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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侠小说论文

发布时间: 2021-08-09 11:40:44

❶ 求:有关于金庸小说的论文

金庸笔下有反清大侠陈家洛、粗犷豪放的大侠胡一刀甚至是上升到民族气节层面的郭靖、杨过,其中杨过已经比较人性化了,塑造出这样的侠之后,金庸还能塑造出侠吗?
不能了,物极必反,所以他塑造了一个市井小混混——韦小宝,和杨过不一样,杨过的是叛逆,环境造成的叛逆,韦小宝的是滑头,一个市井小混混的无赖,但是这样一个人去深得读者、观众的喜爱,为什么?
这是因为韦小宝不再是一个具有侠的精神的活标本,他是一个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生活,不必要什么大侠的清高,他就是一个小混混,是一个普通人,是一次回归,只不过,这个小混混掌握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存之道,这就是一次飞跃!侠之大者,不是舍本逐末的追求表面,而是要看本质和精神,因此韦小宝成了金庸笔下最大的侠!

浅谈金庸小说对侠文化的渐进式诠释

不记得谁说了句“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家正是造梦的人,自新派武侠小说崛起至今,已经影响了几代华人的成长,是现代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大家百花齐放,或古典,或现代,或沉稳,或轻灵,但武侠小说的本质却始终没变,那就是“武”和“侠”,侠是梦的主角,武是表现侠的方式,究其轻重,侠在武侠小说中的重要性应更甚于武。放眼新派武侠名家,将“侠”这个字的层次、意义阐述得最完整的当属金庸,何出此言,请看下文。

金庸的“侠”始于《书剑恩仇录》,在这部金大师的开山之作里,侠是后天的教化,是教育在人性的白纸上留下的墨迹。且看陈家洛,此人除了在“反清”的大节上能站住脚外,其他方面丝毫未表露出侠的本色,不敢向翠羽黄裳表露真情,轻易相信乾隆的花言巧语,将心爱的女人拱手相让,决不是敢做敢为或者说有做为有所不为的侠客。陈的那点侠气实际来自袁士霄的教诲和红花会群雄的耳濡目染,若不是大环境如此,他在大是大非的关头恐怕很难稳得住。对陈来说,骨子里的贵公子气质是无法改变的,心气高而浮躁,自以为是,心胸便如江南的水道般九曲十八弯,若不是有个成长的好环境,恐怕也只是个纨绔子弟。一套“百花错拳”便显露了陈的本质--华而不实,也意味他一生的决定多数都是“错”,百花又如何,终究是表面的东西,陈有无数提升自己“侠层次”的机会,却一一将其浪费,他这个侠做得够可怜的,甚至不如其他红花会的兄弟--如文泰来。估计金老的本意是将陈塑造为与凡人一般有着内心争杂的侠客,但并未成功,读者根本无法从自身出发理解陈做出的错误选择。这个侠,姑且称之为“山是山,水是水”。

到《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里,侠已进化为一种本质,无需培养,天生便存在。胡一刀年轻时在怎样的环境下长大不得而知,但背负家族冤屈却依然能严守秘密,依旧豪爽,博得“辽东大侠”的美誉,想来是因为胡家历代传下来的侠气,在任何时候都不改本色。胡斐更是如此,自幼父母双亡,由平四抚养长大,一个灶下烧火的小厮能教他多少做人的道理,胡斐之所以成为大侠,乃是骨子里便有侠气,在商家堡就开始发光,其后更是大放异彩,他这个侠与读书识字无关,与周边环境无关,胡家的子弟一生下来就是侠客。再到金庸奠定新派武侠宗师的《射雕英雄传》,侠依然是天生的,只是郭靖更多了分民族大义。胡斐虽不喜与朝廷中人结交,但并不是反清的斗士,郭靖则不同,为国为民战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不愧“侠之大者”的名号。其实,两者都面对外来豪强,只是清朝已打进了关内而元朝还在襄樊城外而已,在面对外族侵略的态度上,郭靖比胡斐更高出一个层次。这几本书中的侠,我将其称为“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因为他们只存在于理想中,现实社会里很难找到,尤其是郭靖,对侠之一字的诠释简直完美无缺,已经有些神化了,难怪倪匡对他不予置评。

再来看《神雕侠侣》和《笑傲江湖》,杨过和令狐冲都属于后天的侠。杨过是遗腹子,母亲也死得早,初一露面便是个地道的小无赖,好在还有郭靖的教诲。连他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有郭靖引路,只怕早已入了歧途,杨过成为侠的转折点就是在蒙古军营中郭靖拼死相救的时候,是郭靖的侠气感染了他,使之成为一代“神雕大侠”。令狐冲则自幼为君子剑岳不群收归门下,虽然岳是个彻底的伪君子,但很懂得掩饰,所以教出来的弟子还是不差的,门下不乏有骨气的好汉,令狐冲就是其中的代表,只是在正邪之间经过艰难的选择后,终于放弃了师父而选择了侠义。其实令狐冲并不能算完全的侠客,他是个散人,如果不是涉及师门和自己的诺言,恐怕很多事情他不会管,他从头到尾都被外界所逼迫,包括这个“侠”字也是被逼出来的。杨过和令狐冲依然“山是山,水是水”,只是这山非那山,所有心理的转变都合情合理,完全为读者理解和喜爱,这两人也是金老小说中最受欢迎的两个侠客。

接下来是《倚天屠龙记》,张无忌又是个天生的侠客,他幼年的成长环境在极北的冰火岛,在父母和义父的教导下长大,张翠山固然是一身侠气,殷素素就难免有些邪味,即使与张翠山成婚后有所改变,但还是有点邪,而谢逊就完全是个邪派人物,再这三个人里,似乎张翠山的地位最低,所以张无忌的幼年教育应该是正邪交杂,但全书中他都是一派侠义本色,不能不说是天生的。只是张无忌这个侠虽是天生的,情感却更类似于普通人,更贴近现实生活。这也叫“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不过看起来已经有点像山水了。

