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静完结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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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我的姐姐张爱玲
作者:张子静
豆瓣评分:7.0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年份:2009-9
页数:284
内容简介:
同一个秋千架上的童年,截然两种的人生旅途,张爱玲唯一的弟弟回忆姐弟身世,家庭变故,人世沧桑……
作者简介:
张子静,1921年生于上海市,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肄业,曾任职中央银行扬州分行、无锡分行,1949年后在上海浦东郊区任小学语文教师及中学英文教师,1968年底自黄楼中学退休。
季季,本名李瑞月,台湾省云林县人,1945年生。1963年省立虎尾女中毕业,放弃大学联考参加救国团文艺写作研究队,获小说组比赛冠军。1964年3月开始专业写作,6月成为第一批皇冠基本作家。专业写作十四年。1988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作家。1978年进入新闻界服务。曾任《联合报》副刊组编辑;《中国时》报副刊组主任兼《人间》副刊主编;时报出版公司副总编辑;《中国时报》主笔。2005年2月自《中国时报》退休。出版小说《属于十七岁的》、《异乡之死》、《拾玉镯》;散文《夜歌》、《摄氏20-25度》;传记文学《我的姐姐张爱玲》(与张子静合著)、《休恋逝水──顾正秋回忆录》等十余册。主编1976年、1979年、1986年、1987年年度小说选(尔雅版);1982年台湾散文选(前卫版)等十余册。
B.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
提起张爱玲,可能大家对于她的事情有所听闻,但要说起她的弟弟,就一无所知了。张爱玲在自己的小说散文中,夸赞过她的弟弟非常的漂亮,甚至还描写过张子静的外貌,“长睫毛大眼睛”等,据说,在大人聊天说起谁家的太太好看时,年幼的张子静还一脸天真的问:“有我好看吗?”他也因此被家人取笑。
C. 求张爱玲小说《小团圆》中九莉的家庭关系网
我最近在做《小团圆》论文…………
盛家——张家(张爱玲父亲家族)
卞家——黄家(张爱玲母亲的娘家)
二婶蕊秋——九莉母亲——张爱玲的母亲
三姑楚娣——九莉的姑姑——张爱玲的姑姑
乃德、二叔、父亲——九莉父亲——张爱玲的父亲
九林——九莉的弟弟——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
翠华——九莉的继母——爱玲的继母孙用蕃
爱老三——九莉父亲的妾——张爱玲父亲的下堂妾
比比——九莉的好朋友、同学——张爱玲的朋友
炎樱
韩妈——九莉的保姆——张爱玲的保姆何干
余妈——九林的保姆——张子静的保姆张干
邵之雍——九莉的恋人——胡兰成
小康小姐——邵之雍的新欢
护士——胡兰成的小蜜
小周
护士
郁家姨太太、辛巧玉——邵之雍的新欢
——胡兰成喜欢的女人
范秀美
汝狄——九莉后来的丈夫——张爱玲后来的丈夫
赖雅
文姬——女编辑——作家
苏青
张爱玲的朋友
汤孤鹜——老编辑——作家
周瘦鹃
荀桦——朋友——作家
柯灵
燕山——与九莉有点暧昧的人——导演桑弧
D. 张子静的与张爱玲关系
张爱玲小时候,家里使的女仆,有很多是安徽人,唤作“张干”“何干”等等,《合肥四姐妹》里关于女仆也是这样称呼,看来是俺们家乡当时对于女仆人的流行叫法。带张爱玲弟弟张子静的,叫做张干,是一个刻薄厉害人,觉得自己带的是个男孩,处处要抓尖占巧,带张爱玲的何干亦因自己带的是女孩而心虚,总是让着她,张爱玲受不了张干重男轻女的论调,与她争执起来,张干便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在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 独”这个词,也是俺们家乡方言,小时候家里常有亲戚走动,有的还要小住几日,挤到我的小床上来,我辄有烦言,老妈就骂我“独”,我的理解,“独”的意思就是孤僻、个性强,对自我与他人的领地界限分明”所谓三岁看到老,张干的眼光也算刻毒了,不过她落笔那句“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则让人大不以为然,俨然将弟弟当成未来的户主,张爱玲不过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户主尚未得道,鸡犬已经升天,这是张干强悍的基础。