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完结武侠小说评论
推荐些非常优秀的：
《缺月梧桐》， 这个是一种创新武侠，现实主义和黑暗系武侠开山之作，也很少见到超越它的作品，虽然文笔一般，但是内容优秀啊。很多人觉得它超越了金古的水准，个人觉得唯一的一点点遗憾是主角没有始终保持一点堂吉柯德式的简单的对善的向往和追求。那样就接近一个普通人了，并且灵魂的矛盾是人进步的根源，如果做到了这个，那就是我看过所有小说中的No.1了，哪怕文笔不够出色。
《昆仑》，凤歌是新一代武侠作家中的佼佼者了，昆仑够大气也够武侠原味，一流作品。他的其他作品都不错。
《连城诀》，金庸的这部小说受关注度不够高，但是我觉得是他所有小说里最深刻的一部。它已经不算童话了，但是强的是保持了善的一面。
《龙蛇演义》，这个是讲国术的，一流作品，长见识，但谈不上多少武侠气，这个更多是一个真实的武林。
《英雄志》，也许有些人觉得虐心，但是那种百折不挠的正气才是灵魂所在，四个主角算是我仅见的武侠了，并且每个都个性鲜明，爽，智慧，等等。我最终没有看最后的一卷。觉得已经足够完美了，解决了矛盾冲突就不再是冲突了。
加上九把刀的《猎命师》，创新是第一，激情第二，各种爽，有点看漫画的味道，人物鲜活。但这个虽然侠气十足，应该不算武侠了。
B. 求一篇关于金庸全部武侠小说的评论或论文
◎《金庸全集》：
金庸曾把所创作的小说名称的首字联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见《鹿鼎记•后记》和“金庸作品集序”）
简单来说，金庸的武侠小说经历三个版本：旧版、新版和新修版。1955年至1972年的稿件称为旧版，主要刊在报刊上，也有不少没有版权的单行本，现在恐已散佚。1970年起，金庸著手修订所有作品，至1980年全部修订完毕，是为新版，冠以《金庸作品集》之名。到了1999年，金庸重新开始修订工作，正名为新修版（或世纪新修版），至今所有新修版本均已完成，并结集出版。
每一次修订，情节都有所改动。新修版的故事细节和结局也略有改变，引来不少回响。目前两岸三地的出版分别授权于广州的广州出版社、花城出版社（于2002年11月开始出版，代替原来的三联书店）、台湾的远流出版社、香港的明河出版社。
现在已经广为流传并多次被香港和中国内地拍成电视剧与电影，也是“金迷”的必读书目：
第1-2册：
《书剑恩仇录》----金庸第一部武侠小说。锋芒之作。
创作年代：1955年
历史背景：清乾隆十八年六月--二十四年
公元1753年--1759年
首发连载杂志：新晚报
第3-4册：
《碧血剑》（附录：袁崇焕评传）
创作年代：1956年
历史背景：崇祯六年--崇祯十七年或顺治元年
公元1633年--1644年
首发连载杂志：香港商报
第5-8册：
《射雕英雄传》（附录：成吉思汗家族、关于“全真教”）----《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并称“射雕三步曲”，有前后联系但不是系列，思想各异（分别是儒侠、道侠、佛侠），是“侠之大者”的诠释作。此为“射雕三部曲”之第一部曲，也是其成名作。
创作年代：1957—1959年
历史背景：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嘉定十四年
公元1199年--1221年
首发连载杂志：香港商报
第9-12册：
《神雕侠侣》----金庸“射雕三部曲”之第二部曲。
创作年代：1959—1961年
历史背景：南宋理宗绍定五年或六年--开庆元年
公元1232年或1233年--1259年
首发连载杂志：明报
第13册：
《雪山飞狐》——《雪山飞狐》《飞狐外传》是金庸现实主义最强的小说
创作年代：1959年
历史背景：清朝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五
首发连载杂志：新晚报
《鸳鸯刀》----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中篇小说。
创作年代：1961年
历史背景：清中前期
约公元1644年--1796年
首发连载杂志：明报
《白马啸西风》----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中篇小说。
创作年代：1961年
历史背景：清初顺治年间
首发连载杂志：明报
第14-15册：
《飞狐外传》——《雪山飞狐》前传
创作年代：1960—1961年
历史背景：清乾隆三十一年--三十四年
首发连载杂志：武侠与历史
第16-19册：
《倚天屠龙记》----金庸“射雕三部曲”之第三部曲。
创作年代：1961年
历史背景：南宋末--元末明初
公元1262--1263年
首发连载杂志：明报
第20册：
《连城诀》——强烈批判社会私欲、贪婪、无情的一面，同时也从屈指可数的几位善良人物身上表现友谊、爱情、济人、宽容。
创作年代：1963年
历史背景：明前中期根据当时府县设置，还有宝藏年代推算
首发连载杂志：东南亚周刊
第21-25册：
《天龙八部》——倪匡曾代写其中约五万字，后修订了大部分。该篇是金庸哲学、内涵、人性、情节等的巅峰之作，亦是对“人”、“谐”、“侠”的统一性巨著。
创作年代：1963—1966年
历史背景：北宋哲宗元佑五年--元佑九年或绍圣元年
公元1090年--1094年
首发连载杂志：明报
第26-27册：
《侠客行》——小说主人公无明确名字，以“石破天”代称。该篇对人生寓言性与舐犊之情描写最甚，亲情性最强。
创作年代：1965年
历史背景：清初
首发连载杂志：明报
《越女剑》（附录：三十三剑客图）----《越女剑》写于《鹿鼎记》连载中途短篇小说，因此金庸最后一部小说是《鹿鼎记》而非《越女剑》。出版时附在《侠客行》之后。金庸本意为“三十三剑客图”各写一篇短篇小说，最后只完成了头一篇《越女剑》，亦没有包含在对联之中。是金庸历史感最强的小说。
创作年代：1970年
历史背景：春秋末年吴越争霸时期
约公元前473年--前463年
首发连载杂志：明报
第28-31册：
《笑傲江湖》——折射政治斗争，同时也表露对斗争的哀叹。
创作年代：1967年
历史背景：明朝
首发连载杂志：明报
第32-36册：
《鹿鼎记》（附录：康熙朝的机密奏折）----封笔之作金庸巅峰之作，代表了金庸的最高成就。创立“反武侠”情节，武侠史首次以诙谐、反讽、批判观写作的巨著，代表了金庸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
创作年代：1969—1972年
历史背景：清康熙八年--康熙二十六年
公元1669年--1687年
首发连载杂志：明报
附：其中《白马啸西风》《连城诀》《侠客行》《笑傲江湖》在小说中没有指出明确年代（表示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这几部小说年代是从一些细节推断的
金庸其他作品
《三剑楼随笔》：与梁羽生、百剑堂主合著
《袁崇焕评传》：文化普及性作品，非学术性著作，收录在《碧血剑》中。
《三十三剑客图》：又名《卅三剑客图》。
《金庸散文集》
《月云》：略带有自传性质的短篇小说。
《社论》：约两万篇，包括如《宁要裤子，不要核弹》、《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对上梧桐山》、《巨大的痛苦和不幸》、《自来皇帝不喜太子》等，在大陆未结集出版。
《香港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
另外，还有《韦小宝这小家伙》、《一国两制和自由人权》等诸多文学评论、散文、及由他人整理的演讲稿。
金庸侠义英雄的民族大义，是秉承汉魏以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的。一部中国历史，其实就是汉民族和周边民族互相争斗、交融的历史。民族间的矛盾来源于国家利益的追求，也源于不同的信仰和教化。在中国传统伦理中，民族气节从来都是放在首位的。在国家敌对中，政府的软弱格外刺激民间的信心，而作为民间力量的精英，侠便理所当然地承担了民众和志士仁人的理想。
侠的民族大义表现在为国御敌——这本是军人的本份，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布衣之侠”，更是责无旁贷。
民族大义的本质是一种忠诚，是对历史、对社会的忠诚，扩大开来，也是对家人对朋友的忠诚。一个侠士若不具备这份起码的忠诚，就丧失了自己所赖以寄身的 基础。
但这也不是侠的最高的境界。
在金庸笔下，豪气干云、孔武有力、斗狠使勇，充其量只能算个壮士，慷慨任事、忠悯待人、义薄云天，也只是个一般的侠士，所以杨过一人一雕往来东西南北 ，问尽天下不平事，急公好义排纷解难，人称“神雕大侠”，可杨过却拒不接受那个“大”字。
