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武侠小说课程

A. 《金庸小说研究》课程讲什么内容

《金庸小说研究》课程：如果说，中国通俗文学在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作家是张恨水的话，那么20世纪下半叶最著名的作家，则非金庸莫属。金庸小说的艺术成就及其对文学的独特贡献，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本课程以金庸的人生经历及对其十五部武侠小说的鉴赏为主线，辅以生动、客观地评论赏析，深刻有力地阐释了金庸作为中国二十世纪通俗文学代表作家，给中国现当代文学带来了艺术表现形式的新鲜血液和独特的审美价值取向。

B. 关于辩题“武侠小说是否应该进课本”

好的文章成千上万，但是中学课本的容量毕竟有限。金庸的武侠小说情节动人，作为消遣读物休闲时刻读一读倒也无妨，但其思想性尚未优秀到可以担当“课本读物”的重任：因果报应、以牙还牙思想的宣扬，也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因此不应该进入中学课本。

A组初赛第3场：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A组的最后一场初赛，今天在澳门大学和东吴大学之间展开。

本场比赛的辨题是：金庸小说应不应该进中学课本。赛前，即有评论指出，辩题中“中学课本”的定义范畴有待讨论——毕竟华语组的6支队伍分别来自不同地区，所用的中学课本也不尽相同。若不明确对象，则难于构筑起辩论的交锋阵地。

比赛的过程基本演绎了这种预测，双方在此问题上避实就虚，从概念而非现实的层面展开探讨。相较之下，澳门大学更受到大众评判团青睐，以9：6获得支持，可谓险胜。而4位评委仿佛也颇感为难，两队票数以2：2平分秋色。

因此，大众评判团的“关键一票”首次发挥威力，可谓险胜！本回合也是总决赛开赛以来比分最接近的一场。

尽管东吴大学唯一的一位女辩手王樱儒吸引了不少场下观众的眼球，但三辩“型男”刘立超最终赢得了评委的首肯，拿下本场最佳辩手。

赛后通过15位大众评判团成员表决，新加坡国立大学辩论会尽管在初赛中败北，但凭其优秀的表现，高票赢取最后一张进军A组半决赛的入场券。

各领风骚，同是辩坛霸主

在华语组初赛最后一场相遇的，是来自中国澳门的澳门大学和代表中国台湾参赛的东吴大学。海峡两岸，都有辩论传统，却有不同路数。

澳门大学辩论队的历史可追溯到80年代，当时的澳门大学辩论队获邀参加首届亚洲大专辩论会。1988年后，澳门大学辩论队因故暂别了华语辩坛。现在的澳门大学辩论队正式成立于2001年，在2003年和2005年的国际大专辩论会都挤入了八强。

而来自中国台湾的东吴大学代表队，则是今年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的冠军。在比赛中他们先后战胜了南京大学代表队、复旦大学代表队和电子科技大学代表队，实力不容小觑。

澳门大学和东吴大学面对的，是“金庸小说应不应该进入中学课本”这样一个话题。金庸小说从评委到观众，肯定都不陌生。而中学课本虽然只是薄薄一本，但却直接关系到下一代的知识体系构建，乃至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金庸开辟了武侠小说的崭新境界，但其作品是否能够作为课文进入中学课本，尚有争议，这也正是赛前最令人期待的论辩焦点。

风格迥异，一样赏心悦目

比赛开锣，双方刚刚自报家门，已是杀机隐现。正方澳门大学在一辩陈词中紧扣中学课本的“内容”必须精挑细选，注重“文化性”、“思想性”。

东吴大学也不甘示弱，直击“不能仅以文章内容的好坏来评判是否得以进入教材”。因为教育的本质乃是“让学生对原本不那么感兴趣的作品产生兴趣”，犹如良药苦口。而课本，则意义重大，“是知识的媒人”。

自由辩论阶段，双方继续围绕课本的本质属性、选取文章应当遵循的标准等问题展开。对于金庸作品的涉及，仿佛被泛化和弱化了，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而双方也都不曾深入地分析金庸小说的文本，这不得不说是辩论场上的一点遗憾，也为后面的评委点评埋下伏笔，留好“口实”。

