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尖現代小說閱讀

A. 用社會歷史批評對圍城進行分析

近20年大陸「錢鍾書熱」的文化剖析
胡慧翼

錢鍾書是20世紀中國一位睿智超群的學者和天才作家，他以學者的筆鋒書寫自己的文 學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學世界體現了學者深摯的人間情懷。在近20年裡，他的影響從知 識界和學術界逐步擴大到大眾文化領域，形成了「錢鍾書熱」這一獨特的文化現象，並且經歷了三次接受高潮。特別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文化語境中，錢鍾書成為一種「文化 昆侖」、「學術精英」的符號與象徵，代表了某種流行的學術時尚。這一現象的文化成 因值得關注和反思，為什麼一個純粹的學人能在特定的時間里進入公眾的文化視野?產 生「錢鍾書熱」的深層文化——心理機制是什麼?本文旨從接受史的角度，通過回顧近2 0年的錢鍾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錢鍾書熱」的發展和流變的過程，來思考一些諸如 文化生產、文化傳播的若干問題，剖析與描述其中所編織著的當代中國對文化英雄的想 象性圖景。
一、「文化熱」中浮現出的「文化昆侖」
錢鍾書接受的第一個高潮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文革」後撥亂反正的時期。錢鍾書 首先在文學視域中「現身」。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是《圍城》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80年 11月重印出版。因為錢鍾書著述的題材、風格以及欣賞趣味，都與時代大背景相游離，所以從建國到「文革」的30年的中國新文學史上，錢鍾書一直湮沒無聞，他的作品在國 內沒有重印過。
思想解禁的社會歷史條件重新召喚出了錢鍾書，而對錢及其《圍城》的關注是20世紀8 0年代「出口轉內銷」的獨特的文化現象之一。從20世紀60年代起，《圍城》在國內銷 聲匿跡的同時，在大陸之外的漢語界，它卻一直受到人們的注意。美籍學者夏志清在其名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以十幾頁的篇幅對錢鍾書進行專章
介紹，稱《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 一部。」開啟了美國漢學界對錢的研究。1977年產生了兩部以錢為對象的博士論文。在 台灣、香港，20世紀70年代已經有人開始系統評介錢鍾書。大陸開放之後，域外的聲音 深刻震盪了國內的學術界，《圍城》成功地破「城」突圍，其先決條件還在於1979年錢 鍾書政治身份的被澄清。隨著《圍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陸續介紹到中國來，引起 了文學史家對《圍城》好奇的打量和關注，首先引發了一場學術爭鳴。其爭鳴的重點是 給這一「新生事物」以恰當的文學史定位。研究者主要站在社會歷史批評的角度評價了 《圍城》的政治立場和社會認識價值，因為沒有脫離原有的「反映一時代」的理論框架 ，所以在論述上難免削足適履。但是一些研究者沖破了當時僵化的意識形態的教條，作 出了極富學術勇氣的高評，肯定《圍城》是「一部充滿尖銳的社會諷刺的批判現實主義 傑作」，李健吾、郭志剛、敏澤的研究代表了初期的評價高度和認識水平。
新時期隨著改革的深化，思想的禁錮在慢慢打破，理論界提出了種種消解文學的意識 形態性的觀點，開始轉而強調文學的審美本質和功能，一批疏離政治堅持個性創作的作家張愛玲、沈從文等重新走進研究者的視野，漸漸得到了人們的欣賞和喜愛，錢鍾書的復出也得益於這樣的文藝思潮的影響。再加上柯靈、鯤西、鄭朝宗等人為錢鍾書唱響了 「歸來的歌」，以歷史見證人的鮮活的記憶向研究者展示了一個淵深博雅、才情橫溢的 錢鍾書，引起文藝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在剛剛接觸到它的研究者面前，封塵了三十年一旦解禁的《圍城》，的確給人一種藝 術的沖擊力。它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脫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風范，喚起了 讀者全新的審美感受。受20世紀80年代「方法熱」的影響，初期的評論者往往被小說獨特的藝術技法、修辭手段、喜劇精神所吸引，以展開審美批評為主，柯靈、金宏達、何 開西、胡范鑄等對小說的藝術風格、語言特色等方面的研究給錢鍾書創作的審美研究作 了最初的奠基工作。除此之外，《圍城》研究還較多地涉及到其主題意蘊、方鴻漸的典 型性格這些重要課題，基本上沒有脫離「社會歷史批評」和「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 的理論框架，但這些研究已經呈現出多樣化的景觀，隱約讓人們感受到《圍城》含藏多 向度解讀的巨大潛質。
一個新的時代開始，總要對歷史重新加以審視。20世紀80年代，「重寫文學史」已成 為不容忽視的歷史任務。1984年，在黃修己編撰的《中國現代文學簡史》和唐 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這些影響頗大的文學史著述中，開始用幾百字的篇幅介紹《圍城》，肯定其傑出的諷刺藝術和心理描寫手法。而延至1987年，由錢理群、溫儒 敏等學者合寫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錢已經被作為一個重量級的作家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地加以評述。20世紀80年代，《圍城》逐漸越出專業人士的圈子，成為知識 界人士的案頭讀物，不斷擴大影響。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的《圍城》，到1987年， 共印五次，累計數量達到273，200冊。《圍城》同時譯介到海外，進一步獲得了世界聲 譽，已經有七種譯本在世界流行。隨著《圍城》聲名日隆，吸引了熱心的出版社急於向 錢鍾書挖掘「文墓」，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錢鍾書早年的創作陸續重新刊行於世，他 的所有著作都一一被重印。
因為抱定「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宗旨，再加上長期以來學問清通的學問家反而得不到 社會的尊重和認可，錢鍾書一直是藏之名山的大儒。特別是由中華書局在「文革」後期 出版了錢鍾書最重要的學術著作《管錐編》五卷六冊，這部著作被譽為「體大思精，包羅萬象」。有鑒於此，錢鍾書的同門、廈門大學鄭朝宗教授20世紀80年代初首倡「錢學 」研究，並在國內高等學校首次開設錢學研究課程，指導研究生向這「一座中國式的魔 鏡」的《管錐編》發出了挑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錢學」研究得到舒展、陸文虎 、陳子謙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疾呼。作家舒展提出要「普及錢鍾書」[1]，又撰文盛贊錢 先生為「文化昆侖」，並倡議成立錢學研究所，「刻不容緩地研究錢鍾書」。其高聲吶 喊，引來一片回響，普及「錢學」的呼聲隨之高漲。[2]
為什麼要主張研究和普及「錢學」?這其中的文化心理機制耐人尋味。普及「錢學」是 在20世紀80年代「文化大討論」的背景下凸顯出來的。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國現代化進程全面啟動，舉國上下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討論的熱潮。走出了「文革」陰影下的人們 愴然面對著一個本土文化的「荒漠」，西方強勢文化的輸入，構成對中國本土文化強勁 的沖擊，國人對文化的焦慮感異常深切。這要求知識界亟需擦亮眼睛去重新發現被遮蔽 的「文化綠洲」，為斷層的文化尋覓再鑄的思想資源。而錢鍾書學貫中西，以淵博和睿 智著稱，重新呼喚出這一「國學大儒」，樹立一面華夏傳統文化的旗幟，在當代文化語 境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舒展等人對「錢學」的推波助瀾正適應了時代的這一文化心 理需求。對於倡導者，研究「錢學」目的很明確：①向世界宣布「中國並不是沒有對人 類作出了巨大的舉世為之矚目的貢獻的大學者」；②「增強對封建遺毒與資產階級文化 中腐朽部分的抵抗力」。[3]耐人尋味的是，從一開始，「錢學」就有一種鮮明的意識 形態訴求，它不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村野老屋中」培養之事，不是鎖在「象牙塔」里的 純學術，而是納入到20世紀80年代一場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復興文化的運動之中。
當然，整個紅色80年代高潮迭起，眾聲喧嘩，相比90年代，「錢鍾書熱」還處在一個 醞釀期。而此時，錢鍾書首先在專業化的領域內獲得了文化身份和價值依據，以「文化 大討論」為契機不斷擴大了影響。在學術界、知識界他正在被悄悄完成一個「博學鴻儒 」的建構，塑造成一個「高山仰止」的「文化昆侖」的形象。
二、傳媒·商業化·敘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構
20世紀90年代前後，以《錢鍾書研究》的創刊和電視劇《圍城》的成功播映為標志掀 起了第二次錢鍾書接受的高潮。1989年11月，在當時任文化部長的王蒙的支持下，《錢 鍾書研究》創刊，這是我國第一本專門研究「錢學」的純學術刊物，樹立了「錢學」研究的里程碑，「錢學」成為納入官方意識形態體系內的學術活動。1991年初，由著名女 導演黃蜀芹執導、眾多演技派明顯出演的10集電視劇《圍城》向全國播出，一經推出， 好評如潮。電視劇的成功播映使全國為之轟動，引發了一場持續的《圍城》熱，極大地 激發了讀者閱讀原著的興趣。人民文學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再版了《圍城》6萬 多冊，很快被訂購一空。讀者排隊買《圍城》的盛況，成為純文學作品十幾年難得一見 的現象。據書市反饋的消息，至1991年1月，上海、天津、武漢等地最大的新華書店都 將其列入最暢銷的文學作品的榜首。截止到1995年8月，僅人民文學出版社就已印刷了 十四次，總冊數已超過了一百萬冊，其它還有近十來種盜印本。保守估計，《圍城》的 讀者也達到了近千萬人。影視藝術迅速擴大了文學的影響，使《圍城》沖出學術「沙龍 」，飛入了尋常百姓家。在這一過程中，「圍城」越來越符號化，進入了文化消費領域 。前衛的年輕人的文化衫上印有《圍城》中的名言警句；「圍城」成為1990年之後大眾 口頭上的一個流行詞彙。人們在評述某種現象時，會自然而然地冠之以「圍城現象」… …《圍城》幾乎代表了一個時期社會的文化趣味和格調。
在國家意識形態和傳媒引導的雙重合力下，錢鍾書和《圍城》被推到了文化舞台的前 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錢鍾書熱」。
《圍城》的大眾接受熱情，激發了學術界深入研究《圍城》的又一次熱潮。當然除了 這些外在的動因以外，「《圍城》熱」還有更為內在的原因。20世紀80-90年代之交， 中國正在經歷一場艱難的現代性的轉型，人們的審美文化心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 圍城》能從具體的人生體驗中超越出來，達到對普泛的人性經驗的冷峻的思考。它所反映的現代意識正好與時代劇變中人們的生命體驗、情感體驗產生某種契合；它所揭示的 人的事業圍城、愛情圍城、婚姻圍城等人生萬事的「圍城」現象暴露了現代社會的生命 困惑和精神危機，具有現實的認識價值。此外，錢鍾書幽默詼諧的語言、傑出的喜劇精 神和非凡的人生智慧都能對讀者和觀眾產生持久的吸引力。