郭靖与杨过在襄阳联床夜话，郭靖说：“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为国为民”，这才是侠之大者，这才是侠的最高境界。
天下为怀，苍生为念，这才是侠的最高理想，这也是金庸的侠意识，更是金庸对中国传统侠意识的突破与贡献。
在《射雕英雄传》的结尾，成吉思汗与郭靖有一段对话。成吉思汗说：“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
郭靖答道：“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泪”。
郭靖又道：“自古英雄而为当世景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 人”。
在《天龙八部》的最后，段誉和虚竹擒到辽帝耶律洪基，萧峰求辽帝一诺：终生不许一兵一卒越过宋辽边境。
在得到保证后，萧峰随即折箭自杀以谢罪。
要知道，萧峰是辽人，又是南院大王皇帝结义兄弟，宋辽开战，萧峰所念念于心的，则是苍生百姓的安危幸福，并以一己之死，换来了宋辽两国的平安合睦，百姓的安居乐业。辽国百姓免去征战之苦，萧峰是为了民族的利益；天下苍生得以安
然无扰，萧峰也是为民造福。这正体现了一个大侠的最高境界。
金庸笔下的侠义英雄，从寻常的江湖豪客，到行侠仗义、济人困厄的一般侠士，到为国为民、天下为怀的大侠，层次是何等的分明！
若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侠意识的成型是自司马迁始，从司马迁到金庸的二千年间，侠从威重乡里、与人解纷的“布衣之侠”，到少年豪气、复仇报国的“幽并游侠”，到梁山好汉的除暴安良，基本上定型在排纷解难、济人困厄的作为上，清
代的公案侠义小说、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基本上都是遵循着这个侠的原型。
只有到了金庸，排纷解难、除暴安良，不再是侠的全部作为，而是一个侠士的本份，不如此便不足以成为侠，而做到了这些则还远远不够，侠还有更高的理想追求，侠要以天下苍生为己念，这才是侠之大者。
显然，金庸继承了传统的侠意识，并发展光大了它。“布衣之侠”到“侠之大者”，这便是金庸的侠路历程。
在金庸笔下，侠在行为上有了扩大，在人格上有了升华。
侠在金庸笔下才开始光茫四射。
“侠之大者”是金庸对传统侠意识的突破与升华，也是对中国武侠文化及整个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
C. 已经完本的武侠小说
D. 有什么好看的完结武侠小说呢
这几年的有：
《长刀无痕》
《没落的刀客》
这两本算是最好的
E. 谁能帮我把金庸的小说都评论一遍
《鹿鼎记》蕴含着对中国社会体制和国民性的深刻批判，韦小宝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里除了阿Q外最深刻的形象，它或许没有《阿Q正传》的深度，但广度犹有过之。
“精神胜利法”作为中国国民性的代名词，它的基本症状在小说主人公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自轻自贱、自大自夸、化丑为美、麻木健忘、欺软怕硬、忌讳缺点，把失败幻想成胜利，在精神胜利中逃避现实，逃避失败的痛苦。
作者通过韦小宝表达了两层深刻寓意：
一方面，韦小宝像是摇摇欲坠的封建社会的导游，让我们洞察出宫廷的本质：一个豪华的大妓院。这里，有着罪恶的交易和最阴险的手段，最淫荡的黑幕。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各种各样的欲望展开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情，有点只是为了利益展开的算计，生存法则就是“知道的越少越好”，否则，随时可能有杀生之祸。上自太后、皇帝，下至太监、宫女，与妓院有着惊人的相似。武则天之于张易之也不过如此。这种比喻，无疑是对封建贵族和皇权表面的高尚、尊严和优越感最强烈的挑战和最辛辣的讽刺。外表最华丽的宫廷尚且如此，社会上凭权术、金钱游刃有余的各色人等，以及俄罗斯的宫廷、台湾郑家、吴三桂们莫不如此，更有神龙教，隐喻当时大陆政治格局，是“星宿派”的进一步，是“日月神教”的进一步，隐喻文革至斯，确实登峰造极。
另一方面，韦小宝作为市井文化和游民文化中最恶劣的分子——流氓的典型代表，流氓在思想意识、性格特点上集中体现了游民的腐蚀性和破坏性，突出表现在反叛性、反社会性和无确定的价值观，但是在讲义气、重信义方面却是游民身上唯一亮点。市井文化和流民文化的结合，或许就是国民性和虐根性的根源。
《鹿鼎记》反英雄，反传统，反束缚，《鹿鼎记》可以说是一部“反书”。《鹿鼎记》宣人性，宣自我，宣独立，宣快乐，《鹿鼎记》又不折不扣，是一部“正书”。
说《鹿鼎记》是武侠小说，但却又不像武侠小说。试想又有哪一部武侠小说能将武侠世界描绘的如此不堪，将侠义英雄批判的如此彻底，将反武侠文化咀嚼的如此深刻。
所以，《鹿鼎记》是不是武侠小说，是武侠小说臻于化境之作，是武侠小说中的极品。
所以《鹿鼎记》在金庸小说中排名第一。
天龙八部——无人不怨，有情皆孽
“无人不怨，有情皆孽。”是对天龙八部最精确的概况和诠释。
《天龙八部》包罗万象，从历史到传奇，从佛家到道家，从琴棋书画到人生百态，从传统文化到古今政治，就像一个惊天巨浪，向读者涌来，读者泛舟其上，享受一个个又一个巅峰的同时，又各自领略其要旨，真正是雅俗共赏，真正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天龙八部》是金庸的又一个巅峰之作。
一个接着一个的巅峰，这是金庸创作力无穷无尽的证明，每一部小说，都有不同的风格，都带给读者新的感受。到了《天龙八部》，以为以后，总不能再有了，但是还有更新的巅峰。
《天龙八部》用人性塑造了一个非人的世界，无人不怨，有情皆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楚，有自己的“孽”。
有谁知道萧峰的苦？他一掌杀死自己最钟爱的阿朱，一箭自刎只为不给自己留下不忠不义的骂名。一掌一箭便成永诀，也是对命运的抗争。
有谁知道虚竹的苦？一生下就是“孤儿”，可是刚刚找到失散的父母便是生死离别。就算自己一心向佛也不能青灯相伴，总是事与愿违。
有谁知道玄慈、叶二娘的苦？二十多年的情思，不能为外人道，只能“怕人寻问，噎泪装欢”，一朝相见，身败名裂，唯死而已。
有谁知道阿紫的苦？爱上大英雄本不是她的错，错的是一生活在阿朱的影子里，可是就算有一千个阿紫也比不上一个阿朱。
那么多人有说不出的苦，可是偏偏全书不苦，苦化为激情，洋溢在全书之中。
读《天龙八部》，到“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
宜饮烈酒以壮豪情。
读《天龙八部》，到“向来痴，从此醉”宜饮甜酒以衬柔情。
读《天龙八部》，到“塞上牛羊空许约”宜饮苦酒以示悲情。
读《天龙八部》，到“梦里真，真语真幻”宜饮蜜酒，历久弥香。
读《天龙八部》，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废寝忘食，宜掩卷沉思，以书作酒，可以大醉。
无人不怨，有情皆孽。
《笑傲江湖》——政治与江湖
江湖是罪恶的发源地，却又承载着侠义、温柔、善良和人们最美好的梦想，但这只是一个梦——一个不愿醒来的梦，因此，也就有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
《笑傲江湖》是一部武侠小说，将“独孤九剑”每一招每一式描绘得有声有色，却偏偏有是无招胜有招的极致；将令狐冲的侠肝义胆刻画的入木三分，却令他“达非兼济天下，穷难独善其身”的无奈。
因为《笑傲江湖》不仅仅是武侠小说，它也是政治小说、人性自由小说。
正如金庸在后记中所写:“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虑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也这部小说没有确切时代背景的原因。因此，也就有了日语神教与五岳等的并置。他们大多野心勃勃，或明争，或暗斗，一统江湖方肯罢休。
当然，简单的映射政治不是金庸最终动机。“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划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
“岂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人的本性有丑有恶有善良，善良的一面始终占上风。善良不是作给人家看，而是要求无愧于自我的良心。