到《天龙八部》和《侠客行》金庸来了个大突变,将侠又提到一个更遥不可极的高度。萧峰不仅是大侠,更是金庸书中第一英雄,如果说郭靖是民族主义的卫士,那萧峰就是国际主义的英雄,他已不限于以杀止杀,而是为和平和战斗。固然,他身世的复杂性使他无法选择辽还是宋,但最后他将断箭插入胸口而不是置身事外两不相帮时,所凭的仍是一贯的侠义精神,一贯的英雄气概。段誉、虚竹和石破天的境界就更高,已经将侠与佛拉近了距离,个人的血海深仇都可以不计较,自己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他人的幸福,段誉和虚竹是有相之佛侠,而混混沌沌的石破天则是无相之佛侠。“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在此已达最高境界,因为山高不见峰,水深不见底,是完全的理想化产物,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有。

经历了以上几个阶段后,侠始终要回到生活中来,但如何再有突破呢?在《鹿鼎记》中可以找到答案。韦小宝,一个小流氓,将侠的概念带进了真实的世界。在现实世界里,做侠客比做什么都难,外界的因素太多了,时刻在影响侠客的抉择,一不小心,侠客就成了狗熊。但韦小宝不怕,他本来就是狗熊,什么都做得出来,社会上他这种人到处都有,只是他集中了许多小人的长处,掌握了更多有效的手段,对他来说,侠义仅仅只是不背叛朋友而已,除了这点很坚决,其他都无所谓。而这点残存的侠义是从哪里来的?听说书听的。极大的讽刺,侠只存在于书中,韦小宝此人实际上是对“侠”存在的环境--中国几千年文化和历史的反思。在这样的历史文化里,真正的侠客只是个理想,人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做点有利于他人的事,为“侠”保留一件残破的外衣。

山依旧是山,水依旧是水,这等山水四处可见,经历了出世和入世的“侠”再如何发展,金庸自己可能也不知道,所以他封笔了。

❷ 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现状如何

古龙已死,金庸封笔,梁羽生老迈。年轻作家都不成气候。

❸ 求金庸武侠小说研究性学习的心得八个和论文1篇

从金庸小说的流行现象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一般的事实。自从金庸在 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流行不衰,并且是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体流行开来。进入90年代以后,金庸小说更因互联网技术的面世而上了网,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网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广、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金庸小说为什么会如此得到全世界华人读者的垂青和喜爱?根据金庸本人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金庸的解释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颇能令人接受。问题在于,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长期流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呢?试想,金庸小说从问世以来,先是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世界流行开来,接着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挟雷霆万钧之势打入大陆市场,俘虏了亿万中国读者的心灵。90年代后,欧美华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说在他们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从流行小说的层次晋升到学术殿堂讨论的严肃课题--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就以“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获颇丰。这恐怕也是美国大学首次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国作家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与会学者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从方方面面触及了与金庸小说有关的多个课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席研究教授刘再复就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另一位与会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则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包含两个成分:一是为了补偿现实的遗缺,而在想像中创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乌托邦境界;另一组充满杀机(危机)的世界,这是现实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侵入。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从而在世俗社会与理想境界之间,在此岸与彼岸的联结中,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

从刘再复和钱理群的发言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给与金庸小说极大的评价,都认为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葩,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就主张“重写一部‘破除偏见,树立正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金庸在文学史中占有他应有的地位。

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是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前现代(中国农村和乡镇)、现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后现代(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欧美),竟然都会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说无甚差别,在内容上也不脱志怪传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说?从西方文学的发展史看,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不同时期的艺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截然不同,一目了然。套句卢卡契的话说,这是一个“要托马斯·曼还是卡夫卡”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基础上的。无论是作为西方现代美学先驱者的斯宾格勒和齐美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巨匠大家如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尽管理论出发点不一,学术派别也不同,都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一对不可通约,也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是,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矛盾都是会转化的。因此,美国文艺批评家菲德才会在五十年代现代主义强弩之末时,高呼“跨越边界,填平鸿沟”,预示着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

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走的却不是同一条道路。尽管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钱玄同等,也曾经痛心疾首地声讨过传统文化,其语气之激烈实不亚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家。不过,他们当时提倡的却不是现代主义,而是为当时西方学界所唾弃的现实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纸倡导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

与此同时,当时的另一批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从文等,也开始创作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把中国文学史带进了崭新的、有别于以文言创作的古典文学的以白话文为文字载体的现代文学阶段。

可是,这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它们除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而被供奉在文学殿堂内,让中文系学生 “瞻仰遗容”以外,恐怕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了。然而,应运而兴的却不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它们至今仍然打不进中国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没有产生过任何足以夸耀的经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张爱玲等接着明清旧白话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品,却越来越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无独有偶,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说体的历史小说,也开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系列片,据悉这也是九十年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不仅是小说,即使是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的新诗传统,也始终无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蔚为大观。北师大教授郑敏就持这种看法: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包括杜绝对其中所沉淀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实已证明,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周作人在创作实践上,每逢要表达深刻的内容或追求艺术效果时,总是仍然求助于他们在理论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诗体。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五四以来,不加思索、囫囵吞枣地把西方文学形式强行移植在中国文学园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的,任何尝试把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的努力,恐怕也会是徒然无功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独特的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流行就是实证。

笔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流行及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中国的传统俗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到了五四时期,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这个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给拦腰截断了。这些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为经典,批判甚至否定了传统俗文学的价值。可是,这毕竟是知识分子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毕竟还是在传统俗文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本土文学。

二、武侠小说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出于时代要求的缘故,拼了老命的反传统,结果矫枉过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层,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恶性循环,也就产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个民族缺乏了一种统摄族魂的维系力量。武侠小说塑造了一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阳、洪七公、郭靖、凌未风、吕四娘等,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炎黄子孙心仪的英雄人物。大陆开放之后,武侠小说就成为了当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盗版再盗版的畅销书,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关。

三、武侠小说是现代仙话。人类的心灵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灵也不例外。中国人的传统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传统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对虚幻神仙世界的追求,来超越现实人间世界的苦难。这就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心态。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形式,已经把人沦为机器的婢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侠世界自然就会成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现代炎黄子孙的彼岸世界。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人正式跨入现代化社会门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也面对了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个精神乌托邦来调剂出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心灵。不过,肩负起这个重任的却不是像西方先锋派类型的那种现代艺术,而是立足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本土文学。

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现代性也是有别于西方的。无以名之,就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也必定是立足于传统同时又有别于传统的。也许金庸所创作的武侠世界,就是此种独特的现代性在文学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这个课题。仅以两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林安梧对传统和现代的精辟见解,作为本文的终结:寻根意愿和全球意识表面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潮。一种是因工业文明发展到了某一极点以后,因人类面临了毁灭边缘而引发的反思;另一种是原来认为经过现代化洗礼后便逐渐消失的传统积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纪,传统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在现代化的后期、工业文明达到高峰的社会里发挥了非常大的力量。

