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小说评价

A. 有关金庸小说的评论方面

这个是比较抽象的= =

金庸这个思想的巨人的浓缩在于他那通过虚拟夸张的浪漫叙事透视现实人生的苦乐真谛和借光怪陆离的江湖传奇展示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的近九百万字的武侠小说中。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作者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而是通过对金庸小说形式和语言的论述，来探讨金庸小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萧”和具有雅俗弹性的主要因原。

关键词：金庸小说形式语言

金庸作为武侠小说这一“项目”的“奥运冠军”，其超凡的功力在于他通过浪漫叙事构造的侠谱。武侠小说作为“写梦的文学”本不以写实见长，其人物创造主要来自作者想象和写作传统，写作传统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象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征化，它不直接来源于现实。而金庸小说作为一种经典就恰恰在于它通过传统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征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尽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韵外之致等本属于中国古典文化要求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并借助独特的武侠语言文化的天空让我们作了一次堪称壮举的乌托邦飞翔。于是，我们才无法忘记郭靖、黄蓉、令狐冲、杨过、小龙女、乔峰、韦小宝甚至是李莫愁、岳不群、欧阳峰、灭绝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侠谱”才会比那首“笑傲江湖曲”更令人荡气回肠、不知肉味，才会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酿更醇香无比。而他的这种历史处理也使得武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虚构，“真实”的历史不过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衬托，而人物的性格却呼之欲出了。

杰出的武侠小说家，写武侠，写出的是人世的众生相；敏锐的读者，读武侠，读出的是人间的沧桑和百态。到如今，金庸小说的流播已经冲出华人世界，走得更远。但是，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要一时说清却是很难的，在这里，我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前辈说书人常说“花开两朵，先表一枝”，我觉得用这一想法作为指导思想来切入金庸作品涵盖乾坤的殿堂无疑是有效的。

一

在杜南发的访谈录《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里有几段被人引用过多次的对话，金庸在里边提到了两个很耐人咀嚼的话题：“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无论是巴金、茅盾或是鲁迅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中国的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有人常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那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小说。” “不管是武侠小说还是爱情小说、侦探小说或什么小说，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它是用什么形式表现那完全没有关系。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它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①这是两个多么矛盾的话题，但却同时存在于一个对话录里，还被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当成文艺理论一般引用！于是，文学的形式问题便成为了一个焦点，到底该如何看待文学的形式？又该如何理解这两个话题所传达的意思呢？

文学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即写作传统，通常包括文学创作中常规手法的体系和与此相连的读者的视野期待。目前通俗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式问题的解决者中的集大成者，恰恰不是别人，而是金庸。

首先，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它承袭了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特点，即金庸在创作过程中保持了武侠小说复杂的文学、文化、社会、历史内涵，典型的创作了繁复多变的武侠文学。武侠小说在旧中国小说里是文学流派的一个大的分支，它与传统小说一样也是由评话、弹词、说书等演变而来的。在内容方面，与武侠有关联的单四大名著中就牵扯到三部；在形式方面，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并没有多大区别，江湖恩怨、门派斗争、武林纷争、男女爱恨、兄弟情义照例还是新派武侠常用的模式和显扬的主题，它的复杂变化反映在小说的思想上。正如金庸所说：“武侠小说所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就内容而言，武侠小说和《水浒传》差不了多少，当然写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国的形式，是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②所以，鲁迅在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也得提到《七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而鲁迅若再生，他也必须得提到金庸小说、古龙小说、梁羽生小说。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巨人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
其次，金庸小说袭用了旧小说在行文时夹用诗词、歌赋、联句，在回目中使用对联、诗词，在语言上使用白话、夹用韵文等特点。金庸在行文时很会玩“花样”，像元好问的《摸鱼儿》、丘处机的《无俗念》、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侠客行》等都运用得浑然天成，毫无斧凿之痕。金庸在回目上为了小说的古典意境所做的装潢更是心机用尽，他在1978年10月《天龙八部》修订本的后记中写道：“曾学柏梁体而写了四十句古体诗，作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在本书中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③他还颇费周章的在先祖查慎行的七律中选了五十行对句作为《鹿鼎记》的回目。不过，金庸也在几本书中没有坚持这种通俗文学固有的思维惯性，殊为恨事。尽管如此，金庸在回目上的成就还是鹤立鸡群，试看《天龙八部》四十一——五十回的回目：“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老鹰小丑/岂堪一击/ 胜之不武/王霸雄图/血海深仇/尽归尘土/念枉求美眷/良缘安在/枯井底/污泥处/酒罢问君三语/为谁开/茶花满路/王孙落魄/怎生消得/杨枝玉霞/敝履荣华/浮云生死/此身何惧/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这一曲气吞万里如虎的《水龙吟》于细微处峰回路转，英雄侠义与儿女情长互为映衬，真是“虎啸龙吟，挽巢鸾凤，剑气碧烟横！”④

再次，金庸小说潜移默化的借鉴了一些中国式的传统手法，如说书艺术、插科打诨角色的引入、全知叙述和次知叙述的运用、戏剧舞台的架设、假全知状态下的视觉与心觉的堂皇运用等。如在人物的塑造上，金庸依靠视觉与心觉的运用，半明半暗地描写人物和事件在客观视觉中留下的意味深长的空白点，轻易地迷惑住了读者，加上精细的心理刻画，终使岳不群成为武侠小说史上最成功的“虚伪家”。又如周伯通、桃谷六仙、岳老三、华山二老等插科打诨一类角色的引入，更令金庸小说锦上添花，对于减低小说的沉闷气氛大有裨益。李渔的《闲情偶寄》就说了“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睡魔一至，则后乎此者虽有《均天》之乐，《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见不闻，如对尼人作揖，土佛谈经矣。”⑤但即使是如此“末技”，也是多少文人梦寐难求的啊！

到了这里，真相才清晰起来：中国形式的写作传统处于作品中整体艺术构架中较符合传统欣赏习惯，较易为大众所感知的位置，它们较早地随着说书、评话、弹词等艺术形式深入民间，成为影响读者审美心理的重要因素。类型化或程式化的写作传统也并不意味着贬义，还有可能是某些艺术形式的重要特征的中性表述，只有“胸中大有丘壑”的“装载家”才是最后的赢家。优秀的作家总是会想方设法去丰富作品的内涵和艺术表现手法，如锤炼语言、增添新的类型或亚类型、将中西相形式结合等等。而金庸小说的成功也就在于它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俗雅，充分的继承了中国传统形式的衣钵，发扬了其武侠小说的特质，成为了20世纪最中国形式的小说。金庸是矛盾的，但这并不一定是缺陷，一个真正意义的作家总是生活在矛盾中并探索着人间百态。