也休怪张干张狂,就是现在,男尊女卑的论调也大有市场,但是,具体到张爱玲家中,张干还是看错了风头,这个家庭许多方面延续旧有的风气,只是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像她想像的那样。 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自己就因嫡母重男轻女,受了不少委屈,等到她成为一个家庭的主母,下定决心改变这一状况。她坚持把张爱玲送进学校,张志沂不同意,她就像拐卖人口一样,推推拉拉的愣是把张爱玲送去了。对于张子静,她想着反正有他父亲管他,一个独子,总不会不让他受教育,不曾想,张志沂非但没有她以为的重男轻女之思想,他连起码的儿女心都没有,嫌学校里“苛捐杂税”太多,“买手工纸都那么贵”,只在家中延师教儿子读书。母亲不管父亲不问,张子静是夹缝中漏下的孩子,虽然他生得秀美可爱,有着女性化的大眼睛、长睫毛和小嘴,但是,一来他自小身体不好,二来他在无人问津的缝隙中长大,生成窝囊憋屈的性格,远不像他姐姐发展得那样充沛,在父母亲戚的心中有分量。“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经常在一起高高兴兴做游戏,扮演《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一个叫月红,一个叫杏红,张爱玲使一把宝剑,张子静使两只铜锤,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他们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每次看到这段描写我都能听到那亢奋的稚嫩的呐喊,橙色的夕阳在身后落下,背上有涔涔的汗,这会儿早该凉了吧?那是太久远的童年。童年时候,张爱玲是喜欢这个弟弟的,他的秀美,他的笨拙,使他像一个很有趣的小玩意,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张爱玲别无选择,随着她长大成人,世界日渐宽广,她对这个弟弟越来越生疏了。后来张爱玲的父母离婚,张爱玲上了住宿中学,放假回来就听众人讲述弟弟的种种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而眼前这个弟弟确实看上去很不成材,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许多不入流的连环画来看,人倒是变得高而瘦,可是因为前面的种种,这“高而瘦”非但不是优点,反而使他更不可原谅了。张爱玲比谁都气愤,激烈地诋毁他,家里的那些人,又都倒过来劝她了。也许,他们原本不觉得他有多恶劣,他确实不够好,但他们所以要说他,也不过是没话找话罢了。张干的错觉早就被打破了,张子静在家中的地位江河日下,多少年前,母亲出国留学,姨太太扭扭搭搭地进了门,她看张子静不顺眼,一力抬举张爱玲,固然是因为将张子静视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她一定认为自己将来也会生出儿子来吧——但如果父亲对张子静态度足够好,这善于看人下菜的堂子里出来的女人,起码一开始,是会假以辞色的。现在,继母孙用蕃也看出来这一点,张志沂看重张爱玲,张爱玲也像贾探春一般自重,招惹她很可能把自己弄得下不了台,还是施以怀柔之道加以笼络比较好。对于张子静,就不用那么客气了,前面说了,张志沂没有儿女心,张爱玲得父亲那点宠爱,是因为她聪明过人才华出众,和文学功底极深的父亲能够契合,又能满足他一点儿虚荣心,张子静没有这个优势,各方面表现平庸的他,倍受父亲冷落。张爱玲说孙用蕃虐待他,具体情形不得而知,她说了一个事例,在饭桌上,张志沂为了一点小事,打了张子静一个嘴巴,张爱玲大大一震,眼泪落下,孙用蕃笑了起来,说,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
张爱玲丢下碗冲到浴室里,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眼泪滔滔地流下来,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她自己都觉得像电影里的特写,我更觉得,这夸张的表情,有一半是因为她还没有跳出那个爱好罗曼蒂克的时代,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皮球从窗外蹦进来,弹到玻璃镜子上,原来是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早就忘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张爱玲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那之后不久,张爱玲和父亲继母彻底闹翻,搬到母亲那里,夏天里弟弟也来了,带着一只报纸包的篮球鞋,说他也不回去了,一双大眼睛吧嗒吧嗒地望着母亲,潮湿地沉重地眨动着,是这样无助,但他的母亲是一个理性的人,不可能像无数有热情而没有头脑的母亲那样,把儿子搂在怀中——死也死在一起,这是一句多么愚蠢的话。