這一時期的《圍城》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它超越了過去單一的「社會歷史批評」 的模式，進入人性探查和現代哲學的新層面。關於作品主題意蘊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為深入，作品豐富的潛藏意義不斷地被發掘出來。溫儒敏先生提出了小說主題的「多義說」，[4]認為《圍城》的主題意蘊可從生活描寫、文化批判和哲理思考三個層面來思考。解志熙則頗有見地地闡發了《圍城》與存在主義哲學和文學思潮的內在精神聯系。[5 ]研究者不斷探索新的批評方法，或尋找《圍城》研究的突破，開掘了研究的深度。[6] 或透視《圍城》的思想局限，觸及了研究的盲點。[7]隨著錢鍾書文學研究的日益成熟 ，文學史家對錢的關注越來越多，評價也逐級升高。1990年唐在《關於重寫文 學史》一文中指出，應該適當地提高錢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在90年代頗有影響的楊 義撰寫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錢以十幾頁的篇幅被專章重點評述。到這時候，文學 史家已經充分論證了《圍城》的「經典」意義。
錢鍾書的知名度由知識界迅速擴大到社會各界，各種報章媒體用重點篇幅介紹錢及其 《圍城》，推動了媒體去探求這一位身懷驚世之學的文化名人。然而，錢鍾書本人屢屢 拒絕媒體采訪和宣傳的超然態度，進一步墊高了人們對他的好奇、驚嘆和崇敬。值得注 意的是，這時候大眾傳媒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錢的人生傳奇上來。
20世紀90年代一個異常顯著的現象是大眾傳媒的勃興與文化市場的形成，這不能不對 文化傳播的客體產生深遠的影響。可是傳媒傳遞信息的特質不是原封不動地傳輸，而是 有選擇性的凸顯和放大，目的是抓住受眾的文化心理，製造興奮點，或在大眾的興奮點和傳播客體之間尋找遇合點，而傳播客體會在這一過程中發生某種變形和壓縮。對於這 位德藝雙馨的大學者，傳媒往往以「風華絕代」、「謎一般神秘而富於魅力」、「大師 」、「文化奇人」、「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智者」等字眼來形容，凸顯他身上的傳奇 色彩，津津樂道其奇聞軼事，鑒賞他的驚人絕技。錢鍾書不是因為他的學術業績而被推 崇，普通讀者感興趣的是他這個人，是負載在他身上的傳奇故事和特立獨行的人格。一 名女編輯就曾直言不諱地說：「錢鍾書學問怎麼樣，那沒的說，我們也不感興趣；我們 只感興趣他這個人!」[8]片言居要。在傳媒建構「文化昆侖」的想像性圖景中，錢鍾書 作為才子和學人的豐富性被剝離了，他留在公眾媒體中的形象具有兩大特徵：一是「奇 」，二是「怪」。「奇」，錢鍾書精通英文、法文，掌握其它五門外語，具有照相機式 的記憶力，在現代中國學者中，罕有其匹；淹貫中西古今的博學，學問之大，讀書之多 ，人所難及，令人驚訝；濃郁的機智幽默，別具一格，一改過去人們心目中知識分子窮 酸腐儒的形象，成為中西合壁的現代知識分子的典範。「怪」則「怪」在他視名利為糞 土，在「文革」大動盪的時代始終保持一份平常心和恬淡的學者心態，這種澹泊的學者 人格恰與急功近利的世風形成鮮明的對照，令人嚮往和崇敬。
對錢傳奇人生的公眾興趣直接引發了20世紀90年代錢鍾書傳記熱的出現。1990年12月 ，美國華裔學者胡志德著的《錢鍾書》介紹到中國來，這是當時全面介紹和研究錢鍾書 的唯一一部評傳。從92年到95年，大陸就有四部錢鍾書傳記問世，分別是孔慶茂的《錢鍾書傳》；愛默的《錢鍾書傳稿》；張文江的《營造巴比塔的智者錢鍾書傳》和李洪岩 的《智者的心路歷程》。前三部傳記主要面向一般讀者和文化市場，追求內容上的傳奇 性和文字上的可讀性。相比之下，《智者的心路歷程》最好，其特色是以治史者的眼光 記錄下了錢鍾書在歷史滄桑投影下的「心靈史」，既以資料的開掘見長，又注重學理性 。
在傳媒和文化市場的不斷凸顯和強化下，錢鍾書逐漸被塑造成為世紀末的一個「人文 神話」。
20世紀90年代初，「錢鍾書熱」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學者投入到「錢學」研究領域， 形成了一支不斷壯大的研究隊伍，「錢學」研究初見規模。研究者以不同的觀照眼光和 不同的研究方法契入到其中，產生了一批比較有學術分量的專著。胡范鑄的錢鍾書學術與藝術思想研究，業內人士評論是頗見功力[9]；周振甫編著《錢鍾書(談藝錄)讀本》 ，依據舊學闡釋錢著，以實證見長；胡河清對錢人文思想和語言學的研究厚積薄發，言 之有物[10]。陳子謙推出洋洋40餘萬言的《錢學論》，系統性、綜合性地闡發「錢學」 的精髓。李洪岩把錢鍾書放在平行比較的框架中探討其與近代著名學人吳竊、葉公超等 人的關系，兼顧事、學、理，自成體系……「錢學」的研究成果墊高了錢著在學術史上 的地位，詮釋了其「經典」意義。
而這種「經典」的符號性意義迅速被市場借用，趁著《圍城》迅速躥紅的勢頭，錢鍾 書學術著作的發行創造了中國圖書市場的奇觀。最不具市場價值的錢著竟成了文化市場 上一個流行時尚。《管錐編》、《談藝錄》和《錢鍾書論學文選》都接二連三地印刷，給出版社帶來了五六位數的經濟效益。
20世紀90年代「後新時期」進入了一個在商業化和大眾傳媒支配下的文化消費時代。 錢鍾書的第二次接受高潮為市場大潮所裹挾，被納入大眾文化生產——流通——消費的 各個環節。錢鍾書在專業學術領域里被充分論證了其經典性，接著被大眾傳媒發現和傳播，塑造成為「文化昆侖」「學術精英」的文化符碼，被賦予了一種可供消費的精緻的 文化意味，形成流行的學術時尚之一。隨之進行商業化的文化再生產和傳播，「成功」 地推向市場，實現其文化價值和商業價值：被某些學術投機分子利用為學術上的進身之 階；被不法書商利用為攫取利潤的有利工具；被報刊媒體拿來充實版面，提升文化品位 ；給讀者提供一種文化消費的快感。錢鍾書的接受和傳播一定程度上成了對錢文化資源 的「掠奪」。他的作品及形象在媒體的引導、出版商的炒作、公眾的興趣點的作用下， 被一定程度的掩蓋和誤讀。在這個過程中，即使嚴肅的學術研究，有一些也打上了趕商 潮、以市場導向為取向的烙印，被商業文化所濡染。
三、說「冷」道「熱」：世紀末「錢鍾書熱」的斑駁風景 從1996年至新千年，「錢鍾書熱」更呈現出斑駁蕪雜的景觀。
1996年，「錢鍾書熱」綿延不絕的時候，一些新銳學者開始對「錢鍾書現象」提出質 疑。該年第六期《當代文壇報》刊載了《錢鍾書熱：世紀末的人文神話》一文，幾位博 士生展開討論，指出「錢鍾書在『錢鍾書熱』中走上了聖壇，由一個學者變成了中國當代文化界的聖人」。錢鍾書不是當代的文化大師，他恰恰代表了中國文化不擅長體系性 建構的欠缺。社科院蔣寅研究員也發表文章《請還錢鍾書以本來面目》[11]，指出錢鍾 書的「本來面目」已經「模糊」、「不清楚」了；造成此結果的原因是由於「錢學」家 們「種種廉價的贊美和庸俗化研究」；主張「解構錢鍾書的神話」，讓錢回到「優秀學 者」的本位上去。
1999年，鬧得沸沸揚揚的《十作家批判書》一書，則乾脆對《圍城》的經典地位進行 「解構」。稱它是一部現當代的「偽經」，「《圍城》里什麼都有，就是沒有小說」。
余傑撰文判定錢鍾書「對人生、對歷史、對苦難都有一種冷漠和游戲的態度」[12]……
「酷評」之聲不絕入耳……
這些來自學界或民間的批判站在鮮明的意識形態立場上對錢鍾書的「人文神話」進行 解構，批判的殺伐之聲也引起了「錢派」的一片回擊，厚厚一本《為錢鍾書聲辯》趁機 出籠，文藝爭鳴竟以至於演變成「干嘴仗」的局面。
在對「錢學」大批判大爭鳴的文化圖景中，1998年12月19日錢鍾書先生駕鶴西去，第 三次在媒體掀起熱潮。國內外最重要的報刊對錢先生的辭世作了重點報道，散見到各種 報刊上的悼念、追憶和評論文字不可勝數。其中不乏有真正學術眼光和學理分析的，如 季進的《錢鍾書與現代西學》，劉玉凱著的《魯迅錢鍾書平行論》等；但從錢學研究
狀 況來看，還是談文藝的多，論學術的少；創作談的比較透徹，但把錢的文藝美學思想結 合創作實踐談的少。專門研討《談藝錄》、《管錐編》的成績就更少。《圍城》研究者 則重點探討它和世界文學的關系。就數量而言，跨越新世紀的幾年是「錢學」的第三個 「收獲期」，許多研究者急於搭乘「錢學熱」的「最後一班車」。部分的學術行為演化 成一種市場上的文化營銷行為。
在世紀末「錢鍾書熱」的文化圖景中，這一「熱」一「冷」耐人尋味。說「冷」道「 熱」之間實際上代表了20世紀90年代不同的思想話語之間的交鋒，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立 場對錢的解讀策略，值得我們反思。
前面已經提及，「錢鍾書熱」是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激發的產物，80年代末「文 化熱」更進一步衍化成「國學熱」，同時還出現了「陳寅恪熱」、「新儒家熱」等等。 「後殖民話語」的「輞輞的危脅」，使研究「國學」、復興傳統文化成為90年代一部分中國人的價值目標，反映了文化民族主義的某種需求。而且90年代，商潮高漲，拜金主 義流行，社會新生的丑惡現象有悖於傳統道德，這都要求重新弘揚傳統文化精神。這是 90年代錢借「《圍城》熱」之勢而起，然而久盛不衰的一個原因。另一方面，誠如李澤 厚指出的那樣：「九十年代學術風尚特徵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80年 代思潮林立、主義風行，多元文化的碰撞交織成時代無比激動的狂想曲。像錢鍾書這樣 「寂寞投閣」的學者不太引人注意。然而80年代末，對歷史與文化的批判突然間墜入低 谷，強大的市場經濟推動了文化的急劇轉型，精英文化與世俗文化之間的界限，越來越 被「後現代主義」思潮抹平。這一切導致了90年代知識階層啟蒙精神的弱化。在這樣的 背景下，學問家受到了知識界的重新重視，錢才真正熱起來。學者以追求真理為己任， 以潛心研究為價值依託，錢鍾書代表了20世紀90年代崇尚的學術人格。
這些都是「錢鍾書熱」在90年代凸顯出來的深層原因。而對於另一部分堅持「新批判 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他們明顯把價值的天平更傾向於西方人文思想，要求以批判現 實的方式深刻地界入社會事務。這些具有超學術的功利興趣的知識分子，很難認同「國 學熱」的思想立場，認同錢氏學者「白首下書帷」的事業。所以他們以西方人文思想為 參照，向以錢鍾書構築的「人文神話」發出沖擊。針對「錢鍾書熱」中充斥著不少空洞 的贊美之聲和吹捧氣氛，批評者的某些預言發人深省：錢鍾書可能成為「錢鍾書熱」的 犧牲品。但是從「捧殺」到「棒殺」，學理性的討論常常被人身攻擊來代替，部分文章 則完全是商業包裝的策略，借「批」錢為招牌，嘩眾取寵，自我炒作。
總的來說，世紀末的最後幾年，對錢鍾書的說「冷」道「熱」正是在反思與重構文化 與學術的大的時代背景下產生，呈現了當代文化語境的多元共生和精英文化在世俗文化 沖擊下的多向度分化。無論是「冷」是「熱」，還是忽「冷」忽「熱」，它實際上是一 種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昭示了特定時期的不同的文化需求與動機，代表了主流意識形態 和市場意識形態不同的解讀策略。
尾聲
盡管錢鍾書一再拒絕、反對被研究和采訪，執意隱藏在公眾視野的背後，可是文化的 選擇和歷史的選擇不以他個人的意志為轉移，於是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裡，一個純粹的 學者不期然地成為大眾傳媒和文化市場中的熱點人物，構成了90年代文化地形圖中一個重要的座標。原本應該寂靜的「錢學」，也成為堪與「紅學」、「魯迅研究」相比肩的 「顯學」。在如火如荼的熱潮中，錢鍾書被完成了一個當代「文化昆侖」、「學術精英 」的書寫：經由傳媒和文化市場的介入，演變成大眾文化視野中的「文化符碼」和流行 時尚。並且被意識形態借用，成為90年代不同的文化立場和思想「話語」的精神資源。 在意識形態操縱、傳媒引導和商業化運作的合力作用下，錢鍾書的原型形象發生了很大 的改寫和誤讀。
20年的研究歷程，三次高潮迭起，在錢鍾書漸行漸遠的身影中，我們可能才驚覺對他 的認識還是「霧里看花」。而熱潮正漸漸散盡，學術會慢慢歸於本位。對於錢鍾書，真 正的接受應該是穿越蔽障，摩挲經典，進入其話語空間，融入全部的生命體驗和思想情 感，這樣才能使一個真實的錢鍾書浮現在我們清明的視野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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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倪文尖的專著