二

王朔先生在《我看金庸》里曾引言道：“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又说“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⑥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金庸的语言的确有速度感，是白话小说，很俗，而这也恰恰是金庸语言的长处。只是，王朔用金庸的优点或长处去批评金庸，孔门卖文之际未免有点贻笑方家的味道。

金庸的语言可以用“行云流水，平中见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时常会引用一些古典诗词，并运用的极富韵味，但其语言的主要魅力不在于此。金庸的语言通俗，浅显，流畅，灵活生动，没有难认的字，难懂的词和艰涩的句子，语言的动作性强，极善构筑戏剧性场面，具有一种令读者忘记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读金庸小说时，迎面而来的是古朴、苍劲的感觉，初看似乎语不惊人，但愈展开愈魅力无穷。金庸总是试图在作品中不说而又说点什么，那意境的升华令人如饮佳酿，读者于微醉之间已无形之中进行了一场灵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笔是灵动而又厚重的，但也诚如陈墨所言：“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有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⑦如其为郭芙设计的一系列语言就不仅把她的尖酸、刻薄、娇气表现了出来，还把她对杨过既爱且恨的女人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试看《神雕侠侣》三十九回《大战襄阳》里对郭芙的描写：“郭芙一呆，儿时的种种往事，霎时之间如电光石火般在心头一闪而过：‘我难道讨厌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拼命来讨我的喜欢，可是他却从来不理我。只要他稍为顺着我一点儿，我便为他死了，也所甘愿。我为甚么老是这般没来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着他，念着他，但他竟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二十年来，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杨过，总是将他当作了对头，实则内心深处，对他的眷念关注，固非言语所能形容。
可是不但杨过丝毫没明白她的心事，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头的恨恶一去，她才突然体会到，原来自己对他的关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这么说，郭芙这个人物的刻画在金庸小说中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她的意义绝对不下于黄蓉、小龙女以及李莫愁，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总是先入为主的把自己当成了杨过，而把郭芙当成了对头并对之无比痛恨，殊不知此举乃是入宝山而空回，买椟而还珠了。金庸小说就是这样：语言升华成性格，性格升华成命运，而命运反过来又影响语言，如此循循导之，步步深入。

金庸语言不仅借助白描和心理刻画，还常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修饰手法。记忆犹新的是《雪山飞狐》中描写胡一刀夫妇的那句话：“这一男一女啊，打个比方，那就是貂禅嫁给了张飞……”在这里，人物形象借助语言的勾勒而显得如鱼得水，它唤起的想像与联想让读者再也抹不去对这一对夫妻的记忆。金庸的语言还很幽默诙谐。从“老顽童”到“桃谷六仙”再到“韦小宝”，这些令人捧腹的人物使得小说此起彼伏，有滋有味。他们或是成为一种意义或思维的化身，或是成为小说重要情节或线索充实小说内容，或是与叙事角度和评点相结合，不但为金庸小说吸引了无数的读者，也为这个快节奏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活力。

在故事创作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却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即使是《天龙八部》这么一部气势恢宏、多头并进的作品也得如此。这就要提及语式中的讲述与描述。讲述与描述的区别体现在叙事角度、人称转换、叙事与故事的距离以及叙事态度上，“讲述是历时性的叙述，提供故事的来龙去脉，交代人物的过去以及有关信息”；而描述则“比较含蓄，多用客观或‘中性’的语调”，是“给定了场面的戏剧性的现时性的叙述型语式”⑧。讲述与描述的灵活运用在金庸小说中随处可见，如《倚天屠龙记》第二章《武当山顶松柏长》的最后一段写道：“张君宝其时年岁尚轻，也不敢断定自己的推测必对。他得觉远传授甚久，于这部九阳真经已记了十之五六，十余年间竟然内力大进，其后多读道藏，于道家练气之术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间闲游，仰望浮云，俯视流水，张君宝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贯通，领会了武功中以柔克刚的至理，忍不住仰天长笑。”这是描述性的，后面又接着道：“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宗师。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发明，创出了辉映后世、照耀千古的武当一派武功。后来北游宝鸣，见到三峰挺秀，卓立云海，于武学又有所悟，乃自号三丰，那便是中国武学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张三丰。”这又是讲述了。在这段话里，描述转换成讲述是不着痕迹的，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袁崇焕评传》时肯定更会有这种感觉。

金庸对语言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他的风格是“经过了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他还说：“写小说内容求‘雅俗共赏’，文字能‘清简流畅’，此吾之愿也。”⑨王安石的诗说得好：“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金庸曾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说，其“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肩挑”的良苦用心比起“批阅十载，增删数次”的曹公雪芹来也毫不逊色。例如，金庸在回目上就将《书剑恩仇录》的第一二回由“古道骏马惊白发，险侠神驼飞翠翎”改成了 “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这使得这两回回目在意境、平仄等方面都更切合文本。又如在《射雕英雄传》的开头，金庸增加了张十五说书的故事。这种说书艺术将叙述者、听者、读者等自由结合，作者自由出入其间，以生动逼真的临场感，满足了读者理清来龙去脉的愿望，唤醒了读者心目中潜藏的人物形象。而这种艺术与别的语言艺术的完美结合，在《鹿鼎记》中更是得到了最佳的展示，为这部20世纪与众不同的武侠小说的增加了不少艺术价值。

金庸以他的生花妙笔冲破了小说形式的限制，超越了俗雅之界，对语言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英国政府在香港施行的重英轻中的殖民教育做出了无声的抗议。

三

金庸懂得挖掘现实，更懂得挖掘远离现实生活的“真实”（人的情感、性格、道德、信仰等）。然而，梦回江湖后，在金庸用小说特有的形式和语言引领读者想象并把握历史的脉搏的同时，理想却只能一点一滴地积淀现实，因为理想只能永远走在现实的前面引导与提升现实，却永远不能完全代替现实，所以，无论当年多么叱咤风云的金庸小说主人公，最终还是以各种方式离开了江湖这一“母体”。如郭靖与黄蓉。他们的爱情以牺牲黄蓉的代价来对郭靖做出一种虚幻的补偿，令一个活泼、轻柔、聪慧、灵敏的女子来向木讷、刚毅、质实、朴拙的男性做出一种超乎生死的承诺，这本来就是浪漫主义的产物，但是我们却无法不看到郭靖在许多时候都可以抛弃黄蓉，所谓“巧妻常伴拙夫眠”本就是儒教文化中类似“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般的“仁中自有颜如玉”的麻醉剂和兴奋剂而已。又如“自由之神” 令狐冲，他生性率直、兴味随意、活的潇洒，是金庸小说中最洒脱之人；但他又是最遵守中国传统文化之人，他依恋师门，极力维护师傅、师弟，他交友只认情义，不分正邪，他受到委屈从来是反躬自问，不责怪他人。个性的张扬与道德的完善在他身上得到最完美的结合。不过，令狐冲也毫无振奋的勇气和信念，倘若不是作者及时安排任我行之死，他必定也死了；倘若不是安排岳灵珊对令狐冲的背叛，令狐冲的爱情也必将在岳灵珊和任盈盈的无所取舍中霜冷长河。这就意味着令狐冲的结局实际上是一种“虚假性的结局”，他的归隐和乔峰意义上的死毫无区别。

