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小說民族特色

① 中國古代小說幾種重要的民族特色

人物重於故事.
傳神重於寫形.
小說追求詩情畫意.

②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民族特色有哪些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

歷代詩論、文論、畫論中，多用這些詞語來表述創作和鑒賞過程中的美感活動，這也是我國古代文學理論的民族特色之一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是中國古代文學家、文學理論批評家對文學創作、文學欣賞以及各種文學現象的認識和總結。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有自己產生的土壤，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有自己的名家，有各種形態的理論著作，有自己特殊的范疇、概念和理論體系。這些，構成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民族特色。

③ 文學是什麼中國古代文學有什麼特點

中國古代文學是一個歷史源遠流長的發展過程。它與中國大歷史、文化緊密相連，顯示出特有的民族性、傳承性、時代性的特徵。它以漢民族文學為主，同時有兼容了其他少數民族的歷史與文學，構成蔚為大觀的中國古代文學。無論是中國古代的詩歌，還是散文、戲曲、小說都有著明顯的可以追尋的歷史。並且呈現著在創作和理論上的不斷發展，豐富，日臻完善。每種題材的演進都是一部歷史，而且脈絡清晰。充分體現並顯示著它的歷史與文化的博大精深。顯示出以中國古代文字為載體的中國古代文學在內涵上極大的豐富和巨大的張力。

④ 中國古代文論的民族特色主要有哪些

中國古代文論的民族特色主要有以下鮮明的幾點：一、追求意境，即追求一種「無聲之樂」或「大音希聲」的「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意境美。二、追求形神兼備，以形寫神，即以精確藝術形象外在的形貌和充分展示藝術形象的內在的神質。三、追求自然，即「不法之法」、「非法之法」或「絢爛之極歸於平淡」的「繪事後素」的自然美。四、追求實用，即主張「文為世用」，強調文學創作對進步理想、正義事業、崇高理想的表現；以及對現實黑暗、政治腐朽、道德墮落、不良風尚的揭露批判。

⑤ 中國的古典文學有哪些特點

(1)注意人物行動、語言和細節的描寫；在矛盾沖突中層示人物性格；人物性格單一，少變化；把刻畫人物的行動、語言和具有典型意義的細節作為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而很少涉獵人物的內心世界。

(2)情節曲折、故事完整。如唐傳奇布局雄偉，情節發展有戲劇性，頭尾完整，復雜矛盾沖突始終圍繞一條主線。

(3)語言准確簡潔、生動流暢、富於個性化。如《水滸傳》中對魯智深拳打鎮關西的描寫就是一例。

(4)敘述時常帶有說書人的印記，行文常是說書人的敘述口氣，如「看官聽說」、「且把閑話休提」、「只說正話等」。

⑥ 明清時期的古典小說有什麼特點

中國古代的敘事文學，到了明清時期步入了成熟期。就文學理念、文學體式和文學表現手段而言，明清小說以其完備和豐富將敘事文學推向了極致。從明清小說所表現的廣闊的社會生活場景、豐碩的藝術創作成果和豐富的社會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說無疑鑄就了中國古典文學的最後的輝煌。 本講以明清小說的題材開拓和藝術探索為視點，試圖在傳統文化的背景下，描畫出明清小說的梗概面貌。 一、明清小說與傳統文化 從思想內涵和題材表現上來說，明清小說最大限度地包容了傳統文化的精華，而且經過世俗化的圖解後，傳統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動人的故事而走進了千家萬戶。傳統文化給明清小說提供了豐富的養料，而明清小說又將傳統文化空前地發揚和豐富，在藝術形象和藝術細節的衍繹中予以創造性的闡說。 1、史傳色彩--世俗文學的歷史依傍 中國的史官文化異常發達，源出於「紀實」的傳統小說，與史官文化有著血肉相連、密不可分的密切關系，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史傳的烙印，史傳性是中國傳統小說最重要的民族特徵。盡管明清小說帶有濃厚的市民文化色彩，但無論從衍說故事之形式還是從諷寓教化之動機出發，都深深地受到了史傳文化的決定性影響。 題材的史傳性 觀念的史傳性 小說藝術的史傳性 2、懲勸教化--儒家文化的影響 中國古典小說受儒家思想的影響長久深遠，而將這種影響合理化、具體化者，則是小說理論中的「懲勸教化」說。幾乎可以說，「懲勸教化」模式籠罩了整個封建時代的小說創作。 重視小說的教化作用 懲勸模式牢籠創作 3、神妖仙道--佛道思想的濡染 佛教自東漢末傳入中國後，一直在文化形態上深刻地影響著文學創作。而道教是唯一在中國本土上產生發展成長的宗教，它與古代小說有著密不可分的血肉關系，尤其在想像力和創造力方面，對古代小說影響深刻。佛道所創造的神仙境界，仙、道、妖、鬼等意象，奇譎變幻的仙道法術，因果業報的結構，以及由此孕育的小說母題，無疑為小說世界帶來了奇觀異彩。 小說描寫空間的拓展 小說人物畫廊的豐富 小說情節的奇譎變幻 註：網上復制的。

