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小說的特點
❶ 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特徵有哪些
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特徵：
1，首先是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窮則思變的結果。
2，其次是中國文學自身發展演變的結果。
3，外國文學，文化的巨大影響。
基本介紹：
中國現代文學是在中國社會內部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條件下﹐廣泛接受外國文學影響而形成的新的文學。它不僅用現代語言表現現代科學民主思想﹐而且在藝術形式與表現手法上都對傳統文學進行了革新﹐建立了話劇﹑新詩﹑現代小說﹑雜文﹑散文詩﹑報告文學等新的文學體裁﹐在敘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寫手段及結構組成上﹐都有新的創造﹐具有現代化的特點﹐從而與世界文學潮流相一致﹐成為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文學。
❷ 中國現代武俠小說主要的作家作品有哪些,他們各自具有什麼特點
中國現代武俠小說主要的作家有梁羽生，金庸，古龍，他們都具有俠義精神
❸ 小說的特點是什麼
價值性
小說的價值本質是以時間為序列、以某一人物或幾個人物為主線的，非常詳細地、全面地反映社會生活中各種角色的價值關系(政治關系、經濟關系和文化關系)的產生、發展與消亡過程。非常細致地、綜合地展示各種價值關系的相互作用。
容量性
與其他文學樣式相比，小說的容量較大，它可以細致地展現人物性格和人物命運，可以表現錯綜復雜的矛盾沖突，同時還可以描述人物所處的社會生活環境。優勢是可以提供整體的、廣闊的社會生活。
情節性
小說主要是通過故事情節來展現人物性格、表現中心的。故事來源於生活，但它通過整理、提煉和安排，就比現實生活中發生的真實實例更加集中，更加完整，更具有代表性。
環境性
小說的環境描寫和人物的塑造與中心思想有極其重要的關系。在環境描寫中，社會環境是重點，它揭示了種種復雜的社會關系，如人物的身份、地位、成長的歷史背景等等。自然環境包括人物活動的地點、時間、季節、氣候、景物以及場景等等，用來表現人物的身份、地位。自然環境描寫對表達人物的心情、渲染環境氣氛都有不少的作用。
發展性
小說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魏晉南北朝，文人的筆記小說，是中國古代小說的雛形；唐代傳奇的出現，尤其是三大愛情傳奇，標志著古典小說的正式形成；宋元兩代，隨著商品經濟和市井文化的發展，出現了話本小說，為小說的成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明清小說是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高峰，當時是沒有可超越者，四大名著皆發於此。
純粹性
純文學中的小說體裁講究純粹性。「謊言去盡之謂純。」(出自墨人鋼《就是》創刊題詞)便是所謂的「純」。也就是說，小說在構思及寫作的過程中能去盡政治謊言、道德謊言、商業謊言、維護階級權貴謊言、愚民謊言等謊言，使呈現出來的小說成品具備純粹的藝術性。小說的純粹性是閱讀者最重要的審美期待之一。隨著時代的發展，不光是小說，整個文學的純粹性逾來逾成為整個世界對文學審美的一個重要核心。
❹ 中國現代文學分為那幾個時期，每個時期的特點是什麼
主要分三個時期，每個時期都有其獨特的文學背景。
第一時期是新中國成立前的，主要和戰爭有關，涉及到當時抗日救國的歷史背景，表達作者對美好新中國的嚮往。
二是新中國成立後，改革開放前這一時期，表達了對美好中國的歌頌，以及對人民勤勞的贊揚，是以歌頌為主的。
三是改革開放後，人們對外界有了新的認識，世界變化日新月異，科技高速發展，表達了對時代進步的喜悅之情。
❺ 中國現代文學的特點是什麼
思想突出自我.
藝術手法上吸收西方手法,也繼承傳統資源.
❻ 中國小說特點，古代和現代中國小說區別，和特點
中國小說的特點：離不了情愛，非情愛不成書，古往今來皆如此。當然這指的是大部分小說，而不是全部。對比外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可以看出，獲獎者多數為關心國際關心全人類的精品，境界層次大相逕庭。
當然，這不是說中國小說就比外國小說低了一頭，只是立意角度、眼界、利益不同而已。
單從情愛角度分析，愛情小說在古代屬於艷詞禁-書，被大勢所不容，長久不能抬頭，直到現在才被社會主流接受，而且還成了正統，鶯鶯燕燕，帥哥美女，我愛你，你愛他，他愛她，她愛她……亂七八糟，膽大妄為，很讓人無語。
古代小說，還有一個特點：喜歡拿神話故事來開頭，不論是《岳飛傳》、《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都是如此，哦，《西遊記》就更別說了，那本身就是神話。有人說那是古人」頭發長見識短「」不識廬山真面目「，其實不然，古代寫小說的作家心裡是純潔的，宣揚的也是美好、正統，所以寄予神話，導於民心。今則不然，小說家門什麼都敢寫，什麼都亂寫，不亂不成文，不奇沒人看，兩個字：悲哀！
❼ 請教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及特點等問題
我國的小說源遠流長。「小說」這一名詞，最早出現在《莊子·外物篇》。我國小說的萌芽，可溯至上古勞動人民的口頭傳說與遠古神話。這部分遺產主要記載和保存在《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書中。先秦兩漢時期，「小說」一直不能登上大雅之堂，根本算不上一種文學體裁。到了魏晉以後，別具風格的所謂「志怪」、「志人」小說的大量產生，使我國的早期小說出現了一個較為繁盛的時期，如干寶的《搜神記》、劉義慶的《世說新語》都是較有代表性的作品。但這時的小說，因為是「志」，即搜集記錄下來的，還算不上創作，所以人們把它同歷史歸於一類。小說脫離歷史領域而成為文學創作，是唐代以後的事。唐代經濟文化發達，文人思想比較活躍，於是產生了依照傳說創作而成的傳奇小說。傳奇小說發展到宋代就衰落了，隨之興起的是話本。話本經過文人加工、就變成了話本小說和演義小說。明代出現了章回小說。如《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還出現了由文人模擬「話本」體制寫成的作品「擬話本」。馮夢龍編撰的《三言》中，不少作品就屬擬話本小說。這以後再發展，便有了文人獨立的創作。這一時期出現的長篇小說《金瓶梅》，是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獨立創作的長篇小說。清代的《紅樓夢》發揚了這個傳統，使中國古代的現實主義小說達到了輝煌的頂點。
