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小說是反現代性的嗎

❶ 沈從文諷刺小說對當代有什麼影響

《顧問官》展現出沈從文作品的另一風格，他在諷刺藝術方面的才能在這篇短篇小說中表現得相當突出，提醒我們作為抒情作家沈從文還有另一面。
暴露無遺。這種人的特點是皮厚、油滑、看準了時機，該出手時就出手。
小說的諷刺才能在本篇中是相當突出的。揭露了地方政治的腐敗已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無官不貪，腐敗已經成了心照不宣的事兒，當然為了能擔任肥缺，少不了運作，走路子。
小說妙就妙在這顧問上了賭桌。「這一來，當地一個知識階級暫時就失蹤了。」在這里，知識階級是有錢階級的同義詞。「暫時」一詞用得妙，既然顧問官混跡官場，他今後還有這樣的機會，況且輸給的是師長大人，那麼師長大人一高興，又臨時委派一個肥缺，那也說不準。在今天，不是有人想腐敗，還送禮無門呢。
作者在《八駿圖》的自存本上《顧問官》一文下題註：「這是熊彬臣畫相，熟他的人方明白十分准確生動。」可見《顧問官》一文並不完全是藝術虛構，在生活中是有原形的。《顧問官》的諷刺藝術是十分高超的。他表現在把人物放在特定的環境里，大環境的腐敗使得顧問官這一類人物應運而生。其人腐敗行為是人人皆知，有過短時間的拘留、查辦，但卻能屢次東山再起，可見在官場中腐敗的普遍性。小說即使寫顧問官這樣一個貪鄙小吏，也寫他對家庭和子女還是有愛心的，作品諷刺鋒芒所指，直指那個社會的腐敗風氣。

❷ 急求！沈從文《邊城》中體現的愛情現代性！

作為沈從文的代表作，這篇小說的藝術魅力在於鞏固、深化和發展了鄉土抒情模式。小說所表現的田園風情建構了一個非同一般的中國形象。《邊城》是一曲迷人的田園牧歌，也是對現代性的反抗和叛逆。牧歌（pastoral）是取自西方的文學術語，概括說來就是淳樸自然的鄉村生活的文學評論語言描述。在中國唯戚現代文學中，牧歌不是個別現象，它與田園小說有天然的親緣關系，它的抒情性質在田園小說中表現的最為突出。在何其芳、李廣田、林庚、汪曾祺等作家那裡，這種鄉土抒情形式代表著對鄉土和家園的守望，由於中國作為後發國家的特性，在優秀的作家那裡，鄉土抒情也蘊涵了對民族身肢首份的追尋，對民族形象的想像。
在沈從文的作品中，作為自然的理想化表述的茶峒山城，表現出與紛雜的城市不一樣的抒情傾向和風格。作者對邊城中人與自然詩意般的描繪，與世俗、功利、務實相對，代表著人生的兩個基本方面，也代表著兩種價值取向。例如渡船老人，他的憨厚、固執、天真表現在許多細節上，對小事，他也會反應認真，表現了他身上的淳樸和詩意。儺送眉眼清秀，為人聰明富於感情，有詩人氣質，不言不語而靜靜地注視和微笑是他獨特的表達愛情的方式。在《邊城》中，還有大量對自然景觀的描寫。儺送為翠翠唱歌，歌聲將翠翠從睡夢中托起來，上山摘虎耳草的那一個夏夜，情景交織，浪漫而有詩意。

《邊城》中的自然景色的描寫深得傳統文化的影響。沈從文說他要建立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這人性其實深深地打著儒家倫理道德的烙印。他在《邊城》中表現人物的倫理意識和情感，如渡船老人、順順父子、楊馬兵等，都勤勞勇敢，善良本分，憨厚正直。渡船老人灑脫天真的一面，以及邊城山水、習俗、人物中都有詩意的一面，這表現了道家思想的影響。傳統文化的影響也表現在《邊城》的審美情趣上，如對婚姻的態度，男女相愛要以婚姻和家庭生活為最後的歸宿，感情和行為優雅、剋制，遵守「發乎情，止於禮」的古訓。有評論家從《邊城》的人物、山水、意象關系著眼，把《邊城》比作一幅水墨畫[1]，實在是深刻地表現了小說的韻致和精神。因此鄉土和傳統的有機溶入，為牧歌增加了文化背景和感******彩。

同時牧歌的背後充滿著悲哀和凄涼。《邊城》的美景中彌漫著憂傷的氣氛。在現實里，詩意愛情與物質婚姻的沖突，翠翠的父母愛情悲劇的啟示，及人物關系的難以溝通和誤會，提示了命運在發揮作用。雖然邊城的圖景如同桃花源，它仍然受外部世界的制約。人物氣質中的詩意和善良卻導致了自身的悲劇。「作者的人物雖說善良，本身卻含有悲劇的成分。唯其善良，我們才更易於感到悲哀的分量。」[

在《邊城》中，主人公翠翠在大自然中長大，彷彿是自然的女兒。
在小說末了，大老的死是沈從文反現代性最激烈的時刻，他讓大老在一次出貨中被竹篙彈入水中淹死。代表著現代化的大老死後，原始自由的儺送面臨著要碾坊還是渡船的壓力，只好出走。

對工業文明的反抗最終結果如何，小說的最後開始表露。歷山數翠翠依然固守著渡船，等心愛的人回來，「也許這個人永遠不會回來了，也許明天會回來！」這種人性是淳樸的，不受外界沖擊的。沈從文希望象徵著苗族傳統價值觀念的白塔重新修建起來，才讓翠翠撐著象徵古老生活方式的渡船等待著心愛的人。他期待古老的文化和自然的傳統能占據未來。

