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名字郁青

❶ 尤利西斯的作品争议

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就有意识地将荷马史诗作为小说现代题材的“潜文本”，使两者之间形成平行对应关系。可该部小说面世以来，它的神话类比结构一直引起很多争论。《奥德修纪》对《尤利西斯》产生的影响，学术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观点。
作家郁青认为：《奥德修纪》对《尤利西斯》的影响是深层次的。神话史诗不仅为小说作者在创作时，提供了一个参照框架，帮助小说获得内在的秩序和连贯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小说以《奥德修纪》为神话原型，意在赋予看似平庸琐碎的现代城市生活以悲剧的深度，使之升华为一篇代表人类普遍经验的寓言。乔伊斯借用荷马史诗的原型意义和原型结构，是为了表达一个现代人寻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
1922年《尤利西斯》出版后不久，乔伊斯在一封寄给姨妈约瑟芬的信中，建议她将《奥德修纪》作为《尤利西斯》的导读材料。由此看来，要深入理解《尤利西斯》，有必要将它与《奥德修纪》这个“潜文本”对照起来，进行双重文本的解读。
长篇史诗《奥德修纪》记述了历时10年的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希腊联军中英勇善战的伊大嘉国王奥德修在返回家乡的过程中长年漂泊、历经艰险的故事。史诗围绕着奥德修的回乡主题牵动着两条双向对应的情节线索——奥德修的回乡与其子帖雷马科的迎父这两条双向发展的主线。
首先，《尤利西斯》与《奥德修纪》在人物设置上存在着平行关系：小说主人公布鲁姆与史诗英雄奥德修相对应；大学生斯蒂芬与帖雷马科对应；布鲁姆太太摩莉对应潘奈洛佩（史诗中奥德修忠贞守节的妻子）。小说中有不少次要人物在史诗中也能找到对应的人物。
《尤利西斯》与《奥德修纪》在人物、结构和细节上存在的摹仿关系，这一点已为中外的研究者们所公认。但关于乔伊斯运用神话类比结构的重要性上，学术界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因为古希腊英雄奥德修与该小说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涉及到对小说《尤利西斯》根本意义的理解。对此一些学者的观点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观点认为：《奥德修纪》与《尤利西斯》之间的平行关系是将英雄悲壮的历史和卑劣猥琐的现实进行对比。在古代英雄光辉的形象反衬下，布鲁姆、斯蒂芬等现代西方文化哺育下的人物会显得多么卑微、苍白和平庸。这种平行对应关系所显示出来的意义差别，是《尤利西斯》的讽刺意义和暴露作用的来源。学者约瑟夫．比奇（J. W.Beach）称：“将古希腊英雄的历险与当代爱尔兰纷乱、‘瘫痪’的状态并置，很明显是对爱尔兰现今状况的讽刺性暴露”。 英国作家福斯特（E. M. Forster ）说《尤利西斯》是“一首表现卑琐和幻灭情绪的史诗”。
自《尤利西斯》问世以来。这类观点在乔伊斯研究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并且它最容易被人们接受。中国学者袁可嘉、侯维瑞、陈恕、李维屏等人对此均持类似的观点。以下是侯维瑞教授在《现代英国小说史》中的一段有关的论述：
“忠贞不渝的王后潘奈洛佩变成了追求肉欲的荡妇摩莉；助父除虐的勇士帖雷马科变成了精神空虚的骚客斯蒂芬；驰骋疆场、力挽狂澜的英雄尤利西斯变成了逆来顺受、含羞忍辱的广告商布鲁姆；美丽善良的诺西卡变成了轻佻挑逗的格蒂姑娘，世界难道不是在走向沉沦和堕落吗？《尤利西斯》以借古讽今的手法所要表现的，恰恰是现代社会的全部历史：布鲁姆的庸人主义、斯蒂芬的虚无主义和摩莉的肉欲主义正是现代西方社会道德和精神文明的深刻写照”。
第二类观点认为，乔伊斯的神话类比结构是一种隐喻的媒介，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超然的透视观点，以审视作品中人们的举止和言谈；同时它把平凡陈腐的事物提升到艺术的最高境界，给20世纪的现代人灌输了永恒的尊严，体现了乔伊斯对现代人前途和命运的关怀。
