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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作者的写作特点

发布时间: 2022-08-08 09:43:04

⑴ 传统武侠小说的特点,分类,代表性的作家,作品

【传统武侠时期】

一、港台武侠时期
即所谓的“新武侠”时期或者大武侠时代。20世纪50年代,武侠在港台的商品化和通俗化潮流中形成。它是以梁羽生和金庸为代表的写虚构的历史上的武侠故事为内容的一个文学流派,指新文化运动后,武侠小说在新文学的影响下,开始白话创作后新一种的文学样式。这个时代名家辈出,梁羽生为开端,金庸为高潮,温瑞安为第二次高潮。金庸、古龙、梁羽生还并称为“新武侠三大家”。
关于此时武侠中“侠”的定义,梁羽生讲“旧武侠小说中的侠,多属统治阶级的鹰犬,新武侠小说中的侠,是为社会除害的英雄;侠指的是正义行为--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就是侠的行为,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此时武侠大多突破了民国武侠小说的剑仙斗法、门派纷争、镖师与绿林仇杀的题材范围,较多表现人民群众的斗争。着重人物性格描写,兼用中西技法,突破了旧武侠小说的窠臼,剔除了旧武侠的鬼神色彩,要求故事中的奇迹严格限制在“人体潜能”的范围内。新武侠的缺陷在于侠客英雄超人化,他们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包打天下。缺乏现实主义的深度,屈从于商业需要,稗出赘附,故事套路化。
1、第一时期,梁金时期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2年生,广西蒙山人)在1954年发表的《龙虎斗京华》,以口语写作,所述史实,所绘山川,均经严格考据,人生性格与心理活动刻划入微,文笔细腻而有文采,旧武侠小说难以与其比肩,从此奠定声名,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动之作。梁羽生国学根底深厚,他的武侠小说带有许多自己作的诗词,每每传诵一时。他的小说每一部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1956年,梁羽生开始写《七剑下天山》。梁羽生一直写作到八十年代初,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武当一剑》初刊于1980年5月9日的《大公报》上,完结于1983年8月2日。代表作《萍踪侠影录》、《七剑下天山》、《塞外奇侠传》、《龙虎斗京华》、《云海玉弓缘》、《白发魔女传》。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3年生,原籍浙江海宁)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写作于1955年中。《射雕英雄传》写于1957年至1958年之间,是金庸的第四部武侠小说。“射雕”奠定了金庸的武林盟主地位,是公认的经典名著。金庸用十七年写完他的十五部武侠小说,又用十年把这十五部小说全部重新修订了一遍。金庸写作至1972年文革未结束封笔。
2、第二时期,古龙时期
古龙1960年开始尝试写武侠小说,初期的《苍穹神剑》等都十分幼稚,及至1964年才以《浣花洗剑录》等声名鹊起。1965至1966年间是他创作的丰收期,他写作了《大旗英雄传》、《名剑风流》、《武林外史》、《绝代双骄》等名著。1967年创作的《铁血传奇》(即楚留香系列)及以后一直写了六十一部共计28册。古龙其人才华横溢但用心不专,从他的小说就可以看出来。但他妙在有急智,每在关节处突出奇兵。早年古龙并没有自己特出的风格,在台湾的武侠圈子里不算太耀眼;至于他在七十年代的晚期作品,那已明显是江郎才尽、力不从心了。
3、第三时期,温黄时期
温瑞安(出生于马来西亚),1973年作《四大名捕会京师》,1981年作《神州奇侠》、《血河车》等重要作品。八十年代初金庸、梁羽生相继封笔,1985年古龙去世之后,港台武侠小说一片凋零。出于“求新、求变、求突破”的心理,温瑞安从1986年底开始大力倡行“超新派武侠”,或称“现代派武侠”,把大量主流文学的东西引入了武侠小说。曹正文在1989年将其列为第三代新武侠小说的代表,而与第一代的金庸、梁羽生,第二代的古龙并称。
黄易,本名黄祖强,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毕业。1989年黄易辞去高职厚薪,隐居离岛深山、藏风聚水之地,专心从事创作。至90年代,旋即以独树一帜的武侠作品,席卷港、台两地。1991年成立黄易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了大唐双龙传等作品。黄易的作品场面宏大、人物众多,让人叹为观止。只是在武打招式的描写上显得过于草率,说服力不足。另外,黄易作品往往直接融入一个历史大时代,而不是将历史作为背景。这是其优点,但也受到了历史的限制。
港台武侠时期港台的其他作家于香港方面有:蹄风、金锋、张梦还、牟松庭、江一明、避秦楼主、风雨楼主、高峰、石冲等;台湾方面,有:郎红浣、成铁吾、海上击筑生、伴霞楼主、卧龙生、司马翎(即吴楼居士)、诸葛青云、孙玉鑫、龙井天、墨余生、天风楼主、醉仙楼主、独抱楼主、蛊上九、陆鱼、上官鼎、东方玉、曹若冰、南湘野叟、武陵樵子、慕容美、萧逸、古如风、向梦葵、陈青云、柳残阳、司马紫烟、独孤红、奇儒、秋梦痕、于东楼、东方英、雪雁、秦红、墨余生、丁情等。但其中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武侠作家极少。

