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主義小說評論

㈠ 簡析魯迅的現代都市小說

魯迅作為中國現代文化戰線上的主將，與現代傳媒有著非常緊密的關系。可以說，現代傳媒是魯迅先生進行戰斗的主要陣地，特別是報刊，構成了魯迅先生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魯迅先生一生受現代傳媒的影響很大，不僅密切關注著革命的和進步的報刊宣傳工作，也對當時形形色色的各種反動報刊作過無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對當時各種新聞現象進行過獨具特色的解讀和評價，並在報刊上發表了大量作品。是現代傳媒，促進魯迅先生的創作，並讓魯迅先生的作品家喻戶曉，確立了魯迅先生在文壇上的地位。
一、現代都市傳媒催生魯迅先生的不朽作品
現代社會與古代、近代社會的區別之一，是工業的發展而導致城市，特別是大都市的形成。城市在社會生活諸多領域內擁有製造信息和發布信息的權利，為現代傳媒的產生提供了土壤，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網路等就應運而生了。在現代社會歷史進程中，現代傳媒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麥克盧漢認為，「媒介是社會的先鋒」 ① ，「使事物所以然的動因」②，把媒介視為推動人類和社會進步的力量。胡適也曾說過，「如果沒有《新青年》同人的組織，倘若沒有他們這一班人的提倡，白話文學的運動至少要推遲幾十年」③。
毋容置疑，報刊對於近現代中國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民國初期，陳獨秀說：「我辦報十年，中國局面全改觀。」這實在不是自誇之詞！新文化運動自媒體起，《新青年》及其背後的魯迅、胡適、陳獨秀等巨子，站在了當時社會最風雲激盪的思想旋渦之中，而他們之所以能對社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與報刊有著非常緊密的關系。因為，在魯迅先生生活的年代，報刊是當時的主要媒介。魯迅先生的不朽作品，就是「聽將令」而為進步的現代傳媒創作的。
在《〈吶喊〉自序》中，魯迅先生曾說起他的創作經過和緣由。《新青年》編輯金心異（錢玄同）來拜訪魯迅，與魯迅先生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談話：
「你鈔了這些（指古碑）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到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為著「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魯迅終於答應「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不可收拾。」④
從這段著名的談話可知，促使魯迅進行新文藝創作的是《新青年》。進步的現代傳媒，是催生魯迅的力量。魯迅求學之日起，就受到現代傳媒的影響，如康有為、梁啟超等組織的強學會《中外紀聞》、《強學報》等。到日本留學後，更廣泛地接觸了各種傳媒。經過長期的思想、文學、社會等方面積累，一旦遇到符合魯迅文學、人生理想的傳媒，在文學革命形勢的召喚下，魯迅終於「聽將令」而厚積厚發，「一發不可收拾」地創作了大量的不朽作品。據統計，魯迅一生共在《晨報》、《京報》、《申報》、《世界日報》、《中華日報》、《國民新報》等15家日報，《新青年》、《語絲》、《作家》、《文學》等78家期刊，以及《現代中國》、《國際文學》等9家外文報刊等103家報刊發表過742篇文章。是報刊，催生了魯迅先生的創作，讓國人認識了魯迅，讓魯迅的名字和作品傳遍了中國和世界。
提起魯迅，就不能不提他的雜文。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一部「史詩」，它不但記錄了魯迅一生戰斗的業績，同時也記錄了魯迅那個時代中國的思想史和文化史。而魯迅的雜文，又是為了適應報刊的需要而寫成的，也就是為了配合形勢發展的需要、革命斗爭的需要而創作的。
二、現代都市傳媒為魯迅先生在文壇地位的確立提供了陣地
戰士的陣地在哪？在戰場；魯迅的陣地在哪？在報刊。魯迅一生中給敵人大量的匕首和投槍是從哪裡射出的？也是報刊。報刊是魯迅進行戰斗的主要陣地，也構成了他的主要文化生活環境。
（一）現代都市傳媒為魯迅作品提供沃土和園地。
魯迅的大量作品往往先在報紙雜志上發表，然後編集出版。其單篇作品大多發表於北京、上海兩地報刊，也有偶發於其他地方的報刊，如天津的《天下篇》。報紙副刊是魯迅發表文章作品的主要園地，為魯迅雜文的發表提供了平台，為魯迅作品提供沃土和園地。
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是中國新文學的偉大豐碑，也是國際公認的世界名著，最初便是在《晨報》副刊上連載後轟動全國的；魯迅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也是中國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標志著中國小說的發展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是報刊，讓人們認識魯迅，了解魯迅，認同魯迅，進而尊崇魯迅；是報刊，讓魯迅的名字深入人心，為魯迅小說的價值及其在文學革命中地位奠定了鞏固的基礎。
（二）現代都市傳媒讓魯迅先生的作品迅速傳播並產生廣泛影響
1、魯迅生活的時代現代都市傳媒比較發達，為他作品的快速傳播提供了可能