传统是在时间的赓续性所成的历史之流逐渐刷汰累积而成的,当它作为一个与启蒙相对的词来看,特别强调的是以往的累积已难以消融而逐渐僵化成教条,并从而使自身丧失了生机力,生命变得暗淡无光,衰颓破败。但果真传统就是这样的吗?启蒙者往往重新点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审视传统,掘发传统的生机,再造新局。当然启蒙者或许挥刀斩乱麻的想告别传统,但可能传统之水仍就浩浩荡荡望前流去。启蒙,或如康德所说“是人之超脱与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状态”,但并不意味得毁弃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躯。启蒙是生命力之再现,是生命之成长而不是告别。亦惟有在其赓续性(Continuity)中才能护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迈进。

❹ 论文:武侠小说发端于何时

论点:武侠小说不仅仅是一种文体,一种小说,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方式
1、谁能说武侠小说中的勾戟刀剑鞭、宫商角徵羽不是中国历代文化的结晶?
2、武侠小说中一段关于市集的描写便可以从侧面见证着这个时代的兴衰;一行美如画卷的文字时时刻刻流露出中国文化的精髓
3、正义、亦或是执着,这种武侠小说中不变的话题,难道不是我们历代传承着并深入骨髓的一种精神文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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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跪求 金庸小说的文化韵味论文

金庸这个思想的巨人的浓缩在于他那通过虚拟夸张的浪漫叙事透视现实人生的苦乐真谛和借光怪陆离的江湖传奇展示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的近九百万字的武侠小说中。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作者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而是通过对金庸小说形式和语言的论述,来探讨金庸小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萧”和具有雅俗弹性的主要因原。

关键词:金庸小说形式语言

金庸作为武侠小说这一“项目”的“奥运冠军”,其超凡的功力在于他通过浪漫叙事构造的侠谱。武侠小说作为“写梦的文学”本不以写实见长,其人物创造主要来自作者想象和写作传统,写作传统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象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征化,它不直接来源于现实。而金庸小说作为一种经典就恰恰在于它通过传统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征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尽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韵外之致等本属于中国古典文化要求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并借助独特的武侠语言文化的天空让我们作了一次堪称壮举的乌托邦飞翔。于是,我们才无法忘记郭靖、黄蓉、令狐冲、杨过、小龙女、乔峰、韦小宝甚至是李莫愁、岳不群、欧阳峰、灭绝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侠谱”才会比那首“笑傲江湖曲”更令人荡气回肠、不知肉味,才会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酿更醇香无比。而他的这种历史处理也使得武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虚构,“真实”的历史不过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衬托,而人物的性格却呼之欲出了。

杰出的武侠小说家,写武侠,写出的是人世的众生相;敏锐的读者,读武侠,读出的是人间的沧桑和百态。到如今,金庸小说的流播已经冲出华人世界,走得更远。但是,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要一时说清却是很难的,在这里,我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前辈说书人常说“花开两朵,先表一枝”,我觉得用这一想法作为指导思想来切入金庸作品涵盖乾坤的殿堂无疑是有效的。



在杜南发的访谈录《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里有几段被人引用过多次的对话,金庸在里边提到了两个很耐人咀嚼的话题:“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无论是巴金、茅盾或是鲁迅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中国的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有人常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那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小说。” “不管是武侠小说还是爱情小说、侦探小说或什么小说,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它是用什么形式表现那完全没有关系。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它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①这是两个多么矛盾的话题,但却同时存在于一个对话录里,还被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当成文艺理论一般引用!于是,文学的形式问题便成为了一个焦点,到底该如何看待文学的形式?又该如何理解这两个话题所传达的意思呢?

文学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即写作传统,通常包括文学创作中常规手法的体系和与此相连的读者的视野期待。目前通俗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式问题的解决者中的集大成者,恰恰不是别人,而是金庸。

首先,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它承袭了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特点,即金庸在创作过程中保持了武侠小说复杂的文学、文化、社会、历史内涵,典型的创作了繁复多变的武侠文学。武侠小说在旧中国小说里是文学流派的一个大的分支,它与传统小说一样也是由评话、弹词、说书等演变而来的。在内容方面,与武侠有关联的单四大名著中就牵扯到三部;在形式方面,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并没有多大区别,江湖恩怨、门派斗争、武林纷争、男女爱恨、兄弟情义照例还是新派武侠常用的模式和显扬的主题,它的复杂变化反映在小说的思想上。正如金庸所说:“武侠小说所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就内容而言,武侠小说和《水浒传》差不了多少,当然写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国的形式,是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②所以,鲁迅在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也得提到《七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而鲁迅若再生,他也必须得提到金庸小说、古龙小说、梁羽生小说。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巨人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
其次,金庸小说袭用了旧小说在行文时夹用诗词、歌赋、联句,在回目中使用对联、诗词,在语言上使用白话、夹用韵文等特点。金庸在行文时很会玩“花样”,像元好问的《摸鱼儿》、丘处机的《无俗念》、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侠客行》等都运用得浑然天成,毫无斧凿之痕。金庸在回目上为了小说的古典意境所做的装潢更是心机用尽,他在1978年10月《天龙八部》修订本的后记中写道:“曾学柏梁体而写了四十句古体诗,作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在本书中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③他还颇费周章的在先祖查慎行的七律中选了五十行对句作为《鹿鼎记》的回目。不过,金庸也在几本书中没有坚持这种通俗文学固有的思维惯性,殊为恨事。尽管如此,金庸在回目上的成就还是鹤立鸡群,试看《天龙八部》四十一——五十回的回目:“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老鹰小丑/岂堪一击/ 胜之不武/王霸雄图/血海深仇/尽归尘土/念枉求美眷/良缘安在/枯井底/污泥处/酒罢问君三语/为谁开/茶花满路/王孙落魄/怎生消得/杨枝玉霞/敝履荣华/浮云生死/此身何惧/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这一曲气吞万里如虎的《水龙吟》于细微处峰回路转,英雄侠义与儿女情长互为映衬,真是“虎啸龙吟,挽巢鸾凤,剑气碧烟横!”④

再次,金庸小说潜移默化的借鉴了一些中国式的传统手法,如说书艺术、插科打诨角色的引入、全知叙述和次知叙述的运用、戏剧舞台的架设、假全知状态下的视觉与心觉的堂皇运用等。如在人物的塑造上,金庸依靠视觉与心觉的运用,半明半暗地描写人物和事件在客观视觉中留下的意味深长的空白点,轻易地迷惑住了读者,加上精细的心理刻画,终使岳不群成为武侠小说史上最成功的“虚伪家”。又如周伯通、桃谷六仙、岳老三、华山二老等插科打诨一类角色的引入,更令金庸小说锦上添花,对于减低小说的沉闷气氛大有裨益。李渔的《闲情偶寄》就说了“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睡魔一至,则后乎此者虽有《均天》之乐,《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见不闻,如对尼人作揖,土佛谈经矣。”⑤但即使是如此“末技”,也是多少文人梦寐难求的啊!