古今小說有許多相通之處，但古代小說也有其自身特點。因而欣賞時，應根據古代小說自身的特點來加以欣賞，具體可以從了解古代小說的特點、欣賞古代小說的人物形象、鑒賞古代小說的語言三個角度入手。
古代小說來自民間，是人民群眾思想、願望以及生活實際的反映；古代小說有現實主義的傳統，立足現實，反映現實，表達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古代小說重情節，通過情節表現人物，通過人物語言動作表現人物心理；古代小說繼承了史傳文學的傳統，描寫人物，一方面有善惡、是非之分，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點，壞人身上也有長處；古代小說由「話本」發展為章回小說，結構上形成一種模式，回目往往是一副對子；古代小說的語言有文言白話之分，就是古代白話，與現當代小說語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異。
❽ 簡述中國現代文學的根本特點。
文學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然而，同時又受到政治、經濟等其他社會因素的有形與 無形的制約。50年代，陸侃如、馮沅君在《關於中國文學史分期問題的商榷》中提出了 文學史分期的「文學標准」與「歷史標准」：「沒有人否認文學有它自己的發展過程與 發展規律，所以文學史的分期首先應該以文學本身演變情況為標准，這是沒有問題的。 」同時指出「認為文學史的現象僅僅受制於文學發展本身的規律，企圖把文學的發展看 成為孤立的東西，那是反科學的。」[1]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分期比如「抗戰文學」、「 文革文學」和「新時期文學」這些名稱明顯地帶著政治的痕跡；然而，這種抱怨也並不 僅僅來自於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中。烏·韋斯坦因同樣抱怨：「近百年來大多數重要 的文學運動的名稱極少是從文學本身來的。」[2]不僅如此，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分期往 往潛伏著甚至直接反映了政治意識形態的規劃。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曾經奠定了 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解釋結構。「新時期」伊始，既成的文學史的解釋結構受到了明顯的 挑戰。由「文學回到自身」和「把文學史還給文學」最終形成了「重寫文學史」的激流 。
洪子誠說：「在談到20世紀的中國文學時，我們首先會遇到『新文學』、『現代文學 』、『當代文學』等概念。這些概念及分期方法，在80年代中期以來受到許多的質疑和 批評。另一些以『整體地』把握這個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或視角)，如『20世紀中國文 學』，『晚清以來的中國文學』，『近百年中國文學』等，被陸續提出，並好像被越來 越多的人所接受。許多以這些概念、提法命名的文學史、作品選、研究叢書，已經或將 要問世。這似乎在表明一種信息：『新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等概念， 以及其標示的分期方法，將會很快成為歷史的陳跡……為著『展開更大的歷史段的文學 史研究』，從一種新的文學史理念出發，建構新的體系，更換概念，改變分期方法，這 些都很必要。但是，對於原來的概念、分期方法等加以審察，分析它們出現和被使用的 狀況和方式，從中揭示這一切所蘊含的文學史理念和『意識形態』背景，也是一項並非 不重要的工作。」他從「當代文學」這一概念的探討出發，說明了由於政治意識形態的 不斷轉變而發生的文學史嘩變以及概念內涵的轉換。「『當代文學』概念的內涵，在它 產生的過程中，就一直有著不同的理解。但在文學『一體化』時期，另外的理解不可能 獲得合法的地位。不過，在『文革』中，文學的激進力量顯然並不強調1949年作為重要 的文學分期的界線。在他們看來，『十七年』是『文藝黑線專政』，無產階級文藝的『 新紀元』，是從『京劇革命』才開始的。江青他們還來不及布置『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學 史』(或『新紀元文學史』)的編寫，但在有關的文章中，已明確提出了他們的文學史( 文藝史)觀。他們很可能把『京劇革命』發生的1965年，作為文學史分期的界限，把196 5年以後的文學，稱為『當代文學』(當然，更大的可能是另換一個名稱)……『文革』 後，人們的用以判斷社會和文學的標准也遂四分五裂。因此盡管『現代文學』、『當代 文學』的概念還在使用，使用者賦予的含義，相互距離卻越來越遠。這種變化也有一些 共同點，這就是在文學史理念和評價體系的更新的情況下，重新構造文學史的『序列』 ，特別是顯露過去被壓抑、被遮蔽的那些部分。40年代後期那些在『當代文學』生成過 程中被疏漏和清除的文學現象、作家作品(張愛玲、錢鍾書、路翎、師陀的小說，馮至 、穆旦的詩，胡風等的理論……)被挖掘出來，放置在『主流』位置上。『現代文學』 與『當代文學』的等級也顛倒了過來；『現代文學』不再是『當代文學』的學科規范、 評價標准，成為統領20世紀文學的線索(這為20世紀中國文學和『重寫文學史』的命題 所包含)。『現代文學』概念的涵義，也發生了『顛倒』性的變化。在寫於60年代的《 中國現代文學史》(唐tāo@①主編)中，『現代文學』是對文學現象作階級性的『多 層等級』劃分、排除後所建立的文學秩序。而在80年代，『現代文學』在一些人那裡， 成了單純的『時間概念』，或者，成為包羅萬象的口袋：除新文學之外，『尚有以鴛鴦 蝴蝶派為主要特徵的舊派文學，有言情、偵探、武俠之類的舊通俗文學，有新舊派人士 所作的格律詩詞，還有少數民族地區流傳的口頭文學，台灣香港地區的文學以及海外華 人創作的文學』，還應該裝入作為『五四新文學逆流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文學、淪陷 時期的漢奸文學，「四人幫」橫行時期的陰謀文學等等』。」[3]