黄素琼是冷静的,她很有耐心地解释给他听,说自己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育费,这个名额已经被他姐姐占据了。张子静哭了,张爱玲也哭了,但我还是怀疑母亲给张爱玲活生生地上了一课,让她学会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保持理性而不是动用激情。张子静回到了父亲的家,有很多年他一直在父亲家中,张爱玲在小说《茉莉香片》里虚拟过他的生活状态,把他描写成一个阴郁懦弱到有点变态的人,精神上的残废,张子静晚年时将张爱玲小说中人与现实人物一一对号入座,唯独对这篇小说不置一语,他大概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描述吧。而我的感觉张子静没有这么惨,也没有这么狼狈,也许如张爱玲所说,他是惯了的,“阴郁”“变态”还是一种挣扎,徒劳无益,只会伤到自己。这些年来,张子静早就找到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按照别人的眼光,把自己变得渺小,变得对自己也不在意。这种“自轻”是他的一件雨衣,替他挡过父亲继母的伤害,他还经常穿着它来到姑姑家,像一只小狗,凑近不属于它的壁炉,为了那一点儿温暖,不在乎头上的唾沫和白眼。姑姑不喜欢张子静,尽管他那“吧嗒吧嗒”的眼神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她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完美主义者,她不喜欢他,也不肯对自己装善良。张子静深知这一点,她的冷淡是摆在脸上的,“她认为我一直在父亲和后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们影响比较深……因此对我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和距离。”有次张子静去看张爱玲,聊得长了点,不觉已到晚饭时间,姑姑对他说:“你如果要在这里吃饭,一定要和我们先讲好,吃多少米的饭,吃哪些菜,我们才能准备好。像现在这样没有准备就不能留你吃饭。”张子静慌忙告辞,姑姑虽然在英国留学,但这做派,倒是一种德国式的刻板。张爱玲对张子静的态度有点特别,她有时对他也不耐烦,经常“排揎”他,张子静跟一帮朋友办了份杂志跟她约稿,这位姐姐居然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不能给你们这种不出名的杂志写稿,坏我自己的名声。但是,另一方面,她也不是不愿意跟他聊天的,电影、文学、写作技巧……她说想要积攒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地留心人们的谈话,并把它记到本子上的,而想要提高中英文写作能力,可以把自己的一篇习作由中文翻译成英文,再由英文翻译中文,如是几遍,必然大有裨益。张子静似乎从没有从事写作的抱负,张爱玲跟他说这些,与其说是指导弟弟,不如说是她需要有个听众,毕竟,写作之外还有生活,她的生活太寂寞了。投奔母亲之后,她发现了她和母亲在感情上是有距离的,姑姑则既不喜欢文人,也不喜欢谈论文学,同学炎樱颇有灵性,但中文程度太浅,唯有这个弟弟,虽然有点颓废,有点不思进取,但是他听得懂她的话,有耐心听她说话,她在他面前是放松的,所以,在她成名之前,她经常这样带着一点点居高临下的口气,和他谈天说地。有时,张子静也和她说点父亲和继母之间的事,她只是安静地听,从不说什么,但我觉得这静听的姿态就是一种怂恿,她对那边的事,不是不感兴趣的。张爱玲成名之后,张子静再去看张爱玲,十次有九次见不到她,张爱玲骤然忙了很多,后来又有了更好的听众胡兰成,但是,偶尔见到一次,张爱玲还是会在这个弟弟面前露出她最放松的一面,比如,告诉他,有外国男人邀请自己去跳舞她不会跳等等。在张子静的眼中,这个姐姐很特别,也很优秀,没有了童年时小小的妒意,他接受了老天的安排,愿意在她的光芒里来来去去,而张爱玲的心路历程要复杂得多,她的少女时代,被表姐评价为一个又热情又孤独的人,热情来自天性,孤独源于多思,从父亲那儿逃出来,她孤注一掷地跟了母亲,许多年来,母亲在她心中都是个富有感情的形象,她以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她,有个这个印象在前,她不免按照这个印象行事,结果却令她错愕。比如说,一开始,她跟母亲要零花钱,自以为是一件“亲切有味”的事情,母亲这方面,感觉却与她大相径庭,前面说了,母亲对她的投奔,并不是欣然接受,黄素琼就那几箱子古董,她所干的营生不赚钱,跟坐吃山空也差不多。她是一个敏感的情绪化的女人,原本就是咬着牙对为张爱玲做牺牲,看这个女儿笨笨地毫无长进不说,还三天两头带着愚蠢的自说自话的孜孜然的表情来找她要零花钱,不由烦躁起来。“我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同时毁掉的,还有少女张爱玲对于这绝对光明的世界的毫无保留的信任,这使她从此充满了警惕,母亲的光环所以消失,第一是这世上本无仙女,第二是让她把母亲当成仙女的距离取消了,所以她在和弟弟打交道时,会有意无意地保持距离,不刻意扮演自己力不能及的形象,既然这世上,没有哪一种爱不是千疮百孔的,何必离得太近,让彼此都穷形尽相。