⑵ 新武侠小说有哪些特点

A、有清晰的历史背景,有新的、强烈的个人历史观。
新武侠小说
B、重视中国武侠小说的写实传统,亦向西方小说吸收新手法。
C、比旧武侠小说更注重“文学”内涵,在写作时对文学形象的塑造、语言的提炼、文字的把握、结构的严谨等方面更为在意。
D、注重人物的思想道德、品味,招式从写实到写意发展,同时,把“侠”的形象提升了,认为“侠”比武更重要。
新武侠小说是以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章回小说)为躯壳,叙事重在“时、地、人”三方面,时间大都选择在“外族入侵”、“民族矛盾深化”、“官逼民反”(《水浒》的传统),地点——以“边疆”(沙漠、天山、塞外),内陆则以“北京”、“江南”为主。人物——“侠士VS美女”。语言——新武侠小说有其语言特色,金、梁是文白相间,制诗填词,偏重文学知识。古龙虽以白话语言为主,但也别有其一种独到而鲜明的风格。

⑶ 著名小说家古龙都写过哪些作品他写的作品有何特点

古龙从1958年左右开始写武侠小说,在25年的时间里创作了大约90多部小说。他的早期作品主要有:《苍穹神剑》、《孤星传》、《飘香剑雨》、《历劫江湖》、《金剑残骨令》、《河洛一剑》、《游侠录》、《失魂引》、《月异星邪》、《剑毒梅香》等等。

中期主要有:《武林外史》、《浣花洗剑录》、《情人箭》、《大旗英雄传》、《绝代双骄》、《江湖人》等等。

但真正能够代表古龙水平的还是他后期的作品,有《多情剑客无情剑》、《萧十一郎》、《楚留香》(包括《血海飘香》《大沙漠》《画眉鸟》《蝙蝠传奇》《桃花传奇》)、《流星蝴蝶剑》、《欢乐英雄》、《大人物》、《边城浪子》、《七种武器》(包括《长生剑》《孔雀翎》《碧玉刀》《多情环》《拳头》《离别钩》《霸王枪》)、《剑花烟雨江南》、《七杀手》、《九月鹰飞》、《陆小凤》(包括《大金鹏王》《凤凰东南飞》《决战前后》《幽灵山庄》《银钩赌坊》《隐形的人》)《天涯明月刀》、《三少爷的剑》、《白玉老虎》、《英雄无泪》等等。

我将从3方面说说古龙武侠小说的创作特点。

古龙还吸收了西方推理、侦探小说的某些因素,使小说在结构上又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的紧迫感。他往往叙述一件阴谋被某位大侠(或几位)最后揭露并制止的故事,他精于构思,苦心经营于情节的安排,力求引人入胜。故事的发展常常不知不觉地把读者带入扑朔迷离之中,但几经周转,奇峰突入,结果是那样出人意料,使人震惊,但细细琢磨又合情合理。

至此,古龙武侠小说的特点可作如下概括:人物个性鲜明,具有组合性特征;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具有侦探、推理性;语言简洁明快,节奏感强,具有哲理性;武功描写注重快、准、狠,摆脱了一招一式的束缚,具有现代性,而且所论武学通于佛学禅理,以禅学至理参悟武学,使“武”这一武侠小说中的彩色外衣具有了通俗的哲理性。