徐源的《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孕育、誕生、轉化的初步探討》是較早對現代文學的起訖 和分期提出疑問的：「中國現代文學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端的，這似乎是不成問題的問 題。其實不然。」他指出，江蘇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學等九所院校編著的《 中國現代文學史》，在闡述現代文學的開端時說：「以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為開端 ，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文學史，習稱中國現代文學史。」又說：「 『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偉大開端。」「文學革命是『五四 』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方面，是我國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文學運動的開端。」[4]在同一本 著作中，現代文學的開端就有1915年、1917年、1919年三個時間。邢鐵華在《中國現代 文學史研究述評》中指出，中國現代文學史從它的起始的時間到它的分期都存在著問題 ，作為一門學科仍然是不成熟的。他說，中國現代文學史「是根據社會形態的演進把文 學發展的階段區別為近代和現代，還是把文學自身形態的演進作為區別近代和現代的標 准，抑或是二者兼顧；由於標准不一，因之就產生了分歧」。[5]
哈若蕙在《現代文學歷史分期之我見》中指出：「現代文學的歷史分期需要確立一個 什麼原則為劃分標准，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巡視以往的文學史分期，不外是以政治事 件劃分(即文學史的分期完全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分期所代替)及以政治標准為依 據、兼顧文學標准這兩類。顯然，如何理解文學史的歷史分期，牽涉到文學觀念問題。 」「作為文學史，其發展和演變無疑與社會革命的推進有密切的聯系，但並不完全等同 ，而有其自身的規律。因此，不能將文學視為圖解民族史或社會史的文獻。」[6]由於 新的文學史視角的確立，因此對於現代文學史的發端和分期產生了新的看法。周音指出 ：「在我們中國，所謂現代文學就是指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到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 代會召開，這三十年間的文學。這種提法是根據中國革命歷史階段劃分而來的。」他提 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端年代應在一九一七年。」[7]
美國學者韋勒克、沃倫在他們所合著的《文學理論》中指出：「大多數文學史是依據 政治變化進行分期的。這樣文學就被認為是完全由一個國家的政治或社會革命所決定。 如何分期的問題也交給了政治和社會史學家去做，他們的分期方法通常總是毫無疑問地 被採用。」[8]他們說：「不應該把文學視為僅僅是人類政治、社會或甚至是理智發展 史的消極反映或摹本。因此，文學分期應該純粹按照文學的標准來制定。」「如果這樣 劃分的結果和政治、社會以及理智的歷史學家們的劃分結果正好一致的話，是不會有人 反對的。但是，我們的出發點必須是作為文學的文學史發展。這樣，分期就只是一個文 學一般發展中的細分的小段而已。它的歷史只能參照一個不斷變化的價值系統而寫成， 而這一個價值系統必須從歷史本身中抽象出來。因此，一個時期就是一個由文學的規范 、標准和慣例的體系所支配的時間的橫截面，這些規范、標准和慣例的被採用、傳播、 變化、綜合以及消失是能夠加以探索的。」[9]韋勒克和沃倫的觀點20世紀80年代在中 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最初對新文學加以歷史的評價的是文學革命的發動者胡適，他在1922年3月寫的《五十 年來之中國文學》的第十節「略述文學革命的歷史和新文學的大概」使用了樸素的描述 方法。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則把文學史視為「載道的文學」和「言志的文學 」的對立與循環。陳獨秀也許是最早明確地用外部的因素來解釋文學革命，並且是針對 胡適的文學史解釋而提出針鋒相對的質疑：「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陳獨秀 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 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10]1929年出版的陳子展的《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 也強調了文學革命的歷史必然性：「這個運動不是偶然而有的，也不是全然由幾個人憑 空捏造起來的，自有其歷史的時代的意義。」[11]
1935年出版的王豐園的《中國新文學述評》從社會背景入手來敘述文學變動，把社會 政治事件作為文學史分期的依據。吳文祺的《新文學概要》突出地標示了「五四運動與 文學革命」、「五卅運動在文學上的影響」。他在導言中明確地把文學變遷視為政治變 遷的結果。他說：「文學的變遷，往往和政治經濟的變遷有連帶的關系的。因此，我們 要研究五四以來新文學，一方面要知道五四以前的文學的演變，一方面還要從政治經濟 的變遷中，去探究近代文學的所以變遷之故。」[12]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 來中國文藝思潮論》，把1917年-1937年文藝思潮的變遷以「五四」、「五卅」、「九 ·一八」這三個中國現代史上重要的歷史事件為界劃分為三個段落。
1940年，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周揚及時地把它應用到新文學史的研究上， 而且實際上已經開創了後來新文學史敘述的基本格局和框架。他說：「新文學運動作為 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分野，是在一定的新經濟新政治的基礎上，且應新經濟新政治的要求 而產生，是反映新經濟新政治，而又為它們服務的。」周揚將五四以來的文學按照毛澤 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有關論述分為四個時期：1、1919年-1921年，「五四」運動到 共產黨成立，新文學運動形成的時期；2、1921年-1927年，從共產黨成立到北伐戰爭， 是新文學內部分化和革命文學興起的時期；3、1927年-1936年，共產黨所領導的新的土 地革命的時期，革命文學成為主流的時期；4、抗戰時期，新文學運動力量的重新結合 。本來把文學附屬於政治是周揚30年代以來對於文學的一貫的理解：「在廣泛的意義上 講，文學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關於政治和文學的二元論的看法是不能夠存在的 ……所以，作為理論斗爭之一部分的文學斗爭，就非從屬於政治斗爭的目的，服務於政 治斗爭的任務之解決不可。」[13]
