有階級性的，西方現代派文學技巧完全可以為中國無產階級文學借鑒，可以用西方現代派這個形式，表現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內容。」這種論說方式體現了經歷過文革，對文革磨難記憶猶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論家的比較典型的思維。
但是，更年輕的理論家們則不滿足於這種遮遮掩掩的「西化論」，他們更願意以激進、直露的方式闡明自己的西化觀念。一位在當時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論家就認為中國當時的現代派都是「偽現代派」，「作家體驗到的東西大多是受到社會理性道德規范束縛的東西，表達出的觀念是社會層次、理性層次、道德層次的東西，可是又採用了現代派的藝術手法，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內在觀念的分離。」（《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在更青年的理論家們看來，中國文學之現代化並不能簡單地從借鑒西方現代派表現技法上獲得的，這只會導致「偽現代化」，中國文學的真正現代化必須整個地從頭來過：不僅僅是從技法上向西方現代派學習，而且更重要的是從思想意識上向西方現代派學習。有西方現代派的形式，而沒有西方現代派的內容，這正是中國文學之危機所在；必須下決心使中國文學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同時西方現代派化。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強調中國文學不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現代主義化），而且還要在內容上西方化（文學體驗的現代主義化）。[6]
這種激進的西化觀，一經出現便遭到激烈批判，這逼迫這一派對中國新文學作西化觀指導下的歷史回溯，以便為自己的觀點提供歷史證據。在這種思路的左右下當時出現了一股用西方現代主義眼光重新解讀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沖動。1985年黃子平與錢理群、陳平原的三人對話《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7]就是這樣一個文本，該文這樣論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浸透了危機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種與十九世紀文學的理性、正義、浪漫激情或雍容華貴迥然相異的美感特徵。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從總體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識與本世紀世界文學有著深刻的相通之處。」該文實際上全盤推翻了中國學界、政界以往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性質所作的論斷，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在性質上是和西方20世紀現代派文學同構的現代主義文學。這是對20世紀中國文學思潮的重新解讀，與此同時，這種重讀思潮也發生在具體的作家作品領域，汪暉、王曉明、吳俊等開始更加重視魯迅小說和散文中的現代主義因素，魯迅作品中，雜文的受重視程度明顯降低了，一時間《野草》成了魯迅的代表作；相應地對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讀也熱行起來；以致發展出一波「重寫文學史」浪潮。
西化思路，不僅僅作為指導文學發展的一種方向而在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作為一個文學理論指針在20世紀中國文論史上也產生了影響，如陳平原對中國近代文學轉型的研究。陳平原對中國近代小說流變的觀察實際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評判模式上的。陳平原說「……中國小說的主流還是不能不推白話小說。白話小說語言清新通俗，善於描摹人情世態，再加明清兩代文人的改造，滲入不少文人文學的色彩，產生過《儒林外史》、《紅樓夢》等一批傑作……白話小說藝術表現力強，在中國小說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可又甩不開說書人的腔調――兩者（指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葛紅兵）都無力承擔轉變中國小說敘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說觀念和小說傳播方式上來一個大的變革。」[8]讀了這段引文我們不禁要問：「既然中國古典白話小說有這么多優點，為什麼我們還一定要對它進行『大的變革』呢？『說書人的腔調』作為一種小說技巧為什麼就不是現代性的呢？」