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現代性時代嬗變
❶ 先鋒小說的文學特徵
先鋒文學文學特徵：
「先鋒派」的藝術特徵表現為反對傳統文化，刻意違反約定俗成的創作原則，及欣賞習慣。片面追求藝術形式和風格上的新奇；堅持藝術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擔任何義務；注重發掘內心世界，細膩描繪夢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間世界。
其技巧上廣泛採用暗示，隱喻，象徵，聯想，意象，通感和知覺化，以挖掘人物內心奧秘，意識的流動，讓不相乾的事件組成齊頭並進的多層次結構的特點，難於讓眾人理解！
是現代主義文學的一個重要流派。一小群自我意識十分強烈的藝術家和作家，根據「不斷創新」的原則，打破公認的規范和傳統，不斷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引進被忽略的、遭禁忌題材。
先鋒派的藝術家們經常自我表現出「離異」既定的秩序，從中宣布自己的「主體性」，他們的目標是震撼感傳統影響的讀者的感受能力，向傳統文化的教條和信念發起挑戰。
(1)小說現代性時代嬗變擴展閱讀：
優缺點
挑戰傳統千篇一律的文學模式，先鋒初出道的確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先鋒作家以語言狂歡和形式狂歡的手法來贏取讀者的注意，獲得了廣泛的贊譽。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感官的刺激畢竟是短暫的，如果先鋒寫作沒有經過「去謊言」這一環節，則大多數先鋒文學後來要麼走上了文字游戲的道路，要麼重新回歸謊言文學，徹底離開了文學的軌道。
只有極少數作家經過嚴格的「去謊言」，進而對生活本質和人的根本問題的苦苦探索，最終使先鋒文學成為文學中的一枝奇葩。而先鋒文學中的偉大之作必定是這些奇葩中的佼佼者。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先鋒文學
❷ 王十月的《少年行》
博文正文 王十月中篇小說《少年行》細評
作者:王十月 2009-09-11 11:01 星期五 晴
在網路上遇到這篇評論,轉存於此並謝作者.
王十月中篇小說《少年行》細評
「常」與「變」：激盪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世界
(轉自Aliwen的博客)
發表於《特區文學》2007年第5期的中篇小說《少年行》（作者王十月）同時被選登在《小說月報》2007年第12期，它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已受到現代化進程影響的湖南一個叫煙村的小鄉村裡有五個青年，他們由於大體上相同的經歷和不同的機緣聚在了一起，開始了他們五個人的尋夢與追求理想的過程，經過一系列事件五個青年的追求理想之旅最終均受阻，且有兩人已經慘死於自己的家鄉，作者力圖深刻地把握在改革開放這個大背景下中國鄉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常」與「變」及產生的陣痛，並對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國鄉村社會的多個問題做出了獨特的判斷與思考。
一、城與鄉
《少年行》開篇點出了故事發生的具體時間：一九九零年五月五日，根據故事發生的場景及當時中國社會的現狀，將這一時間看成一個過程更為合適。那時，中國社會歷經十餘年的改革開放整體上處於一個轉型期，改革開放作為治國的重要方略和具體政策已經顯示出其正確性（經濟的持續發展及國家整體上出現突破性發展是其表徵），中國社會從改革開放實踐中獲益匪淺，尤其是大城市和東部更得到了前未竟有的發展。這些發展正影響著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中國的鄉村社會，與此相伴的是橫亘千古的鄉村家園開始迎接現代化的成果，並承擔著一種全新的、帶有現代大都市想像與實踐的思想觀念侵入其中時所遭受的陣痛。
在這一大背景下，作者首先對中國八、九十年代的新型城與鄉的關系作出了判斷。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鄉村經濟雖較以往有了較大的發展，但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遠未達到城市的水平，中國亦開始了前所未有的貧富差距擴大化之旅，農村經濟除了幾個模範窗口外大都長期處於低迷甚至凋敝狀態。經濟的差距反映在人的生活上便是城市的現代化以享樂（此處並無貶義）、休閑、消費為特徵的生活方式，而農村卻仍固守著千年來的耕讀傳家的生活理想，農民們期盼著風調雨順、糧食豐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為典範的生活狀態。此時，鄉村仍然是一個相對於城市的區域，但是二者的差距卻被作家進一步放入了傳統與現代的對立。[1]城鄉經濟發展在建國後三十年間差距並不明顯，但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這種分化不僅造成了差距，而且這一不斷擴大的差距引起了中國鄉村社會與都市的對立、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的對立，最終指向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少年行》恰在這個意義上對城與鄉的關系做出了獨特而又深刻的判斷。
「西狗小學畢業後退學了，在家裡種了幾年地。他不喜歡種地，他的父母讓他去學瓦匠，可是西狗不喜歡當瓦匠，他說當瓦匠沒有出息。」「西狗的夢想是當歌星。它可以算得上是煙村最早的追星族了。有一段時間，他的偶像是小虎隊里的乖乖虎蘇有朋，他的房間里貼滿了小虎隊的照片，他還讓劉小手幫他做了個蘇有朋的發型。」西狗作為無業者（時其正小學畢業，事實上在城市中由於義務教育的推廣與普及，同齡孩子們正在上學）正面臨著人生的第一次取向與選擇。於是在現代化進程剛剛推進到農村時，當泥瓦匠與追星族當歌星這兩種嚴重不相容的追求遭遇的時候，西狗與父輩們的沖突便開始了，他們各執一端。這一沖突反映的是轉型期中國鄉村社會中年輕一代的選擇與價值取向，泥瓦匠的生活是延續父輩的生活理想，是鄉土中國傳統生存方式的延續，是鄉土中國農耕傳統的「常」，而追星族當歌星是當時城市青年均曾有過的追求，是現代中國在其現代化進程中與當時改革開放潮流暗合時在中國鄉村社會中引起的激盪在思想觀念與文化心理層面的反映。這種在改革開放大背景下的城與鄉的關系並不具對等性，《少年行》中所引出的城與鄉的關系完全是「城」作為強勢經濟體與文化體對鄉村普通民眾從思想觀念層面產生影響，鄉村中國在這一激盪中，它固有的「常」也開始松動，並萌動了某種「變」。鄉村內部以青年為主的新一代農民不再盲目認同父輩的生活理想，能很快地從觀念上脫離鄉土中國的束縛並走向對城市的全方位認可與痴迷。
在面對現代大都市對鄉土中國產生極大影響的同時，鄉土中國並沒有形成應有之勢給予回擊，它反以其千年不變的恆常在不動聲息地承載著這一切並進行了被動的自我維護與修復。農村經濟盡管衰落，但並未到崩潰狀態，農民盡管很窮，但他們仍然堅守著中國古老的耕讀傳家的生活理想，農村以承擔一切苦難的姿態總是在默默無息但又堅韌地存在著。趙大偉從「不良青年」群體中退出並心甘情願地順從且適應父輩們的意願，堅持不懈地延續著父輩們的生活理想同時也盡享著鄉土中國帶給他的似乎是渾然天成的寧靜與鄉土家園的那份幸福，他的在現代鄉土中國萌發的理想，終於在從「發廊」返回到「家」的這個過程中消失了。古老的鄉土中國自有一種面對任何外來沖擊的定力，生存於其間的鄉土中國子民更是一代又一代堅守著自己的鄉村家園，堅守著自己的生存信念和那份最純真的「地之子」的理想。