李何林、王瑤、老舍和蔡儀等四人在1951年制定的《＜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關於 「學習新文學史的目的和方法」中強調「新文學運動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關系」。[14] 1951年出版的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直接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作為理解和 描述新文學史的依據：「中國新文學的歷史，是從『五四』的文學革命開始的。它是中 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三十年來在文學領域上的斗爭和表現，用藝術的武器來展開了反帝反 封建的斗爭，教育了廣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 政治斗爭密切結合著的。新文學的提倡雖然在五四前一兩年，但實際上是通過了『五四 』，它的社會影響才擴大和深入，才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底有力的一翼的。」
陳思和在《一本文學史的構想》中指出，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把一九一 七——一九三三年的新文學運動分作前後兩期，以五卅為界，開了以政治事件為文學史 分期的先河。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階段，文學史著作有多種分期，大多數是以歷 史政治事件來劃分。王瑤的著作最為典型，其分別是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愛國運動，一 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三七年的抗戰以及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來劃分，其他文 學史著作基本沿用這一分期標准。」[15]新文學史研究興起的30年代，正是文學社會學 和階級論流行的時候，西方和蘇聯的文學社會學理論著作和文學史著作大量翻譯出版， 而新文學界又得風氣之先。因此，這種文學史描述的方法自然影響和滲透到新文學史的 研究中。由於把文學視為社會生活的反映，認為文學與政治有著密切的聯系，把社會的 發展變化視為文學發展變化的最重要的原因，那麼，文學史分期與政治史分期的重疊與 接近就是必然的了。
支克堅《從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最早明確地否定了文學與政治標準的 同一性，揭示了文學史與革命史之間不可彌合的裂痕：「長期以來，我們的現代文學史 研究工作，花費了許多精力來說明新文學在三十年裡，怎樣不停地追隨著中國新民主主 義革命的步伐前進，文藝思潮和文學運動因此不斷出現新特點，作品因此不斷獲得新思 想、新題材……但這里有一個矛盾，就是有些現在大家已經公認為優秀和重要的作品， 恰恰並非出自追隨革命最緊的作品。這就使得我們的現代文學史著作出現了『破綻』… …這種情況無可辯駁地表明，我們研究現代文學史的指導思想存在著缺陷。問題究竟在 哪裡?看來，是在於一種比較狹隘的文學觀念限制了我們的眼光，以致我們不能從應有 的思想高度，對現代文學史進行研究。」[16]
80年代以來文學史分期的變化無疑是同政治意識形態以及文學觀念的變化相聯系的， 反映在文學史研究中就要求把文學從政治的附庸中解放出來，要求把文學史的分期從革 命史分期的附庸中解放出來，「把文學史還給文學」，建立純粹的獨立的文學史的秩序 。80年代韋勒克和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對中國文學觀念的轉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尤其是其「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區分，文學史的研究者要求擺脫文學史的外部 的纏繞，還原為「內部研究」，也就是說還原為「文學研究」。1985年，劉再復在《文 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中歸納「近年來文學研究方法表現出來的趨向」時就把「由外 到內」的趨向放在突出的位置：「由外到內，即由著重考察文學的外部規律向深入研究 文學的內在規律轉移。我們過去的文學研究，主要側重於外部規律，即文學與經濟基礎 以及上層建築中其他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例如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文學與社會生活的 關系，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關系等，近年來研究的重心已轉移到內部規律，即研究文學 本身的審美特點，文學內部各要素的相互聯系，文學各種門類自身的結構方式和運動規 律等等，總之，是回復到自身。」[17]羅宗義在《關於現代文學研究的反思》中說：「 現代文學研究，在新時期發生了一場裂變。」[18]