文人舊話（編選），上海文匯出版社 1994
上海：記憶與想像（編選，署名馬逢洋），上海文匯出版社 1995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編著，合作），東方出版中心 1997/10
慾望的辯證法，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8/2
批評空間的開創（編選，合作），東方出版中心 1998/7
20世紀中國文學名作（中學生導讀本）（合編），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9
張愛玲小說，留情（編選），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11
90年代思想文選（編選，合作），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7
如何著手研讀趙樹理——以《邪不壓正》為例；《文學評論》；2009/05

C. 華東師大與華中師范大學的現當代文學哪個比較好考一點(希望具體點,謝謝)

華東師范大學的現當代文學好一些。華中師范大學的古代文學好一些。倪文尖、羅崗都是華東師大的，他們在現當代研究領域很不錯。建議報考華東師范大學，至於難不難都是你自己嚇唬自己的結果。我見過山東德州學院的考生考上華東師范大學的研究生，此學生十分自信。希望你堅持自己的目標。迎難而上。上海比武漢好。可以以華東師大為平台，想繼續研究考復旦大學的博士，想工作，上海的實習機會會更多。祝你成功。

D. 《背影》課後題

①人的背面形象。
例句：朱自清《背影》：「我與父親不相見已有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②指文學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的原型或依據。
例句：胡適《<西遊記>考證》四：「在印度最古的紀事詩《拉麻傳》里尋得一個哈奴曼 ，大概可以稱為齊天大聖的背影了。」
③猶背景。
宋還吾《為<辱孔問題>答<大公報>記者》：「而且我們演劇的背影是什麼？曲阜的社會狀況何若？一般民眾的要求怎樣？記者先生也許『更是不知』吧？」
[編輯本段]作者簡介
朱自清（1898～1948），中國散文家，詩人，學者。原名自華，號秋實，字佩弦，民主戰士。原籍浙江紹興，生於江蘇東海，長於揚州，1948年在北平因貧病逝世。1916年入北京大學預科，次年入哲學系，參加過五四運動，是文學研究會早期會員，還參與發起新文學史上第一個詩歌團體中國新詩社，開始發表新詩。1920年大學畢業後，在江浙一帶多所中學任教，並撰寫小說和散文。1925年起 ，歷任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其間曾於1931年去英國留學，並漫遊歐陸數國。抗日戰爭爆發後，到昆明西南聯大任中文系主任，從事學術研究和雜文寫作。抗戰勝利後，參與愛國民主運動，在身患重病時，仍簽名於《抗議美國扶日政策並拒絕領取美援麵粉宣言》；死於貧病交迫之中，被譽為有骨氣的愛國文化人。作品收在《朱自清全集》里。主要文章，作品有《春》，《背影》，《匆匆》《荷塘月色》等。
朱自清的散文主要是敘事性和抒情性的小品文。其作品的題材可分為三個系列：一是以寫社會生活抨擊黑暗現實為主要內容的一組散文，代表作品有《生命價格——七毛錢》《白種人——上帝的驕子》和《執政府大屠殺記》。二是以《背影》《兒女》《悼亡婦》為代表的一組散文，主要描寫個人和家庭生活，表現父子、夫妻、朋友間的人倫之情，具有濃厚的人情味。第三，以寫自然景物為主的一組借景抒情的小品，《綠》《春》《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是其代表佳作。後兩類散文，是朱自清寫得最出色的，其中《背影》《荷塘月色》更是膾炙人口的名篇。其散文素樸縝密、清雋沉鬱，以語言洗煉，文筆清麗著稱，極富有真情實感。
揚州是一個風景秀麗的文化城，其湖光山色，風物宜人，曾使多少詩人如李白、杜甫、蘇東坡、歐陽修等流連於此，尋幽探勝，寫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瑰麗詩章。揚州也是一個英雄的歷史城，在抵禦異族侵略的歷史上，曾譜寫下無數輝煌的篇章，留下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古城的綺麗風光和濃郁的崇尚文化的風氣，於無形中陶冶著少年朱自清的性情，養成他和平中正的品性和嚮往自然美的情趣。而揚州美麗的山水，更如雨露般滋潤他的心靈，哺育他的感情，豐富他的想像力，使他的情懷永遠充溢著詩情和畫意。揚州，這座歷史文化名城，對他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又是深遠的。
朱自清有著作27種，共約190萬言，包括詩歌、散文、文藝批評、學術研究等。大多收入1953年開明書店出版的4卷《朱自清文集》。1988年，江蘇教育出版社對朱自清著作又一次全面的搜集、整理、出版了6冊《朱自清全集》。朱自清雖在「五四」運動後開始新詩創作，但是，1923年發表的《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卻顯示出他的散文創作方面的才能。從此以後他致力於散文創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1928年出版的散文集《背影》，使朱自清成為當時負有盛名的散文作家。
朱自清的散文主要是敘事性和抒情性的小品文。其作品的題材可分為三個系列：一是以寫社會生活抨擊黑暗現實為主要內容的一組散文，代表作品有《生命價格——七毛錢》《白種人——上帝的驕子》和《執政府大屠殺記》。二是以《背影》《兒女》《悼亡婦》為代表的一組散文，主要描寫個人和家庭生活，表現父子、夫妻、朋友間的人倫之情，具有濃厚的人情味。第三，以寫自然景物為主的一組借景抒情的小品，《綠》《春》《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是其代表佳作。後兩類散文，是朱自清寫得最出色的，其中《背影》《荷塘月色》更是膾炙人口的名篇。其散文素樸縝密、清雋沉鬱，以語言洗煉，文筆清麗著稱，極富有真情實感。
朱自清，原名自華，字佩弦，號秋實，生於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九(1898年11月22日)，卒於1948年8月12日。原籍浙江紹興。因三代人定居揚州，自己又畢業於當時設在揚州的江蘇第八中學高中，且在揚州做過教師，故自稱「揚州人」。他是現代著名的作家和學者。朱自清祖父朱則余，號菊坡，本姓余，因承繼朱氏，遂改姓。為人謹慎，清光緒年間在江蘇東海縣任承審官10多年。父親名鴻鈞，字小坡，娶妻周氏，是個讀書人。光緒二十七年(1901)朱鴻鈞由東海赴揚州府屬邵伯鎮上任。兩年後，全家遷移揚州城，從此定居揚州。
朱自清在揚州生活了13年，在這里度過了他的童年時期和少年時期。對古城這段生活，他的感受是微妙、復雜的。大概是生活過於單調，所以他後來曾說，兒時的記憶只剩下「薄薄的影」，「像被大水洗了一般，寂寞到可驚程度！」但是，在漫長曲折的人生旅途上，兒時畢竟是首發的「驛站」。
1916年中學畢業後，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9年2月寫的《睡罷，小小的人》是他的新詩處女作。他是五四愛國運動的參加者，受五四浪潮的影響走上文學道路。毛澤東曾贊揚過朱自清的骨氣，說他「 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救濟糧』 」。
1920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在江蘇、浙江一帶教中學，積極參加新文學運動。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創辦《詩》月刊，是新詩誕生時期最早的詩刊。他是早期文學研究會會員。
1923年發表的長詩《毀滅》，這時還寫過《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等優美散文。
1925年8月到清華大學任教，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創作則以散文為主。
1927年寫的《背影》、《荷塘月色》，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其中《背影》被編入初一語文課本。1931年留學英國，漫遊歐洲，回國後寫成《歐游雜記》。
1932年9月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隨校南遷至昆明，任西南聯大教授，講授《宋詩》、《文辭研究》等課程。這一時期曾寫過散文《語義影》。
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
1947年，朱自清在《十三教授宣言》上簽名。抗議當局任意逮捕群眾。 朱自清晚年身患嚴重的胃病，他每月的薪水僅夠買3袋麵粉，全家12口人吃都不夠，更無錢治病。當時，國民黨勾結美國，發動內戰，美國又執行扶助日本的政策。一天，吳晗請朱自清在《抗議美國扶日政策並拒絕領美援麵粉》的宣言書上簽字，他毅然簽了名並說：「寧可貧病而死，也不接受這種侮辱性的施捨。」這年（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貧困交加，在北京逝世。臨終前，他囑咐夫人：「 我是在拒絕美援麵粉的文件上簽過名的，我們家以後不買國民黨配給的美國麵粉。」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也不領美國的「救濟糧」，表現了中國人的骨氣。 朱自清病逝後，安葬在香山附近的萬安公墓，墓碑上鐫刻著「清華大學教授朱自清先生之墓。"1990年，其夫人陳竹隱去世，與先生合葬在一起。
朱自清走上文學道路，最初以詩出名，發表過長詩《毀滅》和一些短詩，收入《雪朝》和《蹤跡》。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起，致力於散文創作，著有散文集《背影》、《歐游雜記》、《你我》、《倫敦雜記》和雜文集《標准與尺度》、《論雅俗共賞》等。他的散文，有寫景文、旅行記、抒情文和雜文隨筆諸類。先以縝密流麗的《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寫景美文，顯示了白話文學的實績；繼以《背影》、《兒女》、《給亡婦》等至情之作，樹立了文質並茂、自然親切的「談話風」散文的一種典範；最後以談言微中、理趣盎然的雜感文，實現了詩人、學者、鬥士的統一。他對建設平易、抒情、本色的現代語體散文作出了貢獻。 作為學者，朱自清在詩歌理論、古典文學、新文學史和語文教育諸方面研究上都有實績。論著有《新詩雜話》、《詩言志辨》、《經典常談》、《國文教學》（與葉聖陶合著）和講義《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等。著述收入《朱自清全集》（江蘇教育出版社）。朱自清一生勤奮，共有詩歌、散文、評論、學術研究著作26種，約二百多萬言。遺著編入《朱自清選集》、《朱自清詩文選集》等。
朱自清的散文
朱自清(1898-1948)，字佩弦，他的散文中藝術成就較高的是收入《背影》、《你我》諸集里的《背影》、《荷塘月色》、《溫州和蹤跡》之二的《綠》等抒情散文。朱自清的散文不僅以描寫見長，並且還在描寫中達到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
他的寫景散文在現代文學的散文創作中佔有重要地位，他運用白話文描寫景緻最具魅力。如《綠》中，就用比喻、對比等手法，細膩深切地畫出了梅雨潭瀑布的質和色，文字刻意求工，顯示出駕御語言文字的高超技巧。
他的爐火純青的文字功力在《荷塘月色》中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比如在描寫月色下的荷花之美時，作者將它比喻為明珠，碧天的星星、出浴的美人；在形容荷花淡淡的清香時，又用了「彷彿遠處高樓上飄過來的渺茫的歌聲似的」一句，以歌聲比喻香氣，以渺茫比喻香氣的輕淡，這一通感手法的運用准確而奇妙。
與上述絢麗禾農艷的比喻相比，朱自清還有另一語言風格的散文，即用平易的語言，在樸素的敘述中寄寓真摯深沉的情愫。這類作品常常能表現作者正直、熱情、進步的心懷，如《生命的價格--七毛錢》、《白種人--上帝的驕子!》等均為這一風格的代表作，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背影》。這篇散文描繪了一幅父子車站送別的圖畫。文中用平易的文字描寫了父親爬上站台的動作，於滑稽、笨拙的動作中，傳達出父子間的真情。這篇散文洗去了他往日的鉛華，透過父親的一舉一動，讀者似乎看到了作者慘淡的家境。
[編輯本段]寫作背景
朱自清在《背影》篇末寫道：我北來後，他（指作者的父親）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厲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
朱自清文里說：「我意在表現自己。」1947年7月1日作者在答《文藝知識》編者關於散文寫作問題時又說：「我寫《背影》，就因為文中所引的父親的來信里那句話。當時讀了父親的信，真的淚如泉涌。我父親待我的許多好處特別是《背影》里所敘的那一回，想起來跟在眼前一般無二。我這篇文只是寫實。」
朱自清先生在西南聯大任教時，課余之暇，隨便散步，學生向他請教，談到陶淵明詩，也談到《背影》。他的回答很簡單，就是：「我在《背影》里寫出了可貴的性格。」
[編輯本段]相關資料
毛澤東贊美《背影》
《背影》是記實散文，朱自清作，選自《朱自清散文全集》。寫於1925年10月。《背影》描述了在家庭遭變故的情況下，父親送別遠行兒子的經過。通過樸素真切的語言，表現了父親的一片愛子之心和兒子對父親的思念之情。它是中國現代散文史上的名篇。作者曾說：「我寫《背影》，就因為文中所引的父親的來信里的那句話。當時讀了父親的信，真的淚如泉涌。我父親待我的許多好處，特別是《背影》里所敘的那一回，想起來跟在眼前一般無二。我這篇文只是寫實……」這話道出了《背影》的寫作緣由、描寫重點和寫作特點等，可以作為理解文章的鑰匙。 朱自清的《背影》自1925年問世以來，受到讀者和文學評論者的交口稱贊，在中學語文課本中，曾多次被選為重點教材，啟發和影響了幾代人。然而，這些年來，《背影》的影響力已大為弱化，以致差一點被「遺忘」在中學語文教材之外。據說，學校方面有一種共識性的議論：僅以幾只橘子和幾滴眼淚來表現父愛子孝的文章在商業社會的今天已顯蒼白無力，缺乏刺激，讀來味同嚼蠟。而文風又朴實無華，好似一杯白開水。總之，不像朱自清的其他幾篇美文有教頭。其實，從《背影》的交際背景來看，我們似乎並沒有真正讀懂《背影》。 為什麼他的《背影》能經久不衰就是因為文章寫出了真情。
背影名文四海聞，少年波老更情親。 清芬正氣傳當世，選釋詩篇激後昆。
《背影》的思想意義：在「父親」普遍被聲討的年代裡寫了一個「好爸爸」 （倪文尖）
《背影》為什麼……在當時就能脫穎而出、引人注目呢？海外現代文學研究名家李歐梵的意見是頗有啟發性的。他曾在一次講學中說過：魯迅在著名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所說，中國的「聖人之徒」「以為父對於子，有絕對的權力和威嚴；若是老子說話，當然無所不可，兒子有話，卻在未說之前早已錯了」，集中表達了五四一代人對於父輩的不滿，五四是個反傳統的年代，是個「打死父親」的年代，五四文學的父親形象都是負面的；而《背影》不同，在中國現代文學作品裡，它第一次重點刻畫了一位正面的父親形象。在「滿街走著壞爸爸」的情況下，這一個「好爸爸」一下子激起了無數讀者的共鳴。要而言之，《背影》生逢其時，在一個特殊的語境下獲得了非凡的成功，大大提高了朱自清的聲譽。
（節選自《〈背影〉何以成為經典》，《語文學習》2002年第2期）
《背影》的表現角度新穎獨特 （凌煥新）
如何選擇表現角度？這是散文創作中值得研究的問題，絕非雕蟲小技。在我們的文苑中，善於選擇角度者，則可能自成高格，不善於選擇者，往往流入下品。朱自清的《背影》，就是作者選擇了一個最佳表現角度——「背影」，並把它轉化為藝術美的一篇佳作。
一般寫人物，較多地從正面著筆，或寫面部肖像，或寫姿態、服飾。正面寫當然有其好處，然只從一個角度寫多了，也會讓人感到呆板乏味。契訶夫給青年作者的信中告誡說：「你忙著描寫人物的臉……這又是老一套，這樣的描寫是可以省掉的。五張描寫得很詳細的臉，會使讀者的注意力疲勞。」《背影》則另闢蹊徑。作者選擇背向的特定角度，以飽含深情的筆觸，全力抒寫父親的背影，令人拍案叫絕。除了文章開頭的點題外，全文共寫了三次背影。第一次，作為父親，在兒子的心目中是多麼的熟悉，他的音容笑貌，無不了如指掌。然而當父親臨別送行時，為兒子買橘子而艱難地在月台上爬上爬下的背影，卻深深地打動了兒子的心靈，頓時使「我」獲得了特殊的感受，掉下了激動的眼淚。第二次是父親離去時。這一背影在來來往往的人群里，找不到了。猶如電影畫面那樣慢慢淡出，影愈淡而情愈濃，人愈遠而心愈近。第三次，從信中得知父親困頓的際遇和頹唐的心情，在晶瑩的淚光中，又浮現出那「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它將成為「我」終身難忘的一個定格畫面。是的，寫人物從背影這個角度著墨，為數很少，然而，「文章有眾人不下手而我偏下手者，有眾人下手而我不下手者」。姜白石說：「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自不俗。」朱自清先生知難而上，選擇背影這個新穎獨特的角度，這是生活暗示給他的一種獨特發現，也是表現事物的一種藝術創造，顯露了作者不隨人後、敢於創新的藝術才華。
背影的表現角度能集中反映出描寫對象的內在精神。
寫作對象的素材都是分散的、零碎的，藝術家如何找到特定的角度，便於把這些光束進行聚合，從而形成藝術的焦點。父親在火車站爬月台時「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個背影，是在一個特殊環境下活動著的背影，它就是這篇散文的聚光點。父親的慈愛和迂執，艱難和努力，困頓和掙扎，都凝聚在這一點上；父子之間分離時深沉的愛也傾注在這一點上。抓住這特殊的一點，似乎把兒子對父親一生的零星印象，以及百感交集的思緒都奔向一個中心進行集中、組合、強調，熔鑄成一個有機的藝術整體。挑選什麼角度，除了便於將分散孤立的東西化為凝聚的一點外，還要注意能否表現事物的本質方面。有些角度，只能表現事物的某些非本質的表象，有些角度，甚至可能醜化事物的本來面目，把次要的、局部的東西表現為主要的整體的東西。這樣的角度就不足取。倘若刻畫人物，如何選擇最佳角度表現人物的性格和感情特徵呢？魯迅說：「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因為「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顧愷之語）。然而朱自清先生描寫的這個特殊的背影，卻也同畫眼睛一樣有異曲同工之妙。從這個角度觀察，不僅看到父親「形」的特點，還洞察到他「神」的方面的種種本質特性。父親老境的頹唐、心情的憂傷、父愛的真摯等都通過背影恰當地顯示出來。背影，猶如電光火石，一下子照亮了父親豐富的內心世界，照見了他的靈魂。
背影的表現角度，給人以馳騁想像的藝術境界。
特定情景下的父親的背影，特別是離「我」有一定距離的背影，由於視覺角度的限制，省略了父親的臉部及其正面表情動作的種種描繪，作者只用極簡練的速寫筆法，抓住傳神的細節，勾勒出一幅淡淡的背影輪廓畫，創造出一種意蘊豐富、耐人尋味的藝術境界，給讀者以自由想像的廣闊天地。從父親努力掙扎攀上月台的背影中，人們會聯想到父親當時吃力的神態，或咬牙使勁，或汗溢面頰，想見其甘心為兒子奔波的情懷；從背影中，人們還會想得更多，似乎會看到父親家道日衰的過去，也會預見到他離「大去之期不遠」的未來。而這背影，實際是當時社會的一個投影。如果讀者鼓起想像的雙翼，那麼，還會從中看到千萬舊知識分子困頓的身影。由於背影的表現角度選得好，寫得隱而不露，約而不繁，含不盡之意於背影之外，發人深思，催人聯想，所以它具有較大的藝術容量，經得起讀者反復鑒賞。記得義大利美學家克羅齊曾說過：「藝術家的全部技巧，就是創造引起讀者審美再創造的刺激物。」朱自清先生選擇這個特定的角度寫背影，也就是要創造引起讀者藝術想像的誘發物。如果表現角度平直淺露，寫足寫滿，勢必束縛了讀者想像的翅膀，限制讀者的藝術再創造，使筆下的形象變成失去藝術生命的「死物」。為此，選擇角度，要從有利於給讀者創造想像的藝術天地著眼。
散文的表現角度，可以多種多樣，不拘一格，給散文帶來搖曳多姿、群芳爭妍的風采；散文的表現角度也需巧於運思，獨具一格，散文具有作家鮮明的藝術個性和獨特的風格。散文的表現角度既是技巧問題，又同作者對生活的認識和觀察有關，滲透著他們的美學理想。願我們的散文愛好者，從《背影》的可貴經驗中，吸取有益的啟示吧!
（《從〈背影〉看散文如何選擇表現角度》，《初中語文課文分析集》第二冊，廣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背影》的剪裁（葉聖陶）
這篇文章把父親的背影作為主腦。父親的背影原是作者常常看見的，現在寫的卻是使作者非常感動的那一個背影，並不是平時看見的。那麼，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看見那一個背影，當然非交代明白不可。這篇文章先要敘明父親和作者同到南京，父親親自送作者到火車上，就是為此。
有一層可以注意：父子兩個到了南京，耽擱了一天，第二天渡江上車，也有大半天的時間，難道除了寫出來的一些事情以外，再沒有旁的事情嗎？那一定有的，被朋友約去遊逛不就是事情嗎？然而只用一句話帶過，並不把遊逛的詳細情形寫出來，又是什麼緣故？緣故很容易明白：遊逛的事情和父親的背影沒有關系，所以不用寫，凡是和父親的背影沒有關系的事情都不用寫，凡是寫出來的事情都和父親的背影有關系。
這篇里敘述看見父親的背影而非常感動，計有兩回：一回在父親去買橘子，爬上那邊月台的時候；一回在父親下車走去，混入來往的人群里頭的時候。前一回把父親的背影仔細描寫：他身上穿什麼衣服，他怎樣走到鐵道邊，穿過鐵道，爬上那邊月台，都依照當時眼見的寫出來。在眼見這個背影的當兒，作者一定想到父親不肯讓自己去買橘子，仍舊是把自己當小孩看待，這和以前的不放心讓茶房送，定要他親自來送，以及他的忙著照看行李，和腳夫講價錢，囑托車上的茶房好好照應他的兒子等等行為是一貫的，中間含蓄一股愛惜兒子的深情。作者又一定想到父親為著愛惜兒子，情願在鐵道兩邊爬上爬下，做一種幾乎不能勝任的工作，這真是除了永遠感激以外再沒有什麼可說的事情。以上這些意思當然可以寫在文章里頭，但是不寫也一樣，讀者看了前面的敘述以及對於背影的描寫，已經能夠領會到這些意思了。說話要沒有多餘的話，作文要沒有多餘的文句。既然讀者自能領會到，那麼明白寫下反而是多餘的了，所以作者不寫，只寫了自己流淚完事。後一回提到父親的背影並不描寫，只說「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里，再找不著了」。這一個消失在人群里頭的背影是愛惜他的兒子無微不至的，是叮嚀再三捨不得和他的兒子分別的。但是現在不得不「混入來來往往的人里」去了，做兒子的想到這里自然起一種莫名其妙的心緒，也說不清是悲酸還是惆悵。和前面所說的理由相同，這些意思也是讀者能夠領會到的，所以作者不寫，只寫了「我的眼淚又來了」完事。
到這里，全篇的主旨可以明白了。讀一篇文章，如果不明白它的主旨，而只知道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那就等於白讀。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麼呢？就是把父親的背影作為敘述的主腦，從其間傳出父親愛惜兒子的一股深情。
（《談〈背影〉》，《初中語文課文分析集》，廣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E. 倪文尖的發表論文