主人公反抗的用意，用沈從文自己的話說，「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5]這里，沈從文所說的「人性」這個概念與他新中國的苗族文化傳統（本質）是同一個范疇。沈從文試圖從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質（特殊性）中發展出普遍性，以此建立他的人性的「小廟」，用以反抗漢族和西方文化的普遍主義。

❸ 沈從文的文學風格是什麼

沈從文的創作風格趨向浪漫主義，他要求小說的詩意效果，融寫實、紀夢、象徵於一體，語言格調古樸，句式簡峭、主幹突出，單純而又厚實，朴訥而又傳神，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凸現出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采。

沈從文以鄉村為題材的小說是典型的鄉村文化小說，它不僅在整體上與都市「現代文明」相對照，而且始終注目於湘西世界朝現代轉型過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規定的鄉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跡及歷史命運。整個作品充滿了對人生的隱憂和對生命的哲學思考，一如他那實在而又頑強的生命，給人教益和啟示。

沈從文是具有特殊意義的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他認為「美在生命」，雖身處於虛偽、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卻醉心於人性之美。

(3)沈從文小說是反現代性的嗎擴展閱讀：

人物軼事

沈從文第一次登台授課那天，因為緊張，獃獃地站了10分鍾。好不容易開了口，急促的10分鍾全講完了。他再次窘迫，無奈，在黑板上散腔物寫道：「我第一次上課，見你們人多，怕了。」下課後，學生議論紛紛，傳到北大校長胡適耳里，胡適笑著說：「上課講不圓沖出話來，學生不轟他，這就是成功。沖液」

後世紀念

沈從文故居於1991年被列為湖南省人民政府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撥款進行了整修。故居現陳列有沈老的遺墨、遺稿、遺物和遺像，成為鳳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觀之一，來瞻仰者絡繹不絕。

❹ 沈從文作品有哪些特點

<邊城>
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岳煥，苗族湖南鳳凰縣人，14歲時，他投身行伍，浪跡湘川黔邊境地區，1924年開始文學創作，抗戰爆發後到西南聯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建園後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的研究，1988年病逝於北京。
沈從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從文子集》等30多種短集小說集和《邊城》，《長河》等6部中長篇小說，沈從文是具有特殊意義的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他認為「美在生命」雖身處於虛偽、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卻醉心於人性之美，他說：「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小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對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廟供奉的是「人性」（《習作選集代序》)。
沈從文的創作風格趨向浪漫主義，他要求小說的詩意效果，融寫實、紀夢、象徵於一體，語言格調古樸，句式簡峭、主幹凸出，單純而又厚實，朴納而又傳神，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凸現出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彩。整個作品充滿了對人生的隱憂和對生生命的哲學思考，如他那實在而又頑強的生命，給人教益和啟示。
沈從文創作的小說主要有兩類，一種是以湘西生活為題材，一種是以都市生活為題材，前者通過描寫湘西人原始，身然的生命形式，贊美人性美；後者通過都市生活的腐化墮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喪失。其筆下的鄉村世界是在與都市社會對立互參的總體格局中獲得表現的，而都市題材下的上流社會「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與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燭照下獲得顯現，正是他這種獨特的價值尺度和內涵的哲學思辨，構起了沈從文筆下的都市人生與鄉村世界的橋梁，也正由於這種對以金錢為核心的「現代文學」的批判，以及對理想浪漫主義的追求，使得沈從文寫出了《邊城》這樣的理想生命之歌。
中篇小說《邊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著沈從文「美」與「愛」的美學理想，是他表現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過湘西兒女翠翠戀人儺送的愛情悲劇，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一代又一代重復著悲塗的人生，寄託了作者民族的和個人的隱痛。

❺ 了解沈從文張愛玲郁達夫老舍各自的寫作風格

沈從文的小說多寫意,總是將故事置於河上、水邊。沈從文基本上是一個沉醉於詩情的作家。一條綿長羨鄭千里的湘西水，維系著他的審美理想和人生寄託。鳳凰古城的風土人情，那揮之不去的遙遠回憶，承載著他的作品主題，呼喚著他的全部情思。他是一位具有特殊意義的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沈從文的創作風格趨向浪漫主義，他追求小說的詩意效果，融寫實、紀夢、象徵於一體，凸現出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采。而都市題材的上流社會的「人性的扭曲」，也是在「人與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燭照下獲得顯現。正是這獨特的價值尺度，構成了沈從文筆下的都市人生與鄉村世界的橋梁，從而寫出《邊城》、《湘西》這樣的理想生命之歌，寄託了作者民族的和個人的隱痛。這種作品從美學的、歷史的原則出發，遠離政治，超越時空，具有永恆的審美價值。
張愛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說她"不喜歡採取善與惡,靈與肉的斬釘截鐵的沖突那種古典的寫法."喜歡參差對照的寫法".由於她受到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化的雙重影響,使首搭得她的小說既有傳統小說敘事套路的痕跡,又帶有"現代派"味道,諸如注重人物意識的流動,注意暗示與象徵,善用聯想,特別是對人物病態心理的描寫與剖析等等,都顯示這一特點.她的小說具有雅俗融合的特徵,也即是"新舊文學界的糅合,新舊意境的交錯".
她採用的語言是私人性的話語,也就是現代都市女性的話語.她的小說真實地表現了在現代化進程中人生的風貌.她筆下的人物也幾乎都是"不徹底"的,"軟弱的凡人".她的小說中具有繁復,豐富的意象.且這些意象具有鮮明的都市特徵.這些獨特的意象,帶來了張愛玲小說寫作獨特的風貌.

