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派小說敘事技巧

㈠ 初中語文現代記敘文散文小說的各類型題的答題技巧，

段落作用從結構內容來答；答題目的好處含義加內容在加作用的答，也就是要先改概括文章，寫下主旨，在分析作用。然後是語言類的題，有修辭寫修辭，有描寫也要寫上，都會給分，然後再套用格式，如比喻，把什麼比作什麼，生動形象的什麼，寫出了什麼情感。然後學會分析文學體裁，重點句一般在開頭與結尾，注意一下！
沒說到的題型可以再問，能多答就多答，多了不扣分，少了扣，而且多了說不定就萌到了。望能幫到你

㈡ 「現代派小說」、「先鋒小說」和「新寫實小說」的區別

現代派小說(現代派文學)
現代派文學是19世紀80年代出現的、20世紀20年代至70年代在歐美繁榮的、遍及全球的眾多文學流派的總稱。它包括表現主義、意識流小說、荒誕派戲劇、魔幻現實主義等流派。
現代派文學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變化，流派紛呈，作家的政治、思想傾向也很不一致，但就其共性來說，有如下幾點：①各流派都強調要表現「現代意識」，其中心就是危機感和荒謬感。因此，現代派文學的共同主題是表現現代人的困惑，反映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全面危機。②現代派文學對壟斷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四種基本關系的尖銳對立作了深刻的反映，表現了異化這一主題。③現代派文學是西方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危機的自我表現，它深受唯心主義和非理性主義思潮的影響，具有虛無主義、神秘主義和悲觀主義、個人主義的色彩。

先鋒小說:
現代派小說標示出了一種當代小說在探索中的精神氣質的變化。稍後出現的先鋒小說則有著更鮮明的"文體"實驗的指向。馬原、殘雪共同作為先鋒小說的先聲出現。馬原對於敘述的自覺探索，和殘雪的以非現實的意象冷靜的展示"惡"、"暴力"的能力，都作為了先鋒小說的資源。
重視敘述，是先鋒小說開始最引人注目的共通之處。他們關心的是故事的"形式"，即如何處理這一故事。這開始在馬原那裡就有充足的體現。馬原發表於1984年的《拉薩河的女神》是大陸當代第一部將敘述放置於重要地位的小說。之後的洪峰被認為是馬原的成功的追隨者。1987年間，這種寫作成為一種潮流。代表作家作品迭起。這里我們就不例舉。
將敘事本身作為審美對象，運用虛構、想像等手段，進行敘事方法的實驗。背離傳統小說竭力營造和現實世界對應的"真實"幻象的實現途徑，明確承認小說的虛構性。這無疑極大地拓展了小說的表現力，極大的在某種程度上凸現小說的獨特存在。在這種形式革新的基礎上，先鋒小說也挖掘包含了特定的意義，這也是與傳統背離的，表現在對於性、死亡、暴力等主題的關注。表達了作家們對於歷史、現實、社會、人性等的個性化的體驗。

新寫實小說
新寫實小說最基本的特質是客觀冷靜地寫生存狀態，即追求所謂「原生態」的真實和世俗化的情調。原生態作為新寫實小說的核心特質，成為作家逼近生活的有利途徑，使作品獲得了讀者的廣泛認同；然而也恰恰是這種在真正意義上並不存在的「絕對還原」，這種對知性的有意消解，制約著新寫實小說美學品位的提高。

㈢ 結合作品《尤利西斯》談談喬伊斯對現代派小說寫作技巧所做的貢獻

意識流小說的形成標志著現代主義小說時代的到來，在創作方法上，不再通過客觀、如實的描述來反映現實生活，而是通過藝術想像，對繁復的意識流的描繪來表現、暗示人的主體情感；在創作題材上，不再從日常生活中選取題材，而是把人物的「意識流」當作題材，描寫一個或幾個人的內心活動。

㈣ 小說敘事技巧方面的書籍,哪本小說在敘事技巧方面最突出

阿根廷的博爾赫斯。法國的羅伯格里耶。愛爾蘭的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法國的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還有很多很多。