一方面，正方力主金庸小说应该进入中学课本，强调兴趣是学习的良师。针锋相对的是反方观点，强调中学课本篇幅有限，传统文化例如古文亟待保护，在“薄薄一册”的现实情况下，应该保住阵地。辩论战场从而由“内容”转向“篇幅”等“技术层面”。正方就此展开攻势，号召兼容并包地选用，不论古文还是金庸，都大可以节选之以达最优化的配置。

经历了“放”的你来我往，双方“收”得也算是自如干脆。总结陈词阶段，澳门大学和东吴大学不约而同回归对教育的讨论，也把论辩推向了更高思想性的层面。

澳门大学作为“挺金派”，认可教育和课本的多元化，好比“淋上了巧克力汁的花椰菜”——既补充了营养，也让小童易于接受。东吴大学三辩则巧用生活作比喻，直陈没有哪个母亲会如此养育，“你喜欢吃的在外面总不会少食，回到家里，妈妈当然还是要给你补身子”。

教头出招，评委施展绝技

这是一场特殊的辩论赛，说起特殊，不仅因为辩题的生动趣味，也不只言其高潮迭起的场上局面和戏剧化的娱乐性辩论效果。这一番交手，不仅是澳门大学对东吴大学，场上选手对场上选手的比拼，也把教练和评委拉了进来。难怪赛后有评论说：“评委点评比辩论精彩，教练出招较辩手好看”。

在评委提问环节，面对已经问过正方的问题，东吴大学一辩王樱儒在回答对金庸小说的了解程度时，引发全场爆笑。“男看金庸女看琼瑶，不男不女看三毛”，这个形容自己“个头小小志气高，机智爽朗爱俏皮”的政治学专业五年级女生，一指自己队中二、三辩两位男生，“他俩不男不女……所以评委老师，我们对金大侠恐怕都不大熟悉”。

真正的技惊四座，还在评委印象点评环节。

评委老梁不仅张口便是金庸小说人物，更连背两段原文，仿佛信手拈来，可见功夫之深已入无人之境。而最后的“教头对决”，更是把辩论与武侠之妙融会贯通。正反双方带队教练走上台，模拟一对一陈述、对攻，在年轻辩手基础之上再深入剖析。不论教育、读书还是立人层面，终于道出了金庸作品之最核心，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这八个字，或许也是辩论所执着追求的理想。

