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合小說推薦

『壹』 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嗎

顏徵在（公元前568年？-公元前535年？），孔子的母親。孔子的父親是叔梁紇（叔梁為字，紇為名）。叔梁紇先娶妻施氏，生9女而無子；又娶妾，得一子，名伯尼，有腿疾；依當時禮儀不宜繼嗣。於是與顏徵在野合生孔子，時叔梁紇已72歲，顏徵在18歲。顏徵在在生孔子時，曾去尼丘山祈禱，然後懷下孔子，故起名為丘，字仲尼。孔子3歲時，叔梁紇去世，由於從此顏徵在的名分和施氏（叔梁紇）的正妻等原因，顏徵在和孔子甚至不能參加叔梁紇的祭祀。從此顏徵在和孔子在生活相當貧困。堅強勇敢的顏徵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將孔子培養成身高九尺三寸，以博學聞名的英才。 孔子17歲時，孔母顏征由於操勞過度早逝。
據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記載：「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但關於叔梁紇向顏氏求婚之事，卻有許多其他版本的記載。其中《孔子家語》記載得頗為詳細：顏氏有三個女兒，最小的一個叫徵在。顏氏問三個女兒說：「陬邑大夫叔梁紇，雖然父、祖為卿士，但他是先聖王裔。此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我很喜歡他。雖然年齡有點大，性情有些嚴厲，但這些都沒什麼問題。你們三個誰願意做他的妻子？」兩個大女兒都默不作聲，小女兒徵在上前回答說：「一切聽從父親的安排，父親不用再問了。」父親聽出了這話的語氣，說：「你能行。」於是就將小女兒嫁給了叔梁紇。
《孔子家語》中的這段文字寫得很生動，近似於小說的語言。但這一說法可靠性並不大，與孔子父親只叔梁紇去世後孔子母子遭遇相矛盾。據學者猜測這只是後世為了掩蓋孔子是叔梁紇與顏徵在而生而已。相比司馬遷的觀點較可靠。孔子是野合而生並不妨礙孔子之偉大！
註：當時男女貞操觀念雖已經形成，但相當輕松（當時的褲子有褲管而無褲襠，由此可見一斑），遠未達到後世的高度。據史料記載，當時的禮儀規定每年春天特定時間可野合生子。這一禮儀，可最大限度的增加當時的人口，提高國力。在當時，野合生子是很正常的行為，因此我們絕對不可由此認為孔子父母有道德缺陷。也因此，我們絲毫不用掩蓋孔子是野合而生的歷史真相。 http://ke..com/view/2036226.htm

『貳』 哪位大神知道莫言的小說《紅高粱》（不是電影）詳細的情節介紹啊……急求……

《紅高粱》敘述的主要是一支民間抗日武裝伏擊日本人汽車隊的故事，表現了一定程度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但這不是主要的。作為這篇小說精神主體的是強烈的生命意識：對帶著原始野性、質朴強悍的生命力的贊美，對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渴望。正是這種生命意識使那個老而又老的抗日故事重新獲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紅高粱，就是這種生命意識的總體象徵。它可以稱之為《紅高粱》的「生命圖騰」。小說用這樣充滿激情的語言描寫紅高粱，賦予紅高粱以生命：「八月深秋，無邊無際的高粱紅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輝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愛情激盪。秋風蒼涼，陽光很旺，瓦藍的天上游盪著一朵朵豐滿的白雲，高粱上滑動著一朵朵豐滿白雲的紫紅色影子」；「它們都是活生生的靈物。它們根扎黑土，受日精月華，得雨露滋潤，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顯然，小說中的紅高粱決不僅僅是一種植物。與賦予紅高粱偉大的生命相對應，作品中那些演出了一幕幕英勇悲壯的活劇的英雄；也總是伴隨著紅高粱，或者與紅高粱融為一體。余占鰲和戴鳳蓮是在高粱地里完成了神聖的結合，戴鳳蓮又是在高粱地里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小說把她30年的生活比作「紅高粱般充實」。余大牙帶著高密東北鄉人應有的英雄氣概坦然赴死的時候，放聲高唱的是「高粱紅了」，任副官在槍聲中、子彈下坦然前行的時候，用口哨吹出的曲調也是「高粱紅了」。在這種描寫中，人與高粱獲得了同一種品格。這種強烈的生命意識在小說中的極端表現形式，就是用冷靜乃至審美的態度來描繪生命的痛苦與毀滅——比如劉羅漢被割下耳朵和生殖器、被活活剝了皮，戴鳳蓮讓余占鰲和冷支隊長喝下摻了羅漢大爺鮮血的酒，隊員們那慘烈的死亡，等等。因為人只有置身於巨大的痛苦之中或者面臨死亡的時候，才能強烈地意識到生命的存在。這種描繪一方面強化了生命意識，同時也使小說呈現出新奇、殘酷的美。小說對於強悍的生命力和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肯定有時甚至超越了一般的倫理評價。余占鱉與戴鳳蓮野合，為了佔有戴鳳蓮將單家父子殺死，這以中國傳統的倫理尺度來評價是不道德的，但作品對此作了肯定性描寫。即使是對余大牙這個貪財好色的人，作家也贊美他坦然赴死的英雄氣概。這種強烈的生命意識甚至促成了作品中一個特殊角色——「我」的誕生。在作品中，「我」不僅是一個敘述角度，而且是以不同於余占鰲等人的生活方式生存著的下一代的代表。而對爺爺那生命力旺盛的一代，「我」只有自卑與仰嘆。余占鰲等人與「我」實際上形成了一種距離，一種對比。在這種距離與對比中，作家一方面強化了對余占鰲等體現的那種生命力的仰慕，一方面對那種生命力在今天的人們身上已經消失感到悲哀。所以在小說中「我」才慨嘆：「先輩們的英勇悲壯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感到種的退化」；「我爺爺輩的好漢們，都有高密東北鄉人高粱般鮮明的性格，非我們這些孱弱的後輩能比」。從藝術的角度看，小說打亂時空結構的意識流式的敘述方式對於當時的讀者來說已不陌生。它最大的突破，最借鑒馬爾克斯等人的魔幻現實主義手法，以奇特的感覺為動力，改變客觀事物的存在形式，把靜態的變成動態的，把無生命的變成有生命的，使讀者從習以為常的事物中獲得全新的審美體驗：金色的太陽「齒輪般旋轉」；「殘缺的杏黃色陽光，從濃雲中，嘶叫著射向道路」；被割下的耳朵「在瓷盤里活潑地跳動，打擊得瓷盤叮咚叮咚響」；「子彈在低空悠閑地飛翔，貼著任副官烏黑的頭發滑過去」；「高粱的奇譎瑰麗，奇形怪狀，它們呻吟著，扭曲著，呼號著，纏繞著，時而像魔鬼，時而像親人，……紅紅綠綠，白白黑黑，藍藍黃黃，它們哈哈大笑，它們號啕大哭，哭出的眼淚像雨點一樣……」；等等。小說的比喻也因其反常規而顯得十分新奇。例如說死神有著「高粱般深紅的嘴唇和玉米般金黃的笑臉」；說死騾馬的大肚子在水的浸泡和太陽的曝曬下突然炸裂，「華麗的腸子，像花朵一樣溢出來」；說「有人往柵欄邊角上那個鐵皮水桶里撒尿，尿打桶壁如珠落玉盤」；等等。此外，在敘述過程中，作家有時故意插入一些與總體敘述風格相背離的語言。例如「我」看到母親的小腳就想高呼「打倒封建主義！人民自由萬歲」；借92歲農村老太太的口唱一段順口溜；引錄一段縣志上平平板板的公文；等等，都給作品塗上了一層淡淡的幽默、詼諧的色彩。強烈的生命意識、具有民間傳奇色彩的題材與上述不同藝術手段的融合，使這部中篇小說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董炳月）【作品評價】《紅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風格的一篇奇作。小說以一塊塊的感覺畫面組合而成，形成一個以獨特感覺為基礎的「紅高粱」世界。從題材看，小說取材於作者家鄉的抗日生活，寫作目的也很明確，在小說結尾處作者表示：「謹以此文召喚那些激盪在我的故鄉無邊無際的通紅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們的不肖子孫，我願扒出我的被醬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個碗里，擺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饗!尚饗!」在小說里，作者以家鄉的紅高粱作為背景，以活生生的感覺記憶為筆鋒，游犁般地描寫著家鄉的抗日生活畫面。無邊無際的高梁地紅成?洋的血海，血海中，有著生命的野合，有著活剮的血腥，有土匪的出沒，有英勇的伏擊。與以往的「抗日文學」不同，《紅高粱》摒棄了種種思想框框的制約，抹去了單純樂觀的色調，把家鄉的抗日生活重新放置在民族的自然發展和充滿血腥的歷史過程中去。後來有人驚嘆地評價，《紅高粱》把抗日題材「拖出了困海」。不僅如此，《紅高梁》還為我國當代的「戰爭文學」拓出了一條新路。 小說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那就是「我奶奶」。在莫言的感覺世界中，「我奶奶」首先是一個充溢著生命活力與性的誘惑的風流女子。她十六歲出嫁，憧憬著能顛倒在一個強壯男人的懷抱里，殊不知，貪財的父親把她嫁給了一個麻瘋病人，只因為單家是個百里首富，只因為單許給他一頭騾子。「我奶奶」絕望了，死而後生，她不顧一切，順從自然地接受了高梁地里與余占鰲的野合。小說運用感覺的筆觸，描寫了這場野合的亢奮場面。一個是攔路劫持，身強力壯，後來成為土匪司令的余占鰲；一個是被禮法世界推向火坑，而又絕處逢生、情慾之血沸騰不已的妙齡女子，他們狂歡做愛，他們精神契合，此時此刻，傳統的倫理道德盪然無存， 生命之火一浪高一浪地燃燒。「我奶奶」那紅高粱一般通紅的性格也由此成形。在莫言的感覺世界中，這一人物之所以充滿堅定的抗日激情，不是因為種種蒼白的理性思想的原因，而是因為，或者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奶奶」的管家與情人劉羅漢大爺為保護她和她家的財產而被日本人活活生剝，這一血腥慘目的景像使她不殺日本人不得安寧。她端出紀念劉羅漢大爺的血酒，讓余司令喝了去殺日本人，讓兒子豆官跟上余司令為羅漢大爺報仇，而自己也象大鳥一樣犧牲在伏擊日本人的戰場上。「我奶奶」這一形象，完全不是傳統美學的善男信女形象，而是一個有著女性身軀，充滿生命活力，洋溢著風流情性，以義氣為熱血的形象。有人認為，這一形象具有某種西方的審美特徵，是個擁有「性解放」意識的現代女性形象。其實，這一形象的文化底蘊依然淵源於我國的傳統文化。在我國廣大農村，保存與流傳著一種具有原始意味的，常與禮教相對峙的俗文化方式，在這一文化方式中，人們以求生為第一願望，以男女相交為本性常情，以忠義相助為處世原則，以敢做敢為為英雄豪氣。「我奶奶」這一形象，充分體現了這一俗文化的如許特徵。 小說以一幅幅獨特的感覺畫面構成莫言的感覺世界。無邊際恍如血海的紅高粱，高粱地里狂風疾雨般地男女做愛，「我奶奶」那風流的充滿誘惑的形體與肉體，劉羅漢大爺被活剝後仍然痛罵不休的令人顫栗的場面，奶奶臨死前對天理的種種發問與驕傲的自我伸張，無一不是充滿激情的感覺投身。莫言的感覺與眾不同，他的感覺除排斥了傳統倫理與理性教條的制約外，更重要的是，他的感覺具有北方農村那種土生土長的，具有原始意味且發育不全的質朴而又充滿靈氣的農民式的感覺心態，具有濃郁的我國民俗文化的認知特徵。為恰切地表現這一感覺心態，莫言的小說總是習慣以「童年視角」為感覺本體。《紅高粱》就是以十四歲的豆官的感覺記憶作為線索，另加上「我」的感覺補充組合而成的。細心描繪每一個不同的感覺場面，再把許多的感覺場面加以串聯組合，形成完整的感覺體系，便是《紅高粱》乃至莫言的創作特色。