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又恰恰在此，他以武侠小说的幻景形式和生花妙笔有效地掩盖了现实处境的严峻，完美地连缀了来自现实的矛盾的裂缝，而向世人昭示出一种理想化、和谐化的世界的可能性，并防止历史文化语境的印痕和创伤的暴露，充满激情地言说着这个世纪所交托给文人的侠客梦。陈平原说：“不敢说没有江湖就不存在侠客；可武侠小说中倘若没有一个虚拟的‘江湖世界’，侠客就不可能纵横驰骋大显神威。”正如《西游记》写的最好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金庸小说的美在那浪漫主义建构的艺术画廊里，是乔峰大战少林、聚义庄之时；是郭靖华山论剑之日；是令狐冲挥舞独孤九剑之间；是杨过携手小龙女的刹那；是李莫愁引吭高歌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瞬间；是韦小宝脚底抹油的顷刻……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庸武侠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正在于此。

参考资料：

①②杜南发：《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见钟晓毅、费勇编《金庸传奇》附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④金庸：《天龙八部·后记》、《天龙八部·目录》，《金庸全集》，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⑤李渔：《闲情偶寄·科浑第五》，作家出版社1995年

⑥王朔：《我看金庸》，北京《中国青年报》，1999年10月1日

⑦陈墨：《金庸小说人物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

⑧格非：《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⑨金庸：《求全之悔不虞之誉》，见朱汉民、江堤主编《金庸：中国历史大势》，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这是比较通俗的

金庸是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从1955年第一篇武侠小说问世，到1972年“封笔”，金庸共创作了十五部武侠小说。在这十五部小说中，不仅有波诡云谲的政治画卷、荡气回肠的英雄侠义、出神入化的绝世武功，更有精彩纷呈、引人入胜的爱情人物和爱情故事。如何看待金庸笔下的情爱世界？

金庸小说的爱情精彩纷呈，各具特色，其中《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与黄蓉的爱情无疑是其中的经典。《射雕英雄传》是金庸“射雕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小说的主题是南宋末年宋、金、蒙古之间波澜壮阔的战争和社会生活，而贯穿始终的小说主人公--郭靖与黄蓉的爱情也是小说中的“华彩乐章”。郭靖与黄蓉，一个木讷憨厚，一个古灵精怪，性格禀性反差如此之大的两个人为什么能走到一起？郭靖与黄蓉的爱情为什么受到读者最热烈的欢迎与羡慕？这个经典的爱情模式反映了金庸怎样的创作观念？

除了《射雕英雄传》之外，《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同样是金庸小说爱情中的经典，不同的是这个爱情模式更加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神雕侠侣》是金庸“射雕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故事的主题就是描写主人公杨过与他的师父小龙女之间感天动地的爱情的。那么在《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在天惨地绝的重重悬念中是如何突破礼教的羁绊，实现爱的承诺的？它的震撼与感人之处究竟体现在哪里？

金庸小说中的爱情不只经典，更具深广，一部作品通常会表现出多组、多种、多层次的爱情，《飞狐外传》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篇小说的主题是描写主人公大侠胡斐的成长历程。在《飞狐外传》中，胡斐与袁紫衣、胡斐与程灵素、马春花与福康安，为我们展现了几组刻骨铭心的悲剧恋情。那么，一往情深的女子会如何对待薄情寡义的坏男人？出了家的人真的就能割舍得下爱吗？

如果说金庸在大部头中游刃有余地描绘出了引人入胜的爱情故事，那么他在中短篇小说中也同样毫不示弱。中篇小说《白马啸西风》反映的是一个叫李文秀的汉族少女，在新疆哈萨克部族与几个青年的感情故事。在这篇小说中，李文秀究竟会遭遇怎样的悲欢离合？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会带给我们怎样超乎寻常的深层思考？

（全文）

可能有的朋友听了会觉得惊讶，说金庸，那不是写武侠小说的吗？借助武侠小说来谈爱情，这合适吗？在很多朋友看来，武侠小说不就是写那些英雄豪杰们没日没夜地打架、杀人、喝酒，不就写这些的故事吗？从这些故事里边要探讨爱情，是不是好像是让李逵来绣花，让张飞来画画，让窦尔敦唱小曲，是不是不合时宜？其实我告诉大家，历史上的张飞他还真会画画，而且专画美人，张飞是以画美人见长的。在杀场上能够浴血奋战，给人一个非常粗豪这样形象的人，他同时，他可以非常秀雅，非常文雅。

而上述我所提出来的这种担忧，其实正是我们社会上很多人对武侠小说误解的一种反映。很多人以为武侠小说就是武打小说，我们很多中学老师没收学生的书就说不许看武打小说，所谓武打小说在他们理解起来就是暴力文学，教孩子怎么打架的教科书，就是粗制滥造的低俗文学。而这些朋友不了解，武侠小说也好，通俗小说也好，其实只是我们给文学分的类，只是文学中的某一个类别，这些类别只是说它们有不同的特点，而不是说它们在艺术价值上有高有低，通俗小说不见得它不高雅，不见得不严肃，而那些所谓的非通俗小说，我们想想发表在所谓严肃刊物上的那些小说，它们都是精品吗？它们都高雅吗？不是说你写某一种类别的东西，就决定了你的高下，就好像我们大家从事的工作，当教授就一定高雅吗？在木樨地卖馒头就一定低俗吗？这可不见得。所以类别只是一种特点上的划分，而不能决定它的高下，看文学作品跟看人一样，不能看表面上的名目。比如大家看我今天穿这衣服，不能代表我就会武功，其实我不会打架，我连我的夫人都打不过，我可能只能打过我家那只猫。所以不能只看这个表面现象，武侠小说里面它就不能写出非常精彩的爱情吗？我想读过武侠小说的人，会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清楚的认识，特别是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当然是一流的武侠小说，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没有人会对这个提出疑问。但是，我们不去讲他的武侠，就看金庸小说里边的爱情，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说金庸的小说是一流的爱情小说。今天我们可以说金庸写爱情之广，写爱情之深，写爱情之奇，可以跟世间任何言情大师一决高下。所以说今天我们《百家讲坛》的这一讲就来看看金庸笔下爱情的深广性和它的典型性。