⑦ 中國古典小說的特徵的主題；情節；人物；語言；形式；

一、政治特徵

中國文學有著關心政治的傳統，文學家在文學作品中表達對政治的關心成為心理定勢。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亞於政治家的理想，因此，古代文學特別注重文學與時代、與政教的關系，強調「詩言志」、「文以載道」、 「教以化之」等重大社會功用，強調政治與藝術的完美統一，並由此形成一個鮮明地主張「有為而作」、「有補世用」的優良傳統。如王充就說過：「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世用者，一章無補。」白居易說：「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要「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蘇東坡也提出文學創作要「有為而作」，「言必中當時之過」。[1]這是因為中國古代的文學家其主體是政治家和准政治家，他們都是致力在政治方面有所作為，當政治之路走不通或者走的坎坷時，才開始搞文學，成為文學家的，而文學在這些文學家手中主要是用來為政治服務的工具或者派遣政治郁悶的消遣品。這是由中國古代文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模式決定的，「立言」是最低層次的人生理想，搞文學是讀書人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選擇。因此可以說，文學一方面是屈原、司馬遷、曹植、陶淵明、李白、孟浩然、陸游等政治失意者的事業[2]，一方面是政治得意者的消遣，形成了文學史上的上官體、花間集，台閣體、西昆酬唱集和玉樓春、金縷曲、玉樹後庭花等。

二、補史特徵

每個作家的作品，大多是作家自己的親身履歷事件和某種情感歷程的記錄。這是由文學的功利性決定的，在中國古代，還沒有專業文學作家，人們或者是把文學當作言志、詠物、抒懷的工具和消遣手段，或者是把它作為「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工具。從屈原的作品裡可以找到他的出生、發展、理想、政治遭遇，以及他的被流放和思想上的矛盾斗爭直至最後的自殺；從李白的作品裡可以再現他少年時代如何心高氣傲，喜歡旅遊「五嶽尋山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中年時代如何可以政治進取、自信恃才、堅持「天生我材必有用」，以及政治失意後的苦悶和惆悵，晚年時如何在超脫和苦悶中度過。[3]杜甫不僅用詩歌記錄了他自己的生平大事，而且也記錄了他所處的時代的戰亂和苦難，因此他的詩被稱為「詩史」。中國古代小說也是如此，明代商業繁榮，人們的價值觀發生了變化，便有了反映市民生活情趣和人生價值觀念的小說，「三言」、「二拍」等作品對於好貨逐利的肯定、對於金錢的崇拜、對於商業道德的推崇都是那一時代的縮影。

三、地域特徵

古典文學的語體是極具地域特色的。源遠流長的中國古代文學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呈現出明顯的南北差異。對此，歷代不少學者都曾論及。中國古代文學「北雄南秀」的風格差異，與地域文化的影響和滲透有著密切的關系。北方文學雄渾剛貞藝術風格的形成，得力於本地區多種文化基因的母育和熏陶，而這種藝術風格又在地域文化的互補中呈現出既守恆又轉換的趨勢。有中國古典文學閱讀經驗的人，常能指認出所讀作品中或濃或淡的地域民俗特徵。就詩歌而言，《詩經》和《楚辭》分別是先秦時期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的輝煌結晶。讀中國古代小說的文言筆記小說，便可窺見北派南派的分野。最出名的北派風格的筆記小說要推《聊齋志異》和《閱微草堂筆記》。《閱微草堂筆記》的作者紀曉嵐有流徙新疆的經歷，因此他書中故事的發生地就最遠到達了伊犁、烏魯木齊。袁枚的《子不語》、《續子不語》，朱梅叔的《埋憂集》中的人物，多出入無錫、杭州、江陰、吳江、廣東、義烏等地方。在上海墨海書館混過事的王韜的《淞濱瑣話》，也基本都寫江南的故事，最遠的寫到了閩、桂、湘。這三位作者的文言小說集，可看做是南派筆記小說的代表。