⑷ 关于武侠小说作家的写作风格

不会总结,我个人比较喜欢古龙和温瑞安的

⑸ 武侠奇幻小说的写作手法、选材特点和写作技巧

制造悬念、声东击西、情节要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这样能抓住读者的心。

选材要自己决定吧,想写书的话总要有些想法吧。

有专门提高写作技巧的书籍,书上比我写的好多了,所以我也不在这废话了,总之就是要多写、多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话不是白说的。

⑹ 金庸、梁羽生、古龙等武侠小说名家的写作风格

==以作品内容而论 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依附历史,从此生发开去,演述出一连串虚构的故事。但从摄用历史材料来看,两人又有明显差别:梁羽生是虚构人物和事件,置入背景中,以此来强化历史氛围;金庸则直接取来历史人物和事件敷衍成武侠小说,其历史人物、事件,金庸写来煞有介事,常能以假乱真。两者都对历史进行了再认识、再评价,从作品含有的历史厚度论,金庸比梁羽生更高一层,其写作技巧也高明得多。古龙的小说则根本抛开历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而凭感性笔触,直探现实人生。古龙的小说不是注重于对历史的反思、回顾,而是着重在对现实人生的感受。现代人的情感、观念,使古龙武侠小说意境开阔、深沉。 ==就小说人物的主流倾向而言 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人物的社会内涵丰富,但人物性格单一,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 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小说人物亦正亦邪,危步于道德的悬索之上而能不失其坠,具有“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复杂、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的复杂、矛盾之上,这样,人性的发掘就有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 古龙小说最注重的是人性的体验,他常用细腻的笔触去描写人物微妙而复杂的情感,常用生与死、幸福与痛苦这样尖锐对立的矛盾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高贵独立的人格,以此来揭示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在古龙小说中,多写变态人格,追求外化怪异人物性格的刻画,其作品主人公大多怪诞、神秘、孤僻、行事固执,自尊心强,又是性情中人,多情种子。这种情况可能与古龙的身世、心情、经历有关。 ==小说情节 谈到小说情节,古龙武侠小说也和梁羽生、金庸小说有明显不同。三位大家都善于编织故事,他们的小说情节都十分曲折,构置巧妙,悬念层出不穷,伏线引出千里,环环相扣,此呼彼应。 梁羽生武侠小说情节前工后拙,开篇十分吸引人,以后的情节则渐趋平淡,显得有点才气不足。金庸武侠小说恰恰相反,往往开局平平,随着情节的展开,人物纷纷涌现,情节盘根错节,主干巍峨,枝叶繁茂,宏大缜密的构思,诡异莫测的布局,奇迹联翩,回环波动,摄魂夺魄,回肠荡气。 金庸的才思如同一炉火,小说情节犹如炉火上的一壶水,火越烧越旺,水越来越滚。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又不相同。他的小说从头至尾都跳动着最强的音符,情节奇中有奇,巧中含巧,偶然中有着必然,事事不可料,事事又得宜,计中套计,真中套假,假中存真,真真假假,变幻莫测。小说情节的发展根本无法预料,惊险频出,令人喘不过气来,而全书的缜密无隙又让人口服心服。 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营构的确堪称一绝。 ==小说武功的描写 至于小说武功的描写,梁、金、古三大家也有各自的风格。 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武功”,虚幻中写实性很强,一招一式,清清楚楚,细腻而又逼真,紧张激烈,夸节有致。梁羽生的“武功”也具备道德倾向性,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征着善良、仁慈,既利于攻敌防卫,又有益于修心养性,而邪派武功则非常霸道,歹毒残忍,意味着邪恶,如修罗阴煞功、雷神掌、毒掌等。