作家錢鍾書通論，《錢鍾書研究采輯 2 》三聯書店 1996/2
慾望的辯證法——論邱華棟的寫作姿態，《上海文學》 1996#2
碎片：現代，中國，文化，《文藝理論研究》 1996#3
慾望的辯證法，（載《幾度風雨海上花》）上海三聯 1997/1
一道迷人的風景——讀《當代思想家訪談錄》（書評），《解放日報》 1997/4/24
散亂的一代：我們如何說出自己？（對話），《萌芽》 1997#9
「海派」「黑色上海」及其他，《粵海風》 1997#10
女人「圍」的城與圍女人的「城」（載《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東方出版中心 1997/10
張愛玲的「背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1998#1 ，（又載《上海 50 年代文學批評叢書，·，評論卷》）華東師大出版社 1999/11 ，
「亡羊補牢」與「構築底部」，《文匯報》 1998/3
十年勞作，更上層樓，《文匯讀書周報》 1998/11/21
重建中國「現代文學」的合法性，《文藝理論研究》 1999#1
現代小說研究的詩學視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1999#1
想像的對話，有關「上海熱」，《科學時報》 1999#4
十篇小說，七嘴八舌——談近期的小說創作（對話），《當代作家評論》 1999#4
論「海派」話語及其對於上海的理解，《華東師大學報》 1999/11 ，
評《民歌》，《當代作家評論》 2000#2
為了「被寫體」的書寫，香港《二十一世紀》 2001/6
2001 ，上海當明星，《 21 世紀經濟報道》 2001/12/31
課程新標准與語文再反思，《書城》 2003/11
上海 / 香港：女性眼中的「雙城記」，《文學評論》 2002/1
《中國大學學術講演錄》 2003 卷 A 輯 2003/3
「上海熱」與華人世界的現代化敘事，《 2002 年文學批評》春風文藝出版社 2003/4
百年語文 世紀之癢；《書城》；2004-8-1面臨雙重困境的選擇；《特區文學》；2004-4-1「輕性知識分子」與中國現代的表意實踐；《中國的現代性與城市知識分子》；2004-3-1文化研究的公共空間；《旗與歌》；2004-1-1基礎教育改革再反思與再出發；《社會科學報》；2004-1-1
上海/香港：女作家眼中的「雙城記」——從王安憶到張愛玲；《王安憶研究資料》；2006/05/01女人「圍」的城與圍女人的「城」——《圍城》拆解一種；《昨天的故事》；2006/01/01