㈤ 現代兒童文學的四種敘事視角

任何敘事都是為了產生影響——說服、勸誡、告知、控制，或感染受眾。為了取得預期的影響效果，作家作為文本故事的敘事者，必然會選擇特定的立場、語氣、語言、結構等進行敘事，這就是敘事視角，也稱敘事觀點、敘事角。敘事視角在現代敘事學中被表述為一個聚焦問題，即「我們通過誰的眼光來觀察故事事件」。
敘事視角最早由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作為小說批評的一個概念提出來，之後引起了小說理論家的重視。珀西·盧鮑克在其《小說寫作技巧》里，把敘事視角看做在錯綜復雜的小說寫作技巧中起支配作用的一個問題，認為只有在持什麼敘事視角的基礎上，敘事者才得以發展他們的故事。一般認為小說敘事視角的選擇和運用也會影響到小說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關繫到藝術構思的巧妙與拙劣、成功與失敗、全局與基礎。敘事視角能使敘事者有效地敘述故事，描畫場景，刻畫人物，升華思想。敘事視角既是統一作品形象的樞紐，又是顯示作家藝術個性與寫作立場的手段。
敘事視角的多樣化選擇是現代文學包括現代性兒童文學確立起獨立品質的標志之一。不同敘事視角的選擇與運用，既與敘事者的兒童觀、兒童文學觀密切相關，又與創作技巧和藝術趣味不可分離。敘事視角的運用集中體現在少兒小說、童話、少兒散文等敘事性文學中。
1兒童視角
兒童視角是兒童文學的核心敘事視角。選擇兒童視角的敘事者——成人作家，由於身心的變化與人生經歷的復雜，實際上已不可能復歸到純真的兒童狀態。成人作家在兒童文學創作中選取「兒童視角」，首先必須使自己來一番角色轉換，使自己重新「回到」童年狀態，以兒童的感受形式、思維方式、敘事策略和語言句式，去重新詮釋和表現對象世界。對此，陳伯吹曾有過非常形象的表述：「一個有成就的作家，願意和兒童站在一起，善於從兒童的角度出發，以兒童的耳朵去聽，以兒童的眼睛去看，特別以兒童的心靈去體會，就必然會寫出兒童能看得懂、喜歡看的作品來。」，陳伯吹在這里說的實際上正是他積數十年創作經驗所得出的一條定律：真正為兒童寫作就必須選擇與堅持「兒童視角」。
為兒童寫作是一門語言的藝術，更是一門檢驗作家兒童觀與寫作立場的藝術。英國作家格爾姆在《怎樣為孩子寫書》中認為：「想開采這個礦脈的諸君，必須留心的是，絕對不可以認為是小孩的東西嘛，隨便寫寫就可以了，或者以為有誠意寫作，就會獲得兒童的感激，這種自我陶醉或隨便的想法是很嚴重的錯誤。如果你想成功，必須有相反的態度，也就是放棄命令的姿態，准備一切服從小孩，因為小孩是在支配你的寫作。」「准備一切服從小孩」，這就明白無誤地說明了為兒童寫作必須轉變角色與立場，必須從「成人中心」轉變到「兒童本位」，「回歸」到童年狀態。兒童對現實生活有自己的感悟，唯有與他們平等對話才能真正傳達出他們的所思所想，筆下的世界才能成為真正的兒童世界，或者說兒童憧憬的世界。如果忽視或輕視兒童的感情、感悟，或想當然地以成人的經驗取代兒童的經驗，那麼作家創造出的世界只能是成人的兒童世界，而不是兒童的兒童世界。
兒童文學作家大多是人生經歷豐富的成年人，這就要求作家應該沉潛於兒童的心靈世界中，同兒童的精神息息相通。兒童世界和成人世界有不一樣的判斷尺度，也少有成人社會中的功利主義色彩，因而更能表現出入性真實的一面。兒童文學作家要表現的是兒童「絕假存真」的生命本真。而不是只對兒童的稚態童真作表面的敘寫。自從兒童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門類出現以來，所有經典的、傳世的兒童文學作品無不包含著作家對兒童獨特精神狀態的認識和把握，我們常說的兒童文學作家的「童心」也即此意。因此，以兒童視角創作的作品常常以「衛護童年」的主題出現。一般說來，在兒童文學創作中，作家從兒童自身生活層面與兒童經驗世界入手直接描寫兒童生活的、關注兒童心靈的作品，大多屬於兒童視角。還有不少作品直接以第一人稱切入，主人公以兒童「代言人」的身份出場。
應當指出，兒童視角並非是兒童文學的專利。實際上成人文學創作(主要是小說創作)中也有不少選取兒童視角的精彩之作，如蕭紅的《呼蘭河傳》、林海音的《城南舊事》、汪曾祺的《黃油烙餅》、余華的《在細雨中呼喊》、遲子建的《北極村童話》等。由於兒童視角以兒童的眼光去觀察和打量陌生的成人生活世界，呈現不易為成人所體察的原生態的生命情境和生存世界的他種面貌，以兒童的鮮活感受建構人們對世界的嶄新體驗，因而給成人文學帶來了別具一格的靈動氣象，甚至塑造了全新的藝術感覺和藝術空間，因而兒童視角的敘事策略不但為現代作家所重視，也為評論家所激賞，如趙園在《論小說十家》中就認為「蕭紅的作品提供了真正美學意義上的『童心世界』」。王富仁甚至認為「所有傑出的小說作品中的『敘述者』，都是一個兒童或有類於兒童心靈狀態的成年人」有意味的是這些以兒童視角敘事的作品也往往成了少年兒童選擇的對象，成了他們實際上喜歡閱讀的「非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林海音的《城南舊事》贏得少年兒童的廣泛喜愛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2成人視角
採用成人視角的敘事者顯然是成人作家。成人視角的特點是：敘事者站在成人經驗世界的立場，以成人的眼光來看待和描寫現實世界，敘述少年兒童的現實生活，想像與建構少年兒童的經驗世界，重在體現作家的主體意識體現成年人的人生感悟與生命經驗，並以此來引導、影響乃至規范小讀者。這類作品的敘事大致有以下三個維度：
第一，向少年兒童傳達作為過來人的人生經驗和生命感受，強調文學作品要「告訴兒童真的世界和真的生活」，表現出成人社會現實塵世的沉重和豐富駁雜並反映出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變化。這類兒童文學創作總是和特定時代的社會思潮與成人文學流脈趨於一致。
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崛起的文學研究會作家群，他們高舉「為人生」的旗幟，強調作品「要能給兒童認識人生」。這一藝術特徵在葉聖陶的短篇童話集《稻草人》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稻草人》被認為是中國現代童話現實主義精神的開篇之作。作家站在成人立場，選取觀察社會、批判社會的視角，通過一個富有同情心而又無能為力的稻草人的所見所思，真實地描寫了上世紀20年代中國社會的人間百態與破產農民的艱難生存，抒發了作家對社會不公的批判與對下層民眾的同情，體現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解民於倒懸」的社會良知和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精神痛苦，從而引領小讀者關心現實人生，在社會歷練中長大成人。這種敘事策略在以現實主義創作思潮為主導的中國現當代兒童文學中具有重要地位，他們的兒童文學創作有著大體一致的風格和特色，這就是：堅持兒童文學直面人生、反映社會生活特別是社會形態發展變化的特點，始終高揚現實主義的旗幟，直接把人間百態引入創作視野，使兒童文學與時代脈搏和現代人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直接或間接地揭示出中國社會「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一般而言，他們筆下的文學世界表現為寫實多於幻想，思考多於抒懷，凝重多於靈動，腳踏當下世俗生活，甚少神遊於浪漫主義的幻想天國。但由於強調表現社會人生，有的作品對兒童的生活經驗與理解能力把握不準，存在著偏重作家主體意識而忽視小讀者接受心理的「成人化」氣息。
第二，童年記憶、童年情結內化為兒童文學敘事的重要資源與途徑，作者以親歷者身份與角度直接敘述自己的童年生活，或者以童年生活作為創作素材，表現出對童年、故鄉、母親和土地深深的熱愛和留戀，具有強烈的尋根色彩與生命意識。
童年情結是童年時代埋下的長期縈繞心田的感情糾葛。童年情結往往潛滋暗長，終生揮之不去，如戀父(母)情結、祖孫隔代親情情結、同胞手足情結、童伴遊樂情結、保姆養育情結、故土鄉音情結、民風習俗情結、家鄉特產飲食情結、民間節慶歲時情結、山川風物情結等。作家的敘事與童年經驗往往緊密相連，而童年情結則是構成童年經驗的重要基礎與表現。童年是人生中重要的發展階段，童年經驗是人生今後知識積累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寫作這類題材的作家通常都有一個難忘的童年，童年的生活情景成為他們創作的取之不盡的靈感源泉，因而帶有明顯的自傳體色彩，常常見於散文作品，如魯迅《朝花夕拾》中的若干篇章、冰心《寄小讀者》、巴金《我的幼年》等。有時作家還會把這類作品的主旨強調到極致，以至於形成「童心崇拜」的創作傾向。這類作家把童心作為逃避丑惡的成人世界的「凈土」，把回到童心本真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良方」。如豐子愷的散文及印度大詩人泰戈爾的散文和詩歌就有明顯的「童心崇拜」的創作傾向。
第三，作家站在教育主義的立場，在文學作品中極力張揚文學對兒童的教化功能。文學具有認識、教育、審美、娛樂、調適心理等多種功能。教育是永遠需要的，尤其對於少年兒童。我們不能想像，要是人人都按照「法廉美修道院」的院規「於你所願乾的事」來進行社會活動，那世界將會怎樣。教育的重要性在成年人心目中是如此牢不可破，因此，教育主義也就自然成了兒童文學創作實踐中歷時最長、勢力甚大的一種傾向。一方面，它諄諄告誡兒童在社會化過程中應該遵循怎樣的規則，怎樣形成社會群體的共識；另一方面，它又隨時提醒兒童在社會生活中不應該怎樣。然而，正如許多具體的事物一樣，文學作品是一個整體，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文學的功能是多質的、綜合的。文學當然具有教育作用，排拒了教育作用的文學自然是不完善的文學。但是，文學並非只有教育作用，這是常識。如果我們把教育性強調到絕對化的程度，乃至推向一元獨尊的地位，如果我們把教育性看成兒童文學的唯一屬性，過分追求道義灌輸與宣教功能，乃至不適當地移用教育學的原則與方法來取代兒童文學自身的藝術規律，那麼，兒童讀者生長、變化著的審美意識和閱讀經驗，就有可能被擠壓到褊狹的角落，甚至遭到蔑視與排斥，作為兒童文學創作主體的成人作家的主體意識、審美理想、藝術個性、才氣、稟賦、追求等，也有可能被教化的使命感規范而冷凍。這種傾向如果推向極致。兒童文學的思維空間與審美空間必然會受到嚴重局限，安徒生那樣的天才就會在「主題先行」「重大題材」面前束手無策。新時期兒童文學界從不同的角度，對兒童文學的本質特徵與價值功能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文化反思與美學審視。不滿足和不滿意於兒童文學單一的教化功能，已經成為新時期兒童文學界的一種普遍認同。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警惕另一種「矯枉過正」的現象。即一味張揚兒童文學的游戲精神與快樂原則，甚至容忍庸俗、惡搞、粗劣，價值觀混亂，是非不清，製造文字泡沫，誤導小讀者。郭沫若認為：「文學於人性之熏陶，本有宏偉的效力，而兒童文學尤能於不識不知之間，導引兒童向上，啟發其良知良能。」這一觀點見於郭沫若1922年發表的《兒童文學之管見》一文，雖然距今已經快一個世紀了，但對幫助我們全面理解與把握兒童文學的審美價值功能，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3兩代人對話、對比的視角
兒童文學實質上是兩代人進行精神對話和文化傳遞的途徑之一，因而兩代人進行對話和對比也是兒童文學中常見的敘事視角。兩代人之間，由於生活興趣和人生經歷的不同，常常會出現觀念上的不一致現象，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代溝」，兒童文學特別是少年文學就成為溝通「代溝」的最好途徑。如陳丹燕的小說《上鎖的抽屜》，寫的就是因為處於青春發育階段的「我」鎖上了自己的日記本而和母親發生的「沖突」小說以「我」和母親的和解而結束。又如劉心武的小說《我可不怕十三歲》、秦文君的長篇小說《男生賈里》的某些篇章也屬於這種視角。這種視角還常常將成人世界和兒童世界相對照，在對照中寫出童心的美和成人的某種丑。這種創作模式與「童心崇拜」有相似之處，但並不完全一致。它主要用於兒童小說和少年小說中。曹文軒的早期小說就充滿著這樣的對比：《紅棗兒》中小婷婷的誠實、善良與「叔叔」的狡詐、欺騙；《靜靜的水，清清的水》中鴨寶的純潔、率直和賣假葯的「爸爸」的齷齪、卑鄙。
4少年作者的視角
這是近年來兒童文學界出現的較為特殊的一種敘事視角，作者多是一些未成年的少年(也有一小部分兒童)。他們以自己的眼光來觀察同齡人，觀察世界，來寫同齡人，寫世界。例如廣東深圳高中女生郁秀的長篇小說《花季·雨季》，又如有多位北京少年作者參與寫作的「自畫青春」系列小說。這些作品常常直接描寫少年作者自身或同齡人的現實生活與精神世界。描寫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的困惑、煩惱和體悟。因此，他們的作品大都顯得比較真實。也因為他們表達的是大多數同齡人的實在感受，具有親歷性和親和性的特點，所以很能引起同齡讀者的共鳴。但由於這類作品缺乏成人作家厚重的人生體驗和豐富的藝術表現技巧，因而也常會得之直率而失之「輕淺」。

