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小說中的敘事倫理
㈠ 現代敘事作品中情節的構成要素有哪些
現代敘事作品中情節的構成要素是——
(一)事件、人物、場景
1. 事件
事件由所敘述的人物行為及其後果構成,一個事件在敘述中具有相對獨立性,所以一個事件就是一個敘述單位。孫悟空三打白骨精是個事件,武松打虎也是個事件。在情節中,每個敘述單位都處於一定的關系結構中,承擔著不同的作用。一般來說,與作品中人物行為無關的或非人力所為的情境事態本身都不能算作有意義的敘述單位,只有對人物的行為和命運發生影響的事件才能進入作品當中。事實上,各個敘述單位在情節進展中所起的作用並不相同,據此,法國結構主義敘事學家羅蘭·巴爾特將它們區分為「中心的」和「從屬的」兩類不同的敘述單位。中心事件(或者稱為核心單位)一般處於情節發展的中軸線上,是推動故事情節向前發展的必要環節。如果沒有這樣的中心事件,整個故事情節的連續性和完整性就會受到損壞,因此它們是不可或缺的。從屬事件(或者稱為輔助單位)一般對故事情節的發展不起推動作用,不是故事情節向前發展中必不可少的一環,只對介紹人物、交代場景、塑造形象、渲染氣氛起一定作用,使故事的意義得以顯現和豐富化。
從故事發展線索而言,這些從屬事件即使省略了也不會影響整個故事情節的發展推進;但從整個敘事而言,它們決不是可有可無的。這類事件不斷地觸發故事的張力,不斷地提示已經發生的事件同將要發生的事件的關系,從而強化了閱讀中的期待心理,使故事產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如「余華」的小說《西北風呼嘯的中午》里,當來叫門的「大漢」將門踢倒,沖了進來。「大漢」的堅定使「我」疑惑自己「弄錯了」,當「我」重新確認這個房間正是「虹橋新村26號3室」的時候,他堅信「大漢」「弄錯了」,可「大漢」又確認了「我」的名字。這時,一切可以調停誤解的根由都被排除了,兩人的沖突已經無法解決。於是,「大漢」憑著他的力量優勢迫使「我」跟他去見「我」根本不認識的「朋友」。在這一事件中,「我」確認抓虹橋新村26號3室的細節雖然是一個從屬性事件,但它排除了「我」的疑惑,使雙方的對立無法調停,這對後來「大漢」以武力強行「我」去見「朋友」,卻又是密切相關的。同時,門牌號的確認又給讀者提供了多種期待的空間。這說明,一個敘事片段,既有從屬性事件,又有中心事件,二者在整個敘事中各有地位,各有獨特的功能。
很多小說的縮寫本便是保留中心事件,刪除從屬事件,使文學作品變成了故事梗概,這有助於人們在很短的時間內了解作品的中心內容,但文學特有的審美趣味和審美價值也喪失殆盡。
中心事件和從屬事件在故事情節中的作用是相輔相成的:缺少了推動情節的中心單位,故事的連續性和完整性就會被破壞;而缺少了塑造形象的從屬事件,就會影響到故事的生動性、豐富性和深厚的意蘊。當然,從發生的角度來看情節的要素,推動情節發展的敘述單位顯然是更基本的單位。但在具體分析事件時應該注意到,在一個事件中可以同時兼具幾種作用,如《紅樓夢》中黛玉焚稿斷痴情這一事件既推動了情節發展,即結束了寶黛的愛情故事並影響了後來寶玉、寶釵等人的命運,同時又起到了塑造形象的作用,最終完成了黛玉的性格刻畫,並造成了悲劇氣氛的高潮。
2. 人物
結合作品談談人物在文學作品中的作用。
在敘事性作品當中,事件和情節得以發生發展的動力就是人物,但人物在作品中的作用卻存在著很大分歧,這就是情節中心論和人物(性格)中心論的爭論。亞里斯多德在《詩學》中指出:在構成悲劇的各種成分中「最重要的是情節,即事件的安排,因為悲劇所摹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動、生活、幸福……他們不是為了表現『性格』而行動,而是在行動的時候附帶表現『性格』」。與此相反,黑格爾在《美學》中指出:「性格就是理想藝術表現的真正中心。」我國古典小說理論主要是性格中心論。如金聖嘆在評《水滸傳》時說:「別一部書,看過一遍即休;獨有《水滸傳》,只是看不厭,無非為他把一百八個人性格,都寫出來。」毛宗崗評點小說的標准也是性格中心論,例如他對《三國演義》的兩處評語說:「兩人同是豪傑,卻各自一樣性格。」「一人有一人性格,各個不同,寫來真是好看。」他們注重的是人物性格。