王瑤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起訖時間問題》中強調：「文學史分期應當充分重視文學 本身的歷史特點和實際情況，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從理論上說，作為意 識形態的文學，當然要為社會存在所影響所決定，每一時代的文學，都不能脫離當時經 濟和政治。因此，文學史的分期是不能不考慮與之相應的歷史分期的。但文學也有它自 己的特點，經濟和政治對文學的影響究竟何時以及如何在文學上反映出來，要受到文學 內部以及其他意識形態諸因素的制約，因此，它的發展過程並不永遠是與歷史環境同步 的……經濟基礎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可以影響到文學的歷史進程，使之與歷史環境發生 或前或後的非同步關系。總之，文學史分期應當充分重視文學本身的歷史特點和實際情 況，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19]1982年，唐tāo@①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近況》中提出：「許多人指出，有些現代文學史好像是政治思想史，或者是思想斗爭史……其實，文學應當首先是文學，文學史應當首先是文學史。」[20]他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編寫問題》中說：「文學史就應該是文學史，而不是什麼文藝運動史，政治斗爭 史，也不是什麼思想斗爭史。」「簡單地講，文學史就是要講文學現象的發展變化。」 陳思和說：「文學創作是人類的一種活動，它既來源於社會生活，是社會生活的反映， 又具有相對獨立的發展規律，有其自身的歷史繼承性與發展邏輯。根據社會發展史或者 政治史來劃分文學的時期，無法准確地體現文學發展規律。現代文學史的分期不一定要 與現代政治史的分期一致，文學有自己的道路，它的分期應該是作家、作品、讀者三個 方面進行綜合考察的結果。」[21]
1985年，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提出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他們指出：「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首先意味著文學史從社會政治史的簡單比附中獨立出來 ，意味著把文學自身發生發展的階段完整性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從『內部』來把 握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有機整體性，不容忽視的一項工作就是闡明藝術形式(文體)在整 個文學進程中的辯證發展。」同時，他們指出：「所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就是由 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開始的至今仍在繼續的一個文學進程，一個由古代中國文學向現代中 國文學轉變、過渡並最終完成的進程，一個中國文學走向並匯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 的進程，一個在東西文化的大撞擊、大交流中從文學方面(與政治、道德等諸多方面一 道)形成現代民族意識(包括審美意識)的進程，一個通過語言的藝術來折射並表現古老 的中華民族及其靈魂在新舊嬗替的大時代中獲得新生並崛起的進程。」[22]他們一方面 強調要從文學內部來把握文學史的進程；然而，另一方面實際上「文學現代化」和「匯 入世界文學」等概念卻又是一種非文學的歷史價值標準的預設。
20世紀80年代「重返自身的文學」以「重寫文學史」運動達到巔峰。《上海文論》198 8年第4期開辟了「重寫文學史」的專欄。陳思和闡述道：「『重寫文學史』的提出，並 不是隨意想像的結果，近十年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確實走到了這一步……這在當時是出 於撥亂反正的政治需要，實際卻標志了一場重要的學術革命……這種學術活動不是技術 性的，它包含一種從思維方法到具體研究的革命，即是用實證的方法來修正原先由於政 治偏見而對文學史所作的篡改和歪曲。」「它並不是對一些具體作家作品的評價問題， 具體地說，『重寫文學史』首先要解決的，不是要在現有的現代文學史著作行列里多出 幾種新的文學史，也不是在現有的文學史基礎上再加上幾個作家的專論，而是要改變這 門學科原有的性質，使之從從屬於整個革命史的傳統教育的狀態下擺脫出來，成為一門 獨立的、審美的文學史學科。」[23]
早在80年代初，對於文學史的分期就提出了不同的構想，但是這種分期仍然建立在有 關社會性質的論述之上，而不是由於文學的訴求。但是，他們對文學史分期的看法卻和 後來「重寫文學史」運動不謀而合。邢鐵華認為中國現代文學「開源於中日甲午戰後， 『五四』並非它的發端。如果從1894年到1949可以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完整的一段，那 么它就有了五十五年而不是三十年。這一階段從社會性質來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從 時代精神來說，是反帝反封建；從文學現象來說，前後綿密相延，不可分割。而『五四 』正是作為中界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前後兩個時期。前廿五年是現代文學的萌芽和發 展期，後三十年是現代文學的壯大和成熟期。前廿五年是舊民主主義文學，後三十年是 新民主主義文學。從關繫上說，後三十年是前二十五年必然的發展，應該同屬『現代』 的范疇。」[24]陳學超提出「關於建立中國近代百年文學史研究格局的設想」，「將鴉 片戰爭以後八十年的文學史和『五四』以後三十年的文學史結合起來，建立『中國近代 百年文學史』」。[25]
1987年，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王超冰合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出版，其 《緒論》體現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思想。然而實際上，《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並 沒有擺脫社會學的論述模式，「20世紀中國文學」仍然被看作是20世紀社會變革的產物 ，也因此註定了它在分期上無法突破原來的格局。黃修己評述《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說：「只要看看《三十年》中每一階段的具體論述，就知道以1927、1937為界，其實還 是踩到政治革命的轍印上了。而第三個十年不止於1947，而要延長到1949，還是因為要 把新文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時告一段落。把新文學分為三個十年，未見在分期問題 上有什麼實質性的進展。」他還進一步指出：「原因也很簡單，上述各位作者都堅持從 文學與社會生活關系的視角去考察新文學。而只要承認文學的發展演變是受社會生活變 動的影響、制約，則無法迴避新文學與中國政治革命步調相近的關系。」[26]黃修己指 出，以政治來分期，不僅是大陸50年代以後的學者是如此，在50年代以前，也都是以政 治來分期，任訪秋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是政治色彩最為淡薄的，但也仍然是以1926年 、1931年、1937年為界，仍然是以政治事件來作為文學史的分界。不僅如此，在意識形 態對立的海峽另一面的台灣，在分期上也與大陸學者並無多大區別。因為他們認為「不 管在那一個階段，新文學總是與時局的變化和民族的禍福有很密切的關系，感時憂國的 時代精神，貫穿了整個新文學發展史」。[27]
