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茅盾小說的兩極閱讀現象

㈠ 如何看待郭沫落兩極閱讀現象

我們已經對郭沫若的《女神》及其文學史地位有大致的了解，這里准備換一個角度，談一談對郭沫若的不同評價，也涉及到經典的閱讀與評價問題。我們知道，郭沫若的《女神》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公認的經典之作，最能體現五四的時代特色，標志著新詩初期創作的最高成就。郭沫若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女神》奠定的。但據我所知，現在一般年輕的讀者，對郭沫若作品不會有很大的興趣，評價也不一定高；而另一方面，文學史的評價卻很高。我們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兩極閱讀現象」。事實上確實存在兩種讀法：一種是「文學史讀法」，注重從歷史發展的鏈條中考察作品，確定其特色、價值、影響與地位。當今各種現代文學史著作，幾乎都是這樣評價郭沫若以及其他經典性的作家作品的。有一種學術界很流行的排座次的說法是「魯郭茅，巴老曹」，不一定準確，但也可見對郭沫若的評價甚高。這也可以說是「專業的讀法」。另一種讀法，則是「非專業讀法」，一般比較偏重個人的或行時的審美趣味，注重作品本身，不太顧及「歷史的鏈條」。因此象《女神》這樣時代性很強的經典作品，而今已事過境遷，有了歷史的隔膜，讀者就比較難於喚起大的閱讀興趣；加上社會上對郭沫若其人其詩也的確存在某些誤解或苛求，也會影響到「非專業閱讀」的評價，對郭沫若的評價也就不高。就文學接受而言，無論專業非專業，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不好輕易評判其高下。然而當今許多專家的研究論文或大學的講台對郭沫若甚表稱許，而一般讀者，甚至就是聽課的青年學生，卻對郭評價偏低，或者不感興趣。這就形成「兩極閱讀現象」，值得正視和思索。

作為專業的研究，或者在課堂上講文學史，不能不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如何消除對於經典的隔膜，特別是象《女神》這樣本來時代感特別強，而今已經是「事過境遷」的經典？

「專業閱讀」的評價與一般讀者的理解和感覺存在大的差距，也可能是專業評價本身有問題。以往對《女神》的評價，大都是從兩個角度進行的。一是思想內容方面，即考察《女神》如何體現反封建以及改造社會的要求，如何代表了五四的聲音，等等。常見的對郭詩的基本主題作摘句式的歸納，以及對郭詩中「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分析，都特別注重思想和內容的傾向 。這種評論能抓住時代精神特徵，理解作品的內涵價值，卻未必能充分說明《女神》何以能在五四大受讀者的歡迎，又何以能成為影響巨大的文學史經典。其實，《女神》是詩，詩歌是主情的，很難說在思想內容方面能提供什麼深刻的東西。若論反封建求民主的思想激越深入，五四讀者大可不必從詩中去求覓；而且類似某些論者後來從《女神》中所歸納或引申的那些思想主題，在五四當年的各種激進的出版物中比比皆是。可見《女神》引起轟動的原因遠不止於思想內容。

那麼，是否加上形式的因素，就可以對《女神》的影響做出完滿的解析呢？也不一定。以往許多論著都高度評價《女神》形式上的創新，特別指出其在自由體詩的建立上所作出的典範性的貢獻，這是有根據的。若要考察新詩形式的流變，「郭式自由詩」自然是重要的一環。但誰也不能否認，富於獨創性的《女神》畢竟又還比較粗糙，形式上並不完善。郭沫若開一代詩風，《女神》成了現代自由體詩的發端，然而郭詩那種絕對自由的寫法，也給新詩帶來散漫的負面影響。思想內容加上形式因素的論評，雖然可以自成一說，讓人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其文學價值，卻仍然未能充分解析《女神》在五四能迅雷閃電般征服整個文壇的原因。現今一般「文學史的讀法」都想盡量復原《女神》在當年的精神和影響，因目光多限於主題思想和自由體詩形式等方面，缺少歷史的現場感，終究難於感受其獨特而巨大的藝術魅力。同樣，一般讀者也是由於事過境遷，而專業的解析又不能補給他們歷史的現場感，他們也就難於體驗《女神》獨特的時代審美內涵，甚至對這樣一類經典「敬而遠之」，不感興趣。

所以要真正欣賞《女神》，了解其獨有的不可重復之美，應當從作品——讀者所構成的互動互涉的關系中去尋找歷史現場感，理解當年《女神》熱的原因，而不是局限於對文本的分析。這里必須強調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女神》激發了五四讀者的情感與想像力，反過來，五四讀者的情緒和想像力又在接受《女神》的過程中重塑《女神》的公眾形象；或者說，《女神》是與五四式的閱讀風氣結合，才最終達至其狂飆突進的藝術勝境的。《女神》獨特魅力的產生離不開特定歷史氛圍下的普遍閱讀心態和讀者反應。《女神》作為經典是由詩人郭沫若和眾多五四熱血的青年讀者所共同完成的。

作為當代的讀者讀《女神》，如果不是滿足於了解一些文學史上通常的定論，諸如思想、詩體之類，而要真正領會其作為經典的涵義，讀懂其時代審美特徵，就不能不充分考慮與《女神》同一時代的讀者接受狀況。因此，讀《女神》，特別是其中那些最具有五四特點的代表作，最好採用三步的閱讀法，即：第一步直觀感受，第二步設身處地，第三步名理分析。「文學史讀法」往往偏重於「名理分析」，非專業閱讀則多是停留在「直觀感受」，一般都不大注重還原歷史氛圍的「設身處地」；而對於象《女神》這樣帶有強烈的時代色彩的作品，不盡量「設身處地」反顧歷史現場，消除歷史距離帶來的隔膜，就難於領略其特有的藝術價值，也難於解析那些文學史經典成功的原因。所以，讀《女神》最好是把三步閱讀結合起來，這大概也是除去「兩極閱讀」偏頗的辦法。下面不妨做一些閱讀的實例。

我們可以舉《天狗》為例，看看怎樣去進行「三步閱讀」。先讀一遍《天狗》，大家先拋開一切既有的結論或看法，完全投入，努力去獲得第一印象：

我是一條天狗呀！
我把月來吞了，
我把日來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
我把全宇宙來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X光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 底總量！

我飛奔，
我狂叫，
我燃燒。
我如烈火一樣地燃燒！
我如大海一樣地狂叫！
我如電氣一樣地飛跑！
我飛跑，
我飛跑，
我飛跑，
我剝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吃我的心肝，
我在我的神經上飛跑，
我在我的脊椎上飛跑，
我在我的腦筋上飛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初讀此詩，如果全由直覺感受，第一印象便是狂燥、焦灼，如同熱鍋上的螞蟻；又彷彿自身儲有無窮的精力能量，一時難於找到宣洩的渠道，憋得難受，渴求自我擴張，簡直要爆炸了。我們不急於分析這種「第一印象」，最好轉入第二步，即設身處地想像是在「五四」時期，自己也是剛跳出封建思想牢籠的青年，充滿個性解放的理想，非常自信，似乎整個世界都是可以按照自我的意志加以改造；但同時又很迷惘，不知「改造」如何著手，一時找不到實現自我、發揮個人潛能的機會；自以為個性解放後理所當然得到的東西，卻遠未能獲得，因而一方面覺得「我」很偉大，威力無窮，另方面又會發現「我」無所適從，這便產生焦灼感，有一種暴躁的心態。這些只是「設想」，每個讀者都可以根據自己所了解的有關「五四」的歷史氛圍盡可能設身處地，暫當「五四」人，若如此來讀《天狗》，便感同身受，比較理解詩中所抒發的那種情緒與心態。接著可再轉入「名理分析」，這分析也並非只是摘句式地歸納其主題思想或傾向諸方面，最好還是感受《天狗》所形成的整體氛圍，或者可借用傳統批評的概念來說，是充溢於《天狗》之中的「氣」。這種「氣」是由其所包涵的情緒、豐富的想像，以及詩的內在節奏等因素綜合體現的「五四」時代讀者本來其自身也有類同的焦躁感，一讀《天狗》便如同觸電，能在那種「氣」中溝通，沉醉，宣洩。如果在設想在特定時代的閱讀「場」中去感觸把握《天狗》的「氣」，分析就不會流於零碎、僵化，由三步閱讀所達到的對作品—讀者互動互涉關系的探求，有可能擺脫那種空洞的或過於情緒化的評論套式。