現代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發生的激盪延續到農村，具有強勢經濟和先進文化與思想觀念的大都市對農村的影響極其深遠，鄉村生活的庸常與大都市異樣的繁華之間的反差尤為甚，但鄉土中國在這一「變」之中卻仍然頑強地固守著它的「常」。「世變緣常」，當鄉土中國的子民遊走在「變」與「常」之間，並力求突破「常」實現更大的「變」時，他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二、小人物及其命運「重奏」
「文學關注的是這個文化空間如何決定人們的命運、性格以及體驗生命的特徵。」[2]於是《少年行》中的鄉村已經不是泥濘的山路和冰冷的水田，不是沉甸甸的擔子和殘破的茅屋，鄉村此時成為一個思念和思索的美學對象，一種故事、一種抒情、甚至一種神話，作家在關注城對鄉影響的同時，更在積極而又深入地觀察著生存於其間的人，中國鄉村這一受地緣規制的空間是如何對人們的命運產生決定性影響成了作家創作始終的思索。
《少年行》中主人公分別是：「我」（王紅兵）、西狗、趙大偉、四毛、劉小手，作品堪稱五人小史，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國鄉村五個無業青年聚在一起做著和民間傳統生存理想相悖的事。他們在自己的鄉村沒有地位，但他們卻是不約而同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現代大都市生活方式的影響，又都在一定時期內向這種生活方式作出了靠攏的努力，可這些努力「總被雨打風吹去」，甚為徒勞。作為身處鄉村社會無任何影響力的小人物，「命運」對於他們而言總是意味著一種主宰與支配的力量，在這種力量下，小人物的生命都顯得那麼脆弱與無意義，而且無所依憑。首先來看發生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鄉土中國的這一例慘劇。四毛「其實是一個有著遠大理想的青年」，從一開始「四毛經常對我談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出路在哪裡。」「他的心裡嚮往著英雄，嚮往著做一番大事業，可是那時的農村，並不像作家們筆下描寫的，是田園牧歌樣的生活，農村的氣氛是死寂的，是沒有生機的，是讓人窒息的。我們真的沒有出路，每個人都能看到自己的未來——娶妻生子，耕田種地，然後像我們的父輩一樣老去。可是我們不甘心這樣，不想過這樣的生活，又能過什麼樣的生活呢？」盡管理想之旅充滿著無盡的迷茫，但作為一個有志青年，他始終堅守著自己的理想，並藉此得以安慰，他始終堅信「冬天過去了，春天還會遠嗎？」可他的理想不久後便被「強暴」了，四毛成了「鴨司令」，然後被父親一次又一次的虐打。理想喪失之後，四毛的英雄情結卻並未終結，「四毛開始對人們說他是司令，四毛漸漸地就有了一個鴨司令的外號。四毛和他的鴨子們，果真有了很深的感情，我們這些兄弟，還有他殘暴的父親，我們這些被稱之為人的動物，漸漸地退出了他的思維，在他的世界裡只有鴨子。那些鴨子是他的士兵，他是指揮著那群鴨子的司令官。」在這里，他的生命得到了另一種成全，但又是何其殘忍，他成了「英雄」，可「英雄」死了，他的死近乎一種悲壯。中國鄉土傳統中的父子宗法倫理之情被顛覆了，並讓位於一種人與物之間的變態的情感。中國宗法社會與鄉村民間並不能為個體理想的實現提供一個多面的舞台，但「英雄」亦並非全需走上這個舞台，而可以以任何個體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理想之旅、「英雄」之旅。於是命運對四毛而言有如一個滾動了千年的車輪至此呈現出一種「惡」的慣性繼續從他身上碾過，他的命運在鄉村社會的「常」中走向虛無，最後直至軀體的灰飛煙滅。四毛最終守住了一種絕望之絕望，在這個意義上，死是一種訣別的成全，他的死有更為壯闊的心路歷程，這種壯闊是個體最決絕的反抗與指歸。死在這個意義上有了另一種美學上的價值，有了另類的小人物心靈史上的意義。
中國的鄉土社會以無限的承載能力不僅僅在製造一個個生死場，同時千年來它仍以其經久不息的慣性在現代中國倔強地存在著，鄉土中國的子民們仍在堅強地延續著父輩們的理想，他們是「小人物」甚至是「灰色人物」，但他們有著自己對鄉土中國「常」的理解：一個人選擇了植物式的生活方式平靜地生活了下來，看上去似乎滿含了屈辱，而事實上他的這種植物式生存卻既是對於「命運」的退讓與屈從，反過來又顯示著一種退亦為進的生命力，沒有理想與激情，他們依舊幸福，他們的生命透著如植物一樣枯榮代謝的平凡生命自身所獨具的一份寧靜與庄嚴。《少年行》中趙大偉的生命歷程經歷了從「不良青年」退回到傳統的「地之子」，他的生命中沒有理想與激情，只有新婚生活的平靜與農耕生活得安淡，他在對於理想的拋棄與對命運的退讓、屈從中，透射出了中國鄉土社會橫亘千年的生命力。鄉土中國的農民們平凡庸常而又卑微地活著，他們在守「常」中亦自有一種封閉自足的庄嚴與淡漠的凝重，但他們的這種生活狀態並非沒有意義！中國鄉土社會直至今日仍能穩定，「三農」問題雖加劇但並未引起社會的動盪，他們功不可沒!他們的這種放棄理想、回歸鄉土的抉擇並不是人物的自甘墮落，反而恰恰意味著人在「命運」壓迫之下並未墮落，他們莊重地、負責地、體面而周全地活下去，成為中國鄉土社會的最後亦最有力的核心支撐。
作家在借對人物命運加以思慮所要表達的是他自己的思考。作家以一種糅合了諷刺與悲憫這兩種相互背離的感情態度的語調來表現一個更替時代所造成的人間世事的迅速更迭和人世悲歡的無常，人的生命在無常中走失，在一種堅守中隕落而且近乎某種悲壯。民間鄉土社會在應對現代化進程時的一種有力的堅守構成了傳統與現代的對立，民間也在這一對立中得以延續。在這個史詩性的意義上，身處鄉土中國的「小人物」及其命運動態式展示具有了某種美學價值。
三、現代性的批判走向民間
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對中國鄉村社會的影響極其深遠，是對中國鄉村從經濟到思想觀念上的一次深刻啟蒙，是20世紀中國社會第二次啟蒙，意義非凡，但同時又由於影響進程的極度不平衡性，其影響到農村極其有限。作者以一種反觀的姿態審視這種發展過程及其對鄉土中國農民產生的從經濟到思想觀念的嬗變時始終堅持著批判性視域與姿態。先來看三個關鍵詞的出處：
尊嚴！這個詞從只讀過小學的西狗嘴裡說了出來，讓我更加對西狗嘴佩服得五體投地，我當時幾乎熱淚盈眶。西狗說出了我的心裡話。可是四毛的父親才不管什麼尊嚴不尊嚴，他說，老子教育兒子管你卵事，你少管閑事，死一邊去，別人怕你西狗老子可不怕。
那天晚上，西狗對劉小說，你這小手理發店聽起來太土了，要改一個名字。劉小手說，改什麼名字好？西狗說，就叫深圳發廊吧。劉小手說，叫深圳發廊好嗎？我們這里可是在煙村，我們這里的人誰也沒有去過深圳。西狗說，你他媽真蠢喲，沒有去過才更有吸引力嘛。那時，我們已開始聽到過一些關於深圳的傳說，那個遙遠的南方城市，在我們少年的心頭是如何神秘，深圳成了我們這群懵懂少年心中的夢想。在我們的意識里，深圳是一個讓人熱血沸騰的地方，那裡遍地黃金，只要我們去到那裡，就會夢想成真。劉小手覺得西狗的話很有道理，於是果斷地將「劉小手理發店」幾個字用白石灰抹去，又弄了一桶紅油漆，讓我寫上「深圳發廊」四個大字。
那時我還沒有確切的偶像，西狗的偶像就是我的偶像。西狗的偶像一會兒是遲志強，一會兒是小虎隊，一會兒又是四大殺手。遲志強和小虎隊離我們的生活太遙遠了，而四大殺手卻離我們很近。我這里所說的四大殺手不是武俠小說里的人，而是我們那裡的幾個不良青年，那時，我們那裡的不良青年都有外號，比如我們煙村有五鬼十三妖，我、西狗、劉小手、四毛、趙大偉，我們就是那五鬼。而在這些不良青年裡面，最負盛名的就是四大殺手。
三個詞提出了三個問題。首先，關於「尊嚴」。鄉土中國是以封閉、庸常為特徵的，生活在這里的農民們共同遵守著已確立的宗法倫理秩序，這種秩序嚴格地尊崇長幼順序、強弱之序，以個體讓渡自己的權力共同實現集體權力對個體權利的超越為前提，是通過集體對單個個體的管制與支配發生作用的。而現代民主、個體等思想一經沖入鄉土中國，這種半宗法體系便首當其沖，「尊嚴」一詞的使用本身是一個符號，作者借用這一符號對宗法文化體系的殺人本質猛力一擊，是對鄉土中國的恆常的否定性評價。作為對鄉村批判依據的「尊嚴」一詞恰是現代社會及現代性的要求，是現代化進程中都市文明的顯現特徵之一，於是「尊嚴」一詞成為用現代性及都市文明來批判鄉土中國「惡」的一把匕首與投槍。