C. 金庸武侠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探究 研究性课题

金庸的出现,无疑对中国主流文学界构成了严峻挑战.然而,无论是接纳还是拒绝金庸,研究者们都很难跳出雅与俗、精英与大众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即使是接纳金庸的学者也是把收编金庸作为自己的使命.以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来衡定金庸雅俗兼具、模糊二值判断的武侠小说无疑是削足适履的.金庸小说事实上已对20世纪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念体系提出了挑战,那么,如何跳出这种二元思维设定的框架与模式,调谐接收金庸作品的文学研究频道?本文试图依托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及社会资本联动的文化研究理论,探寻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创意经营.
一、文化资本:在当代思想给养中运作中国传统文化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的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通常以三种状态存在:具体的状态、客观的状态和体制的状态.文化资本的积累集中体现在我们所称的文化、教育、修养之中,文化资本的经营是对累积的文化资本的现实运用与转化,这一过程表现为投资者的辛苦劳作,显现为经营者各个时期劳动力的变化,这种文化资本的自觉经营,为“文化资本”整合其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获取高额回报提供基础核心,并且在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金庸成长过程和小说显现的人的教养、德行、人性,经由创办报纸、撰写时评与创造小说,表现为一种努力摆脱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对个体精神羁绊的努力,尤其是撰写时评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个政治学出身的文化经营者那份“超目的的合目的性”追求,为他赢得了更多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经营空间.在小说创作中则体现为他自觉地以更多的时间投入以剖析人性与体悟生命.
金庸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对待创作的认真态度,是他的文化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金庸以严肃认真的艺术态度对待武侠小说创作,精心建构武侠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高度自觉地承传中华文化的价值,是金庸自觉经营文化资本并以此为核心整合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起点.
让传统文化运行于当代思想提供的给养中,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最好保存.沉淀于历史长河中的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被从历史深处打捞起来,集聚在与当代文化共同运行的思考之中,这种深入到历史深处的思考,不是要复活传统文化曾有的样子,而是要使曾经鲜活的传统文化精神气韵在当代文化土壤滋养下,依然保持它曾经存有的鲜活.
金庸成功地融会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精神,将武侠小说提升到新的境界,其创作一方面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大量的营养,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智慧、灵感、想象和才情综合运用传统文化资源,从而构成他小说的独特的文化资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或许是良莠兼具,但在社会的特定发展时期,金庸小说文化资本运营,为社会开辟了一个广泛的市场,为不同的读者群提供了各取所需的文化资源.中华文化精神也在文化资源的现实转化中,着陆生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
对金庸如何在小说中充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元素有效地转化为小说的文学性资源,许多研究者都有精彩而充分的展开,不再作添足之论.本文重点旨在论述金庸的文化资本经营在当下语境中的功能与意义.
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着眼,形式上借助武侠小说这种传统文化体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适合最广大华夏子孙的再创造.金庸利用的是传统的武侠小说形式,在承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赋予小说以现代的思想,即以当代的文化滋养中华的传统文化,让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一道运思,创造出有别于传统的新武侠小说.
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但由于缺乏好的创意和再造能力,致使传统文化资源不是闲置浪费,就是大量流失,或为外国文化所利用.众所周知,《花木兰》和《宝莲灯》这两个在我国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美国好莱坞把它们拿去加以文化与技术的改造,拍成动画片,通过全球的销售网络广泛传播,从而创造了惊人的票房和影响,这就是好莱坞对传统中华文化的改造,我们除了焦虑却无所作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仅仅倡议“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号,对民族文化的国际化推进并没有什么切实的作用与意义.我们可以蔑视好莱坞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将目光仅仅投放在最没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功夫”上,也尽可以蔑视好莱坞的中国面孔拼贴的仅仅是中国文化的边角余料.但是,如何遏止好莱坞的文化影响和意识渗透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大,这才是中国人自己的使命,如果忽略这一点,那才是最可悲的了.

D. 求金庸武侠小说研究性学习的心得八个和论文1篇

从金庸小说的流行现象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一般的事实。自从金庸在 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流行不衰，并且是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体流行开来。进入90年代以后，金庸小说更因互联网技术的面世而上了网，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网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广、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金庸小说为什么会如此得到全世界华人读者的垂青和喜爱？根据金庸本人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金庸的解释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颇能令人接受。问题在于，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长期流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呢？试想，金庸小说从问世以来，先是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世界流行开来，接着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挟雷霆万钧之势打入大陆市场，俘虏了亿万中国读者的心灵。90年代后，欧美华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说在他们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从流行小说的层次晋升到学术殿堂讨论的严肃课题－－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就以“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获颇丰。这恐怕也是美国大学首次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国作家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与会学者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从方方面面触及了与金庸小说有关的多个课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席研究教授刘再复就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另一位与会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则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包含两个成分：一是为了补偿现实的遗缺，而在想像中创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乌托邦境界；另一组充满杀机（危机）的世界，这是现实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侵入。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从而在世俗社会与理想境界之间，在此岸与彼岸的联结中，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

从刘再复和钱理群的发言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给与金庸小说极大的评价，都认为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葩，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就主张“重写一部‘破除偏见，树立正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金庸在文学史中占有他应有的地位。

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是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前现代（中国农村和乡镇）、现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后现代（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欧美），竟然都会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说无甚差别，在内容上也不脱志怪传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说？从西方文学的发展史看，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不同时期的艺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截然不同，一目了然。套句卢卡契的话说，这是一个“要托马斯·曼还是卡夫卡”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基础上的。无论是作为西方现代美学先驱者的斯宾格勒和齐美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巨匠大家如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尽管理论出发点不一，学术派别也不同，都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一对不可通约，也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是，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矛盾都是会转化的。因此，美国文艺批评家菲德才会在五十年代现代主义强弩之末时，高呼“跨越边界，填平鸿沟”，预示着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

