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伟人

Ⅰ 武侠小说中崆峒派的名人和武功有哪些

【崆峒派传说】
崆峒向来是天下闻名的道教圣地，传说中的仙境。几十年前，一位牧童在山中遇仙，学到了世间难以想象的奇妙武术。后来这牧童便创立了崆峒派。这个牧童即是崆峒派开山祖师木灵子，传说木灵子的武功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是以近年来崆峒派势力日益鼎盛，颇有与少林等名门大派抗争的实力。木灵子更以一身惊世骇俗的七伤拳闻名于天下。木灵子为人最是嫉恶如仇，年轻时就在江湖中行侠仗义，凭着那手独步天下的七伤拳，不知铲除了多少恶人，又挽救了多少无辜。现在虽年已渐高，脾气人不减当年。见到有人作恶事，定会严加惩戒，对本门弟子更是责之甚苛。然崆峒现在的大师兄陈汉京立身极为严谨，因此颇得垂青，据说已经获得了木灵子的三成真传。
【崆峒派武术】
崆峒武术创始于崆峒山，是道教文化的组成部分，与少林、武当、峨嵋、昆仑并称为我国著名五大武术流派。始祖是飞虹子，早年在少年寺学艺，后隐居崆峒山习道研艺。崆峒派武术吸收了少林、峨嵋、武当武术的精华，在其手法，套路、技击功夫上成为一体，讲究实打、实拿、以技击强身健体和增加功力为目的。崆峒派武术特点是“奇兵”（兵器），它不属于十八般兵器。形式各种各样，小巧玲珑，携带方便，不易被对方发现，交手中往往能出奇致胜。
崆峒派武术共有八大门内容，按初级到高级程度分：飞龙门、追魂门、夺命门、醉门、神拳门、花架门、奇兵门和玄空门。每门都有十五套东西。飞龙门是崆峒派武术的初级门、这一门里包括飞龙拳、飞龙掌、飞龙刀、飞龙枪、飞龙剑、飞龙棍、飞龙铲、飞龙双钩、飞龙双鞭等。在此基础上，追魂门、夺命、醉门、神拳门都有拳、掌、刀、枪、剑、棍、铲、双钩、双鞭等功夫逐一提高变化，增强了难度和攻击性。
追魂门在飞龙门的基本套路和动作上加强了追击性，攻击时招式多变，招招紧逼，连绵不断，有排山倒海之势。其各路名称亦由飞龙门中的“飞龙”变成“追魂”称谓。即：追魂拳、追魂掌、追魂刀、追魂枪、追魂剑、追魂棍、追魂铲、追魂双钩、追魂双鞭等。
夺命门是在追魂门的基础上又上了一层，其特点是猛烈，招招致命，绝招频出，不留活路，因此，夺命门各路均以“夺命”冠名，如夺命拳、夺命掌、夺命剑、夺命棍等十几个套路。
醉门是在夺命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主要强调动作中的跃、翻、仆、腾、宕等功夫。醉门有分文武两类，称文八仙和武八仙。文八仙重醉态的表现，没有跌仆动作，武八仙带跃、带宕、跌仆腾跳都有。醉门中的套路因此多出十几个套路，如文醉拳、武醉拳；文醉剑、武醉剑等，都是文、武个一套、拳、掌、刀、枪、剑、棍、铲、钩、鞭齐备。
神拳门是崆峒派武术中的最高武功。所谓神拳，即花拳绣腿。这种花拳绣腿不是通常所说表演的那种“花拳绣腿”。这拳打不实，用意而不用力，如游龙一般，是崆峒派拳术中登峰造极的功夫。此门中同样有拳、掌、刀、枪、剑、棍、铲、钩、鞭等十几种套路。
花架门是在神拳门的基础上脱颖而出，结合敦煌画上的飞天造型而创立的一门集攻击与欣赏为一体的上乘功法，其造型优美，攻击巧妙，尤适于女性习练，花架门中有出水芙蓉香飘宇庭，笑傲乾坤风流扇、桃花扇、花架拳、花架枪、花架剑十几套套路。
奇兵门是崆峒派武术最具特色的一门，其特点在于所用兵器短小及排兵布阵以阵法，其中兵器有风火五行轮、风火扇、挎虎篮、飞爪、佛尘、九齿铁耙、连枷、铁琵琶、分水娥媚刺、翻天印、太统法铃等。阵法有太极阵、八卦阵、十二生肖阵、二十四天魔阵、三十六游龙阵、四十八降妖阵、六十四卦齐天阵、八十一通天奇门遁甲阵、七星回天阵、二十八宿造天阵、十套阵法等。
玄空门是崆峒派秘传之宝，多以历代掌派独修之法。其内容有燕式古太极八法，无相神功，达摩神功，以此修炼内功；以针灸，中药、易经、气功结合而成的疗病方法《易通疗法》，是崆峒山镇山之宝，其中针灸取用《灵龟法法》，《子午流注》之时辰、穴位、脉络，借以《易经》之卦相推断，配合气功引导助力，在用几尾中草药服用，达到疗病奇效；以藏传佛教密宗之咒语，手印为主的修心之法，历来为崆峒派所重视，是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必修法宝。此法以《金刚七句》《一切如来陀罗心秘密咒》及《莲花生大师咒》为主课，每咒以八十万遍为阶梯，直至心空如宙，体同大宇为止。达到大智大勇，大慈大悲，大彻大悟，大雄大力的佛之境界；在做人处世上讲求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大法度。在修性上以道家所精释的道法自然，空同如如要述，达到无我无相，无执无着的境界，玄空而玄空，意空而识空，乃至真空，方显神通，为苍生服务。当代传承近乎断层，又称燕式太极门。

Ⅱ 武侠小说里被毒死的名人

小鱼儿与花无缺中的江玉燕，苏樱，
小李飞刀 ： 天机老人
《金庸剧》
飞狐外传： 程灵素 石万嗔
雪山飞狐： 胡一刀
连城诀 ：丁典 凌霜华
天龙八部：苏星河死于三笑逍遥散
射雕英雄传 ： 杨康
白马啸西风 ：没有名人因中毒而死 ，几个无名小卒强盗和雅丽仙死于李文修毒针
鹿鼎记 ：貌似没有
笑傲江湖 ：名人没有 只有小卒子昆仑派谭迪在五霸冈上被令狐冲毒血溅入口腔，中毒而死
估计死于毒药 三尸脑神丹 和蓝凤凰手下的人不少
书剑恩仇录：貌似没有
神雕侠侣：李莫愁死于大火和情花毒 天竺神僧死于冰魄银针
侠客行：貌似没有
倚天屠龙记：薛公远 华山弟子 被张无忌毒死
碧血剑：温家5兄弟
鸳鸯刀越女剑无