郁達夫1896年12月7日出生於浙江富陽滿洲弄（今達夫弄）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幼年貧困的生活促使發憤讀書，成績斐然。後出國，接受了外國文學思潮影響的結果，自卑，憂郁，不群，絕對自由，放盪不羈兄芹頌，不能受任何形式的束縛，是他性格的主要因素。郁達夫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他在小說，散文，詩詞，文論等諸多領域都具有深湛的功力和卓越的成就．而且形成了自然暢達而熱情坦盪的鮮明風格．但是，因為當時的國家環境和童年經歷以及出國後的境遇，回國後收到的壓力，所以人生和文章中也充滿了悲劇氣息。
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許可以對幼小的心靈起到價值補償和精神補償的作用，但是其他種種補償由於其本質上的、相對於父親原本形象而存在的無可彌補的缺陷，無疑會造成兒童在性格形成和心理傾向中的重大失落。長大後在沉重的歷史背景和殘酷的現實環境中，這種身臨其境的直觀感受，無疑是深深刺痛了作者本來就十分敏感的神經，使他產生一腔的憤慨。
郁達夫在文學創作上主張「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因此，他常常把個人的生活經歷作為小說和散文的創作的素材，在作品中毫不掩飾地勾勒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個性和人生際遇，郁達夫的小說創作因為對傳統道德觀念提出了挑戰，並且首創了自傳體小說這種抒情浪漫的形式，對當時一批青年作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形成了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壇一股浪漫派的壯觀潮流。郁達夫還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位在世時就已出版日記的作家。
他是現代中國文壇上傑出的風俗、世態(尤其是北京的風土人情)畫家。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於市民生活。他善於描繪城市貧民的生活和命運，尤其擅長刻畫浸透了封建宗法觀念的保守落後的中下層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階級搏鬥中，在新的歷史潮流沖擊下。惶惑、猶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進退維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徑。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個特點，是表現出鮮明的反帝愛國的題旨。老舍的作品中往往直接揭露帝國主義侵略罪行，從不同側面描寫它們的經濟、文化、宗教滲透和種族歧視所給予中國人民種種傷害。他表現民族覺醒、表彰民族氣節，同時抨擊在這些侵略和滲透面前卑躬屈節、為虎作倀的洋奴漢。寫於60年代初的話劇《神拳》，再現了北京居民抗擊八國聯軍的壯烈情景。
老舍的語言俗白精緻，雅俗共賞。同樣老舍的作品也追求幽默，一方面來自狄更斯等英國文學家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深深地打上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了更內蘊的「京味」。而老舍先生更是潛台詞運用的大師，其代表就是《茶館》。《茶館》中像這樣的台詞比比皆是。它引而不發，以弦外之音調動人們的興味與深思，耐人咀嚼。表達自由和形式美好是老舍最基本的追求，在這基礎上老舍也反對文以載道的文學觀，但並不否認文學的社會性和社會作用，老舍是以平民生活為描述對象，以傳統倫理道德的哲學觀為思想基礎，以人道主義的善惡觀為最基本的出發點，以是否有利於振興國運、強盛民族為尺度，而進行文學描述的，而後期老舍在抗戰時期則發表了大量的宣傳抗戰的文藝作品。

❻ 沈從文小說的文化內涵

[摘 要] 沈從文小說在人類文化史上作出的最有價值的貢獻是：通過以《邊城》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滲透了深厚的文化內涵，提出了人類應當具有的與西方文明和東方文化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第三種文化信仰，闡述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價值體系——湘西自然人性文化。

[關鍵詞] 沈從文小說 傳統道德文化 現代都市文明 湘西文化 人性的希臘小廟 「第三種」文化體系

[目 錄]

一、沈從文小說的文本意義在於構建一種全新的文化

二、沈從文小說對傳統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三、沈從文的《邊城》與「人性的希臘小廟」

四、沈從文小說的價值在於提出了「第三種」文化體系

當代文學巨匠沈從文是個每個細胞都浸滿了湘西文化因子的作家。從文學的角度講，他最大的貢獻是為我們展示了一個牧歌似的湘西世界；從社會的角度講，他最大的貢獻是為我們勾畫了一種人性本真的湘西文化。

一、沈從文小說的文本意義在於構建一種全新的文化

在沈從文的小說文本（也包括其他作品）中，沈從文將中國傳統文化、西方現代文明和湘西文化三者進行了對比性的描繪，以此闡釋湘西文化的真諦，揭示湘西文化滋養下的湘西人自然的生命形態和自然張揚的人性。沈從文在試圖構建一種自然和諧、自主自為、自然形態的新的文化價值體系。在他的作品中，他既反對以儒教為主的正統的中國傳統禮教文化，也反對以西方文化為核心的所謂現代都市文明。他極力將三種文化的景觀和人生實質淋漓盡致地展示給世罩凳頌人，並將湘西文化的真善美及這種文化環境中人性的健全、生命力的雄健和個性的自由舒展推崇到所有文化之前，其目的就是告訴世人：只有湘西文化才是活的物鄭文化，才是雄強、本真、至善至美的文化，才是最充滿人性、人情美的文化。不僅正在頹敗的中國甚至所謂的西方文明都應該重建、普及這樣的文化，只有建立這樣的文化價值體系，整個中國乃至世界才會充滿生生不息的生機與活力，人類的生命力才不會枯竭和凋萎，整個社會和世界才能達到人性發展的極至。

在這里，沈從文不僅對三種文化進行了冷靜的反思和理性的批判，而且他更是在宣揚和試圖創造一種全新的文化價值觀，並用之改造中國國民的精神和世界的人生。在給妻子張兆和的信中說：「說句公平話，我實在是比某些時下所謂作家高一籌的。我的工作將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會比這些人的作品更傳得久、播得遠。①」所以如此的自信，就是因為他在用自己的文字在創立著一種全新的文化體系，不僅屬於中國，而且也屬於整個世界。