四、哲理特徵

天地人心，精理為文。理趣美是古典文學的一種最高境界。它是情感美、畫幅美和氣韻美的大融合、大升華。其表現形態可以歸納為思接千載，探求常理；內省外視，揭示奧秘；定格瞬間，顯示永恆等。這種理趣美的形成，源於作者對世界外物的整體性感悟，對人生意義的普遍性揭示和哲理性思考。而且還與作者藉以承載這種思考而展示的景、事、物、場面所呈現出的審美特質密切相關。《周易》居於六經之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活水源頭。它對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其哲學體繫上。《周易》試圖對包括自然、社會、人類的歷史發展等等范圍極其廣泛的問題作一總括和說明，由此而呈現的《易》道精神,如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陰陽互動的建構方式與通變致久的發展觀點等，均對古代文學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此特別指出的是，宋代的詩文的哲理性特徵尤為明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如蘇軾的《題西林壁》描寫廬山變化多姿的面貌，並借景說理，指出觀察問題應客觀全面，如果主觀片面，就得不出正確的結論。王安石的散文游記《游褒禪山記》記褒禪山後洞之游，因受「怠而欲出者」的影響，『不得極夫游之樂』，回來以後，自悔之情不能已，同時悟治學之道，庶幾類此，因以作文，勸喻人們在學習中必須深入思考，謹慎選取，而不可淺嘗輒止，人雲亦雲。

五、教育特徵

中國有文學教化的傳統，包括「詩言志」傳統、「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傳統、諸子散文說理傳統、漢大賦和政論文諷諫傳統等。為此，中國古代歷來就要求文藝要起到「勸善懲惡」的作用，講究美刺諷諫，歌頌光明正義，批評黑暗腐朽，要求文藝有鮮明的思想傾向性，其實便蘊含有教育傾向，即作家在其文本創作、文學批評家在其理論主張中所體現和提出來的人文知識、勸導生活方式、勸戒人生不良、倡導道德倫理等所形成的具有教育指向和意義的思想內容傾向，包括地理教育、歷史教育、人格教育、倫理教育、道德教育、婚姻愛情教育、政治理想教育等方面。[4]這是身為士人的文學家和文學理論家，為了表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文關懷，熱衷並致力於以文學來實施人文教育的方式來吐露自己的政治情懷與人文情懷的結果。

六、情感特徵

中國古代古典文學具有強烈的情感特徵。對於詩文的評價，文人也總喜歡首先從「性情」或「性靈」來著眼，把有無強烈的抒情的感動，提高為衡量文學的價值、區別文學與非文學的首要標識，這在蕭繹的《金樓子•立言》中說得非常明確。在具體創作中所表現的情感內容和作者的人生觀念、生活經驗、社會地位密切相聯。如梁代文學最為引人注目的，一是宮體詩，一是邊塞詩。如果簡單地以傳統倫理標准來衡量，很容易把這兩種內容看作是截然對立的東西，而給以完全不同的評價。但實際上它們都是當代文人竭力追求文學的美感與抒情性的結果。因為這兩種題材在他們看來，都具有能夠引起興奮和感動的抒情強度，符合於「情靈搖盪」的文學標准（宮體詩人大都也寫邊塞詩，甚或將兩種內容寫入一篇之中，就是一個直接的證明）。古典文學偏重抒情的傾向隨著文學的發展不斷得到了增強，詩歌從詩經、楚辭（或稱「騷體」）開始就是感情熱烈的抒情詩，散文至唐代韓、柳豎立起了一道明確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庸、蒼白，較少感染力；至韓、柳而面目為之一變，於渾厚堅實中寓有一氣貫注的精神氣脈和情感力量，展現出來異常鮮明的抒情特徵。