Ⅲ 金庸武侠小说里最英雄的人物是谁

“英雄”二字，非萧峰莫属。下面是我买的金学家陈墨的《孤独之侠》节选。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词句，千百年来，引起了多少人的共鸣。很少有人去想，倘若当真“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那苏东坡又如何能在近千年后遥想“周郎赤壁”？而苏东坡的不朽词章，为千古英雄塑像，浪花如何能淘尽？
金庸的小说，也是在为他心中的侠士英雄塑像。而在所有的塑像中，最为魁梧壮伟的一尊，正是苏东坡的同时代人、契丹英雄萧峰。尽管我们明知萧峰的形象出于作者的艺术虚构，但他“虽万千人吾往矣”，“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的种种英雄壮举，照样一次次使我们热血沸腾、怦然心动，从而深信这种艺术的真实，比历史的敷衍更加可贵。
我和许多金庸迷一样，心许萧峰为金庸笔下的第一英雄。
萧峰的豪迈形象、悲剧命运、反抗行为、英雄本色和牺牲壮举，是我们说也说不尽的话题。
萧峰的英雄气概、豪迈作风、侠义心肠、绝世武勇，以及他的超级豪饮、男儿风骨、处变不惊、一往直前，乃至他的蒙冤受屈、悲凉感慨、离奇身世、壮士情怀，都不由得人敬仰他、亲近他。
萧峰是金庸小说中唯一的一位非汉族出身的主人公。
萧峰也是金庸小说中唯一的一位在读者面前壮烈牺牲的主人公。
这两个“唯一”，自然也增加了萧峰形象的迷离悲壮的色彩，让人思绪万千又感慨万千，让人心驰神往又悲从中来。契丹人萧峰，如雄师，如猎豹，如孤独离群的狼，一旦激发出他的野性，那就会倒海翻江、惊天动地，使天下英雄黯然失色。然后我们知道，那野性也正是他英雄气质的一部分。
牺牲者萧峰，能擒龙，能伏虎，能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而如探囊取物，但却终不能挣脱命运的罗网，为改变天下百姓的命运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从而完成了一个英雄、一个真正的悲剧英雄的永恒的形象。
萧峰的英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就令人心折。
在小说中，是另一位主人公段誉首先发现了他：西首座上一条大汉回过头来，两道冷电似的目光霍地在他脸上转了两转。短誉见这人身材甚是魁伟，三十来岁年纪，身穿灰色旧布袍，已微有破烂。浓眉大眼，高鼻阔口，一张四方的国字脸，颇有风霜之色，顾盼之际，极有威势。段誉心底暗暗喝了声彩：“好一条大汉！这定是燕赵北国的悲歌慷慨之势。不论江南或是大理，都不会有这等人物。包不同自吹自擂什么英气勃勃，似这条大汉，才称得上‘英气勃勃’四字！”接着作者又写到：“那大汉桌上放着一盘熟牛肉，一大碗汤，两大壶酒，此外更无别物，可见他便是吃喝也是十分的豪迈自在。”（第14回）
从段誉的眼中写出萧峰形象的第一印象，这是作者的一个妙笔。此时段誉和萧峰（此时还是叫乔峰）还不认识，而且还是第一次见面，因而，段誉印象才是真实可靠而又形象可感的，这是一。其二，段誉这人武功不怎么样，甚至简直是没有，但他的人品、见识却着实不差。因而，从他的眼中看，听他的心中评点，也就更加准确可信了。其三，是段誉既对此人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意，势必对他有亲近之心，从而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他。
果然如此。萧峰发现段誉听到了他的下属与他的对话，只重重的哼了一声，就使段誉吃了一惊：“左手一颤，当的一响，酒杯掉在地下，摔得粉碎。”段誉并非胆小之辈，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萧峰实在不怒自威。
其后是斗酒。萧峰和段誉打了二十斤酒，吓得酒保咋舌，旁人瞠目。萧峰和段誉各喝了几碗后，段誉已支持不住，醉态可掬，但无意中运用了“六脉神剑”的功夫，可以及时将酒排出体外。于是两人接着喝，一共是近四十碗！段誉是暗中捣鬼，而萧峰却是实实在在地喝入肚中，这番豪饮，又见到萧峰海量，有如酒神。
接下来是一同出门，比试轻功，进一步惺惺相惜。互通姓名之后，才知各自误会。萧峰听段誉坦然说出自己所经历的种种倒霉的丑事之后，又惊又喜，说道：“段兄，你这人十分直爽，我生平从所未遇，你我一见如故，咱俩结为金兰兄弟如何？”段誉自是喜出望外。这段交往，急转直下，化“敌”为友，且义结金兰，与“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传统古训天差地远，方可知英雄相见赤诚相待，坦荡相对，绝不可与凡俗人事同日而语。而萧峰的豪迈性格，又深入一层矣！
接下来两人一同来到杏子林中，丐帮聚会之地。慕容复家将包不同、风波恶先后来此生事。萧峰先是不动声色，继之反而要陈长老拿药给风波恶疗毒。最后见事情有变，事态紧急，才不得已而出手，以“龙爪手”的“抢珠三式”点了包不同的穴道；又以“擒龙功”的一招取刀而使风波恶目瞪口呆、五体投地--再加上后来的“降龙十八掌”，萧峰的武功中有此“擒龙”“降龙”功法名称，象征他非同寻常的超世手段。——可见他的武勇堪称超世绝俗。那位对天下武功了然于胸的王语嫣不禁惊呆暗中担心她心爱的表哥慕容复虽与萧峰（乔峰）齐名，却不是萧峰的对手，这又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了。
接着是萧峰发现了丐帮有内乱。虽然全不知是何因由，但却处变不惊、临危不论，很快逼住了宋、奚、吴、陈四长老，制住了能言善辩的全冠清，请回了传功、执法二长老及大义分舵等未参与叛乱的帮众，迅速扭转了局势。在此过程中，全冠清及四长老本来随时有鼓噪动乱的机会，但一来萧峰沉着迅速，使他们心惊；更深层的原因显然是萧峰平时威望卓著，四长老对他不敢有当面反抗之举。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妙笔，即萧峰替段誉介绍丐帮的四长老。这一插曲之妙，有以下几点：一是借以分散四长老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暇考虑眼前之事；二是借以拖延时间，以待传功、执法二长老及忠于他的帮众的到来；三是他今天交了段誉这个朋友，也真有意要向手下介绍一番；四是当传功、执法二长老及忠实帮众道来，形式扭转之后，萧峰仍不愿失了礼数，替段誉介绍，直至完毕。由此可见萧峰的精细及其临大事、处机变的领袖才干。
接下来又说及放走包不同风波恶之事，帮中有人责怪萧峰“助敌”而不计马副帮主被杀之仇。萧峰既说了马副帮主之死尚有种种疑问，不能武断为慕容氏所害；又说了他与慕容家将公冶乾、风波恶相遇的两个故事，从仆推及其主，重其英雄气概，足见萧峰处事精细之外，更有一种大英雄的目光与胸怀。这两个故事道人所未知，见人所未见，虽是在危机之中说人之事，其实也正表现了自己的一贯作风，从而使丐帮帮众莫不心服口服，连那一向不将萧峰放在眼里的陈长老，也不得不点头称是。接下来是处置此次叛乱的头目，李春来、刘竹庄等谎通消息，诱骗传功、执法二长老，不过是一条引线。真正首当其冲的乃是宋、奚、吴、陈四长老，按照帮规，这四人公然犯上作乱，该当处死；按照常情，萧峰对此四人的处决亦不会有任何异议。然而萧峰这位受害的帮主却反过来为四长老求情，乃至不惜以刀自刺、自流鲜血为旁人洗罪；原因是这四长老曾为国立功，多次抗辽保国建立奇勋，对丐帮侠义声誉亦有无数汗马功劳。萧峰这么做，更是将他的大仁大义及其大丈夫的宽广胸怀坦露无疑。使人不能不信，大英雄所言所行、所思所动，的确非俗人可比。
以上诸段，作为故事情节，环环相扣，使人目不暇接。同时，以上的每一段，又都表现出了萧峰形象的不同侧面：他的形象，他的作风。他的酒量，他的武功，他的精细，他的侠义，他的机智，以及它的无比宽广的胸怀。由此，一个豪迈磊落、超越俗流的英雄形象，就多侧面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这一英雄形象足以使每一位读者由衷佩服。
以上这些，都是段誉眼中之事。段誉之在场，除了眼见、品评、亲近这三点意义之外，还有一点，那就是比较。
段誉的形象很可爱，但若说他是一个英雄，却不免要使人发笑。与萧峰相比，如果说萧峰是一头雄狮，那么段誉至多只能算是一只凤凰。——在王语嫣眼里，萧峰是雄狮，与萧峰齐名的慕容复则是凤凰，而段誉则不过是一个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看到后来，我们才知道，真正想吃天鹅肉（想当皇帝）的是慕容复这个不折不扣的癞蛤蟆（他与萧峰齐名也完全名不符实；那只不过是江湖上无知者的传言以及作者的一个叙事策略）。而段誉则由“癞蛤蟆”变成了凤凰。——段誉将“莽牯朱蛤”吞到了肚子里，从此诸毒不侵；而他又是大理皇嗣及刀白凤之子，称为“凤凰”可谓名正言顺。
总之，段誉虽与萧峰结为兄弟，但两人的性格却完全不同。萧峰是天生的英雄气概，而段誉则是三分呆气，三分侠气，外加三分智慧明理的书生气，就算有一分英雄气，那也是因为与萧峰结拜兄弟，近朱者赤的缘故。
段誉不能比，虚竹又如何？——不用多说，想必每一位《天龙八部》的读者都会有会心的微笑。这个一心想当和尚而不成的虚竹，倒有四分迂腐之气，四分佛徒之气，后来的武功有一分半的逍遥之气，而英雄侠烈之气，至多不过半分而已。
同一部书的主人公相比较是如此，不妨再将萧峰与金庸其他小说作品的主人公比较。
《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此人形象俊雅，文武双全，少年得志，悟性不浅，统帅红花会数万群雄，是当世天下英雄的首领，按说是堪称第一英雄了。然而此人性格中，有书生之气，有侠义之气，但因他喜欢用智弄巧，反为所累，英雄气概倒被抑制了。谈到豪迈英勇，他既不如无尘道长，更不如奔雷手文泰来，与萧峰相比，更加天差地远了。顺便说一句，由于本书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处女作，此时金庸心中的武侠理想还是“剑胆琴心”的书生侠士及“为国为民”的新型人物，至于天生武勇的英雄骨血倒不在其审美目标之中。
《碧血剑》中的袁承志。此人是大英雄袁崇焕之子，又是华山掌门人神剑仙猿穆人清的关门弟子，家世武功俱是当时一流，而且身上的江湖草莽之气也比陈家洛更多。但这个广东蛮子一来黑不溜秋，貌不惊人；二来受到金蛇郎君精神气质及他的大师兄黄真的诙谐滑稽的言行的影响，一个老实人，偏要学一学狂放突兀、任性不羁，结果只能是似是而非。他虽然被推选为七省武林盟主，但他的英雄气概始终未能成型。作为“大英雄”，他实在嫩了一点，难怪他当武林盟主，有些人口服心不服。
《飞狐外传》中的胡一刀，与萧峰最为形似。满脸胡须，相貌粗豪，酒量不小，武功奇高，胸怀坦荡而豪气干云，但一来作者的创作重点只放在沧洲乡下的一战之中，从而难以看到胡一刀的其他侧面;二来胡、苗、范、田的百年纠葛之中，胡一刀并未有所作为。因而虽见他儿女情长，难免终于英雄气短。
《飞胡外传》的主人公胡斐。胡一刀的儿子胡斐，作者给了他足够的表演篇幅。但他的性格基点乃是“飞天狐狸”(即“飞狐”-胡斐之反读音)，即表现其机智的本性;而作品的创作目标，却又要塑造一为“真正的侠”，因而不免有所拘碍。反倒使书中胡斐的英雄气概远不如金面佛苗人凤(这是按“凤凰”的模式写的)。胡斐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过是幽默生动、灵活机智、侠义执着而已。单就人物形象的艺术成就言，胡斐算不上成功的典型。
《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看来他与萧峰的形象最为接近，但实际上他与萧峰的距离恰恰最远。郭靖是中原汉人，从小在蒙古草原长大;萧峰是契丹人，从小在中原长大;看起伏经历类似，实际上相反。两人骨血不同，环境教养也不同。最大的区别是，郭靖心智迟顿，而萧峰却机智精细;郭靖朴实忠厚，而萧峰却豪迈英勇。相比之下，郭靖只不过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傻小子，岂能与萧峰的英雄气概相提并论？——真正本质的区别，还在于作者有意将郭靖塑造成符合儒家传统的“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而萧峰却是豪迈自在的本色英雄。可以称郭靖为“天下第一大侠”，而萧峰则是“天下第一英雄”。其间本领区别是，前者是一种(书生)理想化的道德楷模，而后者则是一种个性化的审美形象。两人唯一的相同之处，只不过是都会“降龙十八掌”的武功而已。但郭靖的掌法打出的是阳刚正大，而萧峰的掌法打出的则是豪迈威风。一句话，郭靖郭大侠太缺少萧峰式的豪气。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此人形象与萧峰的差异更为明显。杨过的特点是聪明机智而又性格偏激，在男女关系上总有三分轻*薄风*流。看他的故事时常要担心他“聪明过头”以及走向极端。他的至情至性，其中或许包含了英雄的成分，但就其整体形象来看，则显然不是照着英雄的模式及原则塑造而成的。
《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此人心地善良，性格中和，但也正因为这样，才总是容易上当受骗，而且做事缺乏决断，爱拖泥带水。张无忌明显缺乏领袖气质，虽然被推向了明教教主的高位，最后也不得不辞职不干，实在心灰意冷了。这样的人平凡气多于英雄气。可以做我们的好朋友，但在英雄榜上，却要排名靠后了。
《连城诀》中的狄云。狄云不是侠，更不是英雄。他是一个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乡下小伙子，老实巴交、性格庸常、智力愚顿，因而初入城市便注定了要受屈蒙冤。师父骗他，师伯及其弟子蒙他，官府害他又利用他，甚至连与他倾心相爱的师妹戚芳也骗了他。这样的人当然沾不上英雄的边。因为几乎没有哪一件事他可以做得痛快淋漓，表现出一种英雄血性来。
《侠客行》中的石破天。此人十分聪明，但又十分无知，而且无名无姓、无求无欲。可谓生具赤子衷肠，但总不能称这位“狗*杂*种”、“大粽子”、“白痴”为英雄吧。他到最后接了侠客岛的请谏，一心带人消灾免难，表现出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这在别人，或许会表现为一种英雄气概;但在石破天，却缺少英雄气。他是另一种审美形象。
《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看来这是与萧峰形象很接近的又一人物形象。例如此人和萧峰都好酒，而且比萧峰之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仔细看来，令狐冲堪称“酒仙“，而萧峰却是“酒神”，其间差异，在于令狐冲后来学会了品酒，又学会了鉴赏各种各样的饮酒器皿，越来越带有文明的味道;而萧峰饮酒则只用大碗、皮袋，且不论好酒、劣酒，俱可大喝而不醉，甚至越喝越精神。令狐冲则是喜酒亦喜醉。再一点，是令狐冲的武功及性格，都是不拘一格，活学活用，但招式精妙至极而内力则受了损伤;而萧峰则是无论用何种招式，都可以克敌制胜，因为他内力深厚，更因为他武勇过人。令狐冲是一个典型的浪子，却不是一个典型的英雄。
《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此人是典型的小人、小流*氓、小滑头、小马屁精，与萧峰的英雄气质天差地远，不必多言。
至于《鸳鸯刀》中的袁冠南、萧中慧或太岳四侠，又或是《白马啸西风》中的李文秀，或是《越女剑》中的西施、阿青、范蠡，当然不可与萧峰相提并论，甚至没有多少可比性。
以上将金庸所有小说主人公一一与萧峰形象进行比较，应该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一个比萧峰更具英雄气质及英雄气概。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决不是为了抬高萧峰而去“贬”其他的主人公。之所以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其真正的原因，是作者按照不同的价值观念及不同的审美理想去塑造不同的主人公形象。例如说到侠义，萧峰就不能与郭靖相比;说到至情至性，萧峰又不能与杨过相比;说到心地纯洁，萧峰当然不能与石破天相比;说到左右逢源，韦小宝比萧峰要高明的多;即使在《天龙八部》一书中，段誉与虚竹也分别有萧峰所不具备的长处。只是，要谈英雄气概，则为萧峰无与伦比。