㈥ 西方現代主義小說的敘事特點

現代派作家為探求人物的內心真實，著重表現難以直接描述的復雜多變的內心活動，往往藉助意象，用象徵、隱喻等手法，把思想還原為知覺，使抽象的思想外化。現代派作家通過非理性的極度誇張的形式，將現實與非現實糅合在一起，寓嚴肅於荒誕，其荒誕形象具有一種特殊的概括力。現代派作家熱衷於挖掘人的潛意識，大量採用「內心獨白」「自由聯想」的手法，表現人物意識的「自然」流動狀態，力求開掘人物心理的復雜性，擴大了心理描寫的范圍。

㈦ 中國當代文學現代派小說的定義和簡介

先給您格非先生的定義：
直接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影響而產生的中國現代派小說，在新時期經歷了以下三個發展階段：

一、「偽現代派」時期（1979-1981）
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意識流、象徵主義）的影響，中國文學曾出現過以「新感覺派小說」和「現代派詩歌」為代表的、在文學形式和寫作技巧方面進行探索的實驗作品。代表作家和詩人有劉吶歐、穆時英、施蟄存、戴望舒、李金發、卞之琳等等。這些作家的作品或者在小說的形式、節奏、手法上帶有現代主義的特徵，注重捕捉新奇的感覺，以表現作家眼耳感官里的城市風貌；或者受弗洛伊德性心理學的影響，更重於心理分析；或者用朦朧的意象和含蓄的語言來暗示、表現感覺和情調……不過，由於社會和歷史的原因，它們只是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流派而存在，並沒有產生更大的影響。80年代初中國文壇現代派文學創作潮流的興盛繁榮，也不是二、三十年代前後現代派文學思潮的簡單回歸，而是改革開放後西方現代主義思潮湧入催生的產物。
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最早在詩歌界顯現出來。顧城、北島、舒婷等人的「朦朧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國文壇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文學潮流，對傳統文學的理念發起了前所未有的沖擊，朦朧詩所強調的「自我」，也使人們開始思考「人」這一命題，文學也由此開始向文學本身回歸。「朦朧詩」雖然不能算作現代主義文學，但是，它的懷疑精神、它的諸多創作手法、它的荒誕意識，卻是與西方現代主義的精神互相呼應的。
當理論界正在掀起介紹西方現代主義理論高潮的時候，小說家們也迫不及待地將這些剛剛被引入的理論運用到創作實踐中。一向被奉為文壇大哥的王蒙，重出江湖後在創作中有意識地突破傳統小說的寫法，大膽地吸收、借鑒西方現代主義小說的一些表現手法。從1978年初到1985年上半年，他先後發表了19部充滿探索精神的中短篇小說，其中《夜的眼》、《布禮》、《春之聲》、《風箏飄帶》、《海的夢》、《蝴蝶》等作品，很明顯是受到了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尤其是「意識流」的影響，在形式上體現出與傳統文學很不一樣的特徵。與此同時，一批像王蒙一樣曾經活躍於50年代文壇的老作家們也紛紛加入了探索的陣營。茹志娟的《剪輯錯了的故事》用電影蒙太奇鏡頭組合的手法，擴大了作品的容量，使作品內容具有立體感，並通過夢幻，突破時空局限，給人以全新的感受；宗璞的《我是誰》、《蝸居》、《泥沼中的頭顱》等作品著力用荒誕的歷史、荒誕的現實、荒誕的環境，乃至荒誕的思想、感情的描摹等超現實主義的手法，開掘知識分子復雜的精神世界。另外，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諶容的《減去十年》的小說，也都有意無意地借鑒了現代主義小說的寫作技藝。
隨著創作實踐轟轟烈烈的展開，關於現代主義文學的理論探討與爭鳴，也一發不可收拾。其間涌現出來的代表性文章有：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高行健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徐遲的《現代化與現代派》、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群》等。這些爭鳴探索文章和當時譯介論著一起，匯成一股強有力的理論體系，影響著中國新時期的現代主義文學創作。
80年代前期的探索性作品，雖然在形式上開始打破傳統的敘事方式和結構方式，以主觀的心理意識流程來安排敘事時空，但是，從總體上看，它們並沒有觸及到中國作家深層的審美觀念、創作觀念和創作模式。所謂「現代主義」只是運用了象徵、變形、意識流等現代主義藝術手法和技巧，其作品整體上仍是充滿社會責任感和批判精神的「社會寫實文學」，其目的是為了表達作家對各種社會問題的認知與意見，即對主觀意識的描寫是為反映客觀現實服務的，作品的主題是對社會現實問題的憂慮，而不是西方現代派所表現的對「個體生命」的憂慮，因此他們的創作事實上仍舊是傳統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延續。正因為此，他們的創作被人們稱為 「東方意識流」或「心理現實主義」，也有人稱其為「偽現代派」。
但是，這一時期作家們的創作，卻為後來作家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培養了一批對現代主義具有親和力的讀者群和評論者群體。他們的作品是80年代中國文學在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取得的最初的成果。