一般而言,情節、事件都是為表現人物服務的,因此同情節相比,人物在作品中的作用是第一位的。人物之所以在敘事作品中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從一般意義上說,是因為社會歷史本由人的活動所構成,人在現實生活中的地位決定了他在敘事文學中的地位,文學要反映社會生活就不能不寫人。從文學的本質即文學的審美性上說,因為美的本質是人的本質力量的感性顯現,文學的審美屬性決定了它必須通過對社會生活的把握去反映人,揭示社會生活和歷史發展中人類如何通過實踐活動實現了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正因為如此,在敘事作品的各種題材中,都把人物形象的刻畫擺在中心位置,使事件的敘述和場景的描寫為塑造人物形象服務。
但是,在有些情節小說中人物不過是為了構造情節而設置的,本身見不出完整的、活生生的真實性格特徵來,人物只是情節發展中的行動元。
上述觀點分歧的根源主要是在於敘事作品中人物自身的雙重性特點:即行動元與角色。所謂「行動元」的作用,是指敘事作品中發出動作的人物推動了整個事件的向前發展。在許多敘事作品中,人物的姓名、身份,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各不相同,但卻給人以似曾相識的感覺,這是因為這些人物雖然名字、身份各不相同,其實卻是同一類型的行動元,也就是說,他們行為的目的、價值與基本方式大同小異。比如很多才子佳人小說,盡管人物姓名、身份,故事發生的時間和地點都不同,卻幾乎都是由非常相似的幾個主要行動元構成:故事中的追求者(才子)、被追求者(佳人)、牽線人(僕婢等)、反對者(有權勢的人物)、競爭者與阻撓人(小人)。
但是,在敘事作品中,人物並非僅僅起「行動元」的作用,他的性格特徵使人物具有了自身的獨立性和審美價值。敘事學中把人物性格的這種獨特的審美性稱為「角色」。成功的「角色」不僅具有活生生的個性,而且還包含著具有普遍意義的共性,能夠揭示社會生活的本質和規律,這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典型人物」。
3. 場景
場景就是敘事作品中具體描寫的人物行為與活動的場所。文學作品中的人物不是天上來客,他總要生活在一定的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當中,同時也生活在具體的生活場景當中。因此,任何一部敘事作品在敘述故事時必須有場景,有了場景,人物才有活動的空間,故事才能得以向前發展。一部作品如果只有完整的故事情節而沒有場景,那麼,這樣的作品也就失去了深刻的藝術魅力。
場景首先是由情節中的一些成分或因素構成的。但場景不一定非要表現重大的必然性事件,也可以用來寫瑣碎的偶然的事件;也不一定非要在情節發展的關鍵所在演示,也可能出現在很不起眼的地方。《喧嘩與騷動》第一章開頭,一個低智的成年人和服侍他的孩子打高爾夫球,聽到有人喊「開弟」(指球童,在英語里和「凱蒂」同音)他便想起死去的姐姐凱蒂,於是就哼哼起來。黑孩子勒斯特如同往常一樣制止他:「聽聽,你哼哼得多難聽。」「也真有你的,都三十三了,還這副樣子……」小說開頭這個看似無關緊要的場景寫出了人物突出的外部特點,也暗示出他那單純的內心世界並非沒有痛苦,更主要的是引出了小說的核心內容——凱蒂和她的故事。
插曲往往也成為生動有趣的場景。這是指那些穿插於基本情節之中,雖和主線聯系不緊密,但有利於刻畫人物,或者可用來增添具有生活氣息的小故事、小場面等。《三國演義》寫曹操在斜谷殺楊修之後穿插了一段關於曹楊交惡已久的集錦式的往事,其中包括若干小而有趣的場景。如:
操嘗造花園一所;造成,操往觀之,不置褒貶,只取筆於門上書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曉其意。修曰:「『門』內添『活』字,乃『闊』字也。丞相嫌園門闊耳。」於是再築牆圍。改造停當,又請曹觀之。操大喜,問曰:「誰知吾意?」左右曰:「楊修也。」操雖稱美,心甚忌之。
曹操殺楊修的直接理由是他散布自己要退兵的意圖,犯了「亂我軍心」之罪,真正原因是在政治上,因為楊修是曹植一黨,曹丕屢次挑撥致使曹操疏遠曹植,同時產生除去楊修的想法。這里匯集了《世說新語》等筆記、野史的記載,造成一組插曲式場景,繪聲繪色地刻畫了曹操多疑、嫉妒的性格,讀起來頗有興味。至於歷史上的曹操是否果真如此,則另當別論。
有時這類插曲式場景表面上看是閑筆,但卻往往既可生發情趣,又可作為刻畫人物的輔助手段。如《西遊記》寫豬八戒往耳朵眼兒里藏貼己錢之類。
場景還可能表現為倒敘、補敘和插敘的形式。有些本來是後來、甚至將來發生的事情或出現的生活畫面,在作品開始時就加以敘述,這就是倒敘。作為場景,倒敘立刻將讀者帶到特定的情境,使之面對人物的行動,這比巴爾扎克小說開頭常有的那種關於環境和人物的不厭其煩的具體描寫要更吸引人。如「馬爾克斯」的小說《百年孤獨》開頭第一句話就是:「許多年之後,面對行刑隊,奧雷良諾·布恩地亞上校將會回想起,他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這暗示了他們以後經歷的種種事變和磨難,且有戲劇性的萌芽,因而使人感到新鮮有趣。
這類場景還可能以補敘、插敘等方式,通過敘述者或人物的回憶寫出來。魯迅的小說《祝福》起筆就是幾個倒敘式的場景:
(1)「我」於舊歷年底回到故鄉魯鎮,和四叔——魯四老爺在書房相見。
(2)第二天、第三天「我」去看望親戚本家和朋友,看見人們正在忙著准備「祝福」。
(3)「我」見到四叔後第二天下午,在河邊與主人公祥林嫂不期而遇,以「說不清」三個字敷衍地回答她關於魂靈和地獄有無的問題,然後匆匆逃回四叔家。
(4)第三天傍晚聽到祥林嫂的死訊,「我」獨坐在昏黃的油燈下沉思,祥林嫂「半生事跡的片斷」在頭腦中聯成一片。其中的(3)便是穿插在倒敘中的補敘,而且是敘述者「我」回憶中即心裡的場景。運用這類場景可造成錯落跌宕的敘事結構,避免了呆板、沉悶的平鋪直敘。
(二)開端、發展、高潮、結局
情節由開端、發展、高潮和結局構成,在某些作品中,還有序幕和尾聲。
開端是情節的起點,也是事件矛盾的起因。在開端部分,一般對主要人物和矛盾的基本性質有一個大體的勾畫或預示。開端往往是情節中的第一個事件。
發展由矛盾沖突的逐步展開和發展構成。在規模較大的敘事作品中,這一部分的容量最大,起伏變化也最多,是敘事作品的主體成分。人物的性格和命運在發展部分得到了多方面的展現。
高潮所表現的是矛盾沖突達到頂點的情節,是對立雙方決定勝負的關鍵時刻,所以人物性格在高潮中得到了充分而鮮明的表現。
結局是矛盾的解決,是人物事件發展的必然結果。
這是一般作品的情節構成。某些作品還有序幕和尾聲。序幕是指對矛盾沖突展開以前的有關社會背景和歷史條件的交代,尾聲則是指結局以後對作品中人物有關情況的介紹。這兩個部分並非所有敘事作品都必須具備的,而且在現代敘事作品中,上述的情節構成的五個部分也不一定都齊全,而且在敘事中還往往會顛倒它們的順序,比如結局放到了前面,以倒序的方式展開情節。
㈡ 余華小說《文城》中是怎麼體現相互尊重的倫理精神呢
儒家文化中,倫理關系是明確上下尊卑、維護等級制度的一種方式。在《文城》中,也有倫理關系的體現,但是在余華的淬煉下,這種倫理關系有了新的現代意義。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至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先生出任臨時大總統,頒令「廢除跪拜禮改為鞠躬、握手禮」,取消老爺、大人的稱謂,代之以先生或君。可以說帶有現代意義的倫理關系,應該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余華在小說中便傳達了這樣一種帶有現代意義的倫理精神。