七、道德特徵

更為可貴的是古典文學通常具有強烈的道德感。中國文化是一種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化，尤為注重人文領域內的問題。倫理道德與現實政治成為中國文化關注的兩大核心，從而使中國文化呈現出道德型文化與政治型文化的特徵。中國古代特別強調文學創作要表現進步的思想、正義的事業、崇高的理想，對現實的黑暗、政治的腐朽、道德的墮落、不良的風尚，要進行尖銳的揭露和批判，早在先秦時代的孔子就說過：「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漢代的司馬譴責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發憤著書」的思想，後來唐代的韓愈則進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則鳴」主張，要求文學為受封建專制主義迫害的人鳴不平。如明清小說就非常重視人物的德行節操，總是傾盡全力贊揚那些大忠大孝、品行高潔之士，人物形象的善惡良莠，有如涇渭之水，分明易辨。《三國演義》推崇諸葛亮、關羽，就因為他們忠義赤誠，肝膽照人。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關羽的「拚將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義名」，都足以讓人們領悟到這種道德文化精神的魅力。

八、宗教特徵

佛教、道教對作家思想上的影響和創作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佛教鄙視現實、尊重自然、保持自然本性的思想，道教鄙視權貴、憤世嫉俗的思想都對作家起過作用，由李白、杜甫、王維、李商隱、柳宗元、韓愈、白居易、蘇東坡這類大家及其作品為證。更有賈島、寒山、皎然、拾得、貫休、齊已、靈一等著名詩僧以他們的作品給中國古代文學大上了宗教的烙印。由於受道家和佛家對言意認識關系認識影響，古典文學創作講究要創造象外有象，景外有景，具有文生文外的特點，做到「言有盡而意無窮」，使作品富有含蓄的韻味。文學作品要做到其美在「言意之表」，是中國古代文學創作和西方很不同的民族傳統特點。古典文學追求豐厚的審美意蘊、顯示強烈的時代意識和表現出深刻獨到的人性思考，追求一種豐厚、新穎和深刻的思想內蘊。這種立意意識，對適應時代要求，繁榮文學創作，促進古典文學的蓬勃發展，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九、志異特徵

因尚怪奇而志異也是古典文學的以給顯著特徵。詩歌以為晉南北朝時期的玄言詩和遊仙詩為代表，小說則表現得尤為突出，從產生之日起，就或者願意用小說來發明神鬼之不誣，或者致力於用小說來記述人們的奇異言行，如魏晉時張華作《博物志》，干寶寫《搜神記》，劉義慶著《世說新語》，唐代是中國小說的自覺時代，乾脆出現了《任氏傳》、《柳毅傳》、《南柯太守傳》等一大批傳奇，最早的白話短篇小說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二拍」（《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更使志異之大成，長篇小說則有《封神演義》、《西遊記》，甚至像《紅樓夢》也將神話故事作為小說情節的起因和外在線索。[5]

十、美感特徵

對於文學的美感特徵，很早就為人們所注意了。《論語•雍也》講「文質彬彬」，雖然原本是就「君子」的人格修養而言，但一直以來都被看作是重要的文論思想，其含義就是在重視「質」——質朴自然的內容表達方式的同時，也看重「文」——華美有文採的形式。在這個意義上，文學真正獲得了自身的價值。我國古代諸種文體如詩、詞、曲、賦、散文、戲曲、小說都因其各具的節奏、旋律、韻調、藻飾、意境、趣味等而表現出獨特的美感特徵。蕭統《文選序》指出，文學作品就是要成為「入耳之娛」、「悅目之玩」，文學創作就是要「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而他所確立的選文標准就是「綜輯辭采」、「錯比文華」。蕭統文論代表了我國古代文藝思想中「騁辭尚麗」的一端，稍有些過，但卻十分鮮明地表達了我國古代文學對於美感效應的特別注視與追求。