母亲给她带来的是幻灭,姑姑对她的影响是真实,姑姑说话做事,永远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不会表演和蔼,也不假装亲切,你可以说她不矫情,但不矫情,有时也会显得没弹性。除了这两点影响,我觉得张爱玲也另有一些想法,那就是,她对这尘世的情意太珍重,她试图用距离延长保鲜期,不幸的是,就这么一路“距离”下去,量变到质变,距离便不再是一种“手段”,变成了生活态度,用张爱玲的话,是与生活本身都有了距离,也算一种悲哀。虽然父亲反对张子静到学校里,后来还是送他上了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张爱玲也在这学校上过一阵子,对于教学水准评价不高,不像香港大学那样保护学生创造性思维,尊重学生的个性,但不是每个学生都介意这些的,张子静安安生生地读到毕业一九四六年,张子静随着表姐和表姐夫进入了中央银行扬州分行,待遇还不错,足够自食其力还有节余,但张子静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不但搭进了钞票,还搭进了身体。貌似张子静和乃父颇为相似,但我还是觉得他比他父亲更值得原谅和同情,他自小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自然不知道理想为何物,一个没有理想的人,势必随波逐流 ——我凭什么为什么克制自己的欲望?何况张子静性情和善,不愿意与别人有异,现在好容易有人愿意带他玩,他当然不会很有个性地拒绝,从张子静后来很容易就戒了赌可以看出,他对这一“业余爱好”的忠实度也很低。解放前,张子静回到上海,黄素琼也从国外回来了,住在姑姑家中,她叫张子静过几天去家里吃饭,还问张子静要吃多少饭,喜欢吃些什么菜。张子静去的那天,姑姑上班去了,张爱玲也不在家,家中只有母子二人,家里安安静静的,原该有一个柔情涌动的气场。但是黄素琼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理性者的刻板,她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张子静的饭量和爱吃的菜是否符合他以前所言,二是问张子静工作情况,教导他应该怎样对待上司和同事。张子静说,这顿饭无疑是上了一堂教育课,几天后,因为张子静在舅舅的生日上没有行跪拜之礼,又被母亲教育了一通,黄素琼对这个儿子不是漠不关心,却只关注些皮毛,为什么不问问他在想什么,打算过怎样的生活,目前的困惑是什么?若是不能如此高蹈,是不是可以问问他有没有喜欢的女生,打算啥时候结婚生孩子,就像一个最絮叨的老妈那样,也许他当时会有些烦,但在以后漫长而孤独的岁月里, 他但凡想起,必觉得温暖。可惜黄素琼不习惯这种家常的表达,就像张子静小时候,母亲逼着他和姐姐吃牛油拌土豆一样,她很科学地只注重营养,味道如何,则不在她的关注范围内,难道,她所向往的西方人都是这样一板一眼地生活着吗?张子静也曾请求母亲留下来,找一个房子,跟姐姐和他共同生活,黄素琼淡漠地说:“上海的环境太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的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了。” 上海的“滚滚红尘”隔开了母子亲情,一九四八年,黄素琼再次离开上海,一九五七年,病逝在英国。她的这份洁癖,遗传给了张爱玲,一九五二年,张爱玲离开上海来到香港,打算从这里去美国,行前,不知道是不凑巧还是基于安全考虑,张爱玲没有告诉弟弟,某日张子静一如往常地来看望姐姐,姑姑拉开门,对他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就把门关上了。张子静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穿着新时代的人民装,他被不愿意穿人民装的姐姐抛弃了,他的悲痛是多么空洞,在热闹的人流中,在长大成人之后,他猝不及防地,又做了一次弃儿。张爱玲对于弟弟,是有感情的,黄素琼对这个儿子,也不能说没有爱,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爱又如何?