清朝末年，因革命形勢風起雲涌，迫切需要輿論的配合。民間報刊隨之而產生，最早是同治十二年在漢口出版的《昭文新報》，「後此，《時務報》與《時務日報》等接踵而起，一時報紙，興也勃焉」。⑤ 「舉其著者，如長沙之湘學會、時務學堂……等，尤其不可以計數，而每會必有一種出版物以發表其意見。於是維新運動，頓呈活躍之觀，而雜志亦風起雲涌，盛極一時。」⑥據戈公振統計，比較知名的日報光上海一市就有《蘇報》、《中國公報》等42種，雜志有《農學報》、《國粹學報》、《進步》等46種。北京、廣州、天津、長沙等地也有各種各樣的報紙雜志。幾乎與此同時，科學技術迅猛發展，電子傳媒也應運而生。1922年底，美國記者奧斯邦在上海開辦「中國無線電公司」，成為我國境內的第一座電台。 1926年10月1日，國人自辦的第一座電台——哈爾濱廣播無線電台正式開播。 1928年8月1日，國民黨的中央廣播電台開始播音。1924年，英國人貝爾德發明了最原始的電視機，用電傳輸了圖像。1905年第一部中國電影《定軍山》誕生，此後電影業發展較快 ，特別是20年代後的大都市上海，電影更成為一種時尚。
早在1923年，陳獨秀就敏銳地指出白話文運動發生的原因在於「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⑦近年來，在考察五四運動或者說「新文學」的發生時，已經有不少研究者開始注意中國民族工業的勃興、現代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現代印刷出版業的發展、現代都市傳媒的興起以及現代市場的形成等等現代性因素所構成的特殊歷史條件。魯迅有幸，他生活在一個現代媒介比較發達的時代，報刊、書籍、電台、電影等給魯迅提供了最快捷、最廣泛的信息，從而為他提供了大量的創作素材。
也正是蓬勃發展的現代都市傳媒，讓魯迅先生的作品家喻戶曉。人們對魯迅作品的逐步認識，對魯迅這位偉大人物的逐漸了解，就是從報刊開始的。魯迅自從在《新青年》上發表作品《狂人日記》和隨感錄後，開始享譽中國文壇。中國先進思想界、文化界、革命界就對他表示擁護、愛戴和崇仰，認同魯迅先生的作品是帶有先進性的。而他的對手和敵人也是通過報刊認識了魯迅的作品，從而認識了魯迅。
2、對魯迅在報刊發表作品的反響和評論，確立了魯迅在文壇的地位
魯迅先生的文章在報刊發表之後，引起了各界激烈的反響和評論。對於魯迅作品的反響和評論，最早見於正式出版物的是1913年4月《小說月報》第四卷第一號上，作了十處隨文評點和「焦木附志」。誠然，惲鐵樵對魯迅所寫的小說《懷舊》所作的評點和附志，還比較幼稚，不能作為魯迅研究學術史的起點。但我們可以從中窺見到，魯迅的作品一發表，傳媒就給予了關注。魯迅的《狂人日記》和隨感錄在《新青年》發表後，1919年2月1日初版發行的《新潮》第一卷第二號，有一篇署名記者《書報介紹》的文章，首次提到魯迅的作品：「就文章而論，唐俟（魯迅發表隨感錄時的筆名）君的《狂人日記》用寫實的筆法，達寄託的旨趣，誠然是中國近來第一篇好小說。」⑧這段評論，肯定了魯迅先生的創作「是中國近來第一篇好小說」，從而奠定了魯迅先生在現代文壇的地位。
1923年後，對魯迅的作品出現了比較完整、具體的綜合性評論。1923年8月，魯迅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吶喊》，對魯迅小說的評論達到了高潮。同年8月31日，上海《民國日報》副刊刊登了《小說集<吶喊>的出版消息，稱贊《吶喊》是「在中國底小說史上為了它就得『劃分時代』的小說集」 ⑨。而真正有份量的評論是10月8日，茅盾以沈雁冰名義在《時事新報》副刊《文學》第91期發表的《讀<吶喊>》一文，他在文中談了讀者讀魯迅先生的小說《狂人日記》、《阿Q正傳》時的新奇感受和魯迅小說在青年中的廣泛影響。
而對魯迅先生作品特別是雜文的爭論，為魯迅先生的作品傳播開辟了一條更寬廣的道路。由女師大風潮所引起的魯迅和「現代評論派」的論戰，因革命的本質問題而導致的魯迅與創造社、太陽社的論戰，還有魯迅與新月社、「第三種人」以及「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戰，等等。這些論戰不僅在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學史，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且在魯迅自身思想的發展上，也是重要的一個環節。「這場論戰引發了魯迅的很多思考，使他產生了一系列的作品，如《朝花夕拾》，《野草》，《彷徨》的後半部，以及《華蓋集》、《華蓋集續編》里的雜文，實際上構成了魯迅創作的一個高潮。」⑩
現代都市傳媒對魯迅先生作品的反響與評論，讓魯迅的作品在群眾中特別是進步青年當中傳開來，確立了魯迅在文壇上的地位。
三、魯迅在險惡的斗爭環境中把現代傳媒的作用得到了應有的發揮
作為中國現代文化戰線上的主將之一，魯迅與報刊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關系。他不僅密切關注著革命的和進步的報刊宣傳工作，也對當時形形色色的各種反動報刊作過無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對當時各種新聞現象進行過獨具特色的解讀和評價，為現代傳媒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
（一）魯迅參與編輯報刊或指導報刊編輯，支持和幫助進步的現代傳媒，發展進步傳媒