其次，關於「深圳發廊」和「不良青年」。 「深圳發廊」仍然涉及到當中國鄉土社會及其所處之鄉村在現代化進程之中，由於受到先進經濟域的各種意識的影響，作為仍處於閉塞與落後之狀態的鄉土中國子民對之保有的一種迷戀與嚮往。這里，「深圳發廊」只是作為一個符號顯現了那時鄉村中年輕一代對現代化成果的認可與嚮往，但改革開放所引起的現代化大潮在對封閉的農村造成沖擊的同時，鄉土中國並沒有也不可能立刻提供一個可以讓醒悟過來的有志青年成才與創業的「舞台」，也即鄉村半宗法體系的平衡性被打破之後一種新的秩序尚未確立，而舊有體系自身不足以維護其完整性時，「不良青年」應運而生。「不良青年」群體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具有其獨特性，不同於20年代的阿Q、賭徒吉順等（他們並不足以對他人造成危害），而80年代鄉村中的「不良青年」則對社會正常秩序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從其產生伊始便對中國鄉村社會的慣常秩序，他人正常生活秩序及人身安全等產生極為不良的影響，且這種影響直接危及社會發展。作家在這個層面上對中國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鄉村及小城鎮做出了精微而又極為准確的「史」的考察，並歷史地批判了改革開放及現代化進程在鄉村中的推進所引起的不良後果，但僅僅是對這一進程的具體過程所暴露出的問題做出批判性質疑，作家並不是否定改革開放本身，這在過去的文本中很難見到。
最後，關於「吃人」。魯迅《狂人日記》中說「中國有四千年吃人的歷史」，而實際上這個歷史從來都沒有中止。《少年行》中讓讀者感受最強烈的無疑是四毛的死，前面已經論述，這里不再贅述，需指出的是四毛的死發生在改革開放及現代化進程推向農村之際並產生實際影響的時候。作家並不全部否定鄉土中國農民已有的生活方式，但對於他們「吃人」一事是持極力的批判態度，十五年後再反思此事「我一直對四毛心懷尊敬，他是一個英雄，是一個有想法的人，可惜的是生活沒有給他一個舞台。」鄉土中國以集體之力來合謀殺人，這個人生慘劇是由於個體理想遭遇宗法社會秩序、社會與個人不相容時由社會造成，而父親卻被推至這個沖突的風口浪尖上，父親成為社會壓迫個體的代言人，這便是文本寫出的另一種殘忍，又是極富戲劇性的一頁。作者在此思考的是鄉土中國本身慣常的殘忍，當這種殘忍亦成為一種「常」時，一旦遭遇「變」時，便盡顯其殺人本質。
作者在對八、九十年代鄉土中國社會做出深刻的比較與觀照之後，站在批判性的立場對鄉土中國在現代化進程的方方面面均做出出了批判，且有些是以往文學從未關注過的，更為可貴的是對改革開放在中國的推進及其影響做出了審慎而又中肯的反思與批判。
四、鄉土中國的文學想像及其嬗變
《少年行》透射出了與這個「偉大」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要求或者說時代精神不甚相稱的特點，文本之中並無多少歌頌性內容可言。雖寫農村與農民，但卻有著久已遠去的那種尖刻與深沉，與改革開放浪潮並不呈呼應關系，也不是《馬橋詞典》、《白鹿原》等九十年代出現並被稱為經典之作的民間立場及批判性，也與當下「三農」問題題材熱有著很大的距離，該作主題自身自有其模糊性。是已有的鄉土文學觀念所不能解釋的並發生了比較大的轉向，它重構了鄉土文學想像的空間，達到了對鄉土中國理解的高度與深度。下面我將著重論述鄉土文學精神在20世紀中國至此發生的轉向與回歸。
在「五·四」鄉土小說創作中「魯迅是站在『五·四』啟蒙知識分子的立場來書寫鄉土的，其全部鄉土小說都滲透著對『鄉下人』那種無法適應現代社會與文化變革的精神狀態的真誠而強烈的痛心和批判態度。」[3]由於魯迅既是接受了西方文化熏陶的「五·四」先驅者，同時又是與中國農民有著深厚血肉聯系的「地之子」，於是他一方面有著改造農業社會國民劣根性的使命感，另一方面也在深切地同情並關注著鄉土中國農民的悲與哀，因此「魯迅的鄉土小說呈現為兩種形態：其一是以《阿Q正傳》為代表的雖然不完全排斥情感內容但更具有積極主動批判意識的充滿著理性之光的形上之作；其二是以《故鄉》、《祝福》為代表的雖然不缺乏理性的燭光但更顯消極被動批判意識的充滿著情感形式的形下之作。」[3]理性之光能使作家帶著批判性的視角更深刻地把握鄉土中國的現狀，其後的20年代北京鄉土作家群和上海鄉土作家群的創作基本上傾向於《故鄉》、《社戲》式的內涵，那種「地之子」的鄉愁以人道主義的情感方式悄悄沖淡甚至消解了批判的鋒芒而大體上呈現出一種消極的悲戚和一唱三詠的哀嘆聲。而此後中國鄉土近百年小說的發展仍未取得突破性發展，理性精神不足。《少年行》也寫鄉村「不良青年」火拚，父親逼死兒子，封閉的鄉村中在「變」中的「惡」，且對其進行全方位的批判，在這個意義上文學能更好地發揮作為一種批判性思考的「武器」積極地對鄉土中國之醜陋與「吃人」進行批判，盡管由於篇幅有限，作家觀察點也並非達到全景式，但確實是向理性批判之旅邁了一大步，是對上世紀魯迅開辟的鄉土理性批判精神的延續與復歸。
鄉土文明其重要的一方面便是書寫工業文明進擊下的傳統文明逐漸淡出歷史走向邊緣的過程。上世紀20年代末沈從文開始書寫其「湘西世界」，他的鄉土小說也寫湘西部落社會在外來政治、經濟壓迫下的崩潰，也寫農民生活的掙扎，如《丈夫》、《菜園》、《長河》中寫農民悲劇。在中華民族整體衰頹異常的時候，沈從文的意義是開掘出了「五·四」啟蒙文學遺忘了的除了惡之外的另一種鄉村景觀和一種美，這種美可以再造民族新鮮的血液，可以使老態龍鍾的中華民族重新煥發活力，重鑄民族之魂。那時，在「啟蒙的文學」要求下，鄉土浪漫是被邊緣化了的，更不用說存在於湘西邊地世界的浪漫的田園牧歌，可沈從文卻用「夢」與「真」來構築一個超階級的「神話世界」，完成作者夢幻中美麗形象的文學顯現。三十年代的沈從文和四十年代的汪曾祺在城與鄉的對照中選擇鄉土世界來對抗都市文明與工業文明，而《少年行》中，鄉土中國亦處於新一輪的由於現代化大都市文明侵入鄉村時鄉村被邊緣化的過程，鄉村在這一對抗過程中並不是軟弱無力的，而是有著極其深遠的民間傳統底蘊並長期對農村產生重大影響。但這一對抗並不是作者借鄉村世界追尋一種「夢」與「真」，守望一種美麗的神話，顯現作為民族之魂的田園牧歌，而是暴露鄉村及其傳統的惡魔性因素，「我」十五年後以冷峻的神情、痛徹的心靈沉思這一往事，同時這一往事和其鄉村記憶作為一種批判對象而達到了書寫鄉土中國的另一種高度。
作家的創作似乎與20世紀卓有影響的小說流派有些差異，但正是這些差異卻以記憶與重構的方式再現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現代化進程推向農村時引起的激盪及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農村及農民尤其是年輕一代農民的真實現狀，並對此做出了深刻的批判。
《少年行》僅僅是一部中篇小說，不可能全景式地反映現代化進程在中國的農村發生對鄉土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及現狀，但其畢竟為我們提供了觀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鄉土中國久已離失的那面批判性「鏡子」。作家以獨特的視角敘寫與思考了某些鄉土文學的主題並對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以史為鑒，可以見興替」，更以批判性的立場提供了當下中國農村改革及「三農」問題解決過程的某些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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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新時期文學的基本特徵是什麼
新時期小說與中國古典文學傳統
1 入世精神與頹廢情懷
中國古典文學的思想內涵很豐富，新時期小說中表現出的古典文學思想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儒家傳統的入世精神，二是士大夫的頹廢情懷。