林祥福出生於一個富裕人家,當田東貴帶著五個兒子逃荒來到林祥福家時,林祥福的父親讓他們住進了和林家宅院後門相連的兩間茅屋,此後田大成了林家的管家,另外四兄弟則幫忙收租與做一些雜活。田大是林家的管家,林祥福是少爺,兩者應當是有尊卑關系的。
如果說林祥福與田家兄弟之間的互相尊重是帶有一定等級的話,那林祥福與陳永良的相處則要平等得多。陳永轎李良與林祥福互相都把對方當作自己的家人,兩人合作開木器社、住相連的房子、遇匪亂時互相託孤、分家後對田地的分配,都顯示了兩人之間的惺惺相惜。
小說中兩人分家前飲酒暢談,林祥福將自己的身世向陳永良全盤托出,自此,林祥福將自己的內心全部打開。小說通過林祥福與田大、林祥福與陳永良之間的關系來表現相互尊重的儒家倫理精神,無論是主僕之間還是平級之間,都能做到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形成和諧的局面。
余華將儒家文化精神融入《文城》中,這些儒家文化精神帶來的溫情中和了小說中的暴力、殘忍和血腥,調和了這部小說的黑暗與鮮血、悲情與絕望,實現了既有傳統性也有先鋒性的創新。余華對儒家文化精神的研究,展示了《文城》溫情的一面,是我們理解作品主旨的另一個切入口。
㈢ 現代兒童文學的四種敘事視角
任何敘事都是為了產生影響——說服、勸誡、告知、控制,或感染受眾。為了取得預期的影響效果,作家作為文本故事的敘事者,必然會選擇特定的立場、語氣、語言、結構等進行敘事,這就是敘事視角,也稱敘事觀點、敘事角。敘事視角在現代敘事學中被表述為一個聚焦問題,即「我們通過誰的眼光來觀察故事事件」。
敘事視角最早由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作為小說批評的一個概念提出來,之後引起了小說理論家的重視。珀西·盧鮑克在其《小說寫作技巧》里,把敘事視角看做在錯綜復雜的小說寫作技巧中起支配作用的一個問題,認為只有在持什麼敘事視角的基礎上,敘事者才得以發展他們的故事。一般認為小說敘事視角的選擇和運用也會影響到小說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關繫到藝術構思的巧妙與拙劣、成功與失敗、全局與基礎。敘事視角能使敘事者有效地敘述故事,描畫場景,刻畫人物,升華思想。敘事視角既是統一作品形象的樞紐,又是顯示作家藝術個性與寫作立場的手段。
敘事視角的多樣化選擇是現代文學包括現代性兒童文學確立起獨立品質的標志之一。不同敘事視角的選擇與運用,既與敘事者的兒童觀、兒童文學觀密切相關,又與創作技巧和藝術趣味不可分離。敘事視角的運用集中體現在少兒小說、童話、少兒散文等敘事性文學中。
1兒童視角
兒童視角是兒童文學的核心敘事視角。選擇兒童視角的敘事者——成人作家,由於身心的變化與人生經歷的復雜,實際上已不可能復歸到純真的兒童狀態。成人作家在兒童文學創作中選取「兒童視角」,首先必須使自己來一番角色轉換,使自己重新「回到」童年狀態,以兒童的感受形式、思維方式、敘事策略和語言句式,去重新詮釋和表現對象世界。對此,陳伯吹曾有過非常形象的表述:「一個有成就的作家,願意和兒童站在一起,善於從兒童的角度出發,以兒童的耳朵去聽,以兒童的眼睛去看,特別以兒童的心靈去體會,就必然會寫出兒童能看得懂、喜歡看的作品來。」,陳伯吹在這里說的實際上正是他積數十年創作經驗所得出的一條定律:真正為兒童寫作就必須選擇與堅持「兒童視角」。