『叄』 評價一下《紅高粱》這部小說

暴力書寫：狂放莫言* ——以《紅高粱家族》為中心
朱崇科
一 引言：系譜學視閾中的暴力書寫 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尤其是小說史）上，將暴力書寫描述成一條蔚為大觀的創作主線乃至潮流或許不乏爭議，如果言及其獨特別致的系譜學特徵，恐怕少有人持異議。它們或直面現實人生的殘酷、陰暗、醜陋，或旁覬心靈世界的冷漠、蕪雜與扭曲，陰沈、滯重、血腥等往往令人觸目驚心之餘又深入反省人生的「真相」、「本質」和思考終極關懷。粗略說來，從魯迅的頗具規模的《狂人日記》、《孤獨者》等到沈從文的「砍頭」與「吃人」的《夜》，再到施蟄存的新人耳目的《石秀》，從巴金的《滅亡》到蕭紅的《生死場》等，直至轟轟烈烈的八十年代的尋根主義，時至今日，暴力書寫已經成為一種顯耀書寫：殘雪、劉震雲、莫言、蘇童、余華等等當代名家莫不涉此領域，甚至有些還因了商業因素的推動，逐步演化成為一種「暴力奇觀」。王德威在論述余華時就入木三分的指出，「他不僅以文字見證暴力，更要讀者見識他的文字就是暴力。」1 毋庸諱言，如果拋開道德倫理層面對暴力書寫的負面判定，我們不難發現，暴力書寫其實有它豐富又深刻的意義和美學探求，即「以其豐富的精神信息，構成強大的精神沖擊力，無情地擊碎人們的日常經驗和日常思維，將人們逼到不得不正視這種既陌生又真實的藝術圖像的生存極境，所以有可能促使人們喚發出最深刻的生命激情，最熱切的創造欲，將開辟新生活和新人生的可能性膨脹到極限。」2 惟其如此，我們對暴力的界定也就更加勢在必行。本文所指的暴力書寫則從那種強制力的普通定義引申開去，包含兩大層面：主題內容和文體風格。一方面，暴力書寫成為書寫暴力的寓言，「其寓意指涉的不只是暴力本身，而更是指向了人的精神結構和社會歷史結構」。3在此含義下，暴力也就體現為身體暴力、精神暴力（包含想像暴力）、言語暴力（如辱罵）等等。另一方面，從文體風格看，暴力書寫是指一種暴力敘述風格，即敘述本身也成為一種文體的暴力。它還可分為狂放不羈的「硬暴力」和細膩綿密的「軟暴力」等。 在本文的文本選擇方面，除了眾所周知的篇幅所限以外，還有其它原因。莫言的暴力書寫有其一貫性，但抵達《檀香刑》時可謂高峰凸現，但正因為如此，筆者舍棄了刻意書寫暴力並達至巔峰的《檀香刑》而取其「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紅高粱家族》為中心文本。 二 主題：暴力迷戀 某種意義上，我們無論如何以怎樣的理論標簽來丈量鮮活多變的莫言都有其捉襟見肘之處，魔幻現實主義的稱呼也不例外。但莫言對暴力的書寫卻指向了迷戀的特徵，頗有魔幻色彩。我們可以稱之為輻射型暴力奇觀。當然我們可以相信並尊重莫言的宣告，即暴力書寫和性並非他的至愛，但實際上，暴力美學范疇和對暴力書寫的執著卻在在客觀顯示出他對暴力的迷戀。「用一支筆製造刀刃的效果，是莫言的長項。久而久之，莫言臉上原本可被定義為憨厚淳樸的笑容已多有腥膻痕跡......從《透明的紅蘿卜》起步，直到《檀香刑》，暴力美學范疇，中文視野內已無人出其右。」4 某種意義上說，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7）中充斥了暴力的激情與生命的瘋狂式執著，可謂是「暴力的狂歡」。王德威指出，「我們聽到（也似看到）敘述者馳騁在歷史、回憶，與幻想的『曠野』上。從密密麻麻的紅高粱中，他偷窺『我爺爺』、『我奶奶』的艷情邂逅；天雷勾動地火，他家族人物的奇詭冒險，於是浩然展開；釀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還有抗日的血淚犧牲，無不令人嘆為觀止。過去與未來，慾望與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說中，化為血肉凝成的風景。」5 《紅高粱家族》中的暴力奇觀往往以身體暴力為中心，形成一種散發式輻射型暴力呈現。最令人怵目驚心的莫過於活剝「羅漢大爺」的暴力場景。莫言對此似乎有種享受式的痴迷，他對整個場景的書寫可謂巨細無遺：無論是描述整個過程的宏觀流程，還是每一個部位的微觀審視。比如當他述及兩只被割掉的耳朵的狀態時，就不無暴力的指出，「父親看到那兩只耳朵在瓷盤里活潑地跳動，打擊得瓷盤叮咚叮咚響。 日本兵拖著瓷盤，從民夫面前，從男女老幼們面前慢慢走過。父親看到大爺的耳朵蒼白美麗，瓷盤的響聲更加強烈」。 當然，單純如此判斷並定性莫言對暴力的變態迷戀自然有失公允。在此場景中，正是如此暴力式對暴力的宣淫式呈現才會激起親歷者、旁觀者（包含讀者）對日本侵略中國、草菅人命的殘暴方式的痛恨，同時在小說內部也推動了不同力量抗日激情的勃發與實踐。 莫言自然有他獨到的民間敘事與抒情方式，在《紅高粱家族》中，他的對「高密」野史世界的還原與創造式書寫以及對身體政治學（body politics）的實踐都閃爍著少見的狂野激情乃至暴力。 小說中著名的「野合」場景描寫在蒙上了些許樸素的浪漫色彩之餘，卻同時彰顯出其中撲面而來的肉慾氣息，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在這場民間式的雲雨中，在男女二人的相互慾望期待中也遊走著濃郁的暴力色彩：余占鰲（名字就有一股霸氣）的「粗暴」和「剛勁」引發了奶奶「尖刻銳利的痛楚和幸福」。肉體的狂歡、暴力、勃發、對話就這樣風風火火地展開了。 不僅如此，在莫言的筆下還涌動著對暴力的象喻性的描繪。比較典型的，如「槍」（同時它也隱喻了男根）以及與此相關的錯綜復雜的戰爭和駁火場景等等都表現了暴力的極受作者關注。與身體有關的食品（如高粱酒的釀造、飲用和軍事用途等）以及種種幫派的強盜式慾望（不同勢力在爭斗中的佔有和攫取等）較力中都彌漫了暴力的風采。 同時，我們在考察個體的行徑與軌跡時，也不難發現其中的暴力傾向。小說中的「奶奶」就是一個代表，無論是她與「爺爺」、黑眼等人的愛恨情仇，還是她的慷慨就義都浸染了暴力的滋味。 三 暴力書寫：狂放莫言 莫言的暴力書寫更多表現出大氣、狂放的一面，陽剛氣十足。 張閎非常醒目地指出，「莫言小說的狂歡化傾向並不僅僅是一個主題學上的問題，而同時，甚至更重要的，還是一個風格學（或文體學）上的問題。狂歡化的文體才真正是莫言在小說藝術上最突出的貢獻。」6無獨有偶，王德威在論述莫言的時候也心有戚戚，「從天堂到茅坑，從正史到野史，從主體到身體，他葷腥不忌、百味雜陳的寫作姿態及形式，本就是與歷史對話的利器。正經八百的評論莫言——包括本文在內——未免小看了他的視野及潛力。」7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同樣也典型的表現了其狂歡風格和文體的擴張性。 在莫言的這部小說中，盈盪著一種敢愛敢恨、敢做敢當、怒則大吼、痛則大叫的英雄氣概和言語霸氣。無論是塑造栩栩人生、鮮活跳躍的各類單個人物，還是描述其糾纏不清、善惡難辨的諸種舉動與復雜關系；無論是描摹客觀或詩意風景，還是勾勒種種激烈場域，莫言的那極具感官性的文字無不張力十足、噴薄而出，顯出一種狂放又陽剛的暴力姿彩。 隨手拈來，莫言在書寫「我奶奶」與王文義妻子被日本人機槍射殺的場景就汪洋恣肆的寫到，「奶奶倒地後，王文義妻子那顆長方形的頭顱上，迸出了紅黃相間的液體，濺得好遠好遠，濺到了堤下的高粱上。父親看到這個小個子女人中彈之後，後退一步，身體一仄，歪在了堤南邊，又滾到河床上。她挑來的那擔綠豆湯，一桶傾倒，另一桶也傾倒，湯汁淋漓，如同英雄血。鐵桶中的一隻，跌跌撞撞跳進河，在烏黑的河水中，慢慢地向前漂著，從啞巴的面前漂過，在橋墩上碰撞幾下，鑽過橋洞，又從余司令從我父親從王文義從方六方七兄弟面前漂過。」（重點號為筆者加註） 在這段話中作者先後以敘述人的客觀視角和父親的視角銜接論述仆地場景，同時又不斷以重復和豐富的形象詞彙加強氣勢，突破並超越了讀者的閱讀期待，滔滔不絕、大肆鋪陳，形成了暴力的狂放風格。 同時，值得關注的還有莫言的辱罵手法，它同樣也是一種語言暴力，「辱罵是『民間性』因素里最激進的一種方式......這種將生與死、高雅與卑下、強權與弱勢界限攪亂的辱罵，正是『民間性』因素中的基本而永恆的力量之一。」8辱罵在《紅高粱家族》有非常繁復的功用和特徵，但其暴力色彩卻不約而同。如余占鰲和日本人血拚將近尾聲時，冷支隊長裝模作樣的趕來支持。余對這種背信棄義義憤填膺，在回答冷的話語時，他只有一句，「狗娘養的！」既是反擊冷的陰險，又是對因此死難兄弟的犧牲鳴不平。又比如，當小說中「父親」在看到日本汽車逼近緊張不已時，余司令嚴厲的喝道，「兔崽子，別動！」這種責罵既是對「父親」的愛護和安慰，又是一種勸責。而在「我奶奶」的另一個情人黑眼在從余司令口中得知她的死訊時，黑眼怒沖沖地說，「他娘的，多好的女人到了你手裡也給毀了！」這種怒罵中既包含了對余的不滿，也夾雜了對「我奶奶」的深沉愛意。當然，辱罵的場景和功用在其中還有更林林總總的表現。 某種程度上講，莫言《紅高粱家族》中的暴力書寫的狂放風格可謂是20世紀80、90年代中國文學中最具代表性的暴力話語言說者的獨特品格。 四 功用與內因：拯救的尷尬 僅僅蜻蜓點水言及莫言對暴力書寫有迷戀傾向是遠遠不夠的，也有失客觀。暴力書寫顯然有其復雜功用。一方面，暴力書寫體現了作者對歷史、人生或現實的獨特觀照姿態，他以此方式重寫了自己心中的歷史圖像和景觀，點評、總結或提煉他們對人生的高度體認；另一方面，暴力書寫的巨大彈性空間和靈活限度給他們的策略創新與書寫內在邏輯的突破提供了相得益彰的息壤或情境。如人所論，「『歷史』作為一種文化約定進入他們的視野更加『面目全非』了，它已『降格』為僅僅充當創作主體建構文學世界的一個借口。這種對待歷史的態度使得創作過程更易擺脫既有經驗事實的牽制，沿著創作主體的幻想線路長驅直入。而暴力恰恰為施展幻想的魔法提供了絕好的程序和道具。」9 同時，他的暴力書寫也豐富了該書寫自身的歷史，開拓了另類的書寫模式和敘事風格。 有論者在批評莫言《檀香刑》的過度暴力迷戀時，卻順手牽羊批評道，「莫言對暴力的展示從來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內在意義。」10顯然，這種畫蛇添足的評論是對莫言暴力書寫豐富內涵的誤讀和簡單化。 1對退化的糾偏。除了上述功用以外，莫言的暴力書寫其實主要就是對現代文明相對退化的糾偏。在莫言那裡，現代文明在實現器物的進步的同時，卻造成生命力的萎縮，在他看來，沉潛、鮮活的民間才是糾偏的源泉，而暴力書寫只是一種策略。王德威就認為，莫言反擊了「退化史觀。作為家族傳人，《紅高粱家族》的敘述者只能遙想當年父母的英勇行徑，或更難堪的：追憶他們日後在種種革命及運動中所受的磨難。」11 通讀《紅高粱家族》，我們不難感受到，接二連三的暴力場景、話語等撲面而來，彷彿是掃除病態與柔弱的催化劑，它為整個文壇帶來一股勢不可擋的生命力感和陽剛之氣：無論是高粱地里如火如荼地愛情釋放與奔放激情，還是同仇敵愾奮勇殺敵的壯懷激烈，無論是酒神曲中盪氣回腸的生命豪情，還是從容赴死的慷慨激昂，莫不令人為這種刻骨銘心唏噓不已。如人所論，「莫言這種恣意妄為的敘述表明：他通過『血緣』為紐帶所確立的民間立場，使他在認同民間的同時也認同了他的『根』，他的情感與精神的歸宿，他經常對現代文明都市的醜陋與卑鄙、齷齪表示憤慨的原因也在這里。」12 2拯救的吊詭。莫言反擊和拯救退化的手段卻偏偏是暴力書寫，他書寫暴力，也「反抗」暴力。問題在於，他的暴力書寫在為這種退化注入陽剛之氣的同時，卻也形成了紛紛擾擾的敘述暴力。其不可遏抑的文字在令人振奮之餘，卻又有冗長和絮叨之感。換句話說，莫言小說中無節制的意義撒播和言辭的泛濫在對抗退化的同時，卻又反映了背後的深層空虛，甚至失語，這實在又反映了人類自身悖謬的困境，無論是擴張性的意義表述，還是放縱不羈的文體。 但總體而言，莫言有意識的拯救意識讓他能夠使暴力發揮強大的震撼力和積極作用。陳思和認為，莫言「以刺激的暴力展現呈現出與作品整體相和諧的奇異美感，但是在根本上，這種傾向反映了民間世界與生俱來的粗鄙文化形態。只不過這種傾向在《紅高粱》中還能因為作者飽滿的藝術理想而保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於體現作品中所蘊含的人文關懷。」13 * 本文原刊於台北《文訊》2004年第8期。 1 王德威〈傷痕即景 暴力奇觀〉，見《讀書》1998年第5期，頁113。 2 摩羅〈破碎的自我：從暴力體驗到體驗暴力——《非人的宿命——論〈一九八六年〉》之一〉，見《小說評論》1998年第3期，1998年5月，頁58。 3 倪偉〈鮮血梅花：余華小說中的暴力敘述〉，見《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4期，2000年7月，頁57。 4 〈暢銷書封面上的13張嬉皮笑臉〉，詳可參《北京青年報》2001年12月31日。 5 王德威著《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台北：麥田，2002），頁254。 6張閎〈感官的王國——莫言筆下的經驗形態及功能〉，《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05期，2000年9月，頁88。具體可參頁73-88。 7 王德威著《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頁266。 8 張檸〈文學與民間性——莫言小說里的中國經驗〉，見《南方文壇》2001年第6期，2001年12月，頁40。 9 葉世祥〈近年小說創作中暴力描寫熱原因探析〉，見《溫州師院學報》（哲社版）1994年第1期，1994年1月，頁17-18。 10 李建軍〈是大象，還是甲蟲？——評《檀香刑》〉，見《海南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2002年1月，頁40。 11 王德威著《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頁258。 12 王光東〈民間的現代之子——重讀莫言的《紅高粱家族》〉，見《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5期，頁96。詳可參頁95-99。 13 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頁319。 朱崇科，男，1975年生於中國山東省臨沂市。廣州中山大學文學學士、碩士，今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佛光大學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20世紀中國文學、港台文學、馬華文學、新華文學等。專著《本土性的糾葛--邊緣放逐·"南洋"虛構·本土迷思》2004年由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