正派武功循序渐进,发展缓慢,但根基扎实,邪派武功进展神速,却容易走火入魔,贻害终身。凡此种种,造成了梁羽生“武功”的既精彩又单调。 比起梁羽生来,金庸的“武功”更令人神往。金庸将武功描写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琴棋书画,九宫八卦,医道,用毒,皆可化为绝世神功,并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作为“武功” 的最高境界。金庸还着力描写人物练功的艰难历程和坚韧性格,并有声有色、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主人公因祸得福、置之而后生的必然寓于偶然之中的哲理意境,使金庸“武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金庸“武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诙谐有趣,在激烈的打斗中插入笑料,令人捧腹。 古龙的“武功”风格与众不同,他是以“怪招”取胜的。他的“武功”重精神不重招式,如《边城刀声》中写叶飞的“飞刀”绝技,“天上地下从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飞刀”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刀是怎么发出来的。 刀未出手前,谁也想象不到它的速度和力量……刀一定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天上地下,你绝对找不到任何人能代替它。若不能了解他那种伟大的精神,就绝不能发出那种足以惊天动地的刀!飞刀!飞刀还未在手,可是刀的精神已在!那并不是杀气,但却比杀气更令人胆怯。” 这里所写的“飞刀”,已不是一种纯粹的武功,而是一种高尚的人格,伟大的精神,即叶飞老师李寻欢那种“仁慈、博爱”的精神,它表明的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古龙的“武功”又强调“攻心为上”,举凡人物的性情、情绪、脾气、衣饰、环境,乃至肌肉的颤动、松紧等,都会对武功的发挥产生影响,而高手决战是不容有丝毫的错误的,“他们的心情,他们的神态,他们站着的姿势,都是绝对完美的。”在这种情境中,“武功”已不需套路,一招之间,生死立判。古龙的“武功”还表现出一种境界——禅的境界。它以彻心见性为宗旨,对敌手的体察靠的是忘我和物我合一的境界,因为只有忘我才能消除认识的局限性,才能迅速而准确地体察敌手武功的弱点。这种忘我境界是一种经过长期训练后达到的随心所欲的自如状态,在这种忘我状态中,战斗者已成为“无意识的人”,心中已不存在作为观察者的“我”,有的只是手中的武器和对面的敌人;在这种状态中,身剑合一,战斗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功的威力,一击之下,毁灭敌手。正因为古龙“武功”有这些“怪招”,所以他“武功”的风格别具特色:无招无式,简短有力,重在精神,一击见效。 ==小说的语言技巧 古龙小说在语言、技巧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家风格。 梁羽生小说的语言文采飞扬,字里行间透出浓郁的书卷气,故事中又常常用诗词歌赋、民歌俗语点缀其间,以创造优美的意境、气氛,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小说技法以传统继承为主,多用章回小说的形式铺张故事,叙事中有着明显的说书人的口气,表现出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金庸才如大海,浩瀚奔腾,文笔俊爽、潇洒、诙谐逗趣而又富于变化,他的小说既有诗情画意,柔绮委婉的情境,又如西方小说直探人生、命运的真谛。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西方小说的创作技巧,中西结合,使小说结构既精巧、繁复,又谨严、完整。 古龙小说的语言句式短,叙事力避平铺直叙,行文多跳跃抖动,情节惊险蹊跷而又不违情悖理,辟境造意,刻意求新。 如果说梁羽生是恪守典雅,不失武林大家风度的话,那么金庸就是博采百家,融合中西技法,既典雅古朴、慷慨多气,又诙谐幽默、妙语解颐,挥洒肆纵,多样统一地开创了一代武林新风,是“武坛”的绝顶人物!至于古龙,则是大胆恣肆,不守成规,逞才离藻,笑傲“江湖”,力求新颖变化而又意蕴深邃的武林怪杰.

