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老舍與現代市民小說
『壹』 老舍對現代小說的貢獻
老舍對現代小說的貢獻在於:
(1)他是現代市井平民文化小說的開拓者,如《趙子曰》、《老張的哲學》、《離婚》、《四世同堂》等作品都取材於北京的市井生活,書中主角多是平民。
(2)他的作品中滲透了「京味」的地方語言特色,飽含幽默的筆觸,但不迴避矛盾,作品從早期的「打哈哈」到後期的直面生活,關心民眾疾苦,這是一種漸趨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轉變,也是當時多數作家文風轉變的共性。
(3)在他的作品裡,不迴避國民的劣根性,而且和魯迅先生一樣,對劣根性作了深入的探討分析,這就是作家學者的憂國憂民之心,這點在他的作品《二馬》、《貓城記》、《牛天賜傳》中表現得尤為深刻。
(4)老舍是滿族人,所以他的小說也是少數民族文學的一部分,但據我所知,多數現代文學史教材中除了老舍(滿族)、蕭乾(蒙古族)的作品有比較詳細的分析外,其他少數民族作家和他們的作品評論分析幾乎是空白。也就是說,老舍的小說給我們研究現代少數民族作品作出了重要的參考價值。
寫完數了一下,4點內容恰好12行,應該能使樓主滿意,而且全是自己概括分析的,不會有雷同的答案。
『貳』 如何理解老舍筆下市民世界的文化反思
老舍作品中的文化反思——市民的世界
老舍原名舒慶春,字舍予,筆名老舍,滿族人。他生於北京城一個貧苦家庭,在大雜院度過了艱難的幼年和少年時代。他的父親舒慶壽是一個皇城的護軍,庚子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城時去世了。老舍的上面有四個姐姐和三個哥哥,但長成人的只有老舍的大姐,二姐,三姐和三哥。他從小是靠他母親和姐姐們給人洗衣,縫補衣服才勉強度日。據老舍後來自己回憶說:「苦的時候是一把鹽,一點菜和糧食摻在酸豆汁湯里,熬成稀糊糊,一天三頓,就算是飯了的過生活。」在四十歲時,老舍寫過一個自傳,其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少年和童年的:「三歲失怙,可謂無父。志學之年,帝王不存,可謂無君。無父無君,特別孝愛老母……。」因此他從小就熟悉社會底層的市民生活,喜愛流傳市井巷裡的戲曲和民間說唱藝術。他的好友後來成為語言學家的羅常培教授回憶當時的情景:「老舍打小愛聽小茶館聽聽書,上天橋看個『噌兒戲』,像個小尾巴似的跟在街頭藝人屁股後跑熟北京的大大小小的茶館。」將「北京松人」的那套處世哲學有了經一步的了解:「什麼見人下菜碟,見了松人攏不住火,有便宜不沾王八蛋,樹葉掉下砸別人腦袋……。北京人愛起鬨,愛瞧熱鬧,那兒有個吵架拌嘴的事,就會有一幫敲鑼邊的。過路人必然有伸脖子瞪眼上來摻合的。」北京人豪爽的一面,也盡收眼底。在賭場、地攤鴿子市、鳥市、酒館、茶座,不難聽見這樣的話:「誰把誰坑,那就得說人家有能耐,誰被誰坑了,誰自認是傻蛋。」這條公理咋聽「惡得厲害」,事後也有道理,那年月賭場無父子,買賣無兄弟,見錢眼開,六親不認,哥們兒之間兩肋插筷子……。所有這種閱歷多有利於日後他的創作的平民化與京味風格的形成。
光緒三十一年,八歲的老舍進入西直門大街路北的市立高井胡同第兒兩等小學堂讀書,不久轉入南草廠胡同的市立第十四小學堂。後來老舍考上端王府夾道的北京師范學校,讀了四年書。畢業後以其名列前茅的成績。品學兼優的秉性,加之恩師的推薦,十七歲就做了東城交道口方家胡同小學的校長,跨出令所有同輩側目的一步。四年後,他被派到江浙一帶考察教育。這一年,正是「五四」運動蓬勃興起的一九一九年。南方之行,使得舒慶春的眼界大開,滿目瘡痍的祖國河山,生活困苦的下層百姓,又使他更多了一份對苦難祖國的憂患意識。一九二六年,舒慶春到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當了一位中文講師。在英國期間完成了《老張的哲學》,並由國內的鄭振鐸發表於《小說月報》,正式署名老舍。一九二九年六月到法國巴黎,寫下《二馬》和《趙子曰》。不久又從法國到新加坡,在此期間寫下《小坡的日記》。到三十年代中期,老舍的創作進入鼎盛時期,《貓城記》( 1932 年)、《離婚》( 1932 年)、《牛天賜傳》( 1936 年),其中最出色的《駱駝祥子》( 1936 年)是現代文學史上最優秀的長篇小說之一。除了這些長篇小說外,他還創作《月牙兒》等中篇小說和《斷魂槍》、《柳家大院》、《微神》等短篇小說。抗日戰爭爆發後,一九三八年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了以後,老舍任總務部主任,積極投身抗敵文藝工作。四十年代最主要的長篇是《四世同堂》。解放後,五六十年代最成功的作品有話劇《茶館》( 1957 年)和小說《正紅旗下》