《女神》中詩有許多顯得太散漫、太直、太坦露，是很粗糙的。如果光憑直覺印象或者名理分析，可能認為這並不成功，以往許多論者也都是這么批評的。然而如果不把形式內容分開來考究，而是著眼於「氣」的整體審美，那麼這些「粗糙」便另有一種痛快淋漓的閱讀效應。例如《晨安》一詩，彷彿在向世界的一切大聲地打招呼，全詩所有句子一律用「晨安」開頭，非常單調，而且用詞粗放，不加紋飾，似乎全不講求形式。初讀起來甚至刺耳，讓人感覺怪異。但郭沫若是有意為之，就是要造就這種效果。他曾說過：「詩無論新舊，只要是真正的美人穿件什麼衣裳都好，不穿衣裳的裸體更好」 ，又說：「我所寫的一些東西，只不過飛翔我一時的沖動，隨便地亂跳舞的罷了」 。他是以不講形式作為一種形式，一種追求坦直、自然、原始的形式；以「不像詩」來表現一種新的詩體，有意於對傳統的溫柔敦厚詩風來一個沖擊，造成審美的逆差。「五四」時期處於大變動，青年一代追求的是新異的叛逆的藝術趣味，反精美、反勻稱、反優雅成為時尚，所以類似《女神》中《天狗》、《晨安》一類粗糙的不成熟的形式更能博得讀者的喝彩。就如同當今的搖滾樂、霹靂舞，也以反精美、反優雅為時尚一樣。如果對《女神》的形式作如此讀法，著眼於其「氣」的整體審美效果，並結合特定時期的讀者反應去重加體察，我想是可以讀出一些新意的。

《女神》的主導風格暴躁凌厲，雖然也有一部分比較優美的詩 ，影響大的代表性的作品都是具備並能引發這種暴躁凌厲之「氣」的。結合讀者反應來看《女神》，其成功主要在於宣洩壓抑的社會心理，或可稱為能量釋放，一種渇求個性解放的能量。《女神》主要不是提供深刻，而是提供痛快的情緒宣洩。「五四」時期的讀者審美需求是有各種層次的，那時的人們需要深刻冷峻（如魯迅的小說），需要傷感憤激（如郁達夫、廬隱的作品），需要天真純情（如冰心的詩和小品），更需要郭沫若式的暴躁凌厲。在充分滿足而又造就新的時代審美追求這一點上，郭沫若稱得上第一流的詩人。這樣的讀法，也許能站到一個更寬容也更有歷史感的角度去理解像《女神》這樣的經典；這些經典因為太貼近現實而往往時過境遷，得不到後人的認同。當今讀者郭沫若詩歌不欣賞、無興味的原因，主要也是「時過境遷」。當今已不再有「五四」那樣的新鮮、上進而又暴躁凌厲的「氣」，不再有「社會青春期」的氛圍，在一般「非專業閱讀」的層面上也就較難欣賞《女神》這類作品。然而文學史家說明歷史，就必須體驗和理解歷史。這歷史不光是由一個個作品的本文構成的，讀者反應實際上也參與了文學發展的進程，因此，適當關照作品—讀者之互動互涉的「場」，才更有可能接近歷史原貌。

二

當今的研究者和讀者對郭沫若的評價形成兩極，跟對郭氏人格的不同理解也大有關系。一種流行的觀點是把郭沫若看作是政治人物，反感他的立場多變。然而如果由《女神》等作品的創作反觀郭沫若的人格，也許我們對這位詩人的浪漫氣質會有更多的了解與寬容，我們就不一定再以政界的標准去衡量一位文人。

郭沫若可以說是一位天才，但也有凡庸的一面，這兩方面交織成他的一生。惟其是天才，又出了大名，所以當凡庸的一面表露時會格外引人注目，人們容易苛求。在他的前期，主要是「五四」時期，天才表露多，幾乎極至，是「至人」，即使有凡庸俗耐一面，也常被天才的光彩所遮蔽；三、四十年代以後，天才的成份越來越稀薄，扭曲，凡庸就更突出。郭本質上是一位浪漫的詩人，其天才也多表現於創作中；而當他轉向從政時，詩人與政治人的歧途往往就令尷尬，俗氣。不能簡單斷言從政=庸俗，只是說扭曲了本性去從政（或從事別的事業）才容易表露凡庸。遺憾的是現今有關郭沫若的傳記極少寫其凡庸一面所以沒有立體感。

下面我們還是先看看闖過郭沫若人格的心理素質。如果說魯迅像一座山，學者深穩崇峻，郭沫若可以說是一個海，波濤洶涌，熱情奔放。

郭沫若心理屬天才型，或文藝型，熱情、沖動、活躍，多變是其重要特點。這可以從其創作返觀。他自己說，寫《女神》中的那些代表性詩作時，他如同奔馬，沖動得不得了，寫完後如死海豚；靈感來時，激動得連筆都抓不住，渾身發燒發冷。 這都證明，他屬於天才型或文藝型心理素質。這種素質直接影響和決定著他在文藝觀方面是追崇天才、靈感、直覺的，所以他總認為詩是「寫」出來的，並非「做」出來的。他還說：「詩人的心境比如一灣清澄的海水，沒有風的時
便靜止著如一張明鏡，宇宙萬匯底印象都涵映在裡面；一有風的時候，便雲翻波湧起來，宇宙萬匯底印象都活動著在裡面。這風便是所謂直覺、靈感。起了的波浪便高漲著的情調。」 可見郭不但性情沖動，在文藝觀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沖動靈感。《女神》中的許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這樣沖動的心理狀態中依靠靈感去構思，所以充溢著情緒流與奇麗多彩的想像，不一定深刻，卻真切感人；雖然粗糙，卻更顯坦成。郭沫若這種心理素質是非常適於浪漫主義詩歌創作的。

三十年代「革命文學」論爭中，郭沫若曾經很沖動地著文攻擊魯迅，魯迅反擊時稱郭為「才子+流氓」，並鄙夷其所謂「創造氣」。這當然帶有論爭的意氣。但冷靜地看，也還不失中肯。郭沫若的確富於「才子氣」，浪漫、叛逆、愛獨出心裁。如果再深入分析，可以看到郭沫若這種天才型、文藝型的心理性格跟他在少年時期的某些特殊的心理挫折有關。郭小學畢業時經歷過「考榜風波」，他本來在24歲畢業考生中名列榜首，卻被教師私下改定為第八。這件事使少年郭沫若第一次感受到成人世界的惡濁，促成其叛逆的、破壞性的心理傾向。此外，由家庭包辦的「黑貓」婚姻更使他一度陷於心理危機，甚至想自殺，後來從歌德的詩作中汲取了力量，才振作起來，並因此而非常明確地以追求個性解放，實現自我的完滿作為生活目標。 這些閱歷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和決定了郭沫若的心理成長趨向，並不斷地作為「情緒原型」或隱或現地反映在他的創作中。還可以補充分析的是，郭沫若本人的生理狀況也顯然制約其浪漫主義的心理性格，並影響到創作。郭沫若很早熟，七八歲就發育了，性意識過早覺醒，所以很小喜歡浪漫主義作品，養成熱情、敏感、多變的心性。另外，郭沫若15歲時患中耳炎，留下耳聾的後遺症，這反而強化了其他感官功能，激發「超驗」的想像力類似的例子，在中外文藝史上很多見。適當關注這些由生理機制特殊性形成的心理性格特徵，也可能有助於加深對郭沫若詩作藝術特色的了解，並有助於更全面地考量郭沫若的為人及其創作生活道路。