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走的却不是同一条道路。尽管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钱玄同等，也曾经痛心疾首地声讨过传统文化，其语气之激烈实不亚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家。不过，他们当时提倡的却不是现代主义，而是为当时西方学界所唾弃的现实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纸倡导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

与此同时，当时的另一批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从文等，也开始创作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把中国文学史带进了崭新的、有别于以文言创作的古典文学的以白话文为文字载体的现代文学阶段。

可是，这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它们除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而被供奉在文学殿堂内，让中文系学生 “瞻仰遗容”以外，恐怕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了。然而，应运而兴的却不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它们至今仍然打不进中国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没有产生过任何足以夸耀的经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张爱玲等接着明清旧白话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品，却越来越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无独有偶，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说体的历史小说，也开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系列片，据悉这也是九十年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不仅是小说，即使是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的新诗传统，也始终无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蔚为大观。北师大教授郑敏就持这种看法：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包括杜绝对其中所沉淀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实已证明，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周作人在创作实践上，每逢要表达深刻的内容或追求艺术效果时，总是仍然求助于他们在理论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诗体。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五四以来，不加思索、囫囵吞枣地把西方文学形式强行移植在中国文学园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的，任何尝试把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的努力，恐怕也会是徒然无功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独特的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流行就是实证。

笔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流行及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中国的传统俗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到了五四时期，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这个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给拦腰截断了。这些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为经典，批判甚至否定了传统俗文学的价值。可是，这毕竟是知识分子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毕竟还是在传统俗文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本土文学。

二、武侠小说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出于时代要求的缘故，拼了老命的反传统，结果矫枉过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层，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恶性循环，也就产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个民族缺乏了一种统摄族魂的维系力量。武侠小说塑造了一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阳、洪七公、郭靖、凌未风、吕四娘等，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炎黄子孙心仪的英雄人物。大陆开放之后，武侠小说就成为了当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盗版再盗版的畅销书，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关。

三、武侠小说是现代仙话。人类的心灵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灵也不例外。中国人的传统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传统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对虚幻神仙世界的追求，来超越现实人间世界的苦难。这就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心态。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形式，已经把人沦为机器的婢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侠世界自然就会成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现代炎黄子孙的彼岸世界。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人正式跨入现代化社会门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也面对了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个精神乌托邦来调剂出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心灵。不过，肩负起这个重任的却不是像西方先锋派类型的那种现代艺术，而是立足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本土文学。

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现代性也是有别于西方的。无以名之，就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也必定是立足于传统同时又有别于传统的。也许金庸所创作的武侠世界，就是此种独特的现代性在文学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这个课题。仅以两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林安梧对传统和现代的精辟见解，作为本文的终结：寻根意愿和全球意识表面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潮。一种是因工业文明发展到了某一极点以后，因人类面临了毁灭边缘而引发的反思；另一种是原来认为经过现代化洗礼后便逐渐消失的传统积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纪，传统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在现代化的后期、工业文明达到高峰的社会里发挥了非常大的力量。

传统是在时间的赓续性所成的历史之流逐渐刷汰累积而成的，当它作为一个与启蒙相对的词来看，特别强调的是以往的累积已难以消融而逐渐僵化成教条，并从而使自身丧失了生机力，生命变得暗淡无光，衰颓破败。但果真传统就是这样的吗？启蒙者往往重新点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审视传统，掘发传统的生机，再造新局。当然启蒙者或许挥刀斩乱麻的想告别传统，但可能传统之水仍就浩浩荡荡望前流去。启蒙，或如康德所说“是人之超脱与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状态”，但并不意味得毁弃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躯。启蒙是生命力之再现，是生命之成长而不是告别。亦惟有在其赓续性（Continuity）中才能护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迈进。