令狐冲见证了很多历史性时刻，特别遇风清扬，更是决定了个性的自由，以致“不自由，毋宁死”，当他情意紧缠在岳灵珊身上之时，是不得自由的。只有到了青纱帐外的大路上，他和盈盈同处大车之中，对岳灵珊的痴情终于消失了混乱战神，他才得到心灵上的解脱。
《笑傲江湖》一开始，就是魔教长老曲洋和刘正风的友谊，两人琴萧合奏了一曲《笑傲江湖》。正邪之际终是难分，正如自由难论。正是什么？邪又是什么？正是：
真作假时假亦真，无为有处有还无。
《笑傲江湖》将武侠、政治与人性融为一炉，却又都写得光彩照人，特别突出了人性的自由、随性。
《倚天屠龙记》—— 人性与爱情
《倚天屠龙记》塑造了一群英雄——明教群雄，明教人物众多，一个一个介绍出场，直到六大派围攻光明顶，才总其成，其间过程繁复，头绪万千，但是一点点写出来，一个个出场，有条不紊。能看到这样，已经是空前绝后了，但金庸还不心足，像是有意在考验自己的创作能力，将一个重要人物，明教的光明右使，留在最后出场，石破天惊，读者不禁这样想：金庸的创作才能，究竟有没有尽头。 《倚天屠龙记》是金庸作品更趋向浪漫、趋向超凡不羁的转折之作，像大海中的巨浪一样，汹涌澎湃而来，一个巨浪接一个巨浪。才孕育了他下一部浩淼不可方物的巨著《天龙八部》。
表达《倚天》主题的明教经文：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难怪当时俞莲舟心想：“……他们不念自己身死，却在怜悯众人，那实在是大仁大勇的胸襟啊！”
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这是全书的主旨，金庸通过了《倚天》，将这个主旨表现得极其透彻。
《倚天》最后一回“不识张郎是张郎”也是全书对张无忌乃至整个《倚天》人性的总括，人性总是那样的难以捉摸。
正如《倚天》后记所言：张无忌跟我们普通人更像些，个性比较复杂，比较软弱，较少的英雄气概。三部曲中郭靖老实厚重，杨过深情狂放，郭靖大事上有气节，把握很定，小事往往需要黄蓉推动一下，杨过是绝对主动的，张无忌总是受别人影响，被环境所支配，无法摆脱，不管是他学武还是到做教主，无不如此，就连最后爱上赵敏，也是“形势所迫”。
爱情上，郭靖在华筝与黄蓉之间的抉择纯粹是出于道德价值的判断，杨过是至情至性，开始像是无形浪子，最终也步入“正轨”，他对小龙女至死不渝，日久弥坚，张无忌始终在赵敏、周芷若、殷离和小昭之间摇摆不定，最后似乎更爱赵敏一些，可是我宁可相信那也是一种无奈，岛中归来之后，殷离的“死”，小昭的离去，赵敏的“阴险”，让他只能选择周芷若，后来周芷若与赵敏好坏倒转，张无忌还是没有抉择。
五、《神雕侠侣》 金庸在五十年代的末期，已经创造出了两个极其突出的人物。一个是完全不通世道人情、种种社会规范的“小龙女”，一个是深诸人情世故、身怀绝技，但是却无视于自己所熟悉的环境的压力、一意孤行的“杨过”。这两个人，一个是自然而然，不自觉地反抗着社会，一个是有意要做社会的叛逆。但是在人性上而论，放在任何时代皆可适合，这是《神雕》在创作上最大的成功。《神雕》从头到尾，整部书，都在写一个“情”字。“问情是何物”，是全书的主旨。书中所写的各种男女之情，各种不同性格的人所遇到的不同爱情，有的成为喜剧、有的成为悲剧，可以说从来没有一部小说中，有这么多关于爱情的描写。《神雕》中不但有“情花”，可以致人于死，也的“黯然销魂掌”，成为至高无上的武功。甚至到最后线时，还有郭襄暗恋杨过的小女儿之情。《神雕》是一部“情书”，对爱情描述之细腻，在金庸其他作品之中，甚至找不到差可比拟的例子。《神雕》中，郭靖、黄蓉和杨过之间的冲突，是社会规范和人性的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黄蓉甚至运用了阴谋，本来已占上风的黄蓉尚且要如此，可知人性挣脱枷锁的力量是何等巨大。《神雕》中杨过历尽种种艰苦，而成为一代大侠，接受了郭靖“侠之大者”的训言，但是杨过还是杨过。郭靖替他取名字：“名过，字改之。”是一种希望，他失望了，杨过没有改变他的本性，这正是金庸在《神雕》中特别强调的一点。杨过在《神雕》中，自始至终，是一个悲剧性格的人物，小龙女也是，因为他们和当时社会，完全不能相合。杨过、小龙女重逢，对读者而言，是一个大喜讯，人人额手称庆，但对整部小说而言，却是败笔。试看小龙女再出现后，哪里还有什么江芒可言？远不如让杨过一直悲剧下去好得多了！金庸原来的创作意图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就小说论小说，《神雕》从一开始起，就注定是一个悲剧，是不是为了迁就读者的意愿，硬将之改成喜剧，不得而知。作为读者之一，如今说得口硬，但在看《神雕》时，也希望小龙女、杨过重逢，虽然在掩卷之后，一再认为悲剧可以使《神雕》更完整，也相信金庸在创作开始时，也以悲剧为主旨，不然，何必让小龙女给一个毫不相干的道士奸污？《神雕》中，金庸表现了一种观念上的矛盾。一方面，是人性的自然发展，另一方面，是为国为民的传统思想。这种矛盾，在杨过的任性和郭靖的忠诚上，屡起冲突。但它应该如何，金庸并没有下结论，郭靖还是郭靖，杨过还是杨过，谁也改变为了谁。这当然是金庸在当时自己的思想方法上，只是出现了矛盾而未的结论之故。《神雕》的主题曲是：“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PS：以上是本人的自己写的，没写完，后面借用倪匡先生的。因字数原因，有删节，并且省略中短篇小说。）
《雪山飞狐》是石破天惊的作品，突破了《书剑》的“群戏”，隐约继承了《碧血剑》中的双线发展和倒叙的结构。而将整部小说的结构，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通过一连串的倒叙，倒叙出自每一个人的口中，有每一个人之间的说法，有极度扑朔迷离的情形下，将当年发生的事，一步一步加以揭露。在和《碧血剑》的相同之处的是，《雪山飞狐》中真正的人物，并不是胡斐，而是倒叙中的胡一刀夫妇。所不同的是，《碧血剑》中的倒叙人物，早已死去，而在《雪山飞狐》之中，苗人凤却留了下来。最后还和胡斐决战。所以，《雪山飞狐》没有《碧血剑》的缺点，在倒叙的一条线结束之后，另一条线，一样极其精彩。《雪山飞狐》发表至今，是金庸作品中引起争论最多的一部。引起争论处，有两点：第一点：多个人物叙述一件若干年前的故事，各人由于角度、观点的不同，由于各种私人原因，随着各人个人的意愿，而说出不同的事情经过来。这是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很有点调侃历史的意味，使人对所谓“历史真相”，觉得怀疑。每一个人既然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为自己的利益作打算来叙述发生的事，那么，事实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少呢，不单是历史的记述者，尤其是所谓“自传”，真实性如何，更可想而知。这种写法引起争论之处是，许多人直觉上认为这就是“罗生门”，由于“罗生门”中的同样的结构，每个人在叙述往事的时候，都有一同的说法，而事实的真相便淹没不可寻。所以，《雪山飞狐》在读者心目中，就往往与“罗生门”相提并论。关于这一点，我的看法是：《雪山飞狐》在创作过程之中，金庸在一开始之际，当然受了电影“罗生门”的影响。但是明眼人很容易看出来，金庸在开始创作之后不久，就立即想到自己的作品，会被人与“罗生门”相提并论。所以，他努力在突破，不落入“罗生门”的窠臼之中，而结果，他的努力获得了成功。说《雪山飞狐》倒叙部分的意念来自“罗生门”可。说《雪山飞狐》是“罗生门”的翻版，绝不可。如果强要这样说，那是证明说的人，未曾仔细看过电影“罗生门”和未曾仔细看过《雪山飞狐》。金庸在《雪山飞狐》中采取的倒叙结构，是武侠小说中从来也未曾出现过的，是一种断然的新手法。这种新手法的雏形在《碧血剑》，而成熟于《雪山飞狐》。奇怪的是，在金庸以后的作品中，却绝不再见。或许金庸认为那只是创作中的一种“花巧”，偶一为之则可，长此以往由不可之故。第二点引起争论的是：《雪山飞狐》写完了没有？《雪山飞狐》写到胡斐和苗人凤动手，两个人之间，已经有了许多恩恩怨怨，动手是非胜负、决生死不可的。而且金庸安排两人动手的地点，是在一处绝崖之上。背景地点写得这一段情节绝无退路，完全没有转寰、回旋的余地，非判生死不可。而从开始起，决斗的两个人，全是书中的正面人物，不论是作者或读者的立场，两个人之间，是谁也不能死的。这等于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所有的读者，都屏气静息，等着金庸来解开这个死结，而且，读者也相信金庸可以极其圆满地解开这个死结。