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

① 金庸武俠小說的現代意識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金庸武俠小說的現代意識（前期思想） 出於對戰神阿瑞斯和愛神阿芙羅狄蒂的迷戀，我對金庸的作品久讀不厭。但形而上的思考卻使我不得不暫時對他們告別，沉浸在思想的一抹陰影之中。對於金庸的評論已越來越多，作為一個和大家一樣的享樂主義讀者，我憂慮的並不是能否給「金學」的孔雀尾巴上添一根華麗羽毛，而是擔心我的觀點不同於讀者的想像，給人以一種不切實際、影響文本閱讀快感的荒謬。因為大多數的金庸小說讀者和評論者都認為金庸作品的思想來自於傳統文化，僅在寫作技巧上表現了一定的現代意識，且這些現代意識也基本消彌在文本中不斷出現的「蝶戀花」詞調和「山坡羊」曲律中；我卻認為正是現代意識給了金庸的想像力以最大的啟發，並使其作品的深層意蘊表現出一種鮮明的反傳統傾向。這個貌似虛假的看法可能在本質上是真實的。

一

公元五世紀初，陶淵明從他自己的經歷中提煉出的桃花源情結，可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富誘惑力的烏托邦理想。如果說鮑照和庾信在他們著名的作品中把世間的不幸詩意化了，那麼陶淵明則詩意化了世間的幸福。在中國文學的漫長歷史中，桃花源情結成了一代代文人渴望獨善其身的那種普遍而又古老的幻想。也許正是這種幻想在金庸作品中的屢次出現，才使人覺得他始終和傳統保持一致。然而，這種幻想的實質在金庸那裡卻是似是而非的。

大多數讀者可能都會認為《射鵰英雄傳》中的桃花島和《神鵰俠侶》中的古墓是桃花源情結在金庸作品中的典型。的確，桃花島和古墓在地理位置上正如同桃花源一樣與世隔絕，人間的痛苦和變幻在桃花島迷宮般的道路和古墓穴口的千鈞巨石外悄然流逝著，但此間的居者卻並不是為了逃避客觀世界的痛苦，而是為了逃避主觀的憂郁消沉的深淵。黃葯師在傷心之際引賈誼的文章說：「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這正說明了處在世界上任何位置的人，都不過是帶著肉體和心靈的寂寞絕望與萬物一同日日夜夜地忍受煎熬。桃花島和古墓對於黃葯師和林朝英等人來說不過是覆蓋在深淵口上的一層稀薄物質，只能勉強支撐體重罷了。這種屬於現代人意識的絕望感盡管被金庸落實在愛情主題上，但桃花源情結的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思想內核卻因此打破了。

如果說桃花源的居住者是被環境賦予了其存在的意義，桃花島和古墓則幾乎對於所有的居住者來說都是只有被動性。而以黃葯師和楊過這兩個反傳統的個人主義者作為桃花島和古墓精神上的主人，正是在深層意義上對指向過去的烏托邦的桃花源情結的解構。金庸在黃葯師和楊過這兩個號稱東邪西狂的人身上突出地表現了他嘲弄傳統觀念的愛好。「每非湯武而薄周孔」的黃葯師對傳統觀念所持的態度一直是永不減退的憤怒攻擊。他為陸冠英和程遙迦完婚的一幕是《射鵰英雄傳》所能給予讀者的最好的禮物之一，不能欣賞這一幕也即意味著肯定禁慾主義；楊過與小龍女的戀情本央就超越了一切的傳統價值觀念，其意義正在於表現個人主義精神對傳統秩序的反叛，他們最終的成功既是愛情的勝利，也是現代意義上的昂揚精神的勝利和意志的勝利。

② 金庸小說的語言特點、風格及其精神

金庸這個思想的巨人的濃縮在於他那通過虛擬誇張的浪漫敘事透視現實人生的苦樂真諦和借光怪陸離的江湖傳奇展示現代社會的運作機制的近九百萬字的武俠小說中。研討金庸小說的藝術特色時，作者無意談論金庸小說的所有藝術特色，而是通過對金庸小說形式和語言的論述，來探討金庸小說「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蕭」和具有雅俗彈性的主要因原。