金庸小说的爱情模式之一--英雄美人式

一般的武侠小说都是以男性为绝对中心的，《射雕英雄传》也不例外。它的主要人物是男性的，郭靖，这是它所要塑造的成长的一个大侠，周围有什么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加上江南七怪，还有全真派，一大堆人。但是我们看，从小说主人公郭靖的成长历程来看的话，郭靖比较笨，主人公比较笨，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智商大概是三四十、五六十，就是他学东西非常慢，人家学一遍、几遍就会，他几十遍他都不会，他的好处就是永远地学下去，永远地练下去，直到会。如果不是靠着黄蓉，他后来认识了黄蓉，如果不是靠着黄蓉一路引领他，帮助他，甚至是护导他，郭靖就不可能后来武艺大成，成为一代大侠。作为一个英雄人物，郭靖是远远没有诸葛亮的智慧，岳飞那种胆略，排兵布阵这些方面他都是外行，大事小事都是黄蓉领导着丐帮，在暗中或明或暗地指指点点的，一到紧急时刻就是黄蓉帮他想出一个奇妙的招数，化险为夷。所以说没有黄蓉，郭靖就不能正常地成长。没有她郭靖不能正常成长，所以说黄蓉在小说中的作用实际上是郭靖的“精神辅导员”、“政治导师”，很像一个班里边，一个学习比较差的男生，这老师给他安排一个学习很好的女生，是班里的学委加团支部书记，所以这个郭靖才能正常地成长，而这种描写是此前的武侠小说中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说郭靖与黄蓉两个人的合作是力量与智慧的合作。而力量与智慧哪个重要？智慧当然要比力量更重要，所以郭靖这个人物是在黄蓉的映照下完成的。

我们再从人物语言上进行分析，《射雕英雄传》中女性的语言压倒男性的语言。因为在小说中，哪些人物重要，往往体现在这个人物他说的话是否重要上。我们想想你读过的其他小说，重要的人物，他的话一定是重要的，比如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很重要，因为他的话是重要的。而在《射雕英雄传》里面，最会说话的人是黄蓉，她说的话多，她说的话有权力，有优势，有压倒性，而且有艺术含量。而郭靖呢，这个一号英雄，被设置为一个说话不太行的人，很木讷，有时候看上去好像很口吃，结结巴巴，他没有话语权。在和黄蓉相处的过程中，他只是靠自己的一颗纯朴的心，黄蓉是处处占上风。黄蓉不仅跟郭靖这样一个不太会讲话的男性说话的时候占上风，她跟其他那些能言善辩的男子对谈的时候仍然是具有优势，比如说欧阳克，比如说周伯通，都是能言善辩的，但都不是黄蓉的对手。她说话不仅口才好，而且有学问，这一点更是出人意料。一般的小说中可以写这个女的能言善辩，可以写她口齿伶俐，说话不饶人，这可以做到，但是这女的说话很有学问，比男的有学问，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一般的小说写男的可以说话少，但他说一句就把女的压倒了，但是这里面黄蓉是压不倒的。小说中有一场就是黄蓉和“渔、樵、耕、读”四大弟子来斗嘴，那么他们在这里面篡改前人的诗句，篡改经典，对对子，人家给她出一个“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面”，黄蓉对“魑魅魍魉，四小鬼各自肚肠”，然后她一句一句，唇枪舌剑，把“渔、樵、耕、读”四大弟子骂了一遍，读者感到非常精彩，没有办法驳倒她。对方只好欺负她是一个女性，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因为看郭靖背着她吗，说你们怎么“男女授受不亲”，让郭靖背着你，引用孟子的话企图来羞她一下。可是黄蓉断然反唇相讥，说“孟夫子最爱胡说八道”，她一下子就把你们引经据典的那个圣人给推倒了，把儒家心目中的那个圣人推倒。她说他的话怎能信得？然后这个话可不是一时的气愤之言，她是有理有据的。下面就说了四句诗，

“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

这首诗一句一句都是针对孟子之言的。《孟子》这本书里边有一个寓言，说有一个乞丐，他有一妻一妾怎么怎么样，黄蓉说既然是一个乞丐，怎么可能有两个妻子呢？饭都吃不上家里还有两个妻子？孟子还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天天到邻居家去偷鸡，黄蓉说邻居家哪来那么多鸡，天天给你去偷？这都是不合理的。还有儒家都是推崇孟子、孔子周游天下，去说服那些

B. 金庸是怎样评价自己的武侠小说的

我写的武侠小说长篇共十二部，短篇三部。曾用书名首字的十四个字作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最后一个不重要的短篇《越女剑》没有包括在内。最早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写于一九五五年，最后的《越女剑》作于一九七○年一月。十五部长短小说写了十五年。修订的工作开始于一九七○年三号，到一九八○年年中结束，一些是十年。当然，这中间还做了其他许多事，主要是办《明报》和写《明报》的社评。

遇到初会的读者时，最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你最喜欢自己哪一部小说？”这个问题很难答复，所以常常不答。单就“自己喜欢”而论，我比较喜欢感情较强烈的几部：《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飞狐外传》、《笑傲江湖》。又常有人问：“你以为自己哪一部小说最好？”这是问技巧与价值。我相信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所进步：长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后期的比前期的好些。不过许多读者并不同意。我很喜欢他们的不同意。

C. 如何评价金庸的文学成就

在我的印象里，金庸的小说我很少看，但是有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真的是不少，每一部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都使我印象深刻，受益匪浅。金庸的小说反映时代的现实，给人通俗易懂的同时，还引发人们的思考与讨论。

金庸老先生在小说界的地位我觉得无人能

D. 金庸小说的评价

非常好！他的武侠小说我都看完了，都看了好几遍。金庸可以说是中国武侠小说的先驱了。虽然 梁羽生比金庸先一年写武侠小说，但其成就显然没有金庸高，甚至还在古龙之后。金庸小说是多层次的，能够覆盖社会各个读者层面，平实近人，融合中西文化，博大精深，逻辑严密，感情也很丰富。有的人看过现代新武侠后对金庸武侠有微词，我却不这样认为。