二、沈從文小說對傳統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沈從文與魯迅、老舍對中國的舊文化、中國國民劣根性的批判不同，魯迅、老舍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破而不立」，沒有確定舊的文化破了之後中國文化的指向。而沈從文卻上是在「破」的同時更側重於「立」。他要創立一種全新的文化信仰，要創立一種以湘西文化為核心的自主、自為、自然的文化價值體系和充滿人性的人生哲學。沈從文曾表示，他要建立生命、人性、自然三者統一的「一種愛與美的新的宗教。②」這里他所說的「宗教」，其實就是一種有別於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明價值體系的、益於人性全面發展的文粗閉化價值體系和文化信仰。

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是中國文化的邊地，因此相對比較完整地保留了湘西原生態的鄉土文化，這種原生態的鄉土文化，有可能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底本和前身，沈從文及沈從文筆下的翠翠，就是這種文化的活態。而北京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典型，雖然它正處於由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的緩慢轉化中，但這種傳統文化在衰落的同時卻又頑強地生存著。而上海則是一個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來的大都市，它是西方文明在中國本土上一個鮮亮的象徵,具有極強的輻射力和文化侵蝕力，是我們的傳統道德文化倒了之後,精神空虛靈魂疲頓時乘虛而入並瘋長的一種文化怪胎。

這三個不同的空間，實質上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明和湘西文化三種文化形態。沈從文雖然輾轉於北京和上海，但作為湘西文化的代表的沈從文並沒有在深層次上被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明同化，相反，卻給了沈從文一個用湘西文化來審視、反思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都市文明（西方文化）及它們影響之下的人的生命形態的歷史性機會。他與這兩種文化和這兩種文化下的生命是隔膜的，這種隔膜加深了他的文化孤獨感，也使他更清醒地對這三種文化進行分析、比較和批判性的反思。在分析比較中、在批判性的反思里，他看清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病根和現代都市文明的畸變，同時，也對他家鄉的充滿人性美的湘西文化的生存延續產生了危機感。於是，沈從文把他的文化創立指向了湘西文化，並將湘西文化淳樸本真的一面提純升華，試圖創立一種能夠取代中國沒落的傳統文化和病態的現代都市文明的新的文化價值和文化信仰。

於是，沈從文開始了他的文化批判和文化信仰的再造，創作了大量的小說來批判中國頹敗的傳統文化和病態的現代都市文明,闡發和張揚以湘西文化為底根的新的文化價值觀。

沈從文對文化的評判，常常從性、人性、生命的生存形態等角度去觀察和思考。如小說《十四夜間》，刻畫了一個在傳統道德文化液汁里泡大的小官僚吳子高，為了滿足自己的肉慾找妓女的可笑過程。他自己不能去找，這有失「大雅」，就轉托客房的伙計。在等待的過程中，沈從文對吳子高的心態進行了惟妙惟肖的刻畫。吳子高在設想妓女到時如何如何對話，如何如何行動，簡直像「備課」，而一旦暗娼真的站在面前時，卻又手足無措。這是一個怯懦、猶豫和無能的生命形態，是一個傳統文化培養出來的生命典型。與大膽放肆、充滿雄強生命力的湘西人相比，就足以說明中國傳統文化鍛造的人的生命力的衰落。沈從文說，性愛是體現人的生命力的。沈從文正是從性的角度來諷刺貶評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的生命力的摧殘和戕害，反過來，更加深了他對洋溢著雄強生命力的湘西文化的自信。

在小說《看虹錄》中，這種以性來評判文化的視角更明顯。沈從文在這篇小說中，充滿了象徵意義和潛台詞的暗示，對中國傳統道德文化對人性的束縛的揭露更加深刻。小說中的女主人應當是「美與愛」的文化象徵，是充滿生命活力與自然美的文化載體；而小說中的客人卻是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象徵，是這種文化畸變衍生的意淫文化的代表。這個女主人（湘西自然人性文化），不僅向客人展示了她的美，而且在言行上也勃發著生命和人性的熱情。她暗示客人，是生命就應該燃燒。但是女主人也品透了這個中國傳統文化籠養的「客人」的怯懦、猶豫不決，因為他生命的熱情消失在文字里了，生命的雄健力被中國傳統文化湮滅了，生命本能的熱量在文化冷水的浸潤下熄滅了。好在這個客人還能夠面對空盪盪的房子對自己的生命進行反思，對自己身上的文化進行詛咒：「我等待那個夜所能帶來的一切梅花的香，和在這種淡淡香氣給我的一份離奇教育」。這離奇的「教育」是什麼呢？於是，沈從文借客人的心和口，點出了另外必然還有一本書，這書就是充滿至善至美的人性和完全自然狀態的生命形式的湘西文化，也就是沈從文所要創立的新的文化信仰。只有這種文化，才能孕育出樸素至美的人性與和諧美滿的人類文化。

由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沈從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徹底批判。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懦弱和虛偽，他大膽地提出「丟掉它，也正是必需的事③」。沈從文在《鳳子》中說：「挽救它唯一辦法是哲學之再造，引導人類觀念轉移。」但這種「哲學」和「人類觀念轉移」並不是轉到以西方文明為內核的現代都市文明，因為沈從文對現代都市文明同樣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和無情的否定。沈從文創作的《紳士的太太》、《八駿圖》、《大小阮》、《王謝子弟》、《苦墨醫生》、《來客》《煙斗》、《有學問的人》、《或人的太太》、《自殺》等小說作品，組合成了一幅都市文明社會的畫卷。作者在《紳士的太太》中開門見山地說：「我是為你們高等人造一面鏡子，以照出他們丑惡的嘴臉與靈魂。」《紳士的太太》以一位紳士的太太作為切入點，她與丈夫貌合神離、同床異夢。她與大少爺暗中調情，為大少爺與三姨娘偷情搭橋牽線，牟取錢財。紳士則偷偷與情人幽會。他們表面上尊貴體面，道貌岸然，實際上卑劣猥褻，男盜女娼，生活里充滿了自私與虛偽，欺人與自欺，淫盪與亂倫。沈從文無情展覽著所謂現代文明中人們生活的空虛、精神的凋萎、靈魂的銹蝕，刻畫了浸泡在現代都市文明裡人生的虛無和人性的泯滅。《八駿圖》里的八位教授是現代文明的象徵，然而他們卻恪守道德，奢談文明，用假正經、假文明來拘束、壓製作為一個正常人應有的七情六慾，形成了被閹割過的寺宦觀念。這是一種被扭曲的人性，是違反正常人性的、病態的、畸形的文化現象，沈從文藉此批判的深刻之處在於：現代文明自居悖論、自相矛盾，看似文明其實反文明，看似道德其實不道德。這種文化讓人性變態，讓行為反常，讓整個社會在虛偽、意淫和無聊的夢幻中討生活，將人性和心靈變成金錢和情慾的支配物。