Ⅳ 你知道有哪些喜爱金庸武侠小说的名人

我觉得金庸小说的成功以及风靡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缺少任何一方面 他的作品都不会火到这种程度
外因方面
上世纪6070年代是新派武侠小说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 最早的应该算是梁羽生 其后金庸古龙卧龙生等等都开始写 这个时期武侠小说创作集体井喷 写作和阅读的受众都可谓是空前的 一方面比之前的还珠楼主白羽等人的老派武侠要生动更多更吸引人内涵也更为丰富 另一方面 整个华人届是趋于一个政治和社会比较稳定的状态 人们对通俗文学的阅读较以前更广泛也更多（正因为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文学中的一种 它的传播范围自然比一般的文学作品广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那时“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是大的环境和阅读氛围
内因方面
金庸在这个时期 确实是对武侠小说创作 整体实力最强的一个 他比古龙的写实 比梁羽生的生动好看 更关键的是 他的武侠小说不单纯是武侠小说 而是有着较为深刻的内涵 金庸个人的国学修养非常强（撰武侠小说之前就是著名的传媒人 也是《明报》创始人之一 这也为他的武侠小说创作提供了充分的滋养） 比如他的《射雕英雄传》就是以中国传统“易经”为载体创作的 《笑傲江湖》算是个政治斗争的寓言 《连城诀》探讨了人性中的恶 《天龙八部》探讨了复杂的人性 《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分别就儒家和道家的视角塑造了两个主人公郭靖和杨过 《鹿鼎记》分明就是半部中国历代的政治变迁史算是一部历史的一本历史视角的武侠小说 而且探讨了关于中国人国民性的问题 这些都是金庸小说在观点和主旨方面的 就细节而言 他创造的武功啊情节啊以及和真实历史的嫁接啊 等等 都可谓无人出其右 这些都是金庸武侠小说能够成功的主观方面的因素