關鍵詞：金庸小說形式語言

金庸作為武俠小說這一「項目」的「奧運冠軍」，其超凡的功力在於他通過浪漫敘事構造的俠譜。武俠小說作為「寫夢的文學」本不以寫實見長，其人物創造主要來自作者想像和寫作傳統，寫作傳統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像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徵化，它不直接來源於現實。而金庸小說作為一種經典就恰恰在於它通過傳統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徵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盡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韻外之致等本屬於中國古典文化要求的東西表現了出來，並藉助獨特的武俠語言文化的天空讓我們作了一次堪稱壯舉的烏托邦飛翔。於是，我們才無法忘記郭靖、黃蓉、令狐沖、楊過、小龍女、喬峰、韋小寶甚至是李莫愁、岳不群、歐陽峰、滅絕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俠譜」才會比那首「笑傲江湖曲」更令人盪氣回腸、不知肉味，才會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釀更醇香無比。而他的這種歷史處理也使得武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虛構，「真實」的歷史不過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襯托，而人物的性格卻呼之欲出了。

傑出的武俠小說家，寫武俠，寫出的是人世的眾生相；敏銳的讀者，讀武俠，讀出的是人間的滄桑和百態。到如今，金庸小說的流播已經沖出華人世界，走得更遠。但是，研討金庸小說的藝術特色時，要一時說清卻是很難的，在這里，我無意談論金庸小說的所有藝術特色。前輩說書人常說「花開兩朵，先表一枝」，我覺得用這一想法作為指導思想來切入金庸作品涵蓋乾坤的殿堂無疑是有效的。

一

在杜南發的訪談錄《長風萬里撼江湖——與金庸一席談》里有幾段被人引用過多次的對話，金庸在里邊提到了兩個很耐人咀嚼的話題：「中國近代新文學的小說，其實是和中國的文學傳統相當脫節的，無論是巴金、茅盾或是魯迅寫的，其實都是用中文寫的外國小說……中國的藝術有自己獨特的表現手法……有人常問我，為什麼武俠小說會那麼受歡迎？當然其中原因很多，不過，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武俠小說是中國形式的小說，而中國人當然喜歡看中國形式的小說。」 「不管是武俠小說還是愛情小說、偵探小說或什麼小說，只要是好的小說就是好的小說，它是用什麼形式表現那完全沒有關系。武俠小說寫得好的，有文學意義的，就是好的小說，其它小說也如此。畢竟，武俠小說中的武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①這是兩個多麼矛盾的話題，但卻同時存在於一個對話錄里，還被許多大師級的人物當成文藝理論一般引用！於是，文學的形式問題便成為了一個焦點，到底該如何看待文學的形式？又該如何理解這兩個話題所傳達的意思呢？

文學形式在某種意義上即寫作傳統，通常包括文學創作中常規手法的體系和與此相連的讀者的視野期待。目前通俗文學作品中的文學形式問題的解決者中的集大成者，恰恰不是別人，而是金庸。

首先，金庸小說作為武俠小說，它承襲了武俠小說這一文類的特點，即金庸在創作過程中保持了武俠小說復雜的文學、文化、社會、歷史內涵，典型的創作了繁復多變的武俠文學。武俠小說在舊中國小說里是文學流派的一個大的分支，它與傳統小說一樣也是由評話、彈詞、說書等演變而來的。在內容方面，與武俠有關聯的單四大名著中就牽扯到三部；在形式方面，新派武俠小說與舊派武俠小說並沒有多大區別，江湖恩怨、門派斗爭、武林紛爭、男女愛恨、兄弟情義照例還是新派武俠常用的模式和顯揚的主題，它的復雜變化反映在小說的思想上。正如金庸所說：「武俠小說所繼承的，是中國傳統小說的表現形式，就內容而言，武俠小說和《水滸傳》差不了多少，當然寫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國的形式，是繼承了中國小說的傳統。」②所以，魯迅在寫《中國小說史略》時也得提到《七俠五義》和《兒女英雄傳》，而魯迅若再生，他也必須得提到金庸小說、古龍小說、梁羽生小說。一個真正的思想的巨人在評價文學作品時是不帶任何功利色彩的。
其次，金庸小說襲用了舊小說在行文時夾用詩詞、歌賦、聯句，在回目中使用對聯、詩詞，在語言上使用白話、夾用韻文等特點。金庸在行文時很會玩「花樣」，像元好問的《摸魚兒》、丘處機的《無俗念》、岳飛的《滿江紅》、李白的《俠客行》等都運用得渾然天成，毫無斧鑿之痕。金庸在回目上為了小說的古典意境所做的裝潢更是心機用盡，他在1978年10月《天龍八部》修訂本的後記中寫道：「曾學柏梁體而寫了四十句古體詩，作為《倚天屠龍記》的回目，在本書中學填了五首詞作回目。」③他還頗費周章的在先祖查慎行的七律中選了五十行對句作為《鹿鼎記》的回目。不過，金庸也在幾本書中沒有堅持這種通俗文學固有的思維慣性，殊為恨事。盡管如此，金庸在回目上的成就還是鶴立雞群，試看《天龍八部》四十一——五十回的回目：「燕雲十八飛騎/奔騰如虎風煙舉/老鷹小丑/豈堪一擊/ 勝之不武/王霸雄圖/血海深仇/盡歸塵土/念枉求美眷/良緣安在/枯井底/污泥處/酒罷問君三語/為誰開/茶花滿路/王孫落魄/怎生消得/楊枝玉霞/敝履榮華/浮雲生死/此身何懼/教單於折箭/六軍辟易/奮英雄怒。」這一曲氣吞萬里如虎的《水龍吟》於細微處峰迴路轉，英雄俠義與兒女情長互為映襯，真是「虎嘯龍吟，挽巢鸞鳳，劍氣碧煙橫！」④