三

郭沫若的創作生活道路是多變的，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段落。第一段落是「五四」時期。主要作為浪漫主義的天才詩人，以《女神》喊出了時代的真聲音，震醒了一代青年，釋放了被壓抑的社會心緒，滿足了時代的精神需求。這是郭沫若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他的個性得到充分的表現，自我實現的程度很高。這當然跟「五四」時期特定氛圍有關，那種寬松、自由、充滿朝氣的環境也有利於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與創作風格。

第二個段落是三、四十年代，郭沫若變為「詩人—社會活動家」。由「文學革命」、「兩個口號」論爭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郭沫若常因其文名簇擁到政壇，雖然其浪漫的個性並不宜於政界，卻也以相當多的精力投入社會活動。他的創作告別了「五四」時期那種朝氣，而逐步強化了現實感，而浪漫主義的想像力和激情也衰落了。從文人普遍感時憂國的時代風尚看，郭沫若這種轉變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然而這種轉變並不適合郭沫若那種天才型、文藝型性格。郭作為浪漫詩人的心理、性格不能不被現實政治所扭曲、束縛，這一時期雖然也創作過《屈原》歷史劇這樣有影響的作品，但總的來說，郭沫若的創造力與時遞減。

第三個段落是中國內地解放後，郭身居高位，雜務纏身，雖仍不時動筆，但多為應制之作，藝術上不足觀。

綜觀郭沫若的一生，前後期有很大變化，但郭主要以詩名世，是詩人、文人，並非政治家。他留給人們的也主要是詩。所以評價這樣一位人物，應著眼於其詩，特別是《女神》等早期詩作。後期郭沫若最為人詬病的是表現太趨時，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徵，此「趨時」仍可說主要是文人表現，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標准去要求和衡量。況且郭畢竟是一個曾經非常真實過的人，那是一種比較徹底正視人性一切方面的真實，一種令傳統的沉悶心態難於忍受的真實，這就很難能可貴了。一個社會所要求的文學產品必然是多方面的，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也要有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和真誠的抒情，我們應當承認，現代文學的這兩方面都還太少。正因為這樣，我們應以寬容和知人論世的態度去評說郭沫若其人其詩，理解和珍惜《女神》等「五四」文化遺產，而不是苛求這樣一位天才詩人。

㈡ 郭沫若的女神為何能在五四時期迅雷版的能征服文壇

我們已經對郭沫若的《女神》及其文學史地位有大致的了解，這里准備換一個角度，談一談對郭沫若的不同評價，也涉及到經典的閱讀與評價問題。我們知道，郭沫若的《女神》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公認的經典之作，最能體現五四的時代特色，標志著新詩初期創作的最高成就。郭沫若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女神》奠定的。但據我所知，現在一般年輕的讀者，對郭沫若作品不會有很大的興趣，評價也不一定高；而另一方面，文學史的評價卻很高。我們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兩極閱讀現象」。事實上確實存在兩種讀法：一種是「文學史讀法」，注重從歷史發展的鏈條中考察作品，確定其特色、價值、影響與地位。當今各種現代文學史著作，幾乎都是這樣評價郭沫若以及其他經典性的作家作品的。有一種學術界很流行的排座次的說法是「魯郭茅，巴老曹」，不一定準確，但也可見對郭沫若的評價甚高。這也可以說是「專業的讀法」。另一種讀法，則是「非專業讀法」，一般比較偏重個人的或行時的審美趣味，注重作品本身，不太顧及「歷史的鏈條」。因此象《女神》這樣時代性很強的經典作品，而今已事過境遷，有了歷史的隔膜，讀者就比較難於喚起大的閱讀興趣；加上社會上對郭沫若其人其詩也的確存在某些誤解或苛求，也會影響到「非專業閱讀」的評價，對郭沫若的評價也就不高。就文學接受而言，無論專業非專業，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不好輕易評判其高下。然而當今許多專家的研究論文或大學的講台對郭沫若甚表稱許，而一般讀者，甚至就是聽課的青年學生，卻對郭評價偏低，或者不感興趣。這就形成「兩極閱讀現象」，值得正視和思索。

作為專業的研究，或者在課堂上講文學史，不能不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如何消除對於經典的隔膜，特別是象《女神》這樣本來時代感特別強，而今已經是「事過境遷」的經典？

「專業閱讀」的評價與一般讀者的理解和感覺存在大的差距，也可能是專業評價本身有問題。以往對《女神》的評價，大都是從兩個角度進行的。一是思想內容方面，即考察《女神》如何體現反封建以及改造社會的要求，如何代表了五四的聲音，等等。常見的對郭詩的基本主題作摘句式的歸納，以及對郭詩中「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分析，都特別注重思想和內容的傾向 。這種評論能抓住時代精神特徵，理解作品的內涵價值，卻未必能充分說明《女神》何以能在五四大受讀者的歡迎，又何以能成為影響巨大的文學史經典。其實，《女神》是詩，詩歌是主情的，很難說在思想內容方面能提供什麼深刻的東西。若論反封建求民主的思想激越深入，五四讀者大可不必從詩中去求覓；而且類似某些論者後來從《女神》中所歸納或引申的那些思想主題，在五四當年的各種激進的出版物中比比皆是。可見《女神》引起轟動的原因遠不止於思想內容。

那麼，是否加上形式的因素，就可以對《女神》的影響做出完滿的解析呢？也不一定。以往許多論著都高度評價《女神》形式上的創新，特別指出其在自由體詩的建立上所作出的典範性的貢獻，這是有根據的。若要考察新詩形式的流變，「郭式自由詩」自然是重要的一環。但誰也不能否認，富於獨創性的《女神》畢竟又還比較粗糙，形式上並不完善。郭沫若開一代詩風，《女神》成了現代自由體詩的發端，然而郭詩那種絕對自由的寫法，也給新詩帶來散漫的負面影響。思想內容加上形式因素的論評，雖然可以自成一說，讓人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其文學價值，卻仍然未能充分解析《女神》在五四能迅雷閃電般征服整個文壇的原因。現今一般「文學史的讀法」都想盡量復原《女神》在當年的精神和影響，因目光多限於主題思想和自由體詩形式等方面，缺少歷史的現場感，終究難於感受其獨特而巨大的藝術魅力。同樣，一般讀者也是由於事過境遷，而專業的解析又不能補給他們歷史的現場感，他們也就難於體驗《女神》獨特的時代審美內涵，甚至對這樣一類經典「敬而遠之」，不感興趣。

所以要真正欣賞《女神》，了解其獨有的不可重復之美，應當從作品——讀者所構成的互動互涉的關系中去尋找歷史現場感，理解當年《女神》熱的原因，而不是局限於對文本的分析。這里必須強調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女神》激發了五四讀者的情感與想像力，反過來，五四讀者的情緒和想像力又在接受《女神》的過程中重塑《女神》的公眾形象；或者說，《女神》是與五四式的閱讀風氣結合，才最終達至其狂飆突進的藝術勝境的。《女神》獨特魅力的產生離不開特定歷史氛圍下的普遍閱讀心態和讀者反應。《女神》作為經典是由詩人郭沫若和眾多五四熱血的青年讀者所共同完成的。