F. 圍誠諷刺了什麼

1.《圍城》 對官場腐敗、政府無能、學術虛偽、社會落後等都不失時機的進行嘲弄諷刺，錢鍾書的筆觸及了那十里洋場的政界、銀行界、新聞界、和工商界的醜陋，還描寫了寓公們的可笑可鄙生活。作品也涉及了江南小縣和由浙江到湖南一路上的污泥臭水，又表現了旅途的艱難，抗戰中的混亂，各種感人心的暴露，小說又揭露了所謂自由區國立大學內的種種黑幕，學校條件差，教學質量低，學生意識落後，教育界的敗類、投機政客、偽君子充斥了校園，寫出了"為人師表"們逐利傾軋、蠅營狗苟的骯行徑與靈魂，"學校的圖書館倒像個惜字的老式慈善機關"，"館里通共不上一千本書，老的、糟的、破舊的中文教科書居其大半，都是因戰事而停辦的學校的遺產"。所有這些反映的社會生活是相當廣闊的。錢鍾書更站在哲理的高度諷刺這些社會現象，他的諷刺早已遠遠超出那個社會，超越了那個時代。

2.近20年大陸「錢鍾書熱」的文化剖析
胡慧翼

錢鍾書是20世紀中國一位睿智超群的學者和天才作家，他以學者的筆鋒書寫自己的文 學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學世界體現了學者深摯的人間情懷。在近20年裡，他的影響從知 識界和學術界逐步擴大到大眾文化領域，形成了「錢鍾書熱」這一獨特的文化現象，並且經歷了三次接受高潮。特別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文化語境中，錢鍾書成為一種「文化 昆侖」、「學術精英」的符號與象徵，代表了某種流行的學術時尚。這一現象的文化成 因值得關注和反思，為什麼一個純粹的學人能在特定的時間里進入公眾的文化視野?產 生「錢鍾書熱」的深層文化——心理機制是什麼?本文旨從接受史的角度，通過回顧近2 0年的錢鍾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錢鍾書熱」的發展和流變的過程，來思考一些諸如 文化生產、文化傳播的若干問題，剖析與描述其中所編織著的當代中國對文化英雄的想 象性圖景。
一、「文化熱」中浮現出的「文化昆侖」
錢鍾書接受的第一個高潮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文革」後撥亂反正的時期。錢鍾書 首先在文學視域中「現身」。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是《圍城》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80年 11月重印出版。因為錢鍾書著述的題材、風格以及欣賞趣味，都與時代大背景相游離，所以從建國到「文革」的30年的中國新文學史上，錢鍾書一直湮沒無聞，他的作品在國 內沒有重印過。
思想解禁的社會歷史條件重新召喚出了錢鍾書，而對錢及其《圍城》的關注是20世紀8 0年代「出口轉內銷」的獨特的文化現象之一。從20世紀60年代起，《圍城》在國內銷 聲匿跡的同時，在大陸之外的漢語界，它卻一直受到人們的注意。美籍學者夏志清在其名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以十幾頁的篇幅對錢鍾書進行專章
介紹，稱《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 一部。」開啟了美國漢學界對錢的研究。1977年產生了兩部以錢為對象的博士論文。在 台灣、香港，20世紀70年代已經有人開始系統評介錢鍾書。大陸開放之後，域外的聲音 深刻震盪了國內的學術界，《圍城》成功地破「城」突圍，其先決條件還在於1979年錢 鍾書政治身份的被澄清。隨著《圍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陸續介紹到中國來，引起 了文學史家對《圍城》好奇的打量和關注，首先引發了一場學術爭鳴。其爭鳴的重點是 給這一「新生事物」以恰當的文學史定位。研究者主要站在社會歷史批評的角度評價了 《圍城》的政治立場和社會認識價值，因為沒有脫離原有的「反映一時代」的理論框架 ，所以在論述上難免削足適履。但是一些研究者沖破了當時僵化的意識形態的教條，作 出了極富學術勇氣的高評，肯定《圍城》是「一部充滿尖銳的社會諷刺的批判現實主義 傑作」，李健吾、郭志剛、敏澤的研究代表了初期的評價高度和認識水平。
新時期隨著改革的深化，思想的禁錮在慢慢打破，理論界提出了種種消解文學的意識 形態性的觀點，開始轉而強調文學的審美本質和功能，一批疏離政治堅持個性創作的作家張愛玲、沈從文等重新走進研究者的視野，漸漸得到了人們的欣賞和喜愛，錢鍾書的復出也得益於這樣的文藝思潮的影響。再加上柯靈、鯤西、鄭朝宗等人為錢鍾書唱響了 「歸來的歌」，以歷史見證人的鮮活的記憶向研究者展示了一個淵深博雅、才情橫溢的 錢鍾書，引起文藝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在剛剛接觸到它的研究者面前，封塵了三十年一旦解禁的《圍城》，的確給人一種藝 術的沖擊力。它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脫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風范，喚起了 讀者全新的審美感受。受20世紀80年代「方法熱」的影響，初期的評論者往往被小說獨特的藝術技法、修辭手段、喜劇精神所吸引，以展開審美批評為主，柯靈、金宏達、何 開西、胡范鑄等對小說的藝術風格、語言特色等方面的研究給錢鍾書創作的審美研究作 了最初的奠基工作。除此之外，《圍城》研究還較多地涉及到其主題意蘊、方鴻漸的典 型性格這些重要課題，基本上沒有脫離「社會歷史批評」和「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 的理論框架，但這些研究已經呈現出多樣化的景觀，隱約讓人們感受到《圍城》含藏多 向度解讀的巨大潛質。
一個新的時代開始，總要對歷史重新加以審視。20世紀80年代，「重寫文學史」已成 為不容忽視的歷史任務。1984年，在黃修己編撰的《中國現代文學簡史》和唐 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這些影響頗大的文學史著述中，開始用幾百字的篇幅介紹《圍城》，肯定其傑出的諷刺藝術和心理描寫手法。而延至1987年，由錢理群、溫儒 敏等學者合寫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錢已經被作為一個重量級的作家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地加以評述。20世紀80年代，《圍城》逐漸越出專業人士的圈子，成為知識 界人士的案頭讀物，不斷擴大影響。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的《圍城》，到1987年， 共印五次，累計數量達到273，200冊。《圍城》同時譯介到海外，進一步獲得了世界聲 譽，已經有七種譯本在世界流行。隨著《圍城》聲名日隆，吸引了熱心的出版社急於向 錢鍾書挖掘「文墓」，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錢鍾書早年的創作陸續重新刊行於世，他 的所有著作都一一被重印。
因為抱定「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宗旨，再加上長期以來學問清通的學問家反而得不到 社會的尊重和認可，錢鍾書一直是藏之名山的大儒。特別是由中華書局在「文革」後期 出版了錢鍾書最重要的學術著作《管錐編》五卷六冊，這部著作被譽為「體大思精，包羅萬象」。有鑒於此，錢鍾書的同門、廈門大學鄭朝宗教授20世紀80年代初首倡「錢學 」研究，並在國內高等學校首次開設錢學研究課程，指導研究生向這「一座中國式的魔 鏡」的《管錐編》發出了挑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錢學」研究得到舒展、陸文虎 、陳子謙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疾呼。作家舒展提出要「普及錢鍾書」[1]，又撰文盛贊錢 先生為「文化昆侖」，並倡議成立錢學研究所，「刻不容緩地研究錢鍾書」。其高聲吶 喊，引來一片回響，普及「錢學」的呼聲隨之高漲。[2]
為什麼要主張研究和普及「錢學」?這其中的文化心理機制耐人尋味。普及「錢學」是 在20世紀80年代「文化大討論」的背景下凸顯出來的。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國現代化進程全面啟動，舉國上下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討論的熱潮。走出了「文革」陰影下的人們 愴然面對著一個本土文化的「荒漠」，西方強勢文化的輸入，構成對中國本土文化強勁 的沖擊，國人對文化的焦慮感異常深切。這要求知識界亟需擦亮眼睛去重新發現被遮蔽 的「文化綠洲」，為斷層的文化尋覓再鑄的思想資源。而錢鍾書學貫中西，以淵博和睿 智著稱，重新呼喚出這一「國學大儒」，樹立一面華夏傳統文化的旗幟，在當代文化語 境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舒展等人對「錢學」的推波助瀾正適應了時代的這一文化心 理需求。對於倡導者，研究「錢學」目的很明確：①向世界宣布「中國並不是沒有對人 類作出了巨大的舉世為之矚目的貢獻的大學者」；②「增強對封建遺毒與資產階級文化 中腐朽部分的抵抗力」。[3]耐人尋味的是，從一開始，「錢學」就有一種鮮明的意識 形態訴求，它不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村野老屋中」培養之事，不是鎖在「象牙塔」里的 純學術，而是納入到20世紀80年代一場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復興文化的運動之中。
當然，整個紅色80年代高潮迭起，眾聲喧嘩，相比90年代，「錢鍾書熱」還處在一個 醞釀期。而此時，錢鍾書首先在專業化的領域內獲得了文化身份和價值依據，以「文化 大討論」為契機不斷擴大了影響。在學術界、知識界他正在被悄悄完成一個「博學鴻儒 」的建構，塑造成一個「高山仰止」的「文化昆侖」的形象。
二、傳媒·商業化·敘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構
20世紀90年代前後，以《錢鍾書研究》的創刊和電視劇《圍城》的成功播映為標志掀 起了第二次錢鍾書接受的高潮。1989年11月，在當時任文化部長的王蒙的支持下，《錢 鍾書研究》創刊，這是我國第一本專門研究「錢學」的純學術刊物，樹立了「錢學」研究的里程碑，「錢學」成為納入官方意識形態體系內的學術活動。1991年初，由著名女 導演黃蜀芹執導、眾多演技派明顯出演的10集電視劇《圍城》向全國播出，一經推出， 好評如潮。電視劇的成功播映使全國為之轟動，引發了一場持續的《圍城》熱，極大地 激發了讀者閱讀原著的興趣。人民文學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再版了《圍城》6萬 多冊，很快被訂購一空。讀者排隊買《圍城》的盛況，成為純文學作品十幾年難得一見 的現象。據書市反饋的消息，至1991年1月，上海、天津、武漢等地最大的新華書店都 將其列入最暢銷的文學作品的榜首。截止到1995年8月，僅人民文學出版社就已印刷了 十四次，總冊數已超過了一百萬冊，其它還有近十來種盜印本。保守估計，《圍城》的 讀者也達到了近千萬人。影視藝術迅速擴大了文學的影響，使《圍城》沖出學術「沙龍 」，飛入了尋常百姓家。在這一過程中，「圍城」越來越符號化，進入了文化消費領域 。前衛的年輕人的文化衫上印有《圍城》中的名言警句；「圍城」成為1990年之後大眾 口頭上的一個流行詞彙。人們在評述某種現象時，會自然而然地冠之以「圍城現象」… …《圍城》幾乎代表了一個時期社會的文化趣味和格調。
在國家意識形態和傳媒引導的雙重合力下，錢鍾書和《圍城》被推到了文化舞台的前 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錢鍾書熱」。
《圍城》的大眾接受熱情，激發了學術界深入研究《圍城》的又一次熱潮。當然除了 這些外在的動因以外，「《圍城》熱」還有更為內在的原因。20世紀80-90年代之交， 中國正在經歷一場艱難的現代性的轉型，人們的審美文化心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 圍城》能從具體的人生體驗中超越出來，達到對普泛的人性經驗的冷峻的思考。它所反映的現代意識正好與時代劇變中人們的生命體驗、情感體驗產生某種契合；它所揭示的 人的事業圍城、愛情圍城、婚姻圍城等人生萬事的「圍城」現象暴露了現代社會的生命 困惑和精神危機，具有現實的認識價值。此外，錢鍾書幽默詼諧的語言、傑出的喜劇精 神和非凡的人生智慧都能對讀者和觀眾產生持久的吸引力。