她们把自身的清洁,看得比感情更重,因为感情里会有他人的气味,有一点点的污秽感,当她们发现那黏叽叽湿乎乎的“雾数”可能打这里上身,马上就换上凛然的表情,步步为营地,避开了。张子静贴不上她们,只好转过头,还去找父亲和继母,在张爱玲的描述中,这位继母仿佛非常残苛,但是,那几个片段代替不了全部,我们用平常心看过去,她对张子静,最多不太好,也算不上虐待。再说许多年处下来,怎么着都会有点感情,孙用蕃是比黄素琼、张爱玲她们庸俗,但庸俗的人,对距离不敏感。张子静跟着父亲和继母过了很多年,中间亦问题多多,比如说张志沂对自己慷慨,对儿子却吝啬之极,加上经济状况江河日下,他为了省钱,干脆不提为儿子娶亲之事,非但如此,有次张子静从扬州回上海出差,张志沂看他带了许多出差经费,就以保管为名要了过来,过了一些日子,张子静找他要,他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已经花掉了呀!相形之下,孙用蕃还有人情味一点,张志沂去世后分遗产,孙用蕃将青岛房租的十分之三分给张子静,怕他不同意,特地问他有没有意见,张子静说没有,他有工资,虽然太过微薄,不能奉养她,但至少不想动父亲留给她的钱,孙用蕃听后很是欣慰,说这些钱存在我这里,以后我走了还是会留给你的。这话像是面子上的话,但她拿张子静当继承人是真心的,即便是那样一份很薄寒的遗产。解放后张子静在上海人民银行干过一阵子,后来改行做中小学教师,教语文和英语,常年在郊区学校生活,不过,孙用蕃这里,仍然被他视为落叶归根之所。孙用蕃年老无人照顾,一度想与她弟弟同住,将十四平米的小屋换成大一点的房子,让她弟弟做户主,遭到张子静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么一来,他退休就没法回到上海市区了。
孙用蕃的弟弟很不悦,指责张子静不孝,但孙用蕃知道他说得是实情,她没有像黄素琼那样我行我素,就此作罢,不久张子静的户口迁回市区,落在了孙用蕃的户口簿上。经历了那么多人世风雨之后,孙用蕃和张子静这两人在某种意义上,算是相依为命,他们一直离得太近,难免会相互扎伤,可是疼痛也能证明自己不是孤单单地存活在世间。是要这不洁的带着气味皮屑的细琐烦恼,还是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空旷与清洁?如果只能两选一,我会选前者,千疮百孔的爱也是爱,平心静气地想想自己与父母手足,亦有这样那样的龃龉,有多少爱不是恩怨交加?真的爱,就对“雾数”没那么害怕。一九八六年,孙用蕃也去世了,寂寞中的张子静,唯有从报纸上追寻姐姐的一点音讯,一九八八年,有消息误传张爱玲也已去世,张子静忙去有关部门打听,这才辗转和张爱玲联系上。张子静给姐姐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今已不得而知,但张爱玲的回信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没有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又说到“其实我也勉强够用”,我怀疑张子静的信里,也有向张爱玲求助之语。张子静不是个很善于经营自己的人,一生都无甚积蓄,在农村中学教书时,想在当地娶个老婆都没有实力,退休工资也只够一个人生活,对于这位身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姐姐,也许是抱了一点幻想的吧。张爱玲说“没有能力帮你的忙”,也许是实情,不过张爱玲去世时,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她的朋友宋淇夫妇,也许她没有想到她的遗产——主要是文稿版税那么值钱,但连给弟弟一点纪念的想法都没有,张爱玲这个人真够绝的。张子静的晚年,是在孙用蕃留给他的那间十四平米的小屋里度过,不管两人感情真相到底如何,起码没有从继母手中接过来的这份“遗产”,张子静在上海市区恐怕很难有个栖身之所,将这事实本身与张爱玲的冷淡对照,再想当年张爱玲为弟弟不平的那些文字,怎不让人感慨系之。不过,张爱玲也不能说对这个弟弟无所馈赠,在那些寂寞时日里,想到这个姐姐,仍觉得是家族与本人的一份荣耀,他甚至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作为张爱玲最为亲近的人,把别人永远无从知道的,跟张爱玲有关的情节说出来。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书:《我的姊姊张爱玲》,大部分内容由他口述,他说起姐姐,固然是有一说一,言及自己,也是这样诚实,一个沧桑者的诚实,让笔者生出这如许多的感触。因为受到误传的姐姐去世的消息的触动,张子静想到,姐姐长期幽居,万一她身患急病需要救治,谁能及时相助?