E. 金庸武侠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探究 研究性课题

金庸的出现,无疑对中国主流文学界构成了严峻挑战。然而,无论是接纳还是拒绝金庸,研究者们都很难跳出雅与俗、精英与大众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即使是接纳金庸的学者也是把收编金庸作为自己的使命。以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来衡定金庸雅俗兼具、模糊二值判断的武侠小说无疑是削足适履的。金庸小说事实上已对20世纪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念体系提出了挑战,那么,如何跳出这种二元思维设定的框架与模式,调谐接收金庸作品的文学研究频道?本文试图依托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及社会资本联动的文化研究理论,探寻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创意经营。

一、文化资本:在当代思想给养中运作中国传统文化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的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通常以三种状态存在:具体的状态、客观的状态和体制的状态。文化资本的积累集中体现在我们所称的文化、教育、修养之中,文化资本的经营是对累积的文化资本的现实运用与转化,这一过程表现为投资者的辛苦劳作,显现为经营者各个时期劳动力的变化,这种文化资本的自觉经营,为“文化资本”整合其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获取高额回报提供基础核心,并且在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金庸成长过程和小说显现的人的教养、德行、人性,经由创办报纸、撰写时评与创造小说,表现为一种努力摆脱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对个体精神羁绊的努力,尤其是撰写时评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个政治学出身的文化经营者那份“超目的的合目的性”追求,为他赢得了更多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经营空间。在小说创作中则体现为他自觉地以更多的时间投入以剖析人性与体悟生命。
金庸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对待创作的认真态度,是他的文化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金庸以严肃认真的艺术态度对待武侠小说创作,精心建构武侠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高度自觉地承传中华文化的价值,是金庸自觉经营文化资本并以此为核心整合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起点。
让传统文化运行于当代思想提供的给养中,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最好保存。沉淀于历史长河中的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被从历史深处打捞起来,集聚在与当代文化共同运行的思考之中,这种深入到历史深处的思考,不是要复活传统文化曾有的样子,而是要使曾经鲜活的传统文化精神气韵在当代文化土壤滋养下,依然保持它曾经存有的鲜活。
金庸成功地融会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精神,将武侠小说提升到新的境界,其创作一方面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大量的营养,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智慧、灵感、想象和才情综合运用传统文化资源,从而构成他小说的独特的文化资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或许是良莠兼具,但在社会的特定发展时期,金庸小说文化资本运营,为社会开辟了一个广泛的市场,为不同的读者群提供了各取所需的文化资源。中华文化精神也在文化资源的现实转化中,着陆生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
对金庸如何在小说中充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元素有效地转化为小说的文学性资源,许多研究者都有精彩而充分的展开,不再作添足之论。本文重点旨在论述金庸的文化资本经营在当下语境中的功能与意义。
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着眼,形式上借助武侠小说这种传统文化体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适合最广大华夏子孙的再创造。金庸利用的是传统的武侠小说形式,在承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赋予小说以现代的思想,即以当代的文化滋养中华的传统文化,让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一道运思,创造出有别于传统的新武侠小说。
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但由于缺乏好的创意和再造能力,致使传统文化资源不是闲置浪费,就是大量流失,或为外国文化所利用。众所周知,《花木兰》和《宝莲灯》这两个在我国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美国好莱坞把它们拿去加以文化与技术的改造,拍成动画片,通过全球的销售网络广泛传播,从而创造了惊人的票房和影响,这就是好莱坞对传统中华文化的改造,我们除了焦虑却无所作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仅仅倡议“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号,对民族文化的国际化推进并没有什么切实的作用与意义。我们可以蔑视好莱坞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将目光仅仅投放在最没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功夫”上,也尽可以蔑视好莱坞的中国面孔拼贴的仅仅是中国文化的边角余料。但是,如何遏止好莱坞的文化影响和意识渗透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大,这才是中国人自己的使命,如果忽略这一点,那才是最可悲的了。

