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鋒小說的後現代性表現

❶ 什麼是先鋒小說和後現代主義文學

先鋒小說是指吸納了西方現代主義[包括後現代主義]的觀念和技巧，通過新的價值取向與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發生決裂，反映中國現代生活中的情感享受、物質追求和底層人們生活的合理性，先鋒小說更趨向於人本主義的描寫，追求人格平等。

後現代主義產生的背景

「後現代主義」一詞最早見於弗?奧尼斯1934年編纂的《西班牙及西屬亞美利加詩選》一書。50年代美國「黑山詩派」的主要理論家查爾斯?奧爾生經常使用「後現代主義」一詞，使之影響日廣。此時的後現代主義概念，僅僅表現為文學中隱含的對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一種反拔，沒有明確的內涵界定。60年代，美國批評界對後現代主義進行了一場影響深廣的大討論。70—80年代利奧塔德與哈貝馬斯之爭，把這場源於北美批評界的討論爭鳴，提高到哲學、美學和文化批評高度，哈桑極力對後現代主義內涵本質及外延特徵等進行「概括性」闡述。80年代中期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先後籌辦三次國際研討會，正式將其作為一個前沿理論課題研究，使關於後現代主義的爭鳴達到高潮。從此，後現代主義成為西方家喻戶曉、廣為運用的一個文化術語，在哲學、美學和文學藝術領域被廣泛使用。一方面它包含對現代主義的繼續、發展，並走向極端傾向，具有荒誕、垮掉、徹底頹廢之意；另一方面又表現出了「先鋒的」、「最新的」和現代化含義，成為後現代社會的一種普遍的人文語境和文化傾向。

後現代主義文學是西方工業社會的產物。後工業社會理論是20世紀50—60年代流行於美國的未來派代表人物丹尼爾?貝爾首先提出來的，認為人類社會已從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進入了後工業社會（或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後工業社會以科學知識、信息技術為主導，其特徵是生產事務的信息化、電腦化和自動化、知識產業將成為社會的主導產業。在後工業社會中，一切傳統的生活方式、文化習俗、價值評判、審美標准等都將被拋棄，一切傳統的階級社會分析的理論方法都已經過時，社會階層將以知識和教育為准則重新分化組合。一個全新的科學技術、信息化時代已經來臨。貝爾的後工業社會理論被西方社會普遍接受。後工業社會理論的基礎上形成的各種人文學科、理論主張統稱為後現代主義。後現代文學作為後工業社會的產物，同時也是後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核心和主體。

20世紀50年代以來，科學技術迅猛發展，人類進入了以電子計算機為核心的第四次技術革命，即電子技術時代。科學技術領域的空前擴張，深刻地影響乃至規范著人類的行為和價值觀念。科學的成就使一切事物失去了神聖性、神秘性和歷史性。知識和教育、科學和信息成了後工業社會的中心。另一方面，50年代以後，世界大戰的危機重重，局部戰爭連綿不斷，熱核戰爭的陰影籠罩，東西方冷戰和貿易大戰持續不斷，西方人由恐懼絕望的悲觀主義，轉向吸毒、斗毆、性解放，搖滾樂的激進主義，企求在瘋狂的宣洩中解脫自我。人們放棄了偏執的信仰和絕對的社會目標，不願再承擔政治家、哲學家的重任，形成了多元的生活准則。價值的變異，自由的變態，各種解放運動的風行，全球范圍的分裂和派系傾軋，恐怖主義肆意器張，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盛行，構成了一幅沒有權威，喪失中心，處於分解狀態的世界圖景。社會心理的隨意性和多樣性，成為了後現代社會的主要特徵，極大地影響著後現代文學。

後現代主義文學特徵

後現代主義文學是對現代主義文學的繼承、超越和悖離，它們都以非理性主義為基礎，表現出激烈的反傳統傾向。相比之下，現代主義文學在摒棄傳統文學以「反映論」為中心的創作原則之後，又試圖建立起以「表現論」為中心的新規則和範式。而後現代主義則把反傳統推向極端，不僅反對現實主義舊傳統，也反對現代主義新規則。否定作品的整體性、確定性、規范性和目的性，主張無限制的開放性、多樣性和相對性，反對任何規范、模式、中心等等對文學創作的制約。甚至試圖對小說、詩歌、戲劇等傳統形式及至「敘述本身進行解構。在後現代主義文學中，藝術審美范圍被無限擴大，街頭文化、俗文學、地下文化、廣告語、消費常識、生活指南等，經過精心包裝，都登上了文學藝術神聖殿堂。文化被「技術化」、「工業化」之後，原來由文學家、藝術家個人創造的文化精品，現在大量地被電子計算機設計、生產出來。尤其是電腦流行，錄音、錄像、激光碟的大量復制生產，文學藝術不再是陽春白雪，而成為人人可以任意享用的日常消費和商品。科學技術的發展，改變了文化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人的文化意識，導致了廣泛的「反文化」、「反美學」、「反藝術」傾向。對於後現代主義文學現象盡管見仁見智，眾說紛紜，但從作家們的理論主張及創作實踐中，從對他們作品的審美觀照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出其整體上的一些藝術特徵。