中國古典文學是一個跨時漫長、覆蓋極廣，而且有著深厚傳統的文學存在。中國文學史上往往將「風」、「騷」並稱，「風」指《國風》，代表《詩經》，「騷」指《離騷》，代表《楚辭》。[6]後世文人，一般說來，或主要接受了《詩經》的影響，或主要接受了《楚辭》的影響，由此發展形成兩種不同的優良傳統——「風」詩傳統即現實主義精神的世代相傳，「騷」詩傳統即積極浪漫主義的創作精神代代相傳，也就是西方文學理論講的現實主義風格和浪漫主義風格。前者在內容上的主要特徵是正視現實，描寫現實，揭露現實，批判現實，由此出現了文學史上的兩漢樂府民歌、建安風骨、唐代新樂府運動以及宋代王禹偁、金元之際的元好問、元代的關漢卿、清代曹雪芹等文學現象和傑出作家。後者的主要特徵是充滿激情和幻想的積極浪漫主義，並由此出現了文學史上漢代的賈誼、曹植、阮籍、，兩晉南北朝時的左思、鮑照，唐代的李白、李賀，宋代的蘇東坡、辛棄疾，明代的吳承恩，清代的蒲松齡等優秀作家。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在一定意義上是個類似於「儒道互補」的命題，以致雅俗之辨成為中國古典文學思想史的一個重要命題。

⑧ 中國古代小說的基本特點是什麼

一、中國古代小說起源於神話傳說。與其他民族的小說一樣，最初的作品都與上古傳說有關，神話傳說有簡單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這為小說的孕育和產生准備了條件。比如《紅樓夢》的開頭，就是借用了女媧煉石補天的上古神話傳說。
二、中國古代小說在民間汲取營養。民間口口相傳的故事，為小說的成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古代小說是人民群眾思想、願望以及生活實際的反映。中國小說的每次發展、進步都是由優秀的文人作家向民間學習，參與、加工民間創作而取得的。比如《西遊記》，就是在民間故事的基礎上創作出來的。 文人與民間創作結合的創作方式，使得中國古典小說呈現了重視情節的特點。重視寫情節並不意味著忽視寫人物，而是要通過情節表現人物，以外在的情節動作來表現人物的內心活動和精神狀態。
三、古代小說與歷史結合很深。比如《水滸傳》，就是充分吸收史傳文學寫人藝術經驗的一部作品。比如《三國演義》，整個小說就是構築在虛實歷史之上的。
四、我國古代小說的取材和用意多是立足於現實。小說創作不脫離現實，這些小說都產生於現實，由於現實問題的觸發而幻想出來的。比如第一部文人創作的小說《金瓶梅》，就完全是描寫日常生活，並直接影響到了後來的《紅樓夢》。
五、古代小說是逐漸發展的。由最早的神話傳說式到志怪式，再成長為唐時期的傳奇，最後到明清時成長為長篇巨作。