E. 怎么评价著名武侠小说金庸的一生

人间多少事，书建恩仇录。关只是通过他的作品，已经对他心生敬仰，敬佩之情。

F. 金庸是怎样评价自己的武侠小说的拜托各位大神

我写的武侠小说长篇共十二部，短篇三部。曾用书名首字的十四个字作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最后一个不重要的短篇《越女剑》没有包括在内。最早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写于一九五五年，最后的《越女剑》作于一九七○年一月。十五部长短小说写了十五年。修订的工作开始于一九七○年三号，到一九八○年年中结束，一些是十年。当然，这中间还做了其他许多事，主要是办《明报》和写《明报》的社评。 遇到初会的读者时，最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你最喜欢自己哪一部小说？”这个问题很难答复，所以常常不答。单就“自己喜欢”而论，我比较喜欢感情较强烈的几部：《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飞狐外传》、《笑傲江湖》。又常有人问：“你以为自己哪一部小说最好？”这是问技巧与价值。我相信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所进步：长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后期的比前期的好些。不过许多读者并不同意。我很喜欢他们的不同意。

求采纳

G. 名家对金庸小说的较高评价

小说评论
金庸作为武侠小说这一“项目”的“奥运冠军”，其超凡的功力在于他通过浪漫叙事构造的侠谱。武侠小说作为“写梦的文学”本不以写实见长，其人物创造主要来自作者想象和写作传统，写作传统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象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征化，它不直接来源于现实。而金庸小说作为一种经典就恰恰在于它通过传统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征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尽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韵外之致等本属于中国古典文化要求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并借助独特的武侠语言文化的天空让我们作了一次堪称壮举的乌托邦飞翔。于是，我们才无法忘记萧峰和阿紫这一对主角情侣。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侠谱”才会比“天龙八部”更令人荡气回肠、不知肉味，才会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酿更醇香无比。而他的这种历史处理也使得武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虚构，“真实”的历史不过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衬托，而人物的性格却呼之欲出了。
杰出的武侠小说家，写武侠，写出的是人世的众生相；敏锐的读者，读武侠，读出的是人间的沧桑和百态。到如今，金庸小说的流播已经冲出华人世界，走得更远。但是，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要一时说清却是很难的，在这里，我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前辈说书人常说“花开两朵，先表一枝”，我觉得用这一想法作为指导思想来切入金庸作品涵盖乾坤的殿堂无疑是有效的。

评论一
在杜南发的访谈录《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里有几段被人引用过多次的对话，金庸在里边提到了两个很耐人咀嚼的话题：“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无论是巴金、茅盾或是鲁迅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中国的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有人常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那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小说。”“不管是武侠小说还是爱情小说、侦探小说或什么小说，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它是用什么形式表现那完全没有关系。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它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①这是两个多么矛盾的话题，但却同时存在于一个对话录里，还被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当成文艺理论一般引用！于是，文学的形式问题便成为了一个焦点，到底该如何看待文学的形式？又该如何理解这两个话题所传达的意思呢？
文学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即写作传统，通常包括文学创作中常规手法的体系和与此相连的读者的视野期待。通俗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式问题的解决者中的集大成者，恰恰不是别人，而是金庸。
首先，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它承袭了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特点，即金庸在创作过程中保持了武侠小说复杂的文学、文化、社会、历史内涵，典型的创作了繁复多变的武侠文学。武侠小说在旧中国小说里是文学流派的一个大的分支，它与传统小说一样也是由评话、弹词、说书等演变而来的。在内容方面，与武侠有关联的单四大名著中就牵扯到三部；在形式方面，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并没有多大区别，江湖恩怨、门派斗争、武林纷争、男女爱恨、兄弟情义照例还是新派武侠常用的模式和显扬的主题，它的复杂变化反映在小说的思想上。正如金庸所说：“武侠小说所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就内容而言，武侠小说和《水浒传》差不了多少，当然写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国的形式，是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所以，鲁迅在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也得提到《七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而鲁迅若再生，他也必须得提到金庸小说、古龙小说、梁羽生小说。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巨人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
其次，金庸小说袭用了旧小说在行文时夹用诗词、歌赋、联句，在回目中使用对联、诗词，在语言上使用白话、夹用韵文等特点。金庸在行文时很会玩“花样”，像元好问的《摸鱼儿》、丘处机的《无俗念》、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侠客行》等都运用得浑然天成，毫无斧凿之痕。金庸在回目上为了小说的古典意境所做的装潢更是心机用尽，他在1978年10月《天龙八部》修订本的后记中写道：“曾学柏梁体而写了四十句古体诗，作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在本书中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③他还颇费周章的在先祖查慎行的七律中选了五十行对句作为《鹿鼎记》的回目。不过，金庸也在几本书中没有坚持这种通俗文学固有的思维惯性，殊为恨事。尽管如此，金庸在回目上的成就还是鹤立鸡群，试看《天龙八部》四十一——五十回的回目：“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老鹰小丑/岂堪一击/胜之不武/王霸雄图/血海深仇/尽归尘土/念枉求美眷/良缘安在/枯井底/污泥处/酒罢问君三语/为谁开/茶花满路/王孙落魄/怎生消得/杨枝玉霞/敝履荣华/浮云生死/此身何惧/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这一曲气吞万里如虎的《水龙吟》于细微处峰回路转，英雄侠义与儿女情长互为映衬，真是“虎啸龙吟，换巢鸾凤，剑气碧烟横！”
再次，金庸小说潜移默化的借鉴了一些中国式的传统手法，如说书艺术、插科打诨角色的引入、全知叙述和次知叙述的运用、戏剧舞台的架设、假全知状态下的视觉与心觉的堂皇运用等。如在人物的塑造上，金庸依靠视觉与心觉的运用，半明半暗地描写人物和事件在客观视觉中留下的意味深长的空白点，轻易地迷惑住了读者，加上精细的心理刻画，终使岳不群成为武侠小说史上最成功的“虚伪家”。又如周伯通、桃谷六仙、岳老三、华山二老等插科打诨一类角色的引入，更令金庸小说锦上添花，对于减低小说的沉闷气氛大有裨益。李渔的《闲情偶寄》就说了“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睡魔一至，则后乎此者虽有《均天》之乐，《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见不闻，如对尼人作揖，土佛谈经矣。”⑤但即使是如此“末技”，也是多少文人梦寐难求的啊！
到了这里，真相才清晰起来：中国形式的写作传统处于作品中整体艺术构架中较符合传统欣赏习惯，较易为大众所感知的位置，它们较早地随着说书、评话、弹词等艺术形式深入民间，成为影响读者审美心理的重要因素。类型化或程式化的写作传统也并不意味着贬义，还有可能是某些艺术形式的重要特征的中性表述，只有“胸中大有丘壑”的“装载家”才是最后的赢家。优秀的作家总是会想方设法去丰富作品的内涵和艺术表现手法，如锤炼语言、增添新的类型或亚类型、将中西相形式结合等等。而金庸小说的成功也就在于它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俗雅，充分的继承了中国传统形式的衣钵，发扬了其武侠小说的特质，成为了20世纪最中国形式的小说。金庸是矛盾的，但这并不一定是缺陷，一个真正意义的作家总是生活在矛盾中并探索着人间百态。