在文學與社會人生的關繫上，後現代主義不再試圖去表現對世界的認識，既不像現實主義那樣冷靜地觀察批判外部世界，也不像現代主義那樣的去痛苦地感悟內心自我。它注重展示主體生存狀況，認為世界是荒謬無序的，存在是不可認識的。對事物的本來因素，對社會，對客體，對人只作展示，不作評價，不強加預先設定的意義，其審美價值與內涵讓讀者去思索歸納。不僅不相信外在物質或歷史的世界，也不再相信人的智性或想像的內在世界。從認識論走向了本體論，進而懷疑一切，否定一切。後現代主義作家不再追求文學的終極價值，把一切崇高的信念、理想都看作是短暫的話語的產物。把嚴肅性當作一種拙劣模仿、故作深沉而加以拋棄。面對混亂的客觀世界和人自身的異化，他們不再嚴肅認真地去思考社會、歷史、人生、道德等問題，不再竭力去認識和闡述世界，不再承擔文學藝術家崇高神聖的社會職責與歷史使命。後現代主義作品一方面表現出文學與哲學融為一體，具有精深的哲理性。另一方面大量再現幻覺、暴力、頹廢、死亡內容，展示人生的荒誕痛苦。那種附庸風雅，嚴肅莊重，精英意識盪然無存。作品充滿了頹廢主義、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悲觀絕望情緒。

在人物塑造上，強調自我表白的話語慾望，打破以人為中心講述完整的故事。人的歷史與歷史的人，人的性格情感，人生經歷等被支離破碎的感覺代替。從人性異化發展到虛無，人成了社會的局外人。對人生命運、未來理想的追求變得幼稚可笑、毫無意義。人抱著無所謂的態度活著，盡可能強烈地感受到反叛和自由，沒有責任心，沒有罪惡感，沒有同情，沒有希冀，沒有前途。主人公明確意識到自己不過是生活中的一個無關緊要的角色，他們隨波逐流，嘲弄自己。人物不再思考「生存與毀滅」，價值與意義，從痛苦自下而上到自由選擇，從與其為正義尊嚴自殺到不如苟且偷生，他們不再表現出對主體和個性失落的嘆息、悲哀和留戀。從人性的異化衰落，進而變成了「蟲」和「物」。人物表現出扭曲變形，常常以自我戲擬形式出現，反諷和認同荒謬的社會現實生活，表現了自嘲、沉默、頹廢、反英雄特徵。文學的主體已經消失，人不再有主體意識可言，。科學替代了理性，成為一種無形的、無所不在的絕對力量，規定和統治了人。人成了科學大符號系統，即社會秩序的奴隸和犧牲品，人時時處處置於「秩序」的控制下，任何一種越軌和反抗，都將導致個人毀滅性的悲劇。人物的命運充滿了悲劇色彩，人生成了一場悲劇性的鬧劇。人喪失了智性情感，不再高雅偉岸，溫柔美麗，而變得猥瑣渺小，華稽可笑。

在作品的情節內容上，具有明顯的虛構性與荒誕性特徵。以純粹的虛構、特定的境遇取代了傳統文學圍繞人物關系、人物命運展開情節，也取代了主人公與他人及自身發生的種種沖突。把人物從缺乏意義而又無法忍受的現實中拉開，出現了一個充滿噩夢與幻想的毫無意義而野蠻的世界，停滯和重復取代了動態和變化，作為虛構的「體驗場」的情景，取代了現實生活與社會環境。後現代主義懷疑乃至否定文學的價值與本體，提倡「零度寫作」，即內容消失，轉向中立，把世界看成是不值一提的「碎片」，否定中心和結構的存在。主張元小說創作，不斷地顯示作品為虛構小說，寫作轉向了本體展示，對寫作的欺騙性進行揭露。在展示虛構的同時，發掘「敘事的固有價值」。使文學成為了玩弄讀者、玩弄現實、玩弄文學規則的游戲，以此表現對生活現實的反抗，從而保持最充分的自由度。另外，後現代主義作家認為，要表現世界的混亂性，人生的悲劇性，只要表現生活的荒誕性即可。在作品中表現為各種成分相互分解、顛倒，內容重復，人物怪異，情節發展撲朔迷離，荒誕不經，不受因果關系制約，內容前後矛盾，殘缺不全，沒有一致的終極意義可以尋求。

後現代主義文學打破了精英文學與大眾文學的界限，出現了明顯的亞文學傾向。「純文學」、「嚴肅文學與大眾文學、通俗文學、鄉土文學等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它們之間已不再有明確絕對的分野。後現代主義文學更多地從科幻小說、西部小說、通俗小說以及一些被看成亞文學的體裁作品中汲取養料，出現了諸如元小說，超級小說、超小說、寓言小說，新新小說、「黑色幽默」、荒誕派戲劇、色情小說，西部小說，流行文學等形形色色的文學樣式。有的甚至以大眾化的，諸如賀卡祝詞、明信片、流行歌詞、影視文學、廣告等文化消費品的形式出現，從而形成文學的多元化格局。