二、先鋒小說的繁榮期：（1985-1988）
隨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越來越多地被翻譯和介紹進中國，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品，如心理分析小說，意識流，魔幻現實主義、新小說，以及理論界的形式主義、敘述學、結構主義、存在主義等等在80年代中期成為人們所關注與爭論的熱點，西方現代文學觀念也開始深入人心。在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刺激下，中國的先鋒小說創作在1985年後呈現出一種「井噴」的態勢。
最早引發「井噴」的是於1985年先後發表的兩部小說：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和徐星的《無主題變奏》。《你別無選擇》用「音樂式」的結構和「黑色幽默」的語言方式，以看似荒誕的情節，展現某音樂學院僵死的教學方式對學生們心靈的扼殺；《無主題變奏》則將心理片斷和生活片斷「無主題」地串聯起來，通過一個自動由大學中退學，並安心於做一個「無所事事」的飯店服務員的青年的自述，展現出年輕一代孤獨、迷惘的生存狀態。和王蒙、宗璞等「偽現代派」作品相比，這兩部作品已經超越了形式探索的層面，將現代主義精神融入到作品中，在思想意識、文學精神和表現手法上更加成熟，更具有現代主義的特點。正因為此，批評家們認為中國的現代主義文學在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正在步入繁榮期。而《你別無選擇》也被稱為「第一部成功的中國現代派文學作品」，是「一代人 『情緒歷史』的一個濃縮」。
繼劉索拉、徐星之後，馬原、洪峰、格非、殘雪、余華、孫甘露、莫言、蘇童、扎西達娃、北村等一批作家紛紛登上文壇，開始了先鋒文學之舞。中國的先鋒文學先天地帶有現代文學影響的痕跡。如莫言將馬爾克斯和福克納比喻為「兩座灼熱的高爐」，認為他們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作家；余華則對卡夫卡和川端康成推崇倍至，他的小說也充滿了新小說和羅布－格里耶的痕跡；殘雪的作品，飄盪著卡夫卡的影子；格非、孫甘露的作品，受到了博爾赫斯的深刻影響……當然，他們的探索並不是純粹的摹仿，也體現出了很強的個性和本土化的特徵，如馬原、格非等人不同於博爾赫斯對純粹的幻想世界的迷戀，帶上了一種傳統東方關注「現象」而不重視 「真」與「幻」的區別的亦真亦幻色彩；孫甘露的詩性探索也立足並著力於對現代漢語詩性功能的挖掘，等等。
在對「形式」的變革上，馬原無疑是敘事革命的代表人物，他創作的《拉薩河的女神》，第一次把敘述置於故事之上，把幾起沒有因果聯系的事件拼貼在一起。他在《岡底斯的誘惑》、《西海的無帆船》、《虛構》、《大師》、《塗滿古怪圖案的牆壁》等小說中，使用元敘事的手法打破了小說的「似真幻覺」之後，又進一步混淆了現實與虛構的界限，馬原的這引起敘述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馬原的敘事圈套」，並以獨特的方式消解了此前人們所熟悉的現實主義手法所造成的真實幻覺，成為以後的作家的模仿對象和小說實驗的起點。
殘雪的《山上的小屋》等小說中的世界，都是變形的，她的人物，都帶有某種「神經質」，互相間缺乏溝通、信任，並存在一種「自虐」和「他虐」的心理。她的小說以一種丑惡意象的堆積凸現外在世界對人的壓迫，把一種個人化的感覺上升到對人的生存狀態的寓言的層次。
格非的小說創作從一開始便致力於敘事迷宮的構建，他以人物內在意識的無序性構築出一團線圈式的迷宮——其中有纏繞、有沖撞、也有意識的彌散與短路。如他的短篇小說《褐色鳥群》，首次運用了「敘述空缺」的手法，敘述了一個似真似幻的故事。它打破了傳統文學對「真實性」的追求，透露出現代人對「存在」的實在本質的懷疑。

三、沉寂期（1989至今）
90年代初，由於先鋒作家們的作品過於強調形式而忽視內容，在讀者中逐漸失去市場，先鋒作家們因此紛紛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作品的敘述風格採取了一種更能為一般讀者接受的方式，有的甚至和商業文化結合，作品轉型到小說的其他領域。但中國先鋒小說的探索並未從此停止，在90年代，仍然有一批作家堅守「先鋒」孤寂的陣地，如韓東、朱文、海男、黑孩等等。他們依然用自己的創作繼續著中國文學的先鋒之舞。
中國先鋒小說的繁榮期雖然短暫，但是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它打破了傳統寫實模式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壟斷地位，終結了一個被政治權威控制著的小說時代，中國的小說創作，從此呈現出多元化的態勢；另外，先鋒作家們所取得的探索成果，如時空錯位、零度情感敘述、敘事的圈套等等，也被90年代的作家們適當而嫻熟地運用著，中國的文學，因此也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呈現出更為豐富多彩的景象。

就我個人看來，給您三句話，希望對您有啟示
一，中國當代文學受外國文學影響深遠，尤其是1978年之後，但是這種影響卻是效仿，直接結果就是「來得快去得快」，譬如先鋒小說，馬爾克斯句式等等。
二，現代派在中國不可能有，這是西方古典哲學終結的表現，而我們是文革個人崇拜與非理性的結束，兩者雖然表象上看都是對於傳統的顛覆，但東方並不等於西方，尤其是在哲學上。
三，現代派小說是否真的構成現代派的特質，仍有待分析。