⑨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民族特色有哪些

中華民族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在體現世界各民族文化發展的共性中，又有自己鮮明的個性。受此影響，中國古代的哲學、歷史學、文學等人文科學各領域，也各自表現出中華民族的文化特色。但是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體系現代化的過程中，卻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西方化的色彩。自「五四」以來，我們的文學理論體系逐漸西方化了，現當代文學批評體系西方化了，古代文學批評體系也在不自覺中西方化了。在古代文學研究著作中的表述語言，表面看起來還有一定的傳統色彩，但是基本的理論術語卻是西方的。這些西方的理論有助於我們在世界范圍內認識中國文學，但是從根本上卻不可能很好地解釋中國古代文學現象，反而使人們對於中國古代文學規律的認識越來越模糊，越來越偏離歷史的事實和民族的傳統，失去了民族的特色。新世紀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如何堅持中國文化傳統？這應該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要改變現在的古代文學研究模式，不僅需要我們在理論方面進行充分的探討，更重要的還是結合中國文學的特色而進行認真的研究和實踐。最近，有幸拜讀了楊樹增教授的《中國歷史文學史》，給了我極大的啟發，我想以此為題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中，歷史與文學始終有著不解之緣。無論哪種形式的文學，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說起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文學，我們也總是習慣於按朝代或時代來對其進行劃分，如先秦文學、兩漢文學、唐宋文學、近代文學等等。中國人早就認識到了文學的發展和時代變化之間的關系，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篇》中說得好：「時運交移，質文代變」，自「昔在陶唐」到「皇齊馭寶」，「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於是，「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說法，就不僅僅是人們描述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常用話語，同時也成為對其進行研究的重要思想指導。 但是要說起中國文學與歷史的關系，還遠遠不是如此簡單。文學的產生與發展不但受制於歷史的變化，其內容和形式有時竟也與史學不分，亦文亦史，亦史亦文。在中國的上古時期亦即先秦時期，以《春秋》、《左傳》等為代表的中國早期的歷史著作，同時也被我們稱之為「歷史散文」或曰「史傳文學」；反過來，像《詩經》這樣的文學作品，也被歷史研究者視為最珍貴最可靠的上古歷史文獻，其中有些作品就直接被後世稱之為「史詩」，正所謂「六經皆史」、「六經皆文」。到了漢代以後，雖然隨著學術的分化而使中國的正統史學與文學的關系越來越遠，但是用文學來演繹歷史或者把歷史作為文學題材的現象並沒有消失。從遠在先秦的《穆天子傳》、《晏子春秋》開始而形成的雜史雜傳傳統，到漢代以後蔚為大觀，出現了袁康、吳平的《越絕書》、趙曄的《吳越春秋》、佚名的《漢武帝故事》、劉向的《列女傳》等一系列著作。由此而往，魏晉南北朝有軼事類小說；隋唐以後有歷史人物傳奇；宋代有講史話本；元代有歷史戲劇；明代有歷史演義小說；清代有歷史題材的說唱；現當代有歷史回憶錄、歷史題材的電影和電視劇等等。它們的內容是「歷史」的，形式是「文學」的，「文」與「史」在它們身上如水乳交融一般，永遠也不可能分開，這無疑是一種重要的中國文化現象。 遺憾的是，多年來我們雖然在斷代文學史和分體文學史的研究中不斷地涉及這種現象，其中一些作品，也是傳統文學研究的重要對象，可是我們並沒有把它們當成一種特殊的中國文化現象來認識，自然也沒有人來揭示它的藝術特質，對它的發生發展過程進行詳細的考察。這對於全面地認識中國文學傳統來講，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楊樹增教授以其敏銳的學術眼光，看到了這一文學現象的重要性，並率先對它展開了系統的研究。他把這一類型的文學統稱為「歷史文學」，第一次對它的特質進行了具有科學意義的界定，對其發生發展的歷史進行了粗線條的描述，並寫出了第一部《中國歷史文學史》（先秦兩漢卷），這無疑是一項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工作。 「中國歷史文學」是中國歷史與文學的完美結合，它既是以文學的筆法書寫的歷史，又是以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它在先秦時期就達到了相當的高度，這正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特徵：由於自夏商周三代以來中國就逐步進入了「理性社會」，原本十分豐富的中國神話傳說被過早地湮滅；而史官文化的發達則使中國人很早就形成了重史的傳統。這使先秦時期的中國沒有產生像古希臘那樣長篇的史詩，可是卻產生了希臘人無法企及的歷史著作。如果說，正因為古希臘的神話與史詩的出現才會給西方文學提供了「豐富的土壤和武庫」，從而奠定了西方文學的文化傳統，那麼在中國，也正因為史官文化的發達，才使得先秦的歷史文學成為中國後世小說、戲曲等的重要文化源頭，甚至使其成為中國後世詩詞曲唱等文學樣式的「豐富的土壤和武庫」。我以為，楊樹增教授以此為切入點來研究中國文學，其意義是相當重要的。他不僅為中國歷史文學的本質給予定性，寫出了第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中國歷史文學史，而且還從一個新的角度揭示了中國文學獨特的發生過程、發展規律，有利於從世界文化的范圍內來更好地認識中國文學的內容形式及其鮮明的民族特色，確立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獨特地位。 我們知道，中國文學史作為一門新的學科，是在西方文學史觀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因而對中國文學史規律的認識，在不知不覺中也受到了西方文化中心論的影響，這使得我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習慣於按西方文學史的發展之路來評價和衡量中國文學史的發展。例如關於史詩，曾經有許多學者以古希臘的長篇史詩為標准，認定中國古代沒有史詩，這甚至被看成是中國古代文學不發達的標志。