再次，金庸小說潛移默化的借鑒了一些中國式的傳統手法，如說書藝術、插科打諢角色的引入、全知敘述和次知敘述的運用、戲劇舞台的架設、假全知狀態下的視覺與心覺的堂皇運用等。如在人物的塑造上，金庸依靠視覺與心覺的運用，半明半暗地描寫人物和事件在客觀視覺中留下的意味深長的空白點，輕易地迷惑住了讀者，加上精細的心理刻畫，終使岳不群成為武俠小說史上最成功的「虛偽家」。又如周伯通、桃谷六仙、岳老三、華山二老等插科打諢一類角色的引入，更令金庸小說錦上添花，對於減低小說的沉悶氣氛大有裨益。李漁的《閑情偶寄》就說了「插科打諢、填詞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歡、智愚共賞，則當全在此處留神。文字佳、情節佳，而科諢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韻士，亦有瞌睡之時。作傳奇者，全要善驅睡魔，睡魔一至，則後乎此者雖有《均天》之樂，《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見不聞，如對尼人作揖，土佛談經矣。」⑤但即使是如此「末技」，也是多少文人夢寐難求的啊！

到了這里，真相才清晰起來：中國形式的寫作傳統處於作品中整體藝術構架中較符合傳統欣賞習慣，較易為大眾所感知的位置，它們較早地隨著說書、評話、彈詞等藝術形式深入民間，成為影響讀者審美心理的重要因素。類型化或程式化的寫作傳統也並不意味著貶義，還有可能是某些藝術形式的重要特徵的中性表述，只有「胸中大有丘壑」的「裝載家」才是最後的贏家。優秀的作家總是會想方設法去豐富作品的內涵和藝術表現手法，如錘煉語言、增添新的類型或亞類型、將中西相形式結合等等。而金庸小說的成功也就在於它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俗雅，充分的繼承了中國傳統形式的衣缽，發揚了其武俠小說的特質，成為了20世紀最中國形式的小說。金庸是矛盾的，但這並不一定是缺陷，一個真正意義的作家總是生活在矛盾中並探索著人間百態。

二

王朔先生在《我看金庸》里曾引言道：「金庸小說的文字有一種速度感。」又說「老金從語言到立意基本沒脫舊白話小說的俗套。」⑥這是比較中肯的說法，金庸的語言的確有速度感，是白話小說，很俗，而這也恰恰是金庸語言的長處。只是，王朔用金庸的優點或長處去批評金庸，孔門賣文之際未免有點貽笑方家的味道。