Ⅳ 金庸最喜欢的国内作家是谁

沈从文
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
——沈从文《烛虚》

一

金庸小说前、后期的分野，鄙意当以1963年创作的《连城诀》为断。

《连城诀》以“大白话”写回目，例如，第一回回目：《乡下人进城》。

“乡下人进城”？

金庸笔下“进城”的“乡下人”，岂止《连城》中狄云一人？他的小说，除《鹿鼎》外，其余十四部，都有一个“乡下人进城”的母题。

袁承志从华山进入北京；胡斐由雪山进入北京；阿青（越女）由山野走入宫廷。

冰火岛上的张无忌，活脱一个少年鲁滨逊；而荒山中与养母、黄狗相伴十几年的石破天，绝似东方版的“礼拜五”。

几乎所有武侠作者笔下的‘游侠’皆游走于乡野与城市之间。金庸特异之处在于：他塑造的人物自“乡下”进“城”，不仅是地理上的位移与改变，更带来心理上的冲击与陌生。

“那少年（石破天）的母亲虽然对他冷漠，却是从来不曾骗过他，此时他生平首次受人欺骗，眼中泪水滚来滚去，拚命忍住了，不让眼泪流下。”“张无忌从这一天起，才起始踏入江湖，起始明白世间人心的险恶。”——“进城”之后，这样的遭遇感受，在金庸小说中数见不鲜，非仅见于《侠客》《倚天》二书。

金庸供称：“现代作家中间，人家问我最喜欢哪一个？我说喜欢一位湖南作家沈从文。我从小就喜欢看他的作品，到现在还喜欢。”

而沈从文一生都自命为“乡下人”，“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
金庸认为自己笔下（品质）最好的男人是《连城诀》中的狄云。

试思维：《连城》中的生于湘西的狄云，是否具有沈从文所言“乡下人”的典型特征？

“湘西” 所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

金庸笔下的“城里人”与“乡下人”，典型不远，分别可以戚长发、狄云师弟为代表。

“铁锁横江”戚长发，“城里人”亦如“铁锁横江”。

“我师弟戚长发外号叫作‘铁锁横江’，那是人家说他计谋多端，对付人很辣手，就像一条大铁链锁住了江面，叫江中船只上又上不得、下又下不得的意思。”（《连城诀•九•梁山伯祝英台》）

“空心菜”狄云，“乡下人”，似“空心菜”。

“‘空心菜’是他的外号，世上只有他和戚芳两人知道，连师父也不知。戚芳说他没脑筋，老实得一点心思也没有，除了练武之外，甚么事情也不想，甚么事情也不懂，说他的心就像空心菜一般，是空的。”（《连城诀•四•空心菜》）

金庸本人的心计何其深沉！塑造了那么多全无心计的“空心菜”人物（石破天、狄云、阿青、郭靖、周伯通、段誉、李文秀、仪琳、张无忌……）却又正是此老，岂不怪哉？

无怪，勿怪！ 越是缺心眼（如我），越喜欢被人说成“老奸巨滑”。相反，越是绝顶聪明之人，越要叹慕“难得糊涂”。

心计深沉之人，可能更切望过简单生活。

“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政治生活诚非人所过耳，处境若此，万万想不到也。道德云乎哉？感情云乎哉？”——窥探权谋大师蒋中正的内心世界，这两节写在1926年的日记，最不可轻忽看过。某人以与人斗为生平至乐，蒋在那个位置不能不用权诈，内心则深以为苦。无论36年之前还是之后，蒋氏对张学良曲尽优容，令人费解。网上有朋友已经联想到同性恋了。呵呵。我的理解是：蒋氏特别喜欢张的孩子气、没心机，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格外喜欢羡慕。就一傻孩子嘛，没法跟他计较。

湘西相对长沙，是“乡下”；海宁相对杭州，是“乡下”；华山相对黑木崖，是 “乡下”；而非汉族的游牧渔猎文明相对汉民族的农耕文明，也算“乡下”。

郭靖长于蒙古，段誉长于大理，陈家洛长于回疆。他们，是“乡下人”。

论城市化程度，自然欧美远甚中国，但从历史角度看，洋鬼子也是“乡下人”。很多赴美的国人都发觉美国人多数天真如大儿童，要单个比‘铁锁横江’的心计，绝对不是中国人对手。而整体建设成就却远超吾国。

工业化、城市化，是必然趋势。但，鼓励猜疑煽起仇恨，丧失这个民族曾有的纯朴善良诚厚包容，陷于人整人人斗人人防人人害人的“铁锁横江”境地而不能自休，其祸，势将延及万世。

二

唯一例外是韦小宝，他不是“乡下人”，是“大市民”，从当时的经济中心扬州走入政治中心北京的超级市民。

“写《鹿鼎记》这本书时，我经常想起鲁迅的《阿Q 正传》……”（《金庸访谈录》）。然则，何以阿Q 一生失败连接着失败，韦小宝却从成功走向更大成功？

因为韦小宝是大城里的阿Q ，而阿Q 则是乡下韦小宝。环境、眼界、历练、手腕等等，包不同也。

金庸自称他塑造韦小宝这一人物形象，相当程度是概括了海外华人的创业过程中所体现的性格特征。海外华人所从事的，多数不是农耕，更进一步，经营更“城里人”的商业。

“‘韦小宝作风’还是少一点为妙……我事先一点也没有想到，要在《鹿鼎记》中着力刻画韦小宝关于（不择手段地）适应环境和注重义气这两个特点，不知怎样，这两种主要性格在这个小流氓身上显现出来了……事实上，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多所纵容，颇加袒护……”（《韦小宝这小家伙》）

这里，我大胆说一句：如果金庸对韦小宝的态度未曾不由自主地由质疑批判转为纵容袒护，他应该不会“封笔”，武侠小说还是可以写下去的。

此前的金庸，心理意识犹徘徊瞻顾于城乡之间，到了1970年左右，他的思想立场已经与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彻底“进城”了。

三

下面的话，写出来是用来讨骂的：我并不认为沈从文的文学成就高于金庸。

时势使然。

沈从文1950年放弃了小说创作，金庸在1972年结束了小说创作。1950年，沈从文48岁，1972年，金庸48岁。

同样收煞于48岁，其原因则完全不同甚至相反。金庸是写完了能写的全部作品感觉再也无法实现自我突破时这才放弃小说创作，宣布封笔的。沈从文的的笔却几乎是被人生生夺下。

沈先生82年追忆自己当年“试验各种各样的写法，写了许多作品，有时好点，有时不好，不好又换个方法，是试验，失败也是意料中的事……一九三五年印我的选集时，大约是从三十个本子里抽选出来的，我还是叫它为‘习作选’。为什么，我觉得，习作五十年，我才有机会，有资格按照我的理想来写，前面部分都只是习作。”

我们看到的《边城》《长河》都还只是沈先生的“习作”，他真正成熟完满的作品，还没有写出，也永远没有机会写出了。

沈从文、金庸二氏，心志均是极高，也从不缺乏世界眼光。1950年代，沈从文在致汪曾祺的信中写到：“拿破仑是伟人，可是我们羡慕也学不来。至于雨果、莫里哀、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的工作。想效法却不太难（我初来北京还不懂标点时，就想到这并不太难）。”

时局丕变，黄钟毁弃。这一百年中国好歹出现了一个堪与大仲马比肩的小说家（金庸的天分，到大仲马程度，已经发挥至极限），而雨果，终于没有出现（沈从文的才力，比雨果应无逊色）。呜呼！我已无言。