F. 中华武侠小说特点及其文化分析

中国武侠和外国的武侠小说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中国武侠小说注重社会关系的建立，道德水准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被认可，而外国武侠小说的内容建立在对帝王的尊重和纯粹力量的对比上。在《史记·刺客列传》（不好意思，我一直将这部分当武侠看）以及我们所知道的《虬髯客》、《大铁锥传》（这两部出自那里我忘记了）还有《七侠五义》等等都比较注重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被公众认可的道德准则，这种状况在可能一直延续到了上个世纪5、60年代，从司马麟的武侠小说就可以看出来。外国武侠小说从《奥赛罗》、《三个火枪手》（在以前的我没有看过了）那样的作品来看，大多比较注重力量的对比，纯粹是一种为贵族服务的小说和戏剧，可以认为它们是文字角斗场，但是随着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在商业上价值激增在19世纪、20世纪的欧美武侠（甚至于不能叫武侠只能叫侠客小说）小说最具代表性的我看要属《佐罗》了，《佐罗》的受欢迎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主义的衰落使得象美国那样的文化逐渐占据了美洲大陆的主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文化逐渐走向一个多元化发展的局面，东方的文化受到了很多西方文化的影响（《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活托托的一个奥赛罗）。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武侠小说的作者逐步将在西方小说中的逻辑推理等人所众知的具有商业价值的因素加入到小说当中（如古龙的《陆小凤》、温瑞安的《四大名捕》），更有甚者看到了由于美苏太空争霸而引发的太空争夺战在商业上的利用价值，在国外他们着重探险，在中国我们着重和外星生物的争夺，或者根本就把战场开辟到太空上去。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武侠的概念已经很广泛了，特别是中国的武侠的概念。

中国的武侠有三层含义：一是孔武有力，身手敏捷，格斗技术高超；二是在某一特定的道德标准下被广泛接受的道德体现的精华（如郭靖之守襄阳不若文天祥乎？）；三是，个人修养达到一个相当高的层次，这比较符合中国近5000年的文化的遗传，这一点在武侠小说中不是以某一个主角体现出来的，而是由一部书中的一个群体体现出来的——个人认为这一点个人认为梁雨生做的很不错——所以中国的武侠是一个广泛的概念。 个人认为广义上讲武侠小说应该包涵所有那些反映通过武技来体现人类潜能的小说，不知大家是否同意。 抽空我会看看有网友所说的那部《狞皇武霸》的，但是就中国的文化含义来说，最孔武有力的人并非是武功最强的人：） 另外，小李飞刀，我一直认为那是暗器：）所以在刀的评论里面我没有考虑他，有句话我很赞同就是“刀的好坏还是在于用刀的人”（燕南天之剑可比倚天、青虹更利乎？）
武学至上境界，乃即武学而超武学之境界，武学与非武学，本性一如之境界。如此境界，无佛家武学，无道家武学，亦无俗家武学，无佛家、道家、俗家分别之相，乃至亦无无分别之相，佛陀所言离一切分别无分别是也，亦可谓真如自性，大道之实性，此为一切武学非武学之源，不可思议，妙不可言之境界也。此不可言说，假而言之，曰武学之无极境界可也。对应于非阴非阳或无剑境界。

此无上妙境自性起用，自体自然生发而分别生出三相，即通常所谓佛家武学、道家武学与俗家武学是也。此三相初生，故尚未分离，分而未分。三相即一相，一相即三相，三而一，一而三，介于无与有之间，武学之太乙境界也。具体而言，九阳真经、九阴真经、独孤九剑[木剑境界（草木竹石皆可为剑）的系统化]即此境界也。九阳真经是佛而非佛：佛，是因为此武学圣典乃从佛学至上大乘禅宗正宗真传达摩祖师所传之无上佛法而化来，故一切佛门武功皆归于九阳真经；非佛，是因为此武学圣典含摄、超越天下一切武学，不止限于佛家武学也。九阴真经乃道而非道：道，乃由于此武学圣典为道家大宗师黄裳由道学渊薮道藏中化来，故一切道家武功皆归于九阴真经；非道，乃由于此武学圣典亦含摄、超越天下一切武学，不止限于道家武学也。独孤九剑则是俗而非俗：俗，是因为此武林绝学乃俗家千古奇人独孤求败以易经为总根源而化来，故一切俗家武功皆归于独孤九剑；非俗，是因为此武林绝学亦含摄、超越天下一切武学，不止限于俗家武学也。故天下一切武功皆以万流归宗之势融汇于以上三大武学，此三大武学又以九九归一之势归于自然无为的绝顶境界。故三大宗师，达摩祖师、黄裳真人和独孤大侠，虽假借佛门武学、道家武学和俗家武学之方便，而实际心中并无佛家、道家和俗家武学之分也。

