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說宜春香質

Ⅶ 《宜春香質》真的是明朝人寫的嗎

《宜春香質》是明朝人寫的。這本書是明代醉西湖心月主人創作的小說集，作於明崇禎年間。

《宜春香質》分風、花、雪、月四集，每集五回，前有圖，回後有自評及芙蓉僻者、般若天不不山人評。小說專寫同性淫亂，故事曲折離奇，因果說教色彩濃重。

作者開卷曾明言其創作主旨，是為「盪情」者做成，並厲言正色以因果論教，然而以其主要篇幅寫同性行為肆意渲染，繪聲繪色，其儆戒之意，遂淹沒殆盡，而對低級情趣的津津樂道，卻躍然紙上。

《宜春香質》有許多素材來源於白話小說《濟顛羅漢凈慈寺顯聖記》《封神演義》《八仙出處東游記》《錢塘夢》，及中篇傳奇小說《尋芳雅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等，且在情節構思與敘事體制上受到此類小說的影響。

《宜春香質》花集已寫到鐵一心因遼陽失陷而避地山東，知書亦作於崇禎年間。

全書分為風、花、雪、月四個部分，風集開頭就表明了作者的創作主旨：即為了儆戒「盪情」者，使其「悔禍而改過」，他認為：「有情而可以為善；無情而可以為不善；降而為盪情，則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矣。

世無情，吾欲其有情；舉世溺情，吾更慮其盪情。」這說明在對待「情」的問題上，作者採取的是中庸的態度。面對明末社會現實，他「更慮其盪情」，他說：「情至於盪，斯害世矣。盪屬於情，並害情矣。情既受害，始也世受其愚，終焉身任其咎。

試看從來水性楊花，朝三暮四，有一獲令善者否？」但是，由於「舉世人如斯」，他無法指責，所以他只能作小說，「試舉一人以為模樣，令千萬人觀之，能目而寒心，悔禍而改過。」這就是全書的創作主旨。

《宜春香質》作者：

醉西湖心月主人，明代人。又號西子湖伏雌教主、筆耕山房主人，其真實姓名及生平不可考。

現世存有其小說《弁而釵》、《醋葫蘆》、《宜春香質》。根據作品及自序醉西湖心月主人及為此三書出版書社筆耕山房掌櫃，三書均為自著自刊。

Ⅷ 宜春香質的內容簡介

台灣學者陳溢源有關《宜春香質》評價
《宜春香質》從反面人物人手，強烈譴責孫義（《風集》）、單秀言（《花集》）、伊自取（《雪集》）等人的朝三暮四、見利忘義，乃有被踢打、抽腸致死，或罹患瘡毒自盡而亡的悲慘下場，看似男同性戀者警歌，其實旨在責備下層孌童小官的不夠貞節，並末改變作者對於上層文土相狎、蓄童的贊賞；《月集》甚至史無前例地幻想出一個全為男子的宜男國，作為男同性戀者的理想國度，讓容貌醜陋的男主角鈕俊從夢境中容易抵達這個男性樂園，還憑著美貌獲選狀元，又被冊為正官娘娘，國王不僅為他改元「俊」元年，甚至在國之將破時，還對他說出：「得卿白首，為田舍翁足矣！何用天子為?」這般「不愛江山愛同志」的恩愛話來。簡直要羨死此道中人！
比起《龍陽逸史》，《弁而釵》和《宜春香質》中涉及同性戀者的身份更為廣泛，包括朋友、同學、師生、主僕、孌童和嫖客等，但二書寫實程度沒有前者來得高，倒是以其豐富的幻想力，積極地要替男性同性戀者樹立值得效法的楷模，試圖為同好們建造一個突破現實障礙的理想國。
當然，明代同性戀小說家筆下的理想國是談不上自由、平等的人權觀念的，處於社會下層的小官孌童青春短暫，生活經常困頓不堪，飽受凌辱之餘，還得承受來自作者不公的挪揄與譴責。《龍陽逸史》的作者是抱著「雞奸一事，只可暫時遣興，那裡做得正經」（語見第三回）的態度來寫作的，這跟《弁而釵》、《宜春香質》的作者、評者動不動就以情痴、情種來誇贊那些苟且淫奢之徒的筆法一樣，都欠莊重與客觀。清朝康熙年問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二數落一批「流毒無盡」的色情小說後，特別點名批判「《宜春香質》、《弁而釵》、《龍陽逸史》」是「更甚而下者」，悉當焚毀，以快人心，可見這三部明代同性戀小說專集並末獲得讀者的認同。 這是農雪玲發表於《明清小說研究》2003年第3期總69期【奇情世界裡的擻急與道德—《卉而釵》、《宜春香質》略論】中有關此書總結性評價
作者將美貌視做男子淫慾的根源，他在故事結尾提供了理想中的止淫之法—以宗教的認識抵抗形貌的誘惑，謹防「居心不凈」而發諸行動。但是縱觀整篇，他實際上卻是要以「孽海里風都歷遍」第回末的方式來達到「乾坤袖遁任吾行」，也就是要先縱欲後斂心，而他大寫特寫鈕俊淫亂或遭淫的細節，其實起到的誨淫作用遠遠大於正面意義，以至於不能不讓人懷疑作者的宣言與寫法只不過是明清色情小說慣用的「以淫止淫」的幌子。
《棄而釵》、《宜春香質》出現在晚明這樣一個人慾橫流、異端雜出的時代，不能不沾染上時代的特點，包括對男風題材的選擇和不加檢點的污穢筆墨，都在宣示著作者無視禮教約束的膽量。但兩書中又時時流露出作者希望對男風行為加以道德規范或引導的意圖，二者的混合形成了復雜的情況，但在作者那裡卻顯然沒有什麼心理的負擔或道德的遲疑。這些都說明了作者自信於一己之標準的正確，他不必考慮正統道德的原有規定，只要他認為需要就放筆縱橫。但這種肆無忌憚並不代表作者的道德觀念的突破，雖然他勇於集中反映男風現象，而且其中也不乏他自己對風氣之下某些東西深層的見解，比如有條件地承認男風的合理性而非一味迎合時好，比如力圖提高男風的層次，但是他所依據的其實也不過是將舊道德中關於貞節、友道的規定和一些處世原則加以變形或強調，並非是對人性有了嶄新的認識而別創洞天。因此可以說，雖然兩書在很多方面都十分大膽，但是對於舊道德卻沒有什麼革新，根本不能像《歡喜冤家》那樣大范圍地與正統道德背道而馳，提出了人性化的種種觀點—只有在那種情況下，大量的性描寫才能獲得正面價值，避免墮人惡趣之中而起誨淫作用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