㈧ 寫小說有什麼技巧

一個事件、從開頭到末尾。經過細質化！這是碼字關鍵，不然你會覺得謝不下去，最好寫什麼樣的文有什麼樣的風。懂得不多，不過很實用，呵呵…我是小說迷…根據觀者出發的。

㈨ 現代派文學的藝術手法

在藝術手法上，現代主義文學注重藝術形式與藝術技巧的創新，表現出隨意性、 不確定的特徵。作家追求寫作（文本）快樂的藝術態度。作品內容被形式所替代，即被文體的語詞、句法、反諷性修辭效果所替代。敘事中心、整體性、統一性被非中心、局部性、偶發性、非連續性的敘事游戲所取代。寫作態度、生存態度與文本製作形式趨於同步，通過極度的嘲弄，想像性地把那些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而寫作與閱讀在其中獲得瞬間的快感。文學觀念首先是作為創作主體自身快樂的一種游戲意識形式而出現的。在文本製作中，突出過程、行為、事件、語象、上下文、形式技巧等，反對解釋作品。羅伯-格里耶說：「讀者只須觀察作品所描寫的各種事物、動作、言語和結局，毋須尋找超出或少於他原有生活和死亡中的意義。」強調作家的創作和讀者的閱讀只是為享受創作或閱讀的愉悅，是一種表演操作和體驗過程。後現代主義作品注重表達的是「敘述話語」本身。話語和語言結構，成了後現代主義文學的藝術傳達基礎，表現出無選擇性、無中心意義、無完整性，甚至是「精神分裂式」的表述特徵。作品中出現了冗長曲折的句子，語無倫次的語詞、對話獨白、重復、羅列。大量運用蒙太奇手法拼貼畫法和意識流手法。洛奇把後現代主義創作中的隨意性、不確定性、無選擇性的表現方法，歸納為6條原則：即矛盾（文本中的各種因素互相沖突悖離）、變更（對同一文本中敘述的事，可以更換不同的可能性，變更內容、情節、斷裂作品敘述前後喪失必然性，沒有因果關系）、隨意（文本的隨意組合，如可以任意拆裝組合的「活頁小說」等）、過度（有意識過度誇張性地運用某種修辭手法）、短路（情節內容在發展進程中突然中斷，讓讀者參與對文本的闡釋、解析與再創作）。其作品總體上體現出反諷嘲弄，黑色幽默的美學效。