『肆』 莫言的小說《師傅越來越幽默》的主旨是什麼

《師傅越來越幽默》講述了省級勞模丁師傅為工廠賣了一輩子的力氣，眼看就可以退休，卻突然被拋入了下崗的隊伍。一點菲薄的積蓄又被一場傷病花得囊空如洗，丁師傅走投無路的時候，將報廢在小樹林中的公共汽車殼子改造成「林間休閑小屋」，為男男女女提供幽會、野合的場所，從而使自己又富裕起來。小說的精彩之處是結尾。隨著天氣漸冷，丁師傅想收拾收拾等待來年再做時，不料一對愛得不能自拔的男女似乎在他的「愛巢」里殉情了。在向公安機關報案後，最後卻發現這不過是一場虛驚：汽車殼子里根本就沒人！小說主要通過一位國企下崗職工的目光，展示出一對對熱戀中的情侶，他們如何在偷偷摸摸中發泄自己被禁錮的愛情。

莫言這部具有黑色幽默風格的小說，展現出了他多方面的寫作才華。美國《時代周刊》(timeweekly)認為：從整部小說集中，讀者可以充分感受到莫言在有意識地運用各種寫作形式和寫作手法——從悲劇形式到諷刺手法，從寓言色彩到純朴的現實主義方式。莫言認為：文學創作單純靠故事情節是遠遠不夠的，小說語言具有某種象徵性。於是他就通過新意的構思和風格鮮明的語言表現出具有象徵意義的歷史和現實。他的有些作品為了增強文學的感染力，採用了大膽的誇張和象徵手法，有的甚至有些荒誕。

莫言擅長敘述感人肺腑的悲慘故事，來揭露原始人性的殘忍和現實生活的嚴酷。在這部小說集中，作者卻以喜劇性的筆法來化解生命中的沉痛。在莫言看來，人的生命並不會因為其驚人的忍耐而顯得高貴。《師傅越來越幽默》以它獨特和鮮明的風格，使其具有強烈的穿透力和感染力。

『伍』 論述題：以沈從文為代表的「邊地小說」與以施蟄存為代表的「都市小說」（新感覺派小說）在風格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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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世俗生活一飲一食的審美觀照

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主客交融的狀態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京派文本中文化主體性的由來。湘西被敘述成一個平靜而單純的世界，「一切皆為一個習慣所支配」，卻又充滿著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這些人既重義輕利，又能守信自約，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講道德和羞恥的城市中的紳士還更可信任。」⑴沈從文描寫低賤中的誠實，天真中的熱情，人們在一種淳厚古樸的人情中，尊崇一定的社會禮儀和既定的風俗，形成質朴、誠篤的品性，而這些品性又通過湘西人物一飲一食的世俗生活呈現出來。沈從文湘西世界中的人物具有悠然的處世方式，在極其的自然狀態下享受世俗生命和日常生活，從而在文本中呈現世俗化的審美傾向。

在沈從文《邊城》視角的小說文本中，人情美體現在湘西世界的一飲一食中，從對於日常生活和生活細節意義發掘中，體現出敘述者對於現實生存的入世情懷與一種在世俗生存中尋求超越與永恆的情懷。《船上岸上》是對於辰水船上和岸上生活的追憶，伴隨著對於船上岸上吃食和風俗的體驗與實踐，我們回憶各自的故鄉和故鄉的親人。《連長》中，飲食娛樂仍然是無戰事的行伍生活中的重心。在《入伍後》中，敘述者則明確地說，不是為了大吃大喝，誰想離了有趣的家鄉？⑵在開篇就提到了部隊在砦里四五天的大吃大喝。最初的行伍生活並非是乏味的立正稍息，而是所謂一切有趣味的事。在放肆地像一匹小馬一樣的生活中，經過半年時間，學會了泅水、唱山歌、上山攆野雞，這些娛樂成為生活的中心。而看管犯人的夜間工作的興趣在於豐盛的夜飯，燒雞鹵肉、酒、油炒飯誘人的香味，在追憶的敘述中仍然散發著青春時的味道。正是在這種有趣味的生活中，看守們和犯人二哥之間建立了一種要好的關系。這種要好體現在每夜的宵夜總為他留下一份，而二哥則以講述鄉下打野豬以及用葯箭射老虎的事作為回報。當這一切隨著二哥的被害結束後，伴隨著這種有趣的一飲一食的生活就煙消雲散了。在《三三》中，圍繞著三三母女的日常生活展開敘述，吃米飯同青菜小魚雞蛋過日子的三三，換幾回新衣，過幾回節，看幾回獅子龍燈，就長大了。這種日子卻因三三母女平靜中的堅韌和單調中的情趣，生發出一種世俗的靜穆與安詳。同樣，在《邊城》中，守著渡船的爺爺和守著爺爺的翠翠，同樣安於平靜單調的生活。端午節看龍舟與儺送的邂遇，對於天保的拒絕，和對於山歌朦朧的會意，包括翠翠的身世、天保和儺送的消失，都是作為一種偶然性存在，真正存在於翠翠和爺爺生活中的是為人擺渡的營生，在風日晴和的天氣，無人過渡時，坐在門前大岩石上曬太陽，看黃狗銜木頭，最後不可避免的是爺爺的老死和翠翠的孤獨無依。在小說文本中，最具有審美觀照的是祖孫二人安命樂天，認真對待渡船和與渡船有關的一切人和事，在無所求的鄉居生活中，體現出對於生存和生命本身的重視。與此同時，和祖孫二人相聯系的船總和楊馬兵等，無一個不是認真過活，踏實做人，尤其體現在爺爺死後的對於喪事、渡船和翠翠的安排上。這種即便在人生最悲痛的時候，仍然理智地將自己放置在現實人生中的生活態度，是世俗的；同時，又由於是一種無功利的入世的姿態，獲得了某種審美的超越。同樣，古樸的湘西風俗也自然地呈現在世俗人生的具體過程中，比如對於鬼神的信仰，可以喊觀音為干媽，拜老和尚為乾爹，甚至於拜偶像、拜石頭、拜樹木、拜碑、拜橋梁、拜屠戶的桌案，拜豬圈中的母豬，凡是東西幾乎便可以作乾爹干媽。同時民間娛樂古樸文化，比如敬神及謝神為目的的社戲、賽龍船和朝佛進香等等，這些都是作為世俗生活的具體組成部分，是現實人生的方式，同時又在敘述主體的敘述中被賦予了文化的與審美的觀照。