当年金庸到牛津作了半年访问学者，回到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极度的谦抑：“本来打算静下心来作学术研究，然而我个性不合，学术的基础也不好，现在努力，已做不成世界一流的学者了”。话说得很圆融，问题出在最后一句，金庸的自我期许，某事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出一流的成就，并且是“世界一流”。他倒从无成为“雨果、莫里哀、托尔斯泰、契诃夫”这样世界级伟大作家的念头，那是因为壮年金庸本无意从文，而是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从政的理想还没到“成为拿破仑”的奢侈。但我们不妨细细思量：金庸推崇的典范人物一直都是范蠡与张良。范、张何许人也？曰：帝王师！

四

湖南卫视主持人问：“你认为自己是个很聪明人吗？”金庸答：“我不聪明，我是个很努力，很用功的人，从小就培养了读书的兴趣，从五六岁开始，父母怕我读书时间太长有碍健康，催促着出去玩，但我在外面玩了一会，就又回家读书了……”

金庸对着严家炎说起自己与郭靖的相似处：“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

“六岁时我已单独上了私塾……第二年后换了一个私塾，在这私塾中我跟从了几个较大的学生，学会了顽劣孩子抵抗顽固塾师的方法，逃避那些书本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机会一来时总不把逃学的机会轻轻放过。”（《从文自传》）

沈从文五六岁的小时候成天在山野游玩，但综观其一生，更是“很努力很用功”的人。1982年，沈从文先生在家乡的吉首大学讲话中谦虚地表白：“人家说我有什么‘天才’，其实，我文化是最低级的，我是最不相信‘天才’的，学音乐或者什么别的也许有，搞文学的，不靠什么天才，至少我是毫无‘天才’，主要是耐心耐烦，改来改去，磨来磨去……至于我，写东西是一个个字改出来的……”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也谈到沈先生“称赞别人，也常说‘要算耐烦’”。

对照这几节文字，颇能见出沈从文、金庸二人之异同。

其异在于：同样的5、6岁年纪，沈先生逃避书本而沉醉于玩耍，金庸则迷醉阅读而放弃游戏。

相同点很多：[一}沈先生说自己“毫无天才”，金庸则谦称“我不聪明”，实则，沈、金二氏皆天分甚高，是绝顶聪明天才人物。[二]“沈从文自视：“主要是耐心耐烦……至于我，写东西是一个个字改出来的……”，金庸则自称“我是个很努力，很用功的人。”他在其他场合也讲过：“我的写稿速度其实是很慢的。一字一句都斟酌，所以一千多字的稿，往往是改了又改，起码花两个钟头。”

胡适先生认为“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有绝顶聪明而肯做笨工夫的人，才有大成就。”正是天分加上勤奋，聪明辅以耐心，乃有沈、金二人庞大的写作数量与绝大的文学成就。金庸31岁后从事小说创作，17年内写出了近千万字。沈从文则“在三十岁以前就写出四十多种集子”。

二人皆是高产、多产作家。

五

当池田大作恭维金庸“是被称为‘东方的大仲马’的文豪”时，出于礼貌，金庸自然要逊谢，却仍表示：“我们二人的小说的风格很接近……如各拿十五部来平均比较，我自夸或可略微占先。”

有一件事，按理说金庸应该知道而在谈话中未曾提到：最早被称作“东方（或中国）大仲马”的中国作家，并不是他。

金介甫《沈从文传》：“在20年代的上海，他自称为‘小兵’，被别人称为‘中国的大仲马’” “从沈写的那么多地方色彩作品中，（20年代末的）读者终于认识了这位‘中国大仲马’的不寻常背景（斯诺在《活的中国》小说集中曾经指出，沈从文在三十岁以前就写出四十多种集子，无怪乎被人誉为中国的大仲马，沈和大仲马还有一点相似之处是，他们的父亲都是混血军官。）”

金庸另一次受访时曾言：自己最喜欢的作家，国内是沈从文，而国外是大仲马。

沈从文之被称为“中国大仲马”，一是因为他的多产，被人微带讥讽地称作“多产作家”。其二，他在进入文坛的早期，也曾被人目为擅长以色情描写招引读者的不脱“通俗”气味的小说家，一直到1948年，还有郭沫若把沈先生尊称为专写颓废色情的“粉红色作家”。

沈从文、金庸、大仲马，三人确存某种微妙的联系。

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等作品是西方文学中与“武侠小说”形貌最为接近的。大仲马以真实历史为“钉子”挂上自己的虚构故事的写作手法更为金庸所借鉴继承。

沈从文则极力赞赏故乡湘西那种“个人的浪漫情绪与历史的宗教情绪结合为一”的“游侠者精神”，他在《湘西•凤凰》文中，追忆自己当少年时在湘西眼见的“游侠者行径……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尊重读书人……还能保存一点古风……总之，（湘西的）游侠观念纯是古典的，行为是与太史公所述相去不远的。”文章结尾处，沈先生甚至强调说：“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

上世纪30年代初那场沸沸扬扬的“京派”与“海派”之争，沈从文实为始作俑者。他对“海派”文学不满的缘由之一就是看不惯那种商业化作风。而近代以来的武侠小说的商业性特点是不容否认的。然则，沈从文是否会对武侠小说彻底否定呢？未必尽然。沈从文一九四五年写有《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一文，对现代武侠小说的开创者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评价也很正面。陈平原教授感觉沈从文是“有可能写作武侠小说的”，如成为现实，“当不至于让金庸独步天下。”

沈先生终于不曾写作武侠小说，但他小说中描写的苗族人与金庸笔下的游侠，仍自有其同质性：诚朴、笨拙、勇悍、野性、深情……

沈从文与金庸的小说同在缅怀追忆这个民族在苍老之前那种磅礴大气、沛然莫之能御的生命力。

很多人把这称为“意淫”，也有道理。而我只想问这些朋友一句话：你，站在哪里？
“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沈从文：《〈边城〉题记》）

“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是否适用于金庸的“通俗小说”？

“《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汪曾祺：《又读〈边城〉》）而金庸的全部作品，也曾引领我们集体“怀旧”，而无限“痛惜”，为这个民族曾经失去、永不再有的一切。

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书中，沈从文谈前蜀王建墓中浮雕：“还多保留唐代中原格局。劳动人民工艺成就，健康饱满，生动活泼，不像稍后，后蜀文人流行《花间集》体词中表现的萎靡纤细，颓废病态”，字里行间，褒贬显见。金庸则于故国，最爱春秋战国、强汉盛唐。于世界，钟情希腊荣光、罗马盛况。那样的时代，虽难免野蛮、血腥，却是虎虎有生气，迸发出的生命伟力，不是今天的文明人类所堪企及。1994年，金庸在北大表示自己可能会以春秋战国为背景写一部历史小说，因为“这时期的历史人物慷慨豪迈，思想开放。”

康有为声言：“士无侠气，则民心弱”，毕竟欧洲人没有完全遗忘“骑士精神”，日本人仍部分接续了“武士道精神”，而吾国的“游侠者精神”，现实中几乎已成绝响。较诸其他民族，生命力萎缩得尤其厉害，整个民族弥漫着一种女性的阴柔气质。赵本山、潘长江之流，竟成全民偶像。

鄢烈山认定武侠小说“犹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使国人滑向孱弱的，是种种伟大运动，区区武侠小说哪得如斯伟力？同理，试图通过阅读武侠小说来恢复“游侠者精神”，也太高看它了。小说，只是小说。曾经失去的，只可缅怀，无力振起。

金庸小说向来被批评为将女性角色置于从属地位，而有“大男子主义”嫌疑。就算这一批评能够成立，他也不愁找不见同道。沈从文在《一周间给五个人的信》直言无隐：“一个女人本来就要你们给她思想她才会思想，给她地位她才有地位，同时用规则与法律使她生活得像样一点，她才能够有希望像样一点！女子自己不是能生产罪过的！上帝创造女子时并不曾忘记他的手续，第一使她美丽，第二使她聪明，第三使她同情男子……”

六

“江苏与浙江到宋朝时已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苏州、杭州成为出产文化和美女的地方。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吴人和越人却是勇决剽悍的象征。那样的轻视生死，追求生命中最后一刹那的光彩，和现代一般中国人的性格相去是这么遥远，和现代苏浙人士的机智柔和更是两个极端。在那时候，吴人越人血管中所流动的，是原始的、犷野的热血。（金庸《卅三剑客图•赵处女》）”