金庸的語言可以用「行雲流水，平中見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時常會引用一些古典詩詞，並運用的極富韻味，但其語言的主要魅力不在於此。金庸的語言通俗，淺顯，流暢，靈活生動，沒有難認的字，難懂的詞和艱澀的句子，語言的動作性強，極善構築戲劇性場面，具有一種令讀者忘記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讀金庸小說時，迎面而來的是古樸、蒼勁的感覺，初看似乎語不驚人，但愈展開愈魅力無窮。金庸總是試圖在作品中不說而又說點什麼，那意境的升華令人如飲佳釀，讀者於微醉之間已無形之中進行了一場靈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筆是靈動而又厚重的，但也誠如陳墨所言：「金庸小說的語言，之所以看起來沒有什麼突出的特殊，那是因為作者並不追求風格的單一性，而是進行不同方式的敘述探索，不斷改進和創造自己的敘述方式及語言風格，同時不斷地拓展語言的疆域，豐富小說的形式美感。」⑦如其為郭芙設計的一系列語言就不僅把她的尖酸、刻薄、嬌氣表現了出來，還把她對楊過既愛且恨的女人心態體現得淋漓盡致。試看《神鵰俠侶》三十九回《大戰襄陽》里對郭芙的描寫：「郭芙一呆，兒時的種種往事，霎時之間如電光石火般在心頭一閃而過：『我難道討厭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拚命來討我的喜歡，可是他卻從來不理我。只要他稍為順著我一點兒，我便為他死了，也所甘願。我為甚麼老是這般沒來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著他，念著他，但他竟沒半點將我放在心上？』……二十年來，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楊過，總是將他當作了對頭，實則內心深處，對他的眷念關注，固非言語所能形容。
可是不但楊過絲毫沒明白她的心事，連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頭的恨惡一去，她才突然體會到，原來自己對他的關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這么說，郭芙這個人物的刻畫在金庸小說中是極具里程碑意義的，她的意義絕對不下於黃蓉、小龍女以及李莫愁，而大多數的讀者卻總是先入為主的把自己當成了楊過，而把郭芙當成了對頭並對之無比痛恨，殊不知此舉乃是入寶山而空回，買櫝而還珠了。金庸小說就是這樣：語言升華成性格，性格升華成命運，而命運反過來又影響語言，如此循循導之，步步深入。

金庸語言不僅藉助白描和心理刻畫，還常隨心所欲地運用各種修飾手法。記憶猶新的是《雪山飛狐》中描寫胡一刀夫婦的那句話：「這一男一女啊，打個比方，那就是貂禪嫁給了張飛……」在這里，人物形象藉助語言的勾勒而顯得如魚得水，它喚起的想像與聯想讓讀者再也抹不去對這一對夫妻的記憶。金庸的語言還很幽默詼諧。從「老頑童」到「桃谷六仙」再到「韋小寶」，這些令人捧腹的人物使得小說此起彼伏，有滋有味。他們或是成為一種意義或思維的化身，或是成為小說重要情節或線索充實小說內容，或是與敘事角度和評點相結合，不但為金庸小說吸引了無數的讀者，也為這個快節奏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活力。

在故事創作中，幾個事件可以同時發生，但是話語卻必須把它們一件一件地敘述出來，即使是《天龍八部》這么一部氣勢恢宏、多頭並進的作品也得如此。這就要提及語式中的講述與描述。講述與描述的區別體現在敘事角度、人稱轉換、敘事與故事的距離以及敘事態度上，「講述是歷時性的敘述，提供故事的來龍去脈，交代人物的過去以及有關信息」；而描述則「比較含蓄，多用客觀或『中性』的語調」，是「給定了場面的戲劇性的現時性的敘述型語式」⑧。講述與描述的靈活運用在金庸小說中隨處可見，如《倚天屠龍記》第二章《武當山頂松柏長》的最後一段寫道：「張君寶其時年歲尚輕，也不敢斷定自己的推測必對。他得覺遠傳授甚久，於這部九陽真經已記了十之五六，十餘年間竟然內力大進，其後多讀道藏，於道家練氣之術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間閑游，仰望浮雲，俯視流水，張君寶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貫通，領會了武功中以柔克剛的至理，忍不住仰天長笑。」這是描述性的，後面又接著道：「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大宗師。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沖虛圓通之道和九陽真經中所載的內功相發明，創出了輝映後世、照耀千古的武當一派武功。後來北游寶鳴，見到三峰挺秀，卓立雲海，於武學又有所悟，乃自號三豐，那便是中國武學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張三豐。」這又是講述了。在這段話里，描述轉換成講述是不著痕跡的，細心的讀者在閱讀《袁崇煥評傳》時肯定更會有這種感覺。

金庸對語言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他的風格是「經過了大量刻苦鍛煉而長期用功操練出來的風格」，他還說：「寫小說內容求『雅俗共賞』，文字能『清簡流暢』，此吾之願也。」⑨王安石的詩說得好：「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金庸曾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說，其「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一肩挑」的良苦用心比起「批閱十載，增刪數次」的曹公雪芹來也毫不遜色。例如，金庸在回目上就將《書劍恩仇錄》的第一二回由「古道駿馬驚白發，險俠神駝飛翠翎」改成了 「古道騰駒驚白發，危巒快劍識青翎」，這使得這兩回回目在意境、平仄等方面都更切合文本。又如在《射鵰英雄傳》的開頭，金庸增加了張十五說書的故事。這種說書藝術將敘述者、聽者、讀者等自由結合，作者自由出入其間，以生動逼真的臨場感，滿足了讀者理清來龍去脈的願望，喚醒了讀者心目中潛藏的人物形象。而這種藝術與別的語言藝術的完美結合，在《鹿鼎記》中更是得到了最佳的展示，為這部20世紀與眾不同的武俠小說的增加了不少藝術價值。