在藝術手法上，後現代主義文學注重藝術形式與藝術技巧的創新，表現出隨意性、不確定的特徵。作家追求寫作（文本）快樂的藝術態度。作品內容被形式所替代，即被文體的語詞、句法、反諷性修辭效果所替代。敘事中心、整體性、統一性被非中心、局部性、偶發性、非連續性的敘事游戲所取代。寫作態度、生存態度與文本製作形式趨於同步，通過極度的嘲弄，想像性地把那些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而寫作與閱讀在其中獲得瞬間的快感。文學觀念首先是作為創作主體自身快樂的一種游戲意識形式而出現的。在文本製作中，突出過程、行為、事件、語象、上下文、形式技巧等，反對解釋作品。羅伯-格里耶說：「讀者只須觀察作品所描寫的各種事物、動作、言語和結局，毋須尋找超出或少於他原有生活和死亡中的意義。」強調作家的創作和讀者的閱讀只是為享受創作或閱讀的愉悅，是一種表演操作和體驗過程。後現代主義作品注重表達的是「敘述話語」本身。話語和語言結構，成了後現代主義文學的藝術傳達基礎，表現出無選擇性、無中心意義、無完整性，甚至是「精神分裂式」的表述特徵。作品中出現了冗長曲折的句子，語無倫次的語詞、對話獨白、重復、羅列。大量運用蒙太奇手法拼貼畫法和意識流手法。洛奇把後現代主義創作中的隨意性、不確定性、無選擇性的表現方法，歸納為6條原則：即矛盾（文本中的各種因素互相沖突悖離）、變更（對同一文本中敘述的事，可以更換不同的可能性，變更內容、情節、斷裂作品敘述前後喪失必然性，沒有因果關系）、隨意（文本的隨意組合，如可以任意拆裝組合的「活頁小說」等）、過度（有意識過度誇張性地運用某種修辭手法）、短路（情節內容在發展進程中突然中斷，讓讀者參與對文本的闡釋、解析與再創作）。其作品總體上體現出反諷嘲弄，黑色幽默的美學效果。

❷ 先鋒小說

余華
昆德拉
福克納

先鋒小說是指吸納了西方現代主義[包括後現代主義]的觀念和技巧，通過新的價值取向與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發生決裂，反映中國現代生活中的情感享受、物質追求和底層人們生活的合理性，先鋒小說更趨向於人本主義的描寫，追求人格平等。

先鋒派文學
何為「先鋒」？其原義來自法國著名的《拉魯斯詞典》——所謂先鋒是指一支武裝力量的先頭部隊，其任務是為這支武裝力量進入行動做准備（軍事術語），「先鋒」這個術語的歷史，始於法國大革命，再轉向文化和文學藝術術語（始於19世紀初）；無論是軍事先鋒還是政治先鋒，抑或是文化先鋒，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起源於浪漫主義烏托邦及其救世主式的狂熱，它所遵循的發展路線本質上類似比它更早也更廣泛的現代性概念。」說白了現代主義也就是「先鋒派」！它包括了「象徵主義，未來主義，達達主義，意象主義，超現實主義，抽象派，意識流派，荒誕派等等」其傾向就是反映現代西方社會中個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然，個人與自我間的畸形的異化關系，及由此產生的精神創傷，變態心理，悲觀情緒和虛無意識。

「先鋒派」的藝術特徵表現為反對傳統文化，刻意違反約定俗成的創作原則，及欣賞習慣。片面追求藝術形式和風格上的新奇；堅持藝術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擔任何義務；注重發掘內心世界，細膩描繪夢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間世界，其技巧上廣泛採用暗示，隱喻，象徵，聯想，意象，通感和知覺化，以挖掘人物內心奧秘，意識的流動，讓不相乾的事件組成齊頭並進的多層次結構的特點，難於讓眾人理解！