终于，决斗的双方，胡斐和苗人凤，可以判出高下了，胡斐捉住了苗人凤刀法中的一个破绽，在交手过招之间，一发现了这个破绽，只要再发一招，就要以判生死、定胜负了！然而，金庸却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停笔不写下去，宣称：全书结束了！胡斐的这一刀是不是砍下去？金庸的解释是：让读者自己去设想。由于全书一步一步走向死胡同，在死胡同所尽之处突然不再写下去，读者的确可以凭自己的意念与想像，也可以去揣想金庸原来的意念是怎样的。在谈论金庸的作品时，可以平添奇趣，这也是金庸的成功之处。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作品中被普遍接受的一部，最多人提及的一部。自《射雕》之后，再也无人怀疑金庸的小说巨匠的地位。这是一部结构完整得天衣无缝的小说，是金庸成熟的象征。《射雕》是金庸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小说，是绝对毋庸置疑的。在《射雕》中，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的揉合，又有了新的发展。虚构人物不再担任小角色，而是可以和历史人物分庭抗礼了。郭靖自小就和成吉思汗在一起生活，后来更曾统率蒙古大军西征。从此开始，金庸笔下对创作人物的处置，更加随心所欲，有时甚至可以凌驾于历史人物之上了。这样的安排，足以证明金庸对他所写的小说的历史背景，有了更深刻的研究和心得。读者当可以发现，在历史和创作的揉合之中，是极度的水乳交融，不著痕迹的。也有人认为金庸的这样写法，会有误导读者错误认识历史之可能。这种说法，当然不值一笑，也不值一驳。持这种想法的人，只怕要比一座高楼之下张上安全网，以防有人跳楼。《射雕》最成功之处，是在人物的创造。《射雕》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是平铺直叙的，所有精彩的部分，全来自所创造出来的、活龙活现、无时无刻不在读者眼前跳跃的人物。金庸写人物，成功始自《射雕》，而在《射雕》之后，更趋成熟。《射雕》在金庸的作品中，是比较“浅”的一部作品，流传最广，最易为读者接受，也在于这一点。。《射雕》可以说是一部武侠小说的曲范，在武侠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射雕》中，金庸还在强调群众力量，强调集体，尽在个人力量之上，这种观念，集中在君山之会，郭靖、黄蓉被丐帮逼得面临失败这一情节上。但是这种观念在一再强调中，实际上已出现了崩溃的迹兆，实在无法再坚持下去。个体的力量在前头，金庸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接着又写了郭、黄二人，打败了丐帮的大批人。英雄人物，毕竟是个体的、独立的。和群众的盲目、冲动，大不相同。这种群体观念崩溃的迹兆，始于《射雕》，而到了《神雕侠侣》，杨过在百万军中，击毙蒙古皇帝，已彻底转变完成。自此之后，金庸的小说中，始终是个体观念为主了。爱情上的观念，一直到《射雕》金庸还是坚持“一男一女”的“正确恋爱”，这种观念，一直维持到最后一部《鹿鼎记》，才来了一个大突破，在轮到《鹿鼎记》，自会详叙。所以，在《射雕》中，郭靖尽管和蒙古公主有婚约，可是在遇见了黄蓉之后，他只好在两者之中择其一，当然，感情上的挫折，也变成了故事的丰富情节。《射雕》热闹、情节曲折动人、人物生动丰富，是雅俗共赏的成功作品。
《书剑恩仇录》 《书剑》在金庸作品中，不是特出的作品。原因有：其一，《书剑》是“群戏”，主角是“红花会”，而不是一个人或两个人。而红花会一共有十四个“当家”，金庸虽然突出了其中的几个，但必然分散了感染力，以致没有一个最特出的人物。武侠小说有一个特点，是相当个体的。读者看武侠小说，要求个体的心灵满足，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越浓，个体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书剑》采用了“乾隆是汉人”的传说，借乾隆这个人物，写出了既得权力和民族仇恨之间的矛盾，在表达这一点意念上，获得成功。《书剑》中几个主要人物，写得并不出色，反倒是几个次要人物，活龙活现，令人击节赞赏。作为第一部作品，金庸在《书剑》中，已表现了他非凡的创作才能，众多的人物，千头万绪的情节，安排得有条不紊，而又有一气呵成之妙。笔法也有刻意仿效中国传统小说之处。而几处在人物出场、提及姓名之际，俨然《三国演义》。写人物方面的功力，在《书剑》中也已表露。对金庸而言，《书剑》是一个尝试，这个尝试，肯定是极其成功的，这才奠定了他以后作品更进一步成功的基础。
《连城诀》是金庸作品中最独特的一部。如果说，《神雕侠侣》是一部“情书”，那么，《连城诀》是一部“坏书”。“情书”写尽天下各色人等的情；“坏书”写尽天下各色人等的“坏”。人性的丑恶在《连城诀》，被描写得如此之彻底，令人看了不寒而怵，茶饭不思。整部《连城诀》中，充满了人的各种各样的恶行。而所有的恶行，为的是一大批宝藏，结果，人人都为宝藏癫狂。金庸在写尽了人的恶行之后，放了一把火，将这些恶行放在火里。但人的这种恶行实实在在的存在，火也烧不尽。当然，《连城诀》中也有美丽的一面。丁典和凌霜华的爱情，如此凄迷动人，在金庸所有作品的爱情描述之中，以此为最。其次才轮到《倚天屠龙记》中杨逍和纪晓芙。凌霜华也是金庸作品中遭遇最令人同情的一个女人，她是被她财迷心窍的父亲害死的。父母害女儿，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为了自己而将女儿送进火坑之中，反倒沾沾自喜的父母，也屡屡可见，难怪有人叫出：“天下有不是的父母！”《连城诀》也是最苦的一部小说。书中人物遭遇之苦，简直有令人掩书不忍卒读者。狄云为了怕被人发现，躲起来，将自己的头发，一把一把，拨个精光，够苦了吧？但那还只不过是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苦，有比这更甚于十倍的。不但是正面人物的精神痛苦，连一直在做坏事的人，精神也处于极度痛苦之中。杀人毁尸灭迹之后，每天半夜，梦游起来砌砖，是陷在何等的苦痛之中。《连城诀》中也写了一个人，面临死亡时的心理状态和表现。在武侠小说中，侠士总是不怕死的，视死如归。但金庸却来一个突破，一个一直在江湖闻名的大侠，在面临死亡之际，为了使自己可以活下去，比任何卑污小人更卑污。花铁干的所作所为，写尽了人性的弱点。单单为了活下去，不论活得好，或活得不好，甚至是为了毫无目的的活，人就可以什么都做得出来。将人放在一个绝望的环境之中，使人性平时隐藏的一面，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是很多小说家喜欢采用的题材，但未有如金庸在《连城诀》中所描述得如此深刻者。还好，最后有水笙的一件用鸟羽织成的衣服，使人还可以松一口气。金庸在《连城诀》的后记中，谴责了冤狱，这篇后记极动人，用淡淡的感触记述了童年时所听到的一件事，没有激烈的言词，但是却表达了强烈的感情。整部《连城诀》，就是这样。对《连城诀》中一切恶行，金庸所用的词句，甚至也不是强烈的，只是淡淡的旁观，唯其如此，感染力才特别强。口角挂着不屑的冷笑，一定比咬牙切齿的痛骂，更加有力。
《侠客行》《天龙八部》之后，在武侠小说的领域之中，大匠如金庸，也有难以为继之苦了。所以《侠客行》只是在表现几个新的观念上有突破，其余方面，成绩平平。由两个面貌极度相似的人而引出故事，这种写法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安排，虽然金庸已尽量写得曲折离奇，而又在结尾故弄玄虚，但仍然未成大器。《侠客行》中最独特的一面，是女主角丁当对待爱情的态度。她明知所爱的是浮滑浪子，但仍然爱他，而不爱另一个外貌完全一样的正诚君子。金庸再一次通过女主角在爱情上的选择，不说明爱情和理智是两回事。《侠客行》又写了一个完全不识字、完全不通世情的人，反而能领略到上乘武功的真谛，而许许多多博学之士，反倒钻进了牛角尖中，走不出来。拙中有大巧这一观念的形成，是后来《鹿鼎记》成为不是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的基础。至巧不如拙，再蠢笨的人，也有自他的的际遇，《侠客行》中表现的哲理至深。《侠客行》的情节，在相似的两个人上变化，已经可以说尽其所能。但如果读者看到一半，还不明白两个相似的人是兄弟，那么，不适宜看小说，更不适宜看金庸的小说，所以，和种种悬疑曲折，都有吃力不讨好的之感。反倒是张三李四，请人去吃腊八粥，写得出神入化。张三李四这一类的“奖善惩恶”行动，和他们的绝顶武功，以及对武林中各门各派各帮各会的的情形了若指掌的情节，成为滥觞，以后在许多武侠小说中可以看到。