這一時期的《圍城》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它超越了過去單一的「社會歷史批評」 的模式，進入人性探查和現代哲學的新層面。關於作品主題意蘊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為深入，作品豐富的潛藏意義不斷地被發掘出來。溫儒敏先生提出了小說主題的「多義說」，[4]認為《圍城》的主題意蘊可從生活描寫、文化批判和哲理思考三個層面來思考。解志熙則頗有見地地闡發了《圍城》與存在主義哲學和文學思潮的內在精神聯系。[5 ]研究者不斷探索新的批評方法，或尋找《圍城》研究的突破，開掘了研究的深度。[6] 或透視《圍城》的思想局限，觸及了研究的盲點。[7]隨著錢鍾書文學研究的日益成熟 ，文學史家對錢的關注越來越多，評價也逐級升高。1990年唐在《關於重寫文 學史》一文中指出，應該適當地提高錢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在90年代頗有影響的楊 義撰寫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錢以十幾頁的篇幅被專章重點評述。到這時候，文學 史家已經充分論證了《圍城》的「經典」意義。
錢鍾書的知名度由知識界迅速擴大到社會各界，各種報章媒體用重點篇幅介紹錢及其 《圍城》，推動了媒體去探求這一位身懷驚世之學的文化名人。然而，錢鍾書本人屢屢 拒絕媒體采訪和宣傳的超然態度，進一步墊高了人們對他的好奇、驚嘆和崇敬。值得注 意的是，這時候大眾傳媒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錢的人生傳奇上來。
20世紀90年代一個異常顯著的現象是大眾傳媒的勃興與文化市場的形成，這不能不對 文化傳播的客體產生深遠的影響。可是傳媒傳遞信息的特質不是原封不動地傳輸，而是 有選擇性的凸顯和放大，目的是抓住受眾的文化心理，製造興奮點，或在大眾的興奮點和傳播客體之間尋找遇合點，而傳播客體會在這一過程中發生某種變形和壓縮。對於這 位德藝雙馨的大學者，傳媒往往以「風華絕代」、「謎一般神秘而富於魅力」、「大師 」、「文化奇人」、「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智者」等字眼來形容，凸顯他身上的傳奇 色彩，津津樂道其奇聞軼事，鑒賞他的驚人絕技。錢鍾書不是因為他的學術業績而被推 崇，普通讀者感興趣的是他這個人，是負載在他身上的傳奇故事和特立獨行的人格。一 名女編輯就曾直言不諱地說：「錢鍾書學問怎麼樣，那沒的說，我們也不感興趣；我們 只感興趣他這個人!」[8]片言居要。在傳媒建構「文化昆侖」的想像性圖景中，錢鍾書 作為才子和學人的豐富性被剝離了，他留在公眾媒體中的形象具有兩大特徵：一是「奇 」，二是「怪」。「奇」，錢鍾書精通英文、法文，掌握其它五門外語，具有照相機式 的記憶力，在現代中國學者中，罕有其匹；淹貫中西古今的博學，學問之大，讀書之多 ，人所難及，令人驚訝；濃郁的機智幽默，別具一格，一改過去人們心目中知識分子窮 酸腐儒的形象，成為中西合壁的現代知識分子的典範。「怪」則「怪」在他視名利為糞 土，在「文革」大動盪的時代始終保持一份平常心和恬淡的學者心態，這種澹泊的學者 人格恰與急功近利的世風形成鮮明的對照，令人嚮往和崇敬。
對錢傳奇人生的公眾興趣直接引發了20世紀90年代錢鍾書傳記熱的出現。1990年12月 ，美國華裔學者胡志德著的《錢鍾書》介紹到中國來，這是當時全面介紹和研究錢鍾書 的唯一一部評傳。從92年到95年，大陸就有四部錢鍾書傳記問世，分別是孔慶茂的《錢鍾書傳》；愛默的《錢鍾書傳稿》；張文江的《營造巴比塔的智者錢鍾書傳》和李洪岩 的《智者的心路歷程》。前三部傳記主要面向一般讀者和文化市場，追求內容上的傳奇 性和文字上的可讀性。相比之下，《智者的心路歷程》最好，其特色是以治史者的眼光 記錄下了錢鍾書在歷史滄桑投影下的「心靈史」，既以資料的開掘見長，又注重學理性 。
在傳媒和文化市場的不斷凸顯和強化下，錢鍾書逐漸被塑造成為世紀末的一個「人文 神話」。
20世紀90年代初，「錢鍾書熱」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學者投入到「錢學」研究領域， 形成了一支不斷壯大的研究隊伍，「錢學」研究初見規模。研究者以不同的觀照眼光和 不同的研究方法契入到其中，產生了一批比較有學術分量的專著。胡范鑄的錢鍾書學術與藝術思想研究，業內人士評論是頗見功力[9]；周振甫編著《錢鍾書(談藝錄)讀本》 ，依據舊學闡釋錢著，以實證見長；胡河清對錢人文思想和語言學的研究厚積薄發，言 之有物[10]。陳子謙推出洋洋40餘萬言的《錢學論》，系統性、綜合性地闡發「錢學」 的精髓。李洪岩把錢鍾書放在平行比較的框架中探討其與近代著名學人吳竊、葉公超等 人的關系，兼顧事、學、理，自成體系……「錢學」的研究成果墊高了錢著在學術史上 的地位，詮釋了其「經典」意義。
而這種「經典」的符號性意義迅速被市場借用，趁著《圍城》迅速躥紅的勢頭，錢鍾 書學術著作的發行創造了中國圖書市場的奇觀。最不具市場價值的錢著竟成了文化市場 上一個流行時尚。《管錐編》、《談藝錄》和《錢鍾書論學文選》都接二連三地印刷，給出版社帶來了五六位數的經濟效益。
20世紀90年代「後新時期」進入了一個在商業化和大眾傳媒支配下的文化消費時代。 錢鍾書的第二次接受高潮為市場大潮所裹挾，被納入大眾文化生產——流通——消費的 各個環節。錢鍾書在專業學術領域里被充分論證了其經典性，接著被大眾傳媒發現和傳播，塑造成為「文化昆侖」「學術精英」的文化符碼，被賦予了一種可供消費的精緻的 文化意味，形成流行的學術時尚之一。隨之進行商業化的文化再生產和傳播，「成功」 地推向市場，實現其文化價值和商業價值：被某些學術投機分子利用為學術上的進身之 階；被不法書商利用為攫取利潤的有利工具；被報刊媒體拿來充實版面，提升文化品位 ；給讀者提供一種文化消費的快感。錢鍾書的接受和傳播一定程度上成了對錢文化資源 的「掠奪」。他的作品及形象在媒體的引導、出版商的炒作、公眾的興趣點的作用下， 被一定程度的掩蓋和誤讀。在這個過程中，即使嚴肅的學術研究，有一些也打上了趕商 潮、以市場導向為取向的烙印，被商業文化所濡染。
三、說「冷」道「熱」：世紀末「錢鍾書熱」的斑駁風景 從1996年至新千年，「錢鍾書熱」更呈現出斑駁蕪雜的景觀。
1996年，「錢鍾書熱」綿延不絕的時候，一些新銳學者開始對「錢鍾書現象」提出質 疑。該年第六期《當代文壇報》刊載了《錢鍾書熱：世紀末的人文神話》一文，幾位博 士生展開討論，指出「錢鍾書在『錢鍾書熱』中走上了聖壇，由一個學者變成了中國當代文化界的聖人」。錢鍾書不是當代的文化大師，他恰恰代表了中國文化不擅長體系性 建構的欠缺。社科院蔣寅研究員也發表文章《請還錢鍾書以本來面目》[11]，指出錢鍾 書的「本來面目」已經「模糊」、「不清楚」了；造成此結果的原因是由於「錢學」家 們「種種廉價的贊美和庸俗化研究」；主張「解構錢鍾書的神話」，讓錢回到「優秀學 者」的本位上去。
1999年，鬧得沸沸揚揚的《十作家批判書》一書，則乾脆對《圍城》的經典地位進行 「解構」。稱它是一部現當代的「偽經」，「《圍城》里什麼都有，就是沒有小說」。
余傑撰文判定錢鍾書「對人生、對歷史、對苦難都有一種冷漠和游戲的態度」[12]……
「酷評」之聲不絕入耳……
這些來自學界或民間的批判站在鮮明的意識形態立場上對錢鍾書的「人文神話」進行 解構，批判的殺伐之聲也引起了「錢派」的一片回擊，厚厚一本《為錢鍾書聲辯》趁機 出籠，文藝爭鳴竟以至於演變成「干嘴仗」的局面。
在對「錢學」大批判大爭鳴的文化圖景中，1998年12月19日錢鍾書先生駕鶴西去，第 三次在媒體掀起熱潮。國內外最重要的報刊對錢先生的辭世作了重點報道，散見到各種 報刊上的悼念、追憶和評論文字不可勝數。其中不乏有真正學術眼光和學理分析的，如 季進的《錢鍾書與現代西學》，劉玉凱著的《魯迅錢鍾書平行論》等；但從錢學研究
狀 況來看，還是談文藝的多，論學術的少；創作談的比較透徹，但把錢的文藝美學思想結 合創作實踐談的少。專門研討《談藝錄》、《管錐編》的成績就更少。《圍城》研究者 則重點探討它和世界文學的關系。就數量而言，跨越新世紀的幾年是「錢學」的第三個 「收獲期」，許多研究者急於搭乘「錢學熱」的「最後一班車」。部分的學術行為演化 成一種市場上的文化營銷行為。
在世紀末「錢鍾書熱」的文化圖景中，這一「熱」一「冷」耐人尋味。說「冷」道「 熱」之間實際上代表了20世紀90年代不同的思想話語之間的交鋒，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立 場對錢的解讀策略，值得我們反思。
前面已經提及，「錢鍾書熱」是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激發的產物，80年代末「文 化熱」更進一步衍化成「國學熱」，同時還出現了「陳寅恪熱」、「新儒家熱」等等。 「後殖民話語」的「輞輞的危脅」，使研究「國學」、復興傳統文化成為90年代一部分中國人的價值目標，反映了文化民族主義的某種需求。而且90年代，商潮高漲，拜金主 義流行，社會新生的丑惡現象有悖於傳統道德，這都要求重新弘揚傳統文化精神。這是 90年代錢借「《圍城》熱」之勢而起，然而久盛不衰的一個原因。另一方面，誠如李澤 厚指出的那樣：「九十年代學術風尚特徵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80年 代思潮林立、主義風行，多元文化的碰撞交織成時代無比激動的狂想曲。像錢鍾書這樣 「寂寞投閣」的學者不太引人注意。然而80年代末，對歷史與文化的批判突然間墜入低 谷，強大的市場經濟推動了文化的急劇轉型，精英文化與世俗文化之間的界限，越來越 被「後現代主義」思潮抹平。這一切導致了90年代知識階層啟蒙精神的弱化。在這樣的 背景下，學問家受到了知識界的重新重視，錢才真正熱起來。學者以追求真理為己任， 以潛心研究為價值依託，錢鍾書代表了20世紀90年代崇尚的學術人格。
這些都是「錢鍾書熱」在90年代凸顯出來的深層原因。而對於另一部分堅持「新批判 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他們明顯把價值的天平更傾向於西方人文思想，要求以批判現 實的方式深刻地界入社會事務。這些具有超學術的功利興趣的知識分子，很難認同「國 學熱」的思想立場，認同錢氏學者「白首下書帷」的事業。所以他們以西方人文思想為 參照，向以錢鍾書構築的「人文神話」發出沖擊。針對「錢鍾書熱」中充斥著不少空洞 的贊美之聲和吹捧氣氛，批評者的某些預言發人深省：錢鍾書可能成為「錢鍾書熱」的 犧牲品。但是從「捧殺」到「棒殺」，學理性的討論常常被人身攻擊來代替，部分文章 則完全是商業包裝的策略，借「批」錢為招牌，嘩眾取寵，自我炒作。
總的來說，世紀末的最後幾年，對錢鍾書的說「冷」道「熱」正是在反思與重構文化 與學術的大的時代背景下產生，呈現了當代文化語境的多元共生和精英文化在世俗文化 沖擊下的多向度分化。無論是「冷」是「熱」，還是忽「冷」忽「熱」，它實際上是一 種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昭示了特定時期的不同的文化需求與動機，代表了主流意識形態 和市場意識形態不同的解讀策略。
尾聲
盡管錢鍾書一再拒絕、反對被研究和采訪，執意隱藏在公眾視野的背後，可是文化的 選擇和歷史的選擇不以他個人的意志為轉移，於是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裡，一個純粹的 學者不期然地成為大眾傳媒和文化市場中的熱點人物，構成了90年代文化地形圖中一個重要的座標。原本應該寂靜的「錢學」，也成為堪與「紅學」、「魯迅研究」相比肩的 「顯學」。在如火如荼的熱潮中，錢鍾書被完成了一個當代「文化昆侖」、「學術精英 」的書寫：經由傳媒和文化市場的介入，演變成大眾文化視野中的「文化符碼」和流行 時尚。並且被意識形態借用，成為90年代不同的文化立場和思想「話語」的精神資源。 在意識形態操縱、傳媒引導和商業化運作的合力作用下，錢鍾書的原型形象發生了很大 的改寫和誤讀。
20年的研究歷程，三次高潮迭起，在錢鍾書漸行漸遠的身影中，我們可能才驚覺對他 的認識還是「霧里看花」。而熱潮正漸漸散盡，學術會慢慢歸於本位。對於錢鍾書，真 正的接受應該是穿越蔽障，摩挲經典，進入其話語空間，融入全部的生命體驗和思想情 感，這樣才能使一個真實的錢鍾書浮現在我們清明的視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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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http://bigfish.blog.hexun.com/2121327_d.html