我20年前初读此节文字，就不相信金庸是进化论者，将故乡浙江（古越）人们由“勇决剽悍”转变为“机智柔和”完全视作可喜之事。我的这一感受，终于从前几年金庸接受《面对面》访问时的一段答语获得证实：“‘五胡乱华’也是好的，中国本来一个很文弱、慢慢腐化下去的民族，自从匈奴、鲜卑这些外来民族进来，跟汉族结合起来之后，又有汉朝、唐朝，又兴旺起来，血液中间有了这个外来民族之后，大家团结融合，我们整个民族又奋发起来，又有青春力量出来了。”唐德刚先生的看法，与金庸相近：“五胡乱华四百年也是个东方各民族的一次大融合，使一个古老的汉族增加了新血液，而发生了返老还童现象，乃出现了隋唐大帝国的鼎盛时代。”（《晚清七十年》）

我只是奇怪：为何到现在没有“爱国者”站出来，给金庸、唐德刚加戴“汉奸”的冠冕？

金庸说的，是古吴古越人到今天江浙人的转变。沈从文则叹惋：“民族衰老了，为本能推动而作成的野蛮事，也不会发生了。”（《如蕤》）

何平《侠义英雄的荣与衰》是真正堪称“金学”的大文字，如此雄文，我永远写不出。故不避“文抄公”之嫌，大段引录于下：

“金庸蓄墨最多之处恰与春秋战国时原儒的圣王怀抱如出一辙……小说中厚重的乱世风云完全可以映照千年之上春秋战国时代原儒亲历的社会文化激变……金庸群侠的英雄人格映现了原儒有天下之志的圣王气象。他们是‘刚、毅、木、讷’，‘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的刚儒（如郭靖）；是‘和而不流’、‘中立不倚’、‘至死不变’的强儒（如乔峰），人们在金庸小说中看到的是任重道远、以天下为已任的使命感，是杀身成仁、死而后已的担当，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气节，是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操守。这些刚毅勇猛的侠儒，绝非循规蹈距、‘衣冠中’、‘动作慎’、‘难进易退’、‘粥粥若无能’的柔儒、腐儒、乡愿之儒、小人之儒可比。战国以前的原始儒家是从殷周贵族中的武士阶级转化而来，金庸小说复现的正是式微已久的那种文武兼包、大义凛然的原儒真精神。与群侠践履的春秋大义相表里，在思想上宰制金庸小说全局……，在他最感人的故事里洋溢的不是‘多难兴邦’的空头豪情，也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自我譬解，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烈士精神。”

七

金庸在《神雕侠侣》的《后记》中写道：“ 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等社会的行为模式，经常随着时代而改变，然而人的性格和感情，变动却十分缓慢。三千年前《诗经》中的欢悦、哀伤、怀念、悲苦，与今日人们的感情仍是并无重大分别。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直到2002年，金庸还是老调重弹：“我是想努力描述一下历经世代都不曾改变的人们共有的爱憎情感。无论《圣经》中吟咏爱情的《雅歌》，还是中国几千年前《诗经》中的爱情佳句，世界和时间不断变换，可是谁又发现这些基本的情感有过什么变化？”

金庸自陈其创作宗旨：“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

金庸在文学创作上，一直是坚定的“人性论者”，如果说他曾受到过前辈作家的影响，这一影响未必来自梁实秋，而更可能得诸沈从文。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

《边城》是一座“庙”，《连城》也是一座“小庙”。

《边城》极力写人性之美、人心之善；《连城》着力刻露人性之恶、人心之险。

《连城诀》明显是金庸向前辈大师沈从文致敬的作品，因此小说一开头：“那是在湘西沅陵南郊的麻溪铺乡下……”背景同在湘西，同样描写“人性”，二《城》何以迥异如此？

因为：傩送与翠翠，这两个“乡下人”一直呆在湘西；而狄云与戚芳这对“乡下人”则偕伴“进城”了。

假设：沈从文《边城》接着写下去，讲说傩送离开湘西后到了上海的“乡下人进城”故事，则整部小说必将呈现另一种殊异的面貌。

八

看《连城诀》的结尾，总感觉似曾相识：“那是水笙！她满脸欢笑，向他飞奔过来，叫道：‘我等了你这么久！我知道你终于会回来的！’”

再看《边城》的结尾：“那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与其说《连城》是在唱《边城》的反调，不如说前者是后者遥远的回声。

实则，金庸小说与《边城》那个令人无限回味的结尾相似的非仅《连城》。金庸小说最让人放心不下的当然是《雪山飞狐》那个开放性、不确定的结局：“他（胡斐）这一刀到底劈下去还是不劈？”——这是从胡斐角度所作表述。

在这句话之前，描述的却是苗若兰：“她站在雪地之中，月光之下，望着那婴儿的小衣小鞋，心中柔情万种，不禁痴了。胡斐到底能不能平安归来和她相会？”

“胡斐到底能不能平安归来和她相会？”，置换成沈从文《边城》式表述，看看是否合拍：“那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马上回来！”？

九

金庸自称对自己小说影响最大的古典作品是唐传奇，沈从文则自言很早就受到唐人传奇小说的影响。

沈、金二氏，皆得力于佛经甚巨。沈从文体现在语言文字上，金庸更多体现在思想意识上。金庸常在小说中穿插短篇佛经故事，这里未必没有沈从文《月下小景》的影响。

30年代初，沈从文根据唐朝高僧道世撰写的《法苑珠林》中的佛经故事改写成八篇作品，收入《月下小景》集.对此书，沈先生自己还算满意：“《月下小景》不坏，用字顶得体。”

沈从文与金庸，皆堪称“文体家”。将文言引入白话，自成一体。二人对中国现代作家多采欧化语法均是反感至极。

金庸的古文写得差，他07年所作《香港赋》尤其糟糕，称“赋”，当不起的。但他那种古今并用、文白调和的“中语文字，当世无出其右！”（张五常语）

十

沈从文、金庸自然也不排斥西方文化的影响。例如他们对人物心理尤其性心理的刻画，都受到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极大影响。

沈、金都很喜欢一部英国童话名著：《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1940年前后，查良镛攻读于联合高中……当时校内各班级学生可自由编写壁报。1941年某日课余，忽然人头济济，有数十人在围观图书馆外走廊的壁报，前排有人高声朗诵，后面谛听的，无不拍手称快。原来壁报上刊有《阿丽丝漫游记》一文，描述阿丽丝小姐千里迢迢来到联高校园，兴高采烈遨游东方世界之际，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吐毒舌，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威吓教训学生：‘如果……你活得不耐烦了，就叫你永远不得超生……如果……’眼镜蛇时而到教室，时而到寝室，或到饭厅，或到操场，学生见之纷纷逃避……文章的作者就是查良镛……”（叶炳炎的《查良镛在联合高中》）

“眼镜蛇”影射的是他们学校的训育主任沈乃昌，查良镛的同学们，很少有看不出来的。金庸在《笑傲•后记》里可是强调这部小说绝对不存在“影射”的成分。看来金庸后来改邪归正了。“影射”？那是他小时候干的营生。呵呵。

少年金庸的这篇文字，模仿的是英国作家卡罗尔的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但风格与原著大不相同。

实则，最早把爱丽丝（或译：阿丽丝）小姐请入中国的，不是1940年的金庸，而是1928年的沈从文。沈从文《阿丽丝中国游记》讽世骂世，才真正与金庸《阿丽丝漫游记》笔调近似。

金庸为此被学校开除，看来沈从文最起码要担负一半的道义责任。再呵呵。

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回忆他50年代的《大公报》同事金庸“他很可爱、很温和”，我们很难想象这样“可爱温和”的人会在十年前两次被母校视为“刺头”而予以开除处分。

黄永玉亦曾转述过钱钟书说过的话:“你别看（沈）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这一点，金庸的个性与沈从文很相似。一方面微笑可爱温和，另一方面，又脾性倔强，不受强迫。“ 我不愿做的事，别说是你，便是师父、师娘、五岳盟主、皇帝老子，谁也无法勉强” ——令狐冲这段狂言，当是作者的心声。

金庸前半生的行止，自有其光彩。甚至当他遭遇暗杀威胁，也不曾屈服。到了晚年，金庸对于政治问题的几次发言，往往自失其早年的立场，多有昏聩悖晦之语。那倒也不是被谁强迫，而是被人动以柔性攻势，这才不觉入彀。