( 1961 - 1962 年,但遺憾未完成。)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後,受到殘酷迫害,於八月二十四日投平湖自殺。他的一生共寫一千篇(部)作品,約七八十萬字。
老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價值的是他對文化批判與民族性的問題格外的關注,他的作品承受著對轉型期中國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靜的審視,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戀,而這一切又都是通過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風俗描寫達到的。他是第一個把「鄉土」中國社會現代性變革過程中小市民階層的命運,思想和心理通過文學表現出來並獲得巨大成功的作家。老舍的作品注重文化,鋪寫世態,是那麼真實而又有世俗的品位,加上其表現形式又適應並提高市民階級的欣賞趣味,所以能為現代文學贏得知識分子之外的眾多讀者。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創作,而老舍筆下的市民世界又是最能體現北京文化人文景觀,甚至成為一種文化史的象徵,一說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聯想到老舍的文學世界。
另外 老舍的貢獻不在於長篇小說的結構方面,而更在於其獨特的文體風俗。他遠離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藝腔」,,他的作品「北京味兒」「幽默風」以及以北京話為基礎的俗白,凝練純凈的語言在現代作家中是獨具一格 的 。老舍是「京味小說」的源頭,他創作的成功標志著我國現代小說(主要是長篇小說)在民族化與個性化的追求中已經取得重要的突破。
(一)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思潮對老舍市民世界的反思的影響。
一九一七年初的文學革命,在中國文學史上豎起一個鮮明界碑,標志著古典文學的結束,現代文學的起始。這一切必然會影響與之共同成長的一代甚至幾代作家文學創作,並將時代的烙印深深烙在這個時代的作家的身上。但是老舍的作品和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學有明顯的差異,即他始終用「文化」來分割人的世界,關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命運,以及在「文化」制約中的世態人情,作為「誠」的生活方式與精神因素的「文化」蛻變。看重的是「文化」對於韌性以及人倫關系的影響: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以及國民性的探討是獨特的,格外注重現代文明探索的病源,那是更發人深思的。
1. 首先,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對老舍的影響是深遠的。據老舍後來自己說:「反帝、反封建這兩種認識是我後來寫作的基本思想與情感,雖然我寫得並不深刻,可是沒有『五四運動』給了這點基本東西,我便什麼也寫不出來。這點基本的東西迫使我非寫不可!這就是我的靈感,一個獻身文藝寫作的靈感。」我們可以由此看出他的文學創作和作品的文化反思、國民性的探討是直接植根於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實質的。
2. 新文化運動作為中國現代化的啟蒙運動 , 鮮明的提出思想上的「人權、平等、自由的,」文學上的「人的文學」這些都能夠喚醒青年和文學作者,於是他們紛紛選擇運用西方各種文學樣式和創作手法,以傾吐自己內心的苦悶和願望,表現「五四」時代叛逆、自由、創造的精神。在這樣的氛圍影響下,老舍更多則是以市民世界中活躍著的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以及理想派市民等幾種不同的人物系列,各式人物、人物的性格構成來闡釋某種文化內涵,老舍寫「人」的關節點是寫「文化」。