1906年，魯迅先生棄醫從文，就是「覺得在中國醫好幾個人也無用，還應該有較為廣大的運動——先提倡新文藝」（《魯迅自傳》手稿，1976年《革命文物》第三期）他「提倡新文藝」的第一個舉動，就是與周作人等籌辦文藝雜志《新生》，盡管後來因資金沒有著落而流產，「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11。但魯迅一生都沒有將這「好夢」忘卻，在創作之餘參與編輯報刊或指導報刊編輯，為現代進步傳媒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他領導、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學團體，主編了《國民新報副刊》（乙種）、《莽原》、《語絲》、《奔流》、《萌芽》、《譯文》等文藝期刊。魯迅在他戰斗的一生中，主編和參加編輯的報刊約二十餘種，支持或投稿的中文報刊近一百二十種。《新青年》、《語絲》、《莽原》、《國民新報副刊》、《未名》半月刊、《奔流》等在當時比較有影響力的刊物，魯迅曾是主編或參與編輯。1934年8月，還帶病編輯《譯文》創刊號，並作《〈譯文〉創刊前記》發表在9月16日的《譯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說：「印了出來給喜歡看譯品的人們作為參考而已。」這間接也為譯文類雜志的出版發行指明了方向。
即使魯迅沒有參與編輯的報刊，但只要是進步的報刊，魯迅都會大力支持。如對副刊的支持，便是重要的一例。我國最早的副刊，是1897年11月，在上海的英國租界內，由英商創辦的中文報紙《字林滬報》的一個名為「消閑版」的副刊。在辛亥革命前後，作為「中國報紙的重要特色」的副刊，被資產階級革命派用來進行革命宣傳；但是，辛亥革命後，由於革命黨人的革命意志日漸消沉，加上袁世凱、北洋軍閥對新聞出版事業的壓制和摧殘，副刊的革命色彩日漸減弱，消閑性重新上升為主流，變為鴛鴦蝴蝶派文學的天下。「五四運動」前後，副刊成為提倡新文化、宣傳新思想和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一些名聞遐邇的副刊，諸如「五四」時期《晨報》的「晨報副鐫」、《京報》副刊、《民國日報》(上海)副刊「覺悟」、《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等，成為當時各家報紙的一大亮點。這些副刊的革新，因為有了魯迅的加入而更加完善。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是中國新文學的偉大豐碑，也是國際公認的世界名著，最初便是在《晨報》副刊上連載爾後轟動全國的。早在1919年12月1日，魯迅先生就在《晨報創刊紀念增刊》上發表了小說《一件小事》。《晨報副刊》獨立發行後，魯迅又在該刊發表了五十餘篇作品，對於中國新文學的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正是因為魯迅，《晨報副刊》成為現代文學發展史上的第一塊重要陣地，它不僅扶植影響了現代文學史上許多作家的成長，同時也影響了現代傳媒的發展方向。
魯迅成為報刊參加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和組織者，體現在魯迅參與報刊的編輯並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宣傳新文化運動。最有名的，便是魯迅對於現代最重要的雜志《新青年》的支持。《新青年》於1915年9月發刊於上海，為陳獨秀所編輯，每月一冊。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也是中國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標志著中國小說的發展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孔乙己》《葯》等優秀的小說，也是發表在《新青年》上的。「五四」後，各地愛國學生團體紛紛仿效《新青年》、《每周評論》，創辦白話報刊，僅1919年就出版400多種，到1920年，連《東方雜志》、《小說月報》等最持重的大雜志，也都採用了白話文。陳獨秀對魯迅在《新青年》當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客觀的評價——
「魯迅先生和他弟弟啟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雖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發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啟明先生；然而他們兩位，都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12」
（二）魯迅對反動當局的文化「圍剿」和新聞封鎖進行不屈不撓的抗爭，揭露、批判反動傳媒的反動本質
反動統治者為了維護其反人民、反社會的統治，總是通過文化「圍剿」和新聞封鎖來隱瞞事實，愚弄人民，麻痹大眾。魯迅生活的時代是一個傳媒較為發達的時代，文化宣傳、新聞報道已成為上層建築中控制、操縱社會意識的得天獨厚的一種意識形態。魯迅在戰斗的一生中，長時間與反動傳媒、文化「圍剿」和新聞封鎖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促使魯迅創作大量的雜文，進行揭露和批判。他曾經指名批判的新聞媒體，約有二十幾種，其中既有《順天時報》、《益世報》等有帝國主義背景的報刊，也有《中央日報》、《時事新報》等國民黨四大家族直接掌握的報刊；既有《社會新聞》、《微言》等國民黨文化特務主辦的報刊，也有《醒獅》、《國魂》等國家主義派的報刊；既有《人言》、《現代》等資產階級高級知識分子主辦的報刊，也有《大公報》、《循環日報》、《武漢日報》等一般的資產階級報刊。同時，對一些內容空虛、低級趣味的黃色報刊、雜志，魯迅一直都進行批評，倡導發展健康向上、凈化人們靈魂的傳媒。