80年代中後期，馬原、洪峰、余華、蘇童、葉兆言等青年作家紛紛登上文壇，他們以獨特的話語方式進行小說文體形式的實驗，被評論界冠以「先鋒派」的稱號。毋庸置疑，先鋒派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史進程中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從肇始之初的「先鋒實驗小說」到所謂的「返璞歸真」，先鋒派的作家們走出了一條饒有意味的文學創作之路。�馬原1984年發表的《拉薩河女神》，第一次把敘事置於故事之上，將幾起沒有因果聯系的事件拼貼在一起，突破了傳統小說重點在於「寫什麼」的範式和困囿，轉而表現出對小說敘事技法——「怎麼寫」的熱衷，先鋒文學由此徐徐拉開帷幕。之後，一批作家緊隨其後，充分發揮文本實驗的技能和才華，在敘事的迷宮中自由穿行，他們的創作實績使先鋒派的作品成為文學界一道耀眼的風景。先鋒派作家共同的敘事特點表現為元小說技法(即用敘述話語本身言說敘事本身)，注意調整敘事話語和故事之間的距離，追求故事中歷史生活形態的不穩定性等，但敘事話語的個人化特點，如敘述人角色的設置，故事人物的符號化，敘事圈套，敘事猜測等，又使他們的作品面目各異而顯得搖曳多姿。正是這種對文本形式及其結構敘事空間的探索，不僅為這些作家贏得先鋒派的稱號和評論界的關注，更為重要的是先鋒小說的出現為中國小說的發展方向和前途提出了新的理論命題。�
「先鋒派文學創造了新的小說觀念、敘述方法和語言經驗，並且毫不誇張地說，它們改寫了當代中國小說的一系列基本命題和小說本身的定義。」�①「先鋒文本對於傳統的文體理論及觀念是一次挑戰，因為它對於傳統的小說文體模式，既不是文體變異也不是文體嬗變，而是一種文體解構。」�②的確，先鋒作家們是以一種反叛和激進的姿態來實現自己關於文學的「有意味的形式」。在拋開種種舊有的敘事成規的同時，先鋒小說成為一種純技術的操作，復雜性的敘事實驗——零散片斷拼貼後的空無一物，間離效果的營造等，給讀者設置了繁難的閱讀障礙。然而，語言從它產生那天起就包孕了形式與意義的兩層內涵，瑞士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索緒爾說：「語言可以比作一張紙，思想是正面，聲音是反面，我們不能切開正面而不同時切開反面，同樣在語言里，我們不能使聲音離開思想，也不能使思想離開聲音。」�③小說「怎麼寫」與「寫什麼」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形式的創新必然要求和包含著內容的革新。先鋒作家們從初登文壇那天起就將著力點鎖定在「怎麼寫」這一單向維度上，以致不可避免地走向語言的狂歡，它在使創作者獲得語言快感的同時也付出文本意義喪失的沉重代價。�
進入90年代，蘇童、余華先後發表了《米》、《妻妾成群》、《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等小說，預示先鋒作家減弱了形式實驗和文本游戲，開始關注人物命運，並以較為平實的語言對人類的生存和靈魂進行感悟，現實深度和人性關注又重歸文本。不少論者認為這是先鋒作家為迎合大眾而走向通俗化，這一轉向標志著先鋒文學向現實主義傳統的回歸。�
先鋒派作家創作上的變化——從對形式的極端重視回復到對意義的關注，這種反復，並非簡單地回歸，其作品中不乏現實主義的因子，但對題材與主題的處理仍與現實主義的方法迥然有異。如果說從肇始之初，先鋒派作家對傳統文體形式的顛覆和解構存在著矯枉過正的先天不足，這一缺陷根源於先鋒文學萌發的現實土壤。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中國，伴隨著神性光環的消褪，民族群體意識向個體意識的遷徙，「人」不僅面臨現實經濟潮流的挑戰，而且遭受各種外來文化思潮的沖擊，人們一直信奉和崇尚的理想與價值不可避免地受到質疑。外部歷史情境為文學史提供了新轉機的現實條件，加上文學史內部始終存在的藝術形式變革的自覺性力量，先鋒派們從存在主義哲學以及博爾赫斯等大師們的作品中汲取精神能量踏上探索之程，他們絕非缺乏傳統的寫實能力或者說為了趕時髦，一種內在的精神需要驅策著他們。先鋒派們所作出的激進姿態實際上是用行動表明只有顛覆舊有的傳統才能以期開辟新的戰場，有其必然的合理性。步入90年代，隨著經濟政治體制的改革，市場經濟的確立，中國用短短的時間就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工業化進程。省略性的工業擴張使社會充滿了滑稽、荒誕的人情世象，生活中的精神氣質卻貧弱不堪，外部條件再一次為文學提供了轉向的契機。如何逼視庸常或反常的生命形態，以更適合的表達方式體現在社會變革中人們的真實傷痛以及人類存在的各種可能性，成為先鋒派作家必須面對的問題。�再者，藝術形式的探索創新顯示了創作主體自我實現和自由程度的提高，但主體話語的喪失，人性的消隱，歷史的敘事化等等卻使先鋒作家陷入了主體精神的迷失。先鋒派作家們是以敘事的形式游戲對社會歷史深度模式的反叛贏得了「先鋒」之名，先鋒作品中顯露出的諸如無中心、無深度、不確定性和零散化的風格又使其呈現出後現代主義徵候。然而，後現代敘事理論及其實踐在中國的出現並非中國本土社會文化發展的自然結果，而是中國的先鋒派作家們「站在文化仿製的立場上」，在「互文」意義上的外向接受，他們從博爾赫斯、福克納、海勒等的作品中頓悟原來小說可以有別樣的寫法，因而從某種程度上說先鋒派作家首先是對其敘事層面的仿製。先鋒文學適時的轉向，並非偶然的由後現代向現代主義的回返、遷移甚至合流，他們終於走出了博爾赫斯們的領地，「從整體上顯現出『中國先鋒文學的特色』」�④。敘事空間的探索由非經驗的抽象漸變為與特定的語境相適應。