⑺ 金庸小说的语言特点、风格及其精神

金庸这个思想的巨人的浓缩在于他那通过虚拟夸张的浪漫叙事透视现实人生的苦乐真谛和借光怪陆离的江湖传奇展示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的近九百万字的武侠小说中。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作者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而是通过对金庸小说形式和语言的论述,来探讨金庸小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萧”和具有雅俗弹性的主要因原。

关键词:金庸小说形式语言

金庸作为武侠小说这一“项目”的“奥运冠军”,其超凡的功力在于他通过浪漫叙事构造的侠谱。武侠小说作为“写梦的文学”本不以写实见长,其人物创造主要来自作者想象和写作传统,写作传统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象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征化,它不直接来源于现实。而金庸小说作为一种经典就恰恰在于它通过传统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征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尽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韵外之致等本属于中国古典文化要求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并借助独特的武侠语言文化的天空让我们作了一次堪称壮举的乌托邦飞翔。于是,我们才无法忘记郭靖、黄蓉、令狐冲、杨过、小龙女、乔峰、韦小宝甚至是李莫愁、岳不群、欧阳峰、灭绝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侠谱”才会比那首“笑傲江湖曲”更令人荡气回肠、不知肉味,才会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酿更醇香无比。而他的这种历史处理也使得武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虚构,“真实”的历史不过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衬托,而人物的性格却呼之欲出了。

杰出的武侠小说家,写武侠,写出的是人世的众生相;敏锐的读者,读武侠,读出的是人间的沧桑和百态。到如今,金庸小说的流播已经冲出华人世界,走得更远。但是,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要一时说清却是很难的,在这里,我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前辈说书人常说“花开两朵,先表一枝”,我觉得用这一想法作为指导思想来切入金庸作品涵盖乾坤的殿堂无疑是有效的。



在杜南发的访谈录《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里有几段被人引用过多次的对话,金庸在里边提到了两个很耐人咀嚼的话题:“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无论是巴金、茅盾或是鲁迅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中国的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有人常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那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小说。” “不管是武侠小说还是爱情小说、侦探小说或什么小说,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它是用什么形式表现那完全没有关系。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它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①这是两个多么矛盾的话题,但却同时存在于一个对话录里,还被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当成文艺理论一般引用!于是,文学的形式问题便成为了一个焦点,到底该如何看待文学的形式?又该如何理解这两个话题所传达的意思呢?

文学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即写作传统,通常包括文学创作中常规手法的体系和与此相连的读者的视野期待。目前通俗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式问题的解决者中的集大成者,恰恰不是别人,而是金庸。

首先,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它承袭了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特点,即金庸在创作过程中保持了武侠小说复杂的文学、文化、社会、历史内涵,典型的创作了繁复多变的武侠文学。武侠小说在旧中国小说里是文学流派的一个大的分支,它与传统小说一样也是由评话、弹词、说书等演变而来的。在内容方面,与武侠有关联的单四大名著中就牵扯到三部;在形式方面,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并没有多大区别,江湖恩怨、门派斗争、武林纷争、男女爱恨、兄弟情义照例还是新派武侠常用的模式和显扬的主题,它的复杂变化反映在小说的思想上。正如金庸所说:“武侠小说所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就内容而言,武侠小说和《水浒传》差不了多少,当然写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国的形式,是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②所以,鲁迅在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也得提到《七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而鲁迅若再生,他也必须得提到金庸小说、古龙小说、梁羽生小说。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巨人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
其次,金庸小说袭用了旧小说在行文时夹用诗词、歌赋、联句,在回目中使用对联、诗词,在语言上使用白话、夹用韵文等特点。金庸在行文时很会玩“花样”,像元好问的《摸鱼儿》、丘处机的《无俗念》、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侠客行》等都运用得浑然天成,毫无斧凿之痕。金庸在回目上为了小说的古典意境所做的装潢更是心机用尽,他在1978年10月《天龙八部》修订本的后记中写道:“曾学柏梁体而写了四十句古体诗,作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在本书中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③他还颇费周章的在先祖查慎行的七律中选了五十行对句作为《鹿鼎记》的回目。不过,金庸也在几本书中没有坚持这种通俗文学固有的思维惯性,殊为恨事。尽管如此,金庸在回目上的成就还是鹤立鸡群,试看《天龙八部》四十一——五十回的回目:“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老鹰小丑/岂堪一击/ 胜之不武/王霸雄图/血海深仇/尽归尘土/念枉求美眷/良缘安在/枯井底/污泥处/酒罢问君三语/为谁开/茶花满路/王孙落魄/怎生消得/杨枝玉霞/敝履荣华/浮云生死/此身何惧/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这一曲气吞万里如虎的《水龙吟》于细微处峰回路转,英雄侠义与儿女情长互为映衬,真是“虎啸龙吟,挽巢鸾凤,剑气碧烟横!”④