《飞狐外传》补《雪山飞狐》之不足，写胡斐这个人的成长过程。在《外传》中，胡斐才是真正的主角。但是金庸为了要建立《雪山飞狐》已经写完的概念，在《外传》中，就处处受到牵制，所以胡斐在《外传》中，始终是乌云密布，不能霹雳一声，豪雨如注。除了胡斐遇到无尘道长，快刀斗快剑这一大段，可以令人眉飞色舞之外，像佛山镇上的情节，凤天南这个人，袁紫衣是凤天南的女儿这种情节安排，是金庸作品之中最沉闷而不动人的情节。《外传》的主段，欲放不放，但旁枝却精彩纷呈。“红花会”中的人物，在《外传》中出场不多，但是却光芒万丈，比在《书剑恩仇录》中更好。常赫志、常伯志在天下掌门人大会中救人，倏来倏去，神出鬼没，在《书剑》中就没有这样精彩片段。甚至陈家洛，忧郁不言，坟前洒泪，也比《书剑》中可爱得多。《外传》中有双生兄弟三对：倪不大、倪不小，常赫志、常伯志，马春花和福康安所生的一对双生子。金庸在写到倪不大、倪不小之际，十分传神，他们讲话，是一个讲一句，结合成为一段话的。年前，在台北遇到一对在电影界工作的双生子，发现他们讲话，是一个人讲半句，结合成一句话，比金庸的描述尤有过之，这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再有机会改正时，倪不大、倪不小也可以每人说半句话？马春花所生的那对双生子，在《雪山飞狐》中已经成长，可惜金庸已经搁笔，不然，这一对玉雪可爱的人物，可以构成一部佳作。
《碧血剑》 金庸在创作《碧血剑》时，已在寻求一个新的突破，他这部小说采取了一种特异的结构。书中真正的主角，金蛇郎君，是一个早已死了的人，一切活动，只在倒叙中出现。而另一个摆出来一本正经是主角的人物袁承志，相形之下，黯然失色。所以，金庸在金蛇郎君和袁承志双线并叙的时候，虽然只是一线出色，还有可观之处。到了金蛇郎君那一线告一段落之后，就有溃崩的迹象。尤其是到了末段，是金庸小说中最差的一段，可称败笔。在《碧血剑》中，金庸首先向正统的是非观念挑战。金蛇郎君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物，而金庸肯定了他的个性，将他写得极其动人、可爱。
附本人对金庸小说的简短概括：飞狐外传——宝刀相见欢，柔情恨无常
雪——流泪未必非豪杰，妄语岂是真英雄
连——狄云素心何处安
天——无人不怨，有情皆孽
射——侠义人生路，人间逍遥游
白——天灵鸟唱不尽单相思的忧伤
鹿——义字当头难敌多情，不才小宝惘称英雄
笑——达非兼济天下，穷难独善其身
书——爱美人更爱江山
神——问世间，情为何物
侠——天涯谁人可识君
倚——四女同舟何所望，不识张郎是张郎
碧——乱世坏长城，空负安邦志
鸳——嬉笑江湖行，仁心不可忘
总——侠士高人尽归隐，不才小宝称至尊
F. 已完结的武侠+言情小说
《绝世王子妃》 《倾城逝》 《穿越之我非侬妻》 《百变郡主》
《魔王的淘气老婆》 《拽公主的王子》 《爸爸十七岁》
《秋司》 《天亮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 《如果不是乱了心跳》
G. 谁看过金庸武侠小说，较深的谈谈看法或者评论，不限哪个方面。字数一千左右。
追溯起来，“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一句。这句话写出了侠必有武，必会武，必能武之意。其实，“武”和“侠”在某种层面上来讲，已经不仅仅只是武侠小说中的单纯概念，同时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地来讲，“武功”、“武力” 、“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都是长久以来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而“侠客”、“侠义” 、“侠行”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企盼。这一点与中国文化是相契合的。“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而二者的终极目的都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的桃源世界。传统武侠小说在弘扬侠义精神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试图依靠武力来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倾向。正所谓“快意恩仇”，侠士们在感恩报仇中寻求并品尝着血腥的快感。一般意义上的侠，体现在以武力来扶善除恶，扶危济困，打抱不平。金庸笔下的侠并不只限于报答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而是普遍地扶危济困，救人于水火，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因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把尚武与尚德结合在一起，重武德。这一点与传统武侠小说是根本不同的。
武德之高尚与卑下往往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郭靖、洪七公、萧峰、袁承志等大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绝一时，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有高尚的武德；欧阳峰、东方不败、丁春秋、岳不群等之流最终只落得个悲惨可耻的下场，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卑下甚至邪恶的武德所致。而武德的最初体现则是表现在最初武功的选择上。故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功又可以为正邪两派。在金庸笔下，这正邪两派武功正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同时也正体现了不同人的不同选择。“正派武功”符合儒释道三家之说，顺应了社会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形成侠士弘大刚毅的人格。而与之相对的“邪派武功”则违反了人性准则，追求速成，崇尚功利，最终只能使练功之人玩火自焚。由此看来，武德对于习武之人是十分重要的。武德上者，侠士也。
“武”离不开“德”，就如同“侠”离不开“义”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侠”与“义”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说到侠，人们通常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义。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金庸的武侠小说围绕着“义”字写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人物、故事和场景。如郭靖保家卫国、死守襄阳；萧峰义字当先、以死反战……这些笔墨饱含了作者大量的心血、精力和激情，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传统文化观、道德价值观和人生理性精神。在艺术上，这些感人至深、震撼人心的场景也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此外，它们还成为金庸小说中最为精彩、最富有浪漫主义激情，因而也最值得仔细品味的部分。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士众多，最为著名的两位大侠当属萧峰与郭靖二人了。这一点是众多金学家、也是广大金迷们公认的。我就以他们二人为例，来说说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与武侠精神吧。首先要说的就是萧峰。萧峰的身世较为特殊。他生于契丹，长于大宋。这就使他的性格特征中既有契丹人豪爽直率的一面，又有一般侠客讲义气、重承诺、扶危济困、胸襟坦荡等优秀的中原品质。而他最终的悲剧性命运尤为震撼人心，发人深省。杏子林成了萧峰人生的转折点。他从受人尊敬的丐帮帮主一下沦为了遭人唾弃的“契丹狗”。直至后来两国交兵之际，他又机缘巧合地偏偏当上了契丹国的南院大王，受命领军平南征宋。