在《寫在〈龍朱〉一文之前》一文中，沈從文對自己長期生活在現代文明都市上海和中國傳統文化中心北京給自己造成的人生傷害同樣進行了痛苦的陳述：「血管里流著你們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著在道德下所變成虛偽庸儒的大毒，所有值得稱為高貴的性格，如像那熱情、勇敢與誠實，早已完全消失殆盡，再也不配說是出自你們一族了。」

沈從文筆下的現代都市文明具有毀人於有意而無形中的無聊與空虛，這種文化的兩大支柱就是金錢和情慾，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一切生命都是腐爛的，生命的價值和人性都是物質化、利益化的東西。現代文明寫在人臉上的是憔悴受傷，而內在的生命卻是枯竭和焦黑，整個人的生命的激情已喪失殆盡。一個物質與情慾的世界，根本看不見生命的影子——這就是現代都市文明最顯著的特徵。

三、沈從文的《邊城》與「人性的希臘小廟」

沈從文說：「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④」在沈從文的湘西童話中，《邊城》就是一座供奉著人性的希臘小廟。在這個與世隔絕的「小廟」里，古風猶存，淳樸也充溢在人們身上，自然的人性美表露無遺。《邊城》集中體現了沈從文理想人生的縮影，是他現實與夢幻的交織，是對民族道德重造的切入點。

通過《邊城》這部小說，沈從文用理想化的筆墨描繪了的以苗族文化為內核的湘西文化。沈從文意欲構建的「希臘小廟」，其實就是自然人性的湘西文化，《邊城》就是這一文化價值體現的標志「建築」。《邊城》發表於1934年，它把自然和諧的人生形式推向了極致。邊地的美麗景色、淳樸的傳統風習和人物的美好心性渾然一體，充滿了牧歌情調。青山綠水、古樸寧靜的茶峒城裡，撐渡船的老人和孫女翠翠相依為命，當地團總的兩個兒子同時愛上了翠翠，由此演繹了一段美麗而哀婉的人性之歌。《邊城》寄託了作者的人生理想，把它極力渲染成世外桃源，其實就是沈從文的文化價值寄託。沈從文在《邊城》用這種新的文化信仰為人們描繪著在這樣的文化環境里自然、自主、自為的生命形態和美好人生，賦予翠翠、夭夭等湘西女性以象徵意義，她們是這種自然人性文化的象徵和最完美的模特。翠翠沒有接受過傳統文化的教化和現代都市文明的浸染，完全是大自然孕育和教化的女兒，「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即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一隻小獸物。」她是人的至性——愛情的女兒，又是「天人合一」美的精靈與化身。翠翠就是湘西健全人性和自主、自為、自然生命形態的活的標本，是一種原始本真的人性生命形式，是沈從文所要創立和張揚的自然人性文化至善至美的模特，沈從文就是要借她們——這些自然人性的模特，來反對人為的、社會的、道德的文化，無論是中國傳統道德文化，還是所謂的現代都市文化。

在《邊城》中，翠翠、渡船老人、順順父子、楊馬兵等人物的身上，都展示著至真至純、勤勞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義、豪勇無羈的生命本真，都融匯在《邊城》那種寧靜和諧、充滿無忌野性的自然環境中，洋溢著圓滿健全生命力的氛圍。沈從文就是要以湘西那種平凡、簡朴、單純的生活方式來取代畸形的現代都市文明和病態的中國傳統文化，他想用湘西那種存在於自然形態中的生命形態和樸素人生來喚醒麻木在中國傳統文化和沉醉在現代都市文明裡的生命，激起他們對這種新文化的信仰，重構新的自然和諧、雄健鮮活、化外境界的文化價值觀，與未完全被現代文明污染的湘西人一樣，過一種自然不做作、具有真性情的現代都市文明，保持自然人性，生死自然，愛恨自然。他相信他推出的這些文化模特——湘西文化的形象大使，完全可以征服現代都市文明及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沈從文有這種文化自信，在寫於1932年和1937年的《鳳子》中，這種文化自信表達的清清楚楚：這篇小說敘述的是一個在現代都市文明生活的高級知識者（小說中被稱為「老師」）來到湘西，在和總爺（湘西文化的闡發者）的爭辯交流和自己在湘西的切身感受中，被那種樸素的生活、健康的靈魂、自然的人性、勇敢的精神、環境的牧歌性所征服，被這種原始本真的自然文化驚呆了，並心悅誠服地接受了總爺對湘西文化的表達和對都市文明的貶斥。

四、沈從文小說的價值在於提出了「第三種」文化體系

通過以《邊城》為代表的一系列小說創作，沈從文充分闡釋了他的新文化的內涵和價值，並表達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他自信這種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礎上的新文化才是最有價值的、最理想的文化，它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和以西方文明為內核的現代都市文化無可比擬的超現代性。沈從文認為，中國人甚至全人類都應當將這種新文化作為自己的文化信仰，就像信仰宗教一樣。只有如此，才能構建一個美好和諧、充滿人性化的理想社會，才能永葆人類雄強的生命力和原始本真的自然人性。