㈩ 什麼是"後現代敘事"啊

「類後現代敘事」與中國當代小說 「類後現代敘事」與中國當代小說 張立群 （首都師范大學，北京，100089） [內容摘要]「類後現代敘事」是中國當代小說中一種極為獨特的敘事文本，其目的主要是要說明中國後現代小說中西合璧的特色。同時，「類後現代敘事」也是中國新時期小說發展過程中一道極為獨特的景觀，它以獨特的外部表徵超越了以往歷代小說的藝術傳統，引發了中國小說敘事的藝術變革，並進而使中國當代小說與世界小說藝術潮流趨於同步。本文主要運用了敘事學的理論，從兩個主要方面探討了中國「類後現代敘事」在發生、演進過程以及在敘事藝術上的特徵。 [關鍵詞]「類後現代敘事」；中國後現代小說；敘事。 當以「類後現代敘事」這個具有中西合璧色彩的詞語，去指涉產生於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當代小說中一種極為獨特的小說敘事文本時，它所擁有的內涵大致包括如下兩個方面：首先，作為誕生於一種獨特語境下的文本敘事風格以及闡釋代碼，「類後現代敘事」不但在對西方話語借鑒與移植的過程中，具有西方後現代小說的種種敘事特徵，同時，其作者身份，文化傳統以及理論研究現狀等又決定了其必然會具有本土性和中國性，因而，所謂的「類後現代敘事」就是一種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之後而出現的中西合璧、身份多重的小說文本；其次，盡管，以先鋒小說、新歷史小說等為典型代表的諸多實驗小說都具有鮮明的後現代性敘事特徵，但這種敘事卻存有明顯的悖論傾向：即一方面它是我們的新潮小說家以一種超前預支，突擊補課的方式對西方後現代進行了模仿與拼接；另一方面則是我們現有社會條件在總體上尚未達到西方後工業社會發達程度的前提下，以迅速縮短由於種種時代原因而造成的中國當代小說與世界小說藝術潮流之間距離與界限的一種行為策略，因而，其存有復雜而特別的傾向，如其中往往含有諸多「非後現代因子」也就不可避免。基於這種前提，我們將這種敘事風格難以單純劃一，但在總體上又類似西方後現代文本的小說敘事稱之為「類後現代敘事」。 然而，在我們具體論述「類後現代敘事」在文本上所呈現的種種藝術特徵的時候，我們必須還要指出的是：盡管誕生於新時期文學語境下的諸多小說創作常常被看作中國後現代小說的真正代表。不過，像歷史上任何一種創作風格一樣，中國的「類後現代敘事」無論從自身的興起原因、歷史演進，還是從具體的類別歸屬上看均具有自己的特點，因而，從這些特點進行切入，進而研討「類後現代敘事」的知識譜系乃至藝術特徵就成為了本文的邏輯起點。 一、「類後現代敘事」的興起與歷史演進 「類後現代敘事」在中國興起是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的。首先，從其誕生的歷史語境來看，自80年代中後期以降的中國經濟發展狀況以及文化氛圍無疑為後現代主義小說浮出歷史的地表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前提條件。80年代中後期以降的中國正逐步經歷著一個具有明顯文化過渡傾向的「轉型時期」，而轉型時期文學的一個最顯著特徵就是意識形態整合性功能的弱化，個人獲得了相對自由的存在空間，往日文學的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權力話語己逐漸退失，任何寫作樣式都取得了自己的合法身份與獨立地位。同時，在可以眾語喧囂的「轉型時期」，商業化浪潮對文學特別是純文學的沖擊是巨大的，文學日益商品化、世俗化，不但造成具有啟蒙傾向和烏托邦傾向的精英文學的悄然遠遁和高雅的純文學逐漸淪為邊緣，還深刻地影響到了人們的文化價值取向，精英文化與大眾通俗文化的鴻溝正被不斷填平，而這些都無疑為以解構宏大敘事為目的的，不斷消彌雅俗文學界限的後現代敘事的出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其次，從外部影響來看，80年代中後期，隨著對西方文藝理論及文學創作的「引進」的不斷深入，類似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後殖民主義等可以納入到後現代視野的諸多理論被迅速地介紹到中國；同時，類似博爾赫斯式的創作、法國新小說以及黑色幽默、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等後現代文學作品也逐漸引起了人們的重視。盡管，對於當時的中國文壇而言，許多人並不知道它們究竟應歸屬於什麼派別並常常與現代派的概念混合為一體，但它們在文本上所表現出的新鮮而獨特藝術特徵以及與以往小說創作的顯著差異，都為想在文壇上標新立異的青年小說家所矚目。與此同時，西方著名的後現代主義批評家與學者如哈桑，詹明信，佛克瑪等應邀來華講學也無疑為後現代理論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此推動下，本土研究者迅速做出回應，先鋒作家們的迅速借鑒模仿都使得中國後現代文本得以迅速出現。 再次，從文學自身形式的不斷發展及創作者的主體意識上來說，文學總是隨時代向前發展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在文化轉型時期，先鋒作家們為了能在「無名」狀態下發出自己特有的聲音，從而在文壇迅速佔有一席之地，所以，他們就不斷拓展新的形式，不斷對以往的文學傳統進行超越，並進而在迅速製造嶄新敘事話語的過程中，促使「文本實驗」的不斷涌現，而當這種實驗的視角轉向西方時，當時還不為中國讀者所熟識甚至是難以解讀的後現代敘事自然就成了實驗派作家們的首選。 由此可見，中國後現代小說的出現是具有多方面原因的，它不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內部變更，而是時代語境，他者理論話語的影響以及來自文學內部的叛逆力量等多方面影響構成的，它「說到底還是政治/經濟/文化多邊作用的結果——它是歷史之手多重誤置和強加的結果——它表徵著一種極為復雜的文明語境。」[1] 那麼，究竟哪些小說文本屬於中國「類後現代敘事」的范疇呢？這的確是一個會引起頻繁爭議的話題。盡管，如果只是單純地從文本敘事的角度上講，「類後現代敘事」無疑應當與西方的後現代小說一樣，包含著諸多創作形態乃至流派類型的，而「敘事」本身的理論訴求也決定了「類後現代敘事」應當與當代小說中的某些小說創作可以一一對應，不過，由於「類後現代敘事」是在缺乏現實基礎的前提下，通過借鑒與模仿的方式產生的，因而，對於這種在接受西方後現代的影響下，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一種「類後現代」文本，妄圖以整齊劃一的方式予以界定就容易成為一種理論上的偏頗與冒險。而事實上，在轉型期特別是西方後現代主義已為文壇熟知後，包括曾經早己為文壇「定位」的作家如史鐵生、莫言、殘雪等都曾在自己的某些小說中嘗試過後現代的手法，但如果因此就將凡運用此類手法的創作完全納入本文所談及到中國「類後現代敘事」這一視野中，無疑會造成「泛後現代情結」，引發新的論爭。所以，在具體研討中國「類後現代敘事」包含哪些文本的時候，其研討本身就在實質上轉化為對一種量度標準的確認和一種演進過程的描述。 首先，從量、度標准上講，由於本文所要談及的「類後現代敘事」或曰「中國後現代小說」是指寫作規模較大，持續時間較長，影響較為深遠，基本上已為當下批評界所認可的小說創作，因此，一些相對單一零散的文本不在此之列，此為量；與此同時，從度上說，則主要是說「類後現代敘事」既應有獨特的藝術表徵，又應有獨特的藝術觀念。海外著名學者趙毅衡在《後現代派小說的判別標准》中闡述「元小說」，「迷宮小說」以及「散亂狀態，並不納入一個整體畫面」的「拼貼」等作為判定後現代派小說的幾個重要藝術標准。由於趙毅衡先生久居海外，能較為全面地接觸到西方經典後現代文本，所以他談的判別標准無疑是值得信任的。[2]但也應看到，中國後現代小說畢竟與西方的同類創作有一定程度上的差異，盡管我們的先鋒作家是以借鑒移植的方式使後現代來到20世紀末中國的小說領域，但後現代像歷史上任何一種「舶來品」一樣，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中國傳統文學的兼容，這往往又造成在判別中國後現代小說時有一定程度上的模糊不清，因而，我們在肯定趙毅衡文章所指出的藝術標準的同時，又不得不考慮後現代來到中國後給中國小說傳統敘事觀念帶來的沖擊，而這一沖擊是通過比較得來的：如果說中國傳統小說是注重懲惡揚善的理想與英雄內容的敘事模式，中國現代小說注重的是強調深度的代自我立言的反英雄敘事模式的話，那麼，「類後現代敘事」則更多是注重平面化，淺表化的代「本我」立言的凡夫俗子之敘事模式。