中國古典文學受儒家思想影響嚴重，帶有很強的入世精神和社會參與色彩，「文以載道」的思想貫穿於整個文學史中，文學也因此被人當作「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種入世精神的極端表現是直接為政治服務，其邊緣則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哲學體現。遍觀中國古典文學史，很少有純粹個人性的創作，作品中無不寄寓著作家的社會化關懷，表達著各種各樣的政治或文化理想。從《詩經》、屈原開始，經過杜甫、范仲淹、魏源等的衍變，更形成一股憂國憂民、擔當道義的優秀傳統，也傳達著重教化、重社會功用效果的文學精神命脈。古典文學的入世精神在五四新文學中被以「文以載道」的面目受到撻伐，但實際上，五四文學並沒有真正將它丟掉，而是換了一種方式存在。五四作家們所真正批判的其實只是古典文學所載之「道」的內涵，文學為現實服務的基本精神依然是保持著的——文學不應該維護傳統的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而應該為現實中國的變革和強大服務。就小說而言，梁啟超的小說革命觀依然深刻地影響著五四作家們：「欲新一國之民, 不可不先新興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7]五四文學的主導傾向依然是面向社會和大眾的「為人生」，人道主義、愛國主義和現實批判則始終是五四文學最顯著的思想特色。這當中盡管灌注了許多新的現代思想內涵，但底子上依然蘊涵著古典文學的某些精神印記。
新時期小說，尤其是新時期初的小說，同樣表現出很強的入世精神。這一點在作家們的創作思想方面表現得很明確。盡管作家們一般都不直接提古典文學傳統，但在談論自己的文學志向和對文學的認知時，幾乎無一例外要談到文學與現實的關系，將文學與政治和責任感密切聯系起來，也就是說，實際上，作家們的思想內核中已經內在地體現著古典文學的入世思想。如周克芹所理解的文學是「時代風雲、群眾生活所給予作者感情影響的形象見證，個人與時代的結合的一個最真實的證物」；[8]高曉聲談到自己中斷創作20多年後返迴文壇的第一篇作品《「漏斗戶」主》時，明確表示為農民呼籲的創作責任感：「我寫他們，是寫我心」[9]；蔣子龍同樣將自己的創作與現實需要密切聯系起來：「《喬廠長上任記》是『逼』出來的。是被生活『逼』出來的，是被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對四化的責任感『逼』出來的……」[10]
入世精神同樣體現在創作當中。從小說主題而論，新時期小說最典型的體現是濃郁的教化意識。新時期許多小說蘊涵著明確的教化觀念，小說被當作思想教育的工具，被用來傳播各種社會文化意識。劉心武的《班主任》、《醒來吧，弟弟》等作品典型地體現了這種思想，也正因為如此，充滿說教色彩的《班主任》被作為新時期文學的開端之作，成為了一個時期文學的典型。除劉心武外，其他作家的創作也基本相似，像名噪一時的張賢亮、從維熙，就是將苦難作為道德說教的方式，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再如歷史類小說，如《李自成》、《星星草》等作品，也都是遵循中國傳統歷史著述的「資治通鑒」思想傳統，總結歷史教訓，以歷史來引導、服務現實，是這些作品一致的主題。而且，歷史小說的這一特點一直延續到90年代，如陳忠實的《白鹿原》，唐浩明的《曾國藩》，熊召政的《張之洞》、《張居正》等作品，也遵循類似的歷史觀，是傳統歷史著作（小說）思想的現代體現。
從小說內容而論，則表現在小說與現實政治的密切關聯上。新時期的小說創作潮流與現實的政治變革有著密切關系，或者說小說的內容變遷緊密地跟隨在時代社會的解放和發展後面。從最初的「傷痕」到「反思」，再從「知青小說」到「改革文學」，新時期小說的每一律動，都與社會現實、與政治文化的變化有直接的對應，參與著社會政治的變革和文化觀念的解放。而像「人道主義」等具有批判性的文學潮流，實質上也在傳達著另一種政治觀念，體現著作家們更具獨立性的社會關懷。此後，90年代後的「現實主義沖擊波」、「官場小說」以及新世紀的「底層寫作」等小說創作潮流，也都與現實政治形勢密切相關，密切聯系著作家們的現實參與和社會責任意識。
進入80年代後期，尤其是90年代後，新時期小說的文學精神有一定的變化，傳統的入世精神受到一些作家的批判和嘲諷（最典型的是「新歷史主義」小說以新的歷史觀解構和嘲諷著傳統的歷史小說），其表現也有明顯的衰退。與此同時，另一種與古典文學有著密切淵源的精神在悄然興起，成為時代性的文學潮流，這就是傳統文人的頹廢意識。
「頹廢」不是完全的中國文學特徵，甚至說，這一概念本身就來自西方，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中沒有這一思想存在，相反，受道家思想影響的傳統文化中包含著很強的頹廢內涵，並在此後的發展中與儒家、佛教思想相結合起來，形成了具有濃郁士大夫氣息的悠久傳統，也構成了自己的獨特特徵。大體而言，中國文學中的頹廢更多旁觀冷嘲的姿態，也與隱逸享樂的心態聯系得很緊密。這與西方的頹廢思潮往往帶有厭世色彩，並與唯美思想結合在一起，構成一定的區別。因為中國文學的頹廢往往是傳統儒家思想失敗後的產物，受主流儒家思想影響，知識分子普遍將實現社會責任抱負作為自己的基本追求，但是，在現實中，並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有機會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而要能夠順利達到「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精神轉換也有相當的難度，於是，許多人在失意情況下，會放棄儒家思想，陷入虛無和懷疑的人生觀中，沉湎和滿足於個人世界的小情趣中，其生活帶著虛幻而放誕的色彩，其文學也就典型地表現出中國文化的頹廢思想。另外，中國文學的頹廢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矛盾和困惑。因為在長期的文化積累中，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意識的強大而持久的，一般人很難遽然擺脫這種思想的影響，也就導致中國文人的頹廢往往是不徹底的——就像中國歷史上許多隱士一樣。頹廢文學精神在魏晉士大夫階層中有集中的反映，魯迅的《魏晉文學及風度與葯及酒之關系》作了非常透徹的論述。當然，不只是魏晉之際，莊子的文學作品中就包含著頹廢思想的內核，明末文學是其更極端的泛濫。
新時期小說頹廢思潮的興起與時代文化的嬗變有密切關聯。80年代末以來，隨著改革的深入，政治思想得到進一步解放，與此同時，商業文化進入中國並迅速成為社會的主流文化，社會文化格局發生了巨大改變。在這當中，文學一方面被推下了原有的政治依附者位置，並被暴露出依附時的虛偽和造作之態，使傳統的「文以載道」思想受到了根本性的沖擊，另一方面，伴隨著精神文化的失落大潮，文學逐漸失去了其精神信仰的生存基礎。在這種情況下，新時期作家的人生道路選擇固然是五花八門，他們的精神世界也是四散逃離，傳統文人的頹廢思想自然會在一些作家身上暴露出來。這一點，正如有學者對晚明文學的分析，「古代儒家傳統的理想人格是以修身為本，通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修養，使人成為能夠安貧樂道、道德完善的正人君子。……到了晚明因為程朱理學逐漸失去了崇高的地位，個性之風崛起，晚明文人追求個性的興趣遠遠大於對於有規范性的完美人格的興趣，他們更為欣賞的恰是有特點的狂狷癖瀕的文人才子性格而不是完美的聖人人格。」[11]
寬泛一點說，80年代的「先鋒小說」精神就具有一定的頹廢色彩。作家們意識到文學在現實中的無力局面，轉而以對形式的追求來抗擊現實，其中包含著某些傳統文學的頹廢色彩。有學者的論述是准確的：「正是出於同樣的對沉鬱、頹廢的審美偏愛和內心渴求，葉兆言和蘇童才一起踏上『懷舊』的藝術之舟，駛向過去的『死亡』的時間河流。」[12]然而，真正具有典型意義，或者說開啟了新時期小說頹廢潮流的是90年代初期的賈平凹。他在80年代曾經涉獵過改革、「尋根」等題材，其創作中不無「載道」的痕跡，但在1992年問世的《廢都》中，他敏銳地表達了文學邊緣化後知識分子的頹廢和無奈主題。作品中庄之蝶的頹廢和死亡，以及整個西京文化界的衰敗，傳達出作者強烈的文化失敗感和虛無主義精神。就像小說在表達方式上借鑒了晚明的著名小說《金瓶梅》，其精神也直接承接著晚明的頹廢傳統。