为平息两国之战，救万民于涂炭，萧大侠不惜以自杀来震慑大辽，警醒大宋。萧峰身上所代表的正直、朴素、真诚和为民请命、甘愿一死的献身精神，正是武侠精神的至高境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接下来，再来谈谈郭靖大侠。郭靖为人忠厚老实，是个不善言辞，也不聪明的人。他的父亲郭啸天是一代忠良。在父亲忠贞烈事的影响下，郭靖渐渐地也形成了敦厚有礼、深明大义的性格，成为儒家文化最为精当的代言人。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金大师笔下的大侠风范。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号角声中，郭大侠冲锋陷阵于保家卫国的抗元斗争中去。这种以天下兴亡、万民安乐为己任的思想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郭靖不仅具有远大的为国理想，同时也有积极主动的卫国行动。儒家文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美政理想，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清晰，也最为透彻。总之，郭靖和萧峰一样，身上都具有传统正剧中悲剧式的英雄色彩。同时，他们的形象与豪行也使“侠”这一概念上升到另一种高度。对于“武侠”，与金庸同时代的梁羽生也有着自己的认识。他认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毋宁有“侠”无“武”。为了行侠仗义，侠士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就算是性命也在所不惜。正可谓“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元稹《侠客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李白《侠客行》）。
在通过武侠小说来宣扬武侠侠义精神的这一点上，金庸的作品是与传统武侠小说相契合的。但是，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思想是尚武德与重侠义，把武德与侠义并重。更为可贵的是，金庸在一系列的小说创作中，还赋予了“武侠”以新的内涵——把它提高到了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一新的历史高度。武侠，不再只是武把式、游侠儿，而是有武德之人行有侠义之事。武侠精神也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笔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义，自觉地在为百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生命的人物形象。他们身上正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观，也是金庸对武侠精神的一种新的提升。
武侠小说总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有一个故事动机引发剧情的发展，或者是为了报仇雪恨，或者是为了争夺武林盟主，或是为了一部绝世武功秘笈。笔者通过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文本阅读，发现其中一个普遍性的意义模式，即几乎所有故事的动机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谜”。这个身世之谜由混乱或邪恶的血缘关系造成，注定人物出入江湖的命运。叙事深层如此关心血缘注定的身世问题。在金庸的许多小说里，我们都注意到所谓“身世不明”的英雄。《天龙八部》开篇，这类英雄就又出现了。首先是段誉，其后是乔峰，最后是虚竹。段誉的江湖之行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乱伦恐惧之中。母亲刀白凤临终时揭出他的身世之谜：他的父亲并不是段正淳，而是时下“四恶之首”段延庆。随之乱伦的恐怖消失了，但邪恶身世的负罪感，却使他更加痛苦不堪。他社会关系上的父亲（养父）段正淳与生母双双死去，生父段延庆竟是“恶贯满盈”的江湖歹徒。他的生命来源是罪恶的，生父邪恶，生母与生父之间的复仇关系产生了他，也是邪恶的。缘起业报，一切尽由身世中来。身世就是命运，身世之谜又造成英雄们的悲剧命运。《天龙八部》中，段誉还不能算是最有英雄气质的人。他真诚、勇敢，但缺乏对命运的自觉。真大英雄者当推乔峰。而乔峰命运中的一切，也是由身世之谜造成的，只是他在个人的努力中，表现出更多的主体自觉性来。在这一点上，他很像俄狄甫斯类的英雄，对真实的追求把自己逼到毁灭的边缘。他无法相信，但种种事实都证明他是与大宋汉人有世仇的异族后代——契丹人。于是灾难降临，恩转化为仇，爱转化为恨，他自愿放弃了丐帮帮主的地位，无尽的误会与冤枉接二连三地降临到这位无所归依的流浪英雄头上。身世之谜揭开，血缘“罪恶”再次成为英雄命运的注定性因素。
《天龙八部》中社会因素与血亲的自然因素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英雄们的养父与生父之间的关系结构中。健康的存在秩序中，生父与养父应该是同一的，否则，不仅生命的本质有问题，存在的状况亦是令人痛苦的。小说中的情节一再暗示这一点。段誉的生父与养父不仅不是同一人，而且互为仇人。段正淳后来与他众多的情人同归于尽，了却了他的孽缘，段誉就只有一个时刻迫害他的邪恶生父了。乔峰的养父母乔三槐夫妇被谋杀，而他误以为坠崖而死的生父萧远山却侥幸生还，藏身少林寺中，这个谜直到最后才揭开。
至于那位从小即在少林寺出家的痴僧虚竹，一直以为自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而他父亲就在他身边，竟是那位德高望重、宝相庄严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他的母亲则是号称“无恶不作”的第二恶人叶二娘。高僧大德身犯淫戒，为恶不赦；叶二娘日杀一婴，更是天理难容。虚竹，又是一个生于邪恶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杀，叶二娘随去，虚竹的身世之谜一旦解开，他又成了真正的孤儿。总也摆脱不掉身世之谜，不是罪恶，就是倒错。
武侠小说是幻想衍生的。从创作与作品角度看，人物无端而出，事件随意而生，情节经常显得散漫，英雄志，儿女情，奇缘异遇，随心任意，有庞大规模，也会杂乱。从读者阅读角度看，通常的情况是，你从故事的任何一段读起，意义都是明确的，相对独立完整的，然而通篇读完，又有不知所云的感觉。《天龙八部》中围绕着三位英雄命运反复出现在作品中的身世之谜的母题。实际上这个母题的普遍意义还不仅限于这三位主人公，次要人物如慕容公子、钟灵、木婉清、王语嫣、阿朱、阿紫，或多或少在某一阶段都陷入身世之谜的困扰之中。它是整部作品叙述的深层结构，从散乱的幻想经验世界中暗示出某种深刻的寓意。身世之谜使人的存在陷入混乱，这种混乱是彻底的，社会存在的基本单元家庭被破坏了，父不父、子不子；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也破坏了，人无法安身立命。乔峰的身世使他无法继续生存在汉人世界，它的教养又使他无法进入契丹人的生活。段誉除了情痴外根本没有大理段氏的“正统承传”，流落中原，无所事事。虚竹身为汉家僧侣，却被招为西夏驸马。每位英雄的所在都不是他应有的存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存在秩序失去了一致性意义，因为根源性、本质性的血缘关系是邪恶的，存在的环境就不可避免要出现混乱，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普遍程度上的身世邪恶或混乱导致存在秩序的混乱，而乱世出英雄——这就是《天龙八部》幻想世界中暗隐的道理。