這種論斷自然是錯誤的，因而也引起了一些學者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詩經》中的《生民》、《公劉》、《玄鳥》、《長發》等詩，就是中國古代的史詩，它們雖然沒有古希臘史詩的長度，但是卻具備史詩的全部要素。這種解釋自然是有道理的。毋庸諱言，《生民》、《公劉》等史詩在規模的宏偉和內容的豐富上遠不能與荷馬史詩相比，若以此來進行比較，仍然不能說中國的古代史詩與同時期的古希臘的史詩一樣偉大。但我們並不能以此作為評價中國古代文學是否發達的標准，這是不公平的。因為在這種比較中，人們還是在不自覺中受制於西方文學的評判體系，仍然沒有脫離西方文學中心論的偏見。而楊樹增教授的研究則完全立足於中國文化傳統的實際，他以充分的事實說明，中國文學是在一種完全不同於西方文化傳統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有著獨特的發生發展之路。這正如同楊樹增教授所說：我國古代神話史詩的不發達，「這與其說是我們民族文化的『短處』，不如將它視為我們民族文化的一個特點。中國文學有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中國不曾發展出繁榮的神話文學、在荷馬史詩的時期也沒有產生出具有大型規模的敘事詩，但中國在當時卻找到了一種新的表現形式，它那種全面、詳盡地反映歷史大變革的能力，甚至超過了荷馬史詩」。因此，我們不必為中國沒有產生古希臘那樣的長篇史詩而自卑，而應該為中國有如此悠久的歷史文學傳統而驕傲。這對於站在世界范圍內全面而又正確地認識中國的歷史文學特色，其啟示意義是極大的。 楊樹增教授的《中國歷史文學史》給我的啟發，不僅僅是關於歷史文學方面的，而且還有關於中國文學其他方面的內容。「歷史文學」這一概念的提出之所以有意義，就因為它符合我們的民族文學傳統，是在民族文學傳統實際中概括出來的。他從民族文化的大背景方面著眼，從中國文化特徵的早期探源開始，從文學與史學以及其它意識形態的網狀聯系中理出頭緒，從紛繁復雜的中國文化現象中去把握其發展脈絡。楊樹增教授指出：「中國歷史文學發展的內在脈絡是中國歷史文學特質的形成及其演化，只有把握了這一點，才能清理出一條清晰的中國歷史文學自身發展的軌跡，這條軌跡要合乎中國歷史文學內在的發展邏輯。當我們將中國歷史文學特質的形成、演化置於中國社會歷史進程中去加以觀照時，便會發現：中國歷史文學特質的形成不僅與社會的發展相聯系，也與中國文學文體的演進相聯系。」有了這樣的理論指導和史的框架，楊樹增教授自然就把過去文學研究中難以涉及到、或者雖有涉及卻因為難以納入傳統的文學系統因而不可能進行深入研究的一些著作，如《山海經》、《穆天子傳》、《晏子春秋》、《燕丹子》等納入了一個完整的中國歷史文學的范疇，並給它們設定了一個准確的文學史位置，同時得出了一些前人所未發的結論。由此推而廣之，我們不僅可以揭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歷史文學」的發展規律，也可以揭示詩歌、小說、戲曲、散文等中國其它文學樣式的獨特性及其發展規律。回想近一個世紀的中國文學研究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民族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沒有從中國文學的實踐中來研究它，而是用一套從西方引進來的文學概念來規范中國古代文學。本來，在中國古代，「文學」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它不僅僅包含現代學科意義上的狹義的文學，如詩歌、戲曲、小說等，還包含策論、章表、書記等其它在今天看來屬於非文學的文體形式。中國古代的文學概念，用章太炎的話說，那就是：「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這一說法，「五四」以來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因為它缺乏現代的科學性，也和西方的文學觀念不符。從積極的方面講，「五四」以來的新文學觀把過去不登大雅之堂的戲曲、小說正式納入了文學的殿堂，使詩歌、散文、戲曲、小說成為並立而行的四種主要文學形式，從而把在今天看來不屬於文學內容的東西如章表、書記甚至文字、訓詁等東西排除在文學之外。但是從消極的方面講，由於新的文學觀念不是來自於對中國古代文學發展事實的充分尊重的基礎上總結出來的，而是用西方的理論和當代人對於文學的理解的基礎上推衍出來後硬套在中國古代文學身上的。這樣在概括中國古代文學時便不免有削足適履之感，用這種文學的概念來概括中國古代文學，並不符合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實際，因而也不能完整地描述解釋中國古代文學現象，也不能很好地總結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規律。這起碼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用今天的文學觀念來論述中國古代文學，必然要砍掉其中一大部分在今天看來不屬於文學范疇的相當大一部分的內容，舉例來講，在中國古代的文學觀念中，「文」是一個相當廣泛的概念，它既包括今天所說的文學散文，還包括其它的政論應用等多種文章文體。可是在我們今天的文學史中，「散文」所佔的比重是相當小的。而缺少了對散文這一古代文學重要內容的全面敘述，一部中國古代文學史還完整嗎？第二，正因為我們用今天的西方的文學觀念來規范古代的文學，所以也嚴重地影響了我們對於中國古代文學內容以及其發展規律的認識。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在當前的文學史中，我們都把詩作為最典型的文學樣式來研究。可是我們都知道，早自《詩經》時代開始，我們對詩就有著獨特的理解。在古人看來，詩不僅承擔著抒情娛樂的功能，而且還承擔著教化的功能。在中國古人那裡，作詩從來就不是一種純粹的藝術活動，而是一種有著復雜意義的文化活動；要做一個好的詩人，首要的條件並不是看他掌握了多少藝術寫作方面的技巧，而是修身到了何種境界，是否具有「原道」、「征聖」、「宗經」的本領。古人之所以把「詩三百」稱之為「經」，就因為看到了它裡面所包含的多種文化功能。「五四」以來，人們不再把「詩三百」當做「經」來看待，而只是當做一部普通的「文學作品」來研究，並美其名曰「恢復了《詩經》的本來面目」。現在我們應該仔細地想一想，這到底是「恢復」還是「破壞」了《詩經》的本來面目了。我以為，如果我們不從中國文化的獨特視角去認識《詩經》，我們就不會正確地解讀它，就不會理解中國詩學傳統中最重要的兩個概念「風雅」和「比興」，也不會對中國詩歌的文化精神以及其歷史發展做出合理的解釋。由此而言，充分地重視中國文學中的文化傳統，是我們實事求是地研究中國文學的重要前提。只有如此，我們才不會用現代人的概念來規范古人，把古人現代化，才真正體現了新世紀的科學精神。