為兒童寫作是一門語言的藝術,更是一門檢驗作家兒童觀與寫作立場的藝術。英國作家格爾姆在《怎樣為孩子寫書》中認為:「想開采這個礦脈的諸君,必須留心的是,絕對不可以認為是小孩的東西嘛,隨便寫寫就可以了,或者以為有誠意寫作,就會獲得兒童的感激,這種自我陶醉或隨便的想法是很嚴重的錯誤。如果你想成功,必須有相反的態度,也就是放棄命令的姿態,准備一切服從小孩,因為小孩是在支配你的寫作。」「准備一切服從小孩」,這就明白無誤地說明了為兒童寫作必須轉變角色與立場,必須從「成人中心」轉變到「兒童本位」,「回歸」到童年狀態。兒童對現實生活有自己的感悟,唯有與他們平等對話才能真正傳達出他們的所思所想,筆下的世界才能成為真正的兒童世界,或者說兒童憧憬的世界。如果忽視或輕視兒童的感情、感悟,或想當然地以成人的經驗取代兒童的經驗,那麼作家創造出的世界只能是成人的兒童世界,而不是兒童的兒童世界。
兒童文學作家大多是人生經歷豐富的成年人,這就要求作家應該沉潛於兒童的心靈世界中,同兒童的精神息息相通。兒童世界和成人世界有不一樣的判斷尺度,也少有成人社會中的功利主義色彩,因而更能表現出入性真實的一面。兒童文學作家要表現的是兒童「絕假存真」的生命本真。而不是只對兒童的稚態童真作表面的敘寫。自從兒童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門類出現以來,所有經典的、傳世的兒童文學作品無不包含著作家對兒童獨特精神狀態的認識和把握,我們常說的兒童文學作家的「童心」也即此意。因此,以兒童視角創作的作品常常以「衛護童年」的主題出現。一般說來,在兒童文學創作中,作家從兒童自身生活層面與兒童經驗世界入手直接描寫兒童生活的、關注兒童心靈的作品,大多屬於兒童視角。還有不少作品直接以第一人稱切入,主人公以兒童「代言人」的身份出場。
應當指出,兒童視角並非是兒童文學的專利。實際上成人文學創作(主要是小說創作)中也有不少選取兒童視角的精彩之作,如蕭紅的《呼蘭河傳》、林海音的《城南舊事》、汪曾祺的《黃油烙餅》、余華的《在細雨中呼喊》、遲子建的《北極村童話》等。由於兒童視角以兒童的眼光去觀察和打量陌生的成人生活世界,呈現不易為成人所體察的原生態的生命情境和生存世界的他種面貌,以兒童的鮮活感受建構人們對世界的嶄新體驗,因而給成人文學帶來了別具一格的靈動氣象,甚至塑造了全新的藝術感覺和藝術空間,因而兒童視角的敘事策略不但為現代作家所重視,也為評論家所激賞,如趙園在《論小說十家》中就認為「蕭紅的作品提供了真正美學意義上的『童心世界』」。王富仁甚至認為「所有傑出的小說作品中的『敘述者』,都是一個兒童或有類於兒童心靈狀態的成年人」有意味的是這些以兒童視角敘事的作品也往往成了少年兒童選擇的對象,成了他們實際上喜歡閱讀的「非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林海音的《城南舊事》贏得少年兒童的廣泛喜愛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2成人視角
採用成人視角的敘事者顯然是成人作家。成人視角的特點是:敘事者站在成人經驗世界的立場,以成人的眼光來看待和描寫現實世界,敘述少年兒童的現實生活,想像與建構少年兒童的經驗世界,重在體現作家的主體意識體現成年人的人生感悟與生命經驗,並以此來引導、影響乃至規范小讀者。這類作品的敘事大致有以下三個維度:
第一,向少年兒童傳達作為過來人的人生經驗和生命感受,強調文學作品要「告訴兒童真的世界和真的生活」,表現出成人社會現實塵世的沉重和豐富駁雜並反映出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變化。這類兒童文學創作總是和特定時代的社會思潮與成人文學流脈趨於一致。