作為當代的讀者讀《女神》，如果不是滿足於了解一些文學史上通常的定論，諸如思想、詩體之類，而要真正領會其作為經典的涵義，讀懂其時代審美特徵，就不能不充分考慮與《女神》同一時代的讀者接受狀況。因此，讀《女神》，特別是其中那些最具有五四特點的代表作，最好採用三步的閱讀法，即：第一步直觀感受，第二步設身處地，第三步名理分析。「文學史讀法」往往偏重於「名理分析」，非專業閱讀則多是停留在「直觀感受」，一般都不大注重還原歷史氛圍的「設身處地」；而對於象《女神》這樣帶有強烈的時代色彩的作品，不盡量「設身處地」反顧歷史現場，消除歷史距離帶來的隔膜，就難於領略其特有的藝術價值，也難於解析那些文學史經典成功的原因。所以，讀《女神》最好是把三步閱讀結合起來，這大概也是除去「兩極閱讀」偏頗的辦法。下面不妨做一些閱讀的實例。

我們可以舉《天狗》為例，看看怎樣去進行「三步閱讀」。先讀一遍《天狗》，大家先拋開一切既有的結論或看法，完全投入，努力去獲得第一印象：

我是一條天狗呀！
我把月來吞了，
我把日來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
我把全宇宙來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X光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 底總量！

我飛奔，
我狂叫，
我燃燒。
我如烈火一樣地燃燒！
我如大海一樣地狂叫！
我如電氣一樣地飛跑！
我飛跑，
我飛跑，
我飛跑，
我剝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吃我的心肝，
我在我的神經上飛跑，
我在我的脊椎上飛跑，
我在我的腦筋上飛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初讀此詩，如果全由直覺感受，第一印象便是狂燥、焦灼，如同熱鍋上的螞蟻；又彷彿自身儲有無窮的精力能量，一時難於找到宣洩的渠道，憋得難受，渴求自我擴張，簡直要爆炸了。我們不急於分析這種「第一印象」，最好轉入第二步，即設身處地想像是在「五四」時期，自己也是剛跳出封建思想牢籠的青年，充滿個性解放的理想，非常自信，似乎整個世界都是可以按照自我的意志加以改造；但同時又很迷惘，不知「改造」如何著手，一時找不到實現自我、發揮個人潛能的機會；自以為個性解放後理所當然得到的東西，卻遠未能獲得，因而一方面覺得「我」很偉大，威力無窮，另方面又會發現「我」無所適從，這便產生焦灼感，有一種暴躁的心態。這些只是「設想」，每個讀者都可以根據自己所了解的有關「五四」的歷史氛圍盡可能設身處地，暫當「五四」人，若如此來讀《天狗》，便感同身受，比較理解詩中所抒發的那種情緒與心態。接著可再轉入「名理分析」，這分析也並非只是摘句式地歸納其主題思想或傾向諸方面，最好還是感受《天狗》所形成的整體氛圍，或者可借用傳統批評的概念來說，是充溢於《天狗》之中的「氣」。這種「氣」是由其所包涵的情緒、豐富的想像，以及詩的內在節奏等因素綜合體現的「五四」時代讀者本來其自身也有類同的焦躁感，一讀《天狗》便如同觸電，能在那種「氣」中溝通，沉醉，宣洩。如果在設想在特定時代的閱讀「場」中去感觸把握《天狗》的「氣」，分析就不會流於零碎、僵化，由三步閱讀所達到的對作品—讀者互動互涉關系的探求，有可能擺脫那種空洞的或過於情緒化的評論套式。

《女神》中詩有許多顯得太散漫、太直、太坦露，是很粗糙的。如果光憑直覺印象或者名理分析，可能認為這並不成功，以往許多論者也都是這么批評的。然而如果不把形式內容分開來考究，而是著眼於「氣」的整體審美，那麼這些「粗糙」便另有一種痛快淋漓的閱讀效應。例如《晨安》一詩，彷彿在向世界的一切大聲地打招呼，全詩所有句子一律用「晨安」開頭，非常單調，而且用詞粗放，不加紋飾，似乎全不講求形式。初讀起來甚至刺耳，讓人感覺怪異。但郭沫若是有意為之，就是要造就這種效果。他曾說過：「詩無論新舊，只要是真正的美人穿件什麼衣裳都好，不穿衣裳的裸體更好」 ，又說：「我所寫的一些東西，只不過飛翔我一時的沖動，隨便地亂跳舞的罷了」 。他是以不講形式作為一種形式，一種追求坦直、自然、原始的形式；以「不像詩」來表現一種新的詩體，有意於對傳統的溫柔敦厚詩風來一個沖擊，造成審美的逆差。「五四」時期處於大變動，青年一代追求的是新異的叛逆的藝術趣味，反精美、反勻稱、反優雅成為時尚，所以類似《女神》中《天狗》、《晨安》一類粗糙的不成熟的形式更能博得讀者的喝彩。就如同當今的搖滾樂、霹靂舞，也以反精美、反優雅為時尚一樣。如果對《女神》的形式作如此讀法，著眼於其「氣」的整體審美效果，並結合特定時期的讀者反應去重加體察，我想是可以讀出一些新意的。

《女神》的主導風格暴躁凌厲，雖然也有一部分比較優美的詩 ，影響大的代表性的作品都是具備並能引發這種暴躁凌厲之「氣」的。結合讀者反應來看《女神》，其成功主要在於宣洩壓抑的社會心理，或可稱為能量釋放，一種渇求個性解放的能量。《女神》主要不是提供深刻，而是提供痛快的情緒宣洩。「五四」時期的讀者審美需求是有各種層次的，那時的人們需要深刻冷峻（如魯迅的小說），需要傷感憤激（如郁達夫、廬隱的作品），需要天真純情（如冰心的詩和小品），更需要郭沫若式的暴躁凌厲。在充分滿足而又造就新的時代審美追求這一點上，郭沫若稱得上第一流的詩人。這樣的讀法，也許能站到一個更寬容也更有歷史感的角度去理解像《女神》這樣的經典；這些經典因為太貼近現實而往往時過境遷，得不到後人的認同。當今讀者郭沫若詩歌不欣賞、無興味的原因，主要也是「時過境遷」。當今已不再有「五四」那樣的新鮮、上進而又暴躁凌厲的「氣」，不再有「社會青春期」的氛圍，在一般「非專業閱讀」的層面上也就較難欣賞《女神》這類作品。然而文學史家說明歷史，就必須體驗和理解歷史。這歷史不光是由一個個作品的本文構成的，讀者反應實際上也參與了文學發展的進程，因此，適當關照作品—讀者之互動互涉的「場」，才更有可能接近歷史原貌。

二

當今的研究者和讀者對郭沫若的評價形成兩極，跟對郭氏人格的不同理解也大有關系。一種流行的觀點是把郭沫若看作是政治人物，反感他的立場多變。然而如果由《女神》等作品的創作反觀郭沫若的人格，也許我們對這位詩人的浪漫氣質會有更多的了解與寬容，我們就不一定再以政界的標准去衡量一位文人。