因而，先鋒文學90年代以後的轉型緣於社會生活、審美對象和審美感受已經發生了變化，新的調整勢出必然，先鋒文學的轉型或者說精神流變既是文學創作個人化的結果又是歷史的要求。從這一時期起，隨著探索的逐步深入，先鋒作家們力圖走出自己為自己設置的困境，作出適時的調整，重新認識和解決文學創作中「怎麼寫」與「寫什麼」這一相互對立的矛盾。質言之，先鋒文學的轉向既不是為迎合大眾走向通俗化，也不是先鋒精神的式微或撤退，而是與時俱進的表現和漸趨成熟的標志。先鋒文學的先鋒精神遠未「終結」，先鋒作家們一直「在路上」。�以余華為例，他的創作可以說是與先鋒文學的發展同步的。余華早期創作的《四月三日事件》和《世事如煙》可以看出他對人、對人所構成的生態和人文的深刻質疑。「四月三日」本身即是一種隱喻和象徵；《世事如煙》則在敘事空間顯示出更為前衛的姿態，算命、婚喪嫁娶等方面的荒誕事件被強行拼置在一起，人物的姓名也被舍棄，代之以抽象性的阿拉伯數字元號，人物及其性格淹沒於數字元號的序列中，對人的苦難和生活的殘酷表現出一種徹底的冷漠，語言操作節奏卻是流暢而有節制的。無論《四月三日事件》還是《世事如煙》，對人的生存環境和生存條件的懷疑，對人的苦難的思索並不直接來自於經驗世界，而是高懸於世象之上的本質真實，形而上的主旨顯露充分。從《活著》開始，余華疏離了繁復的語言實驗，不再給讀者設置閱讀障礙，故事的敘述簡單、朴實和直白，彷彿重歸現實主義的地平線。但創作的前後期藝術反差並不意味著這位先鋒派的領軍人物已回歸到舊有的現實主義的傳統，張清華在《文學的減法》中認為余華創作前後期的差別僅僅在於：「前期可能更注重於使經驗接近於人性和哲學，而後期則更注重使之接近歷史和生存。」�⑤《活著》、《許三觀賣血記》有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節線索，達觀的生活態度，福貴、許三觀等都實實在在生活在真實語境中，但余華基本上「摘除了小說中人物『思』的能力，讓他們『簡化』為生命本能驅使的符號……他們因此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而只能聽任命運的驅遣安排。余華也正是藉助這一點得以更多地在『人類學』而不是『社會學』意義上來把握他的人物，並構建他的人性探求與哲學主題的」。「他不是一個簡單地從道德意義上面對歷史與血淚的作家，而是一個從存在的悲劇與絕望的意義上來理解人性與歷史的作家。」�⑥先鋒文學的審美向度應該是話語形式和精神內涵的有機統一，歷史也好現實也好，在優秀的小說家那裡不過是充當一個恰當的敘事載體，人、人性、人的命運以及這個世界的存在和虛無才是最終所要表達的旨歸。「先鋒的品格應該體現為它的精神高度，體現為一種對現實永不停止的質疑和創新，但這種質疑和創新決不僅限於敘事形式而同時公然對意義與價值進行放逐，反過來卻必須以對現實生存的關注與體現為前提。」�⑦從此種意義上說，敘事是對現實和歷史的再創造。無論從敘事空間還是精神向度上，余華抵達了先鋒文學創作的一個新的高度。�
中國先鋒小說經過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實踐，雖然有的作家已過了自己的創作高峰期或進入「蓄勢」狀態或陷於停滯，但先鋒形而上的主題與敘事空間的探索並未終結。蘇童、葉兆言、格非、北村、潘軍……這些先鋒派的作家們依舊筆耕不輟，不斷有新的作品面世。藝術探索之路絕不是直線向前而是迂迴曲折的，畢加索周期性地回復到新古典主義，伍爾芙周期性地回復到比較接近於傳統的小說形式，既可以看作是作家醞釀突破之前的「蓄勢」過程，也可以看作是其對綜合藝術形式組合的嘗試。實際上，在今天文學的創作領域，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既相互平行又彼此交叉、重疊，小說家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獨創性，自由地進行各種形式實驗，去創造屬於自己的獨特的世界。「我們今天的文學之所以呈現多元並存，百花競放的審美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於無數先鋒作家不斷顛覆傳統創作模式，探索各種新的表達方式和審美理想的結果。」�⑧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只要文學活著，先鋒就不會消亡。只要文學還在發展，先鋒就永遠存在」�⑨。