金庸以他的生花妙筆沖破了小說形式的限制，超越了俗雅之界，對語言的傳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也對英國政府在香港施行的重英輕中的殖民教育做出了無聲的抗議。

三

金庸懂得挖掘現實，更懂得挖掘遠離現實生活的「真實」（人的情感、性格、道德、信仰等）。然而，夢回江湖後，在金庸用小說特有的形式和語言引領讀者想像並把握歷史的脈搏的同時，理想卻只能一點一滴地積淀現實，因為理想只能永遠走在現實的前面引導與提升現實，卻永遠不能完全代替現實，所以，無論當年多麼叱吒風雲的金庸小說主人公，最終還是以各種方式離開了江湖這一「母體」。如郭靖與黃蓉。他們的愛情以犧牲黃蓉的代價來對郭靖做出一種虛幻的補償，令一個活潑、輕柔、聰慧、靈敏的女子來向木訥、剛毅、質實、樸拙的男性做出一種超乎生死的承諾，這本來就是浪漫主義的產物，但是我們卻無法不看到郭靖在許多時候都可以拋棄黃蓉，所謂「巧妻常伴拙夫眠」本就是儒教文化中類似「書中自有顏如玉」一般的「仁中自有顏如玉」的麻醉劑和興奮劑而已。又如「自由之神」 令狐沖，他生性率直、興味隨意、活的瀟灑，是金庸小說中最灑脫之人；但他又是最遵守中國傳統文化之人，他依戀師門，極力維護師傅、師弟，他交友只認情義，不分正邪，他受到委屈從來是反躬自問，不責怪他人。個性的張揚與道德的完善在他身上得到最完美的結合。不過，令狐沖也毫無振奮的勇氣和信念，倘若不是作者及時安排任我行之死，他必定也死了；倘若不是安排岳靈珊對令狐沖的背叛，令狐沖的愛情也必將在岳靈珊和任盈盈的無所取捨中霜冷長河。這就意味著令狐沖的結局實際上是一種「虛假性的結局」，他的歸隱和喬峰意義上的死毫無區別。

金庸小說的藝術價值又恰恰在此，他以武俠小說的幻景形式和生花妙筆有效地掩蓋了現實處境的嚴峻，完美地連綴了來自現實的矛盾的裂縫，而向世人昭示出一種理想化、和諧化的世界的可能性，並防止歷史文化語境的印痕和創傷的暴露，充滿激情地言說著這個世紀所交託給文人的俠客夢。陳平原說：「不敢說沒有江湖就不存在俠客；可武俠小說中倘若沒有一個虛擬的『江湖世界』，俠客就不可能縱橫馳騁大顯神威。」正如《西遊記》寫的最好的是孫悟空「大鬧天宮」一樣，金庸小說的美在那浪漫主義建構的藝術畫廊里，是喬峰大戰少林、聚義庄之時；是郭靖華山論劍之日；是令狐沖揮舞獨孤九劍之間；是楊過攜手小龍女的剎那；是李莫愁引吭高歌衣帶漸寬終不悔的瞬間；是韋小寶腳底抹油的頃刻……正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金庸武俠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正在於此。

參考資料：

①②杜南發：《長風萬里撼江湖——與金庸一席談》見鍾曉毅、費勇編《金庸傳奇》附錄，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④金庸：《天龍八部·後記》、《天龍八部·目錄》，《金庸全集》，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

⑤李漁：《閑情偶寄·科渾第五》，作家出版社1995年

⑥王朔：《我看金庸》，北京《中國青年報》，1999年10月1日

⑦陳墨：《金庸小說人物論》，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1年

⑧格非：《小說敘事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⑨金庸：《求全之悔不虞之譽》，見朱漢民、江堤主編《金庸：中國歷史大勢》，湖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③ 金庸老先生的武俠小說想傳達怎樣的俠義精神