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崛起的文學研究會作家群,他們高舉「為人生」的旗幟,強調作品「要能給兒童認識人生」。這一藝術特徵在葉聖陶的短篇童話集《稻草人》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稻草人》被認為是中國現代童話現實主義精神的開篇之作。作家站在成人立場,選取觀察社會、批判社會的視角,通過一個富有同情心而又無能為力的稻草人的所見所思,真實地描寫了上世紀20年代中國社會的人間百態與破產農民的艱難生存,抒發了作家對社會不公的批判與對下層民眾的同情,體現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解民於倒懸」的社會良知和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精神痛苦,從而引領小讀者關心現實人生,在社會歷練中長大成人。這種敘事策略在以現實主義創作思潮為主導的中國現當代兒童文學中具有重要地位,他們的兒童文學創作有著大體一致的風格和特色,這就是:堅持兒童文學直面人生、反映社會生活特別是社會形態發展變化的特點,始終高揚現實主義的旗幟,直接把人間百態引入創作視野,使兒童文學與時代脈搏和現代人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直接或間接地揭示出中國社會「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一般而言,他們筆下的文學世界表現為寫實多於幻想,思考多於抒懷,凝重多於靈動,腳踏當下世俗生活,甚少神遊於浪漫主義的幻想天國。但由於強調表現社會人生,有的作品對兒童的生活經驗與理解能力把握不準,存在著偏重作家主體意識而忽視小讀者接受心理的「成人化」氣息。
第二,童年記憶、童年情結內化為兒童文學敘事的重要資源與途徑,作者以親歷者身份與角度直接敘述自己的童年生活,或者以童年生活作為創作素材,表現出對童年、故鄉、母親和土地深深的熱愛和留戀,具有強烈的尋根色彩與生命意識。
童年情結是童年時代埋下的長期縈繞心田的感情糾葛。童年情結往往潛滋暗長,終生揮之不去,如戀父(母)情結、祖孫隔代親情情結、同胞手足情結、童伴遊樂情結、保姆養育情結、故土鄉音情結、民風習俗情結、家鄉特產飲食情結、民間節慶歲時情結、山川風物情結等。作家的敘事與童年經驗往往緊密相連,而童年情結則是構成童年經驗的重要基礎與表現。童年是人生中重要的發展階段,童年經驗是人生今後知識積累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寫作這類題材的作家通常都有一個難忘的童年,童年的生活情景成為他們創作的取之不盡的靈感源泉,因而帶有明顯的自傳體色彩,常常見於散文作品,如魯迅《朝花夕拾》中的若干篇章、冰心《寄小讀者》、巴金《我的幼年》等。有時作家還會把這類作品的主旨強調到極致,以至於形成「童心崇拜」的創作傾向。這類作家把童心作為逃避丑惡的成人世界的「凈土」,把回到童心本真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良方」。如豐子愷的散文及印度大詩人泰戈爾的散文和詩歌就有明顯的「童心崇拜」的創作傾向。
第三,作家站在教育主義的立場,在文學作品中極力張揚文學對兒童的教化功能。文學具有認識、教育、審美、娛樂、調適心理等多種功能。教育是永遠需要的,尤其對於少年兒童。我們不能想像,要是人人都按照「法廉美修道院」的院規「於你所願乾的事」來進行社會活動,那世界將會怎樣。教育的重要性在成年人心目中是如此牢不可破,因此,教育主義也就自然成了兒童文學創作實踐中歷時最長、勢力甚大的一種傾向。一方面,它諄諄告誡兒童在社會化過程中應該遵循怎樣的規則,怎樣形成社會群體的共識;另一方面,它又隨時提醒兒童在社會生活中不應該怎樣。然而,正如許多具體的事物一樣,文學作品是一個整體,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文學的功能是多質的、綜合的。文學當然具有教育作用,排拒了教育作用的文學自然是不完善的文學。但是,文學並非只有教育作用,這是常識。