郭沫若可以說是一位天才，但也有凡庸的一面，這兩方面交織成他的一生。惟其是天才，又出了大名，所以當凡庸的一面表露時會格外引人注目，人們容易苛求。在他的前期，主要是「五四」時期，天才表露多，幾乎極至，是「至人」，即使有凡庸俗耐一面，也常被天才的光彩所遮蔽；三、四十年代以後，天才的成份越來越稀薄，扭曲，凡庸就更突出。郭本質上是一位浪漫的詩人，其天才也多表現於創作中；而當他轉向從政時，詩人與政治人的歧途往往就令尷尬，俗氣。不能簡單斷言從政=庸俗，只是說扭曲了本性去從政（或從事別的事業）才容易表露凡庸。遺憾的是現今有關郭沫若的傳記極少寫其凡庸一面所以沒有立體感。

下面我們還是先看看闖過郭沫若人格的心理素質。如果說魯迅像一座山，學者深穩崇峻，郭沫若可以說是一個海，波濤洶涌，熱情奔放。

郭沫若心理屬天才型，或文藝型，熱情、沖動、活躍，多變是其重要特點。這可以從其創作返觀。他自己說，寫《女神》中的那些代表性詩作時，他如同奔馬，沖動得不得了，寫完後如死海豚；靈感來時，激動得連筆都抓不住，渾身發燒發冷。 這都證明，他屬於天才型或文藝型心理素質。這種素質直接影響和決定著他在文藝觀方面是追崇天才、靈感、直覺的，所以他總認為詩是「寫」出來的，並非「做」出來的。他還說：「詩人的心境比如一灣清澄的海水，沒有風的時候，便靜止著如一張明鏡，宇宙萬匯底印象都涵映在裡面；一有風的時候，便雲翻波湧起來，宇宙萬匯底印象都活動著在裡面。這風便是所謂直覺、靈感。起了的波浪便高漲著的情調。」 可見郭不但性情沖動，在文藝觀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沖動靈感。《女神》中的許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這樣沖動的心理狀態中依靠靈感去構思，所以充溢著情緒流與奇麗多彩的想像，不一定深刻，卻真切感人；雖然粗糙，卻更顯坦成。郭沫若這種心理素質是非常適於浪漫主義詩歌創作的。

三十年代「革命文學」論爭中，郭沫若曾經很沖動地著文攻擊魯迅，魯迅反擊時稱郭為「才子+流氓」，並鄙夷其所謂「創造氣」。這當然帶有論爭的意氣。但冷靜地看，也還不失中肯。郭沫若的確富於「才子氣」，浪漫、叛逆、愛獨出心裁。如果再深入分析，可以看到郭沫若這種天才型、文藝型的心理性格跟他在少年時期的某些特殊的心理挫折有關。郭小學畢業時經歷過「考榜風波」，他本來在24歲畢業考生中名列榜首，卻被教師私下改定為第八。這件事使少年郭沫若第一次感受到成人世界的惡濁，促成其叛逆的、破壞性的心理傾向。此外，由家庭包辦的「黑貓」婚姻更使他一度陷於心理危機，甚至想自殺，後來從歌德的詩作中汲取了力量，才振作起來，並因此而非常明確地以追求個性解放，實現自我的完滿作為生活目標。 這些閱歷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和決定了郭沫若的心理成長趨向，並不斷地作為「情緒原型」或隱或現地反映在他的創作中。還可以補充分析的是，郭沫若本人的生理狀況也顯然制約其浪漫主義的心理性格，並影響到創作。郭沫若很早熟，七八歲就發育了，性意識過早覺醒，所以很小喜歡浪漫主義作品，養成熱情、敏感、多變的心性。另外，郭沫若15歲時患中耳炎，留下耳聾的後遺症，這反而強化了其他感官功能，激發「超驗」的想像力類似的例子，在中外文藝史上很多見。適當關注這些由生理機制特殊性形成的心理性格特徵，也可能有助於加深對郭沫若詩作藝術特色的了解，並有助於更全面地考量郭沫若的為人及其創作生活道路。

三

郭沫若的創作生活道路是多變的，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段落。第一段落是「五四」時期。主要作為浪漫主義的天才詩人，以《女神》喊出了時代的真聲音，震醒了一代青年，釋放了被壓抑的社會心緒，滿足了時代的精神需求。這是郭沫若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他的個性得到充分的表現，自我實現的程度很高。這當然跟「五四」時期特定氛圍有關，那種寬松、自由、充滿朝氣的環境也有利於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與創作風格。

第二個段落是三、四十年代，郭沫若變為「詩人—社會活動家」。由「文學革命」、「兩個口號」論爭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郭沫若常因其文名簇擁到政壇，雖然其浪漫的個性並不宜於政界，卻也以相當多的精力投入社會活動。他的創作告別了「五四」時期那種朝氣，而逐步強化了現實感，而浪漫主義的想像力和激情也衰落了。從文人普遍感時憂國的時代風尚看，郭沫若這種轉變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然而這種轉變並不適合郭沫若那種天才型、文藝型性格。郭作為浪漫詩人的心理、性格不能不被現實政治所扭曲、束縛，這一時期雖然也創作過《屈原》歷史劇這樣有影響的作品，但總的來說，郭沫若的創造力與時遞減。

第三個段落是中國內地解放後，郭身居高位，雜務纏身，雖仍不時動筆，但多為應制之作，藝術上不足觀。

綜觀郭沫若的一生，前後期有很大變化，但郭主要以詩名世，是詩人、文人，並非政治家。他留給人們的也主要是詩。所以評價這樣一位人物，應著眼於其詩，特別是《女神》等早期詩作。後期郭沫若最為人詬病的是表現太趨時，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徵，此「趨時」仍可說主要是文人表現，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標准去要求和衡量。況且郭畢竟是一個曾經非常真實過的人，那是一種比較徹底正視人性一切方面的真實，一種令傳統的沉悶心態難於忍受的真實，這就很難能可貴了。一個社會所要求的文學產品必然是多方面的，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也要有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和真誠的抒情，我們應當承認，現代文學的這兩方面都還太少。正因為這樣，我們應以寬容和知人論世的態度去評說郭沫若其人其詩，理解和珍惜《女神》等「五四」文化遺產，而不是苛求這樣一位天才詩人。

㈢ 茅盾小說讀後感450字

《子夜》是中國現代著名作家茅盾1896一1981創作的長篇小說，初版印行之時1933年即引起強烈反響。瞿秋白曾撰文評論說：「這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一九三三年在將來的文學史上，沒有疑問的要記錄《子夜》的出版。」《〈子夜〉和國貨年》歷史的發展證實了瞿秋白的預言。半個多世紀以來，《子夜》不僅在中國擁有廣泛的讀者，且被譯成英、德、俄、日等十幾種文字，產生了廣泛的國際影響。日本著名文學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薦十部二十世紀世界文學巨著時，便選擇了《子夜》，認為這是一部可以與《追憶逝水年華》普魯斯特、《百年孤獨》加西亞·馬爾克斯媲美的傑作。

茅盾的小說，素以全景式地展現宏闊的社會生活畫面見長。《子夜》的舞台設置於三十年代初期上海。作家並沒有截取某條小巷或某個街角，而是從居高俯視的視角，整體展示這座現代都市的方方面面：資本家的豪奢客廳、夜總會的光怪陸離、工廠里錯綜復雜的斗爭、證券市場上聲嘶力竭的火並，以及詩人、教授們的高談闊論、太太小姐們的傷心愛情，都被組合到《子夜》的情節里。同時，作家又通過一些細節，側面點染了農村的情景和正發生的中原的戰爭，更加擴大了作品的生活容量，從而實現了他所設定的意圖：「大規模地描寫中國社會現象」，「使一九三零年動盪的中國得一全面的表現。」當然，茅盾的「大規模」「全面」描寫，並不是把各個生活斷片隨意拼帖在一起。他精心結構，細密布局，通過主人公吳蓀甫的事業興衰史與性格發展史，牽動其它多重線索，從而使全篇既展示了豐富多彩的場景，又沿著一個意義指向縱深推進，最終以吳蓀甫的悲劇，象徵性地暗示了作家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理性認識：「中國沒有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中國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子夜〉是怎樣寫成的》