三大宗师之分别：就最终意义而言,独孤大侠,黄裳真人,达摩祖师三大宗师当究竟无别,皆可称绝顶境界,然细论仍可分出高下:达摩祖师当下直承,纯以自心为源而生无上武学,武学只是明心见性之方便,也就是说, 达摩祖师对武学的境界是本来超越,本来无武;黄裳真人是假借道藏为缘,以自心为因而生至上武学之果,终究有所凭借,故虽最终超越了武学,尚非本来超越之境界,不过极其接近此境界,独孤大侠则经过一生极其艰苦的修习之后,直到最后才超越了武学,踏入武学和人生乃至天道证悟的至上境界,比之于以上两位稍逊一筹.达摩祖师乃无为境界,黄裳真人乃类于无为境界,独孤大侠则是由有为而归于无为的境界.达摩祖师是当下无极,黄裳真人是由太乙而无极,独孤大侠是遍历一切有形而无极[基本上经历了剑道修习过程中的所有阶段,经历最全],不过最终无异，都是体用一如之境界：达摩祖师以真如为体，以博大无边的无量武学为用；黄裳真人九阴真经上卷明大道微妙本体，下卷为破尽天下一切武学之法门；独孤大侠的无剑境界，既是内力的无所施而不可，又是剑招的变化无穷。

G. 金庸小说研究这门课程第四章 金庸武侠小说概貌的知识点有哪些

金庸小说研究这门课第四章 金庸武侠小说概貌的知识点包含第一节 中短篇（越、鸳、白）,第二节 书剑恩仇录与碧血剑,第三节 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第四节 连城诀与侠客行,第五节 射雕英雄传,第六节 神雕侠侣,第七节 倚天屠龙记,第八节 天龙八部,第九节 笑傲江湖,第十节 鹿鼎记。

H. 《天龙八部》等武侠小说进入高中语文课本，你认为有何利弊

犹记得在初中高中阶段，玩不起游戏机，只能去租书摊子上以五毛钱一天的价格租小说看。那个时候最为跑火的就是金庸，古龙，温瑞安，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我最喜欢的是金庸的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五部小说一部不拉，有时候赶时间，通宵达旦看小说不说，上课也偷偷摸摸地放在抽屉里看，无数次小说被老师收缴。

现在我们学生身上的那种除暴安良，嫉恶如仇的精神不是太盛了，而是太缺了。很多学生看到不良行为不敢制止，在恶势力面前唯唯诺诺，不敢反抗。缺乏正义感，缺乏斗争精神，没有侠客们那种蔑视强权，不畏强暴，一往无前的胆气和豪气。

再则，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被奉为经典，正是因为小说文笔流畅，大开大合，对于场面描写更是淋漓尽致，这样的写作方法也是很值得学生们学习的。武侠小说入选高中语文教材，不必大惊小怪，武侠小说也有经典，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学生在学习到语文知识的同时，还能培养对阅读的兴趣，得到放松，何乐而不为呢？