而自己一人独居,情况不也相近,从那之后,他白天都把小屋的门开着,邻居进进出出,路过都会探一下头。不知道张爱玲有没有这种恐惧?就算有,她也不会把门打开,到了她的晚年,精神洁癖愈加严重,相对于清洁宁静,生死都是小事了。一九九五年九月,张爱玲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她没有和任何人联系,把重要的文件都装进手提袋,放到门边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安然等待死亡的到来,几天后,她在睡梦中去世。张子静在大洋这边得到消息,大脑一片空白,后来他找出姐姐的书,一翻就是那篇《弟弟》,重温那些熟悉的文字,他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们姊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 虽然姐姐并无太多关照,几乎如同陌路,张子静亦做厚道的理解,说,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总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祗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我敲下这段引用的话,一字一句都觉得震撼,为这样一个弟弟这最后的心迹,他的一生平庸而温厚,作为一个配角穿梭在亲人的生命之中,虽然他不是作家,却提供了“这一个”弟弟形象,牵动着多年之后,我这样一个同样是“姊姊”的读者的感情。就在张爱玲去世的第二年,张子静去世,没有文字描述他去世时的情形,希望不要像他姐姐那么冷清,因为,他是一个有点怕冷的人。
E. 张爱玲对胞弟张子静薄情背后原因,藏在《小团圆》这段真实描述里
“祖父是清末名臣张佩纶,祖母是李鸿章长女李菊耦”,这就是女作家张爱玲弟弟张子静的显赫家室,可拥有这样出身且是家族唯一男丁的他,却最终落到了一个穷困潦倒且打一辈子光棍的境地。
相比姐姐张爱玲在美国的孤独离世,张子静在国内的孤独却是完全不同的。
所不同在于,张爱玲之死后多天才被人发现,与张子静之悄然离世,一个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而另一个则是被动接受。
张子静曾在得知姐姐于美国凄然离世后,每天故意把自己那14平米房子的门打开,这样路过的邻居就会往里头看一眼。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重蹈姐姐的覆辙。
姐姐是为了隐私连生死都不顾,而弟弟则是为了死后及时被人发现完全不顾隐私,或许,也正是这种差别注定了:姐弟两的关系多数时候只能用“凉薄”来形容。
1995年9月,辞世前的张爱玲将自己的所有遗产,包括存款和投资加起来的30多万美金、小说的版权费和纪念遗物等全部交由了好友宋淇夫妇继承。这就意味着,张爱玲没有留任何遗物给自己的亲弟弟张子静。
实际上,相比宋淇夫妇,一贫如洗的张子静显然比他们更需要张爱玲的遗产。而这点,张爱玲自己是知情的,因为在这之前八年,也就是1988年,张子静曾辗转联系上了远在美国的姐姐张爱玲,希望姐姐能帮他在上海买个小房子结婚用。
张爱玲收到弟弟的求助信后,只写了一封简短的信拒绝了他的求助,她说:“我的手头也有些紧,很抱歉帮不上忙。”
因为房子的问题,张子静后来错过了最后一次的结婚机会。这点,张爱玲在拒绝张子静时便是可以想到的。
实际上,张子静每次向姐姐求助都是在人生的重要关卡上。时间再往前推几十年,推到1943年秋天,此时张爱玲已凭借小说大红大紫,而弟弟则刚刚毕业刚进入 社会 。
当时的张子静和同学合办了杂志《飙》月刊,同学提议:你的姐姐那么出名,你可以让她给杂志写个稿子打响杂志的第一枪。
后来,张子静就找到了姐姐张爱玲,可张爱玲听完来意后只淡淡道:“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
可能是觉得自己的语气太过于不近人情的缘故,随后,张爱玲拿出一张素描打发弟弟说:"这张你们可以做插图。"
张爱玲对弟弟张子静这样的拒绝多了,两人的关系自然也慢慢地越发淡漠了。
1952年8月间,在乡下教书的张子静好不容易回一次市区,他回市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骑着老式单车敲开了姐姐公寓住所的门。
那天,姑姑张茂渊将门开了一条缝打量了他一眼道:“你姐姐已经走了!”说完,门关上了,只留张子静在门外一阵错愕。
直到此时,张子静才知道自己的亲姐姐已经一声不吭地离开上海去香港了,就连她辗转从香港到了美国,他也是最后才知道。
那天的张子静心里失落极了,这种失落里有姑姑对他的冷漠,也有被姐姐近乎抛弃的行为引发的痛苦。那天,推着单车返回时,张子静哭了,他的脑子里不断闪现着自己和姐姐幼年时生活的片段。