因此，當大多數新文學家以新的、西方的、現代的、都市的文化眼光去批判舊的、中式的、傳統的、鄉村的生存方式的時候，沈從文看似做出了幾乎反方向的文化選擇。但是假如你們認為沈從文非都市而崇鄉村，抑現代而揚傳統，那就大錯而特錯了，那是部分文學研究者沒有參透沈從文及其作品的真正的思想意義和文化意義。沈從文並沒有堅守中國傳統文化，也並不是一個完全的鄉土作家，而恰恰相反，他是站在當時中國文化現實的基礎上，立在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制高點上，孤獨地、痛苦地進行著文化的評判和文化選擇，試圖為中華民族找到強壯民族精神、雄強民族生命力的文化良方，尋找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出路。

沈從文小說的根本價值，就在於他在中國傳統文化（東方文明）價值體系和西方文明價值體系之外，以苗族原始本真的湘西文化為內核，為人類提出了第三種文化價值體系——自然本真的人性文化，並在他的作品中闡發了這種新文化的真、善、美，以及這種文化造就的美好社會，並且沈從文強烈地渴望中國和世界能夠丟掉泯滅人性的中國傳統文化和畸形變態的西方文化價值觀，確立這種新的文化信仰或宗教信仰，讓整個世界的生命、人性、自然都處於和諧美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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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 現代性 對抗 共謀
論文摘要：沈從文從地域文化角度展開與主流意識形態對話，表面上似乎與中國社會激進的現代性浪潮格格不入，但他的文本卻又參與到對現代性內涵的合理完善上來，在對現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時，他的作品一再展現給我們的「優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與現代性對人生存的關照要求契合，在這一點上，他與現代性達成共謀或說是和解。
1998年，北京大學吳曉東教授在其論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審美主義與現代性問題》中以沈從文小說《新與舊》為例，認為應當從中國現代文化的寓言角度重新審視這篇作品：「它揭示的是一個新舊錯雜的時代，對於消解單一的線性歷史時間，消解現代性的有關『進步』的整一圖景，建立審美主義的多重視野，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文本。這篇重要的文章為日後的學術研究留下了理論探索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命題無疑指向了沈從文創作與文學現代性兩者之間的糾葛上來。近年來，人們對這個問題進行著喋喋不休的爭辯卻又總是莫衷一是，有些學者認為沈從文的現代性本身不證自明，另有人則專門寫文章從文本內在邏輯論證湘西系列的現代性因素，當然，也有堅持認定沈從文向來是以「反現代性」姿態出現的。各種觀點的碰撞看似有著某種理論自足性，但這種自圓其說往往顯得幼稚而脆弱，甚至完全是一種理論自娛。筆者認為，在這個關鍵問題上，歷來的研究無疑忽視了兩個重要的向度：其一，現代性本身的全部復雜性；其二，現代性因素在中國的發生本身具有的特殊品格。以上兩點可能使我們的研究漸次走向深人，進而在某種程度上澄清問題本身。
一、復雜與歧義：現代性的諸多面向
現代性的價值根基在於它的普遍主義，就主體化的精神品格而言，在於它的反思性；就其客體外在化的歷史存在方式而言，在於它的斷裂性。「斷裂」一詞在這里具有非凡的意義，它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現代性與文學性相觸碰的瞬間，可能產生的巨大張力。一方面，文學藝術作為一種激進的思想形式，直接表達現代性的意義，它表達現代性急迫的歷史願望。它為那些歷史變革開道吶喊，當然也強化了歷史斷裂的鴻溝。另一方面，文學藝術又是一種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斷的對現代性的歷史變革進行質疑和反思，它始終眷戀歷史的連續性，在反抗歷史斷裂的同時，也遮蔽和撫平歷史斷裂的鴻溝。」現代性的這些品格使其內部充滿了糾葛，經常出現的悖論使現代性處於不斷的調整和重構之中。因為這些不同氣質的存在，現代性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客體，在其內部總存在著有趣的對話，顯現出繁雜性與歧義性。沈從文的創作無疑參與了這場對話，並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文本具有或鮮明或暖昧的反思性，由此被納人到現代性的多維語境中來。人們經常將沈從文的作品與廢名(馮文炳)等人的創作進行比較。其實，如果考量的角度被限定在與現代性關繫上，那後者顯然較前者決絕和純粹的多。廢名的視點是人的神性，帶著濃重的宗教意味，因此與現代性的反思或批判少有曖昧關系，無論是物質的現代化或是精神的現代性都被排除在他的視野之外；沈從文的視點則是人性，雖然人性也常常藉助宗教性得以表現，但即使他在那些外表看來極純粹的湘西小說中，我們也可以感覺到一個與之相對的異質世界，滲進一點桃源外的嘈雜之聲，更毋寧說他筆下的那些拙劣的都市小說。這種有意識的反思特徵，使沈從文的創作與中國社會／文學的現代化進程建立起一種對話關系，即在外部物質世界現代化所呈現的斷裂中，「眷戀著歷史的連續性」，甚至是有意通過對歷史的回溯達成對這一「連續性」的有效梳理。對「桃源世界」或過往歷史的話語撫摸乃是對正在進行時的「現代化」的呼應。