這種對於世俗生活的關注與對於這種世俗生活審美超越的追求是與中國本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觀念一脈相承的。「所謂天人關系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宋朝張載明確提出天人合一這四個字，他說自然界也是客觀實在的，人也是客觀實在的，天和人都是客觀實在的，彼此合成一個整體，就叫「天人合一」。張載用八個字表示天人合一的思想：「乾坤父母民胞物與」，乾坤就是天地，天地就是人類萬物的父母，人類萬物都是天地所產生的。民胞物與，民都是我的同胞，萬物都是我的夥伴、朋友。張載認為，人是自然界產生的，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自然界中許多動物、植物都是跟我同時存在的，應該愛護他們。」⑶中國的天人合一思想強調人與自然融為一體，但是自然不是作為人的認識對象，而是與人的本性、生命活動和生存方式相聯系，所以這種天人合一更多地追求自然與人契合無間的一種精神狀態。所以在沈從文的小說中自然、自然的生命活動和自在的生存方式成為敘述的對象，在這種敘述中隱含的是對於自然與人契合無間精神狀態的體驗。同時，由於中國式的天人合一都是重人生而非重認識的，所以無論道家還是儒家，「合一」的內在精神或要旨均不在人，落腳點都是人生、人事。⑷這種重人生人事，更進一步體現在對於現實世俗生活中和具體生存快樂中對於超越的追求。「『體用不二』正是中國哲學特徵『天人合一』的另一種提法。天不大而人不小，『體』不高於『用』，『道』即在『倫常日常』『工商耕稼』之中，『體』『道』即是『倫常日用』『工商耕稼』本身。不離開倫常日用的人際關系和經驗生活去追求超越、先驗、無限和本體。本體、道、無限和超越即在當下的現象生活和人際關系之中。」⑸沈從文在湘西世界的一飲一食的倫常日用中，發掘出對於生存本身的超越，這種審美本身又成為文本所追求的無限、本體和某種類似於信仰的永恆。在這里，如果抽去沈從文湘西世界中對於世俗人生的肯定和有關世俗一飲一食的描述，就無法體現出湘西世界的人情美，而正是在這種對於世俗生活審美觀照下的人情美的敘述中，才會產生出《邊城》一類小說文本的想像空間和這種想像空間帶來的多種寓意。

（二）對於現實世俗生活中精神和諧的追求

中國人的審美是可以發生在人倫日用和日常倫理之中的，尋求的是一種人倫的中庸適度和人倫的和諧。中國式的天人和諧包括儒家的「以天合人」和道家的「以人合天」，同時在講人倫的基礎上，也講個人的人格尊嚴。這是儒家、道家的一個特點。儒家認為臣民有人格尊嚴，即孔子「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說人的生命很重要，可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那就是人格尊嚴，故儒家有一個傳統，就是「士可殺不可辱」。孟子提出每個人都有他內在價值，是絕對不能剝奪的，內在價值的內容就是道德覺悟。道家更強調個性自由，道家在對於現實的不自由狀態進行否定之後，通過「心齋」「坐忘」等來泯物我、同死生、趨利害、一壽天，達到道家的「以人合天」。對於「合」，其實是「和」——對於和諧的追求是儒道的共同追求。在沈從文湘西世界的文本中，仍然是追求一種人倫的和諧，只是這種人倫的和諧在傳統的基礎上已經被賦予了新價值。其實湘西世界的人倫和諧呈現出一種非常奇怪的現象，即在對於世俗生活一飲一食的關注中，卻抽去了這種世俗生活內在的儒家人倫關系法則，傳統中國人的人生理想是五倫和諧，重人倫，強調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人倫關系裡邊，遵守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各倫的標准，當然這種人倫關系帶有不平等性。但是在小說文本極其入世的一飲一食的敘述中，每一個生活在湘西世界的個體卻是自由獨立的，可以在一種自然而然的狀態下，保持個人的生存或生活方式。比如《夜漁》中的五叔，《往事》中的四叔，《會明》中的會明，《堂兄》中的堂兄，《更夫阿韓》中的阿韓，《邊城》中的老船夫。更不用說那些身體強健的水手、士兵和軍官，以及吊腳樓上年輕的妓女，即便是作為弱小者和最天真者出現的三三和翠翠，也是在一種完全自由的狀態中生長著自己的人格和天性，同時在一飲一食的生存中，具有相當的自主意識和決定權。在這個世界中並沒有儒家宗法社會的倫常規范與這種規范下的不平等。正是這種個體的自由狀態和對於這種自由狀態的滿足和體驗構成了湘西世界人與人、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某種倫理的和諧，似乎只有不可知的命運才能改變這種和諧。如果說，這種自然的狀態是道家追求的理想，那麼道家對於現實的決然否定，又如何能夠解釋湘西世界中的人物那種對於現狀的滿足和對於生存本身的入世情懷？如果將這種現象完全歸於邊地少數民族特異的稟賦和淳樸的民情風俗，又無法解釋小說文本中提供的儼然是漢民族文化中所追求的倫理的和諧，在《邊城》中，爺爺、翠翠、船總順順、儺送、天保乃至渡船的過往行人，都是受傳統道德濡染的人，那種重義輕利、守諾自約和達觀向上的精神所支撐的，的確是儒家修身立人和道家豁達向上人生觀的體現。在這里，就需要認識到：這種湘西世界中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關系，是一種想像中的現實或者說是在現實基礎上的想像。在對於少年時期軍旅生活的追憶中，作家現代都市人的文化心態和對於現代個體的感性體驗滲透進對於湘西的敘述，所以在追求整個湘西世界的和諧與靜美的同時，他賦予了人物一種現代感性主體對於飲食、男女和一切世俗生活正當的趣味和要求，並且讓筆下的人物自在地享用感性生命和對於感性生命的體驗，並在這種體驗中實現平和安樂的倫理和諧的追求。⑹而本土文化中的感性主體觀又在審美的層面上讓沈從文獲得敘述主體的合法性，所以，他又將這種絕對是現代個體的感性體驗停留在倫理的層面，沒有去探討對於「人」本身的理性與感性的認識。（沈從文更願意從負面來探討現代人對於世俗生存的認知，這在他的一系列的都市小說文本中得到很好的體現。）

湘西世界所提供的對於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整體的直觀的審美的體驗替代了對於人本身的認識，即沈從文強調的是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⑺，或稱為健全的「生命」形態，因此在對於人生、人事和人的生存方式的觀照中和本土文化的思維方式暗合。沈從文用一種混合了儒家對於人倫日用的審美觀照、道家對於生命自然狀態的追求，甚至是用邊地少數民族的民情風俗作為敘述的道具，去表達現代人對於人的生存方式的一種審美觀照。從某種程度上說，沈從文的湘西世界是得了中國本土文化的精髓，因為儒墨老莊以及佛教禪宗都極端重視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要求在現實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平寧和幸福，即「中庸」。在人生快樂中求得超越，這種超越既道德又超道德，是認識又是信仰。它是信仰、情感與認識的綜合統一體。實際上，乃是一種體用不二，靈肉合一，既具有生活內容又保持感情形式的審美境界。審美，而不是宗教，成為中國哲學的最高目的。⑻

（三）風俗層麵包裹的現代感性主體

不可否認，沈從文小說文本中關於男女的性愛關系，大多是直接的性關系，呈現的是原始自然狀態的人的單純欲求。在《船上岸上》、《雨後》、《柏子》、《四連長》、《說故事人的故事》、《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等等文本中，體現出來的是都是對於自然的「鄉下人」順乎感性需求的情愛觀的肯定，男女之間的真情是基於生命本能的情愛，而不是所謂的世俗的婚姻關系。問題在於：這種性愛觀是如何不被當時的讀者和論者所反感，這種對於「自然情慾」的剖白反而被歸為人性美的描述？這里暗含著一個將西方浪漫主義自由和放縱的情愛觀轉換成為中國一個閉塞地區民情風俗的過程，是將現代個體的性愛觀風俗化、倫理化的過程。因此，我們在閱讀文本的時候，應該意識到敘述者實際上深諳現代人感性主體的慾望自覺和現代人對於這種慾望的發現。敘述者對於敘述對象所謂基於生命本能的自然人性的觀照以及這種觀照所暗含對於率真、雄強人性的呼喚，就深深打上了現代人感性主體觀的烙印。