在長期與反動當局的報刊打交道，對它們進行了認真的考察和總結以後，魯迅給出對當時傳媒總的印象式評價：「中國的報紙上看不出實話。」國民黨當局為了從輿論上維護他們的反動統治，他們的報紙和他們所間接控制的報紙，為了欺騙更多的讀者，常常「驅使著真偽雜糅的記事」，抓住一點事實，製造一些謠言，混淆是非。因此，魯迅總結自己看報的兩條經驗並向讀者推薦。一是打折扣對於報上那些以危言聳聽，以美詞動聽，經過粉飾的誇大、裝腔文章，魯迅主張對其內容要打折扣，或打八折，或對半，甚至二折，才可以看出事情的真相來。二是在《推背圖》文中，他提出正面文章反面看，即從反面來理解現在和推測未來，並舉出「近幾天報章上記載著的要聞罷。」魯迅評析說：把客觀公正掛在嘴邊叫得震天響的這一新聞現象本身的出現，就體現出一種主觀目的。「辦雜志可以號稱沒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實這正是圈子。是便於遮眼的變戲法的手巾。」魯迅同時又強調，新聞記者要尊重事實，不能根據自己的主觀好惡而曲解事實。有傾向並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情，「我們不能責備他有圈子，我們只能批評他這圈子對不對。」1931年2月7日夜或8日晨的左聯五烈士的被殺，「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願，或不屑載這件事。」《晶報》、《現代》、《人言》等報刊對當局的禁止刊物、殺戮作家不置一詞，卻以莫須有的罪名對革命作家進行陷害、污衊和侮辱。這樣的新聞媒體，魯迅將之歸入到幫閑刊物之列。為了提高讀者對這些刊物的辨別力，魯迅撰寫了《二丑藝術》予以揭露和剖析：「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依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頭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著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傢伙，這回可要倒霉哩！」魯迅指出，林林總總的刊物中，就總有幫閑性媒體的存在，只要讀者留心觀察，就可以識別出來：「我們只要取一種刊物，看他一個星期，就會發見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頌揚戰爭，忽而譯蕭伯納演說，忽而講婚姻問題；但其間一定有時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對於國事的不滿：這就是用出末一手來了。」13魯迅就是通過這樣的「照妖鏡」，把反動刊物的本質顯現出來。
《語絲》曾經是進步刊物，也花費了魯迅不少心血，後來因為編輯地位、思想發生了變化，拾起自己反對過的現代派「正人君子」的衣缽，或明或暗地攻擊、排斥異己，「對於社會現象的批評幾乎絕無，連這一類的投稿也少有」14，已經喪失了「毀壞舊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裡面所藏的舊物來的一種突擊之力」15，1930年2月，魯迅寫了《我和〈語絲〉的始終》載在《萌芽月刊》上進行批判，文章發表後僅一個月，《語絲》周刊出至五卷五十二期便自動停刊。
（三）魯迅把在報刊發表文章作為一種社會責任和革命斗爭的重任，從而做到「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媒介就是一個風向標，它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一個媒體的觀點和義務，更多的還是肩負著正確導向輿論，承擔社會的責任和使命。在魯迅來說，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是出於一種社會責任，一種喚醒民眾沉睡靈魂的責任感。魯迅的許多作品，表現了他強烈的時代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他把發表文章當作和反動派斗爭的武器，當作喚醒民眾的良葯，其目的就是「利用一切機會，打破包圍著我們的黑暗和沉默」。正是這種責任感，促使魯迅終生筆耕不輟。
魯迅一生在國內主要在紹興、南京、北京、廈門、廣州和上海幾個城市生活過。每到一地，他都十分關注媒體，關注輿論，從而了解社會，了解中國的現狀與將來。在紹興，他支持越社青年辦《越鐸日報》監督紹興軍政府；在廈門，他支持並指導廈門大學文藝青年創辦「泱泱社」和「鼓浪社」，親自為其社刊《波艇》、《鼓浪》審稿、改稿，指導編印，還為《波艇》創刊號撰寫了《廈門通訊》；在廣州，魯迅先生雖然只待了短短的8個月時間里，但在《黃埔生活》、《民國新聞》等報刊上發表了一批極有分量的文章，如《革命時代的文學》、《慶祝滬寧克福的那一邊》、《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系》等。
在北京和上海這兩個主要的居住城市，魯迅更是充分發揮了現代傳媒的作用，利用雜文作為主要武器進行了堅韌的戰斗。李浩在《都市憧憬與鄉村羈絆》中指出：「魯迅以雜文來表達他的文化理想，雜文的社會效用則是通過報刊這一大眾傳媒完成的。報刊是市民社會中人們的主要交流工具，中國現代思想的傳入就是通過報刊書籍來實現的。」16從五四時期開始，魯迅就用雜文的形式與反對新文化的各種不同的論調進行斗爭，但那時他還是不自覺的。到了後來，有些人開始嘲笑他是一個「雜文家」，他才更明確地意識到「雜文」的力量，並且開始自覺地從事雜文的創作。據統計，魯迅的雜文曾刊載於國內外一百多種報紙雜志上。魯迅說，雜文是「感應的神經」，它能夠「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從而為新文化、新思想的發展在舊文化、舊思想的荊棘叢莽中開辟出一條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夠存在，能夠發展，能夠壯大。從1933年1月底至1934年8月，魯迅在這「中國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在經過革新的《申報》副刊《自由談》上，變換五十多個筆名，發表了一百三十多篇文章。