到了这里,真相才清晰起来:中国形式的写作传统处于作品中整体艺术构架中较符合传统欣赏习惯,较易为大众所感知的位置,它们较早地随着说书、评话、弹词等艺术形式深入民间,成为影响读者审美心理的重要因素。类型化或程式化的写作传统也并不意味着贬义,还有可能是某些艺术形式的重要特征的中性表述,只有“胸中大有丘壑”的“装载家”才是最后的赢家。优秀的作家总是会想方设法去丰富作品的内涵和艺术表现手法,如锤炼语言、增添新的类型或亚类型、将中西相形式结合等等。而金庸小说的成功也就在于它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俗雅,充分的继承了中国传统形式的衣钵,发扬了其武侠小说的特质,成为了20世纪最中国形式的小说。金庸是矛盾的,但这并不一定是缺陷,一个真正意义的作家总是生活在矛盾中并探索着人间百态。



王朔先生在《我看金庸》里曾引言道:“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又说“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⑥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金庸的语言的确有速度感,是白话小说,很俗,而这也恰恰是金庸语言的长处。只是,王朔用金庸的优点或长处去批评金庸,孔门卖文之际未免有点贻笑方家的味道。

金庸的语言可以用“行云流水,平中见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时常会引用一些古典诗词,并运用的极富韵味,但其语言的主要魅力不在于此。金庸的语言通俗,浅显,流畅,灵活生动,没有难认的字,难懂的词和艰涩的句子,语言的动作性强,极善构筑戏剧性场面,具有一种令读者忘记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读金庸小说时,迎面而来的是古朴、苍劲的感觉,初看似乎语不惊人,但愈展开愈魅力无穷。金庸总是试图在作品中不说而又说点什么,那意境的升华令人如饮佳酿,读者于微醉之间已无形之中进行了一场灵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笔是灵动而又厚重的,但也诚如陈墨所言:“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有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⑦如其为郭芙设计的一系列语言就不仅把她的尖酸、刻薄、娇气表现了出来,还把她对杨过既爱且恨的女人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试看《神雕侠侣》三十九回《大战襄阳》里对郭芙的描写:“郭芙一呆,儿时的种种往事,霎时之间如电光石火般在心头一闪而过:‘我难道讨厌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拼命来讨我的喜欢,可是他却从来不理我。只要他稍为顺着我一点儿,我便为他死了,也所甘愿。我为甚么老是这般没来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着他,念着他,但他竟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二十年来,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杨过,总是将他当作了对头,实则内心深处,对他的眷念关注,固非言语所能形容。
可是不但杨过丝毫没明白她的心事,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头的恨恶一去,她才突然体会到,原来自己对他的关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这么说,郭芙这个人物的刻画在金庸小说中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她的意义绝对不下于黄蓉、小龙女以及李莫愁,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总是先入为主的把自己当成了杨过,而把郭芙当成了对头并对之无比痛恨,殊不知此举乃是入宝山而空回,买椟而还珠了。金庸小说就是这样:语言升华成性格,性格升华成命运,而命运反过来又影响语言,如此循循导之,步步深入。

金庸语言不仅借助白描和心理刻画,还常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修饰手法。记忆犹新的是《雪山飞狐》中描写胡一刀夫妇的那句话:“这一男一女啊,打个比方,那就是貂禅嫁给了张飞……”在这里,人物形象借助语言的勾勒而显得如鱼得水,它唤起的想像与联想让读者再也抹不去对这一对夫妻的记忆。金庸的语言还很幽默诙谐。从“老顽童”到“桃谷六仙”再到“韦小宝”,这些令人捧腹的人物使得小说此起彼伏,有滋有味。他们或是成为一种意义或思维的化身,或是成为小说重要情节或线索充实小说内容,或是与叙事角度和评点相结合,不但为金庸小说吸引了无数的读者,也为这个快节奏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活力。

在故事创作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却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即使是《天龙八部》这么一部气势恢宏、多头并进的作品也得如此。这就要提及语式中的讲述与描述。讲述与描述的区别体现在叙事角度、人称转换、叙事与故事的距离以及叙事态度上,“讲述是历时性的叙述,提供故事的来龙去脉,交代人物的过去以及有关信息”;而描述则“比较含蓄,多用客观或‘中性’的语调”,是“给定了场面的戏剧性的现时性的叙述型语式”⑧。讲述与描述的灵活运用在金庸小说中随处可见,如《倚天屠龙记》第二章《武当山顶松柏长》的最后一段写道:“张君宝其时年岁尚轻,也不敢断定自己的推测必对。他得觉远传授甚久,于这部九阳真经已记了十之五六,十余年间竟然内力大进,其后多读道藏,于道家练气之术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间闲游,仰望浮云,俯视流水,张君宝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贯通,领会了武功中以柔克刚的至理,忍不住仰天长笑。”这是描述性的,后面又接着道:“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宗师。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发明,创出了辉映后世、照耀千古的武当一派武功。后来北游宝鸣,见到三峰挺秀,卓立云海,于武学又有所悟,乃自号三丰,那便是中国武学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张三丰。”这又是讲述了。在这段话里,描述转换成讲述是不着痕迹的,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袁崇焕评传》时肯定更会有这种感觉。