先鋒」本是一個時間的概念，有著很大的流動性。時運推移，人事遞變，昨日的先鋒，今天也許會變成後衛。不但為大眾所接受的先鋒文學已經失去其先鋒性，而且先鋒派作家忽然寫起大眾文學來，反體制文人終於接受體制的安撫，也是並不新鮮的之事。但本書屬於史論性質，它的任務是理清一定時期的歷史潮流，就像用攝影機來拍攝飛艇，將其某一時段定格在底片上，仍有其藝術價值和歷史意義。當我們隨同作者回顧「文革」前夕的「太陽縱隊」、文革時期的「野草詩社」、「白洋淀詩群」和「文革」剛結束不久的餓朦朧詩的崛起時，仍然感到神往。那時的先鋒牽動著整體社會思潮，圍繞著先鋒文學的爭論，實際上是一場文化思想斗爭。而這種文化思想上的爭鳴，卻正是先鋒文學的是的使命。

❸ 余華小說具有很強的實驗性，這里的實驗性是什麼意思

其實就是先鋒性。

1985年開始，文壇上出現了一批先鋒小說，這些小說有的具有現代派小說的特點，有的具有後現代主義特點，人們稱其為「實驗小說」或「先鋒小說」。具有鮮明的特點：
一是在文化上表現為對舊有意義模式的反叛與消解，作家的創作已不再具有明確的主題指向和社會責任感；
二是在文學觀念上顛覆了舊的真實觀，一方面放棄對歷史真實和歷史本質的追求，另一方面放棄對現實的真實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
三是在文本特徵上體現為敘述游戲，更加平面化，結構上更為散亂、破碎，文本意義的消解也導致了文本深度模式的消失，人物趨於符號化，性格沒有深度，放棄象徵等意義模式，通常使用戲擬、反諷等寫作策略。
先鋒小說對小說敘述方式和語言形式的大膽探索為中國當代小說的創新和發展提供了可能性，它對後來的小說創作有著一定的影響，但是它將敘述和語言視為小說寫作活動的全部意義顯然過於偏頗，它對意義的放逐也使自身喪失了廣泛的交流基礎，從它的發展來看，這都是導致其逐漸衰落的重要原因。