這顯然是一個有趣的命題：為何作為作家的沈從文在現代性的反思中使用了這樣一種策略，即更多的藉助湘西的邊緣文化視點來縫合現代性的「斷裂」。這與上面提出的第二個問題相關，也就是現代性因素在中國的發生具有相當的特殊性。不久前，北大著名教授錢理群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這樣的觀點：「我經常說，當代中國是一個『前現代社會』、『現代社會』、『後現代社會』並存的奇異的國家。」E23這個奇異模型的建構其實並非始於今日，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這樣的情況就因為各種復雜因素的合力作用在中國出現。在中國社會的具體語境下，我們有必要把現代性拆解為兩個不同的范疇，即物質現代性與精神現代性。這種看似武斷的拆分在研究中國現代性問題上無疑具備某種有效性，因為從一開始，這兩者在中國就不是同步並行的，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存在著若即若離的關系。物質現代性的發生在中國顯然是被動的，在一個以西方國家為主的國際市場秩序漸次形成之後，閉關鎖國終於無法抵制堅船利炮的侵襲，而這一切背後直指經濟利益。世界格局的現時要求使中國不情願卻必須捲入這場物質現代化的風暴中，但因為其自身社會經濟結構的滯後，中國在經濟現代化的洪流中必然是附屬品，甚至是犧牲者。精神現代性的發生則比之稍晚，並且具有非常獨特的品性：「中國的現代性起源於民族國家的救亡圖存運動，中國人對社會現代化渴望，大於現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尋，更缺乏對現代性本身的質疑和批判。因此，『現代性』概念在中國既代表著『理想』，又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與此同時，由於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並置逐漸成為一種十分明顯的文化生態，現代性的反思遂藉助兩者的對峙展開。另一方面，這種對峙又十分顯著的與地域文化直接相關。不僅主流文化形態(即具有現代性特徵的文化)之間以地域特徵為旗幟展開對話(在文學上表現為「京派」與「海派」)，而且非主流文化形態也積極參與到對話中來，或是為激進的社會革命提供現實的依據——比如沙丁等作家揭露四川農村社會的作品；或為民族革命提供悲壯的依據——比如東北作家群的創作等等。沈從文同樣從地域文化角度展開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對話，但顯出獨特性：在表面上，他與中國社會激進的現代性浪潮格格不入，藉助對湘西這一邊緣文化內景的描述與之對抗；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文本卻又參與到對現代性內涵的合理完善上來，在對現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時，他的作品一再展現給我們的「優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與現代性對人生存的關照要求契合，在這一點上，他又與現代性達成共謀或說是和解。
二、封閉的環形：《蕭蕭》中的現代性自反特徵
我們以具體的文本來坐實上述關於沈從文對現代性的抗爭與共謀這一命題。在實際的研究中，學者們往往忽視對文學的耐心解讀，單純羅列出一些作品附會某個預設命題的現象比比皆是。實際上，與現代性抗爭或共謀的行為只可能也必須通過一個個生動的文本外化出來，好的作家總是通過文本修辭的巧妙安排來表現他對問題的思考。這里選取《蕭蕭》和《邊城》兩篇小說，試圖通過對其文本內部呈現出的復雜圖景進行解讀，從而有效關照沈從文作品中的現代性。
對於《蕭蕭》的來說，沈從文設置了一個圓形的結構。小時起始，嗩吶的聲響和平穩的花轎支撐起整個畫面，讓人覺得新鮮。在小說的結尾，又是嗩吶聲到門前，「屋前榆蠟樹籬笆間看熱鬧」的人們最終也盼到那平穩的花轎。文本敘述在此時封閉了自我，表現出一種寂寞感。小說家同時為這一自足的敘述空間設置了井然有序的線性時間維度，故此雖然不免在時間推進的過程中出現某些波折，比如朦朧的女學生的印象、花狗大的出現、嬰孩的降生，但都很快被井然有序的時問流脈扶平，彷彿晴朗夏El水面上掠過的一絲微風，留下些須波紋，但很快就消弭了，分析這個消弭的過程是必要的。花狗大的出現之於蕭蕭，有如儺送的出現之於翠翠。小說家顯然沒有流露出任何批判的意思，因為對於蕭蕭來說，花狗大的出現顯然是預示著她即將面臨著一個新的人生儀式，就像不久前她剛剛出嫁一樣。不同之處在於，這次的儀式帶有某種程度的自然性。
沈從文細致的給我們展現了這個儀式全部微妙過程，而儀式本身其實正是關於人的生存境遇的剪影。儀式的原始色彩因為其間的山歌而顯得更加鮮明：「天上起雲雲重雲，地下埋墳墳重墳，嬌妹洗碗碗重碗，嬌妹床上人重人。」「嬌家門前一重坡，別人走少郎走多，鐵打草鞋穿爛了，不是為你為哪個?」花狗大和蕭蕭的吸引是雙向的，「健康、優美、不悖人性」，完全是人存在的一種自然形式。更加有意思的是，當她和花狗大野合而懷孕的事再也瞞不住的時候，生存境遇與順序時間的微妙關系便產生了：
「這件事情既經說明白，照鄉下人規矩，倒又像不甚麼要緊，只等待處分，大家反而釋然了。……蕭蕭次年二月間，十月滿足，坐草生了一個兒子，團頭大眼，聲響洪壯。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規矩吃蒸雞同江米補血，燒紙謝神。一家人都喜歡那兒子。生下的既是兒子，蕭蕭不嫁別處了。」這是一個關於人的存在與時間關系的寓言，本身其內部包含著現代性的重要維度，關於人自身的思考。我們上面說過，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從其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因為處在當時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中而失掉了一些應有的成分，比如關於人自身的合理叩問。沈從文恰恰從現代性相對穩定的一維入手，關注變中的不變——即人性本體，固而顯得與自然的文化生態格格不入。