金庸对语言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他的风格是“经过了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他还说:“写小说内容求‘雅俗共赏’,文字能‘清简流畅’,此吾之愿也。”⑨王安石的诗说得好:“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金庸曾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说,其“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肩挑”的良苦用心比起“批阅十载,增删数次”的曹公雪芹来也毫不逊色。例如,金庸在回目上就将《书剑恩仇录》的第一二回由“古道骏马惊白发,险侠神驼飞翠翎”改成了 “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这使得这两回回目在意境、平仄等方面都更切合文本。又如在《射雕英雄传》的开头,金庸增加了张十五说书的故事。这种说书艺术将叙述者、听者、读者等自由结合,作者自由出入其间,以生动逼真的临场感,满足了读者理清来龙去脉的愿望,唤醒了读者心目中潜藏的人物形象。而这种艺术与别的语言艺术的完美结合,在《鹿鼎记》中更是得到了最佳的展示,为这部20世纪与众不同的武侠小说的增加了不少艺术价值。

金庸以他的生花妙笔冲破了小说形式的限制,超越了俗雅之界,对语言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英国政府在香港施行的重英轻中的殖民教育做出了无声的抗议。



金庸懂得挖掘现实,更懂得挖掘远离现实生活的“真实”(人的情感、性格、道德、信仰等)。然而,梦回江湖后,在金庸用小说特有的形式和语言引领读者想象并把握历史的脉搏的同时,理想却只能一点一滴地积淀现实,因为理想只能永远走在现实的前面引导与提升现实,却永远不能完全代替现实,所以,无论当年多么叱咤风云的金庸小说主人公,最终还是以各种方式离开了江湖这一“母体”。如郭靖与黄蓉。他们的爱情以牺牲黄蓉的代价来对郭靖做出一种虚幻的补偿,令一个活泼、轻柔、聪慧、灵敏的女子来向木讷、刚毅、质实、朴拙的男性做出一种超乎生死的承诺,这本来就是浪漫主义的产物,但是我们却无法不看到郭靖在许多时候都可以抛弃黄蓉,所谓“巧妻常伴拙夫眠”本就是儒教文化中类似“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般的“仁中自有颜如玉”的麻醉剂和兴奋剂而已。又如“自由之神” 令狐冲,他生性率直、兴味随意、活的潇洒,是金庸小说中最洒脱之人;但他又是最遵守中国传统文化之人,他依恋师门,极力维护师傅、师弟,他交友只认情义,不分正邪,他受到委屈从来是反躬自问,不责怪他人。个性的张扬与道德的完善在他身上得到最完美的结合。不过,令狐冲也毫无振奋的勇气和信念,倘若不是作者及时安排任我行之死,他必定也死了;倘若不是安排岳灵珊对令狐冲的背叛,令狐冲的爱情也必将在岳灵珊和任盈盈的无所取舍中霜冷长河。这就意味着令狐冲的结局实际上是一种“虚假性的结局”,他的归隐和乔峰意义上的死毫无区别。

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又恰恰在此,他以武侠小说的幻景形式和生花妙笔有效地掩盖了现实处境的严峻,完美地连缀了来自现实的矛盾的裂缝,而向世人昭示出一种理想化、和谐化的世界的可能性,并防止历史文化语境的印痕和创伤的暴露,充满激情地言说着这个世纪所交托给文人的侠客梦。陈平原说:“不敢说没有江湖就不存在侠客;可武侠小说中倘若没有一个虚拟的‘江湖世界’,侠客就不可能纵横驰骋大显神威。”正如《西游记》写的最好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金庸小说的美在那浪漫主义建构的艺术画廊里,是乔峰大战少林、聚义庄之时;是郭靖华山论剑之日;是令狐冲挥舞独孤九剑之间;是杨过携手小龙女的刹那;是李莫愁引吭高歌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瞬间;是韦小宝脚底抹油的顷刻……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庸武侠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正在于此。

❽ 写一篇关于武侠小说的论文,但需要一个论点,请教下各位有哪些论点可以讨论呢,从什么角度可以写呢

论点:武侠小说不仅仅是一种文体,一种小说,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方式

1、谁能说武侠小说中的勾戟刀剑鞭、宫商角徵羽不是中国历代文化的结晶?
2、武侠小说中一段关于市集的描写便可以从侧面见证着这个时代的兴衰;一行美如画卷的文字时时刻刻流露出中国文化的精髓
3、正义、亦或是执着,这种武侠小说中不变的话题,难道不是我们历代传承着并深入骨髓的一种精神文化吗?

自己写的……不知道行不行啊,希望能帮到你吧~
如果还可以的话,别忘了给分哦~

❾ 求三篇“金庸武侠小说赏析结课论文”(1500字左右/篇)