顯然，陳平原先生的現代小說的標準是來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國「小說觀念和傳播方式上來一個大的變革」實際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產生了中國傳統白話小說不是現代小說，話本小說必須接受「現代化轉型」的看法。事實上，20世紀中國文論界對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特別是話本小說敘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夠深入的，我們對中國古代白話小說敘述模式中的「現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簡單地從西方現代小說敘述漠視出發對它產生了「非現代性」的定性。
西化思路在20世紀中國新文學發展史上是居主導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中國文學有今天這樣的格局不能不說多和它它有關，但是它也造成了20世紀中國文學及其理論的一些致命欠缺，這個欠缺就又如一位理論家所說：「（1）缺乏自己獨創的、非『偷竊』的基本命題；（2）缺乏自己獨創的、非『借貸』的范疇概念系統；（3）缺乏自己獨創的、非『移植』的哲學立場。」[9]。中國現代文學及其理論在其生長、發展的近一個世紀中，常常是徘徊在「西方」的陰影之下：它的基本主題（啟蒙主義的「人的文學」思想）是西方的，它的基本形式，例如中國現代小說在敘述模式上的現代敘述學轉換，也是向著西方而去的。
G. 中國當代文學如何走向世界
「五四」以後，中國20世紀的文學始終努力地走文學大眾化之路。在走向大眾化的路途上，將求雅與隨俗努力結合起來，構成其獨有的面貌和特點。老舍的市民小說，用傳統的敘事方式表達新的倫理觀念，將對於傳統的國民性的揭示與對於理想的民族性格的刻畫結合起來，俗中見雅，在詼諧幽默中使作品達到雅俗共賞的境地。趙樹理的小說創作，努力走「地攤文學」的路，企望讓文學創作為農村的普通百姓能夠讀懂，他借鑒了中國民間的說書藝術、話本小說的傳統，在深入而淺出的表述中，開展了中國小說的大眾化之路。中國現當代文學在其發展途中，努力在求雅中隨俗，又常常在隨俗中見雅，讓其能夠大多數民眾所接受，讓新文學為民族的解放與繁榮出力。
現當代文學在傳承中國文化文學的傳統中走向大眾化之路，並在借鑒接受西方文化文學的影響中，努力走向世界。例如魯迅是五四時期反傳統是最為堅決的，也是一位最具自我批判精神的作家，他常常針貶自己所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濡染與影響。但魯迅以「拿來主義」的精神對待西方文化與西方文明，尼采、叔本華、達爾文等人的思想都被他拿來， 成為與中國傳統封建文化作斗爭的思想武器。他的創作引起了世界的矚目，他筆下的阿Q、孔乙己等，成為具有世界性色彩的形象。
還有一些走向世界的作家作品啟發了我們，當代文學作品要想走向世界，不僅需要需要傳承中國文化文學，借鑒接受西方文化文學，還要為世界讀者所喜愛。老舍的市民小說為世界上諸多的讀者所喜愛，他塑造的駱駝祥子、虎妞等人物，為世界文壇增添了色彩。沈從文從邊城走向世界，他小說的寫實中的浪漫氣息、人性謳歌中的理想色彩，為國外的讀者所偏愛。新中國成立以後，尤其是新時期的文學中，王蒙、舒婷、顧城、莫言、韓少功、汪曾棋、賈平凹等人的努力，是當代文學作品都在世界文壇上具有一定的聲譽和影響。
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要想走向世界，最重要的一點是翻譯。翻譯對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文學有著重要的意義和作用。中國當代文學要在世界文學中佔有一席之地必須大力發展翻譯事業。好的翻譯能夠促進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文學、文化之間的交流，幫助他們相互理解，相互產生興趣，但是不好的翻譯卻使得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因此而產生誤解，加深偏見，甚至造成相互排斥的問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抓住「中國文學、文化如何走出去」這個問題的實質，才有可能發現問題的關鍵所在。
H. 走向世界的新時期文學可以資借鑒的文學資源唯有外國觀念、思潮、方法，藝術技巧等對嗎
用馬哲的觀點來說，這樣的看法是片面的。
舉一個反例，新時期文學可以借鑒的資源難道不包括中華民族古典文化的千年寶庫？「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那麼，要使新時期文學走向世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難道不需要立足於自身，汲取傳統文學中觀念、思潮、方法、藝術技巧的精華嗎？
新時期文學確有很多作品借鑒了外國優秀文學的方法。八十年代西方思潮大量湧入，許多作家如韓少功，張潔等均借鑒了西方作品的因素，借鑒外國文學經驗確不可少。然而當今被世界承認的中國作家如莫言，其作品又是立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