评论二
王朔先生在《我看金庸》里曾引言道：“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又说“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⑥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金庸的语言的确有速度感，是白话小说，很俗，而这也恰恰是金庸语言的长处。只是，王朔用金庸的优点或长处去批评金庸，孔门卖文之际未免有点贻笑方家的味道。
金庸的语言可以用“行云流水，平中见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时常会引用一些古典诗词，并运用的极富韵味，但其语言的主要魅力不在于此。金庸的语言通俗，浅显，流畅，灵活生动，没有难认的字，难懂的词和艰涩的句子，语言的动作性强，极善构筑戏剧性场面，具有一种令读者忘记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读金庸小说时，迎面而来的是古朴、苍劲的感觉，初看似乎语不惊人，但愈展开愈魅力无穷。金庸总是试图在作品中不说而又说点什么，那意境的升华令人如饮佳酿，读者于微醉之间已无形之中进行了一场灵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笔是灵动而又厚重的，但也诚如陈墨所言：“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有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⑦如其为郭芙设计的一系列语言就不仅把她的尖酸、刻薄、娇气表现了出来，还把她对杨过既爱且恨的女人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试看《神雕侠侣》三十九回《大战襄阳》里对郭芙的描写：“郭芙一呆，儿时的种种往事，霎时之间如电光石火般在心头一闪而过：‘我难道讨厌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拼命来讨我的喜欢，可是他却从来不理我。只要他稍为顺着我一点儿，我便为他死了，也所甘愿。我为甚么老是这般没来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着他，念着他，但他竟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二十年来，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杨过，总是将他当作了对头，实则内心深处，对他的眷念关注，固非言语所能形容。可是不但杨过丝毫没明白她的心事，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头的恨恶一去，她才突然体会到，原来自己对他的关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这么说，郭芙这个人物的刻画在金庸小说中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她的意义绝对不下于小龙女，李莫愁以及黄蓉，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总是先入为主的把自己当成了杨过，而把郭芙当成了对头并对之无比痛恨，殊不知此举乃是入宝山而空回，买椟而还珠了。金庸小说就是这样：语言升华成性格，性格升华成命运，而命运反过来又影响语言，如此循循导之，步步深入。
金庸语言不仅借助白描和心理刻画，还常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修饰手法。记忆犹新的是《雪山飞狐》中描写胡一刀夫妇的那句话：“这一男一女啊，打个比方，那就是貂蝉嫁给了张飞……”在这里，人物形象借助语言的勾勒而显得如鱼得水，它唤起的想像与联想让读者再也抹不去对这一对夫妻的记忆。金庸的语言还很幽默诙谐。从“老顽童”到“桃谷六仙”再到“韦小宝”，这些令人捧腹的人物使得小说此起彼伏，有滋有味。他们或是成为一种意义或思维的化身，或是成为小说重要情节或线索充实小说内容，或是与叙事角度和评点相结合，不但为金庸小说吸引了无数的读者，也为这个快节奏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活力。
在故事创作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却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即使是《天龙八部》这么一部气势恢宏、多头并进的作品也得如此。这就要提及语式中的讲述与描述。讲述与描述的区别体现在叙事角度、人称转换、叙事与故事的距离以及叙事态度上，“讲述是历时性的叙述，提供故事的来龙去脉，交代人物的过去以及有关信息”；而描述则“比较含蓄，多用客观或‘中性’的语调”，是“给定了场面的戏剧性的现时性的叙述型语式”⑧。讲述与描述的灵活运用在金庸小说中随处可见，如《倚天屠龙记》第二章《武当山顶松柏长》的最后一段写道：“张君宝其时年岁尚轻，也不敢断定自己的推测必对。他得觉远传授甚久，于这部九阳真经已记了十之五六，十余年间竟然内力大进，其后多读道藏，于道家练气之术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间闲游，仰望浮云，俯视流水，张君宝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贯通，领会了武功中以柔克刚的至理，忍不住仰天长笑。”这是描述性的，后面又接着道：“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宗师。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发明，创出了辉映后世、照耀千古的武当一派武功。后来北游宝鸣，见到三峰挺秀，卓立云海，于武学又有所悟，乃自号三丰，那便是中国武学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张三丰。”这又是讲述了。在这段话里，描述转换成讲述是不着痕迹的，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袁崇焕评传》时肯定更会有这种感觉。
金庸对语言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他的风格是“经过了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他还说：“写小说内容求‘雅俗共赏’，文字能‘清简流畅’，此吾之愿也。”⑨王安石的诗说得好：“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金庸曾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说，其“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肩挑”的良苦用心比起“批阅十载，增删数次”的曹公雪芹来也毫不逊色。例如，金庸在回目上就将《书剑恩仇录》的第一二回由“古道骏马惊白发，险侠神驼飞翠翎”改成了“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这使得这两回回目在意境、平仄等方面都更切合文本。又如在《射雕英雄传》的开头，金庸增加了张十五说书的故事。这种说书艺术将叙述者、听者、读者等自由结合，作者自由出入其间，以生动逼真的临场感，满足了读者理清来龙去脉的愿望，唤醒了读者心目中潜藏的人物形象。而这种艺术与别的语言艺术的完美结合，在《鹿鼎记》中更是得到了最佳的展示，为这部20世纪与众不同的武侠小说的增加了不少艺术价值。
金庸以他的生花妙笔冲破了小说形式的限制，超越了俗雅之界，对语言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英国政府在香港施行的重英轻中的殖民教育做出了无声的抗议。