有人不怕被“棒杀”，却可能被“捧杀”。

无奈。

1939年9月，二战爆发，波兰覆亡。沈从文感叹：“一国家养兵至一百万，一月中即告灭亡，何况一人心中所信所守，能有几许力量，抵抗某种势力侵入？”（《潜渊》）

Ⅵ 名人简介！50字

欧阳修
【欧阳修简介(1007～1072年)】

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和诗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谥号“文忠”.著有《欧阳文忠公集》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欧阳修生平】
生平欧阳修四岁丧父，家贫，他的母亲以荻画地，教他写字。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成为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佑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

嘉佑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

嘉佑五年(1060年)，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 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熙宁三年(1070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在颍州（今属安徽省）的家中，留下一万卷藏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张琴、一局棋和一壶酒，溘然长逝。苏轼评价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卒谥文忠。

文学创作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他所讲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与张秀才第二书》），主张“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欧阳修的文章】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他的笔记文，有《归田录》、《笔说》、《试笔》等。文章不拘一格，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其中，《归田录》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都很有价值。

欧阳修的赋也很有特色。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

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成就不及散文，但也很有特色。他的一些诗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如《食糟民》、《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表现了诗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的谴责。但他写得更多、也更成功的，是那些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的诗。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虽然他以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避免了韩愈的险怪艰涩之弊，但仍有一些诗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

欧阳修还有一部分诗作写得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更多的写景抒情作品，或清新秀丽，或平淡有味，如《黄溪夜泊》中的“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中的“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等。总的来看，他的诗歌风格还是多样的。

欧阳修还善于论诗。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他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

欧阳修也擅长写词。他的词，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采桑子〕十三首,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写得恬静、澄澈,富有情韵,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另一些词的“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玉楼春》，“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浣溪沙〕)等，也都是写景的佳句。偏重抒情的词,写得婉曲缠绵,情深语近，例如〔踏莎行〕中上下阕的最后两句“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通过春水春山，把感情抒写得非常深挚。他还有一些词，虽然颓唐叹老、牢骚不平，却直抒胸臆，表现出襟怀豪逸和乐观的一面。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当然，其中也不免有浅薄庸俗的作品。
【欧阳修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的成就】
欧阳修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成就。在经学方面,他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提出自己的创见。史学造诣更深于经学。除了参加修撰《新唐书》250卷外，又自著《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他勤于收集、整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编辑成一部考古学资料专集——《集古录》。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重要的地位】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居士集叙》）。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水改道北流,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等地,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当时因年荒民困,没有立即堵口。皇佑三年(1051年),北流于馆陶郭固口决口,四年堵塞后流势仍不畅,引起了北流和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会引起“流亡盗贼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首先从分析黄河淤积决溢规律出发,阐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接着他又分析了京东、横陇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时,欧阳修还认为,河渠司李仲昌等议开的六塔河,宽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断言六塔河“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

欧阳修的奏疏未予采纳,朝廷命加紧堵口,开六塔河。嘉佑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

【欧阳修与滁州的不解之缘】

欧阳修知滁，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闰正月朝廷诏徙知扬州，二月离开滁州，前后在滁州计约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给滁州留下了许多建设遗迹，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文，留下了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他留下的建设遗迹和诗文，成了滁州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留下的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成为滁州人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
承继前人开发滁州

如今说到滁州，人们自然会想到琅琊山，想到醉翁亭，想到欧阳修。琅琊山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都远近闻名。琅琊山最有名的景点是醉翁亭，被誉为全国“四大名亭”之首，名扬海内外。与醉翁亭隔山相望的丰乐亭，也是令许多探幽访古之士向往的胜迹，与醉翁亭一起被称为“姊妹亭”。丰乐亭下的“紫薇泉”，则与醉翁亭的酿泉合称为“姊妹泉”。这些，都是欧阳修知滁时开发、建设而遗留下来的。正是这些建筑，加上他亲自撰写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才使滁州琅琊山的名声大震起来。

追溯琅琊山之名，应自东晋始。东晋以前，琅琊山本无名，其主峰当地人称摩陀岭，其他都是些小山头。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因避乱驻跸于此，后来，司马睿成了东晋元帝，借其曾在此山一住之光，才有了琅琊山这个名称。但是，司马睿本人，乃至整个东晋时代，并未给琅琊山带来多少变化，它依然是一片沉寂的山岭。直到唐代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在L山司兴建宝应寺(即今日之琅琊寺)，琅琊山才打破历史的沉寂，开始起步向着繁荣与发展迈进；琅琊山这个名称也是这个时候才叫起来的。而这从司马睿驻跸山间时算起来，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

宝应寺的兴建，改变了琅琊山多年寂静的状况，但只是个开始，而且仅限于琅琊寺这一块，影响仍不是很大。琅琊山真正鹊起，是在它又经历了200多年以后，北宋的著名文士欧阳修知滁开始的。
“宽简”知滁政绩斐然

欧阳修知滁的第二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丰山脚下幽谷中的一眼泉水，经过实地察看，“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开始在这里进行美景胜地的建设。他很快修好了泉眼，建好了亭子，泉取名“幽谷泉”，亭取名为“丰乐亭”，并亲自撰文作记。同年，与丰乐亭一山之隔的醉翁亭亦建成，他取名“醉翁亭”，作《醉翁亭记》记之。两亭的建成与《两记》的问世，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尤其是《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以其生动的文字，精美的语言，为滁州展示了一幅风光绚丽的大自然画面；又因为文章中深邃的含义，及其所表达的怡然情怀，一时震动整个学界。文章一出，远近争传，滁州琅琊山从此热闹起来。此后，琅琊山、丰乐亭、醉翁亭，各景区陆续扩展，内容逐渐丰富，虽经历史沧桑，但屡废屡兴，久而不衰，终成今日之规模。追本求源，都是欧阳修打下的基础。欧阳修是唐代李幼卿之后开发滁州琅琊山最有力的奠基人，可以说，没有欧阳修，就没有滁州琅琊山之今日。

欧阳修在滁州时，除了开发幽谷泉，兴建丰乐亭及醉翁亭以外，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建设，如在丰乐亭景区建设了醒心亭，特请曾巩作《醒心亭记》；在丰乐亭附近辟建练兵场，作训练民兵之用，以保卫地方；又维修损毁严重的滁城，使滁州之城更加坚固和壮观。有人读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从他悠游山水、饮酒作乐的表现，以为他因受贬守滁，是处于不问政事的消沉状态，显然是不正确的。欧阳修在滁州，对于政事实行的是“宽简”政策。所谓宽简，顾名思义就是宽容和简化，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搏取声誉，只要把事情办好就行了。这是他一生为政的风格。他后来曾权知开封府，前任是有名的“铁面老包”，即包拯，威严得很；而他则持以宽简，办事往往不动声色，同样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清朝时，有人曾将他与包拯相比较，在开封府衙东西侧各树一座牌坊，一边写着“包严”，一边写着“欧宽”。

【文学名篇名扬天下 】

欧阳修知滁时，已在文学上卓有成就，是当时文坛上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他虽然做了官，并且在仕途上屡历坎坷，但始终未忘文学，写诗作文仍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他在滁州时期，写出许多文字生动、情景交融的作品，其中直接写滁州的，除了著名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菱溪石记》以外，还有大量的诗篇及短文。仅描写琅琊山自然景色及名胜景点的诗，不完全统计就有30多首，如《永阳大雪》、《题滁州醉翁亭》、《琅琊山六题》等。