❹ 當代先鋒小說的藝術創新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作為藝術探索的先鋒，先鋒小說盡可能地拓展了小說的功能和表現力，其獨特的敘事策略是其創作技巧的靈魂，如格非的「敘事空缺」、余華單純的敘事結構和內心化的敘事方式及超時空的創作結構等，先鋒小說的不斷改變是藝術探索精神的體現，這種探索將是永不停息的，這種探索必將是化腐朽為神奇。

先鋒是永遠存在的，這包括那些有先鋒意識的人。個體寫作無論是主流或者是邊緣，都是可以具有先鋒意識與先鋒姿態的，因為在藝術上從來不會有一個人滿足現狀，終其一生都會不斷地對自身的極限進行挑戰。這種挑戰姿態、探索的精神便是先鋒。{1}先鋒小說正是在中國特定歷史文化語境中產生的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文學現象。作為藝術探索的先鋒，先鋒小說盡可能地拓展了小說的功能和表現力。先鋒小說的創作是作家審美理想中的自由、反抗、探索和創新的藝術表現，是作家與世俗潮流逆向而行的個人操守，是對人類命運和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前景的不斷發現。因此，我們一切的文學藝術創造永遠都需要新的技術和方法。因為先鋒技巧可以激活我們當下與未來的文學和藝術的創作，而且凡是偉大傑出的作品，都會部分地使用先鋒技巧。
先鋒小說獨特的敘事策略是其創作技巧的靈魂，彰顯出先鋒小說扣人心弦的藝術創作手法。如格非的「敘事空缺」、余華單純的敘事結構和內心化的敘事方式及超時空的創作結構等。回顧和總結這些具有代表意義先鋒作家的藝術探索和創作技巧仍然對我們具有積極的意義。

格非小說的「敘事空缺」

任何作家的寫作，無論是先鋒的，還是傳統的，都不會是一些空洞的觀念和語言法則，它一定包含著作家對此時此地的生活細節的警覺。正如格非所說的：「作家要維持住讀者的興趣和耐心，必須依賴各種技巧。比如，在故事發生的過程中，長篇小說作家往往會設法『延緩』故事高潮的來臨，而當代作家並不是用此方式，而是讓故事一個接著一個地發生，也就是說通過一個次要情節引出一個主要情節。」{2}
空缺作為格非敘事中常用的手段，它表達的是格非對生存狀態的一種理解。藉助空缺，格非不僅使自己的小說完成了一種對於現代生活的描繪與揭示――當今是一個破碎的、矛盾的、不完整的世界，生活空缺無所不在，空缺是我們生存的一種真實寫照。我們試圖填充卻往往適得其反，就像《迷舟》中警衛員試圖槍殺蕭來使故事完整，卻留給人們一個永久的、不可彌補的空缺。其次，在格非的許多小說中，都涉及到歷史現實與敘述話語的偏離與錯落。格非似乎對人在許多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角色動機，事件的偶然性和潛在關聯，以及所有這些內容在敘述中的面貌充滿興趣。用典雅的語言句式，在小說中構成一場場有意無意的探尋，歷史在這里以一種蕪雜的面貌出現，而探尋過程總是缺少結果或謎底。

余華小說的敘事結構和內心化的敘事方式

余華小說拋卻了語言和結構的繁復，故事情節的雕琢，而強調對苦難命題的追問，對主人公本身的關切，還有真實的心靈細節。應該說，敘事結構的先鋒性就體現在他突破了原有的「起因―經過―發展―高潮―結尾」的脈絡，對「高潮」作了極其淡化的處理。比如，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在敘事結構上就顯得非常的單純，始終是兩個人和一個家庭以不斷重復的情節方式在漫長的歲月中發展。敘事結構的簡單化還被運用於《活著》。整個小說的時間跨度幾乎覆蓋了百年的中國歷史，但余華對歷史事件著墨不多，而只以福貴的一生作為敘事主線，使讀者更關注於人物「活著」的受難方式和過程。敘事的「重復」與傳統作品相比，也是一大特點，這也是敘事方式的先鋒性。除了「重復」這一特殊的工具外，內心化的敘事方式也是余華慣用的心理敘事手法，即它不直接深入人物的內心世界去臨摹他們的心理活動，而是通過一系列外在言行撕開人物隱秘而復雜的心理狀態。《在細雨中呼喊》這部作品與上述兩部作品相比，敘事結構發生了變化，主要體現在兩種敘述視角的自由更替上。其一是孫光林的有限視角，這個視角通過「我」站在現在的時間維度上，進行過去經歷的復述，它構成了小說敘事的主體部分。其二是一個隱蔽的全知視角，當「我」無法進行現場性的敘述時，這個全知視角便悄無聲息地站了出來，完成對整個事件的補充和情節的推動。正是由於「我」是整個小說的主要敘述者，而且「我」通過回憶方式敘述故事，呈現出斷裂性和碎片化。我認為，這樣又使得回憶顯得十分真實，具有張力。這樣，敘述雖然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這三個時間維度里自由穿行，但是敘述線條仍然簡單和清晰。此外，這也是余華從他所鍾愛的古典音樂中汲取的養分。這些重復的情節就像音樂中的旋律和織體，在重復中形成了對敘述主題的一次次強化，一次次升華。在《許三觀賣血記》中，許三觀一共賣了十二次血，盡管每一次賣血的理由不一樣，但是賣血過程卻驚人一致――從賣血前的喝水到賄賂血頭，到賣血後去勝利飯店吃豬肝喝黃酒，這種具有某種強烈的儀式化特徵的情節