以前,张子静每次找姐姐,十次有九次她都不在,但那并没什么,他知道她在那儿总要回来。可这一次,他彻底失去姐姐了。
在世俗的眼里,张爱玲那次离开时虽是以近乎逃难的方式离开,可即便如此,她也应该给弟弟一个消息,毕竟他再怎样也是她在这个世界上血亲最近的人。
对血亲最近的人如此冷漠,难免不被人认为是凉薄。也因为张爱玲对张子静的这般态度,很多人包括张迷们都觉得:张爱玲未免太过凉薄了。
可张爱玲真的是凉薄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藏在她晚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里。很多张爱玲的读者也都在看完这本书后,对她后来之对张子静冷漠表示理解。
在这本写于1975年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里,女主角九莉就是张爱玲自己,而九林则是她的亲弟弟张子静。
在这本小说里,张爱玲笔下的九莉和九林如一根藤上长出的瓜,他们们的童年、少年时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而这个命运,与张爱玲和张子静遭受的一模一样。
因为只相差一岁的缘故,两姐弟幼年时便非常亲密,他们同住一间房,中间只隔了个橱柜。
九林幼年时长得非常漂亮,九莉对这个漂亮的弟弟也满是爱怜,她会夸弟弟好玩,亲吻他的面颊,也会把吃了一半的糖分给弟弟。
在那个没有什么温暖和爱可言的封建大家庭里,九林跟姐姐虽然聊天不多,但他们是一个大家庭中关系最亲近的人。九林的消息来源比较多,家里亲戚间有什么事,基本上都是他向姐姐报告的。
而这些,张爱玲自己是非常放在心上的,否则她也不会在晚年的自传中用如此多的笔墨去叙述这段相关。
因为感情深厚,所以张爱玲对弟弟也非常疼爱。九林在饭桌上被父亲打了,九莉没有力气阻止,她就只能做白日梦,梦想自己有很多钱可以带弟弟离开这里。
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出来,在张爱玲的心里:她和弟弟几乎是一体的,用她的话说就是“一根藤上长出的瓜”。
所以,当这一根藤上的另一只瓜九林没被父亲送出去读书时,张爱玲气鼓鼓地告诉已与父亲离婚的母亲,她和母亲说想让父亲他们送弟弟学骑马。
从此看,张爱玲最初对弟弟不仅不薄情反而很有爱。让曾一直护着弟弟、想法帮弟弟的张爱玲突然转性的,是后来继母进来后发生的种种。
张爱玲虽并不期待父母和好,可在骨子里她的清高孤傲注定:她不可能轻易接受父亲的新夫人做新妈妈。
可与张爱玲相反的是,她的弟弟张子静却虽然经常因被继母挑唆而挨骂、挨打,可他却“没心没肺”地和继母、父亲非常亲热,俨然把她排除在外。
在这种情况下,张爱玲自然不可避免地有了“被背叛”的感觉。也是在此时,张爱玲对张子静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正是这个判断决定了她对弟弟的评价:很没志气。
张爱玲对弟弟的这个“很没志气”的评价显然是褒义词,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
不得不说,天才就是天才,只这四个字她就将张子静的性格剖析得一清二楚了。
后来的张子静之行为等无时无刻不全方位地体现着“没志气”三字。
读书,张子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与张爱玲的拼命争取求学不同的是,他则是:父母怎么安排他就怎么弄。
于是:1936年小学毕业后他便莫名其妙在家停学了一年,1937年因为抗战他又停课一年,1938年才进入初一。而此时,只比他大一岁的姐姐张爱玲则已经进高中了。
工作,张子静毕业后开办的杂志社《飙》没能活下去,他便继续走回了随波逐流的老路。这个杂志也是张子静一生的唯一一次抗争,后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只维持“没志气”的混吃等死状态。
这样的张子静像极了他的父亲张廷重,张廷重是民国时代真正的富二代,他大致可以算得上封建遗少。与张爱玲母亲黄逸梵结婚后,他一直用封建的那一套来对待家庭,他的封建作派让他最终与新式的妻子分道扬镳。他的封建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也间接导致了他和女儿张爱玲的矛盾。
离婚后的张廷重依旧每日吞云吐雾地吸食鸦片,在挥霍自己家产的同时,张廷重也百般挥霍妻子黄逸梵的家产。
在遗少张廷重的眼里,没有“上进”这个词,他的一切行为准则都只以“舒适”为基准。这种没志气的行为,在张爱玲和黄逸梵眼里是令他们不齿的,可张廷重自己却不以为然。
张廷重的这种人生准则影响到了儿子张子静,也难怪,一个孩子自小便耳濡目染这样的父亲,怎能有机会长成另外一副模样呢。
对张子静下过那句透彻评语后,张爱玲倒也并未就此对弟弟死心,真正让张爱玲对张子静彻底死心的是后来发生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后来也被完整地记录在了《小团圆》里。