賈平凹的這一創作精神在90年代後有非常廣泛的繼承者，其代表是比他更年輕的「晚生代」作家，主要有韓東、朱文、張旻等。與賈平凹一樣，這些作家也感受到傳統文學體制崩潰後的虛無，但相比之下，他們對傳統體制的依賴要少了許多，並且，他們對殘存的文學體製表示了一定的獨立精神，也有更高的文學抱負，然而，他們在內心深處還沒有真正擺脫現實體制的限制和壓力，於是，就往往藉助於性、虛無、唯美等頹廢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現實的反抗。具體而言，他們的創作有三個顯著的特點，一是生活觀念上的虛無態度。他們的主人公往往對現實不滿，卻無力改變，於是選擇性和虛幻等方式作為反抗社會的方式；二是強烈的個人主義。他們所關注的基本上局限於個人命運和生存價值，很少思考與社會有關的事物，也很少直接寫到個人以外的現實生活；三是藝術上的文人情調。雖然作家們的創作存在較大的個人差異，但總體而言，他們對個人生活的沉湎往往透露出一定程度上的傳統文人情調，或者說是自我欣賞、自我陶醉。
需要指出的是，新時期小說家所表現出的古典文學精神並不是單一和純粹的，他們的創作精神與現實主流政治思想，與現代西方文化和文學觀念都有密切的聯系，或者說這多種因素已經融合成一個整體，很難進行簡單的分離。比如新時期小說中的入世思想中就包含有現代啟蒙精神，也與現實政治觀念和現實主義文學思想有直接關聯；同樣，頹廢思潮也包含有現代消費文化的影響，帶有後現代文化的濃郁印記。甚至可以說，頹廢文學思潮在新時期小說中的泛濫，其精神兄弟就是消費文化在中國的方興未艾。
反思：文學的傳統與現代
對於新文學來說，與古典文學的關系牽涉到其基本特徵和精神來源。正因為這樣，自新文學創始之日起，不斷有人對此作過思考和探討。魯迅、茅盾、沈從文、王瑤等著名作家和學者都專門發表過意見，近年來，又有鄭敏等作家和學者進行深切的反思。在這個意義上，本文對新時期小說與古典文學關系的思考，必然不可能只是關乎小說自身，而是必然要聯繫到新文學的歷史和傳統，聯繫到新文學的特徵和發展走向。
一、解放觀念，以更開放的觀念對待古典文學傳統；
正如前所述，新文學傳統一直以批判和疏離的態度對待古典文學，對此，過於苛責前人是沒有意義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對時代提出了不同的文化要求，五四時代迫切需要去舊迎新，學習西方是它的首務。但是在今天，確實需要以新的視角來看待古典文學傳統。
這首先與時代文化特點有關。今天是一個經濟和政治全球化的時代，商業文化正在將整個人類文化納入其軌道和規劃中，在這一背景下，保持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具有特殊的意義，文學也應該調整自己與傳統的關系，彰顯自己的民族個性。經過幾千年的繁衍，中國文學已經成為傳統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它的身上，承載著中國文化的獨特品格，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凝結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個性。保持民族文學（文化）的特點，必然對悠久的古典文學進行重新審視，汲取其深在的民族品格和文化個性。「當恢復我們對於舊文學底信仰，因為我們不能開天闢地（事實與理論上是萬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夠並且應當在舊的基礎上建設新的房屋。……我們更應了解我們東方底文化。東方的文化是絕對的美的，是韻雅的。」[20]聞一多的這段話雖然說於上世紀20年代，但在今天依然有現實意義。
在對古典文學的思考中，需要對「現代性」概念作出新的思考。現代性是時代潮流，但是，是否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現代性就是簡單的進化論線性發展，已經越來越遭到人們的質疑。文學的現代性的問題尤其復雜。作為一種獨特精神產品，文學的評價絕對不能以簡單的進化思維來進行，文學不是現代一定勝於前代，而是各有特點和價值。古典文學是中國傳統文學中發展得最成熟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它的獨特審美價值在今天依然有悠長的魅力，絲毫沒有失去意義。
最後，還要考慮到文學的基本創作規律。美國詩人艾略特曾經特別強調傳統意識對於文學創作的意義：「不但要理解過去的過去性，而且還要理解過去的現存性，歷史的意識不但使人寫作時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還要感到從荷馬以來歐洲整個的文學及其本國整個的文學有一個同時的存在，組成一個同時的局面。這個歷史的意識是對於永久的意識，也是對於暫時的意識，也是對於永久和暫時的合起來的意識。就是這個意識使一個作家成為傳統性的，同時也是這個意識使一個作家最敏銳地意識到自己在時間中的地位，自己和當代的關系。」[21]確實，任何時代都不存在沒有承繼的創作，作家的承繼不是東方的，就是西方的，不是中國的，就是外國的，他不可能有更多的選擇。在這個方面，一個作家能否與傳統（古典）文學建立深層的精神聯系，確實很大程度上影響其對民族生活反映的深度，影響到其成就的高低，就新文學小說歷史而言，幾乎所有的優秀作家都得益於古典文學傳統，魯迅、沈從文、茅盾、張愛玲、孫犁……幾乎無不與古典文學保持有深刻的聯系。反過來說，受時代文化要求，「十七年」小說對古典文學傳統較多地疏離和批判，主要從民間文學傳統中吸取營養，盡管其創作也有其特點和成就，但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藝術意境上卻有明顯不夠[22]。借鑒前人，我們沒有理由割斷歷史，對古典文學持簡單的菲薄和拒絕態度。
與之相直接關聯的還有新時期作家的創作持續性問題。這一問題為許多研究者所關注，但是，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一現象？則眾說紛紜。我以為，作家傳統文學修養的深厚度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作家文化積淀的是否深厚，對民族審美傳統體會的是否深刻，以及是否能夠將現代藝術和傳統（民族）風格融合在一起，決定了作家創作生命力的長度，也決定其創作持續力。
二、以更科學的態度甄別和繼承古典文學傳統；
保持傳統，並不排斥創新，並且也絕對不是完全追隨傳統，而是應該堅持科學地反思，有選擇有甄別地看待和吸取。具體來說，我以為，應該遵循兩個基本的原則。
首先，以現代精神為主導，側重精神的吸收，不做簡單的回歸。中國古典文學內涵很豐富，其中有適應新時代者，也有落伍於時代、應該被淘汰者，需要有理性客觀的取捨。從精神而論，入世精神是中國古典文學的一大特點，有其積極價值，但是如果一味追求而不知批判，就很容易失去文學應有的獨立性，淪落為政治或其他的工具，必然會為時代所淘汰。新時期小說在80年代表現出的教化文學觀念興盛一時，卻在90年代後迅速衰落，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辨析清楚對傳統教化文學觀念精華與糟粕的取捨。形式方面也是一樣。古典小說的章回體形式，以及傳奇性、故事性等特點，都不宜作簡單的回歸。「新筆記小說」可以作為一個範例。它雖然曾興盛一時，但卻沒有保持足夠的生命力，並且沒有得到大眾的認可，與其形式本身的局限有直接的關系。這一形式也許適合反映古代文人的生活情緒和奇聞逸事，卻不能反映更廣大的、迅捷發展的生活，也難以傳達出現代的人文思想。我以為李慶西的話是有道理的：「『新筆記小說』的價值或許在於，它為今後小說的形態發展進行著藝術准備。它在藝術的高級層次上對小說技巧作出了富於詩意的概括，指導著小說審美關系和敘事形態變革的可能途徑。」[23]同樣，現代文學時期，廢名的「詩化小說」也足以作為教訓。他的《橋》、《莫須有先生作飛機》等作品完全走傳統抒情文學的路子，忽略了現代小說的基本特性，雖然個性獨特，卻失去了讀者，並不成功。相比之下，沈從文對古典文學的態度更為靈活，融合的現代因素更多，成就也更高。