這個數目，在魯迅雜文中佔了五分之一。鑽過森嚴的文網，在一份日報上接連不斷地發表這么多充滿戰斗性的雜文，在中國現代革命史和文學史上沒有第二人。從1918年9月15日在《新青年》「隨感錄」專欄發表《隨感錄二十五》起，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所寫的未完稿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魯迅一生共創作雜文700多篇，約135萬字，在其170萬字的全部著作中，占將近百分之八十。這些文字收入了《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等15部雜文集里。在這15部雜文集中，辛亥革命，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社會上發生的重大事件，革命運動、黨派之爭、民生疾苦、文化爭端……幾乎全部生動地反映在他的雜文里。魯迅用手中的筆，對一些文化現象和不同階層的一些人物的無情揭露，憤怒控訴，尖銳批判，辛辣諷刺，痛苦吶喊，親切鼓勵，熱烈贊頌。魯迅的雜文，豐富了報刊的內容，也使報刊具有了革命性和戰斗性。
文化大師是思想界、文藝界的先行者，大眾傳媒與文化大師密切聯系，將先進文藝作品和思想廣泛傳播，影響社會，提升民眾素質，從而達到改造國民的目的。在文壇享有崇高聲譽的魯迅，他的一生，與現代傳媒特別是報刊有著不解之緣。現代都市傳媒，是魯迅先生進行創作的動力，並為魯迅先生發表作品讓人們了解魯迅提供了平台，更是魯迅先生一生主要的戰場和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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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求推薦西方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品

卡夫卡的《變形記》，海明威的《老人與海》，艾略特 《四個四重奏》
《了不起的蓋茨比》不錯，有拍成電影，萊昂納多主演

㈣ 對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浪漫主義的看法急需！！！至少一千字！！謝謝！！！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一個令人深思而又為研究者長期迴避不談的理論之謎，這就是現代浪漫主義文學的過早夭折。新時期以來，由於文學的主體性與人的精神主體性逐漸得到強調與走向深層的認識，這個文學史之謎也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很突出的問題擺在研究者的面前，需要闡釋與破解。羅成琰《論五四新文學浪漫主義的興衰》、王富仁、羅綱《前期創造社與西方浪漫主義美學》等論文的發表，率先在現代浪漫主義文學領域中進行了理論探討。首先，它們翔實考訂了現代文學史尤其是五四文學運動中的確出現過浪漫主義文學，它們有自己的理論主張、美學體系以及獨特的創作風格、題材興趣，因而浪漫主義在中國現代不僅是作為一種具體的創作方法，而且是（甚至可以說主要是）作為一種具有廣泛意義的文學思潮而存在，並對社會產生影響。其次，他們充分估價了浪漫主義文學思潮的興起，對中國新文學的發展所起到的積極作用。第三，他們也注意到了浪漫主義思潮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的不正常現象，對這一歷史現象的成因作了說明。由於這些研究者的努力，現代文學學科領域中關於浪漫主義文學的認識，較之建國以前與建國以後的幾十年中，確實有了相當大的提高。浪漫主義文學思潮以及主要作家作品堂堂正正地回到了文學史研究的視野中；浪漫主義文學過早夭折也理所當然地成為人們可以暢所欲言、公開討論的一個尖銳的理論問題。
確實，浪漫主義思潮早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就已在中國濫觴。林紓翻譯西洋小說以司各特為其重點。梁啟超編譯的西洋政治小說充滿了傳奇與烏托邦色彩。曼殊大師崇奉雪萊拜倫，不僅翻譯過他們的代表作，而且所創作的小說以其超塵脫俗的高妙理想，凄艷婉麗的情感纏結，開了現代浪漫抒情小說的先河，以至有人認為曼殊「以老的形式始創中國近世羅漫主義文藝」，「跳了一個大的間隔，接上創造社羅漫主義運動。」①五四新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大師魯迅在留學日本的青年時代，所推崇的全是浪漫主義作家，不僅大力鼓吹拜倫、雪萊等「立意在反抗，旨歸在動作」的惡魔詩人，他所譯述的《斯巴達之魂》取材異國，意想淋漓，情思激昂，洋溢著充沛的浪漫情調。本世紀初文學浪漫思潮的濫觴，無疑與舊民主主義革命呼喚勇毅精神、沉宏人格與激烈飛揚的愛國情緒這一時代要求有關。