茅盾近乎以寫史的態度創作小說。《子夜》的情節，是被鑲嵌在一九三零年五月到七月這一真實的歷史時空里的。小說中描寫的一些情景，如公債交易、蔣馮閻大戰等，都是有據可查的真實的史實。《子夜》把這類非虛構性的話語引進小說，與虛構性話語融匯、輝映，應該說是相當大膽而富有創造性的文體試驗。《子夜》的史詩品格，無疑得益於「詩」與「史」兩種語言巧妙調適與組合。

《子夜》在整體布局上具史詩般宏闊，但細節描寫的筆觸又極為委婉細致，剖析人物心理，直至其微妙顫動的波紋。這一特點，早在三十年代，吳宓先生就曾指出過並大加贊賞，稱《子夜》「筆勢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噴薄，不可控搏。而其細微處復能婉委多姿，殊為難能可貴。」茅盾認為吳宓的評論真正體會到了「作者的匠心」。《我走過的道路》。

《雷雨前》讀後感
《雷雨前》讓我想到了高爾基的《海燕》。《海燕》寫的是在暴風雨來臨之前情景。
在學這篇文章之前，老師先請一個同學讀文章，另兩位同學則把所聽到的畫出來。之後便是自己讀文章，理解文章，整理文章。
「 河裡連一滴水也沒有了，河中心的泥土也裂成烏龜殼似的。田裡呢，早就像開了無數的小溝」可以看出，在雷雨前，天氣是十分的乾燥難忍。「可是你等著，等著，卻等來了蒼蠅。它們從齷齪的地方飛出來，嗡嗡嗡的，繞住你，叮你的塗一層膠似的皮膚。。。。。。。。。。。。。。。你跳起來拿著蒲扇亂撲，可是趕走了這一邊的，那一邊又是一大群乘隙進攻。你大聲叫喊，它們只回答你個哼哼哼，嗡嗡嗡！」 蒼蠅和蚊子十分的煩人和惡心，我覺得「蒼蠅」和「蚊子」可以是當時社會的腐敗份子。把當時的一些人比喻成「蒼蠅」和「蚊子」也可以看出當時社會的腐敗。
「轟隆隆，轟隆隆，再急些！再響些吧！讓大雷雨沖洗出個干凈清涼的世界！」和《海燕》中「讓暴風雨來的更猛烈些吧！」有一丘之貉，都期盼美好世界的到來！

讀《春蠶》 分類:讀後感2006.3.24 18:37 作者：yanganping | 評論：1 | 閱讀：4450
前幾天，我讀了茅盾的《春蠶》，讓我思緒萬千，便寫下了一點感想。下面從幾個方面談談：
老通寶固執的認為繭廠能開，說明了舊時代農民的頑固心理和對現實的盲目、不了解，對國家未來的不關心，是典型的封建農民形象，具有封建農民特有的狹隘性心理。
他對「陳老爺」家的敗認為是「長毛鬼」在陰間告了狀，但想不明白為什麼會牽涉到自己，也說明了封建農民階級的封建迷信思想濃厚，對社會現實沒有深刻的認識，這也就是舊社會農民的可悲之處，令人痛心。
他看到洋船經過，就滿臉恨意；看到街上洋紗、洋布、洋油的出現，就把自己困窘生活的根源全部歸結帶有「洋」字物品的頭上。由此可見，他這一類人是深受封建正統思想的毒害，也許「天朝上國」陰影還厚厚的籠罩著他們，沒有消逝殆盡。所以具有保守派的傾向----盲目排外，從後面他們養蠶的過程中也能看出。
他雖然不關心國家命運，卻也痛恨洋鬼子，但他的出發點卻不同，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而這么做。他也認為是洋鬼子把銅鈾都騙去了，才導致自己的窮困、欠債。但他並不知道洋鬼子如何騙去的，就憑小時聽老陳老爺說過，也就跟著嚷嚷，對此深信不疑。體現了他的可悲之處，而且這種可悲之氣從全身溢出，籠罩他全身。
在「收蠶」到「賣蠶」的過程中，故事情節達到了高潮。同時，也是劇中人物形象、性格渲染的最逼真、最淋漓盡致的時候。如果說老痛寶是可悲的，那麼荷花不僅可悲而且可憐。同是生活在受剝削、受壓迫階層的貧苦農民，可在他們眼中，荷花比搜刮他們錢財、榨取他們血汗的人更可怕。而阿多則是他們中的早期覺醒者，渴望喚醒人們的麻木靈魂，卻終因勢單力薄，無法在早已根深蒂固的人們的腦海中立足。最後也只能被湮沒，不再強烈掙扎。
因為有這樣的人民群眾、因為有這樣的社會背景，老通寶一家在新的一年裡又挨餓、欠債也就不足為奇了。
通過這篇小說，我們能夠看出舊社會的黑暗和殘忍，為生活在那樣的時代里的人鳴不平，更應該珍惜今天的時光。努力學習，為他日展翅奠基。