再次,金庸小说潜移默化的借鉴了一些中国式的传统手法,如说书艺术、插科打诨角色的引入、全知叙述和次知叙述的运用、戏剧舞台的架设、假全知状态下的视觉与心觉的堂皇运用等。如在人物的塑造上,金庸依靠视觉与心觉的运用,半明半暗地描写人物和事件在客观视觉中留下的意味深长的空白点,轻易地迷惑住了读者,加上精细的心理刻画,终使岳不群成为武侠小说史上最成功的“虚伪家”。又如周伯通、桃谷六仙、岳老三、华山二老等插科打诨一类角色的引入,更令金庸小说锦上添花,对于减低小说的沉闷气氛大有裨益。李渔的《闲情偶寄》就说了“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睡魔一至,则后乎此者虽有《均天》之乐,《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见不闻,如对尼人作揖,土佛谈经矣。”⑤但即使是如此“末技”,也是多少文人梦寐难求的啊!

到了这里,真相才清晰起来:中国形式的写作传统处于作品中整体艺术构架中较符合传统欣赏习惯,较易为大众所感知的位置,它们较早地随着说书、评话、弹词等艺术形式深入民间,成为影响读者审美心理的重要因素。类型化或程式化的写作传统也并不意味着贬义,还有可能是某些艺术形式的重要特征的中性表述,只有“胸中大有丘壑”的“装载家”才是最后的赢家。优秀的作家总是会想方设法去丰富作品的内涵和艺术表现手法,如锤炼语言、增添新的类型或亚类型、将中西相形式结合等等。而金庸小说的成功也就在于它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俗雅,充分的继承了中国传统形式的衣钵,发扬了其武侠小说的特质,成为了20世纪最中国形式的小说。金庸是矛盾的,但这并不一定是缺陷,一个真正意义的作家总是生活在矛盾中并探索着人间百态。



王朔先生在《我看金庸》里曾引言道:“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又说“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⑥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金庸的语言的确有速度感,是白话小说,很俗,而这也恰恰是金庸语言的长处。只是,王朔用金庸的优点或长处去批评金庸,孔门卖文之际未免有点贻笑方家的味道。

金庸的语言可以用“行云流水,平中见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时常会引用一些古典诗词,并运用的极富韵味,但其语言的主要魅力不在于此。金庸的语言通俗,浅显,流畅,灵活生动,没有难认的字,难懂的词和艰涩的句子,语言的动作性强,极善构筑戏剧性场面,具有一种令读者忘记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读金庸小说时,迎面而来的是古朴、苍劲的感觉,初看似乎语不惊人,但愈展开愈魅力无穷。金庸总是试图在作品中不说而又说点什么,那意境的升华令人如饮佳酿,读者于微醉之间已无形之中进行了一场灵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笔是灵动而又厚重的,但也诚如陈墨所言:“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有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⑦如其为郭芙设计的一系列语言就不仅把她的尖酸、刻薄、娇气表现了出来,还把她对杨过既爱且恨的女人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试看《神雕侠侣》三十九回《大战襄阳》里对郭芙的描写:“郭芙一呆,儿时的种种往事,霎时之间如电光石火般在心头一闪而过:‘我难道讨厌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拼命来讨我的喜欢,可是他却从来不理我。只要他稍为顺着我一点儿,我便为他死了,也所甘愿。我为甚么老是这般没来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着他,念着他,但他竟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二十年来,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杨过,总是将他当作了对头,实则内心深处,对他的眷念关注,固非言语所能形容。
可是不但杨过丝毫没明白她的心事,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头的恨恶一去,她才突然体会到,原来自己对他的关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这么说,郭芙这个人物的刻画在金庸小说中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她的意义绝对不下于黄蓉、小龙女以及李莫愁,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总是先入为主的把自己当成了杨过,而把郭芙当成了对头并对之无比痛恨,殊不知此举乃是入宝山而空回,买椟而还珠了。金庸小说就是这样:语言升华成性格,性格升华成命运,而命运反过来又影响语言,如此循循导之,步步深入。

金庸语言不仅借助白描和心理刻画,还常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修饰手法。记忆犹新的是《雪山飞狐》中描写胡一刀夫妇的那句话:“这一男一女啊,打个比方,那就是貂禅嫁给了张飞……”在这里,人物形象借助语言的勾勒而显得如鱼得水,它唤起的想像与联想让读者再也抹不去对这一对夫妻的记忆。金庸的语言还很幽默诙谐。从“老顽童”到“桃谷六仙”再到“韦小宝”,这些令人捧腹的人物使得小说此起彼伏,有滋有味。他们或是成为一种意义或思维的化身,或是成为小说重要情节或线索充实小说内容,或是与叙事角度和评点相结合,不但为金庸小说吸引了无数的读者,也为这个快节奏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活力。