其次，立足於現實，立足於生活。傳統不是抽象存在的，它既存在於文學典籍之中，更存在於現實人們的生活和文化中。離開現實去追尋縹緲虛幻，只能得到空虛而不是切實，也不能將傳統活用，探詢到既合於現實又蘊涵獨特民族審美特徵的道路。而且，傳統是全面的，它不只是古典，也不只是民間和現實，應該是它們的集合。我以為，新時期小說在這方面有明顯的不足。以語言為例。從基本方面講，「一個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語言形成這兩個方面的關系極為密切，不論我們從哪個方面入手，都可以從中推導出另一個方面。這是因為，智能的形式和語言的形式必須相互適合。語言彷彿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現；民族的語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語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過了人們的任何想像。」[24]也就是說，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古典文學的語言（包括文言文）作簡單的否定和割裂，雖然它已經在生活中死亡，但它既有獨特美學效果，又凝聚著民族文化精神，對今天的文學創作和語言發展都依然有借鑒意義。然而，簡單地模仿顯然是錯誤的，畢竟，這種語言已經不存在於現實生活中，不具有表達現代生活的直接價值。它必須融合於現代口語中，將生活語言和文言文的韻味結合起來。魯迅曾談過他小說的語言：「采說書而去其油滑，聽閑談而去其散漫，博取民眾的口語而存其比較大家能懂的句字，成為四不象的白話。」[25]事實上就是文言文與現代口語的有機融合。新時期小說中，賈平凹等作家對古典小說語言進行借鑒，方法不無意義，但卻沒有與現實生活作很好的融合，反而是有所隔離，顯得過於拘泥和做作，我以為是失敗的。此外，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李銳的《銀城故事》等作品，盡管對古典文學的認識和學習是有意義的，也有獨到的收獲，但也存在著為形式而忽視生活的缺陷。沒有現實生活的真實血肉，吸納了再多的古典文學因素，也只能是顯得僵硬而不自然，其等而下者，則會流露出模仿和編造的痕跡。
三、深化與超越傳統，尋找到真正獨特的民族文學精神；
傳統不僅僅是被繼承的，它更需要深化和超越。只有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鮮明個性，體現了真正獨特的民族文學精神，才能在整個人類文學世界中顯示出自己的顯著特點。這種個性既體現在題材、關注角度、藝術方法等外在方面，更是內在精神、審美特徵的體現，是對生命的理解方式和獨特美學精神多方面的合一。只有形成了獨特民族個性傳統，才會抵達民族文化的深處，才能顯示自己無可替代的特徵。這里有必要辨析一下傳統個性和世界性之間的關系。有人認為在現代社會人類有共同的關注和命運，世界性才是人類文學發展的方向。我的看法略有不同。我以為，文學當然要有對人類的、世界的關注，但是，任何的關注角度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實在的，也就是要通過具體的生活和具體的美學視閾表現出來。這種具體就是民族的（這里民族的含義與通行的民族概念要更擴大些，大抵是文化的含義）。只有民族的個性，才能體現文化的豐富，也才能真正抵達人類精神困境的深處。
從人類歷史看，每一個成功的民族文學都有其獨特個性。如德國文學的哲學性；俄國文學的神性；美國文學的世俗性等。如何對傳統進行深化和超越，自然不是這里可以簡單闡釋清楚的，但在保持傳統精神的基礎上，與現代、與生活相融合，應該是其重要的前提。在這方面，日本現代文學是做得比較出色的。它很好地吸取了傳統文學的精髓，又有豐富多彩的個人風格和生活題材表現，是傳統與現實的融會，也凸顯了日本文學的獨特審美傳統。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作家雖然個性不一，但他們共同體現了日本民族很多獨特的精神，其審美中更可以看到《源氏物語》、《枕草子》等日本傳統文學的影子。
關於中國文學的傳統繼承和超越，我以為有兩個特徵應該予以充分的考慮。一是精神上的現實關注，二是美學上的詩性特徵。中國文化以關注現實、缺乏超越性為特點，這當然有不足，有需要突破和創新的一面，但它並不完全是缺點而是其個性所在，對人類現實生存的關注並非不能抵達文學的深邃處（《紅樓夢》就是顯著的例子）。與其勉強放棄自己追隨別人，不如自然地堅持自己的傳統，在繼承中有所發展。藝術方面，詩歌是中國傳統文學最成功、最成熟的文學體裁，並不是偶然的，這一體裁最深刻地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尤其是文學特徵，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理想精神，幾千年的詩歌創作中融入了獨特的生活和審美風格，凝集了獨特的民族記憶和民族個性。今天，詩歌已經不是中國文學最典型的形式，但是，在小說等體裁中應該承繼詩性的傳統，作為自己個性的特徵。當然，無論是現實精神還是詩性傳統，都不是要求作家們作硬性的、簡單的追隨與對應，真正優秀的傳統繼承應該是如鹽入水，自然而成，是深入其精神而非簡單的外在形貌。
當然，新文學要實現古典文學藝術的現代繼承，存在著很大的難度。我以為，有兩個方面需要急切加強：一是作家深厚的古典文學素養。只有在擁有深厚古典文學功底和藝術感悟力的基礎上，才能深切體會其特點和個性，將它們轉化到現代創作中。在作家的傳統素養中，除了藝術層面，還應該特別提到哲學層面。中國哲學思想具有與西方哲學思想雙峰並峙的獨特價值，也深入地貫穿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中。如果能夠深入吸取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精華，對於新文學與古典文學的深層次聯系，會有很好的促進作用；二是需要加強對古典文學理論的開掘和利用。古典文論的現代轉換問題一直有學者在呼籲，但成就不大，我以為，應該加強創作和理論的聯合。創作的借鑒是理論成功的前提，否則，理論很容易在自說自話中萎縮。反過來，如果能夠對古典文學藝術作出准確的概括，對於今天作家的創作產生啟示作用，就能夠在創作中復活某些古典文學藝術傳統。創作的再生才是真正的復活，否則，研究再多，也無現實意義，也依然是沉寂，不會擁有真正的生命。
❹ 從民間故事到現代小說的逆向還原
從民間故事到現代小說的逆向還原
——談《木匠與狗》在莫言文學事業中的特殊意義
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莫言曾直陳他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多年以前，阿城也曾經提到對莫言的印象，說莫言講鬼故事，透出唐代以前的天真，是個大才。莫言早期的文學營養主要來自三國演義類的故事小說，和各種各樣的民間傳說。這些傳說我們每個人從小到大都聽到過許多，但就如當時當地的風吹過耳際，我們把那些故事當做了生活的調味，當成了現實之外荒誕不經的可有可無。而莫言，在這些故事裡徜徉久之，首先是心靈沉浸於這些故事，然後從這各種各樣的故事中擷取出豐富的營養。這些神奇或古怪的民間故事，滋養了莫言的文學，成為他的文學作品中很重要的構成。