❺ 我國的先鋒小說作家余華的寫作特點是什麼

1.余華前期作品的先鋒性 余華前期作品充滿了先鋒意識，暴力、荒誕無比的「零度情感」敘述描寫，將人的暴力沖動、非理性慾望，寫到了壯烈錐心的地步，人性的貪婪、血腥、自私、陰鷙以及特有的死亡敘述建構了其前期作品的「現實世界」。 1.1暴力的極致運用 余華的前期作品最突出構成因素之一就是暴力。這個因素根植於他的前期全部作品中，同時也實化到每個人物上。在《十八歲出門遠行》中「我」的見義勇為被一群強盜者暴力出擊，「這時有一隻拳頭朝我鼻子上狠狠地揍來了，我被打出幾米遠。於是有無數拳腳前來迎接，我全身每個地方幾乎同時挨了揍」。[1]「我」的正義之舉居然遭到盜賊的暴力回擊，正面的人性被人類的邪念所壓迫，暴力對這種人性深存的劣根性一展無遺。《現實一種》中的暴力更是如一場狂風暴雨鞭打在每個人物上。無論是四歲的孩子皮皮，還是其他小說中的人物，都是暴力的執行者。皮皮將堂弟的生命進行玩弄是無意識的暴力、祖母只顧自身，甚至在看到門口那攤著一灘血，一團黃黃的東西是自己的孫兒的時候卻不管不顧轉身離開的冷漠暴力、山崗、山峰及其各自妻子的為復仇而採用的陰謀式暴力，山崗為了弄死山峰的故意折磨，山峰妻子假扮山崗妻子希望肢解山崗。親人在他們眼中是完全是陌生人，絲毫沒有人性善良的溫存，而僅有那股被復仇所填滿心胸的極致暴力。余華通過暴力有條不紊的織造出「人性惡的證明，」賦予先鋒時期作品以強烈的藝術張力。 1.2荒誕的無限擴展 荒誕是余華先鋒時期塑造作品的一把匕首，刺向小說人物身上的千瘡萬孔，流出他們血液的冰碴子。《一九八六年》中瘋子的臆想和自虐，傳導出已有的人性與生存的意義早已被消磨，人不再是為了生活而生存下去，而是成為過街老鼠的罪惡之源，甚至於自己的妻子和女兒都避而遠之。「瘋子依舊一躍一躍走著，依舊叫喚著『妹妹』，那母女倆也依舊走著，沒回過頭。她倆走得很優雅。」[2]親人在余華前期作品中呈現的並不是中國傳統的禮儀取向，而是通過荒誕無比描寫，來展示出親情的不可靠性，表現出親情的價值永遠是屈落於自身的自私、貪婪惡性中。這在《現實一種》、《一九八六年》、《在細雨中呼喊》等作品都酣暢淋漓地展現出來。荒誕派作家用一種高度集中的形式表現了原因與結果的悖逆、願望與現實的分裂、目的與手段的對立、現象與本質的錯位、主體與對象的沖突、個體與類的疏離。[3]余華正是通過一系列荒誕的筆法展示了個體與社會的矛盾，來展示一個非理性慾望的世界。 2.余華後期作品與先鋒時期的轉變 2.1從暴力血腥到嚴肅高尚 張永清說過，暴力與死亡是最為普遍突出的，在過去的文學描述中，暴力一般都是與惡人相關。然而在余華先鋒時期的作品中，暴力又成為了一直用平常的現象以最為直觀的方式表現出來。[4]余華80年代的作品無一不包含著這些沉甸甸的負載物。到了90年代，余華作品所呈現的主題是與80年代具有天差地別的特點。「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內心的憤怒漸漸平息，我開始意識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尋找的真理，是一種排斥道德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_泄，不是控訴或者揭露，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這里所說的高尚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後的超然，對善與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5]余華90年代的作品更多觸及的是社會中簡單細微的東西，表現出一種人性本該存有的善良與美好。這在《許三觀賣血記》中展現的尤為明顯。許三觀知道一樂不是自己親生兒子時依然能對他表露出人性的關懷，在一樂死活不肯為何小勇喊魂時，許三觀想盡一切辦法來開解一樂，縱使綠帽子永遠地扣在許三觀頭上，但是他從沒有對何小勇落井下石。這些都展現出人性所應有的崇高美好的品質。 2.2從人性惡轉向人性善 在先鋒時期，余華作品所反映的大多都是人性的惡劣低等的，通過荒誕暴力的寫法來對世界進行無因果的嘲弄、戲謔。而到了90年代，作品所反映的又是一番溫情的人性善，無論是《活著》亦或是《許三觀賣血記》中，都飽含著溫情的人道主義情懷，反映了人性最基本、最直覺、最原始的慾望——「活著」。 3.余華後期作品對先鋒時期的繼承 余華前後期的作品所呈現出天壤之別的差異會讓讀者認為，其作品的前後風格是沒有任何關聯的，實則在余華後期作品中，同樣深含著先鋒時期的敘述手法，在更深層次上體現著對於前期創作的繼承。 3.1暴力的延伸 暴力在余華前期作品得到淋漓盡致的施展，盡管眾多研究者都認為余華後期作品反映更多的是溫情的人道主義情懷，但是余華在其後期作品中仍然矢志不渝的運用著暴力這一筆法為作品著墨。在《兄弟》中的宋凡平為了去接李蘭回來，遭到戴紅袖章的人暴打。「六個紅袖章的人揮舞著木棍，像六頭野獸似的追打著他，一直追打到了售票窗前」。[6]「他脫臼的左胳膊掉了下去，他忘了用胳膊去阻擋打來的木棍，亂棍瞬間砸在了他的頭上，宋凡平頭破血流倒在了牆腳，六根木棍瘋狂地抽打著他，直到木棍紛紛打斷。然後是六個紅袖章的十二隻腳了，他們的腳又是踩，又是踢，又是蹬，連續了十多分鍾以後，躺在牆腳的宋凡平一動不動了」。[7]六個戴紅袖章的人披著偽正義的皮衣對一個普通人窮追猛打，甚至置於死地，表面上傳達了維護正義的要求，實則是個人私慾變態的發泄。暴力依舊穿插在余華90年代以後的作品中，雖然沒有濃重的描寫，但是仍然悄無聲息無限橫亘於其中，帶來的沖擊性仍然讓人驚嘆不已。 3.2荒誕的繼承 荒誕就像許三觀在每一次賣完血後需要吃豬肝和和溫黃酒一樣，成為余華作品裡面的習慣。可以說荒誕是一直存在於余華的所創作的作品中。《在細雨中呼喊》的孫廣才借著物色孫光平老婆趁機強奸自己的兒媳;《許三觀賣血記》的許三觀為了「報仇」許玉蘭給自己扣上的綠帽子，強奸了林芬芳;《兄弟》里李光頭與自己的兄弟的老婆顛倒鳳鸞、如痴如醉。愛情的忠貞、親情的眷顧，都只像一張薄紙，被荒誕的洪流沖破。《活著》里的福貴遭受苦難無限，生活帶給他的絕沒有半點美好，他唯一呼喊在心中的只有活著;《許三觀賣血記》里的許三觀只能靠販賣自己身體的血液來作為本錢來維持基本的生活;《兄弟》的宋鋼為了推銷產品，違背身體機能規律去豐胸。生活永遠給予普通人最沉重的苦難，為了生存，奔波勞碌已經沒有任何合理的意義，只能靠出賣自身僅有的機能，來維系生存下去的可能性。荒誕依然在余華後期作品繼承，在其看似溫和的文章內容背後捅上幾刀。 3.3人性惡的延續 余華童年目睹了醫院的血腥與停屍房的極寒悲愴，形成了一種陰暗的性格，這使得他在先鋒作品中大肆濫用瘋狂的筆法來表達對世界的不滿以及對人性的憎惡。在90年代以後的作品中，由於受到_情的溫暖，其作品稍顯溫和，但人性惡仍然和風細雨的滋潤著角色。《兄弟》的李光頭舉辦選美大賽，睡遍參賽選手，低俗好色的惡趣味為事業有成的李光頭蒙上一片遮羞布;林紅與李光頭進行愛的運動，更是展現了女子的不甘寂寞，追求獵奇的惡習。人性惡在余華90年代作品中仍然獨具一格，風采依舊。 4.結語 盡管余華後期作品內容與先鋒時期區別甚遠，但是其特色的暴力、荒誕仍然延續到他的90年代的每一作品中，不同於80年代那種暴風驟雨、水到渠成的描寫，90年代以後的作品的暴力、荒誕、人性惡更像是底下的暗涌流動，默默地成為作品的一個補給來源。（來源：論余華小說創作後期對先鋒時期的繼承）

❻ 後現代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

保羅·薩特。
長篇小說《惡心》
阿爾貝·加繆
《局外人》，
西蒙娜·德·波伏瓦《女客人》

塞繆爾·貝克特（1906——1989）
代表作品《等待戈多》

「黑色幽默」文學
法國作家：賽利納
美國作家：托馬斯·品欽，約瑟夫·海勒，約翰·巴思，庫特·馮納古特和唐納德·巴塞爾姆等。

約瑟夫·海勒
《第二十二條軍規》

唐納德·巴塞爾姆Donald Barthelme（1931年4月7日—1989年7月23日）
代表作是《白雪公主》。《死去的父親》（The Dead Father），《天堂》（Paradise）以及 The King。

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阿根廷詩人、小說家兼翻譯家。
重要作品有詩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激情》（1923）、《面前的月亮》（1925）、《聖馬丁牌練習簿》（1929）、《陰影頌》（1969）、《老虎的金黃》（1972）、《深沉的玫瑰》（1975），短篇小說集《惡棍列傳》（1937）、《小徑分岔的花園》（1941）、《阿萊夫》（1949）、《死亡與羅盤》（1951）、《布羅迫埃的報告》（1970）等。

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1923-）畢業於都靈大學文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