所謂「20世紀中國文學」和「中國新文學的整體觀」是在現代化的視角下產生的對於 中國現代文學的認識。陳思和指出：「『五四』以來，中國政治生活屢生巨變。人們習 慣於以政治標准對待文學，把新文學攔腰截斷，形成了『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 學科概念。這是一種人為的劃分，它使兩個階段的文學都不能形成各自完整的整體，妨 礙了人們對新文學史的深入研究。」[28]樊駿說：「和只是孤立地著眼於作品的思想內 容的作法聯系在一起的是，過去一般只注意反帝反封建的主題和題材，把這看作是現代 文學的根本的特點，以此作為考察評價現代文學的基本線索和根據。這自然是十分重要 的方面；但是「五四」文學革命給中國文學帶來的不只是反帝反封建的內容和主題，它 所引起的變革要遠為豐富寬廣，包括了文學語言、文學體裁、表現手法的創新，新的文 學觀念的建立，直到具有新的人生觀、世界觀的作家的涌現等。它們都很難一概歸入反 帝反封建這個政治命題之中。所以過去那種理解限制了我們的思路和視野，很多需要研 究的課題被忽略了，不少有益的因素被貶低了，研究的范圍和評價的標准都顯得有些狹 隘。」「近幾年有些同志提出研究『五四』以後中國文學現代化的過程和經驗。這是一 個范圍和含義都要寬廣得多的命題，既包括了反帝反封建的線索，也可以包括上面提到 的其他幾個方面的內容，因而能夠較為全面地認識和評價這段文學歷史。」[29]實際上 ，「新時期」以來，「文學現代化」作為一種新的現代文學史的評價標准已經悄悄取代 了《新民主主義論》所曾經確立的評價標准。「文學現代化」取代了「新民主主義文學 」和「社會主義文學」：「就文學史來說，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性質誠然是重要的， 但它僅只能說明了文學的思想內容的一部分，即政治內容；並沒有包括例如倫理、友誼 等其它思想內容，更不能包括文學本身的藝術特徵；它只能說明意識形態的共同屬性， 而不能說明文學本身的特點，因此它不能作為文學史分期的依據和界線。現代文學史的 起點應該從『現代』一詞的涵義來理解，即無論思想內容或語言形式，包括文學觀念和 思維方式，都帶有現代化的特點。它當然可以包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的性質和內容 ，但『現代化』的涵義要比這廣闊得多。」「既然建國以來的文學和從『五四』開始的 現代文學有其一脈相承的發展線索，那麼就應該考慮現代文學史的訖止點是否應以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界線……如果從『現代化』的角度來考察，即不僅只從政治內容的 范疇，而且從思想到藝術全面地考察的話，兩個歷史階段的連續性是十分重要的……現 代文學史應包括建國以來的文學歷史，不能只講到1949年。」[30]實際上，新民主主義 和社會主義的政治區分被統一到了新的現代化的政治實踐的「整體」之中。然而，需要 辨析的是，王瑤和樊駿對於「反帝反封建」以及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這一現代文 學史的評價標準的非難是一種誤解，是由當時的話語條件所制約的一種可能是有意的誤 解。他們沒有認識到，不論是「反帝反封建」，還是「新民主主義論」，都不是一種簡 單的政治評價標准，而是一整套的意識形態，不僅包括了「新的人生觀、世界觀」，以 及「倫理、友誼等其它思想內容」，而且也包括了「文學語言、文學體裁、表現手法的 創新，新的文學觀念的建立」。也就是說，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理所當然地包含了新 民主主義的文化規范，也即包括了一整套的現代政治、經濟、道德、文化和文學規劃。 毛澤東高度評價的「五四」，它的核心內容就是科學和民主，就是提倡新道德，反對舊 道德；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是所謂現代化方案中的一種。 實際上，80年代的「重寫文學史」從根本上是通過也許是有意識的、策略性的誤讀，引 入「現代化」的評價標准，來突破新民主主義的評價標准，擴大和拓展現代文學的范疇 ，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當「20世紀中國文學」「打通」了近代、現代、當代文學史 之後，近代、現代、當代文學史內部的分期結構並沒有改變。而近代、現代、當代文學 史由「20世紀中國文學」所取代，則是「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學實踐被「 現代化」的文學實踐所取代的結果。正是因為「現代化」的概念，才產生了「中國新文 學的整體觀」，使曾經分裂的現代(新民主主義)文學史和當代(社會主義)文學史在「現 代化」這一新的意識形態之下得到了重新整合。也就是說，從根本上來說，80年代
❾ 傳統小說的特點是什麼
使用「現代性」這個概念，我有點心虛，因為我根本無法將它解釋清楚。
但如果不使用這個概念，又實在沒有其它的概念可用。
所謂概念，我覺得，用當然是要用，但沒有必要將界線劃分得過分清晰，因為事物與事物之間的差異往往不在於性質上的截然兩分，而在於程度上的緩慢過渡，倘若我們只是固執地使用過去那種立場鮮明的分析方法，就必然無法妥善處理其間廣大而曖昧不明的過渡地帶，結果只會導致「不革命即是反革命」的邏輯。
拿「現代性」這個概念來說，我們不妨將它理解得寬泛一點。按照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意思：「現代性意味著生活世界被遺忘，這是近代科學世界觀造成的結果。」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則說這個論斷只對了一半，而我覺得，可能還對不到一半，因為「現代性」這個概念太大，試圖用一句話來概括它，即便概括得再怎麼高明，也是枉然。曾有很多人談及現代性的標志或者說是特點，包括孤獨、斷裂、漂泊、「理智中心」（卡西爾）的失落，「統一性」（本雅明）和「總體性」（盧卡奇）的缺失，等等，伊哈布·哈桑甚至將現代主義的特徵作為與後現代主義的對照列了一張表，其中又包括目的、形式、預謀性、此在、邏各斯、語句組合、隱喻、超驗性，等等，這些，我們都可以視作現代性內涵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因為我們永遠無法掌握一個概念的全部內涵。