G. 倪文尖的作品

新課程語文學本初中卷 1，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7
新課程語文學本初中卷 6，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7
新課程語文學本初中卷 3，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7
新課程語文學本初中卷 4，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7
新課程語文學本初中卷 50，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7
新課程語文學本初中卷 2，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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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背影 相關知識點

《背影》詞語注釋
交卸：1.卸去職務交付於後任。 宋 劉克庄 《最高樓·戊戌自壽》詞：「 仙都 玉局才交卸，新銜又管 華州山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二二回：「 王伯述 便交卸了 大同府 篆。」 茅盾 《子夜》十五：「等 三先生 來了，我可以交卸，卷了鋪蓋滾。」 2.謂卸下貨物，並交付對方。《初刻拍案驚奇》卷二七：「由 長江 一路進發，包送到 杭州 交卸。」 3.舊時官吏卸職向後任交代情況。這里指失業《背影》：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真是禍不單行的日子。 差使：舊社會在機關里做事叫「當差」，這里指職務。 狼籍：亂七八糟的樣子。 簌簌：紛紛落下的樣子。 典質：（把財產、衣物）出賣和典當出去。典，當。質，抵押。 慘淡：凄慘暗淡，不景氣。 賦閑：沒有職業在家閑著。這里指失業在家。晉人潘岳有《閑居賦》，因而後人便把沒有職業的「閑居」叫做賦閑。 勾留：短時間停留。 浦口：鎮名，在南京市西北部的長江北岸，是津浦鐵路的終點站。 腳夫：舊時對搬運工人的稱呼。 小費：顧客、旅客額外送給服務人員的錢。 迂：言行守舊，不合時宜。 月台：站台。 拭：擦。 頹唐：衰頹敗落。 觸目傷懷：看到某種情況或景象（文中是家庭敗落的情況）心裡感到悲傷。 懷，心。 情郁於中：感情積聚在心裡不得發泄。 瑣屑：細小而繁多（的事）。 大去：意思是與世長辭，一去不返。這是對死的委婉說法。
編輯本段《背影》課文解析
初中習題:（義務教育課程標准實驗教科書（五四學制）語文七年級下，課程教材研究所、中學語文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編著，人民教育出版社，經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2005年初審通過） 段落結構: 開頭破題——點題 事情開端——引出 望父買橘——刻畫 父子分手——惜別 結尾抒懷——照應 一、熟讀課文，把四次寫背影的文字找出來，聯系全文細細品味，回答下列問題。 1．復述父親過鐵道買橘子的過程。在這段文字中，作者是怎樣描寫父親的背影的？為什麼寫得這樣詳細？ 2．課文寫父親離去時的背影，是怎樣寫的？有什麼作用？ 3．課文結尾寫作者讀父親的信，又見父親的背影，卻是在「晶瑩的淚光中」見的，這是什麼原因？ 本題抓住「背影」這個重點，由此切入，引導學生整體把握課文內容，研究課文特色。 答案 1．復述父親過鐵道買橘子的過程，可從「我看見他戴著黑布小帽」起至「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裡很輕松似的」。 四次寫背影的文字： ①「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②「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 ③「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里，再找不著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 作者這樣描寫父親的背影，先作外貌描寫，寫衣帽，然後作動作描寫，用特寫鏡頭精細地描寫爬月台的動作，還用自己的感情烘托這個背影。 這個背影，在全部故事情節中是重中之重，是全文的主腦，最能體現父親的愛心，所以寫得這樣詳細。 2．父親離去的背影，放在人流中寫，由近而遠，由顯而隱，並用自己的感情加以烘托。寫這個背影，能表現這樣的感情：為父愛感動得情不能已，一旦分手，格外依戀、惆悵，想到父親前程艱難，又格外悲憫、辛酸。 3．父親在信上說到了「大去之期」，身體和心境都到了日薄西山的地步，作者不禁淚如泉涌，含著眼淚想到父親對自己的許多好處，想到父親的背影，所以這一處背影是在「晶瑩的淚光中」見的。 二、一些語句，或者能標示事情的起因、經過、結果，或者在寫人敘事狀物方面富於表現力，或者含意深長，耐人尋味，或者最能表現作者的情意，這樣的語句稱為關鍵性語句。試聯繫上下文，指出下列關鍵性語句的表達作用。並從課文第六段中找出一些關鍵性語句，說說它們為什麼是關鍵性語句。 1．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2．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 本題指導學生在閱讀中要注意關鍵性語句，引導學生識別關鍵性語句，體會關鍵性語句在語言環境中的意義和作用。 1．這一句表達對父親的思念，為全文定下感情基調，又提示全文內容核心，突出背影，使讀者產生懸念。 2．這一句點出事情起因，把背影置於大不幸的家庭背景中，籠罩在哀傷的氛圍之中。 第六段中，關鍵性語句有這樣一些： ①「我買幾個橘子去」，是這個片段內容的提要。 ②「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這是父親過鐵道之所以困難的一個因素，不然不至於如此艱難。 ③「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說明父親是堅持要自己去的，這一處很關鍵。說明父親覺得能為兒子盡心盡力才舒心。 ④「蹣跚」一詞很關鍵，連平地走路都是蹣跚而行，可想而知上下月台更難了。 ⑤「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這一句不僅是本段關鍵的一句，在全文也是關鍵的一句，全文的焦點就是這個背影。 ⑥「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裡很輕松似的。」這一句表現了父親的心情，買橘子雖然辛苦，心裡卻很高興。 ⑦「他走了幾步，回頭看見我，說：『進去吧，里邊沒人』」。這一句能表現父親對「我」的憐惜、體貼、關照。 ⑧「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里，再找不著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這一句又寫背影，而且包含非常復雜的情意，所以也是關鍵性語句。

I. 什麼叫助學讀物

簡單的說就是建立和培養學習興趣的讀物!

隨著中學語文課程改革的深入，各種新的舉措逐步推行開來，特別是《語文課程標准》在變革傳統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模式上起到了顯著作用。然而，「破」易「立」難，究竟如何進一步推動語文課改的良性發展，目前也遇到了不少新的問題。如語文到底如何定位？語文教什麼、怎麼教？「新課標」怎樣才能轉化為具體的教學實踐？一些教師也感到迷茫，有無從下手的普遍困惑。
近日，本刊以《新課標語文學本》的出版為契機，與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聯合召開研討會，被邀請者中有中學語文界資深的專家和教材編審者，有長期身處教學第一線的語文教師，有在大學里從事語言文學教育和研究的學者、教授，還有致力於語文讀物開發、出版的出版界人士，二十餘人帶著各自的專業背景和問題意識，就《學本》及其理念、特別是它引發的大量語文課題展開認真嚴肅的交流，不同視野和思路的碰撞，激活了語文教育的許多根本性問題。
今天我們刊發部分發言，目的在於將此次討論推向更大范圍的公共空間，以引起社會各界有識之士的關注，讓語文課程改革能「更上一層樓」。