张爱玲虽然家室显赫,可因为父亲肆意挥霍家产的缘故,即便母亲离婚时为她争取到了读书的机会,可张爱玲的学费也经常没着落。
1937年夏,张爱玲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成绩优异的她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留学。
在任何年代,出国留学都是要准备大量资金的,张爱玲之去英国留学更是如此。但当时的张廷重经济状况善好,所以他有能力供张爱玲留学。
可从来“有了后娘,便有了后爹”,所以,当张爱玲将这个提议告诉父亲时。她第一时间遭到了来自继母的冷嘲热讽,而张廷重本身也因自己和妻子吸食鸦片开销太大而心疼钱。
到此时,张爱玲与父亲和继母的关系便开始彻底冷淡。
不久后张爱玲因为在母亲那儿过夜未归而被继母抓住把柄打了一顿,继母打张爱玲时,她用手挡却被继母诬陷为“动手打人”。听到继母挑唆后,不分青红皂白的张廷重竟跑下来对着张爱玲一顿拳打脚踢,直把张爱玲打得倒地不起还不罢手,他打女儿时一直说“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那次,若不是祖母,也就是李鸿章女儿李菊耦留下的老佣人何干不顾一切地拉开,张爱玲很可能就命丧当场了。
这次事故后,挨打后试图趁机逃跑的张爱玲被父亲关进了楼下一间堆放玩具的废弃房间。张廷重还规定:除了照顾她饮食起居的何干,其他任何人不许和她见面交谈。
被关在小房子里时的张爱玲偶然发现了一封弟弟写给亲戚的信,这封信成了坚定她彻底逃离这个家的其中一个因素。
这封看不出是底稿还是废稿的信,写的是姐姐之事如何玷污张家声誉之类。看到这封信的张爱玲这才知道:弟弟不仅已经背叛了她,而且已经成了为继母为虎作伥的帮凶了。
这一年,张爱玲18岁,弟弟张子静17岁。
不久后的1938年春天,痢疾痊愈后的张爱玲趁两个警卫换班的空档,偷偷从这座她出生的房子逃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张爱玲的这一次出走,也注定了她和弟弟后来的凉薄。因为从走出去的那一刻起,她便已暗自下定决心:此生一定尽可能与这个封建的牢笼一样的家庭割裂。
如同,张爱玲后来走时没有通知张子静一样,这一次,姐姐的离开也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
但张爱玲和张子静却并未因此而断了往来,但两人那点关系的维系也完全靠张子静主动才得以维系。期间的张爱玲对张子静总是冷冷淡淡的,而张子静的母亲和姑姑对他的态度也都和张爱玲完全一致。
张子静去姑姑家,每次姑姑都极其冷淡,即便到了饭点也不愿留他吃一顿饭。
在张子静眼里,这是她们生性冷漠的外现,可在张爱玲和母亲、姑姑眼里:她们的冷漠,只是她们和张家大家庭断绝往来的结果罢了。
因为弟弟的背叛,张爱玲打心眼里觉得一直和父亲、继母生活在一起的张子静是“他们那边的人”。所以,每次见他她都不可避免地想起过往那些痛苦、难堪的往事。
但这些,张子静从来不知情,因为以他的“没志气”性格,断无法理解姐姐的敏感。
张子静和张爱玲注定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幼年时,他拿了家里的钱被继母责罚,她替他委屈,觉得是继母不对,可张爱玲正恨得牙痒痒的当口,没志气的弟弟和继母竟又跟没事人一样了。
张子静打小没有非要做成什么事的决心,也即没志气,他的人生信条里只有“得过且过”,所以最后父亲败光所有家产后,他便一直与继母窝在14平米的房子里生活。为了生计,他最后选择了做一个乡村教师。
这一切的结果,似乎早已是张爱玲十几岁那年就已看透的。
不过,也幸亏张子静不似张爱玲这般敏感和清高,所以他才能在姐姐无数次拒绝他后依旧心心念念着这个胞姐。
1995年中秋次日,从太平洋彼岸传来张爱玲离开人世的消息,得到噩耗后的张子静哭了几日。后来,张子静一直将刊发姐姐写他的那篇《童言无忌》旧杂志放在床头,每晚睡前,他都要拿出来找到那篇文读一读。
张爱玲在文章里写的描写他这个唯一的弟弟的话,他几乎能倒背如流:
后来,一次午夜梦回梦到姐姐张爱玲时,张子静醒来后摸到那本杂志后泪如雨下。他一遍遍地呢喃说:“姐姐啊,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哎!”
也不知,若张爱玲泉下有知听到弟弟这样的感慨,她会作何感想。
1996年,张爱玲去世后的第二年,她的弟弟张子静也在他的居所孤独离世,和姐姐一样,他离世时,他的身边没有任何亲人朋友作陪。
唯一不同的是,因为张子静曾为避免重蹈姐姐覆辙缘故“一直将房门敞开”,所以他死去不久立马便被人发现了。
对于张子静而言,这样的结局大概便已经可以算得上“还过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