可能，這樣解釋還是太抽象了，比較而言，我更喜歡本雅明的方法。在本雅明的眼裡，「現代性」並不附著於抽象、費解的概念，而是通過一些具體的生存體驗體現出來的，它滲透於巴黎拱門街的繁華空氣中，從街頭汽燈向電燈的轉換，到夜遊者的減少、報紙的流通、以及照相機對瞬間的捕捉，都浸染了現代性的某些質素。後來，在哈佛教書的中國學者李歐梵也試圖用這種方法來分析中國社會向現代化的過渡，在《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一書中，他描繪了二十世紀前半葉作為中國現代化之先鋒的上海的圖景，包括外灘建築、百貨大樓、咖啡館、舞廳、公園和跑馬場、「亭子間」生活、城市和游手好閑者，繼而延伸到更廣闊的領域，如「印刷文化與現代性建構」、「上海電影的都市語境」等，可能這裡面還有一個前提，李歐梵似乎傾向於將現代化理解為哈貝馬斯所謂「公共領域」的形成，「公共領域」一旦形成，報紙、傳媒流通起來，社會就不再是封閉的了。
《上海摩登》的後面一部分涉及到上海文學所體現出來的現代性，如施蟄存的怪誕、劉吶鷗、穆時英的摩登、邵洵美、葉靈鳳的頹廢和浮紈、張愛玲的蒼涼，這顯然說明文學中的現代性因素的產生乃是根源於社會的現代化。雖然，現代主義的文學比之傳統文學更表現出一種「內」的傾向，但追根溯源，其成因仍在於社會環境的變化。
問題在於，富於現代性的、或者說是現代主義的文學，與傳統文學的區別在哪裡？換句話說就是，現代性在文學之中究竟有哪些重要體現？這裡面的內容當然也很寬泛，不可能總體把握，說得太細了，也沒有什麼用，我的感覺是，除了寫作的個人化之外，還有三個重要特點：
一、總體特色的曖昧、不鮮明。一方面是小說中人物的曖昧，我們不再能將他們分成好人和壞人這樣截然對立的兩類，人物具體的個性也不再像傳統文學中那樣鮮明和一貫，多了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倫理道德等因素的曖昧，現代主義的作家在努力擺脫沉重的舊倫理教條的同時，也在試著營造一種新型的倫理，這種倫理比之傳統倫理更顯得自由、不死板，因而能適用於一些特殊的情況。好像昆德拉就一直在強調倫理道德的相對性，它不再是一種絕對化的神聖之物，從天上落到地下來了，還有基斯洛夫斯基的電影，如《紅白藍三部曲》和《十誡》裡面，也很深入地探討了這個問題。
二、個人與外界的斷裂。現代主義的作家在寫作的時候，往往會有意地將自己擺在一個與外界環境完全對立的位置，如卡夫卡在《地洞》中所表現出的那種對外界的恐懼和躲避，或者是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中那種內心與外界、回憶與現實的對抗，都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內涵和價值就不再是蘊涵於他對集體的功用以及他作為集體中之一員的身份裡面，而是通過他作為個體與外界的對抗體現出來的。
三、意義的消解。傳統文學作品習慣於虛懸了一個至高無上的意義在裡面，這個意義，通常是一些道德等方面的大問題，如《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中，「忠」和「義」是始終如太陽一般懸掛在人物頭頂上的，而大多數人物也就莫名其妙地為了這個虛幻的「意義」做出了最大的犧牲，梁山好漢之被招安即是最佳的例子。到了《紅樓夢》裡面，這個意義就幾乎不見了，整本小說都顯得極其復雜晦澀，為什麼直至今天還有那麼多人喜歡讀、喜歡研究《紅樓夢》？我想這可能是一個大原因。並不是所有經典都適合重讀的，《伊索寓言》放到今天來看，就相當的幼稚。
有一點必須說明——以上三個特點只是個人的一點總結，代表不了什麼，可能有些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品並不具備這些特點，也可能有些傳統的作品已具備了這些特點（如昆德拉所說的倫理道德的相對性在《莊子》中即有體現）。我的目的是，用這三點做一個大致的尺度，來衡量這篇文章所要討論的小說——波蘭作家雅羅斯瓦夫·伊瓦什凱維奇的《名望與光榮》。
《名望與光榮》寫於二戰之後，篇幅浩大，人物眾多，涉及到一戰、二戰和大蕭條時波蘭的情況，這部小說，從形式上講，不屬於現代主義的作品，它類似於《戰爭與和平》，主線是三個家族的盛衰，時代背景、人物、情節等都很清晰完整，重要的是，如何從這種傳統的形式之下挖掘出現代性的內涵來，以證明，現代性作為一種普遍的特性，是廣泛存在於二十世紀小說當中的。
張振輝先生著有一本《20世紀波蘭文學史》，在談到《名望與光榮》時，他說這部小說「更多地是通過各種人物坎坷曲折的生活經歷從側面反映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並且以回憶、夢幻、意識流等手法展示他們在社會事變中的不同心態，因此這是一部綜合了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各種表現手法的成功之作」。這種觀點主要是從創作手法或者說是形式的意義上來探討其現代性，但文學上所謂「現代主義」，肯定不只是諸如意識流之類的創作手法和技巧，它有「精神氣質」（ethos）上的內涵，也就是說，在拋開形式之後，我們還可以通過內在的特質將它與傳統文學作品區分開來。
為了找到《名望與光榮》在「精神氣質」上所具備的現代性，這里不妨拿它和《戰爭與和平》做一下對比，看有哪些不同，同樣是史詩性作品，同樣是鴻篇巨制，同樣涉及到戰爭、和平、愛情和家族盛衰，一部寫於十九世紀，一部寫於二十世紀，肯定有很強的可比性。
首先，是人的孤獨。吳曉東在《從卡夫卡到昆德拉》一書中曾分析說：「現代資本主義在無限擴展了人類外部世界的同時，卻在人類自我與世界之間挖掘了一道鴻溝。這道鴻溝意味著人的自我與世界分裂了，人與世界不再和諧，不再具有一體性。」而此前，這種分裂是不存在的，如盧卡奇所說，荷馬史詩時代所體現出的精神是人類自我與世界的整體性，同樣，中國的古人也講究「天人合一」。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分裂呢？按照本雅明的意思，現代世界越來越呈現出一種侵吞人類自我的傾向，特別是機械復制，印刷機、照相機、留聲機、攝影機……人們所看到的、聽到的，都是「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而非事物的本身。本雅明的見解顯然很高明，他死得早，看不到今天的世界，如今，「機械復制」已擴張到了更廣大的領域——通過各種傳媒方式，假如某明星在演唱會上穿了某種款式的衣服，不出數日，便會有成千上萬的人穿上同樣的衣服，人們學習明星的談吐、風格，靠整容來改變儀表上與明星的差距，於是，「個性」也被無限復制了。有更徹底的，那就是克隆技術，這種技術是機械復制登峰造極的成果，終有一天，我們會發現，世界上已沒有什麼是不可復制的。