㈣ 溫儒敏的論文目錄

《論郁達夫的小說創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2輯。
《試論〈懷舊〉》，《魯迅研究叢刊》1980年3輯。
《略論郁達夫的散文》，《讀書》1981年3期。
《魯迅前期美學思想與廚川白村》，《北京大學學報》1981年5期。
《外國文學對魯迅〈狂人日記〉的影響》，北大《國外文學》1982年。
《港台比較文學研究述評》，《當代文藝思潮》1982年3期。
《重讀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讀書》1983年2期。
《深刻的思想 特異的構思：讀魯迅的小說〈葯〉》，《閱讀與欣賞（現代文學部分五》，1983年。
《〈朝花夕拾〉風格論》，《北大研究生學刊》1985年創刊號。
《歐洲現實主義的傳入與五四時期的現實主義文學》，《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3期。
《新文學現實主義總體特徵論綱》，《北京大學學報》1988年2期。
《梁實秋及其文學美學論著》，《博覽群書》1989年7期。
《香港文學批評印象》，《香港文學》1989年1-2期。
《梁實秋年譜簡編》，《文教資料簡報》1989年2輯。
《〈圍城〉的三層意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9年2輯。
《〈肥皂〉的精神分析讀解》，《魯迅研究動態》1989年2期。
《雍容（幽默（簡單味》，《魯迅研究動態》1989年12期。
《〈狂人日記〉：反諷的迷宮》，《魯迅研究月刊》1990年8期。
《客家味：傳統人文精神及其他》，《小說評論》1990年3期。
《略論胡風的文學批評》，《新文學研究》1992年2期。
《成仿吾的文學批評》，《文學評論》1992年2期。
《胡風主觀戰斗精神說平議》，《北京大學學報》1992年5期。
《周作人的散文理論與批評》，《上海文論》1992年5期。
《王國維文學批評的現代性》，《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3期。
《梁實秋對新人文主義的接受與偏離》，《文學史》第1輯，1993年。
《沈從文怎樣寫鑒賞性評論》，《名作欣賞》1993年3期。
《李長之〈魯迅批判〉及其傳記批評》，《魯迅研究月刊》1993年4期。
《論茅盾的作家論批評文體》，《天津社會科學》1993年3期。
《批評作為渡河之筏捕魚之筌》，《天津社會科學》1994年4期。
《歷史選擇中的卓識與困擾：論馮雪峰與馬克思主義批評》，《學術月刊》1994年5期。
《郭沫若其人其詩》，韓國《中國語文論叢》1994年7輯。
《剖析現代人的文化困擾：評〈廢都〉》，收蕭夏林編《廢都廢誰》一書，學苑出版社1993年版。
《境界》（英文），《TamKang Review》，Spring-Summer，1994。
《調整學術步履》，《天津社會科學》1994年2期。
《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韓譯本序），《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4年3期。
《朱光潛的詩美學與新詩理論辯正》，《求是學刊》1994年2期。
《戰國策派的文化反思與重建構想》，收溫儒敏編《時代之波》，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
《梁宗岱的純詩理論》，《詩探索》1995年3期。
《茅盾與現代文學批評》，《文學評論》1996年4期。
《懷戀的月色--讀〈水樣的春愁〉》，《名作欣賞》1997年3期。
《春風沉醉郁達夫》，《中華讀書報》1997年2月19日。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的誤讀價值》，《中國文化報》1997年10月4日。
《劉以鬯小說的形式感 》，1999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提交論文。
《〈梅村心曲〉的客家味及傳統人文精神》，《嘉應大學學報》1999年2期。
《大學出版的根基：學術為本－－北京大學出版社的選題策劃》，《中國出版》1999年9期。
《論老舍創作的文學史地位》，1999年紀念老舍1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提交論文。
《關於經典化與學院化 》，《文藝研究》1999年1期。
《文化批評視野中的小說〈二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4輯。
《文學史觀的建構與對話：圍繞初期新文學的評價》，《北京大學學報》2000年4期。
《張愛玲熱的興發與變異》，2000年10月香港張愛玲與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上提交的論文，發表《中華讀書報》2000年12月27日。
《The Image of Westerners in the Gaze of Cultural Criticism》，《 Amsterdam Atlanta》， GA，2000（2007年荷蘭阿姆斯特丹世界比較文學大會提交論文）。
《淺議有關郭沫若的兩極閱讀現象》，《中國文化研究》2001年1卷。
《當代評論與文學史研究的張力》，《現代中國》創刊號2001年。
《論〈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科學史價值》，《文學評論》2001年3期。
《思想史取替文學史？》，2001年南京中國現代文學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後收會議論文集。
《魯迅對文化轉型的探求與焦慮》，《北京大學學報》2001年4期。修改稿又提交2001年11月首屆北大論壇。
《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與現代文學學科的建立》，《文學評論》2002年1期。
《北京大學中文系近期的本科教學改革》，《中國大學教學》2002年11期。
《蘇聯模式與1950年代的現代文學史寫作》，《北京大學學報》2003年1期。
《四十年代文學史家如何塑造新文學傳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年4期。
《從學科史考察早期幾種獨立形態度新文學史》，《中國文化研究》2003年1期。
《當代文學思潮中的別、車、杜現象》，《讀書》2003年11期。
《如何看待魯迅對傳統文化的偏激》，《中文自學指導》2003年6期。
《沈從文與北大》，《中國高等教育》2003年2期。
《魯迅的問題仍然纏繞和警示著我們－－在東南大學的講演》，《魯迅研究月刊》2003年9期。
《現代文學課程教學如何適應時代變革》，《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5期。
《從學科史回顧八十年代的現在文學研究》，《北京大學學報》2004年5期。
《當代文學研究的空洞化現象》，《文藝研究》2004年3期。
《科技發展與以人為本》，《文明》雜志2004年6期。
《胡風研究的祛魅與祛蔽》，《博覽群書》2004年5期。
《關於現代文學基礎課教學改革的思考》，《中國大學教育》2004年2期。
《雷雨》的主人公是誰？－－北大中文系學生試卷的觀點舉要》，《名作欣賞》2004年4期。
《學科史的梳理與反思--〈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引言》，《海南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2期。
《作為文學史寫作資源的作家論》，《北京大學學報》2005年2期。
《以個案考察切入跨文化研究》，《東方叢刊》2006年2期
《現代文學基礎課教學的幾點體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3期。
《扎實穩妥地推進課程改革》，《語文建設》2006年5期。
《文學研究中的漢學心態》，《文藝爭鳴》2007年7期。
《對中小學課程改革的幾點看法》，上海《語文學習》2008年1期。
《現代文學「新傳統」及其當代闡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8年2期。
《語文教育研究、文學教育與課程改革》，上海《語文建設》2008年4期。
《第一次「文代會」與新文學傳統的規范化闡釋》（與胡慧翼合作），《河北學刊》2008年3 期。
《難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8年8期。
《中國現代文學的闡釋鏈與「新傳統」的生成》，上海《學術月刊》2008年11期，又《新華文摘》2009年第3期轉載。
《堅持本義 守正創新：溫儒敏教授訪談》（張曉玥整理），上海《學術月刊》2008年11期。
《中文系要有「文氣」》，《文史知識》2008年8期。
《「新傳統」資源的利用與當代價值重建》（現代文學研究會十屆二次理事會開幕辭與閉幕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年3期。
《語文教育：創新之路怎樣走？》（記者采訪），《光明日報》2009年7月3日。
《文筆不是作文教學的第一要義》（記者訪談），《中國教育報》2009年7月24日。
《北大傳統與大學文化》，《粵海風》2009年9月號。
《語文教育研究的困擾與前景》，《語文學習》2010年1期。
《北大中文系誕生100年摭談》，《中華讀書報》2010年3月17日。
《「不要輸在起跑線上」是誤導》，《人民日報》2010年6月4日。
《尊重史料研究的學術價值與地位》，河南《漢語言文學研究》第1卷第1期。
《第二代學者對於現代文學研究的巨大貢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年第5期。
《在課改中切實改進閱讀與作文教學》，《基礎教育課程研究》2010年12期。
《說說北大中文系的「系格」》，《光明日報》2010年12月17日。
《教材，怎樣改才讓人滿意？》，《人民日報》2010年12月23日。
《語文教學中常見的五種偏向》，《課程教材教法》2011年1期。
《現代文學研究的「邊界」及「價值尺度」問題》，《華中師大學報》2011年1期。《新華文摘》2011年6期。
《叢刊改版致讀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1期。（與吳義勤聯合署名）。
《不妨往理性思維靠一靠》，《人民日報》專訪，2011年6月8日。
《再論現代文學研究的「邊界」與「價值尺度」問題》，上海《學術月刊》，2011年11期。
《再論「不要輸在起跑線上」的誤導》，國務院參事室「教育論壇」發表，
《中國大學的五種「重病」》，《羊城晚報》2012年1月8日。全國大多數網站轉載，很多報刊轉載，如《文摘報》《讀者》等，鳳凰衛視專題評講。
《關注我們的文學生活》，《人民日報》2012年1月17日。
《忽視課外閱讀，語文課就只是半截子的》，《課程教材教法》2012年第1期。《就語文新課標的學習談九個問題》，《中學語文教學》2012年3期。
《「文學生活」：新的學術生長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8期，又《新華文摘》2012年第23期轉《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2年12期轉載摘。
《中國國民的「文學生活」》，《中華讀書報》2012年8月22日，《新華月報》2012年第9其轉載。
《高考語文（作文）閱卷方式應當改進》，《語文建設》2012年7-8期。
《北大清華人大三校比較論》，《粵海風》2012年5期。
《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建構》（訪談），《文藝報》2012年12月12日。
《學問與人生不是兩張皮（訪談）》，《新文學評論》（湖北）2012年4期。封二刊出溫儒敏簡歷和照片。
《語文教材編寫也要守正創新》，《語文學習》2013年1期。同期封二專刊溫儒敏題詞「刊格不羈，立品為歸，題贈語文學習雜志」。並刊出溫儒敏5張照片。