《木匠與狗》在莫言的作品中，實在不算很引人矚目的，它發表於2003年的《收獲》，此後關注度不是很高。但它闡釋了莫言自己作為一個講故事的人，對於民間故事到文學作品的逆向還原，小說呈現出，民間故事是遞進的，一代一代沿著時間的河流傳遞而來，源自（同時又成為）繁茂的眾生生活的組成部分。同時發生著繁衍變化，每一代人可能會有自己的重新加工，而這種加工可能已發生篡改——當然一個好的現代小說往往是多義的，尤其《木匠與狗》的最後部分，可以直接理解為作家自陳，並滲透進了一種哥特式小說的陰冷氛圍，但無論怎樣，不能否認的是《木匠與狗》主體是呈現了從民間傳說到現代小說之間的嬗變倫理，基於莫言作為一個講故事的作家角度，《木匠與狗》便另有了價值。
萬余字的短篇，行文酣暢順滑，細節豐茂。朋友成香說，這個小說屬於莫言創作成熟期的作品，理由是沒有炫技的感覺，從時間段上來看的確如此。莫言的特長，在主旨思想之外，一是還原現場的本領，一個荒誕不經的故事，在他筆下很容易就有了活色生香的細節和逼真的現場感；二是一種螺旋式敘事結構，一波三折的遞進，不斷形成新的推動力，莫言的這種結構是他獨有的，似乎有不斷循環湧入的力量往前推動，直到故事的結局，如《回憶三十年前的一場長跑比賽》，如《木匠與狗》，都是如此。
《木匠與狗》先從一個叫鑽圈的孩子的回憶視角開始。這是鑽圈的童年生活場景，場景中，是父、祖勞作的木工現場，邊上還有一個老年的同村長輩管大爺，在那裡娓娓道來——這是每個孩子記憶中都會有的一幕鏡頭。「鑽圈把許多事情都忘記了，但管大爺講過的那些故事和他頭上那頂氈帽卻牢記在心。」「狼的慘白的牙齒，狼的磷火一樣的眼睛，狗脖子上聳起的長毛，狗喉嚨里發出的低沉的咆哮，白色的月光，黑黢黢的松樹林子，綠油油的血……諸多的印象留在鑽圈的腦海里，一輩子沒有消逝」，這種沒有消失，構成了繼續傳遞和再加工的可能。而這，就是故事的發源。
具體到小說中，上面引文是標題緊扣的「木匠與狗」故事的第一個版本：狗是忠犬，為救主人與狼搏鬥而死，木匠活下來了。接著，莫言憑借他那飽滿的枝蔓敘事才能，將故事盪開去，任由這個鑽圈童年記憶中的管大爺的講述信馬由韁發散開去，而這種發散也正符合現實生活中人們談話的自然屬性，這條線索拉的很長，就是管大爺在他自己父親的捕鳥生涯這個方向上汪洋恣肆的扯開，直到，小說篇幅已過三分之二，才忽然打住，就像講故事的人在間歇的時候，舒暢地打了一個長長的呵欠，來緩解長時間講述的疲憊，這種疲憊是管大爺的，其實也是作者的，還是讀者的，所以接下來就一定會是莫言式的轉換，於是講故事的管大爺從父親捉鳥的故事上話頭一收，言歸正傳：
「鑽圈賢侄，我給你講木匠與狗的故事。」管大爺說。
……
鑽圈老了，村子裡的孩子圍著他，嚷嚷著：「鑽圈大爺，鑽圈大爺，講個故事吧。」
「哪裡有這么多的故事?」鑽圈抽著旱煙，說。
一個嗵著鼻涕的小男孩說：「鑽圈大爺，您再講講那個木匠和他的狗的故事吧。」
以上楷體字引自原文，包括省略號也是原文所有，而非我引用時的省略。此為小說敘事中的一個重要節點，承上啟下，並構成小說的敘述節奏，也構成回環，一下子跳過了大量的時間，並實現了一種時間之外的銜接：那個聽故事的小孩已經老了，變成了另一幫聽故事小孩眼裡的講故事的爺爺。而故事，那些在小說開端管大爺講述的，基本來自第一手的信息（要麼來自他父親，要麼來自他鄰村的同時代李木匠），既保留了故事源頭的基本元素，又不斷在民間傳說中逐步傳奇化，在這種時間河流里逐步覆蓋和篡改（這是什麼？這是否可以隱喻歷史的形成？當然莫言作為一個傑出的小說家，也許他無意賦予這么一個專注於詮釋「故事」的小說以如此不乏政治、哲學以及思想投射的復雜的衍生意義，這種同質性很可能是無意的，所以也不必要強加給他。）那麼接下來，當莫言將講述視角變換為聽鑽圈講故事的孩子中的一個，那個淌鼻涕的小男孩，展開的卻是跟前期各個故事因素相陳，而走向完全不同，乃至徹底背離，且賦予了新的文學意義的篇章。
那個嗵鼻涕的小孩，在三十年後，寫出了《木匠與狗》：
……木匠拖著沉重的步伐——
以上兩行為原文引用，包括省略號。我強調這一點是因為，莫言在這些過渡的節點上是極其節儉的，這跟大面積的發散敘事恰成對照，最後那個破折號是我所加，我用它來省略掉小說原文中接下來的主創部分。
在接下來，這個第三代講故事的流鼻涕小孩，所講的同一個木匠與狗的故事中，木匠還是那個叫李大個子的鰥夫，狗，也還是那條不帶一根雜毛的大黑狗，然後，那個在鑽圈童年聽到的故事中，管大爺善於捉鳥的爹爹管小六，不再是當年管大爺講木匠與狗的故事時漫無邊際發散出的與主線無關的枝蔓，他走進了最後的這個木匠與狗的故事裡，且成了比較重要的因素，乃至主幹。
在管大爺的故事裡，其父管小六因為一直殺鳥而遭到因果報應，下場雖未明確交代但確定慘不忍睹，那是故事源頭的真相。但鼻涕小孩長大後的講述里，管小六是一個狹隘而殘忍的丈夫，一個冷漠的殺人者。他漠然目睹同村的木匠陷入反叛的黑狗帶來的危險境地，黑狗與主人反目，伺機報復木匠，管小六袖手旁觀，繼而趁機將木匠活埋。他這樣做的原因僅僅是，木匠曾迫不得已伸手，幫管小六妻子將落水的牛打撈上來，而管小六是「誰要跟他老婆說句話，就要遭他的懷疑和嫉恨」的。
莫言在小說的最後，讓木匠留下這樣一句話，「我知道你為什麼恨我了。」此處是對前文中木匠協助鄰居女人救牛時，未點明其丈夫姓名的呼應，但任何人一看即明白，所以這個扣子不用深解。在最後的也即第三個木匠與狗的版本中，狗成了會說話的狗，這就有了魔幻現實主義色彩（莫言從不諱言自己受到南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最後的這個流鼻涕小孩，也可以對應莫言作為小說作者的敘述者身份，也即可以解讀為，在故事的嬗變中，莫言作為《木匠與狗》的作者，旨在提供一個過程細致的闡釋性文本，呈現出一整個從民間故事到現代小說，從源頭到終結的演變過程。
小說中的三個故事講述者，重點放在了管大爺和鼻涕小孩兩端，中間的鑽圈部分，做了恰如其分的省略，因為在第一部分，他是作為在場者，與管大爺講故事現場並存的。而最後一個版本，最具有現代主義小說的色彩，如上面已說過的魔幻現實主義，以及人性之惡、狗性之惡……惡之花朵朵綻放其中，而善良的木匠卻被活埋在反叛的黑狗為其掘出的墳墓中——現代性的元素應有盡有。
最關鍵的還有，這個狗與主人反目，銜著麥草測量主人身高，比著尺寸掘墓的情節，在莫言小說之前，在中國的民間故事中已經存在。莫言也或者准確一點說是小說中那個鼻涕小孩，將這個離奇的民間傳說，跟小說前半部分，也即故事源頭的管大爺所講述的，父親管小六以及鄰村的木匠與狗，這本來不乏真實性的故事，進行了重新嫁接。而這，正是莫言藉此來詮釋或者逆向肢解出所謂小說，傳奇，故事，現代性文學，的演變倫理。
人類歷史就是講故事的歷史，聖經的「上帝說，要有光」是故事，盤古開天地、女媧摶土造人與補天也是故事，古蘭經是故事，山海經、世說新語也是故事。然後呢，希臘神話，荷馬史詩，左傳，史記，也都是故事。而莫言作為一個講故事的人，他吸收了大量民間故事的營養來成就其文學，關鍵的是他也充分借鑒了現代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的各種文學手法，賦予了這些故事以新的品相和屬性。
在《木匠與狗》中，除了主線的故事，還穿插了大量的民間傳說，信手拈來，點石成金。如管大爺講故事的現場，鑽圈爺爺插入了他老舅爺的故事，老舅爺小時候，父母跟李舉人打官司家破人亡，只好沿街乞討，後來李舉人打算和解，收養他為干兒子，但他「寧敲牛胯骨，不做李家兒」。還有老兔子用酸棗樹的尖針把老鷹眼睛扎瞎的故事；以及人品正，敢犯上，被guowu院副zongli批評的鄉黨委書記胡長清的故事……這些故事隨手打撈，自然穿插，讓整個行文都充溢著一股生氣勃勃的民間風味。而小說語言也做出相輔相成的貢獻，各種民俗俚語朗朗上口，「人老奸，驢老滑，兔子老了鷹難拿。」「氣得guowuyuan一個副zongli拍了桌子，批示說：小小副縣長，吃了豹子膽。為了小本位，斷我鐵路線。責成山東省，一定要嚴辦。」這些話都很像從前職業說書人的語言。又如「擺在我爹面前這些鳥兒可都是飛禽。有麻雀，有黃鸝，有交嘴，有綉眼，有樹鶯……」這一連串鳥名的組合，讀起來琳琅有韻，出聲讀，會體驗出最親切的民間語感。又如「那天是最冷的一天，刮著白毛風，電線桿子上的電線嗚嗚地響，樹上的枝條嚓嚓地響，河溝里的冰叭叭地響。有很多小鳥飛著飛著就掉下來了，掉在地上立馬就成了冰疙瘩。」這幾個響聲詞的排列，帶著一種民間故事講述者的語言節律，與故事內容相得益彰，讀來別有意味。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民間風味的語言都只出現在第一代故事講述者的口中，因為那代表了民間故事時期。而到了第三代，也即最後一個版本，這種語調已不復再現，因為故事的風格已經變化，融入了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風格，成了現代性的小說。而所有這些，無不是在照應這個小說的主題，也即通過民間故事到現代小說的逆向還原，去呈現那些時間河流中的嬗變倫理。《木匠與狗》是莫言文學創作觀的文本式呈現，具有標本的特點，藉此溯源莫言平生的文學事業，這篇並不格外引人注意的小說也就具備了非同一般的價值。