倪文尖（華東師大中文系副教授，《新課標語文學本》主編）：要出一套有特色、有追求的語文助學讀物，是語文教育界不少人多年的心願。在接手謀劃《新課標語文學本》（下簡稱《學本》）的總體理念、構架之初，我找了、看了不少語文研究論著，並有幸先期讀到了九年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准」（下稱「新課標」）。
如果以「新課標」前言中「現代教育、現代社會」、「全體學生、全面素養」的十六個字為邏輯起點和宗旨目標來編一套語文助學讀物，雖然極其困難，但仍然有做的必要和可能。我想，《學本》可以在具體地消化、實踐「新課標」上做些探索，按照語文「全面素養」的五大方面——文化傳承、精神涵養、現代思維、社會應用，語文才能——應該齊頭並進，全面、交融而持續發展的要求，精心選擇和編排文章，為全體學生提供充分的閱讀自由，創造探究性閱讀的空間；我還想，《學本》應該在「語文可以教的方面」，在啟發學生怎麼學上下更大功夫，所謂「解剖麻雀」、舉一反三，最大限度地發揮每一篇選文的示範作用，使《學本》的理念和方法能對教師的課堂教學有啟示、有滲透。
我深切地感到，我們應該像制定「新課標」那樣，花更大的人力、物力來推動「新課標」的具體化實踐；應該調動各方社會資源和積極性，來參與語文教育、母語教育事業；應該鼓勵語文教育「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多種語文教育理念和流派的競爭發展。而首要的，是要開創一個研討「新課標」、發展語文事業的「公共空間」。
惟有創新才能贏得生存空間
徐中玉（華東師大中文系教授）：近兩年，義務教育和高中的課程標准都相繼制訂，我參加過這方面的一些會議，感到要定出一個好的語文課程標准，實在很不容易。現在，語文教育在觀念上比以前有所轉變，當然首先要轉變觀念，有一個好的標准——這個標准也要不斷根據實際進行修訂。但究竟怎麼將工具性和人文性統一起來？原則性的話，說起來容易，真要具體落實到教材和教法當中，又很難。我們講素質教育，講人文精神，也好像比較抽象。到底什麼是素質，人文精神究竟體現在哪些地方，如何具體到教材？又如，我們要考慮學生的年齡特點，究竟怎麼由淺到深，由低到高，怎麼考慮是比較合理和對路的？像蘇東坡的《前赤壁賦》，中學和大學教材都選，講的要求可能就不一樣，究竟怎麼落實。
我覺得這套《學本》有新意，可以說它是有意識地考慮了這些問題的。比如，每個單元要培養學生的哪些素質，比較具體和明晰，這比停留在口頭的概念上就有進步；固然具體看法也還可以商榷。又如，在重點素養外，還有一般素養的要求，因為一篇好文章，並不僅僅涉及到單一的某個方面，還有其他長處，編者也考慮到了這個問題。而且，所選的文章都還有評點和提示。對於一些點評可能有不同看法，但有的地方確實評得透徹、精彩。評點，中國文學研究過去是有這個傳統的。
金志浩（上海市曹楊二中語文特級教師）：我感到這套書用「學本」做書名，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它不同於課本，不像課本要求那麼多；也不同於讀本，在讀之外，還強調「學」。從「新課標」的角度看，要盡可能拓展學生的閱讀空間，這類書越多越好，學生可以從中選擇他所需要的。
新教材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開發新課文。一套教材有沒有生命力，主要看它有沒有開發大量文質兼美、富有時代氣息和生活氣息、適合本年段學生閱讀的新課文。現在大量的好文章，天天問世。我們可以收集起來，向學生推薦，對他們的閱讀能力、鑒賞能力、寫作能力都會有幫助。
錢夢龍（上海市嘉定桃李園實驗學校校長，語文特級教師）：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參加全國語文教材的審查工作，接觸到各種教材。「新課標」對語文學科的性質作了重新定位，以前是「工具說」，現在是工具性與人文性統一並重。「新課標」基本精神的第二方面，是學生在學習中的角色變化，從被灌輸的對象到學習的主體。這個變化必然引起學習模式的變化，主要以探究性學習為主。「新課標」的第三方面，就是強調「語文素養」，這套書整個框架結構都比較重視「語文素養」的培養，比如感官開發、精神修養、文化傳承、科學素養、文化意象（這比較新，像「琴與劍」、「松竹梅」等）、思維空間、語言向度、運思方式、文學大家等，大體體現了「語文素養」的諸多方面。現在這套《學本》，基本體現了「新課標」的精神。
王尚文（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看了這套《學本》之後非常高興。第一，它比較重視讀寫知識的傳授。我是個看問題比較極端的人，過去我對知識的傳授採取比較否定的態度。不久前，我讀了王榮生博士的一本書稿《語文科課程論基礎》，覺得他關於語文教育中知識的重要性講得非常好。我們不能走到另一個極端去。第二，編這類讀本、學本，結構是一大難題。我們常見的，一類是話題結構，如「多彩人生」、「美麗生活」等；另一類則採用記敘文、說明文這樣的文類結構。而《學本》在結構上相當新穎，「感觀開發」、「文化傳承」等等，按「語文素養」來結構編排，這的確往前走了一步。
真正去了解孩子的讀書趣味
程紅兵（上海市建平中學副校長，語文特級教師）：「學本」是一個新創意，它重在「讀」，這是回歸語文教育本體的，「讀」是中學語文教育中「基礎的基礎」。
不過，現在的學生不同於我們那時候，他們不再缺少書，而是書太多，沒有時間讀，不想讀，不願讀，因為大量的應考讀物把學生閱讀的胃口搞壞了。這套書在選文時，可能徵集了不少老師的意見，可這是從成人角度考慮的。我們能否走近孩子，問他們喜歡讀什麼書？「新課標」里也列了一大堆書目，可是聽過孩子們的想法沒有？真正了解孩子的讀書趣味，對我們編寫助學讀物是很重要的。
商友敬（上海師范大學初等教育學院教師）：最近，很多讀本相繼出版，這是好事。我們今天應該「百花齊放」、「百花百態」，讓各種優秀的作品、各種好的讀物都能進入學生的視野。打個比方，過去我們學語文，是給「花」貼標簽，就算任務完成，我以為不如把孩子帶到花園里，讓他們自己去賞花。讓學生大量接觸文本是最好的事情。我建議《學本》可以做校本課程用書，特別在一些圖書資料比較缺乏的學校，它將發揮很大作用。
陳鍾梁（上海市教委教研室語文特級教師）：語文教學有三個詞，「必須、應該、可以」，屬於「可以」層次的讀物，最重要的還是學生自願接受。我希望以後的讀本、學本或者教本都能少一點形式主義，讓學生真正地喜愛。
李百艷（上海市建平實驗中學語文教師）：現在的孩子對立體式閱讀很感興趣，像讀了梁實秋的《放風箏》，再給他講講魯迅的《風箏》，以及魯迅與梁實秋在文壇上的故事，學生就興趣倍增。助學讀物只要真正研究學生和教師的需求，可以提高的空間還很大。
倪輝（上海市風華初級中學副校長）：老師能給學生最有益的東西便是興趣。我們能給學生的無非就是把他扔進書海，讓他們撲騰，他們就會游泳。所以，語文助學讀物最好讓學生通過原生態的閱讀自己來理解，不要過多束縛學生的手腳。
黃玉峰（上海市復旦附中語文特級教師）：教師的責任就是引導。我常對家長說，「語文的差距，是生命的差距，是人的差距」，不能光看現在考了多少分，不能因為考試考不到，就以為顯示不出來。事實上，喜歡看書的、會寫文章的，他的見解與境界，和不看書的人完全不一樣。同樣，好的助學讀物也有引導的責任。眼下，語文助學讀物像雨後春筍般冒出來，我覺得可喜可賀，除去那些商業投機的不論，已經出現了許多新的東西，各有各的好處，這是很好的狀態。當然，任何引導都是雙刃劍，任何引導都可能成為束縛，但是，完全放任、完全不引導，在理論和實踐上問題都更大。
語文教改需要「眾人拾柴」
劉大為（華東師大中文系教授）：我們最好能越過《學本》本身，把它放在當前語文教育改革、尤其是「新課標」頒布的大背景下來討論，這樣，《學本》的價值特別是它所帶出來的語文問題，就會更加凸現。
首先，「新課標」通過強調「積累」、「語感」、「創造性閱讀」、「富有個性的閱讀」，把課外閱讀放在了語文學習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語文教學和課外閱讀的互動關系怎麼發生，搞不好就可能有斷裂。因為「新課標」雖然提出了「感悟」、「熏陶」、「整體把握」等一系列概念，但必要的理論闡釋和介紹目前還相當缺乏，而在實踐中怎麼操作，經驗也不夠。所以，究竟怎麼對待課外閱讀，怎麼把它作為一個有機部分放到語文教學體系中，問題就顯得非常突出。在這個情況下，《學本》的出現，特別是其中滲透的理念，就有了理論的價值和借鑒的意義。《學本》的形式對於如何進行課外閱讀，怎麼培養語感、怎樣積累等「新課標」頒布後出現的新問題，提供了進一步研討的平台。
《學本》更可貴的嘗試，在敢於把「新課標」的關鍵詞「語文素養」作自己的理解和分化。在目前對「語文素養」進行一定的分化，是要冒風險的，很可能被指認為機械、刻板。但是，既然語文教學要有一個明確而非模糊的目標，《學本》的做法有其建設性和啟發性。把「語文素養」化解為多種元素，然後以書面的靜態的形式作編排、作分析和點評，是考慮了閱讀過程的復雜性，考慮了學生在閱讀中所涉及的各式各樣的問題。學生在閱讀當中的心理到底怎麼樣，遇到的問題教師如何幫助解決，這是很大的學術問題，亟需更深入的研究。
第三，我特別注意到《學本》封底上，有所謂「語文是可以教的，學本是自己用的」。這就有一個潛台詞，即有認為「語文是不可教的」，所以才要把這個問題強調出來。我近年與中學語文教師接觸得也比較多，確實聽到了「語文難教」的普遍意見，特別是在新的語文觀念傳播後，不少教師更有一種無從下手的感覺。在「新課標」的語境下，語文老師究竟怎麼教語文？怎麼和學生溝通？……這種種問題已經到了非重新探討不可的地步。
羅崗（華東師大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新課標」牽涉到千千萬萬的孩子，這絕不只是中學語文界的事情。語文教育長期以來的最大困局之一，就是很少把問題放到公共平台上去討論，太少有不同學科背景的專家進入這個領域來共同研討的機會。像「新課標」雖然用了很多「理念」和提法，也盡可能地吸收了國內外母語教學與研究的成果，但仍然有好幾層問題沒有釐清。
第一，它懸了一個非常高的理想目標，而這個理想目標與我們現在幾乎無法改變的應試教育的關系是什麼，「新課標」沒有說明。
第二，語文的所謂「人文性」與「工具性」，或者說人文熏陶、思維訓練、能力提高、技能培養這中間的關系是什麼、怎麼來處理，「新課標」也沒有攤開說明。
第三，「新課標」有點像我們的產品標准、工程標准，給出了一個「全體學生」、「全面素養」的概念，好像所有學生都要符合。但是，培養人不僅僅是靠產品標准。首先，中國有巨大的地區差異，東南沿海與內地不發達地區差距很大，「新課標」怎麼處理區域性的差異問題？其次，學生的程度也有差異，怎麼處理？
第四，按照一般國際上語文教學的慣例，先有課程標准，然後有教學大綱、再有教材編寫的落實，而且更關鍵的還有一整套一整套的教學法。但是，我們這些年來的語文教改討論了很多，大多還停留在理念上；現在，也是光有了個「課標」。這之後怎麼落實，比如要不要有教學大綱，教材是不是就以現在的方式與方法編下去，編了教材後如何教學，真是一大堆問題。如果我們參考英語世界的教學法，看看人家已經發展到什麼階段——有那麼多不同的教學方法、教學模式在實行，還不斷有新的理念和做法在創新，我們就可以知道，「語文」還有許多事情可以做、應該做、必須做；而且，要做好也沒那麼簡單，那許多教學法都是跨學科研究的成果，認知心理學、人工智慧、語言學包括文學都加入到其中來。所以，《文匯報》要搞的專欄和研討，希望不僅僅是「中語界」參與，還應該有其他學科的人一起介入，這樣，語文教育才能躍上一個新台階，才能有新面貌。

J. 誰有文章《不能失去張愛玲》的全文

不能失去張愛玲

從一九八五年柯靈先生的名篇《遙寄張愛玲》公開發表算起，張愛玲在大陸的「失而復得」已經十年，現在張愛玲的書在大書店、小書攤或整齊或零亂地出售，張愛玲的文章也被從大學教授到外地民工普遍地接受了。張愛玲那種直面人的一切慾望，尤其是把那些不大上得了檯面的世俗慾望、物質慾望，明晃晃地端在國人面前的氣度，顯然呼應了當下里無數凡夫俗子被遮蔽了太久而又蠢蠢欲動的聲音，她正面肯定、張揚了做人的基本權利和人本身具有的基本慾望。
但是，面對這種文化狀態，我們又不能不顧到問題的另一方面，「張愛玲熱」熱中有「冷」：人們每每發現張愛玲如何嘮叨金錢重要，卻對《金鎖記》里那麼精雕細刻的一副金錢枷鎖多半視如尋常；讀《傾城之戀》，容易浸淫於男女尤物的勾心鬥角、打情罵俏，卻難以體味傾城亡國之大悲，哪怕是女主人公最後的那點「悵惘」，更談不上小說作者如「胡琴咿咿啞啞」蒼涼的調門；我們記住了張愛玲的名言「出名要趁早呀！」卻不太注意緊接其後的「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里有這惘惘的威脅」。所以，我們以為，在張愛玲看來，「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想怎麼穿就怎麼穿，只要及時風光及時行樂，殊不知，張愛玲十九歲時就很明確、或許也很無奈地隨即又給生命加過個注腳，它，「爬滿了蚤子」。更有甚者，人們改編電影《紅玫瑰與白玫瑰》，僅僅是相中了一層偷情苟歡的表皮，可是在張愛玲那裡，原著中是以大悲大憫的筆觸寫透了人性的掙扎，人生的滄桑。總之，打一個比方，張愛玲是自覺面對「鏡子」而寫作的，她的筆下可以盡是人性的世俗、人世的陰險，而所有這些在這面鏡子的映射里，卻獲得了更深層次的意味；這面鏡子就是張愛玲常說的「荒涼」的「惘惘的威脅」，我們也不妨說，這是一個以反面出現的「烏托邦」，正是這「反面烏托邦」和那些同樣重要的「世俗慾望」形成了必要的張力，保證了張愛玲應屬中國現代文學的傑出者之一。可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接受者，卻看不見這面鏡子，看輕了張愛玲也看輕了自己。更透底地說，張愛玲的文本誠然不免享樂、無為之類的宣揚，但她本人卻以握筆疾書的寫作者姿態抵抗著自己最終向享樂、無為投降，從而更消解著這些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可是，在當下，張愛玲的姿態看不見了，這個張愛玲已經早早地失去了。
我們有過在現代文學經典化過程中，誤讀魯迅、肢解茅盾、簡化沈從文之類的教訓，也體會過恍然大悟、追悔莫及的痛楚，而這次的特殊在於，張愛玲的簡單化、片面化基本上是由「市場」、「大眾」這些無形的手操縱完成的。但無論如何，正像沒有張愛玲的中國現代文學系譜是缺失的一樣，一個走了樣、失了真的張愛玲，對於我們理解中國現代文學，尤其是理解當下依然地無補。很可能，在我們自以為好不容易地迎來了張愛玲為我們的「醉生夢死」提供依據的時候，張愛玲卻是離我們越走越遠了。

〔《抒臆集》倪文尖 《讀書》1996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