I. 写武侠小说应该必备的知识

武侠小说所需的东西还真的很多，就我所了解的谈几点：
1最基本的文字驾驭能力，这关系到你写的小说的流畅度和清晰度，写小说肯定要给人看，如果你的文章别人能一直很顺畅地读下去，无疑就能让读者更明白你写的是什么。当然当你写到一定境界之后，你就可以适当地加点心理描写和环境的渲染的笔墨。
2最基本的小说布局能力，小说的结构很重要，有的时候一个巧妙的结构能让小说增色不少，例如著名的欧亨利式结局，将明暗两线不露声色地交织在一起，最后结局才统一起来，给人以意外的惊喜。布局能力需要你不断尝试，胸中有丘壑，达到一定程度自然就知道怎么做了。布局切忌生搬硬套，为了满足某个结局而强加进去。同时结构要完整，要把故事从头到尾认真讲完，让读者明白你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3以上都是文字功底了，其他杂学都要有所涉猎。历史是个很重要的方面，金大侠的小说大多是置身在历史背景中的，很多小说也是描写一个乱世或者暗流涌动的太平盛世中主人公的遭遇，但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有历史的痕迹，古龙的很多小说都淡化了历史。其实在掌握最基本的文字功底后，你其他比较擅长的东西就成了你小说的素材。比如你对经济学很感兴趣，你就可以去写商战题材的，你对推理很感兴趣，就可以写推理武侠。除了你擅长的东西，武侠小说包罗万象，一切皆可入题，因此也要多看看各方面的书，以备不时之需。
另外要把握武侠小说的灵魂，武侠小说的核心是侠，弘扬人世间的大无私的侠义和奉献精神，所以文章中要涌动着一股积极的力量，催人奋进的力量和感染力，情感是个很重要的元素，兄弟义气，催泪的爱情可以很好地表现。不要写就写成了充斥暴力血腥，武侠有武，但武的目的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保护别人不被杀！

J. 罗立群的剑气书香

当时，主要的困难是无法取得古龙作品的版权。为了完成宿愿，我四处打听，多方寻求，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1994年下半年，在台湾出版商于志宏先生的帮助下，我总算取得了古龙武侠作品的大部分权利。1995年，在台湾著名武侠小说家古龙逝世10周年之际，珠海出版社出版了当时海内外唯一的一套较完整、较权威的《古龙作品集》，算是对这位武侠小说大师的一个纪念。
95年版的《古龙作品集》，共分59册，由别人续写完成的几部作品没有收入。1998年，珠海出版社又推出《续补古龙作品集》，将《剑毒梅香》等8种由他人续写或补写的古龙作品结集出版，但这次没有收入《剑气书香》，原因是一直没有找到这部书。这也成为我心中一个无法忘却的遗憾。
大约2005年8月间，我接到台湾淡江大学林保淳先生的电话，说他要来大陆，从澳门入关，希望我能去接他。我虽然在此之前还没有见过林保淳，但知道他也在研究武侠小说，并在淡江大学开设了武侠小说课程，因此，我爽快地答应了。
当林先生坐着轮椅，被别人推着从机场出来时，我才知道他是残疾人。难怪一定要我去接他。我将他送入在珠海预定的酒店的房间，他立即拿出一本刚出版的《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签上名送给我。我们开始神聊，话题当然主要是武侠小说。
他告诉我，他最近从台湾一个叫颜云的出版商那里看到两本古龙早年的作品，一本是《剑气书香》，一本是《神君别传》。
我一听，立刻来了精神：“真是古龙作品？他是从哪里找到的？”
“千真万确。是从图书馆资料室里发现的。可惜只有半部。”他遗憾地说。
《剑气书香》这本书我一直在找，却找不到，这下好了。《神君别传》倒是第一次听说。林先生看我不信，便说：《神君别传》确实是古龙作品。古龙写了《剑毒梅香》之后，对七妙神君这个人物一直情有独钟，很想再写写这个人物，这才有了《神君别传》。
我请他尽快将两本书寄给我看一看，他答应了。
2005年12月，我收到了林先生从台湾寄来的两本书，是复印本，都只有半部。研读之后，可以肯定，《剑气书香》的确是古龙早年作品，从文风、笔法、结构都可以看出来。但对《神君别传》，我一直将信将疑。春节期间，林先生又来了一趟珠海，言谈之中，对《神君别传》是古龙所作坚信不移。
2006年4月，我去北京与台湾出版商及古龙作品大陆版权执行代理赵震中先生会面。在他那里，我又见到了这两本书，同样只有半部。赵先生说，他也是从颜云那里拿到的。并说可以授权我在大陆出版。
回珠海后，我就和好友、《今古传奇》的冯知明先生联系，并寄去了两本书。这样，这两本古龙早年作品终于和大陆读者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