在故事创作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却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即使是《天龙八部》这么一部气势恢宏、多头并进的作品也得如此。这就要提及语式中的讲述与描述。讲述与描述的区别体现在叙事角度、人称转换、叙事与故事的距离以及叙事态度上,“讲述是历时性的叙述,提供故事的来龙去脉,交代人物的过去以及有关信息”;而描述则“比较含蓄,多用客观或‘中性’的语调”,是“给定了场面的戏剧性的现时性的叙述型语式”⑧。讲述与描述的灵活运用在金庸小说中随处可见,如《倚天屠龙记》第二章《武当山顶松柏长》的最后一段写道:“张君宝其时年岁尚轻,也不敢断定自己的推测必对。他得觉远传授甚久,于这部九阳真经已记了十之五六,十余年间竟然内力大进,其后多读道藏,于道家练气之术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间闲游,仰望浮云,俯视流水,张君宝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贯通,领会了武功中以柔克刚的至理,忍不住仰天长笑。”这是描述性的,后面又接着道:“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宗师。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发明,创出了辉映后世、照耀千古的武当一派武功。后来北游宝鸣,见到三峰挺秀,卓立云海,于武学又有所悟,乃自号三丰,那便是中国武学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张三丰。”这又是讲述了。在这段话里,描述转换成讲述是不着痕迹的,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袁崇焕评传》时肯定更会有这种感觉。

金庸对语言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他的风格是“经过了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他还说:“写小说内容求‘雅俗共赏’,文字能‘清简流畅’,此吾之愿也。”⑨王安石的诗说得好:“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金庸曾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说,其“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肩挑”的良苦用心比起“批阅十载,增删数次”的曹公雪芹来也毫不逊色。例如,金庸在回目上就将《书剑恩仇录》的第一二回由“古道骏马惊白发,险侠神驼飞翠翎”改成了 “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这使得这两回回目在意境、平仄等方面都更切合文本。又如在《射雕英雄传》的开头,金庸增加了张十五说书的故事。这种说书艺术将叙述者、听者、读者等自由结合,作者自由出入其间,以生动逼真的临场感,满足了读者理清来龙去脉的愿望,唤醒了读者心目中潜藏的人物形象。而这种艺术与别的语言艺术的完美结合,在《鹿鼎记》中更是得到了最佳的展示,为这部20世纪与众不同的武侠小说的增加了不少艺术价值。

金庸以他的生花妙笔冲破了小说形式的限制,超越了俗雅之界,对语言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英国政府在香港施行的重英轻中的殖民教育做出了无声的抗议。



金庸懂得挖掘现实,更懂得挖掘远离现实生活的“真实”(人的情感、性格、道德、信仰等)。然而,梦回江湖后,在金庸用小说特有的形式和语言引领读者想象并把握历史的脉搏的同时,理想却只能一点一滴地积淀现实,因为理想只能永远走在现实的前面引导与提升现实,却永远不能完全代替现实,所以,无论当年多么叱咤风云的金庸小说主人公,最终还是以各种方式离开了江湖这一“母体”。如郭靖与黄蓉。他们的爱情以牺牲黄蓉的代价来对郭靖做出一种虚幻的补偿,令一个活泼、轻柔、聪慧、灵敏的女子来向木讷、刚毅、质实、朴拙的男性做出一种超乎生死的承诺,这本来就是浪漫主义的产物,但是我们却无法不看到郭靖在许多时候都可以抛弃黄蓉,所谓“巧妻常伴拙夫眠”本就是儒教文化中类似“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般的“仁中自有颜如玉”的麻醉剂和兴奋剂而已。又如“自由之神” 令狐冲,他生性率直、兴味随意、活的潇洒,是金庸小说中最洒脱之人;但他又是最遵守中国传统文化之人,他依恋师门,极力维护师傅、师弟,他交友只认情义,不分正邪,他受到委屈从来是反躬自问,不责怪他人。个性的张扬与道德的完善在他身上得到最完美的结合。不过,令狐冲也毫无振奋的勇气和信念,倘若不是作者及时安排任我行之死,他必定也死了;倘若不是安排岳灵珊对令狐冲的背叛,令狐冲的爱情也必将在岳灵珊和任盈盈的无所取舍中霜冷长河。这就意味着令狐冲的结局实际上是一种“虚假性的结局”,他的归隐和乔峰意义上的死毫无区别。