五四文學革命運動開始，與整個文化思想啟蒙運動的基本精神相似，科學意識與理性主義在文學思潮中處於主流地位。五四時期「問題小說」的隆盛便是科學意識與理性主義介入新文學創作的結果。它一方面加強了文學與現實社會的聯系，一方面也疏遠甚至抑制著文學與個人精神世界的融通，個性解放這一新文化運動的基本主題在新文學中得不到具有強大沖擊力與突破性的展現，於是就有了創造社的「異軍突起」。這一批主要是以留日學生為主體的文學青年，崇尚天才，謳歌創造，鼓吹靈感，禮贊自然，拒絕平庸，蔑視一切陳規陋習，也蔑視整個社會對他們的壓抑。他們在藝術創作上一切聽從自然心靈的聲音，一切聽任精神擴張的需求，情感的放縱，想像的飛騁，意識的奔突，以及個體心靈毫無遮攔、毫不羞怯的自白，成為他們創作的本質特徵。而且他們一進入新文壇便弘揚起「表現說」的大旗，與文學研究會的「忠實反映說」相抗衡，造成一種雄視千古的理論氣勢。在創造社周圍的文學團體如彌灑社、沉鍾社等亦深受其影響，一時間使二十年代初期的新文學陣營顯得熱鬧空前，異彩紛呈。創造社的崛起是富有挑戰意味的。它一方面往上承接了本世紀初由梁啟超、蘇曼殊、魯迅等掀起的浪漫主義思潮的濫觴，一方面對以胡適等為代表的新文學初期的實用理性主義的瑣屑直露作風進行了強有力的反撥。在胡適以及文學研究會諸作家那裡，人的主體性的弘揚大抵是停留在知性層面，以現代科學的方法與建築在自然科學的基礎上的現代理性主義去分析、解釋世界，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但這些價值體系是在人的認識能力可及之內的，而對人的經驗范疇之外、人的認識能力尚不能達到的事物則迴避不顧。創造社在美學原則上把感性強調到十分突出的地位，從而使新文學中人的主體性由跛足的發展完善為全面與整體的發展，五四新文學人的解放的主題也就在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思潮的互補中得到由外及內、由淺入深的充實與豐富。很可惜的是，這股浪漫文學思潮僅僅持續了不上十年的時間，二十年代末期以後，整整二十年的現代文學史上，浪漫主義文學思潮除了在個別作家那裡（如徐yú＠①和無名氏）留有某些遺風余緒外，作為一種與現實主義頡頑的思潮已不復存在。代替浪漫主義名詞的只是關於想像、傳奇與誇張等等具體的創作方式與技巧罷了。
為什麼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在中國新文學史上象沖天的爆竹，亮出一個美麗燦爛的煙花之後，便再也不見蹤跡？浪漫主義文學的一蹶不振對中國新文學的發展究竟是值得慶幸的好事，還是必須引以為鑒的教訓？
在這些問題的研究上，我們也注意到了新時期十年來一些研究者觀點以及研究方式所發生的變化。其中具有傾向性意義的，第一是在浪漫主義文學消逝原因尋覓方面由外在和表層向內在與深層的轉變。在八十年代初期，有的論者在分析五四新文學浪漫主義思潮的衰落原因時，首先著眼於社會根源的探討，認為其興在於五四時期中國民族資本獲得較大發展，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十月革命展現出新世紀的曙光，這個新舊交替的時代本身就充滿理想與高昂的情緒，具有浪漫性質；而其衰頹則是「五四運動過去了，人們所面對的現實仍是黑暗和嚴峻。這時，美妙的理想、憧憬已成為海市蜃樓，……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和相互關系，不得不開始更清醒地觀察現實，剖析現實，批判現實…」②即使談到文學思潮自身的原因，其著眼點還是在於指出五四中國新文學的浪漫主義思潮所承繼的歐洲近代浪漫主義本身是資產階級走向衰落腐朽時期的精神產物，對以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需要並不十分切合。八十年代後期，研究者開始轉向浪漫主義思潮的倡揚者與弄潮兒們自身的文化心理結構與思維方式等內在與深層因素的探討，有的論者在分析浪漫主義思潮中一個最重要的主題即個性解放為什麼會逐漸淡化時，就尖銳而獨到地指出了中國傳統的群體意識對作者思維方式的制約，以及家族社會中成長的中國作家害怕孤獨、逃避自由的心理機制。第二在明確浪漫主義文學的藝術功能時觀察視角由純粹的政治功利視角擴展到了藝術與文化發展自律性的本體視角。在新時期初始，論者大都從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政治革命的密切關系出發，指出在二十年代末期，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已進入實際的政治與軍事斗爭階段，集體主義是革命斗爭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實事求是是革命斗爭取勝的思維與認知方式方面的保證，所以，五四時期浪漫主義文學鼓吹個性主義，弘揚理想與擴張想像，在反封建道德與美學原則方面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沿著這種思絡推衍過去，浪漫主義文學的消逝就不僅具有了合理性，而且似乎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而近來一些學者則從整個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的自身建構以及藝術在滿足人們的精神生活方面的本體功能著眼，指出浪漫主義文學的早夭對新文學的發展實在是一大損失。這些研究成果的出現，反映了近年來人們對現代浪漫主義文學認識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出學術研究在突破一些理論束縛上所做的努力，對我們檢討現代文學史著中關於浪漫主義文學思潮的有關論述有著很好的啟示作用。
2
理論研究的深入不能說對現代文學史編著完全沒有影響。在建國初期出現的幾部文學史專著中，提到浪漫主義文學時，似乎都有點輕描淡寫，除了郭沫若的詩歌創作之外，象郁達夫、田漢、馮至、馮沅君、廬隱以及沉鍾、淺草、後期創造社諸君與浪漫派淵源甚深的創作，不是被忽略不記，便是被當作現實主義的作品來分析它們對社會之批判，對人生問題之探索。甚至對郭沫若的創作風格也有持異議者，如丁易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中認為：「過去都認為郭沫若是一個浪漫主義作家，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郭沫若作品中是有著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但他生長在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他的浪漫主義就和西歐資本主義文藝中的那種消極的浪漫主義有所不同，他的作品充滿了狂熱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精神，這是一般的浪漫主義所沒有的。