❺ 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面論述《吶喊》《彷徨》的現代性特徵
如果我們可以消解人為的抑或意識形態強加於魯迅頭上的神聖光環，或者祛除不分青紅皂白的有意遮蔽與誣蔑，換句話說，如果（即使）能夠中和魯迅身上近乎兩極分化式的酷評，如"最受誣蔑的人" 和"最勇猛堅決、正確偉大"等對魯迅的形塑 的諸如此類的極端話語，我們仍然可以發現，毫無疑問，魯迅依舊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最鮮活、觸目驚心與備受爭議的靈魂之一。甚至可以推定的是，他仍然會在21世紀發揮他應有的不容忽視又個性十足的獨特歷史功用。 魯迅研究成為一門聲名顯赫、研究資料近乎汗牛充棟的"魯學" 無疑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魯迅的無盡魅力甚至魔力 。然而，被公認為中國現代小說的奠基人的魯迅其小說集也不過三卷：《吶喊》、《彷徨》和《故事新編》共33篇。耐人尋味的是，魯迅如何實現了從傳統小說到現代小說以及他小說自身內部的兩次"創造性轉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 ？尤其是，他又如何通過小說敘事模式的嬗變來呈現他對"現代性"的獨特認知與迎拒姿態？ 某種程度上，敘事方式的更新和遞進是小說演變的靈魂。如人所言，"對新小說來說，最艱難、最關鍵的變革不是主體意識，也不是情節類型或者小說題材，而是敘事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敘事模式"是一個眾說紛紜、流動不羈的概念，但在本文中，它是指從敘述人營構、敘事的策略等總和所提煉出的不同範式（paradigm）。如人所論，"敘事方式是一組手段和語言方法，它們創造一個故事中介者的形象，即敘事作品中所謂的敘述者"。 在我看來，魯迅小說的敘事模式基本上經歷了可謂兩次大的嬗變。一次是，如果將魯迅從整體上置入"文學革命"的滾滾大潮中進行外部動態觀照，他挾晚清小說界革命之威引領風騷，推動了中國小說敘事從傳統漸次步入現代的轉變，主要是《吶喊》、《彷徨》為代表；另一次則發生在其小說內部，魯迅以其《故事新編》部分實現了他更新小說敘事、創設小說類型的企圖，盡管這背後可能掩蓋了我們不得而知的更大的敘事創新與文體學野心。 比較而言，有關第一次轉變的研究往往聲勢浩大、成果迭出。一般而言，幾乎所有專論魯迅小說的著述都或多或少的論及了《吶喊》《彷徨》的敘述創新及其轉折意義；而第二次轉變的研究則相對比較薄弱。盡管自從它誕生那一天起就爭議不斷，但真正能將它置於魯迅小說內部發展規律的平台上剖析，並指出其轉捩與創新意義的研究極其罕見。 為此筆者的重點將適當向第二次轉變傾斜，同時以巴赫金的小說性理論進行探究。所以本文的論述主要分如下三部分：1"小說性"理論的層面與可適用性；2魯迅的力量，主要考察他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的角色；3狂歡：在意圖與實踐之間。主要探究《故事新編》的重要角色和地位。 ）《吶喊》、《彷徨》的敘事更新。早在1923年，茅盾先生就靈敏地指出，"在中國新文壇上，魯迅君常常是創造'新形式'的先鋒；《吶喊》里的十多篇小說幾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 就連對帶有左翼色彩的作家（品）不無偏見的夏志清也認為，"短篇小說一開始卻是非常成功的。給這一類型文學奠下基礎的是魯迅。他在一九一八年發表的《狂人日記》，純熟地運用了西方小說的技巧，與中國傳統的說故事方法完全兩樣，因此可以稱為現代中國短篇小說的始祖。" 中國現代文學史家王瑤先生也強調了魯迅的現代文學史上的奠基人地位，"魯迅用自己的創作實踐擴大了新文學的陣地，同時由於這些小說內容的深刻，表現的新穎……為新文學奠定了基礎。" 不難看出，魯迅作為現代中國小說鼻祖的位置是得到公認的，同樣，他在小說敘事模式的轉換中也擔當了類似角色。問題的關鍵在於：它是如何實現的？ 在巴赫金那裡，"小說性"和轉型期緊密相連 的，而現代中國小說的誕生本身就暗含了小說性的內在特徵：雜語性、兼容並蓄等。清末民初轉型期的新小說自然也不例外，"新小說卻是從其它文學形式獲得不少靈感。笑話、軼聞、答問、游記、書信、日記、敘事詩、見聞錄等傳統詩文形式的滲入小說，都曾對新小說敘事模式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反過來，恰恰是因為此特質，小說也被推上了歷史潮流的浪頭，為人矚目。王一川指出，"中國人的新型現代性體驗是與新的生活語匯如全球化世界概念、來自西方的科技話語和現代器物名稱等交融在一起的……小說由於能以散文體方式敘事、抒情和議論，還可以把詩體等其他文類兼容於自身之中，因此得以成為容納現代生活新語匯的合適形式。因此，小說在表現新型現代性體驗方面交上了好運，成為現代文學的主導或中心性文類。" 魯迅的《吶喊》《彷徨》同樣也體現出其豐富的現代性，甚至是先鋒性。從整體上看來，他除了延續舊有的體式-情節小說以外，還開拓出"以寫實性生活片斷為結構主體的片斷小說"、"以刻畫人物性格、勾勒人物命運線索為結構主體的心理小說"和"以特定的氛圍渲染和情感、意蘊表達為結構主體的意緒小說" 等等。 "小說性"顛覆和解構的一面在魯迅的《吶喊》《彷徨》中有非常醒目的表現，比如《狂人日記》。無論是反思國民性、痛陳封建禮義說教的罪惡都或具摧枯拉朽之氣勢，或意義深遠綿長，在在令人省察。劉禾指出，"狂人日記卻著重於中國歷史的象徵性病理診斷--暗含著西方規范的參照--它大大超出了任何個體心靈的字面解釋" ，這無疑從內容上指出了其富含現代性的一面。王潤華也在他的〈西洋文學對中國第一篇短篇白話小說的影響〉中縷述了果戈理《瘋人日記》、迦爾遜《紅花》和尼采《察拉斯忒拉的序言》等對《狂人日記》的敘事、內容、意義等的宏觀的細微影響。 但需要明了的是，現代性在某種意義上也可理解為反思和批判自我的態度和趨勢，這當然也是後現代性得以發展的理由和空間之一。從此角度講，魯迅小說的現代性中也包含了另外一種獨特的聲音與反抗姿態，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魯迅式的現代性"。顯然，它包含了諸多復雜的指向和源泉：他對中國古代典籍的熟諳和中國古代小說的敘事模式的獨到品位及引領式論述 自然使他超越了許多時人對西方現代性的毫無保留擁抱的幼稚，反而多了幾分少見的本土式的冷靜與成熟。李歐梵在他著名的《鐵屋中的吶喊》一書中探尋魯迅的現代性的手法就是通過尋根傳統卻避開西方來展開。 魯迅的通過譯介和閱讀外國小說以及留學日本的體驗有使他具有開闊的國際視野和堅持"拿來主義"的博大胸懷。同時，"也正是文學傳統中的核心層次的那些要素，才決定著新文學在發憤精神、史傳意識、抒情風貌、意境美感、白話文體等諸多方面同中國古代文學發生著深刻的歷史聯系，呈現了文學歷史連續性的許多有聲有色、誘人追尋的生動具體的形態。" 如果通讀魯迅這兩部小說，我們可以發現，魯迅的小說主題的現代性表達似乎背離了現代性的原初語境，而更多呈現出對鄉土中國的深沉又細密的關懷與纏繞，如《阿Q正傳》、《故鄉》、《祝福》、《孔乙己》等莫不如此。"毫無疑問，魯迅的作品被看成是中國現代性意義最典型的表達……也許更重要的在於，魯迅表達了一種鄉土中國的記憶，這些記憶從中國現代性變革的歷史空檔浮現出來，它們表現了與現代性方向完全不同的存在。魯迅在這里寄寓的不只是批判性，而是一種遠為復雜的關於鄉土中國的命運--那些始終在歷史進步和歷史變革之外的人群的命運。" 如果非要給這種逸出與背離以現代性的名義的話，那它應該是"魯迅式的現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