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张无忌
《神雕侠侣》是金庸紧接着《射雕英雄传》的小说,但我认为这部小说及小说的主角杨 过应分别处理,因为《神雕》的主题完全不同。有些人或会觉得武侠小说是写故事、写人 物,不是探讨什么主题,我很同意这个见解,以主题论金庸小说的人物,并不是强说这些主 题是作者原意,而是纯粹读者自己的体会出来的东西,但是一部完成了的作品,是有它自己 的生命的,因此读者看小说,或者旁人要评论,也不必事事追究作者原来的用意是什么。我 的意见是,暂时不谈《神雕》而跳到下一部小说,可以得出较连贯的看法。 在《倚天屠龙记》,金庸又回复到袁承志式的主角来。张无忌的身世比袁承志复杂得 多,遭遇远比袁承志传奇,但张无忌的个性跟袁承志完全不同,他随和得多,也被动得多 了。
金庸在《倚天》的后记说,张无忌不是政治领袖材料,因为他不能克制自己,对敌人残 忍,不能当机立断,也没有权力欲,但是,张无忌随和良善,可以与他成为好朋友。 张无忌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良善心肠。他并不很重视分辨是非善恶,也可说是不大重视公 正的赏善罚恶,而是习惯性的得饶人处且饶人,他是个感性的人,很容易受人感动,要威胁 他做什么未必成功,但恳求他什么,他多半会答应,就算自己吃亏,也不计较。 他的良善心肠,自小已看得出来。谢逊在冰火岛上谈往事,说到以七伤拳打空见神僧, 十三拳打了十拳,小元忌插口说:“义父,下面还有三拳,你就不要打了罢,这老和尚为人 很好,你打伤了他,心中过意不去。倘若伤了自己,那也不好。”
他头十年的生命,在父母及义父慈爱保护之下度过,后来的一连串苦难,始终没有改变 他对别人的信任和善心。他父母在一日内相继自杀而死,殷素素临死时叮嘱他记着上武当山 逼死他父母的各门各派中的人,慢慢报仇,他记是记住了这些人,但最后没有向他们之中任 何一人报仇。金庸的男主角之中,似乎只有张无忌从来没有以为什么人报仇为目的。 另一方面,张无忌记恩,周芷若在舟中喂饭之恩,他一生都没有忘记,后来她两番累他 几乎丧命,他也一点不放在心上。记起她时,总想到她的恩情,不想她负他之处。 他是个温情的人,对父母义父的爱、对张三丰的爱、对武当六侠的爱时时洋溢在胸中, 甚至对殷离感到亲近,对殷野王、殷天正感到深切亲情。他保护杨不悔万里寻父,绝不是基 于“助人为快乐之本”的原则,而是出乎自然的爱护弱小。在光明顶秘道之中,他以自身为 小昭挡灾,小昭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但是于张无忌而言,这却是最自然不过:“你是个小姑 娘,我自是要护着你些儿。”
在情爱事上,张无忌也是随和被动、容易受感动、容易受人摆布。他以爱还爱,周芷若 爱他,他对她爱怜备至;赵敏对他迷恋,为他抛弃荣华。不顾生命,他也自然“刻骨铭心” 地爱她了。她们两个都是美人,金庸在书中三番四次刻画她们白雪红玫之美,一加上良辰美 景。花前月下,张无忌的反应便是“心中一荡”、意乱情迷了。
张无忌不能成为政治领袖,随和被动而缺乏野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 他毫无主见,亦心无城府,容易信人。他之所以成为明教教主,全是凑巧,后来中朱元璋之 计退出,亦没有什么可惜。他根本没有多大的领袖指挥才能,更不懂谋略,就算当时没有中 计,也不是长久的教主材料。他甚至没有什么志愿理想,他对世界看法单纯,最接近理想志 愿的,只是空泛地希望人人忘记仇恨,结成朋友,快快乐乐地过日子。因此,他最适合做医 生。他在蝶谷学医,后来运用医术救人的情节,是他表现得最主动的地方,也是他最令人欣 赏的时候。武功在他是次要,医术才是最主要的。
我始终不大喜欢张无忌,真正原因可能只是他的个性与我恰好相反。我对张无忌这个人 物颇有偏见。但我仍认为这样的人,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他们心地良善,绝不苛刻,也 绝不自以为是,道貌岸然;坏处是他们容易被人利用,他们往往明知被人利用而甘心被人利 用,虽然这是他们的宽大为怀,但这也令到爱护他们的人感到不快,因为对于对他好与对他 不好的人都一样好,其实就是对于对他好的人不公平了,这种心态或许可称为小心眼,但也是人之常情。

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梅超风
读过《射雕英雄传》的人,没有不记得“黑风双煞”的。
江南七怪黑夜在荒山恶战黑风双煞的惊心动魄之处,像人与鬼怪之间的搏斗多于武林人 物之间的打斗,梅超风长发飞舞、在月下荒山以“九阴白骨爪”插入活人靶子的头顶,满手 鲜血脑浆,令人想起吸血僵尸。童年的恐怖经历印象分外难以磨灭,恶战“铁尸”梅超风、 慌乱中刺死“铜尸”陈玄风,是郭靖童年最可怕的经历。
荒山一战,“铜尸”丧命,被江南七怪打瞎的“铁尸”却逃脱,她到处追寻杀夫仇人报 仇。梅超风是《射雕英雄传》最残忍可怖的人物,但同时又是最可悲可怜的人物。她突然在 完颜烈王府花园出现,被黄蓉一口喝住,读者才知道原来这妖魔似的“铁尸”以前有一个美 丽的名字叫做“梅若华”,拜在桃花岛黄药师门下学艺,才改为“梅超风”。同门的师兄弟 都以“风”字排,陈玄风原是师兄,两人成为情侣,此外还有陆乘风、曲灵风等人。黄药师 的夫人为他从周怕通处骗得一部“九阴真经”,梅超风与陈玄风偷了逃去躲起来练习,黄药 师大怒之余打断了徒弟的腿,把他们逐出师门,冯蘅为黄药师苦苦再努力追忆经文默出,终 于心力交瘁,难产而死。梅超风,陈玄风便成了相依为命的一对夫妻,陈玄风死后,十多年 来梅超风便了然一人,过着孤独、痛苦而黑暗的日子。
把梅超风比作自悔偷灵药的媳娥,未免有点怪诞,然而梅超风的确是怀念师父、后悔偷 经。在归云庄无意重见恩师,她掩不住渴望重归师门的心情,宁愿自己斩去双掌,以废掉从 “九阴真经”上学回来的高强武功。终于,黄药师与全真七子搏斗,欧阳锋在背后施袭,她 奋身扑在黄药师背上,为护他舍弃了生命,临终之际,黄药师让她得偿心愿,她死后,黄药 师以她的尸首为“武器”,为她报仇。无论是否同情这两个人物的所为,读者都会被他们之 间的感情感动。更值得指出的是,梅超风这个人物的完整。她的故事一早便有伏线,正好显 示《射雕英雄传》的结构比较严密。