美国文论家莱文（Levin ）在论述《尤利西斯》时写道：“将现代主人公琐屑的生活习惯与深奥神秘的原始仪式联系在一起，使今天最微小的细节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尤利西斯》（牛津大学版）的作者理查德·艾尔曼称：“《尤利西斯》是《奥德修纪》的和平主义版本”。他指出布鲁姆继承并侧重发展了奥德修身上善良、机智的品性。布鲁姆，这位现代的奥德修虽然没有勇士般的强壮体魄，但他同样具有不可征服的精神。“布鲁姆的胜利在于他的精神”，“布鲁姆身上最神圣之处在于他体现的人性”。
《尤利西斯》的中译本（天津百花文艺版）译者金堤教授承袭了艾尔曼的观点，提出“《尤利西斯》的主旋律是一曲颂歌，赞美的是普通人无私的爱，该书的主旨在于歌颂全面的人，布鲁姆与奥德修都属于这类人”。
欧美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乔伊斯的目的在“借今讽古”。英国学者菲利浦·爱德华兹（Philip Edwards）称：如果当代与古代之间的比较存在着讽刺的话，那么这种讽刺也针对古希腊“英雄时代”所谓的“伟大”。“通过与过去的历史、传说与信仰的平行类比，在某种程度上，乔伊斯是用今天廉价的事物来揭穿古希腊高贵的伪装”。 学者们立论的依据是《尤利西斯》的创作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四起之时，而战争的根源可追溯到荷马史诗所宣扬的穷兵黩武的“骑士精神”和价值标准。善良的布鲁姆对妻子的情夫并没有如史诗中的奥德修用残忍的手段杀戮了所有的求婚者，而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尤利西斯》体现了和平主义的一次胜利。
第三类观点认为：神话类比对理解作品的意义不大。美籍俄裔小说家纳博科夫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代表人物。在他的著作《文学讲稿》中，他写道：“我尤其要告诫你们不要把布鲁姆在都柏林某一夏日中的无聊的闲逛和小小的冒险看作对《奥德修纪》准确的滑稽摹仿，在书中的每一个物身上，每一个场景当中寻找这种准确的相似，完全是浪费时间。没有什么比以陈腐的神话为基础而引伸，并延续下来的寓言更使人厌烦的了”。
著名的乔伊斯研究专家瓦尔顿·里兹（A.Walton Litz）也觉得不必过分强调荷马史诗在《尤利西斯》中的重要性。他说：“荷马史诗的框架，对乔伊斯本人创作时起的作用，或许要比它对读者在阅读小说时产生的作用更大”。在创作准备时期，乔伊斯头脑中积累了成千上万条素材和记忆，他迫切需要一些参照框架来赋予这部意识流小说某种秩序。《奥德修纪》被证明是最令人满意的参照框架。可一旦创作结束，里兹认为，这些框架如同建筑工程中的脚手架，需要被拆除，它所起的作用随之减弱了。
任何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只有一种解读。就一部作品，读者可以从各个角度加以探讨，见仁见智，不一而足。以上列举的三类观点，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有不尽全面、失之偏颇之处。
“形式就是意义”，文学作品的内容是已经完成的形式，与形式不同分割。这是欧美现代形式主义者的著名论点。《尤利西斯》的神话类比结构也是一个“有意味的形式”，是一个含有意义、评价和阐释的结构。因此，荷马史诗在这部小说中起的作用，绝不仅局限在参照框架这方面。
的确，《尤利西斯》中几乎每一个与荷马史诗相对应的细节都可以用“反英雄”（anti—hero）的观点来解释。只强调讽刺意义而忽视布鲁姆与奥德修之间存在的深层次相似性将是个极大的错误。
不少将布鲁姆称为“反英雄”的评论，通常会出现两种错误倾向：其一，将奥德修看作一位品行上无可指责的完美英雄的形象，是人类一切优秀品质的典范。事实上，乔伊斯不这么看。他将奥德修作为一个“完整全面的人”，身上同时包含了人的种种优点和缺陷；第二种倾向，是将布鲁姆与奥德修仅作字面上、外在的或表层的比较。这样的比较往往只能发掘到小说讽刺性的意义层面。然而当读者以隐喻、象征的视角来观照布鲁姆时，就能从这位生活上于都柏林的当代凡夫俗子身上找到古代英雄的性格特点。
德国哲学家谢林说过：“假如在反思中认识精神的奥德修斯，就会看到，他不断地寻找，经历了许多失望，走过了许多弯路，终于找到了自我”。
《尤利西斯》正是继承了《奥德修纪》“回乡母题”的意义和结构，给了它一种现代的阐释，或者说是作者借用了这个神话原型来表达一个现代人寻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