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又恰恰在此,他以武侠小说的幻景形式和生花妙笔有效地掩盖了现实处境的严峻,完美地连缀了来自现实的矛盾的裂缝,而向世人昭示出一种理想化、和谐化的世界的可能性,并防止历史文化语境的印痕和创伤的暴露,充满激情地言说着这个世纪所交托给文人的侠客梦。陈平原说:“不敢说没有江湖就不存在侠客;可武侠小说中倘若没有一个虚拟的‘江湖世界’,侠客就不可能纵横驰骋大显神威。”正如《西游记》写的最好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金庸小说的美在那浪漫主义建构的艺术画廊里,是乔峰大战少林、聚义庄之时;是郭靖华山论剑之日;是令狐冲挥舞独孤九剑之间;是杨过携手小龙女的刹那;是李莫愁引吭高歌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瞬间;是韦小宝脚底抹油的顷刻……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庸武侠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正在于此。

参考资料:

①②杜南发:《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见钟晓毅、费勇编《金庸传奇》附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④金庸:《天龙八部·后记》、《天龙八部·目录》,《金庸全集》,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⑤李渔:《闲情偶寄·科浑第五》,作家出版社1995年

⑥王朔:《我看金庸》,北京《中国青年报》,1999年10月1日

⑦陈墨:《金庸小说人物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

⑧格非:《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⑨金庸:《求全之悔不虞之誉》,见朱汉民、江堤主编《金庸:中国历史大势》,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⑻ 金庸、古龙、梁羽生的作品各自有哪些特点

金庸笔法精炼老到,故事架构大气磅礴,文字朴实厚重,情节流畅自然,古意盎然,不失风趣。他笔下的人物大多痴情,所以他描写的爱情也令人沉醉,也令人神伤。

古龙小说新颖奇特,故事诡异森奇,文字飞扬跋扈,情节高潮迭起,对话幽默,潇洒随意。他笔下的人物大都多情,多情而好酒,好酒而重义,他笔下的人物也都很怪,至少名字就很怪:李寻欢;花满楼,胡铁花,西门吹雪。这些人大都是浪子,他们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爱美人,醉烈酒,杀豪杰,名天下。“生尽欢,死当睡。”就是他们一声的写照。

梁羽生小说平淡无奇,行云流水,文字古朴,诗词俊秀,但故事情节相对淡薄,类似许多古典小说,就是为了讲故事而写故事。既没有古龙的神龙俊逸,也没有金庸的大气磅礴,对于人物的描写也如青菜豆腐,无甚滋味。但他的武侠小说却影响了很多人,至少金庸写武侠就是在他之后,我曾读过金庸《书剑恩仇录》的较早版本,处处都是模仿梁羽生的痕迹,但随后的几部,他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⑼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有什么特点

有点类似于水浒传!
公式化!
但文采是相当好的.写景写得像诗一样.武打场面写得像国术指导,一招一式清清楚楚绝不含糊

⑽ 概括金庸古龙梁羽生的小说特点

以作品内容而论,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依附历史,从此生发开去,演述出一连串虚构的故事。但从摄用历史材料来看,两人又有明显差别;梁羽生是虚构人物和事件,置入历史背景中,以此来强化历史氛围;金庸则直接取来历史人物和事件敷衍成武侠小说,其历史人物、事件,金庸写来煞有介事,常能以假乱真。两者都对历史进行了再认识、再评价,从作品含有的历史厚度而论,金庸比梁羽生更高一层,其写作技巧也高明得多。古龙的小说则根本抛开历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而凭感性笔触,直探现实人生。古龙的小说不是注重于对历史的反思、回顾,而是着重在对现实人生的感受。现代人的情感、观念,使古龙武侠小说意境开阔、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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