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不僅僅關注於“武”與“俠”，同樣在其中融入了自身對於社會的探討，讓整個武俠世界的意蘊更為豐富，《連城訣》對人性的刻畫深入人心；《笑傲江湖》又表現出對於政治的關注；而最後的《鹿鼎記》又將社會百態展現得淋漓盡致。而在俠義精神的流露之中，金庸先生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具體為：責任精神、寬恕精神以及自由精神。

俠客在文化的演變之中逐漸被賦予了關懷天下的責任精神，脫離了單純為了兒女情仇的“小俠”，而貫徹了“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精神。

最後的一種俠客精神與其本身極為契合，這種對於自由的嚮往正是俠客的一種重要表現，也是俠客的終極追求。它是一種與封建禮教的對抗，是一種對思想禁錮的反叛，是一種個性人格的高揚，楊過、令狐沖......都蘊含著這樣一種理念。

④ 從金庸小說談俠義精神

當世界上不公平現象屢屢發生的時候，我們的周圍便有了俠。起初的俠，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救苦難的人民與水火之中。而隨後的武俠小說，則大大的豐富了俠文化，引起了人們對於俠的探討。其中，最為突出的便是金庸先生筆下的小說。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路見不平與人打鬥的行為，也漸漸的不為人們所倡導，但真正的俠義精神也是一種利他的精神。在如今這個人利益為重的社氏橡會，恰恰缺少利他的精神，這是金庸武俠被現代所倡導的必要性，也是俠義精神在當代社會的現實意義。

1、為鄰為友的俠義

《雪上飛狐》主人翁胡斐身上所表達的是一種傳統的俠義。他路過廣東，見鳳天南殺害鍾阿四一家，欲替天行道，千里追殺鳳天南。途中愛上一個女子，名叫袁紫衣。事實恰恰就是這么不幸，袁紫衣是鳳天南的女兒。在心上人苦苦哀求和鳳天南滿心討好之下，胡斐不為所動殺了鳳天南，此後再也無法面對心上人。胡斐為了一個不相乾的人，毀掉了自己的幸福。而這恰恰表現了胡斐的俠義發自內心，不為外界所動，可惜現在有太多的人做不到這點，礙於面子，礙於感情，放棄了所謂的正義和公道。

2、為國為民的俠義

郭靖的形象從《射鵰英雄傳》的愣搏肆頭青年到《神鵰俠侶》的護國英雄，反應了一代大俠成長的艱辛歷程，郭靖的俠義是整個武俠小說里最為博大的。他死守襄陽多年，直到為國捐軀，也未曾退卻，這才是金庸心中的大俠。與之類似的還有蕭峰，在小說的一開頭便是武藝卓絕，身為丐幫班主，豪氣萬丈引無數英雄競折腰，可隨後的遭遇卻是那麼悲慘。他身為契丹人的秘密被武林同道知曉，又被小人陷害，蒙不白之冤於天下。最後雁門關一戰為換取倆國和平，犧牲了自己。

蕭峰長大於漢人家庭，卻是契丹人的後代，而漢人和契丹人因為戰亂而成死敵，可以說就註定了蕭峰坎坷的一生，為後面的以死來消除倆族數十年的戰亂，鋪下導火索。而郭靖原本就是宋人，為國捐軀，視死忽如歸，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英雄。這倆人結局類似，各種因由卻不盡相同。

3、悲憫的俠義

虛竹從一個不起眼的小和尚， 經歷了一系列離奇的造化，習得神功，獲得無上內力，成為了逍遙派的掌門人，領導一群女子行俠仗義。他的俠義是悲憫的，他不忍見到任何一個人受到傷害，也不願以自己的絕世武功贏敵。他從小就是孤兒，在少林寺長大，備受佛教文化的熏陶，而他本人卻是悲苦的，一家人剛剛戲劇化相認，便痛失父母。可悲的是，他對別人仁慈，生活卻絲毫不對他仁慈。

4、自由至上的俠義

優柔寡斷的張無忌不愛江山愛美人，他沒有郭靖和蕭峰的遠大理想和氣魄，自知不善權謀，對當年逼死自己父母的武林群雄，選擇了寬恕，這也恰恰證明了他不適合宮廷的利益之爭，更不適合當皇帝。而神鵰俠楊過在襄陽城破後，沒有與之共存亡，選擇和小龍女歸隱山水之間，悠然自得，這也是追求自由的體現，不喜歡被國家大義所牽繞，也不喜歡被江湖世俗所煩心，這個結局似乎更加的適合他。