這種精神是根源於中國現實社會的，是從現實出發並反映了現實的，因而他的作品雖然有著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但基本精神還是現實主義的。」經過這樣一番描述，郭沫若便成了一位具有浪漫色彩的現實主義作家了。在新時期的大多數文學史著中，象這樣用現實主義去大量侵吞浪漫主義文學版圖的現象基本上得到糾正，浪漫主義作家被比較恰當地歸屬於浪漫主義流派中去。人們在闡述五四時期浪漫主義的影響與成就時，也不再象過去那樣小心翼翼，在總結浪漫主義文學的貢獻時，也不再只是局限於一部《女神》，小說、戲劇等文體創作中的浪漫主義思潮也開始為人所注意。尤其是有些文學史家的視野相當開闊，突破了過去文學史對五四浪漫主義文學研究的就事論事的做法，不僅把這一浪漫主義思潮置放到整個世界的近代文學思潮中加以考察，而且力圖對中國現代浪漫主義文學思潮的基本性質、歷史地位等問題作出理論上的界定。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對以創造社為主體的現代浪漫派小說的興衰流變作了詳盡的分析，並以「新浪漫主義」這一概念來概括創造社的小說創作，標志著學術界對浪漫主義思潮認識的深入。
認識的趨向深入無疑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意識到，現代文學史著對浪漫主義文學的描述有一些多年來形成的思維定勢迄今仍然或明顯或潛在地支配和影響著著述者，甚至也包括不少在文學史編著之外的專門性的學術研究活動。這些思維定勢有的源遠流長，早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壇大反浪漫主義時就已經產生，有的形成於建國初期某些著名文學史家對浪漫主義文學所作出的解釋。幾十年來，在這些思維定勢的導引下，雖然浪漫主義的版圖可能有所擴大，浪漫文學的歷史地位可能有所提高，浪漫主義思潮的美學原則可以部分地恢復名譽，浪漫主義作品的具體分析可能更為深入細致，但所有這些研究成果最終都是歸結到一個當然的文學史結論上去，即現代文學的主流是現實主義。這個結論毋庸置疑是正確的，符合三十年中國新文學發展的實際情況。但是，浪漫主義作為一種人類藝術史上唯一能與現實主義並肩比立的思潮，它除了變格為一種創作方法經現實主義輸入新鮮血液之外，是否還會有自己獨立的人類精神史價值？浪漫主義的興衰更替，除了為現實主義的勝利作出注腳之外，它是否還會有自己獨特地發展規律和不可替代的歷史意義？在已經形成的文學史思維定勢面前，這些問題是不可能被回答的。所以，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在文學史上的面貌的真正改觀，僅有一些具體問題的深入還遠遠不夠，還必須進一步檢討和重新估定那些思維定勢的作用。在此我們列舉三條，以供思考。
一是黑格爾式的正反合三階段論。這種立論在蔡儀的《新文學史講話》中表現得最為典型。蔡儀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創作方法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在新文學運動之初主要是現實主義，因為資產階級是微弱而軟弱的，對於前途沒有光輝理想與堅強信心，不可能發生浪漫主義運動；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覺醒之初，由於他們日趨零落的社會生活，對現實認識得比較清楚與深刻；而參加運動的無產階級本身具有實事求是精神，因而新文學運動開始就先走向了現實主義道路。但這時的現實主義由於過於注重客觀與忠實的觀察，在本質上屬於舊寫實主義。五四時代以後，新文學陣營的分化，使其只剩下了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看不到無產階級革命力量的發展，普遍感到苦悶，一部分偏重深沉理智的作家仍堅持用寫實主義考察這苦悶的蹤跡，另一部分偏重熱情與感性的作家則要求突破這苦悶的陷井，於是出現了浪漫主義。它的出現以其熱情大膽和主觀渲泄構成對前期寫實主義的客觀性質的反動，同時，又以其沖決黑暗、抗議社會、批判人生、謳歌理想的革命精神與寫實主義形成互補。到了二十年代，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興起，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誕生，這一方法繼承了五四新文學現實主義的為人生的態度，揚棄了它的純客觀的觀察態度與灰色的描寫格調；繼承了浪漫主義表現理想、憧憬未來的革命精神，又揚棄了它的空泛虛幻。現實主義為正題，浪漫主義為反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合題，是對這二者的更高意義上的揚棄與綜合，整個新文學創作方法就是走的「革命的浪漫主義和客觀的現實主義的逐漸改正而走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道路」。蔡儀以治美學著名，從其思維方式與推論邏輯中無疑可見黑格爾辯證法的幽靈。不過，黑格爾的合題是在雙重揚棄之後產生的新的事物，它既不同於正題，也不同於反題。而在蔡儀的合題中，雖然也是雙重揚棄，但實質上是正題在自我揚棄的過程中吞並了反題。這是因為黑格爾的推動正反合這個歷史過程的終極理念是一個未知物，也就是上帝的看不見的手，而蔡儀的正反合思維過程的預設前提卻是很明確的，即就是文學的現實主義正宗論。這一思維定勢有其辯證之處，它確立現實主義的正宗地位，卻並不完全否定或排斥浪漫主義的歷史作用，因而其影響力也就尤其深遠與潛在。