比如，《船上岸上》中，連長在軍人的職責之外，不忘記履行飲食和男女的義務。坐在婦人家的火塘邊，用栗子下本地的燒酒，做著溫柔亦是野蠻的事，無論是離還是合，對於這種醇酒婦人的一個個良宵的享用，是無論貴賤的。《雨後》中對於男女情事的敘述除去自然景物的背景，實際上可以和新感覺派郊外野合的場景相比較。同新感覺派理性地安排現代都市人在郊外野合和野合的雙方也明確自己身體慾望不同，湘西世界的敘述者盡管非常理性地明白主體人對於身體的慾望，卻更願意描述一對自己沒有自覺到自己在做什麼的男女，即自然地做著自然的人事的男女。在一種自然狀態下，被描述的感性主體獲得對於身體與慾望的滿足替代了感性主體對於身體和慾望本身的發現。在這里，四狗和女人所做的事就是身體的享樂，因為這種遠離塵囂的原初自然狀態，這種滿足身體和慾望的行為，流露出的是野地山歌式的民俗風情，所謂世俗性的享樂也就在這種濡染了民情風俗的氛圍中變成了一種人性美。這種對於慾望和慾望滿足的描寫只有在被風俗化之後，才獲得了某種敘述的合法性和審美的視角。與此同時，對於人的感性主體的欣賞和表現也必須隱藏在古典時代的風俗之中。《柏子》中，水手不計算來日的及時行樂，賣氣力賺錢之後，大大方方地嫖女人，玩牌賭錢，絕對是為了滿足自己感性的自然欲求。小說仔細描畫了水手和女人之間的調情和那種泥腿繞著紅綢小腳的努力，身體的慾望在這里絕對是第一位的。但是，在關於水手和娼妓的靈肉關系中，小說試圖發掘的是水手那種旺健的生命力，由於是一種誠實的勞動和認真的生活態度，嫖妓也就被賦予了健康和明朗的格調。當敘述者用一種絕對認真的態度描述辰水上水手不知憂愁，單純簡單的享樂生活，並且暗示這種生活是一個地方的習俗和風氣的時候，感性主體的自然欲求被習俗化，也同樣獲得了一種審美的維度。在《蕭蕭》中，蕭蕭順應自己生命本能的行為解構了童養媳的非人性的婚姻制度，而且這種解構不同於一般作品之處在於：原本應該被處罰的越軌行為，卻因為蕭蕭生了一個男孩，暗合了當地的某種風俗，而讓蕭蕭有了一個不算太壞的結局。同樣這種越軌的性愛行為也得到了一種默認，從而使得小說中的性愛獲得了一種風俗層面的合法性和審美觀照。《媚金?豹子與那羊》中，首先設置了邊地苗民的風俗背景，暗示這是一個已經逝去的故事，但是在小說中又明顯地提示出，1928年和中國上海是敘述這個故事的時間和地點。在媚金和豹子的誤會中，最關鍵的因素是豹子對於傳統風俗中初夜儀式的重視，這種對於儀式的重視，導致了最後的悲劇，但是在這種悲劇中呈現的是對於情愛的忠貞和剛強。故事所表達的風俗的確是遠古的，對於苗族王子的浪漫敘述卻是一種現代人對於健全人性的呼喚，自然的人性和對於這種人性的及至——情愛的追求，才是生命的本質和生命的終極。這些似乎又沾染了西方浪漫主義的余緒，和西方浪漫主義高昂的理想主義不同，在沈從文的湘西傳奇中，始終彌漫著淡淡的憂傷，其中傳達的是作為現代個體對於性愛的理想——率真、雄強的渴求，和這種性愛理想在現實社會中無法實現的失落感。

所以對於沈從文小說鄉土社會中的性愛主體，我們把握其在性愛過程中所體現的自然狀態的性關系，肯定其所表現的自然的人性美時，還應該意識到原始風俗層面所包裹的現代感性主體的感性體驗，這正是沈從文對這一問題的獨特視角和本土化的巧妙處理。京派文人的不顯山不顯水，又處處顯山顯水的前衛性也表現在這些地方。

同時應該指出沈從文所營造的是虛實相間的湘西世界。中國人的審美態度和感悟的特徵密不可分，「中國詩學又是一種感悟的詩學。中國詩學的本原性原理都是以心居中，來講詩言志、詩緣情，用心去反映、去統攝、去形容世界的萬象，從而達到一種天人合一的境界。這種由心然後通到詩的心理學通道，顯然和古希臘的模仿說通道是不同的。因為古希臘的詩學受史詩、戲劇的影響和啟迪，主張人和世界的二分，分離而模仿之。如果我們承認模仿說是西方詩學的核心遺產的話，那麼中國詩學的第一關注點就不是模仿，而是把世界看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融的，不主張做戲式的、多見人工斧鑿的模仿的一種詩學。」⑼由這種感悟特徵又帶來中國詩學虛構、非虛構與非虛構、非非虛構相互印照的特點，因為西方「虛構」這個概念，也是不能原封不動的用來解釋中國詩學。因為中國詩學體現出來的神思和韻味，既是虛構的，也是非虛構的，既是非虛構的，也是非非虛構的；而且是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虛實結合的。雖然中西詩學之間還是有許多可以溝通的地方，可是對詩生成的特殊心靈通道和第一關注點的差異，決定了東西詩學各自不同的品格和特質。⑽

沈從文以一個寄居都市的「鄉下人」的獨特視角去體味和感悟生命與生命的存在方式。他說「有人用文字作人類行為的歷史，我要寫我心中和夢的歷史。」⑾沈從文通過感悟的作用，用心去反映、統攝、形容湘西世界的具象，將自己所敘述的湘西世界看成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融境界。由此，這個湘西世界就具有了中國式的神思和韻味，既是虛構的，也是非虛構的，既是非虛構的，也是非非虛構的，是一種實中有虛，虛中有實的文本世界。因此，在用西方的寓言詩學分析沈從文的文本時，要注意中國式的感悟詩學所營造的神思和韻味與西方的虛構不是相同的概念。沈從文用感悟方式營造湘西邊地的民情風俗和倫理的和諧，巧妙傳達的是現代個體對於人的感性、人的感性自由的真實認知和企盼。想像的湘西世界是在世俗倫理的層面上生發的審美超越與想像，因而她就包含了雙重的因子，既是對於本土文化的延續，又是站在當時時代的文化視角上，用本土文化的形式去包裝現代主體的感性經驗，從而使得京派出入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給現代性提供不同的異質面相。

以沈從文為代表的京派小說文本呈現出一種文化主體性，即通過對於世俗生活的關注與對於這種世俗生活審美超越的追求，將現代人的感性認知加以倫理化風俗化，並在一種新的人性維度上，追求一種群體性的倫理和諧。盡管京派作家的具體敘述對象不同，但是整體上「顯現的是鄉村中國的文學世界，提出了他們的鄉村敘述總體」。⑿除了沈從文的湘西世界，還有廢名黃梅故鄉和京西城郊世界，廢名小說在禪化的世俗生活中，呈現出的鄉村風俗之美與人情美以及人物獨特的人生態度和體悟生命的方式；蕭乾北京城根籬下的世界，蕭乾小說在童年視角中城市下層人物的自愛、自重，仍然體現出對於敘述對象的「審美的距離」；林徽因以大家閨秀身份卻追求對於平常百姓日常生活樣式的審美靜觀；凌叔華「圓潤和柔婉」人生抒情所表達的是一種「優美」。⒀京派作家的人生方式和藝術方式是一致的，「沒有鄉願的『教訓』，沒有腐儒的『思想』，有的只是一點屬於人性的真誠情感，浸透了矜持的憂郁和輕微瘋狂，由此而發生種種沖突，這沖突表面平靜內部卻十分激烈，因之裝飾人性的禮貌與文雅，和平或蘊藉，即如何在沖突中鬆弛起束縛，逐漸失去平衡，必須在完全失去平衡之後，方可望重新得到平衡。時間流注，生命亦隨之而動與變，作者與書中角色，二而一，或在想像的繼續中，或在事件的繼續中，有極端紛亂終於得到完全寧靜。」⒁沈從文強調人性的平衡狀態，即和諧狀態；強調生命的變動和這種變動中的寧靜，即是追求一種變中卻保持審美態度的人生方式。沈從文的湘西世界最能代表京派藝術追求和審美趣味，《邊城》一類文本所體現出的對於鄉土社會群體人倫風俗的追憶和這種追憶中蘊涵的現代體驗與傳統文化的關系，體現出中國審美現代性的文化主體性特徵。所以，與西方的重設感性的生存論和價值論，奪取超感性過去所佔據的本體論位置不同，中國式的為感性正名，是在中國傳統的感性主體觀的基礎上，在一種混合了儒家對於人倫日用的審美觀照，道家對於生命自然狀態的追求，甚至是用邊地少數民族的民情風俗作為敘述的道具，將現代人對於人和人的生存方式的審美觀照倫理化風俗化。

京派小說文本的審美追求更加符合中國人對於倫理的追求，即人的感性生活和生存必須符合和諧的倫理要求。同時，京派小說文本將西方的感性主體觀有關人的感性體驗加以倫理化、風俗化，從而尋找一種對於人的感性主體與自然、與社會相和諧的中庸的人生態度，或著說尋找一種更加本土化的審美的生存方式。從作家的角度來說，藝術在此的確獲得了一種代替宗教的功能，但是他們賦予藝術的是中國式倫理的功能。因此，對於以文化主體性為特徵的京派小說文本來說，並不具有西方式的游戲式心態以及這種游戲式心態所體現的審美態度。京派的文化主體性體現出的是中國本土化的審美態度，體現出中國文化是倫理文化的特質,這也是中國現代性特徵與西方現代性特徵的迥異之處。所以，京派小說文本對於鄉土社會的視角，其意義在於消解西方現代性所理解的單一的線性歷史時間，消解現代有關進步的整體性圖景，建立審美主義的多重視野。京派小說文本中對傳統倫理的審美性以及對這種審美性的改造一並成為對現代性內涵本身多義性的暗示。

註解：
⑴《邊城》，《沈從文文集》第六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
⑵《連長》，《沈從文文集》第二卷。
⑶第15頁，《中西哲學與文化比較新論》，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⑷第56頁，《天人合一——中華審美文化之魂》，主編朱立元，副主編王振復，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
⑸第313頁，《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蔡仁厚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⑹論文認為作為自然狀態的邊地少數民族的風俗，在現實狀態下可能是一種未開化的蒙昧狀態，不可能產生出類似於沈從文筆下湘西世界的審美性。所以，不能將小說文本中虛構的湘西和現實的湘西混為一談，而去談論所謂自然人蒙昧的真實狀態對於現代人理性的虛偽狀態的比較。
⑺《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沈從文文集》第十一卷。
⑻第324頁，《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蔡仁厚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⑼第48頁，《重繪中國文學地圖——楊義學術講演錄》，楊義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⑽同上。
⑾《水雲》，《沈從文文集》第十卷。
⑿第314頁，《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⒀第367頁，「中國現代文學流派」，第八章，見《楊義文存》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
⒁《看虹摘星錄——後記》，《沈從文文集》。

『陸』 郁達夫的《沉淪》的簡介

郁達夫的小說具有明顯的散文化特色，他注重寫人、寫情、寫一己之體驗，不追求復雜的故事情節。

其謀篇布局自然簡潔，故事進行當中穿插一些景物描寫或抒情議論，然而讀來卻層次分明，錯落有致，特別是人物的鮮明性格和強烈感情，自始至終貫穿全篇，把作品呵成一個整體。

二、以景寫情，融情於景

《沉淪》以注重自然景物的描繪來渲染氣氛，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以景寫情，融情於景的抒情藝術。小說中通篇都是娓娓道來的抒情語調，很少使用實錄的人物對話等等。

這篇小說主要提供了自我形象的精神悲劇，再現了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分裂的靈魂和苦悶的心靈，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反映了五四時代人性解放的艱難歷程。