5、武俠小說的通病

曾經的武俠小說，以及現在的各類網路小說，都存在著同一類型的通病。它為了滿足讀者的特權式幻想，而加以設計情節。小說中武功高強的主人翁可以任意的決定別人生死，可以迎娶好看、美麗宛如天仙的女子，可以受萬人敬仰，可以不去花費太多時間練武，達到武林絕頂高手的境界。從而極大的激發了讀者們的興趣，讓我們繼續讀下去。

而現在被各個老師和學校所批判的網路小說更是變本加厲，沒有了金庸小說中關於俠義、關於愛情的深刻剖析，卻大大加強了心理滿足感和慾望代入感，使讀者留戀的讀下去，甚至荒廢了學業，丟失了朝氣和夢想。

金庸小說在現代被眾多人去研究和倡導，正是由於它滿足社會的需要，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而我堅信不僅僅在今天，在以後的日子裡殲銀旁，金庸小說依然是各類影視劇和文學作品加以模仿的對象，他是武俠小說的一個傳奇和巔峰所在。

無戒365天極限挑戰日更營 寫作訓練第17天

文/龍眠散人

⑤ <神鵰俠侶》反映了什麼社會現狀，或是說金庸想表達一個什麼思想

金庸在《神鵰俠侶 後記》中有：「道德規范、行為准則、風俗習慣等社會行為模式，經常隨著時代而改變。然而人的性格和感情，變動卻十分緩慢。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會意義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從一段話，我們可以看出：感情與品德，是作者最為看重的社會元素，而作者在這里所提到的愛，正是人與人之間的「愛」。基於這樣的文學信念，他在自己的十五部小說中，竭盡全力洋洋灑灑地描繪了形形色色的男女之「愛」、兄妹之「愛和」師徒之「愛」。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凡讀過金庸小說的人，都不會懷疑，金庸的確是個「寫情的高手」。在他的小說中，始終穿插著各種各樣的感情線索。這就是金庸小說為何能如此吸引眾多少男少女的緣故了。

「愛，首先是男女之間的男歡女愛或愛情。作為文學藝術永恆的主題，從中國的 《詩經》、古希臘神話等開始，千百年來，一直是世界各民族文學所謳歌、所描繪、所表現的具有各民族特殊的心理與情感。從某種意義上講，如果沒有對愛情命題的千奇百象的藝術表達，就沒有文化藝術作品存在的可能性。

愛是人類生活中最為天然的本性，人之所以為「人」，並區別於動物的重要精神外化。男女之愛更是作為社會關系總和的認為有意識的、生物性與社會性相結合的精神活動。「愛情把人的自然本質和社會本質聯結在一起，它是生物關系和社會關系，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綜合體，是物質和意識多面的、深刻的、有生命力的辨證體。」由此，如果「沒有愛，人類便不能存在」。這句話作狹義的理解，愛情是以繁育後代、種屬沿續的本能為基礎。愛是人生命的支柱，愛的烈火燃得越旺，生命力便會隨之而增強，從而生活就增添了價值；愛的消逝則會使人感到：生命從此毫無意義，喪失了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愛也是哲學的中心論題。在東西方哲學史中眾多的哲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們都對愛的本質與構造進行了許多研究和探索。在中國儒學思想的創始人孔子那裡，他把愛視為「仁」的本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禮記·中庸》）。親愛自己的親人，在長幼關系中居下者的子女、弟妹對父母、兄長的敬愛，這就是仁的初始形態，即人性的根本。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孔子提出的「愛」是基於是非善惡標准基礎上的愛。「入則孝，出則悌，謹則信，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這是建立在血緣關系基礎上的愛，由己及彼，推廣到愛一切有德行的人。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儒家認為的「愛」是有門戶之見的 。愛人，首先是愛親人出發，而後推及同類；從而建立起「仁義禮智信」的理想人格結構和君臣父子的人倫社會結構。這與墨家之「愛」卻是大相徑庭。墨子從社會的復雜情況出發，抱著對人民生死的深切憂患，認為「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墨子·兼愛》）。墨家的愛，是對整個人類而言的，沒有任何的門戶之見、人格差別。道家則更不象前面儒、墨兩家那樣強調如何去愛，他們講求的是自愛。這在現在看來極端，是一種極端的利己主義思想。「愛以身為天下，女可以寄天下矣。」（《老子·第十三章》）。這與老子無為而無不為，無我而利我的精神相一致。