⑩ 中國古代小說的特點是什麼啊

我國的小說源遠流長。「小說」這一名詞，最早出現在《莊子·外物篇》。我國小說的萌芽，可溯至上古勞動人民的口頭傳說與遠古神話。這部分遺產主要記載和保存在《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書中。先秦兩漢時期，「小說」一直不能登上大雅之堂，根本算不上一種文學體裁。到了魏晉以後，別具風格的所謂「志怪」、「志人」小說的大量產生，使我國的早期小說出現了一個較為繁盛的時期，如干寶的《搜神記》、劉義慶的《世說新語》都是較有代表性的作品。但這時的小說，因為是「志」，即搜集記錄下來的，還算不上創作，所以人們把它同歷史歸於一類。小說脫離歷史領域而成為文學創作，是唐代以後的事。唐代經濟文化發達，文人思想比較活躍，於是產生了依照傳說創作而成的傳奇小說。傳奇小說發展到宋代就衰落了，隨之興起的是話本。話本經過文人加工、就變成了話本小說和演義小說。明代出現了章回小說。如《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還出現了由文人模擬「話本」體制寫成的作品「擬話本」。馮夢龍編撰的《三言》中，不少作品就屬擬話本小說。這以後再發展，便有了文人獨立的創作。這一時期出現的長篇小說《金瓶梅》，是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獨立創作的長篇小說。清代的《紅樓夢》發揚了這個傳統，使中國古代的現實主義小說達到了輝煌的頂點。

古今小說有許多相通之處，但古代小說也有其自身特點。因而欣賞時，應根據古代小說自身的特點來加以欣賞，具體可以從了解古代小說的特點、欣賞古代小說的人物形象、鑒賞古代小說的語言三個角度入手。

古代小說來自民間，是人民群眾思想、願望以及生活實際的反映；古代小說有現實主義的傳統，立足現實，反映現實，表達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古代小說重情節，通過情節表現人物，通過人物語言動作表現人物心理；古代小說繼承了史傳文學的傳統，描寫人物，一方面有善惡、是非之分，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點，壞人身上也有長處；古代小說由「話本」發展為章回小說，結構上形成一種模式，回目往往是一副對子；古代小說的語言有文言白話之分，就是古代白話，與現當代小說語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