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黄药师
金庸小说所有女子之中,最幸福的一定是黄蓉的母亲冯蘅女士了,因为她有黄药师这样 的人做丈夫(冯蘅因黄药师而亡,不知有何可幸之处?--东方剑)。
黄药师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博览群书,精通阴阳五行、奇门八卦数术,琴棋书画,更 是无一不精,黄蓉随便乱学些皮毛,已经十分可观,黄药师本人如何聪明及有才学,就不难 想像得到了,何况他还武功盖世,脐身一流高手之列?
黄药师本人风流潇洒,口味高雅,单从他的武功已可见端倪。他的“落英掌”、“兰花 拂穴手”追求姿态优美,“碧海潮生曲”更是寓武功于音乐。桃花岛的布局符合防卫,但表 面上不露痕迹,但觉花木幽深,竟是园林艺术的上品。
看他的布置,便知他的生活充满抚琴、吹萧、烹茶、观画、钻研学问种种情趣,“桃花 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多么令人神往!
他不落俗套,不为世俗思想所规限,他任性痴情而极度浪漫。妻子亡故,他恋恋不忘, 十几年中,夜夜在她墓旁吹箫相伴,墓中供着的是他亲笔所绘的小像及最精巧的珍玩,他做 了花船,思算携了她的玉棺,月夜出航,让海浪打碎船身,与她一同葬身大海,这是何等痴 情,又何等浪漫。
而且他的浪漫,不是做梦的少年的浪漫,而是一个懂得爱也懂得欲的成熟男子的浪漫。 他的重视真情,一生渴望思念也在所不计。所以,他看见黄蓉深爱郭靖,难舍难分,他便共 鸣而发出悲吟:“且乎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有这样的父亲而 思嫁郭靖,黄蓉的口味实在不高贵。
这样的人自是骄傲的,所以是“东邪”,而黄药师的缺点也太多太多,“伟大”、“英 雄”、“完美”的这些字眼不能用到他身上,但这么多才多艺多令人倾心之处的人,有缺点 又有什么关系?冯蘅虽然早死,但也应是值得的。
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洪七公
洪七公若非贪吃,必然是个伟大而无趣的人。他正义凛然的告诉裘千仞,他手下杀过二 百三十一人,但个个都是恶徒,死有余辜,他平生没有杀过一个好人;就算这是事实,这等 自信道德上从来没有错,而进一步结论因此他有资格杀裘千仞,真是使人不寒而傈。世上最 专横的独裁者,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
洪七公毫不专横,也绝非独裁者,他是一个典型的大节一丝不苟,其余便不拘小节的人 物,不犯大错,不给他作大义凛然指责的理由,洪七公是个可爱的长者。他的贪吃及美食当 前的猴急姿态,令人感到好笑,洪七公有此弱点,便不会变得不近人情了。
事实上,他很有人情味,他明知黄蓉故意讨好他,使他答应教郭靖武功,但也不在意, 照教如仪,让这对小儿女遂了心愿。他并不是一味出自好心,教穆念慈是出自好心,报答她 好心救了一名丐帮弟子,但只教了她两三招,黄蓉郭靖学了这么多功夫去,一来因为他贪吃 黄蓉的小菜,二来因为他着实喜爱他二人,而两人之中,他又喜爱黄蓉更多,因为她聪明伶 俐,这样的徒弟,往往吸引师父一套一套功夫的教下去,欲罢不能。若洪七公正义感大于人 情味,他就会欣赏正直的郭靖,多过古灵精怪的黄蓉了。为了郭靖,他大概不会承担这样大 的麻烦,亲自跑到桃花岛去代郭靖求亲,但为了黄蓉,见她那么喜欢这傻小子,他就扮演郭 家大媒去了。
他喜爱黄蓉,黄蓉也是真心爱他,他被老毒物暗袭,身受重伤,明霞岛上,黄蓉悉心照 料维护,犹如小孙女照料老祖父,亲情深厚,令人感动。
其实,正是因为他是这么可亲可爱的一个人,所以他的正义凛然才分外使人肃然起敬, 所以在他跟前,施以偷袭的欧阳锋,乘人之危的欧阳克,才显得那么卑鄙不堪。洪七公对裘 千仞说的那段话那么有力,原因不在于洪七公是永远不会错的圣人,而是在于他极少板起脸 孔教训人,连洪七公这么宽容的人也提出指责,裘千仞就不能不感到惭愧了。