『柒』 紅高粱的作品鑒賞

《紅高粱》小說的主題被詮釋為弘揚積極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個性解放精神，重建創造精神等，其意圖是藉助高密東北鄉民間原始野性文化的活力來改造孱弱的民族性格，呼喚強有力的生命形態，呼籲中華民族要自尊自強，要有反奴性和反抗性，具有健康的人格和民族品質。
《紅高粱》小說的主題思想既張揚活得豪爽、個性解放、坦坦盪盪的生命觀，又歌頌英勇抗日的愛國主義精神。所謂「個性解放」，指「人」的個性的解放。「人」是「靈」與「肉」，「神性」與「獸性」，「精神」與「物質」，「社會的人」與「自然的人」的統一。人具有「自然人性」——「人」的生存本能與自然情慾。魯迅提出人所必需的「生存、溫飽、發展」又予以限定——呼喚感性形態的「生」的自由與歡樂；又注重「限制縱欲」，明確提出要用「理性」對自然本能進行適當的抑制與調節：「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既要求自由發展自我，又講究自我控制與自我負責，理性和非理性的互相聯系、滲透與制約。《紅高粱》既描寫與肯定了「我爺爺」余占鰲、「我奶奶」戴鳳蓮旺盛的生存本能與自然情慾、充盈的感性生命的自由與歡樂；同時，又描寫與肯定了他們的另一側面，即「社會的人」的「理性生命」。余占鰲面對劫賊的劫財劫色，目睹戴鳳蓮這一弱女子向自己求助的「亢奮的眼睛」，實難苟安，只得沖上去鏟除劫賊。他遵循的就是民間廣為流傳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道德准則。有些論者將「高粱地野合」說成是余占鰲佔有戴鳳蓮，實在冤枉。
小說的描寫很清楚：「奶奶和爺爺在生機勃勃的高粱地里相親相愛，兩顆蔑視人間法規的不羈心靈，比他們彼此愉悅的肉體貼得還要緊。」他們不僅是「感性生命」的兩情相悅，而且更是「理性生命」的兩顆反叛封建強迫婚姻之心的相通。再者，就在這個高粱地里，戴鳳蓮「六神無主，淚水流到腮邊」，向余占鰲求救地訴說：「他真是麻風。」而單家父子憑借強大的經濟勢力，置戴鳳蓮的誓死反抗與全體村民的沉默反對於不顧，實際上即將強行用麻風病菌慢性屠戮一個16歲的花季少女。你死我活，別無選擇。余占鰲清醒地看透了事態的嚴峻與緊迫，毅然先下手鏟除了這兩個企圖殺人於無聲的兇手。這不僅於情，而且於理，甚至於民間的不成文法，他的選擇都是對的。此外，余占鰲與戴鳳蓮投身於民族革命戰爭，伏擊日軍車隊，顯然既是出於對日寇的痛恨與憤慨之情，也是為了衛國保家鄉的崇高目的。《紅高粱》所描寫與歌頌的是「靈」「肉」結合、「情」「理」統一的爺爺、奶奶們的敢想、敢做、敢愛、敢恨的氣概。除了「張揚個性解放」的主題以外，也有些評論實際上認為，《紅高粱》表現的是抗日愛國的主題。例如《遊魂的復活》一文寫道：作家「只是要復活那些游盪在他的故鄉紅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於是，投身於民族革命戰爭的人民化為劉羅漢、余占鰲、奶奶、豆官等個性奇異的人物；而這些高於民族精神的人格，又融匯到特殊氛圍——那無邊無際散發著甜腥氣息的紅高粱地，成為悲壯、神聖、永恆的象徵。」這顯然即「誓死反抗日本侵略保家衛國的英雄人民永垂不朽」的形象表述。「個性解放」與「抗日愛國」這兩種主題都是頗為接近小說文本的。
《紅高粱》作品講述了余占鰲領導的游擊隊是一支理性的有目的、有組織、經過訓練的民間抗日武裝。在日本侵略軍的魔爪伸進高密東北鄉之際，「余司令樹起抗日旗」，拉起抗日的隊伍，目的明確，劍指鬼子。他請任副官擔任教官，既開展政治教育，又進行軍事訓練。「高粱紅了，東洋鬼子來了，國破了，家亡了，同胞們快起來，拿起刀拿起槍，打鬼子保家鄉」，唱出了他們衛國保家的心聲。大刀、土炮、鳥槍、老漢陽、兩支手槍與三支大蓋子槍，是他們訓練與殺敵的武器。游擊隊紀律嚴明，對余占鰲有養育之恩的叔父余大牙強奸民女，司令抑制私情，最終按照任副官的意見，將他就地正法。游擊隊堅持聯合禦侮，當余司令和冷支隊長發生爭執，戴鳳蓮說：「這不是動刀動槍的地方，有本事對著日本人使去。」余司令甚至忍辱負重地說：「誰是土匪？誰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國的大英雄。」他還教育兒子豆官要把「槍子兒先向日本人身上打」。游擊隊「連聾帶啞連瘸帶拐不過40人……擺在大路上，30多人縮成一團，像一條凍僵了的蛇」，就是這么一支隊伍，卻在一場伏擊中消滅了包括一名少將在內的日軍車隊四五十個鬼子官兵。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具有寧願戰死也要保家衛國的大無畏犧牲精神。
作品還通過敘述者「我」對爺爺奶奶們的抗日業績，或寓論於敘，或直接贊美。「我」稱贊爺爺為「名滿天下的傳奇英雄」。「我」記敘道：爺爺1958年從日本歸來時，村裡舉行了盛大的典禮，縣長尊爺爺為老英雄，給他敬酒，說他給全縣人民帶來了光榮。「我」稱贊爺爺輩的父老鄉親們「精忠報國，演出過一幕幕英勇悲壯的舞劇。「我」認為：「用鐵耙擋住鬼子汽車退路的計謀竟是我奶奶這個女流想出來的。我奶奶也應該是抗日的先鋒，民族的英雄。」「我」還寫道：「奶奶……這一擔沉重的拤餅，把她柔嫰的肩膀壓出了一道深深紫印，這紫印伴隨著她離開了人世，升到了天國。這道紫印，是我奶奶英勇抗日的光榮的標志。」作家莫言說：《紅高粱》的敘述者「我」採取的「全知全能」「這種視角同時也是一種對歷史的評判態度。」這種「評判態度」既然是「歷史的」，無疑是客觀公正的、實事求是的。
小說《紅高粱》不僅張揚了個性解放，而且還頌揚了抗日愛國的頑強意志與犧牲精神。文學作品這種啟蒙與救亡的雙重主題是對五四傳統的繼承，五四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都是在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日益加劇，民族危機感和民族自強、自立以及救亡的歷史要求日益緊迫的時候。也正為此，五四那一代，在強調個性解放時，同時強調了自我犧牲精神。 一、敘事語言——審美還是審丑
《紅高粱》的整個符號系統就是一個多側面多層次的審美范疇，其中的人物語言是粗話、臟話、野話、葷話、罵人話、調情話等粗俗污穢的鄉村用語，是典型的高密農民在說話，這種在旁人看來近乎瘋癲的語言在小說的環境中卻有一種獨特的美感，這種語言風格表現了作者獨特的審美趣味。
（ 一） 粗俗又崇高的人物對白
《紅高粱》中的人物對白是作品的一大亮點。個性化的民間口語貫穿於故事的始終，在撲面而來的鄉土氣息中，讀者既能感受到民間口語原汁原味的「粗俗」，又能聽到粗俗背後那份源自生命底層最原始、最崇高力量的吶喊。
二段對白：
1、余司令大喊一聲：「日本狗！狗娘養的日本！」余司令一愣神，踢了王文義一腳，說：「你娘個蛋！沒有頭還會說話！」
2、「天賜我情人，天賜我兒子，天賜我財富，天賜我三十年紅高粱般充實的生活……天，什麼叫貞節？什麼叫正道？什麼是善良？什麼是邪惡？你一直沒有告訴過我，我只有按著我自己的想法去辦，我愛幸福，我愛力量，我愛美，我的身體是我的，我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罰，我不怕進你的十八層地獄。」
第一段對白是「我爺爺」余占鰲帶領游擊隊打日本鬼子時的幾句話河以說是臟字連篇河謂粗俗。寥寥幾句話就將一個粗野豪放、蠻橫頑強的土匪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現在讀者眼前字里行間透露出的匪氣和英雄氣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這里，很難將余占鰲的臟話歸結為一種粗鄙的表現，在抗日的民族大義面前，這幾句臟話因為飽含了一個中華男兒的血性而變得真實可感、豐滿崇高。
第二段對白是「我奶奶」臨死前對這一生的總結。她敢愛敢恨敢想敢做不怕天譴不怕報應把跟「我爺爺」在高粱地里野合說成是「對自己身體做主」把和長工羅漢大爺偷情說成是「對幸福的追求」視貞節於無物視名譽為糞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奶奶」的所言所語、所作所為有悖於中國傳統道德觀念中對女子貞節操守的要求，是一種不守婦道的放盪表現。但從「我奶」最後的話語中，讀者全然不會覺得這是一個水性楊花、貪戀肉慾的女人在強詞奪理，而是一個大膽熱烈的女權衛士對幸福、對生命的執著追求。莫言作為一個立足於民間的作家，他筆下人物的語言充滿了泥土的氣味，在《紅高粱》中，能從人物的語言里聽到來自於底層農民特有的說話風格和特點，粗俗中顯質朴，粗俗中顯崇高，這看似矛盾的語言特點在莫言獨具匠心的敘事藝術中得到了和諧的統一。
（二）愛憎交織的場面敘述
場面描寫一直是莫言的拿手好戲，莫言在場面描寫中喜歡使用通感，而且想像離奇大膽，語言汁液橫流，飽滿生動，給人一個更廣闊的想像世界和更復雜的感覺空間。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創作者要有天馬行空的狂氣和雄風。無論在創作思想上還是在藝術風格上，都必須有點邪勁兒。」在小說《紅高粱》中，充斥了大量的場面描寫。對高粱地的場面描寫：
1、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濕的高粱在霧洞里憂愷地注視著我父親，父親也虔誠地望著它們。父親憂然大悟，明白了它們都是活生生的靈物。它們根扎黑土，受日精月華，得雨露滋潤，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奶奶注視著紅高粱，在她的眼睛裡，高粱們奇橘瑰麗，奇形怪狀，它們呻吟著，扭曲著，呼號著，纏繞著，時而像魔鬼，時而像親人，它們在奶奶眼裡盤結成蛇樣的一團，又呼喇喇地伸展開來，奶奶無法說出它們的光彩了。
莫言對同一片高粱地選用了語體色彩截然相反的敘事語言。這既是作者主觀情感的宣洩又是對作品主題的側面烘托。第一個語段是「我父親」 追隨著「我爺爺」去打鬼子潞過高粱地時的所思所想。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著生機和希望而紅高粱就是這片土地永遠的主人，它們受雨露滋潤，得天地精華，世世代代生長在這里，見證了高密東北鄉的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池見證了黑土地上英雄兒女保衛家園、反抗侵略的壯舉。「我父親」站在高粱地面前的思想活動，就像一個虔誠的教徒在佛祖面前朝聖、祈禱。在這段描寫中，莫言賦予了紅高粱最飽滿的靈魂和最偉大的生命。他以紅高粱作為隱喻，實際上是在謳歌像紅高粱一樣生生世世守衛著自己家園的民族英雄。在小說的結尾處，莫言這樣寫道：「謹以此文召喚那些游盪在我們故鄉無邊無際的通紅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們的不肖子孫，我願扒出我的被醬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個碗里擺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饗！尚饗！」這種直抒胸臆的情感宣洩是對《紅高粱》主題最好的診釋，體現了作者對故鄉土地上像紅高粱一樣堅毅的人們最由衷、最熱烈的愛。
第二個語段是「我奶奶」臨死前眼中的紅高粱景象。在這里，紅高粱儼然已從上帝變成了魔鬼，它們用最醜陋的形態最惡心的聲音將「我奶奶」一步步送到了生命的終點。同樣的一片高粱地，卻出現了強烈的情感反差，這看似矛盾，但只要認真閱讀一下文本就會明白作者這樣寫的意圖。「我奶奶」是在給抗日部隊送飯的路上死於日本人的槍口之下，在莫言筆下，這片紅高粱就是埋葬「我奶奶」 的墳墓， 它們嗜血成性，丑惡骯臟，這正是對日本侵略者罪惡行徑的真實寫照。
莫言愛這片高粱地，因為它養育了一代代英勇不屈的高密子孫。恨這片高粱地，因為它見證了悲慘的歷史，浸染了人民的鮮血。這種矛盾的情感用莫言自己的話說就是：「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最聖潔最崛凝、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的地方。」作為先鋒文學的代表人物 莫言在營造美醜時，十分注重語言的誇大和張力，美就要美得徹底，丑就要丑得變形，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的創作意圖得到最深刻的凸顯。小說中對紅高粱的反差描寫也是作者一貫敘事風格的集中體現。
二、敘事視角——誰在講故事
在小說《紅高粱》中作者打破了敘事視角的常規用法將多種敘事視角交替使用達到了意想不到的藝術效果。
小說《紅高粱》主要講述的是「我爺爺」和「我奶奶」的愛情故事。從故事層面上看，「我」並沒有在現場直接參與到故事，並不知道「我爺爺」和「我奶奶」的心理活動。按照一般的敘事手法作者完全可以採用第三人稱外視角進行敘述然而在《紅高粱》中， 「我」不僅作為一個公開露面的敘述者，而且還成為了故事的組成部分，「我爺爺」和「我奶奶」的故事以「我」的敘事聲音為基點，在歷史與現實之間來回穿梭。這樣的敘事視角直接把「我」帶入到了故事的語境，帶入到了歷史的現場。所以作為敘事者的「我」不僅不是局外人而且還能夠知道「我爺爺」 、「我奶奶」的言行和心理活動甚至知道一些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如「我」可以嗅到「奶奶夾襖里散出的熱烘烘的香味」，可以聽到「我奶奶」坐在花橋里「心跳如鼓」河以看到「我爺爺」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的具體細節。
從小說的內容來看，「我奶奶」在我出生前就已經死去，「我爺爺」也沒有對「我」進行直接地講述，顯然，「我」根本不可能從當事人的口中知道這些私密的事件，也不可能從其他人的口中得知。然而作為敘述者的「我」卻憑借歷史想像超越時空的界限追述了那些「我」並不在場的歷史。不僅如此，「我」還可以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對他們發表評論：「我深信，我奶奶什麼事都敢幹只要她願意。她老人家不僅僅是抗日英雄，也是一個性解放的先驅，婦女自立的典範。」莫言在創作思想和藝術上受哥倫比亞魔幻現實主義作家馬爾克斯的影響很大，魔幻現實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利用「魔幻」般的視角拉近歷史與現實之間的距離。莫言同樣引用了這種手法，只不過把「馬貢多」換成了「高密東北鄉」從這一點來說《紅高粱》中「我」全知全能的敘事視角是作者對魔幻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的借鑒和創新。但是在小說《紅高粱》中，「我」並不是從始至終都是全知全能的，在對許多場景的描寫中作者又採用了第三人稱外視角，這就由「我」在講故事變成了「他們」講自己的故事。如小說的結尾處這樣寫道：父親從河堤上檢起一張未跌散的扦餅，遞給爺爺，說：「爹，您吃吧，這是俺娘擀的拤餅。」爺爺說：「你吃吧！」父親把餅塞到爺爺手裡，說：「我再去檢。」父親又檢來一張拤餅，狠狠地咬了一口。在這段描寫中，作者沒有描寫人物的心理活動，也沒有發表一句評論，而是跳到故事外面，以人物對話的形式，冷靜客觀地還原了當時的現場。「我父親」和「我爺爺」吃著死去的「我奶奶」擀的拤餅，並沒有流露出悲傷的神色，也沒有過多的言語交流。在經歷了戰爭的洗禮後，生死在他們眼中變得淡然。莫言以一種「無聲勝有聲」的冷靜描述，給讀者帶來了強烈的情感沖擊，這種震撼並不是作者用語言可以營造的，而是讀者在結合了自己人生經歷的基礎上的一種深層次的情感體驗。
縱觀整部小說，莫言在全知和限知的敘事視角中來回穿梭，在講述別人故事的同時，也在聆聽著別人講故事。限知視角的使用消解了文本中「我」的存在，給讀者以公正客觀的感覺。全知視角的使用又使「我」在故事中無處不在，彷彿是「我」在講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件事情。這種看似矛盾的視角轉換使莫言不但能夠自如地掌控敘事節奏還能給讀者以足夠的想像空間，在敘述上真正做到用技而不炫技，主觀又不失公允。