㈤ 如何理解郭沫若詩歌創作中的兩極閱讀現象

浪漫主義的通病，不是誇張的過分，就是想像的不足，把握分寸，唯少數天才為能，此所以李白不可學也。

㈥ 說說女神的思想內容及其在新詩發展史上的地位

郭沫若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女神》奠定的，而《女神》的文學史地位一直是大家公認的：是最能體現「五四」的時代特色，標志著新詩初期創作最高成就的現代詩歌經典。人們現在對郭沫若詩歌的評價，出現了一個「兩極」分化的現象：一方面普通讀者評價不高，另一方面文學史家卻評價很高，我們把其稱為「兩極閱讀現象」。

㈦ 茅盾小說中的時代女性以哪些為代表

縱觀茅盾所有的小說創作,我們不難發現,女性形象在他
的小說中佔有非常矚目的地位,從而形成了一幅絢麗多姿的女性形象的藝術畫卷.在這些女性形象中,蘊含著茅盾對生活深沉思考,訴說了他尋求女性美的美學情愫,同時,也為他的小說增添了不盡的藝術魅力.正如有的論者所說:從「時代女性」的群像.終因茅盾的傾心盡力的描繪,而在文學史上
的熠熠生輝,成為一個自成體系的、具有永久藝術生命力的文學形象類型。不可想像，如果沒有了這些獨特的女性形象，茅盾的小說將會變的多麼蒼白乏味啊!
也正因為如此，對茅盾小說中女性形象的審視，成為茅盾小說
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話題，也出現了許多極有價值的
研究成果。然而，此前的研究大多是從「時代女性」、「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的角度入手，論述他們的時代共性：也有人對茅盾筆下的女性形象進行分類研究，從而區別他們共性
中的不同性。茅盾自己
就曾把《蝕》中的女性分為兩種類型：即「靜女士、方太太屬於同一類型;慧女士、孫舞陽、章秋柳屬於又一類型。」其中前者恬靜，脆弱，耽於幻想，思想觀念較為保守;後者則剛強、浪漫、務實，思想開放。也有人將其分成三種類型來分析比較其性格差異，但都未能從更深刻的意義上，
宏觀的把握茅盾筆下的所有女性形象，外在和內在的共同特徵，並進一步透視作家
創作時共同的
心理機制，揭示其對茅盾小說創作的正面和負面影響。
茅盾筆下的女性形象顯在和潛在的共同點：
當我拋開「時代女性」、「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這些預先設定的先驗模式，也拋開研究者已有的各種類型劃分，僅憑自己的閱讀體驗去感受這些光彩奪目的女性形象時，直覺告訴，茅盾筆下的所有女性分明都是來自血緣關系極近的同一家族，甚之好象是同一個現象的改頭換面而已。她們身上存在者那麼多顯在和潛在的共同點，以至於當這群看似形態各異的女子一下子涌現在眼前之時，你很難一下辨認出其中的一位是誰。即使是個性較明顯的孫舞陽、章秋柳她們，似乎也和其他的那些女性有著太多的相似點。
茅盾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幾乎都是年輕嬌美、楚楚動人的，她們一出場就格外引人注目。從容貌到身材、到衣著打扮，甚至氣質性格都充滿著誘人的魅力，而她們美麗的種種表現又是何其相似乃爾。

㈧ 茅盾小說中的時代女性以哪些為代表

縱觀茅盾所有的小說創作,我們不難發現,女性形象在他 的小說中佔有非常矚目的地位,從而形成了一幅絢麗多姿的女性形象的藝術畫卷.在這些女性形象中,蘊含著茅盾對生活深沉思考,訴說了他尋求女性美的美學情愫,同時,也為他的小說增添了不盡的藝術魅力.正如有的論者所說:從「時代女性」的群像.終因茅盾的傾心盡力的描繪,而在文學史上 的熠熠生輝,成為一個自成體系的、具有永久藝術生命力的文學形象類型。不可想像，如果沒有了這些獨特的女性形象，茅盾的小說將會變的多麼蒼白乏味啊!
也正因為如此，對茅盾小說中女性形象的審視，成為茅盾小說 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話題，也出現了許多極有價值的 研究成果。然而，此前的研究大多是從「時代女性」、「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的角度入手，論述他們的時代共性：也有人對茅盾筆下的女性形象進行分類研究，從而區別他們共性 中的不同性。茅盾自己 就曾把《蝕》中的女性分為兩種類型：即「靜女士、方太太屬於同一類型;慧女士、孫舞陽、章秋柳屬於又一類型。」其中前者恬靜，脆弱，耽於幻想，思想觀念較為保守;後者則剛強、浪漫、務實，思想開放。也有人將其分成三種類型來分析比較其性格差異，但都未能從更深刻的意義上，
宏觀的把握茅盾筆下的所有女性形象，外在和內在的共同特徵，並進一步透視作家
創作時共同的 心理機制，揭示其對茅盾小說創作的正面和負面影響。
茅盾筆下的女性形象顯在和潛在的共同點：
當我拋開「時代女性」、「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這些預先設定的先驗模式，也拋開研究者已有的各種類型劃分，僅憑自己的閱讀體驗去感受這些光彩奪目的女性形象時，直覺告訴，茅盾筆下的所有女性分明都是來自血緣關系極近的同一家族，甚之好象是同一個現象的改頭換面而已。她們身上存在者那麼多顯在和潛在的共同點，以至於當這群看似形態各異的女子一下子涌現在眼前之時，你很難一下辨認出其中的一位是誰。即使是個性較明顯的孫舞陽、章秋柳她們，似乎也和其他的那些女性有著太多的相似點。
茅盾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幾乎都是年輕嬌美、楚楚動人的，她們一出場就格外引人注目。從容貌到身材、到衣著打扮，甚至氣質性格都充滿著誘人的魅力，而她們美麗的種種表現又是何其相似乃爾。

㈨ 郭沫若的什麼作品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公認的經典之作

郭沫若的《女神》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公認的經典之作，最能體現五四的時代特色，標志著新詩初期創作的最高成就。郭沫若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女神》奠定的。但據我所知，現在一般年輕的讀者，對郭沫若作品不會有很大的興趣，評價也不一定高;而另一方面，文學史的評價卻很高。我們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兩極閱讀現象」。事實上確實存在兩種讀法:一種是「文學史讀法」，注重從歷史發展的鏈條中考察作品，確定其特色、價值、影響與地位。當今各種現代文學史著作，幾乎都是這樣評價郭沫若以及其他經典性的作家作品的。有一種學術界很流行的排座次的說法是「魯郭茅，巴老曹」，不一定準確，但也可見對郭沫若的評價甚高。這也可以說是「專業的讀法」。另一種讀法，則是「非專業讀法」，一般比較偏重個人的或行時的審美趣味，注重作品本身，不太顧及「歷史的鏈條」。因此象《女神》這樣時代性很強的經典作品，而今已事過境遷，有了歷史的隔膜，讀者就比較難於喚起大的閱讀興趣;加上社會上對郭沫若其人其詩也的確存在某些誤解或苛求，也會影響到「非專業閱讀」的評價，對郭沫若的評價也就不高。就文學接受而言，無論專業非專業，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不好輕易評判其高下。然而當今許多專家的研究論文或大學的講台對郭沫若甚表稱許，而一般讀者，甚至就是聽課的青年學生，卻對郭評價偏低，或者不感興趣。這就形成「兩極閱讀現象」，值得正視和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