身世之谜揭出，原来掩盖在虚假的秩序之中的世道乱了，英雄在痛苦与灾难中诞生，力图以个人的力量寻找存在的意义，重建秩序。段誉的挚爱，虚竹的宽容，乔峰的正义，都是英雄作为。个人身世之谜不仅是个人的灾难，也是整个家族、整个国家的灾难，段誉的身世牵涉到大理国政，乔峰于万马军中胁迫辽王誓不犯宋境，并以死相报，也关涉到民族存亡的大事。身孽，家破，国乱，孝不就，忠不成，仇杀遍野，苍海横流，力挽狂澜者，方显出英雄本色。灾难缘起，在于身世之谜，英雄的人格不仅体现在忍受灾难，还在于一种抗拒命运的悲剧性努力上，他们力图在残破混乱中重新建立秩序，找到新的存在根基。乔峰、段誉、虚竹结为异姓兄弟，挚情真性，尽消前仇。如果说旧的血缘秩序已经败坏了，那么建立在非血缘关系上的，纯粹社会化的关系是否能够成为摆脱痛苦、重建秩序的超越之路？“异姓”是非血缘性的，“异姓兄弟”意味着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新秩序、新和谐。于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英雄使命就集中表现在秩序与价值的重建上。如果所有的自然初因（血缘身世）都是邪恶的，导致仇杀的，冤怨相报，了无尽头，那么理想的社会关系秩序“异姓兄弟”将昭示出拯救的希望。
大侠成为一种价值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文化英雄。他们都体验到生存内在的困境，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存在的意义，肩负起民族精神。从某一段情节、某一个事件上看，他们或者是一种宗教的、哲学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化身；但从普遍的内在隐喻意义上看，他们都是整体性的文化价值与集体心灵的代表。他们的故事归根到底都是同一个故事。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以人物为核心的英雄传奇，而这些英雄展示在故事中的命运，都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终极原因——身世之谜。
《天龙八部》中的意义模式在金庸的其它小说中不断重现。“射雕”三部曲中所有的主人公出入江湖，最初的动机都可追溯到身世之缘。郭靖、杨康、杨过、张无忌，不是父死，就是父母双亡，凝结在身世上的冤仇或误会构成他们武侠生涯的决定性因素。《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中的胡一刀、胡斐，也是因为前后三代人身世上的秘密蹈入无尽的江湖是非与仇杀之中。百年结仇，冤冤相报，而对胡苗范田四家三代中的每一个人，都具体表现为身世源头上的冤孽，为此他们走上江湖路，旧怨未解，新仇又生，人的命运被一种先在的血缘关系注定了。《飞狐外传》中女主人公袁紫衣的身世就更为典型，父母竟是仇人，身世的冤孽注定了她的命运；又要报凤天南的生身之恩，又要杀凤天南为母报仇。一再重复叙述的情节已不可能是偶合，它似乎在暗示我们一种解读金庸的意义符码。身世或者是个秘密，或者是个揭示出的罪恶的根源，不管是失落的身世还是被证明的邪恶身世，都是注定主人公命运的孽缘。血缘性的自然秩序一旦打破，便是混乱与悲剧的根源。《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不武不侠，但也不知其父为何人，他生在扬州丽春院，母亲是个妓女，很多人都可能是他父亲。《连城诀》中狄云无父有师，身世不明，而且师父的身份也存在着倒错现象。《书剑恩仇录》中于万亭只是陈家洛的义父，《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父母双亡，《鸳鸳刀》中萧仪、《碧血剑》中袁承志的父亲均被杀，《笑傲江湖》中众望所归的令狐冲，一样的身世不明。对每一个人物来说，这都是他们走入江湖的直接与根本原因。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孝文化，它以家庭为本位、宗族为中枢、国家为指归，其中最基本的关系结构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伦理秩序。血缘关系是基于出身的谱系纽带，它将一个人将另一个人，一个个人与集体联系起来，构成一种社会整体。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内在的、核心性的结构因素就是血缘关系与观念，如果血缘关系陷入混乱，存在将是可怕的；如果血缘关系是一种危害存在秩序的冤孽或原罪，那么人就应该努力摆脱这种宿命因素，用自己后天的努力重建秩序。江湖是混乱的象征，侠客们由于身世命运走入江湖，试图在混乱中重建健康的伦理秩序。血缘是存在的根命所在，我们只有在血缘结构中才能理解这个世界。身世之谜的意义模式，可以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符码解读金庸的某一部小说，也可以从某一种小说中显示的这种模式意义推导出金庸武侠世界的普遍意义。
身世之谜的母题并不足以说明其它武侠作品，梁羽生、古龙、卧龙生、温瑞安，他们的武侠小说可以处理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原型，具有不同的文化隐喻意义或伦理关怀，但他们的武侠小说在整体文化秩序中的功能及其实现这种功能的形式却是共同的。金庸小说“身世之谜”的文化隐喻只能说明意义与价值问题，说明的范围也有限于金庸的作品；而从对金庸作品的解读所发现的幻想的现实意义，却能印证武侠小说运作的基本原则，因为所有的武侠小说在幻想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武侠小说通过幻想把纯粹虚构的故事与现实的文化精神关联起来，不同作家的创作成就有大小，读者有多少，作品的文化蕴涵亦有深浅，但其中幻想的现实意义，文化寓言与补偿功能，故事类型的程序化传播以及这种传播在华人圈内起到的文化认同作用，是普遍共同的，不仅限于金庸一人或一部小说。金庸用他所有的小说讲叙一个基本意义模式相同的故事，而许多武侠小说，新的、旧的、港台的、大陆的、梁羽生的、古龙的，叙述的情节也经常重复，诸如比武论剑，夺宝争霸，别离的爱侣，聚会的冤憎。一边是作品不断重复的程序化故事，一边是无数大众不厌其烦、如痴如醉的阅读。我们不能指责如此多的同胞都精神空虚，不能妄想把高度抽象化的哲理与人生观灌输到大众的头脑里，使他们像机器一样一丝不苟地活着。于是，自然而然，金庸和以他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在当今华人世界拥有了那么广泛的读者，而每个读者都以个人的形式——阅读来参与这个属于全体华人的民族精神仪式。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我们完全可以读出金庸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可以看出金庸自己对武侠世界以及对其中所隐含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剖析、传承、重塑、弘扬、批判、反思和质疑……而小说中所描写的性格各异的人物、林林总总的琐事、所反映的复杂纷乱的社会、绚丽繁华的世情、所展示的山光水色、风俗人文、奇幻武功，则把读者带入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之中。而这些耳熟能详的事情，那些血雨腥风的斗争，都不过是现实社会大环境中日常生活的种种剪影或幻影罢了。这一点也成为金庸武侠小说吸引读者的因素之一。“如在目前，如临其境”。主人翁？参与者？旁观者？读者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读来定是酣畅淋漓之至哉！
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在继承传统武侠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的基础上，大胆而新奇地进行了创造性思维，金庸把想象发挥至极致，为广大读者描绘出一个色彩斑斓、充满神秘、奇幻色彩、引人入胜、亦真亦幻的武侠世界来。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出作者除谋篇布局之外，在构建理想家园时所耗费的精力和心血。尤其是在对于武功和武功招式的着力描写和尽力刻画上，金庸之成就无人能及。对此，金庸笔下人物的奇招妙诀更能证明这一点。如洪七公之降龙十八掌、张无忌之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功法、小龙女之玉女剑法、杨过之黯然销魂掌等等不胜枚举。有人曾经指出：“武功既是种艺术，关于武功使用和描写也就更应是一种艺术了。新派武侠小说打斗场面的描写，不拘泥于一招一式的真实可信，而是凭借想象自创功法，于惊险外更追求画面的‘色彩与构图’，于奇绝处更显示人格的高大与完美。可能不大可信，可‘好看’而且有‘味道’——居然于打斗中显出中国文化精神.”这样的评论可谓道出了金庸的“武侠秘诀”——好看与味道并重，而侠士们的武功则正是其文化修养和人格精神的体现。