對於情愛的具體表現，最早應見於《詩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經·關雎》）這直接而具體地寫出了男子對女子的愛慕。對於《詩經》中表現出的情愛，我們還應該看到另一方面。《詩經》中有不少文章都表現出了歷史中「棄婦」的形象，表現的是痴情女子負心漢的情節。作為中國早期象這類對愛情的研究，其本質只是論及婦女的社會地位問題。基於傳統儒家思想的束縛，作為社會地位低下的女人對「愛」的表達都是一個困難的問題，更不用說對愛的探索和研究了。然而，這一點在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中卻不靈驗了。小說中：趙敏對張無忌的愛，可謂是愛的直接，愛的瘋狂。甚至為了真愛，以致於六親不認；更有甚是為了保護張無忌不惜以自毀貞節（謊稱自己懷有張無忌的骨肉，以騙取其哥放走張無忌）為自己的愛人開脫。像此等女子，在中國傳統史上是罕見的，這就是金庸小說中愛情觀的反傳統表現。

與東方文化道德性、社會性思路不同，西方哲學中關於「愛」的研究：是從人的來源與心理入手而展開的。西方對於愛的研究，首先是著重於男女兩性關繫上，認為愛是人類生存問題的根源。在希臘神話中，當世界還是一片死氣沉沉的不毛之地時，是愛神厄洛斯，發出他的生命之箭，射穿了大地的冰涼胸膛，從而使黃褐色的大地立刻披上了綠裝。這說明了愛是藉助了性（象徵男性生殖器官的箭），與性一起創造了生命。也就是說，西方神話里，「愛」源於「性」。可以看出，愛並非獨立存在的，愛之中包含了一個個體的人與另一個個體的人的結合。愛是人類產生和生存之源。古希臘哲學家思[培多庫勒認為：「愛總是和所愛的東西結合為一體，而結合為一體的開始，也就是分離的開始，是由爭執與憎恨支配階段的開始。」從愛的正面看到了其反面的爭執與憎恨。

柏拉圖式的愛，則完全是肉體之愛，是人的本性表現。或者，可以認為是「性惡」。其實，柏拉圖式的愛，可以用另外一個詞來形容——「強奸」。《射鵰英雄傳》中「尹志平對小龍女的愛，也許就是從他玷污小龍女那一夜起，使作為全真教弟子的他真正體驗到了肉體之美，慾望得到釋放與滿足，致使他永遠也無法忘懷。然而，他卻因為沖動而遭受了懲罰。」早期弗洛伊德認為愛的核心就是「性愛」，性愛是人的性本能——原欲。在他看來，這種愛並不包括社會和精神的屬性，它是文明對立的。

金庸自幼接受中華傳統文化教育，對中華傳統優秀文化懷抱有深厚的感情，又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熏陶，善於吸收西方先進文化理念，使得其作品中既有鮮明傳統文化的印記，又滲如了現代人文精神。這些都體現在他的作品中關於「愛情」的理念上，也呈現出東西方文化精神的交流與融合。

⑥ 我的畢業論文是寫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俠義精神，誰能給我篇範文

武俠小說應該予以現代化

不過，現代化，並不是指遣辭用字的「現代化」，或夾雜俚語、粗話、「現代」或「無厘頭」 的句式，而是泛指對「俠」精神推陳出新的概念里，以及內容與形式的糅合上，文學經典與通俗讀物層面的對流下，更重要的是其內容不妨對「今之俠者」加以考察、實驗、試煉。「武俠」如果僅止於對古人的思慕之情，而在現代和現實全無兌現、應合、提倡、立足和寓言、警世的能力，那是「武俠」小說僅淪於「成人童話」的失敗，真正武俠精神的淪亡。我們可以在傳統中吸收養分，再回饋滋潤這塊沃土，也不妨顛覆、transgress（侵越）、重建，把這武俠文學的領域拓寬、深化和解構，鑄鐫它的多維性、歧義性，好像把一把好劍煉鑄成自己就是一把好劍。

一向以為除了「俠之大者」，應該「為國為民」之外，今之俠者也不妨「俠之小者，為友為鄰」。

沒錯，安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現代人未必人人能掌天下大權，沒有必要人人好高騖遠為萬世太平、為萬民福祉，要人人動輒行止都要為國為民，恐怕不符實際，而且流於說就天下第一，做就無能為力。但只要能盡其本分，為自己的朋友、親人、鄰居、同事，乃至同胞、同志、同是人類，以及親情、友情、愛情、同情做一些對得起良知的好事，那已是一個「俠者」的新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