『捌』 莫言的所有作品表~

1981年 開始創作生涯。迄今有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等，中短篇小說集《透明的紅蘿卜》、《爆炸》等。另有《莫言文集》五卷。
紅高粱家族
1981年秋，在河北保定市的雙月刊《蓮池》第5期發表處女作短篇小說《春夜雨霏霏》。
1982年，在《蓮池》第二期發表短篇小說《丑兵》、第五期發表短篇小說《為了孩子》。
1983年春，在《蓮池》二期發表短篇小說《售棉大路》並被 《小說月報》轉載。秋，在
《蓮池》五期發表短篇小說《民間音樂》，此文得到老作家孫犁賞識。孫在一篇短文中說這篇小說有一種空靈之感 。
1984年春，在《長城》雙月刊二期發表小說《島上的風》、五期發表《雨中的河》。秋天，得到軍藝文學系主任、著名作家徐懷中先生賞識，進入該系學習。
1985年春，在《中國作家》二期上發表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引起反響，《中國作家》組織在京的作家與評論家在華僑大廈舉行討論會討論該作。是年，在多家刊物上同時推出中篇小說《球狀閃電》（收獲）、《金發嬰兒》（鍾山）、《爆炸》（人民文學）、及短篇小說《枯河》（北京文學）、《老槍》（昆侖）、《白狗鞦韆架》（中國作家）、《大風》（小說創作）、《三匹馬》（奔流）、《秋水》（奔流）、等。
當代著名作家莫言參加文學活動發言照片
1986年春，小說集《透明的紅蘿卜》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人民文學》第三期發表中篇小說《紅高粱》。該作一發，引起轟動。隨即發表系列中篇《高粱酒》（解放軍文藝）、《高粱殯》（北京文學）、《狗道》（十月）、《奇死》（昆侖），同時還發表中篇《築路》（中國作家），短篇小說《草鞋窨子》（青年文學）、《蒼蠅、門牙》（解放軍文藝）等。夏天，與張藝謀等人合作，將《紅高粱》改編成電影文學劇本。
1987年春，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由解放軍文藝社出版。中篇小說《歡樂》在《人民文學》一、二期合刊發表，受到批評，事過多年，始有作家和評論家對該作得新評價。秋天，中篇小說《紅蝗》發表（[收獲]三期），該作因強烈的個性風格和大膽和褻瀆精神，連號稱新潮的評論家也不能接受，紛紛著文批評。也是多年之後，才有評論家對該作發出了另外的聲音。
1988年春，電影紅高粱獲西柏林電影節金熊獎，引起世界對中國電影的關注。在《十月》雜志發表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同年四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單行本。《青年文學》第十發表《復仇記》、《馬駒橫穿沼澤》（這兩篇收入《食草家族》）。秋天，山東大學、山東師范大學在故鄉高密聯合召開「莫言創作研討會」，有關論文匯編成《莫言研究資料》由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1992.8）九月，考入北京師范大學創作研究生班。小說集爆炸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
1988年秋，長篇小說《十三步》首發（文學四季）隨 即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書出版後，大概只有一個名叫林為進的人，在河北的（文論報）發表過一篇評論文章。後來又有港台的幾個人寫過評論。作者認為此書是一部真正的「先鋒」之作。
1989年三月，小說《白狗鞦韆架》獲台灣聯合報小說獎。四月，中短篇小說集《歡樂十三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六月，在《人民文學》發表中篇小說《你的行為使我恐懼》。冬天，開始創作長篇小說《酒國》。
1990年，中篇小說《父親在民夫連里》在《花城》發表。繼續創作《酒國》。
1991年春，在高密家中創作中篇小說《白棉花》（花城）、《戰友重逢》（長城）、《懷抱鮮花的女人》（人民文學）、《紅耳朵》（小說林），夏天，創作《神嫖》、《夜漁》、《魚市》、《翱翔》等短篇小說十二篇。秋，中短篇小說集《白棉花》由華藝出版社出版。
1992年，創作中篇小說《幽默與趣味》（天津小說家）、《模式與原形》、《夢境與雜種》（鍾山）。
1993年，二月，長篇小說《酒國》在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三月，中篇小說集《懷抱鮮花的女人》由社科出版社出版。十二月，長篇小說《食草家族》由華藝出版社出版。十二月，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說集《神聊》。
1995年春節，在高密創作長篇小說《豐乳肥臀》。秋，五卷本《莫言文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冬，《豐乳肥臀》在《大家》連載，並獲首屆「大家文學獎」。單行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電影《太陽有耳》獲柏林電影節銀熊獎。
1997年創作話劇《霸王別姬》（與人合作）。 以長篇小說《豐乳肥臀》
莫言代表作 豐乳肥臀
奪得中國有史以來最高額的「大家文學獎」，獲得高達十萬元人民幣的獎金。 脫離軍界，轉至地方報社《檢察日報》工作，並為報社的影視部撰寫連續劇劇本。
1998年，發表中篇小說《牛》（[東海]六期，[小說月報]九期、[小說選刊]九期轉載）、《三十年前的一場長跑比賽》（《收獲》六期，短篇小說《拇指銬》（[鍾山]一期，[小說選刊]轉協）、《長安大道上的騎驢美人》（[鍾山]五期）、《白楊林里的戰斗》（[北京文學]七期）、《一匹倒掛在杏樹上的狼》（[北京文學]十期 ）、《蝗蟲奇談》（山花，小說選刊五期選載）。十二月，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散文集《會唱歌的牆》。
1999年，發表中篇小說《師傅越來越幽默》（[收獲]二期）。作品講述一個下崗的老工人在湖邊的僻靜處開了個「黃色小屋」，專供人男女野合……這就是《師傅越來越幽默》的梗概。張藝謀用這個故事進一步編開去，就有趙本山和董潔主演的電影《幸福時光》，幾個名人一煽惑，電影和小說都賺錢。小說集《師傅越來越來越幽默》由解放軍文藝社出版。
《我們的七叔》（[花城]一期），短篇小說《祖母的門牙》（[作家]一期），另有中篇小說《野騾子》、《司令的女人》[收獲]、 《藏寶圖》[鍾山]發表，短篇小說《兒子的敵人》[天涯]、《沈園》[長城]發表。三月，海天出版社出版長篇小說《紅樹林》。十二月小說集《長安大道上的騎驢美》人由海天出版社出版。