因而，類似「反權威中心」「反啟蒙主義」，「反主體性」，「反崇高」等也就成了「類後現代敘事」的敘事觀念。 其次，從演進過程的角度上說，中國「類後現代敘事」在歷經以劉索拉、徐星為代表的現代派創作和以莫言、殘雪為代表的強調「感覺世界」的創作鋪墊後，大致是以如下的方式展開自己的歷史進程： 先鋒文學是在80年代中期涌現出來的一個小說派別，以馬原的《虛構》、《岡底斯的誘惑》、《拉薩河女神》等小說以及洪峰的《奔喪》、《瀚海》、《極地之側》等代表「語言敘事轉向」的作品為標志，而後則是一批來自南方的青年作家，如余華、格非、孫甘露、蘇童、潘軍、北村、葉兆言等在創作上的極力推進。自馬原開始的先鋒文學最顯著的地方就是以元小說、仿擬、語言迷宮等為其敘事特徵，因而這一派小說也常常被後來的批評家視為中國後現代小說的真正代表。 新歷史小說很大程度上是先鋒小說家將創作目光轉回歷史後產生的一種結果，它的最早源頭可追溯到莫言的《紅高粱》，但最能顯示其創作實績的則是蘇童的《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和他的「楓楊樹」系列以及葉兆言的「秦淮系列」、劉震雲的「故鄉系列」，其影響一直波及到90年代晚生代作家的小說創作。新歷史小說最顯著的特徵就是以後現代的敘事策略去重新解構和描述歷史，如從主題上強調正史到野史、以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終結了超個人的政治視角對歷史理解的壟斷；從敘事角度上單線歷史的復線化、大寫歷史的小寫化；強調歷史的虛構敘事，讓自我能從容的穿梭於歷史與現實，使客觀的歷史主觀化，必然的歷史變成隨意的偶然，而這些方法的結果就是使歷史時空結構被隨意打破，文學與歷史的鴻溝被削平了，歷史也許只是一場惡作劇。於是，當新歷史小說是從先鋒作家將目光轉向歷史的那一刻起，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相當程度後現代文化品格了。 女性寫作在中國歷來是波瀾不興，不過，它在90年代卻得到了顯著的發展。當然，這里論及的女性寫作絕非一般意義上的女性寫作，它是指以西方女性主義原則立場進行創作的「私化寫作」或曰「軀體寫作」，而這種明顯帶有自傳色彩的寫作的目的就在於通過「女作家寫作個人生活，披露個人隱私，以構成對男性社會，道德話語的攻擊，取得驚世駭俗的效果。」[3]在90年代，私化寫作的代表作家是陳染、林白。其中，陳染的《私人生活》、林白《一個人的戰爭》等作品總體上就是按照法國著名女性主義批評家埃萊那·西蘇的「軀體寫作」原則進行創作的，在這些作品中，陳染、林白以近乎非理性的話語，破碎的結構，膨脹的語言在描繪女性慾望的同時極力解構、顛覆著男權中心主義，從而在文本上顯示出一種後現代性。 晚生代小說由於其作者眾多，身份各異，所以對於他們的寫作傾向很難整體概述，但有趣的是，越是被認為是晚生代代表的作家作品，就越具有後現代傾向。像朱文的《我愛美元》、《彎腰吃草》；李馮的《多米諾女孩》、《最後的愛》；邱華棟的《沙盤城市》、《手上的星光》等作品確實有類似後現代的創作傾向。而且，這些晚生代小說家還通過言論表達了自己對後現代的獨特理解，如邱華棟曾言：「我認為中國已經有了後現代小說，李馮就是最典型的後現代作家。」「在表面上，我的作品的後現代味道不是特別濃的，在結構語言上，我沒有做比較深入的探索；但我將當下的各種信息大批量地充塞進小說里，這一做法，我覺得的這就是我的後現代特徵。」[4] 至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類後現代敘事」在世紀末中國文壇的流變過程：即包括先鋒小說，新歷史小說，女性私化寫作以及晚生代小說是屬於「類後現代敘事」的范疇之內的。但需要說明的是，中國「類後現代敘事」在總體流變上前後是具有明顯延續性與差異性的：一方面，某種後現代興起之後很快為新的後現代敘事所取代，但它們之間在內部又有一定的聯系；另一方面，它們之間的差異性也是十分明顯的，在80年代，以先鋒文學為代表的後現代小說更多情況下是在不知其名的前提下通過對西方後現代小說特別是對其敘事手法進行模仿中完成的，而當時批評界對此缺乏明確的解讀又使其成為隱性的後現代文本；進入90年代以後，特別是後現代文化語境真正來臨之後，中國的「類後現代敘事」不僅在形式上，而且還在思想上成為一種顯學，而這一點，則正是後現代在中國文學創作中逐步中國化的一種必然趨勢。 二、「類後現代敘事」的藝術運籌 第一，是自由視角的元小說。元小說又稱後設小說或自我意識小說，是後現代小說的主流敘事類型。盡管許多研究者在闡釋元小說時有不同的主張，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小說是在接受當代哲學、語音學及文學理論的影響下產生的。它雖然不是後現代小說的唯一敘事形式，但卻是後現代小說的主流敘事類型。它的最大特點就是變傳統小說的隱藏敘事行為為暴露敘事行為。在元小說創作中，小說家仍在講故事，但他們在講故事的同時又故意揭穿其虛構性的本質，即通過自我暴露，自我評述的方式來揭示其創作過程，從而使自己的小說變成了「關於小說的小說。」[5] 在中國當代小說創作中，馬原是較早嘗試元小說寫作的作家。他的許多小說如《上下都很平坦》、《岡底斯的誘惑》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運用了元小說的寫作手法。當然，最能集中體現元小說敘事手法的則是他的中篇《虛構》。在《虛構》中，馬原給讀者的第一段敘述就是：「我就是那個叫馬原的漢人，我寫小說。我喜歡天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麼一點聳人聽聞。我用漢語講故事；漢字據說是所有語言中最難接近語言本身的文字，我為我用漢字寫作而得意。全世界的作家都做不到這一點，只有我是個例外。」在這里，馬原首先明確地將敘述人「我」即文中的「馬原」與作者馬原劃上了等號，而這一舉措無疑使小說的似真性失去了基礎，並進而走向土崩瓦解。而後，身兼作家，敘事者，主人公於一身的「馬原」就開始了他時而煞有介事，時而天馬行空的描述。在此過程中，馬原總是不忘記時不時地出來強調自己作為作家的身份，「比如這一次為了杜撰這個故事，把腦袋掖在腰裡鑽了七天瑪曲村……」、「我就叫馬原，真名。我用過筆名，這篇東西不用……」而在這篇小說第十九部分，即小說臨近結尾的部分，馬原甚至直接跳出來與讀者對話：「讀者朋友，在講完這個悲慘故事之前，我得說下面的結尾是杜撰的。」作者在這里乾脆把自己為什麼要這么寫的「苦衷」暴露給讀者，從而使以上話語及主人公敘事成為虛構的「虛構」。自然地，這種「虛構」的本身也就成了典型的元小說。 使用元小說手法進行創作是馬原為先鋒文學乃至整個中國類後現代小說帶來的啟示，在所謂的「馬原敘述圈套」的影響下，一大批新潮小說家如洪峰、余華、格非、葉兆言等許多先鋒小說家都在自己篇章中多次嘗試過元小說的寫作手法；而像以林白、陳染為代表的女性「私人化」寫作進入元小說的創作層面，不但為元小說的創作增添了嶄新的「層面」，同時，也使得這種女性寫作能夠名符其實地進入到類後現代的視野。使用元小說的手法進行創作是文學中自我意識從萌芽發展到極致過程的結果。自然地，將它不斷地應用於創作中所產生的突出特徵就是自我意識的濃厚化以及由此產生的敘述視角的變更。可以說，在「類後現代敘事」中，元小說敘事文本中頻繁使用第一人稱敘事就是其外部表徵。以上所列舉的例子基本都是使用第一人稱敘事的。但這種第一人稱的使用是與傳統小說敘事中有著顯著的不同，元小說的第一人稱是一位典型的「不速之客」，「他」往往就是真正的作者，但他不再講述故事，而只評述故事，他是真正超然於傳統敘事者之上的一種敘事者，而這種敘事的本身就是要說明「我」講的故事是虛構的。 第二，是破碎的結構。對結構的關注是中國新時期小說運用後現代策略的一個突出的表徵。小說結構作為後現代敘事中最重要的形式話語，它對文本的表現形式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敘事結構的苦心經營，一方面使中國類後現代小說具有了與西方後現代小說相似的文本結構，另一方面也著實為一些崇尚文本游戲的新時期小說家獲得了充分展示自己才華的機會。 「類後現代敘事」在結構上最突出的特徵就是經常使用一種近乎破碎的結構，使小說結構在總體上變得不完整。而這種破碎的結構具體說來是通過空缺結構的大量使用、多重的復指文本、自由與循環的時間三個主要方面來予以完成的。 空缺結構是指在「類後現代敘事」文本中事件的發展史往往由於人為作用造成某個鏈條的缺失，從而使整個事件的統一性被瓦解，歷史就這樣變得不可靠起來。格非的許多作品都為我們展示了這樣一種特殊的空缺結構。以《迷舟》為例，在這部精心打造的短篇里，格非是以戰爭與愛情的雙線來營造其小說結構的，但無論我們從哪能一個角度去看，這個故事的結構總是不完整的。