有人说，金庸是六十年代最优秀的“武林盟主”。其实，金庸的武侠小说写作始学于梁羽生。他善于借助曲折动人的“大众化”故事框架，来表现惩恶扬善的主题和大侠创造历史的新古典主义思想，在浪漫武侠之外，金庸自己创造性地使其小说中往往又含有某些象征、寓意。这一点也是符合中华民族含蓄内敛的民族精神的。正如金庸自己在接受某专栏访问时所说：“侠小说本身就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些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一点与胡适所说的文学作品“有我”“有人”要求是完全符合的。在金庸众多的武侠小说中，象征寓意性作品写得最为成功的要算是《笑傲江湖》了。小说通过江湖上五岳剑派与魔教日月神教的武功较量，以及五岳剑派内部的权力斗争，象征性地概括并影射了中国历史上的种种争斗。一句“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仅成为电影中的经典对白，也是现实生活中政治斗争的真实写照。社会这个大环境就是最大的江湖。人，生存于社会中，如何全身而退？只能激流勇进。不然，也得做到明哲保身。“在江湖，身不由己”仅仅是武林人士的无奈，也是我们生活于钢筋水泥丛林中的现代人发出的一声叹息……
金庸小说的象征性、寓意性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这些与金庸小说中折射或透露出的文化色彩与人文气息有着密切的联系。金庸小说中包含了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中华民族的深刻精神。这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最震撼心灵，最发人深省的精神内核。金庸在其小说创作中，有着既是作者又是学者的双重身份的优势。这就使作者自身在文、史、哲、儒、释、道、诗、词、书、画、乐、棋等诸多方面的修养和才识能够从笔尖源源不断地注入作品，使文化色彩充溢于字里行间。“俗之中有大雅，大雅之中有大俗”寓雅于俗，雅俗并重，是金庸作品能够成为雅俗共赏的大众经典作品的决定性因素。
值得说说的，是金庸小说在与传统文化相契合时，也不忘呼唤着人文精神。金庸通过武侠世界的打打杀杀，阴谋诡计，血雨腥风来唤醒群众，观照人性，倡导和平，以战反战，以杀反杀，充溢着浓郁的人文主义气息。他试图通过武侠之武力、武功、武艺、武技、武术、武德来展现民族精神，来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同时，这也是金庸在文学创作中有意形成的创作意图和刻意追求的创作主题所在。著名制片人张纪中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中最好的。他的作品流露出一种英雄主义情怀。我说过，一个人执著、感动、流泪的时候，就有英雄主义情怀。金庸的小说中全部是布衣英雄，像杨过、令狐冲、郭靖……这些人物能感染我，跟我是契合的。”武侠小说本质上是带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著名金学家倪匡称其“个体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我认为，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突出表现正是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人性和民生的一种人性关怀。从接受论的角度上来讲，这也正契合了民众渴望救赎的心理，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和认同。因此，武侠小说也更容易受到读者的青睐和喜爱。而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史上取得相当的地位，从内容上来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能在充沛的现代意识的融汇交合之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与整合，同时也暗含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企盼。就这一点而言，金庸的武侠作品与流俗从众、博人一笑的庸俗武侠小说是截然不同的。
与梁羽生固守传统进行小说创作相对，金庸的创作道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很快从传统意义上的儒之侠——郭靖，道之侠——令狐冲，佛之侠——石破天，渐渐走向了非侠甚至反侠——韦小宝。其小说的创作主题也离国家民族之本位愈来愈远，而离人性、人生的意旨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深。金庸的武侠世界中，传递着中国特有的武侠精神，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艺术上讲，金庸小说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强调情感要素的介入，几乎接近于中西合璧的社会人情小说。在创作手法的运用中，金庸作品又熔历史与诗情与一炉，既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写实传统，又能圆熟地运用西方的心理描写。语言艺术上老练圆润，构思布局上博大精深，堪称武侠小说的典范。因此，金庸武侠小说本身就具备了引人入胜的丰富的可看性、娱乐性等外部因素，再加上作品内部反映折射出的武侠精神、人文气息，就更加增添了作品之精神性、内质性的一面，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最为核心的地方。同时，这也成为了金庸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现今社会中，所谓的人生哲学，流行于当世。而所有的人生哲学不外乎只是“世”“世”种种衍生物。武侠精神中，从头至尾都贯穿着隐逸的思想。侠士们并不是哪儿有热闹就往哪儿跑，也不是天天只梦想着“南捷径”所谓“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是他们隐逸的最高境界。这是由于“世”“世”有更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因为武侠精神在历史上始终不是思想文化的主流，也不为正统所接受。它深厚的生存意义只能够成为百姓心中神圣天道、正义良心的永远保护神。因为权力的倾轧、政治的腐败，使社会现实环境无法从根本上保证天理昭彰，正义永存。而武侠精神恰恰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警示和补充。以天下为己任的郭靖、萧峰选择了在现实中头破血流后“身成仁、舍生取义”而陈家洛、袁承志、张无忌则选择了在功成之后就飘然引退。 “世”“世”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作品中人物的急流勇退，与金庸本人的功成名就之后封笔引退又有着某种昭示，一个是虚拟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进退之间，方显英雄本色。这种隐退，让金庸的小说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也让金庸的艺术成就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
总之，“金庸现象”一社会现实的实质就是武侠精神经过岁月洗礼后的一次展现和新生，是人文精神渴望回归的呼声和企盼。西谚有云：“物主让人直立行走，仿佛就是为了让人仰望。”是西方的哲学。但仰望人性，回归自然，却是全人类共同的心愿，也是文学作品中最能打动人心之处。金庸的武侠小说最为成功的地方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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