评论三
金庸懂得挖掘现实，更懂得挖掘远离现实生活的“真实”（人的情感、性格、道德、信仰等）。然而，梦回江湖后，在金庸用小说特有的形式和语言引领读者想象并把握历史的脉搏的同时，理想却只能一点一滴地积淀现实，因为理想只能永远走在现实的前面引导与提升现实，却永远不能完全代替现实，所以，无论当年多么叱咤风云的金庸小说主人公，最终还是以各种方式离开了江湖这一“母体”。如郭靖与黄蓉。他们的爱情以牺牲黄蓉的代价来对郭靖做出一种虚幻的补偿，令一个活泼、轻柔、聪慧、灵敏的女子来向木讷、刚毅、质实、朴拙的男性做出一种超乎生死的承诺，这本来就是浪漫主义的产物，但是我们却无法不看到郭靖在许多时候都可以抛弃黄蓉，所谓“巧妻常伴拙夫眠”本就是儒教文化中类似“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般的“仁中自有颜如玉”的麻醉剂和兴奋剂而已。又如“自由之神”令狐冲，他生性率直、兴味随意、活的潇洒，是金庸小说中最洒脱之人；但他又是最遵守中国传统文化之人，他依恋师门，极力维护师傅、师弟，他交友只认情义，不分正邪，他受到委屈从来是反躬自问，不责怪他人。个性的张扬与道德的完善在他身上得到最完美的结合。不过，令狐冲也毫无振奋的勇气和信念，倘若不是作者及时安排任我行之死，他必定也死了；倘若不是安排岳灵珊对令狐冲的背叛，令狐冲的爱情也必将在岳灵珊和任盈盈的无所取舍中霜冷长河。这就意味着令狐冲的结局实际上是一种“虚假性的结局”，他的归隐和乔峰意义上的死毫无区别。
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又恰恰在此，他以武侠小说的幻景形式和生花妙笔有效地掩盖了现实处境的严峻，完美地连缀了来自现实的矛盾的裂缝，而向世人昭示出一种理想化、和谐化的世界的可能性，并防止历史文化语境的印痕和创伤的暴露，充满激情地言说着这个世纪所交托给文人的侠客梦。陈平原说：“不敢说没有江湖就不存在侠客；可武侠小说中倘若没有一个虚拟的‘江湖世界’，侠客就不可能纵横驰骋大显神威。”正如《西游记》写的最好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金庸小说的美在那浪漫主义建构的艺术画廊里，是乔峰大战少林、聚义庄之时；是郭靖华山论剑之日；是令狐冲挥舞独孤九剑之间；是杨过携手小龙女的刹那；是李莫愁引吭高歌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瞬间；是韦小宝脚底抹油的顷刻……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庸武侠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正在于此。
金庸小说主要是指金庸的武侠小说，一共十五部，它们可以由这几句话描述："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他们分别是《飞狐外传》（1960年）、《雪山飞狐》（1959年）、《连城诀》（1963年）、《天龙八部》（1963年）、《射雕英雄传》（1957年）、《白马啸西风》（1961年）、《鹿鼎记》（1969年）、《笑傲江湖》（1967年）、《书剑恩仇录》（1955年）、《神雕侠侣》（1959年）、《侠客行》（1965年）、《倚天屠龙记》（1961年）、《碧血剑》（1956年）《鸳鸯刀》（1961年）、《越女剑》（1970年）。

H. 征询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评价

金庸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依附历史，从此生发开去，演述出一连串虚构的故事。直接取来历史人物和事件敷衍成武侠小说，其历史人物、事件，金庸写来煞有介事，常能以假乱真。
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小说人物亦正亦邪，危步于道德的悬索之上而能不失其坠，具有“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复杂、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的复杂、矛盾之上，这样，人性的发掘就有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
金庸将武功描写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琴棋书画，九宫八卦，医道，用毒，皆可化为绝世神功，并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作为“武功”的最高境界。金庸才如大海，浩瀚奔腾，文笔俊爽、潇洒、诙谐逗趣而又富于变化，他的小说既有诗情画意，柔绮委婉的情境，又如西方小说直探人生、命运的真谛。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西方小说的创作技巧，中西结合，使小说结构既精巧、繁复，又谨严、完整。