其中寫得最好是老派市民形象,他們雖然是城裡人,但是仍是「鄉土」中國的子民,有著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對人生態度與生活方式度很「舊派」,很保守、閉塞的,並通過戲劇性的誇張,揭示這些人物的精神病態,從而實踐他對北京文化以至穿通文化中的消極、落後方面的批判。在他於英國完成的長篇《二馬》中的老馬就是一個迷信、中庸、馬虎、懶散的奴才是人物,他的生活信條就是得過且過,這樣一個腳色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魯迅筆下的阿 Q ,因為他們都是落後國民靈魂的勾畫。
另外老舍非常注重市民生活方式所體現的人生觀及其文化根底的展示老派市民形象。《牛天賜傳》中的牛老四,《四世同堂》的祁老人、祁天佑,《離婚》中的張大哥就是這樣一類人物。以張大哥為例的話,這是一個知足認命、墨守成規的市民,他小心翼翼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變。「張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聖使命:做媒人和反對離婚,」而他的一生「事業」正是要調和矛盾,「湊合」著過日子。基於這點人生哲學,體現了傳統封閉、自足的一面;同時辛辣的揭示傳統的民族生存方式的危機。這位張大哥也正是這類老派市民在「鄉土」中國往現代性轉換的歷史過程中受到巨大沖擊「老中國的兒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學的破產,以及他們欲順應天命而不可得的悲劇。《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爺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迴避政治與一切紛爭,當日本人達到北京市,他只是認為是准備些糧食和鹹菜,堵上家門就萬事大吉的一個主。將人嚴格分了尊卑貴賤,忠實而真誠按祖宗的禮教習俗辦事,處處講究體面與排場。作家在批判祁老爺子保守苟安的生活哲學的同時,也沒有忘記時代環境的變化,當起老人發現自己的一套行不通,被逼到「想做奴隸而不得」的絕境時,也終於勇敢起來捍衛人的尊嚴、民族的尊嚴。祁老人的孫子祁瑞宣大致屬於老派市民系列,不過是比較年輕的一代,在他的身上集中了更加深刻尖銳的矛盾。他受過現代的教育,有愛國心,有某些現代意識,但他畢竟是北京文化熏陶出來的祁氏大家族的長孫,他身上體現了衰老的北京文化在現代新思潮沖擊下產生的矛盾與困擾。在民族危難的時刻,祁瑞宣雖然找到了自己在戰爭中的地位,然而小說所著重表現他性格矛盾和無窮的精神苦惱,其中顯然也表現傳統文化負面影響。小說正是通過祁老人,祁瑞宣思想性格的刻畫,生殼的反映了北京市民及整個民族的「國民性弱點」,以及這些弱點在社會變革中被改造的歷史過程。
與同時代作家不同的是,在批判傳統文明的同時,對外來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持非常謹慎以至排拒的態度。這種態度表現在他對「新派市民」形象的漫畫式描寫上。在《離婚》、《牛天賜傳》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都出現了那種一味追逐「新」,尋求「洋式」的生活情調而喪失人格的墮落人物,其中既有藍小山、丁約翰之類的西崽,也有張天真、祁瑞豐、冠招娣等一類胡同紈絝子弟。老舍在寫此類腳色就使用的幾乎刻薄的手法,不忘記給他們描寫可笑的漫畫式肖像。《離婚》里的張天真就是這種德行「高身量、細腰、長腿、穿西裝、愛看跳舞、假裝有理想、皺著眉照鏡子、整天吃蜜柑。拿著冰鞋上東安廣市場,穿上運動衣睡覺。每天看三份報,不知道國事,專記影戲院的廣告。」總之是一種新潮而淺薄的腳色。《四世同堂》里的祁瑞豐也是這類「洋派青年」,不過更令人惡心的時期「洋味」中又帶有漢奸味。老舍筆下的這些腳色因嘲諷的意味太濃,刻畫的並不算深入,有類型化的傾向。較之老派市民那種批判又同情,而給新派畫粗俗的漫畫時鄙夷不肖之情則溢於言表。這里就包含了對西方資本主義文的反思。