而究其原因就在於小說總是在最關鍵的地方給讀者留下了空缺。「蕭旅長去榆關」無論從戰爭線索還是愛情線索上都對整個故事的展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它被省略了。蕭去榆關是去看望「杏」還是去傳遞情報，警衛員並沒有考慮是哪種可能就武斷地以六發子彈打死了蕭作為對空缺的填充，正是他的這種行為使這個空缺永遠被懸置起來而無法彌合。在這里，對空缺的填充與解釋是無效的，無論是蕭的愛情填充方式，還是警衛員六發子彈的槍殺填充方式，都造成了整個故事的不完整。然而，結構上的空缺對讀者的誘惑又是巨大的，我們完全在閱讀時對此空缺進行再度隨意的填充。 多重的復指文本指小說具有多重結構，或是在文中以一種文本指涉另一種文本，從而造成兩個文本互相兼容破壞，使文章整個結構發生混亂。在「類後現代敘事」的發展過程中，馬原的《虛構》、《岡底斯的誘惑》是多重復指文本的始作俑者。而後，洪峰、孫甘露、葉兆言、余華、格非、魯羊等作家都在探索此類結構時成績顯著。孫甘露在《請女人猜謎》中曾寫到他在寫這部小說的同時又在寫另一部名叫《眺望時間消逝》的作品，這兩部小說既平行又互相雜糅，在這里，我們可以說寫《請女人猜謎》就是寫《眺望時間消逝》，兩者其實就是一個文本，但它們又都確實有各自獨立的角色和故事。而這樣的結果就使得《請女人猜謎》的寫作過程變成了對《眺望時間流逝》的敘述，《眺望時間流逝》一文成了《請女人猜謎》的謎底。這是一種類似元小說與巴赫金復調小說的結合體，它斷裂過、中止過、缺失過，也許它在各自文本內是完整的，但兩個文本主題的互相指涉卻造成了整個文本結構的碎裂。 自由與循環的時間也是造成中國「類後現代敘事」在結構上處於破碎狀態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這也表現了先鋒作家在文本敘事上時間意識的深層覺醒。自由式的敘事時間是指時間或歷史在後現代文本中像一個固定的書架一樣，敘述者可以從古至今亦可從現在到過去乃至將來任意穿行，而無論多麼久遠的時間在敘述者的手中不過是書架上的一本書，可以被隨意打開翻閱。以洪峰的《和平年代》、蘇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余華的《四月三日事件》為例，這三部小說都是以時間為題目乃至主題的。本來，題目的時間固定下來後，這個時間就被肯定了，被絕對化了。但作家們在將故事固定在時間上之後，觀看歷史的視點卻沒有被停止。相反，由於敘事者「我」的自由穿梭於歷史與現在，故事內的具體時間都自行消失了，所有的事件都在一個固定的時間符碼中自由漂流，直至發生空間上的轉折。 循環的敘事時間是自由式敘事時間的特例，但卻是最具革新實驗的敘事時間策略。所謂循環時間實際上是指一種無變化、無發展的循環重復的時間手法，它是文學進入後現代後常用的一種敘事時間手法，這種策略在新時期是以借用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的開頭語的面貌出現的，而獨特判斷語式「許多年以前，許多年以後」正是這種時間策略被使用時涌現出來的兩大母題。在新時期中國類後現代小說的發展過程中，這兩大判斷語式是經常被援引的，無論是先鋒文學，還是女性「私人化寫作」，一直到一些「晚生代」的創作中都明顯有這樣的例子，而這種敘事語式的頻繁使用就「確定了敘述時間與故事時間與故事時間的循環回返的圓圈軌跡。敘述的時間從久遠的過去跨進現在，又從現在回到過去。」[6] 第三，是仿擬與反諷。對歷史上許多經典文本或故事進行仿擬是中國「類後現代敘事」的一種較為獨特的敘事策略。這種敘事傾向出現的原因除了是要對以往小說的宏大歷史敘事進行無情的解構，從而探索敘事的多種可能以外，更為重要的是它還得益於外來的後現代寫作方式與本土固有的文化資源。 仿擬是後現代小說採用的一種互文方式的敘事方法，其寫作目的則是為了能從更深層次上體現出一種自省與語言游戲策略。在中國類後現代小說創作中，新歷史小說對仿擬手法的關注是最為強烈的，而以「故鄉系列」聞名於文壇的劉震雲恰恰為解讀這種後現代敘事手法提供了範本。《故鄉相處流傳》是劉震雲整個故鄉系列中最能體現仿擬手法的一個長篇。該書由四部分組成，其中第一部分「在曹丞相身旁」，顯然是對三國故事進行了仿擬。曹操與袁紹一同攻打劉表，但兩個人卻為爭奪一個沈姓小寡婦大打出手，延津縣的人民如孬舅、豬蛋等在曹操得勢時歸順曹操，聲討袁紹；在袁紹得勢時，聲討曹操。《三國演義》中那種「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被無情地仿擬成是由一個女人引起的利益之爭。在此書第二、三、四部分中，曹操、袁紹以及他們當年的追隨者也依次轉生，盡管歷史已過去許久了，但一切還是那樣，當年的一切仍在這些人身上發生……總之，在《故鄉相處流傳》中，劉震雲以總體仿擬《三國演義》的形式如章回體、人物等解構了進化的歷史觀：即「後一代人總是歷史前一代人的再生，後來的歷史總是前段歷史的翻版。」進而使小說進入一種歷史無意識的領域。 仿擬手法除了使當代話語大面積侵入並消解了以往傳統觀念的歷史，讓古今話語在這種手法支配下處於一個共同話語之中，還產生了另外一個後果，那就是文本上體現出了鮮明的反諷效應。哈桑在用圖示法區分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時曾指出反諷是後現代主義的顯著特點之一[7]。的確，反諷手法特別是指與仿擬連綴一起的反諷敘事手法確實為中國小說進入後現代階段賦予了全新的文本意義。它至少可以作為對以往文學作品中濫用情感，過分說教甚至是矯揉造作的一種反撥。中國類後現代小說在對經典文本進行仿擬時基本都隱含著反諷效應。像上述的劉震雲、余華的作品以及晚生代作家筆下的一些作品等都具有這樣的效果。林達·哈琴曾認為，「這兩點（即仿擬與反諷）正是後現代主義表現手法的『核心』」，同時，她又指出：「這並不意味著藝術失去了其意義和目的，反倒意味著，它卻不可避免地會具有新的不同意義。」[8]仿擬與反諷確實為當代小說帶來了嶄新的意義，雖說在許多情況下，運用它們會讓人感到小說家在「玩文學」。但我們又不得不承認，他們這種「玩文學」的技巧確實是大大高於那些以情節取勝的通俗小說家，一方面，它充分地表現了作者在現實生活中真實的感受與無奈的思緒，使文本上的隱喻與轉喻結合；另一方面，它也表達了特定歷史條件下弱者冒犯強者的一種特殊的敘事策略。 最後，是語言的游戲與狂歡。對於新時期的「類後現代敘事」文本來說，其敘事中心毫無疑問是語言。中國類後現代小說作家在語言操作上幾乎都傾注了他們最大的熱情，自然地，這也使他們的智慧與才華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語言是中國類後現代乃至整個後現代文本革新實驗的一個前提，因為一旦離開了對語言的關注，所謂的類後現代文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所以，類後現代的小說敘事可以沒有主題，可以讓人物變成符號，可以喪失結構與意義，但就是不能離開語言。在這種語言至上的寫作傾向指引下，新潮作家一方面可以把語言視作了他們與世俗現實對抗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語言的超越性又使他們在顛覆了一個現實世界的同時，重造了一個同樣強大的語言世界，進而使他們在對語言的揮灑中獲得了創造世界的巨大愉悅。至於其文本外部表徵就是小說語言在作家強烈的話語慾望下發生增殖與膨脹，進而達到了一種語言的游戲與狂歡。 孫甘露是中國類後現代小說前期敘事中最專注語言的小說家。雖說他的小說只是為數不多的幾篇，但它們的影響卻是深遠的。也許正是由於他的存在，漢語小說的語言形式才開啟了無限的可能，「如果他的敘事文體被看作小說的話，那麼，當代小說已經沒有什麼界線不可以逾越。」[9] 《信使之函》是一篇曾經引發過重大爭議的小說。在這篇小說里，孫甘露首先為我們設置了一個看上去毫無意義的上帝，這個上帝與耳語城和漢語交織在一起。不過，由於上帝聽力有點問題，耳語城對他來說只能是一種虛構的存在。因而，人們說什麼怎樣說也就無所謂了，權威已經沒有了，漢語作為一種語言暴力將上帝拒絕了。而接下來就是話語上的增殖與游戲，在言說話語的慾望驅使下，以下的文本話語就是在能指平面上滑動並不斷的增殖，所指的意義被脫節，人們根本無法從語言中獲取什麼意義，而敘事者也可以任意地進行記敘、議論乃至赤裸裸的抒情。整個小說文本沒有別的主體，只剩下一堆堆語言的能指群。「信是…………」的句式可以永遠延伸下去，真正的所指早已被拆除在場，而書寫不過是能指的異質鏈在無限延伸，話語在這里被增殖、膨脹，而作者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