『玖』 莫言的代表作最經典的有哪些

莫言1980年開始創作，代表作有長篇小說《紅高粱家庭》、《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國》、《豐乳肥臀》、《檀香刑》等八部
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爆炸》、《白棉花》等二十四篇
短篇小說《白狗鞦韆架》、《枯河》、《拇指銬》等六十餘篇，電影、電視、話劇劇本等多部。

代表作《紅高粱》內容摘要：
1987年《紅高粱》獲第四屆全國中篇小說獎。根據此小說改編並參加編劇的電影《紅高粱》獲第38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
1986年發表的中篇小說《紅高粱》，為莫言的成名之作。書中創造了莫言的文學王國 「高密東北鄉」，通過「我」的敘述，描寫了抗日戰爭期間，「我」的祖先在高密東北鄉轟轟烈烈、英勇悲壯的人生故事。 《紅高粱》曾榮獲第4屆全國中篇小說獎，被譯成近二十種文字在全世界發行。據此改編的電影《紅高粱》獲第38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
《紅高梁》是莫言的成名作之一，是一部宣揚生命個性、贊美生命的中國新時期小說，它曾被張藝謀改編為電影並獲得第38屆西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轟動中外。小說中所描繪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印象，散發的中國民族魂，無疑使這部作品具有了與以往「尋根小說」所表達的主題的相異性。小說展現出的一系列獨特意象：「顛轎」、「野合」、「敬酒神」等撼人心魄的情景，那方圓百畝隨風搖曳、舒展活潑且情感熱烈的棵棵高梁;那人跡罕至、充滿神奇色彩的十八里坡;那血紅的太陽、血紅的天空與血紅的高梁……所有這一切，都能給我們以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代表作《豐乳肥臀》內容摘要:
1996年《豐乳肥臀》獲首屆大家.紅河文學獎。
1997年《豐乳肥臀》奪得中國有史以來最高額的「大家文學獎」，獲得高達十萬元人民幣的獎金。該書在讀者中產生了廣泛影響、同時也引起了很大爭議。
莫言的寫作一直是當代中國的重要象徵之一。他通透的感覺、奇異的想像力、旺盛的創造精神、汪洋恣意的語言天才，以及他對敘事探索的持久熱情，使他的小說成了當代文學變革旅程中的醒目界碑。他從故鄉的原始經驗出發，抵達的是中國人精神世界的隱秘腹地。他筆下的歡樂和苦難，說出的是他對民間中國的基本關懷，對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他的文字性格既天真，又滄桑;他書寫的事物既素樸，又絢麗;他身上有壓抑不住的狂歡精神，也有進入本土生活的堅定決心。這些品質都見證了他的復雜和廣闊。從幾年前的重要作品《檀香刑》到二OO三年度出版的《四十一炮》和《豐乳肥臀》(增補本)，莫言依舊在尋求變化，依舊在創造獨立而輝煌的生存景象，他的努力，極大地豐富了當代文學的整體面貌。
《豐乳肥臀》是一部波瀾壯闊的「史詩性」大書，是莫言進行民間史詩性書寫的成功試驗。作家傾情把母親描繪成一位承載苦難的民間女神，或者就是聖母瑪利亞的化身。但命運多舛，她生養的眾多女兒構成的龐大家族與20世紀中國的各種社會政治勢力和民間組織以及癲狂歲月下的官方權力話語發生了枝枝蔓蔓、藕斷絲連的聯系，並不可抗拒的被裹挾捲入20世紀中國的政治歷史舞台，而這些形態各異的力量之間的角逐、爭奪和廝殺是在自己的家庭展開的，造成了母親獨自承受和消解苦難的現實：兵匪、戰亂、流離顛簸、親人死亡以及對單傳的廢人式兒子的擔心、焦慮，而她在癲狂年代用胃袋偷磨坊食物的行為更是鳥兒吐哺的深情……母親是一種意象符號，是對他作品中「我奶奶」式女人的集合，同時也涵蓋了「作為老百姓的寫作」的莫言對民間苦難及其承受者的愛戴、同情和關懷。
代表作《蛙》內容摘要：
2011年8月，長篇小說《蛙》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蛙》是莫言醞釀十餘年、筆耕四載、三易其稿、潛心打造的一部觸及國人靈魂最痛處的長篇力作。
小說由劇作家蝌蚪寫給日本作家杉谷義人的四封長信和一部話劇構成，講述了姑姑——一個鄉村婦產科醫生的人生經歷，在用生動感人的細節展示鄉土中國六十年波瀾起伏的生育史的同時，毫不留情地剖析了當代知識分子卑微的靈魂。
與莫言以往小說更注重歷史幻想色彩不同的是，《蛙》更接近歷史現實的書寫，主要講述的是鄉村醫生 「姑姑」的一生。「姑姑」的父親是八路軍的軍醫，在膠東一帶名氣很大。 「姑姑」繼承衣缽，開始在鄉村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們在婦女們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個又一個嬰兒。「姑姑」接生的嬰兒遍布高密東北鄉，可喪生於「姑姑」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嬰兒也遍布高密東北鄉。姑姑一面行醫，一面帶領著自己的徒弟們執行計劃生育政策。讓已經生育的男人結扎，讓已經生育的懷孕婦女流產，成了「姑姑」的兩件大事。描述國家為了控制人口劇烈增長、實施計劃生育國策所走過的艱巨而復雜的歷史過程。
《蛙》是一部對中國當代鄉村的現實看得很深、思考得很透的作品。「蛙」到底象徵著什麼呢?那些不斷鳴叫、有著旺盛的繁殖能力卻又是如此「低賤平常」的生物，承載著莫言的深刻思考。在這些思考的背後，則是對中國現代性命運的深切憂慮和反思——這也是莫言小說的一貫主題。小說的題材有著獨特意義和相當的敏感性。計劃生育作為基本國策，在中國具有合法性和必然性，因為人口是一個國家走向繁榮的前提，而控制人口又是後發展現代國家實現艱難的現代轉型的無奈但必要之舉。生育，是人的基本權利;而控制生育，又是人實現理性生存的必要手段——特別是對於中國這樣曾經的半工業化的農業國家，也面臨著國際上從「人權」角度而來的種種責難與批評，而在此國策的具體執行過程中更是由於文化、傳統、倫理、政治、權力、金錢等各種因素而變得異常復雜。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作品中，計劃生育一方面被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進步事業」得到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則成為90年代以來主旋律鄉土文學突出鄉村基層政治尷尬現狀和困境的點綴性情節。於是，被不理解、不支持的農村群眾攆得到處跑的「鄉鎮幹部」形象，就在幾分黑色幽默的喜劇色彩中，將計劃生育政策與人性的沖突輕松地嫁接為「分享艱難」的主旋律闡釋。莫言的《蛙》顯然不想漫畫化、戲劇性地處理這個題材，也並不是要理論性地探討、評判計劃生育本身的功過是非，而是要把計劃生育處理成一個精神事件和精神背景，以此來表現其對中國人的生存、生命以及精神和靈魂的影響。
代表作《檀香刑》內容摘要：
2003年 《檀香刑》獲第1屆鼎鈞雙年文學獎。
莫言以1900年德國人在山東修建膠濟鐵路、袁世凱鎮壓山東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倉皇出逃為歷史背景，用搖曳多姿的筆觸、大悲大喜的激情、高瞻深睿的思想，活龍活現地講述了發生在「高密東北鄉」的一場可歌可泣的運動、一樁駭人聽聞的酷刑、一段驚人動魄的愛情。
《檀香刑》是作家莫言瀝膽苦心磨礪出的長篇歷史題材小說。在這部結構精巧、語色濃郁的作品中，真實地再現了清末山東半島發生的一起民間反殖民的斗爭事件。帶頭領導這起反殖民斗爭的民間藝人孫丙最終被施以「檀香刑」。作品以「施刑」為主線，展示了中國王朝政治沒落中的諸多驚心動魄的事件，包括戊戌變法、義和團、外國殖民者的強取豪奪等等。小說圍繞著檀香刑的實施，將封建王權和權力斗爭的殘酷性和非人道性表現得淋漓盡致，也凸顯了專制權力作用於個體上的歷史機制，成功地折射出專制權力賴以存活的黑色土壤和陰暗法則。小說刻畫了一大批鮮活的人物形象，富有浪漫氣質的戲班班主孫丙、具有正義感的高密知縣錢丁、從京城刑部大堂告老還鄉的劊子手趙甲以及他們的女兒、乾女兒、兒媳婦孫眉娘、殘酷而狡猾的政客袁世凱等等。
代表作《白狗鞦韆架》內容摘要：
1988年《白狗鞦韆架》獲台灣聯合文學獎。根據此小說改編的電影《暖》獲第16屆東京電影節金麒麟獎。
《白狗鞦韆架》是莫言從事文學創作二十餘年所發表的短篇小說全集之一，集結了莫言自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九年創作發表的三十篇作品，其中《春夜雨霏霏》、《丑兵》、《黑沙灘》等七篇作品是首次結集出版，彌足珍貴。莫言的短篇小說故事飽滿，風格多樣，好似從肥沃而豐富的中國土地上生長出來的豐姿多彩的朵朵奇葩，既對鄉村殘酷現實的犀利揭露，也有對鄉村純朴愛情的感人描寫，還有種種荒誕離奇卻又逼真入神的傳奇述說……這些作品的結集，可以讓讀者充分欣賞到莫言作品的藝術魅力，同時也可以看到文學大家從事小說創作的發展軌跡。

『拾』 找一本作者不明的《無極》小說。

耶耶，我看過，你說錯了。主角不叫無極，叫蕭楓。書名叫《修神傳》。
去看看吧，保證沒錯。
分分拿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