而且常常把批判傳統文明的失落和新潮的憤激之情交織在一起,貫穿在老舍的小說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表現底層市民命運的作品中也貫穿著批判、排拒資本主義文明的主題。中篇小說《月牙兒》是些母女兩代煙花女子的故事。小說展示了母親從生活中得來的「肚子餓是最大的真理」,這一代原始殘酷性的生活經驗,與女兒從「新潮」中接受的戀愛神聖、婚姻自由等新觀念之間的矛盾。但耐人尋味的是在老舍的筆下,矛盾的解決方式,不是母親的生活真理向女兒的新思潮靠攏,而是向相反的方向發展。這是老舍對西方資產階級個性解放的思潮作出了自己的獨立判斷。老舍在《駱駝祥子》里也說過類似的話:「愛與不愛,窮人的在金錢上決定,『情種』只生在大富之家。」老舍全部作品的描寫中,這種批判就或多或少的為避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弊病,而將封建宗法社會東方文明美化的民粹的傾向。這種民粹主義的思潮在中國這樣的具有悠久文化傳統,小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占優勢的文明古國,是有著特別深厚的土壤的。較同時代的,在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影響下的作家中有著更深刻的認識和思考價值。
老舍筆下的正派的或理想的市民形象,也是那個時代所呼之欲出的一類的形象。因而老舍在描繪城市資本主義化過程所產生的文化變異與分裂的圖景時,並沒有放棄對理想的追求,況且老舍的創作很注重社會的教化功能,他寫理想的市民是為探索文化轉型的出路,使作品更有思想和啟蒙意義。不過老舍常常帶著比較傳統的道德觀去構思他的理想市民的性格。無論是《老張的哲學》里的趙四,《趙子曰》里的趙景純,還使《二馬》里的李子榮,《離婚》中的丁二爺,都是俠客兼實幹家,這自然反映中國傳統小市民的理想的。以「理想市民」的俠義行動為善良的平頭百姓除奸,從而獲得「大團圓」的戲劇結局。這也造成其小說這類人物的平庸的一面。但隨生活的發展,老舍的創作的深化,特別是抗日時期特殊外部環境,他所寫的《四世同堂》中,這類理想人物開始從對傳統文化、民族性格潛在的力量的挖掘中,去尋找民族振興的理想之路。成功的塑造了天佑太太、韻梅這兩個普通的家庭婦女的形象在民族危難一旦降臨,他們挺身而出,堅毅沉著而又忘我地成為獨立支撐的大柱。看到四面牆的院子外面的世界,把無私的關懷與愛由家庭擴展到整個國家和民族。還有詩人錢默吟也是這樣一個理想的市民形象。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些人物的出現,標志著老舍的創作隨著時代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二)與同時代的京派代表作家沈從文關於城市文明並與人性關系的比較。老舍和沈從文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學第二個十年中兩位很具代表性作家。由於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和共同關注城市文明病和人性關系的闡述者的角度,二者具有很好的可比性,從而我們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老舍作品中文化反思與眾不同之處。
從所描寫的作品中的人物而言。老舍筆下有一種屬於城市地層的貧民的形象,這里有洋車夫祥子、老馬、小崔、老巡警、拳師沙子龍、剃頭匠孫七、妓女小福子、老人方寶慶和小文夫婦等等。這個形象系列集體體現了老舍與下層人民深刻的精神聯系。而以表現湘西人民特異「生命形式」小說成名的作家沈從文的筆下這是他故鄉的農民、兵士、終生漂泊的水手船工,吊腳樓的下等娼妓、以及童養媳、小店伙計等等,都一律懷有不可言說的同情和關注。
以老舍的《駱駝祥子》來說,主要是一個來自農村的純朴的農民與現代城市文明相對立所產生的道德墮落與心靈腐蝕的故事。「一個拉車的吞的是粗糧,冒出來的是血;他要賣最大的力氣,得到最低的報酬,要立在人間的最低處,等著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打擊。」祥子作為一個獨立的勞動者的「善良願望」的毀滅,是有社會原因的,是二三十年代那個動盪的社會為背景,是的祥子的悲劇有了社會批判的內涵。同時也揭示了祥子自身的固有的缺陷。他不合群、別扭、自私死命要賺錢「不得哥們」。這一切決定了他的孤獨、脆弱最終完全向命運屈服,一步步走向墮落的深淵。