二是緣木求魚似的向浪漫派文學尋求現實主義因素。象丁易那樣乾脆把創造社的浪漫主義說成是有浪漫色彩的現實主義當然只是個別的極端例子，但是，煞費苦心地為那些後來成為革命作家或進步作家的浪漫派們辯白則是十分普遍的，幾乎迄今尚沒有哪一部文學史著能夠真正擺脫這一思維定勢。這一定勢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當文學史家在述介浪漫派的文學主張時，只要主張倡導者後來氣節很好，品行俱佳，那麼，文學史家們便會急急忙忙地聲稱，在他們的浪漫派主張中包含著現實主義的因素，它們的基本精神是與現實主義相通的，如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談到關於創造社的歷史地位要弄清的三個問題，其中有兩個即是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並非水火不容，創造社既主張藝術本身無所謂目的，但同時又強調文學的時代使命等等。另一方面，在分析浪漫派作家作品時，文學史家往往把主要視線放到從作品中去挖掘作品內容與現實社會的關系，如林志浩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首先就明確肯定，「創造社的作品也大都是植根於現實人生的，無論是郭沫若的詩，郁達夫的小說，都顯示出他們對於時代與社會的熱烈關切，對於舊社會的不同的程度的憤怒和反抗」。為了具體說明這一點，編著者在論述郁達夫的創作時只選擇了《沉淪》、《春風沉醉的晚上》與《薄奠》三篇作品。而談《沉淪》重點在指出作品中的反帝愛國熱情，對主人公那冰涼徹骨的孤獨言之甚約。談《春風沉醉的晚上》重點在揭示作者對階級對立的認識與對勞動者的同情，而對作者的「情慾凈化」主題避而不談。浪漫主義並非虛無主義，也不是遁世主義。浪漫主義作家的主觀感情，個人理想，乃至他們的烏托邦似的夢幻，都是與現實社會有著或緊密或鬆散，或切近或疏遠的關系，無論是哪一種浪漫主義，研究者如果執意要從中尋求對社會現實的折射或反映，都不會空手而歸的。因而文學史家對於浪漫主義的研究其側重點不是浪漫主義者眼中的現實本身，而是浪漫主義者用何種獨特的方式去表現或折射現實（包括物質的現實性與精神的現實性）。文學史家舍棄後者而執著前者，無異於緣木求魚，難得切中肯綮。這種思維定勢的形成其心理症結還是現實主義正宗論，似乎只要證明了浪漫主義者也關注現實，表現現實，這個浪漫主義也就是進步的革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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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談談你對現代主義文學的認識

現代主義是由許多具有現代主義創作手法派別匯成的一股文藝思潮（包括美術、音樂、戲劇和建築等等）。
這種流派的產生有它的歷史和地域因素：現代工業的興起，涌現出一批中產階級，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疏遠，冷漠，孤僻，社會變成了一種異己的力量，作為個體的人感到無比的孤獨。兩次世界大戰，人類歷史上出現了用人類發明的槍支彈葯屠殺自己的同類，西方的什麼自由、博愛、人道理想的觀念被戰爭蹂躪得體無完膚，西方的文明被拋進了一場深刻的危機之中，現代主義就在這樣的條件下誕生的。
現代主義的派別很多，有表現主義，未來主義，象徵主義，意象派，意識流，黑色幽默，存在主義，荒誕派戲劇，新體小說，魔幻現實主義等。主要作家有：托.馬爾斯曼，卡夫卡，薩特，加謬，貝克特，馬爾克斯等等。
現代主義的審美意識有著復雜的傾向。許多作家對丑和惡採取憤怒的態度表現在作品裡。他們認為，個人無法改變世界，因此在作品裡表現出頹廢或玩世不恭的傾向，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這些作家傾心表現荒謬、混亂、猥瑣、邪惡、醜陋等意識，使作品中的場景總有夢魘的特徵。他們的理由是表現「誠實的意識」。表現「誠實的意識」是現代主義文學的基本精神。他們肯定美好的東西的存在，但他們又不願意用那種雖然極為善良卻是非常簡單的眼光來認識這個世界，社會的不完美和惡勢力的存在，給人類帶來了災難。如果還用一種正直善良的眼光把這個世界說得如何善美，即使不是有意的，至少是無力把握現實的結果，有什麼真實可言呢！所以現代主義強調「從著魔狀態下清醒過來」，是「天真狀態的結束。」
在真善美的觀念上，現代主義與傳統的柏拉圖美學觀念有著明顯的差別。柏拉圖認為：真和善都是美的；但在現代主義眼裡，真善美並不是必然統一的整體，美和善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丑和惡都是與美和善相反的，但可以是真的。問題在於用怎樣的態度觀察這個世界和人，怎樣估計「真」的原則對文學美學價值和認識價值具有意義。從方法論上看，現代主義作家注重人的自身認識，「認識你自己」。哈姆雷特說過：「人是一件多麼了不起的作品！理性是多麼高貴！力量是多麼無窮！儀表和舉止是多麼端莊！多麼出色！宇宙的精華！萬物之靈長。」
在形式上，正如索爾.貝婁所說：「奇特的腳穿奇特的鞋」。所以說，現代主義在形式上千變萬化，沒有固定的形式，與傳統的文學比較，它的特點是故意打破時空順序，大量運用夢境，心理時間，黑色幽默及魔幻、意象、象徵和意識流等手法去表現生活和人的性格。他們認為，作為傳統的現實主義再也無法深刻地表現現代人復雜的生活經驗和內心體驗，人的個性從集體意識中解放出來，只有用這種方法才能更深刻更准確地把人的個性和復雜的心理體驗表現出來，傳統的白描手法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顯得蒼白無力也無法刻畫現代人的復雜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