如果我們把教育性強調到絕對化的程度,乃至推向一元獨尊的地位,如果我們把教育性看成兒童文學的唯一屬性,過分追求道義灌輸與宣教功能,乃至不適當地移用教育學的原則與方法來取代兒童文學自身的藝術規律,那麼,兒童讀者生長、變化著的審美意識和閱讀經驗,就有可能被擠壓到褊狹的角落,甚至遭到蔑視與排斥,作為兒童文學創作主體的成人作家的主體意識、審美理想、藝術個性、才氣、稟賦、追求等,也有可能被教化的使命感規范而冷凍。這種傾向如果推向極致。兒童文學的思維空間與審美空間必然會受到嚴重局限,安徒生那樣的天才就會在「主題先行」「重大題材」面前束手無策。新時期兒童文學界從不同的角度,對兒童文學的本質特徵與價值功能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文化反思與美學審視。不滿足和不滿意於兒童文學單一的教化功能,已經成為新時期兒童文學界的一種普遍認同。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警惕另一種「矯枉過正」的現象。即一味張揚兒童文學的游戲精神與快樂原則,甚至容忍庸俗、惡搞、粗劣,價值觀混亂,是非不清,製造文字泡沫,誤導小讀者。郭沫若認為:「文學於人性之熏陶,本有宏偉的效力,而兒童文學尤能於不識不知之間,導引兒童向上,啟發其良知良能。」這一觀點見於郭沫若1922年發表的《兒童文學之管見》一文,雖然距今已經快一個世紀了,但對幫助我們全面理解與把握兒童文學的審美價值功能,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3兩代人對話、對比的視角
兒童文學實質上是兩代人進行精神對話和文化傳遞的途徑之一,因而兩代人進行對話和對比也是兒童文學中常見的敘事視角。兩代人之間,由於生活興趣和人生經歷的不同,常常會出現觀念上的不一致現象,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代溝」,兒童文學特別是少年文學就成為溝通「代溝」的最好途徑。如陳丹燕的小說《上鎖的抽屜》,寫的就是因為處於青春發育階段的「我」鎖上了自己的日記本而和母親發生的「沖突」小說以「我」和母親的和解而結束。又如劉心武的小說《我可不怕十三歲》、秦文君的長篇小說《男生賈里》的某些篇章也屬於這種視角。這種視角還常常將成人世界和兒童世界相對照,在對照中寫出童心的美和成人的某種丑。這種創作模式與「童心崇拜」有相似之處,但並不完全一致。它主要用於兒童小說和少年小說中。曹文軒的早期小說就充滿著這樣的對比:《紅棗兒》中小婷婷的誠實、善良與「叔叔」的狡詐、欺騙;《靜靜的水,清清的水》中鴨寶的純潔、率直和賣假葯的「爸爸」的齷齪、卑鄙。
4少年作者的視角
這是近年來兒童文學界出現的較為特殊的一種敘事視角,作者多是一些未成年的少年(也有一小部分兒童)。他們以自己的眼光來觀察同齡人,觀察世界,來寫同齡人,寫世界。例如廣東深圳高中女生郁秀的長篇小說《花季·雨季》,又如有多位北京少年作者參與寫作的「自畫青春」系列小說。這些作品常常直接描寫少年作者自身或同齡人的現實生活與精神世界。描寫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的困惑、煩惱和體悟。因此,他們的作品大都顯得比較真實。也因為他們表達的是大多數同齡人的實在感受,具有親歷性和親和性的特點,所以很能引起同齡讀者的共鳴。但由於這類作品缺乏成人作家厚重的人生體驗和豐富的藝術表現技巧,因而也常會得之直率而失之「輕淺」。
㈣ 有沒有一些倫理類的小說推薦下
倫理的小說很多,我們看過這些倫理小說《地怨》,該小說提出一個倫理問題,就是主人公王學瑞,沒有貪污受賄,卻被整了九年之久,記大過處分;而潘沿美貪污二百多萬元,記警告處分。這是為什麼?有空點擊看看,有啟發有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