而沈從文筆下的《柏子》以寫妓女和水手蠻強的性愛聞名,從字里行間透出的是哀婉的藝術效果。叫水手的柏子每月一次花盡用性命換來的金錢去與相好的妓女相會,他覺得是滿足,像條隨時可以掀翻的船在無所顧忌的前行而不知不覺,便是有一天受到嚴重的挫折有所悟了,還是脫離不掉生命的「自在狀態」。
對比《駱駝祥子》中的祥子和沈從文筆下的《柏子》中的柏子,我們可以發現:祥子似乎註定被腐敗的環境鎖住而不得不墮落,他想向命運搏鬥而終向命運屈服,他的一切幻想和努力都成泡影,惡劣的社會毀滅了一個人的全部人性最終原因。而柏子這是對一種肯定人的自然和諧、健康的生命,反對人類文明進程中的某種倒退,反對生命的被戕害,將雄壯和柔順集於一身的人性的謳歌。從而我們更能理解老舍筆下的人物,在城市文明病、人性關系中深深的憂慮。這是三十年代,象《駱駝祥子》這樣批判現實同時又試圖探索現代文明病源的作品,是獨樹一幟的。
(三)從老舍作品的「京味」與「幽默」中可以看到對文化反思的痕跡。在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地地道道的「京味」和獨有的「幽默」,這個問題初看起似乎是一個形式的問題。但艘線必須明白的是,情感把握與形式創造的關系:在文文學創造中,情感是推動認識的動力,認識是情感形式的依憑。從內容出發去選者與創造形式,但發揮形式對藝術表現的能動作用,也就是說,當內容確定以後,需要用適合的形式去表達它。形式的完美創造能夠使內容得到深化和升華,或者說形式具有幫助內容生成的作用。正因為這個理論依據,可以說老舍作品的「京味」和「幽默」這個表達形式更加有利、有助於他的文學作品中的文化反思的作用。
老舍聚集其北京的生活經驗寫大小雜院、四合院和胡同,寫市民凡俗生活中呈現的場景、風致,寫已經斑駁破敗仍不是雍熔氣度的文化情趣,還有那構成古城景觀的各種職業活動和尋常事相,為讀者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北京風俗畫卷,畫卷中洋溢著北京味兒,有濃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很高的民俗學價值。正是由於這「京味」作為小說的風格氛圍,又體現了作家描寫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是,對北京文化心理結構的揭示。從而達到與之相應的審美追求,「北京文化」的精魄滲透於老舍的人物刻畫,使得其作品呈現出「連走卒小販全有風度」
老舍作品追求「幽默」,也同樣打上「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更內蘊的「京味」。老舍的幽默具有兩重性:當過分迎合小市民趣味時,就流入為幽默而幽默的「油滑」,這主要表現在老舍的早期創作中。但是從《離婚》開始,老捨得之於北京市民趣味的幽默找到健康的發展方向:追求更加生活化,在庸常的人性矛盾中領略喜劇的意味,諧而不虐,是幽默「出自事實本身的可笑,而不是從文字里硬擠出來的」,追求更高的視點,更深厚的思想底蘊,是幽默成為有溫情的自我批判,追求藝術表現上的節制和分寸感。產生喜劇和悲劇,諷刺與抒情的滲透。這種結合獲得了一種豐厚的內在藝術力量。從而使他的作品中市民世界的表現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寫出「簡單的、有力的,可讀的而且美好的文章。」做到把語言的通俗性與文學性統一起來,做到干凈利落,鮮活純熟,平易而又粗俗,精製而不雕琢,在使用的語詞、句式、語氣以至說話的神態氣韻,都有獨特的體味和創造,又隱約滲透著北京文化的氣息。
總之,老舍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激進的新文化運動,甚至對「五四」運動也採取旁觀的態度,還與二三十年代時代主流保持一些距離,在創作上也表現出不苟時尚的自足心態但絲毫不影響他是一位真正試圖在文學創造中超越一般感時憂國的范疇,取用文學手段探索現代文明的病原,第一個把「鄉土」中國社會現代性變革過程中小市民階層的命運、思想與心理通過文學表現出來並獲得巨大成功的偉大作家。在他的筆下許許多多的具有鮮明個性的人物,勢必列為我國現代文學史人物形象走廊之中,老舍也將留下不可磨滅的影響。他被認為是標志我國現代小說(主要是長篇小說)在民族化和個性化追求中取得重要突破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