I. 金庸哪部小说受到评价最高如何评价

无疑是天龙八部，天龙八部这部作品无论是从创作年代，写作目的，以及内容方面，都达到了金庸所有武侠小说的最高高度，它将射雕三部曲中一直贯穿的民族主义及爱国思想，深化到了各民族的角度进行剖析，不但是汉族，契丹，吐蕃，摆夷包括金人都有着他们的爱国爱族思想，由此，金庸提出了一个千古以来大家一直讨论着的问题：“汉人究竟是不是上等民族，难道除了汉人其他人都是夷狄禽兽？”答案当然是不，为了地位，为了权力，长时间以来在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可谓不计其数，所以，金庸就提出了“神武不杀”，宣扬和平，主张民族大同，各文化交融的方针，这不但增强了小说的文学价值，在另一方面也起到了易换世风的作用，而且天龙八部一书的脉络结构以及写作手法，都达到了近代武侠小说的一个巅峰，所以说，天龙八部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巅峰之作 “北乔峰，南慕容”，这就是江湖上盛称的两位青年才俊。两人都有高超的武艺，有着各自的追求。然而，两人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 乔峰有着豪迈豁达的气质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魄，又有强烈的民族气节。上至王侯，下至普通的江湖人物，都对他无比尊敬。而为了救阿朱，大战聚贤庄，更是动人心魄。当智光和尚问他对当年武林人士雁门关大战契丹的态度时，他说：“但乔某纵然无能，却也是一个有肝胆、有骨气的的男儿汉，于这大节大义份上，决不致不辨是非。我大宋受辽狗欺凌，家国之仇，谁不思报?倘若得知这项消息，自当率同本帮弟兄，星夜赶去阻截。”“诸位前辈英风侠烈，乔某敬仰得紧，恨不得早生三十年，得以追随先贤，共赴义举，手刃胡虏。”然而，他或许做梦都没想到，他所敬仰的这次义举，却是一次误杀，并且，杀的是自己全家。他也不会想到，他自己原来就是他所仇恨的胡虏。从此，他踏上自己的悲剧之旅。为了报仇，一掌误杀了自己的爱侣阿朱；为了对自己民族、君主的忠诚，一剑刺死了自己。“萧峰大声道：‘陛下，萧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拾起地下的两截断剑，内功运处，双臂一回，噗的一声，插入自己的心口。” 一掌使得“塞上牛羊空许愿”，亲手埋葬了自己的爱情，从此走上了灵魂无法拯救的痛苦深渊；一剑“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掌一剑，成了萧峰生命中永远不可言说的伤痛。其悲剧起源于多年前的雁门关大战，而直接的导火索却是一个女人的嫉妒。“马夫人微笑道：‘我还想要什么?乔峰，我恼恨你不屑细细的看我，以致酿成这场祸事，你要我告知那带头的大哥的名字，那也不难，只须你将我抱在怀里，好好的瞧我半天。”世间之情事，多种多样。嫉恨对方，不惜把对方往悲剧的路上牵引，为的竟然就是让他能抱着自己看一眼。 慕容复为贵族的后代，虽然没落，但却依然有着雍容华贵的气质。为了复国的理想，他能舍弃一切，包括爱情。他心中始终想到的是他父亲对他的叮嘱：“除了中兴大燕，天下更无别般大事，若是为了兴复大业，父兄可弑，子弟可杀，至于男女情爱，越加不必放在心上。”尽管在旁人眼里，他的这种追求是很愚蠢的。正如王语嫣说的：“是的，他是燕国慕容氏的旧王孙。可是已经隔了这几百年，又何必还念念不忘着祖宗的往事？”他不学中国字，但是也不懂祖宗的鲜卑文。他就那么固执地一如既往地，为着心中的一个遥远的梦与理想去追求。即使，到最后，他所有愿望在现实中都破灭了，自己也疯了。在疯中，他仍然执著地实践着自己的梦想。这是一个为自己的理想，近似自虐的形象。不能简单说慕容复是一个贪恋权势的人。他的所作所为，以及最后的悲惨结局，更多的是自己的一种权力意志的毁灭。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社会。从表面症候来讲，他与抱着街上走过的一匹老马痛哭流涕的尼采并无区别，也是一种生命哲学的彻底失败。 一个为了忠诚，一个为了理想，萧峰和慕容复都走向了人生的不归路。他们都不是汉族人，但是他们的骨子里却有着根深蒂固的汉族父权思想。或者说，他们都是有着深刻的“恋父”情结。这也是金庸小说男主人公一个普通的特点，一开始都没有父亲。父亲在这里只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一种别无选择、理所当然的决定与信念。正如慕容复把父亲的话当成自己存在的根据一样。这种寻父可能是去寻找一个具体的父亲，也可能是父性遗留下来的某种东西，可能是某种由父性衍生出来的忠君思想等等。胡斐失去了父亲，但他延续了父亲的相貌与豪情；郭靖没有父亲，他需要完成的是父辈为国为民的事业，杨康拒绝寻父，于是他毁灭了；令狐冲对岳不群的依赖与尊重，也是超过了普通师徒的关系。如此等等。金庸小说中的父性情结可能与香港文化的无根性有关。 在《天龙八部》中，父亲更是一种民族身份认同的象征。乔峰在中原生活三十多年，仅仅因为得知自己父亲是契丹人，立场马上就转了过来。他对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阿朱说：“我父母这血海深仇，岂可不报？我从前不知，竟然不知道，认敌为友，那已是不孝之极，今日如不再去杀了害我父母的正凶，乔某何颜生于天地之间？”这种个人的复仇在江湖世界里，无可厚非。但马上把自己过去所有的朋友都认为敌人，直至最后，以身殉“忠”，这中间就有很深的父权思想在作祟。他的立足点是要有颜面生于天地之间。而要有颜面，就是要“孝”和“忠”，至于孝与忠的对象怎样，暂时是可以不在乎的。因此，他不在乎父亲是一个杀孽深重的凶手与阴谋家，也不在乎忠的对象——耶律洪基对他是利用。当他用自杀的方式来表示对民族和君主的忠心，耶律洪基只不过有一阵茫然，接下来，“他摇了摇头，微微苦笑，拉转马头，从辽军阵中穿了过去”。他的努力换来了短暂的和平，然而却用忠义毁了自己。当然，他也是很有侠义的，不愿生民涂炭，但并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英雄。 可以说，萧峰和慕容复都是这种不加怀疑的父权观念的忠实奴隶。他们没有了真正的自己，活在一种观念之中。萧峰在阿朱死去之后，命运对他是一种打击，也未尝不是一种转机，因为，他可以从此脱离不可遏制为父复仇的冲动。然而，他很快又转向了父性的另一面——忠君。慕容复则彻头彻尾都是为父辈不可实现的遗愿所左右。他们无法享受爱情，没有快乐，除了父性留下的重负。从一个更宽广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在民族冲突的缝隙中不断地找寻自己，又不断地迷失了自己的悲剧人物。 相比慕容复，萧峰毕竟还有自己最心爱的人，也有去塞外隐居的念头。而慕容复连这一点都没有。为了当能给他复国机会的西夏驸马，不惜看着青梅竹马，深爱着自己的王语嫣自杀。当宫女问他生平在什么地方最是快乐逍遥的时候，他“突然间张口结舌，答不上来。他一生营营役役，不断为兴复燕国而奔走，可以说从未有过什么快乐之时。别人瞧他年少英俊，武功高强，名满天下，江湖上对之无不敬畏，自必志得意满，但他内心，实在是从来没有感到真正的快乐过”。快乐是与他无关的。他的快乐存在于他对自己的理想的一种希望。“要我觉得真正的快乐，那是将来，不是过去。”等问到他生平最爱的人叫什么名字时、“慕容复一怔，沉吟片刻，叹了口气，说道：‘我没什么最爱之人。’”没有快乐，没有爱，除了四处奔波，作为一个人，他还能有什么呢？或许他还有希望。因为，我们分明看到他还坐在海边的石头上，享受着他的梦想。 萧峰的刚烈又何尝有过真正的快乐呢？先是为了报仇失手打死爱侣，一直沉浸于痛苦之中，后来，又在忠义与民族矛盾之间徘徊，最后没有一个社会群体是他能融入的。只有毁灭。

J. 为什么金庸的武侠小说获得极高的评价

金庸作为武侠小说这一“项目”的“奥运冠军”，其超凡的功力在于他通过浪漫叙事构造的侠谱。武侠小说作为“写梦的文学”本不以写实见长，其人物创造主要来自作者想象和写作传统，写作传统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象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征化，它不直接来源于现实。而金庸小说作为一种经典就恰恰在于它通过传统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征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尽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韵外之致等本属于中国古典文化要求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并借助独特的武侠语言文化的天空让我们作了一次堪称壮举的乌托邦飞翔。于是，我们才无法忘记令狐冲、杨过、郭靖、小龙女、乔峰、韦小宝、赵敏、黄蓉、任盈盈、郭襄、胡斐甚至是李莫愁、岳不群、欧阳峰、东方不败、灭绝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侠谱”才会比那首“笑傲江湖曲”更令人荡气回肠、不知肉味，才会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酿更醇香无比。而他的这种历史处理也使得武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虚构，“真实”的历史不过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衬托，而人物的性格却呼之欲出了。

另外，金庸的武侠世界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侠”，郭靖说：“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金庸侠义英雄的民族大义，是秉承汉魏以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的。一部中国历史，其实就是汉民族和周边民族互相争斗、交融的历史。民族间的矛盾来源于国家利益的追求，也源于不同的信仰和教化。在中国传统伦理中，民族气节从来都是放在首位的。在国家敌对中，政府的软弱格外刺激民间的信心，而作为民间力量的精英，侠便理所当然地承担了民众和志士仁人的理想。 侠的民族大义表现在为国御敌——这本是军人的本份，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布衣之侠”，更是责无旁贷。
民族大义的本质是一种忠诚，是对历史、对社会的忠诚，扩大开来，也是对家人对朋友的忠诚。一个侠士若不具备这份起码的忠诚，就丧失了自己所赖以寄身的 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