從文本對女學生的描寫中，我們又可以看到沈從文小說現代性的另外側面，即在上面提到的現代性的自我反思特徵。沈從文是通過精心編排的修辭技巧來展示這種反思的。女學生在文本中顯然是一個內涵甚廣的能指，它背後連接著一個與蕭蕭們的生存環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即通常意義上的現代形態的世界。女學生是溝通文本前半部分和後半部分的關鍵元素。這一元素始終伴隨著蕭蕭的成長過程，成為她心中的一個情結。最初的時候，蕭蕭對於女學生的態度是暖昧的，「聽過這話的蕭蕭，心中卻忽然有了一種模模糊糊的願望，以為倘若她也是個女學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說的女學生一個樣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學生並不可怕，因此一來，卻已為這鄉下姑娘初次體念到了。」在懷了花狗的孩子以後，蕭蕭曾把女學生作為自己的某種精神支柱，竟然和花狗商量起來要到城裡去尋自由了。「有一天，又聽人說好些女學生過路，聽過這話的蕭蕭，睜了眼做過一陣夢，愣愣的對日頭出處痴了半天。_3j(n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結尾處，蕭蕭抱著和當年的小丈夫生下的嬰兒毛毛，唱歌一般哄著他：「哪，毛毛，看，花轎來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體面不許鬧，不講道理不成的!不講理我要生氣的!看看，女學生也來了!明天長大了，我們討個女學生媳婦!」在這個圓形的、封閉的敘事結尾處，沈從文同時也封閉了關於女學生的故事。蕭蕭在敘事時間為十年的長度中，對女學生的看法最終又回歸到了原初的理解。這種略帶諷刺意味的修辭技巧中實際上以安插進小說家對於現代性的某種反思：在一個地區發展嚴重失衡的國家，現代性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
三、突破輪回：「邊城牧歌」的自我顛覆
與《蕭蕭》中單純的封閉式結構不同，《邊城》雖然仍舊盡力描繪一個遙遠的世界，卻在環形的故事中打開了一個缺口，由是，在湘西世界平靜生活中出現了「他者」——一種無名的、但卻人人可感的異質性因素。一個有意思的分析策略是將《邊城》中的關鍵意象做簡單的梳理，順此可以清晰的看到湘西世界田園牧歌生活在《邊城》中開始的自我顛覆。
應該說，小說中最值得注意的意象就是那隻「方頭渡船」，如果說翠翠、爺爺、黃狗還有桃源般的景緻天然的定格成一副水墨畫，那麼渡船則是讀者進出這幅奇異畫卷的中介，它那麼自然的聯系著此岸與彼岸，讓時間的呈現方式不再和《蕭蕭》中一樣了。在小說的前半部分，作家的手法一如在湘西系列其他作品中那樣，以全部的靜態雕刻著意讓這幅山水畫完滿，時間在「方頭渡船」上來回搖擺，輪回不斷，過渡的有從川東過茶峒的小牛、有羊群、有新娘子的花轎，翠翠總是目送這些東西走去很遠了，方回轉船上，把船牽靠近家的岸邊。在平靜如水的世界裡，甚至黃狗都是沒有名字的，一切都在彼岸。然而，「端午」、「中秋」兩個意象的出現突然將回環的時間流脈切斷，顯然，它們的意義已經超過了單純的民俗學意義，在小說中，一直隱匿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識在這些線性時間的結點上獲得了自我呼喚：端午節翠翠去看龍舟賽，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儺送，儺送在翠翠的心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端午」和「中秋」意象的出現為翠翠提供了生命的具體場景，小說從永恆的民俗學時間進人到歷史時間中去。在故事的結尾出，作家將這樣的時間向度坐視，爺爺在夜雨的死亡、白塔的倒掉，特別是二老出走後能否歸來的不確定性，都將敘事的時間對准了未來。
從另一個維度看，如果說《蕭蕭》中表現出的現代性的自反特徵是通過對循環時間內部的蒙昧的批判達成，那麼在《邊城》中則著力表現「邊城牧歌」的自我顛覆。我們上面提到的「渡船」意象已然為邊城世界打開了一道缺口，外界的異質性因素帶著某種強力迅速突破缺口，田園牧歌式的秩序被質疑，「邊城牧歌」由此開始了自我顛覆的道路。如果說，《邊城》在表象上向我們展示的仍就是一個與其他湘西系列並無不同的田園世界的話，那麼其文本背後則實際上關涉著田園世界自身的「自我分裂」，表現出極大的不穩定性。正是所謂的「現代性」的他者的滲透造成了這種「自我顛覆」。海外漢學家王德威先生認為沈從文的湘西敘事既是對牧歌環境本身的表達，又是使其土崩瓦解的因素。這正是說明《邊城》是在突破了《蕭蕭》的敘事輪回之後達成「自我顛覆」狀態的。
四、結語
如果我們做更為細致的文本分析，就會發現幾乎沈從文湘西系列的每一篇作品都不同程度的歸納到人的生存寓言或現代性反思這兩個范疇里來。像《貴生》、《會明》、《豹子、媚金、那羊》、《牛》、《柏子》等，都是非常典型的關於人的生存的寓言，而像《丈夫》等一類小說則更多寄寓著對現代性的某種反思，至於《邊城》則兩者兼而有之。我以為，沈從文筆下的現代性世界從來不是單一的，中國當時文化生態的特殊性催生的只能是以單一的線性思維模式為依據的激進型現代性，而沈從文對此卻表現得不屑一顧。在他的文本中，我們讀到的是對現代性全部復雜內涵的解讀：包括現代性的自反特質(即反思性)和對人性本體的認真態度。事實上，沈從文並非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固執可能造成當時人們的誤解，但他依然堅持著自己的判斷。正像他在《阿麗斯游記》中說的那樣：「我關心的是一株杏花還是幾個人?是幾個在生命中發生影響的人，還是另外更多未來的生存方式?」他選擇了後者，也為此付出了代價，但這樣的選擇卻正是一個真正優秀的文學家應該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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