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黄蓉
金庸小说多妖女,黄蓉一露面便让郭靖的师父骂称“小妖女”;殷素素是“妖女”。任 盈盈是“魔教妖女”,何铁手、蓝凤凰之流自然更是妖女,连蒙古郡主赵敏,也被人叫做 “小妖女”。
金庸小说多妖女,无非是因为金庸小说多美女。美得惊人而又“来路不正”的女子,活 色生香,不肯像淑女那样守本分,太令正人君子抵抗不了,卫道之士就不能不骂以“妖女” 了。从这个角度看,黄蓉当然是“小妖女”。
许多人不喜欢黄蓉,特别是《神雕侠侣》中的中年黄蓉,嫌她聪明得过分厉害,有点近 乎阴沉。我却十分欣赏黄蓉,认为是金庸写得最好的女角。特别欣赏他处理黄蓉从《射雕英 雄传》的青春少女到《神雕侠侣》的中年妇人的个性发展。其他女角大多是形象化的人物, 但黄蓉却是活生生的、有优点、有缺点。会长大。会变。会衰老的真人,音容体态历历在 目,思想个性贯彻分明,熟读这两套小说,觉得了解黄蓉的一生,这是在金庸成功的角色中 也不可多得的。
写黄蓉的笔触之准确,不像创造一个角色,倒像描述一个作者很熟悉很喜爱的人。 其实,黄蓉没有什么“厉害”;除了特别聪明美丽之外,她只不过是一个寻常女子。少 女时爱玩,遇到了喜欢的少年郎,但愿与他日夜相从、一生厮守,一心要嫁给他做妻子。 结婚之后,又一心助他事业成功,为他养儿育女。她可没有什么胸怀大志,不过事事以 丈夫为重。为儿女操心。
即使论聪明才智,黄蓉的聪明才智也只限于心思敏捷。记性特别好而已。诗词歌赋。对 联谜语她过目不忘,武功算术一点即通,但她没有超凡的智慧,一灯大师的禅机她便茫然不 知所对。她不够耐性。缺乏恒心,也不见得特别有同情心,南琴的凄凉、穆念慈为情所困, 她只觉好奇好玩。(金庸说,聪明的人未免缺少同情心。)直至与郭靖无奈分离,才开始了 解愁滋味,是失意苦难强迫黄蓉长大的。
但黄蓉就是娱乐性强。特别喜欢她在岳王庙拆穿欧阳锋和杨康在桃花岛杀江南六怪那段 情节,由她在柯镇恶手掌心写:“告我父何人杀我”开始,到逼欧阳锋让终于明白了内情的 柯镇恶走,分析推理,步步洞悉先机,紧张刺激,像看最曲折奇情的侦探小说。但这段己开 始见黄蓉以机智面对凶险。不复只轻松斗智,渐渐踏入后来《神雕侠侣》的“智者虑”的苦 涩境地。
精灵娇美的黄蓉,为什么乐意嫁与既笨拙而又不见得长得多俊的郭靖?一个解释是“萝 卜白菜,各有所爱”。这个解释,等于说情之为物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有一个新派解释是, 黄蓉就是看中了郭靖笨,容易控制,不怕他闹花样,这又未免太理性了。
黄蓉初识郭靖,不过盈盈十五,刁蛮任性,父亲又大有来头,她才不怕被什么人欺负。 而且她不但任性,更是痴情,真的是一往情深。发现郭靖原来已是“金刀附马”时,她对父 亲说,他另娶别人,我也要另嫁别个;他心中只有我,我心中也只有他,我是你的女儿,别 人不高兴也拿我没法,但是他这样对我,我也活不到多久。黄药师见女儿眼神是缠绵万状, 难舍难分,知道情根深种,根本无可挽回,只能陪她伤心。
不是的,黄蓉是真心爱慕依恋郭靖,若要解释,那也毫无难处。一般男以色爱女,女子 爱男子,却是基于道德或本领上的崇拜,郭靖觉得蓉儿“说不出的可爱”,但黄蓉爱郭靖, 是因为“世间上不可能有比他更好的人了”,是因为他是好人,是君子,是个有清楚原则而 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的人。
甩一点现代心理学的术语说,郭靖是黄蓉的道德范畴,他给黄蓉的,是她一向匮乏的精 神上的安全感,换句话说,郭靖是衔蓉心底渴望的“父亲人物”。黄药师与女儿的关系,素 来是好友的关系多于父女的关系,尤其是妻子早死,女儿便在精神上代替了妻子的地位;他 教她学问武功,与她谈诗论文,但从不以父亲地位管教她。正因为关系是这样,他才对郭靖 诸多不满,其中有许多是喝醋成分,到后来郭靖黄蓉结婚生子,他更看不入眼,不但与他们 疏远,跟杨过谈起黄蓉,还是十分酸溜溜的。
但是黄蓉不是“小东邪”,个性上她只是个寻常女子,跟郭靖过着“正常”的家庭生 活,接受他的道德伦理价值,同时得到社会接受,她十分满足乐意,她要人间的快乐,不要 孤标傲世,黄药师对她失望,那也没有法子。
黄蓉为什么跟郭靖好。即使看《射雕英雄传》不明白,看《神雕侠侣》也会明白。杨过 是黄蓉的翻版,这个金庸已多次暗示过,黄蓉自己也再三说了出来,一般的刁钻古怪,聪明 伶俐,痴情任性,一个是娇美无倚,一个是清秀俊俏,所不同的,是两人的身世。 黄蓉初识郭靖时扮成个肮脏褴褛的小叫化,杨过根本就与小叫化差不多。黄蓉后来约郭 靖到湖边相见时,恢复她本来面目,郭靖只觉她宛若仙子下凡,黄蓉说,她穿这样的衣服, 人人都会同她好,但她扮作小叫化的时候他待她好,那才见得是真心。
杨过的小叫化可不是扮的,无怪人人都待他不好,黄蓉与杨过的分别基本是这样。 黄蓉与杨过这样相似的人,为什么一直关系十分差?金庸说成是中央隔了个杨康的阴 影,其实不是的,真正的原因是爱的基础在于信任,而两个心比比干多一窍的人要互相信 任,真是难乎其难。聪明人可以看到一百个怀疑的理由,而信任往往不是建立在理性的考虑 之上。黄蓉与杨过在桃花岛有过一次真情流露的交流,是黄蓉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对杨过坦 白诚恳他说,她知道他有许多事瞒着她,不过她很了解,因为自己小时也是一般怪僻。杨过 大是感动,在她怀里哭了起来。这就是以爱报信任的自然反应。可惜,信任没支持多久,杨 过一见傻姑,逼问出杨康死因,马上认定黄蓉是杀父仇人,而对他种种好处,都是别有用 心。傻姑断续不全的话又怎信得过?杨过是个聪明人,纵然偏激,也必能问得明白,但是由 于一早便对聪明的黄蓉不信任,所以一想到她存心作假,便坚信已找到答案。
聪明人太聪明时,就会草木皆兵,没有人可信任,因此,也没有人可以爱,但偏是黄蓉 杨过都是极需要爱的人,因此碰上一个全心全意爱自己的率直的人、笨人,因其笨而可信 任,便如获救星,一心相爱,到死相随。郭靖是笨人,小龙女是笨人,杨过爱小龙女而黄蓉 爱郭靖,黄蓉与杨过始终不能相亲相爱,就是性格的关系。
数年前看过倪匡先生批评黄蓉,他说,少女时代的黄蓉那么可爱,一到中年就非常不可 爱了。我很不同意,纳闷了几年,老是想翻案,一直想到现在,忽然明白,原来中年黄蓉果 然不可爱。
一灯大师赞美中年黄蓉大智大勇,怎样叫做“智”,似乎不必解释了,但是“勇”是有 多种的。不知畏惧的“当头勇”,被萧伯纳在《兵器与军人》之中挖苦得不成样子,比较值 得敬佩的是感到恐惧仍不退缩的勇。郭靖听见都史拉豹子去找拖雷,要去叫拖雷逃,韩小莹 问他怕不怕连他也吃掉,他说:“我怕。”韩小莹问:“那你去不去?”郭靖答:“我 去。”就是这种勇。这种勇气,是感情鼓励之下的勇气。第三种勇,是经过理性分析策划而 后采取行动的勇。
黄蓉为了取得仅存的情花解毒丹去救杨过性命,说服裘千尺打她三枚枣核钉,若然她不 闪不避不格接了,裘千尺便把丹药给她。这枣核钉十分厉害,黄蓉虽是策定计谋,但仍须冒 性命之险进行。一灯大师赞她大智大勇,就是指这种勇。
另一次是她潜下绝情谷底的寒潭去寻杨过。虽说黄蓉水性最好,但其时她已年近五十, 而潭底有什么凶险,谁也不知,她再三尽力潜至可潜到的最深处,以致上来时头发也结了薄 冰,不可谓不勇敢。
这种沉着的勇,并不逊于第一,二种勇,刚相反,把危险看得清清楚楚而全力以赴,需 要的勇气更大。然而,需要最大勇气的勇,也是最没有人感激欣赏的勇。黄蓉两番舍命救杨 过,他何尝感动?又有多少读者感动?倒是傻里傻气的乱打一通,无端一齐送命,大家都感 到敬仰无比。快意无比。
说破了。原因也很简单,人心底最害怕的是自己太过渺小无力,居然有人不顾后果拼命 为自己做一件事,那就证明自己重要,有左右别人行动的力量。令人放弃理智的力量,常常 使自己有这种胜利感的人自然十分可爱,黄蓉连面对生死都由理性控制,当然极“不可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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