為了反抗復制，反抗自我、個性的被侵吞，人們只有日益退回到個人的狹小空間里負隅頑抗，「現代人的孤獨」由此而產生，所以本雅明說：「小說的誕生地是孤獨的個人」。或許這句話有些武斷，我們改一改，改成「現代主義小說的誕生地是孤獨的個人」，就精確得多了。這方面，卡夫卡是最典型的例子，從他的日記里，我們可以看出他很矛盾，他孤獨並且懼怕孤獨，但同時又擔心失去孤獨，因為一旦與外在世界融合起來，他就會找不到屬於自己的位置，找不到屬於自己的個人空間，從這個角度上看，他三次訂婚又三次解除婚約，並不是難以理解的事情——他不能容忍自己必須與一個女人朝夕相處，他要保留屬於自己的個人空間，以便寫作（寫作幾乎就等於他的生命）。假如拿《戰爭與和平》和《名望與光榮》做一下對比，從這一點上，就能看出區別來。《戰爭與和平》里也有孤獨，皮埃爾和安德烈都常常感到孤獨，但這種孤獨並不是作為一種底色存在於他們生命中的，更重要的是溝通，或者說，在很多時候，他們不存在溝通的障礙，因此，即使他們的一生充滿坎坷和不如意，也會時時感到幸福的慰籍，這種慰籍即由溝通而來。《名望與光榮》則不同，遍觀整本小說，我們很容易就能發現那種生命個體的恆久的孤獨，以及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困難，小說中的人物，幾乎沒有哪兩個人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包括姐姐與弟弟之間，哥哥與妹妹之間，甚至夫妻、父子、母子之間，都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理解。奧拉結了婚，生活在貌似幸福的家庭中，丈夫對她百依百順，兒子英俊，女兒漂亮，但無論是對丈夫，還是對兒子女兒，她都有一種莫明的生疏感，所以她孤獨，不快樂；雅努什一直都生活在孤獨和鬱郁寡歡之中，就更不必說了；最典型的是埃德加爾，這個孤獨的作曲家一輩子都沒有結婚，到了臨死的時候，他客居他鄉，一貧如洗，躺在床上回憶自己的一生，想從中找出某些暖色，最後將思緒落到了妹妹的身上，那時他喉中有腫瘤，已不能說話，哆哆嗦嗦地用筆將心中所想寫給妹妹看：「我只愛過你。」但他的妹妹愛爾日別塔看了以後只是漫不經心地一笑，在隨後整理房間的時候就將這字條扔進了廢紙簍里，這讓埃德加爾感到極大的痛苦和失望，正如書中所寫的：「健康的人不理解一個臨終的人是不會開玩笑，也不會信口胡言的。愛爾日別塔不理解『我只愛過你』這句話的每一個字下面都蘊藏著某種偉大而重要的東西。」很多時候，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就是這么困難，我們都是孤獨的。
其次，意義的消解。與《悲慘世界》一樣，《戰爭與和平》里是有那麼一個至高無上的意義的，追求理想的人們為了這個意義而奔走一生，做出各種選擇，雖然辛苦，但同時也為有這樣一個明確的人生意義而感到充實和快慰——這不僅符合那個時代的特色，也符合托爾斯泰的性格，到了《復活》裡面，「意義」的作用愈發彰顯出來。《名望與光榮》里則不同，它沒有一個明確的意義懸在上面，因此人物做各種事、進行各種選擇的動機都顯得十分盲目，比如雅努什，他從小生活在一個冷落的貴族家庭里，姐姐嫁到了名門望族裡去，父親對他不好，他一生中僅有的一次愛情，是愛上了定格在年少時舞會上那一刻的阿麗亞德娜——只限於那一刻，阿麗亞德娜衣著華麗，站在樓梯上朗誦勃洛克的詩——也就是說，他愛上的並非真正的阿麗亞德娜，而只是屬於那一刻的虛幻、不自然的她。他沒能和阿麗亞德娜結婚，雖然他極力爭取。由於阿麗亞德娜背叛了革命出逃法國，她心中充滿悔恨，已覺人生了無滋味，後來她做了修女，再後來就自殺了。而雅努什也漸漸感到了他與阿麗亞德娜之間的生疏。之後，雅努什參軍打仗，與佐霞結婚，這些舉動都是無目的的，他不知道為什麼打仗、和誰打仗，也不清楚為什麼要娶佐霞（他並不愛她）。到了中年，佐霞死了，他就日復一日地沉浸在回憶當中，並四處旅行，以尋找舊日的足跡——可找到了又能怎樣呢？他不知道，所以這也是無目的的。還有他的死，他本可以不死、可以逃走的，但他卻急急忙忙地將自己送到了納粹軍官的槍口下，究竟動機在哪裡？說不清楚，只是死得毫無意義，後來雅德維加（一個愛他的女人）在回憶他的一生時說：「他的一生只有兩次這么趕快過，一次是忙著娶那個佐霞，再有次就是急急忙忙去見那些德國人。」他向來矛盾重重、猶豫不決，可這僅有的兩次果斷，也是盲目的。小說中的其他人物，都處在類似的盲目之中，他們不知道人生的意義在哪裡，於是只好如沒頭蒼蠅一般地生活。有另一種說法，即《20世紀波蘭文學史》中的說法，認為盡管書中人物的人生顯得缺乏意義，但最後他們都在愛國主義之中找到了生命的歸屬。的確，無論是雅努什、斯彼哈瓦、愛爾日別塔，還是小一輩的安特克、安德熱依、海倫卡，他們在小說的最後都與愛國主義和戰爭聯系了起來，甚至死於其中。但是，我向來就有一個疑問——用簡單的愛國主義、青春、熱血、犧牲，來作為生命個體的復雜深邃的終極意義，是否合理？愛國誠然是大節，但它不能代替豐富的人生，或者說，人不會僅因為有了愛國的理想，他的人生就再無迷惑了，那隻是烏托邦的神話。對於身處現代的人來說，所要消解的，正是這樣一些神話，長久地生活在「意義」的壓迫之下，人們已不堪重負，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反問：「你說的『意義』是什麼意義？」就反映了現代人的這種心理。至高無上的意義導致了另一種獨裁，即以愛國主義、人道主義、理想主義等虛假的旗號來支配他人的人生選擇甚至生命，因此，為了真正的自由，就必須消解意義，反抗獨裁。但另一方面，意義的消解也帶來了很大的弊端，即如前面所說，它使我們的人生變得茫然、無目的，這很類似昆德拉所謂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失去了意義的重壓，我們反而會無所適從。還有，道德作為一種「意義」，一旦被消解掉，失去了其神聖性，會造成什麼後果？「相對性的倫理道德」真的可以建立起來嗎？
意義消解了，《名望與光榮》的內涵因此而趨於復雜，而不僅僅是停留在簡單的愛國主義的層面上。從另一個角度、也就是讀者的角度來說，我們已無法簡單、直接地從小說中獲取人生的答案，而必須通過自己的思考來發現無目的的表面之下的潛在之物，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帶有了現代主義小說的曖昧、不鮮明的特點。
當然，意識流等手法的運用，也為這部小說增色不少，如埃德加爾臨死前那一節，他躺在床上時的心理活動描寫，有著很濃郁的意識流色彩。最關鍵的是，通過這些手法，當我們讀完整本小說，再做整體性的回憶的時候，出現在腦海中的，已非簡單的一幕幕情節，而是幽深的一重重心理意境，人生的孤獨、茫然和荒誕已脫離具體的事實而作為一種模糊、持久的意象烙在我們心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