【欧阳修的写作故事】

欧阳修，字永叔，北宋江西庐陵人。欧阳修幼孤家贫，在父母郑氏的严格教育下刻苦学习，终成一代文豪。其在写作方面，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读之，甚有所获。
其一、虚心求教
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被贬滁州任太守。此后，他时常闲游山水，并与附近琅琊寺的智仙和尚结为好友。为便于他游览，智仙和尚带人在山腰盖了座亭子。亭子建成那天，欧阳修前去祝贺，为之取名为“醉翁亭”，并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文章写成后，欧阳修张贴于城门，征求修改意见。开始大家只是赞扬，后来，有位樵夫说开头太罗嗦，便叫欧阳修到琅琊山南门上去看山。欧阳一看，便恍然大悟，于是提笔将开头“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山，林壑尤美”一串文字换上“环滁皆山也”五个字。如此一改，则文字精练，含义倍增。
其二、行文求简
欧阳修在翰林院任职时，一次，与同院三个下属出游，见路旁有匹飞驰的马踩死了一只狗。欧阳修提议：“请你们分别来记叙一下此事。”只见一人率先说道:“有黄犬卧于道，马惊，奔逸而来，蹄而死之”，另一人接着说：“有黄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最后第三人说：“有犬卧于通衢，卧犬遭之而毙。” 欧阳修听后笑道：“像你们这样修史，一万卷也写不完。”那三人于是连忙请教：“那你如何说呢？”欧阳修道：“‘逸马杀犬于道’，六字足矣！”三人听后脸红地相互笑了起来，比照自己的冗赘，深为欧阳修为文的简洁所折服。
其三、文风严谨
据《宋稗类钞》记载：有一次欧阳修替人写了一篇《相州锦堂记》，其中有这样两句：“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交稿后，他又推敲了一下，觉得不妥，便派人骑快马将稿子追回，修改后再送上。来人接过改稿，草草一读，很是奇怪：这不还和原稿一模一样吗？仔细研读后才发现，全文只是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改成了“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快马追回的只是两个“而”字。但他反复吟诵后，才发现个中妙处。原来，改句中增加了两个“而”字，意义虽未改变，但是读起来语气由急促变为舒缓，音节和谐，增加了语言抑扬顿挫的音乐美。

欧阳修所写滁州的诗文，对滁州山水之美作了极其生动、实在的描绘。如在《醉翁亭记》中写琅琊山，以“林壑尤美”、“蔚然深秀”概括，同时以简练的笔触写出了琅琊山早晚和四时的景色：“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清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他在《丰乐亭记》中则写道：“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他的许多诗，写景寄情，语言精美，读后同样令人留连。如他在《题滁州醉翁亭》中写道：“但爱亭下水，来从乱峰间。声如自空落，泻向两檐前。流人岩下溪，幽泉助涓涓。响不乱人语，其清非管弦。”真是美不胜收!因此，后人在醉翁亭不远处建了听泉亭，让人们不断体会这美好的诗意。又如他的《琅琊山六题》，对琅琊山归云洞、琅琊溪、庶子泉等各个景点都作了生动的描绘。虽然每首诗只有四句，但尽用了点晴之笔，字字珠玑。他是用对滁州山水的真爱之情写作出来的。
欧阳修描写滁州及琅琊山的诗文，以其诗文的质量及其个人的人品、地位，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竞来滁州探幽访胜。欧阳修在滁时，有的是直奔欧阳修而来；欧阳修离滁后，则以欧公之诗文以及欧公之遗迹而来。他们在这里，不仅留下足迹，也留下墨迹，日积月累，描写琅琊山及滁州的诗文已难以计数。1988年《琅琊山志》选录欧阳修及其以后的各代诗篇150余首(包括部分当代诗歌)，依然只是全部琅琊山诗文的一部分。用“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现代词汇来说，欧阳修无论从哪一方面，都给滁州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知滁两年结下不解缘
欧阳修在滁州两年多的时间，不仅给滁州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产，也与滁州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滁州这块古老的地方，与他结下了一生不解之缘。

欧阳修离开滁州之后，再也没有来过滁州，但他的心中却时刻想念着滁州。

《寄答王仲仪太尉素》：作于熙宁三年 (公元1070年)。这年他已64岁，离开滁州22年了，依然念念不忘他在滁州的一段生活。诗一开头便写道：“丰乐山前一醉翁，馀龄有几百忧攻。”始终把自己和滁州联系在一起。

如今，欧阳修离开我们已经一千多年了，但他的名字仍然时刻与滁州紧紧地相连着。没有欧阳修，就没有滁州琅琊山的响亮名声，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醉翁亭自欧阳修知滁时建成后，历经沧桑，但屡废屡兴，数百年不败。醉翁亭大门原有一副对联，写道：“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联中的“翁”即指欧阳修。当时制作这个大门及其对联的时间，是清光绪七年(公元 1881年)，离欧阳修知滁已经800多年，人们没有忘记他。至今日则已900多年，人们依然没有忘记他，今后也永远不会忘记他。1998年新编《滁州市志》(原县级市)的《人物传》中，所列第一人便是欧阳修，俨然把他当作了滁州人。

Ⅶ 金庸为啥不让经历十分传奇的张三丰当主角

张三丰是金庸笔下境界最高的人物之一 ，足以同传说中的达摩老祖比肩。张三丰境界超凡脱俗，武功独步天下，自创多种武学，传授张无忌太极拳剑，并指导他将九阳神功、乾坤大挪移与太极拳剑融会贯通，中成一代绝顶高手。

《射雕侠侣》结束时的年代，是南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此时张三丰十二三岁。八年后，也就是南宋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此时张三丰二十岁左右，忽必烈南征。元军历时十二年终于灭亡南宋，此时张三丰大约三十二岁。

但是，这一段历史太过沉痛、黑暗，读之令人流泪。比如崖山海战中，四十三岁的陆秀夫见无法突围，便背着八岁的赵昺投海，许多忠臣追随其后，随行十多万军民亦相继跳海。战后，崖山海面上漂浮着十余万具尸体。

武侠小说本是通俗文学，自然不宜太过沉重。如果金庸对蒙古灭宋的历史避而不谈，只写张三丰闯荡江湖的故事，又不契合射雕三部曲的暗线了。

Ⅷ 属鼠的名人伟人有哪些

1、邓稼先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

2、齐白石

齐白石（1864年1月1日—1957年9月16日），原名纯芝，字渭青，号兰亭，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白石山翁、老萍、饿叟、借山吟馆主者、寄萍堂上老人、三百石印富翁，祖籍安徽宿州砀山，生于湖南长沙府湘潭（今湖南湘潭），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世界文化名人。

3、金庸

金庸（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本名查良镛，生于浙江省海宁市，1948年移居香港。当代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与古龙、梁羽生、温瑞安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四大宗师。

4、冰心

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女，原名谢婉莹，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 ，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成员。中国诗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笔名冰心取自“一片冰心在玉壶”。

5、杜月笙

杜月笙（1888年—1951年8月16日），男，原名杜月生，后因章太炎建议而改名镛，号月笙，江苏川沙（今上海浦东新区）人，是近代上海青帮中的一员。1949年4月，杜月笙前往香港。1951年8月16日，于香港病逝，终年63岁。

Ⅸ 小说作者名人都有谁

我吃西红柿 我吃西红柿概述我吃西红柿，原名朱洪志，起点专栏白金作家。目前已完成小说《星峰传说》《寸芒》《星辰变》《盘龙》，另有《九鼎记》正在创作中。 [编辑本段]【作家介绍】我吃西红柿，出生于江苏宝应，自幼便喜欢看武侠小说，曾深深迷醉在金庸、古龙、卧龙生三人的武侠世界之中。所读的第一本武侠小说是《倚天屠龙记》，他整整看了一天一夜，仿佛着了魔一般；在高中时代便在起点中文网著有《星峰传说》。最喜欢的武侠人物是古龙塑造的“小李飞刀”李寻欢。小李飞刀，例无虚发，飞刀出，鬼神惊！这是何等气魄！进入大学后，空余时间多了，心中的武侠梦不断滋生壮大，有一种情感便喷喷薄欲出……于是，以“小李飞刀”为主题的小说《寸芒》便诞生了。后又著有《星辰变》《盘龙》等作品，阅读人数众多，是始终能在起点网站排名前列的为数不多的作者之一，经常是第一。被读者称为“番茄”，也是如此自称。
自我介绍
姓名：张威
笔名：唐家三少
身高：１９０ 体重：８５ＫＧ
学历：法律本科 出生年月：１９８１年１月１０日
我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小时候，最爱听长篇故事，九岁读四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开始独立阅读长篇小说，记得我读的第一套小说名字叫《甘十九妹》是萧逸的作品，那是一个悲剧，但是，往往悲剧却更能打动人的心。从此，我就爱上了小说。我喜欢散文，也酷爱诗歌，但我最钟情的，还是小说。因为，小说可以把我带离现实，将我引入令一个世界中。在那个世界里，甚至可以找到另一个无拘无束的自我。父亲曾经告诉过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英雄梦，或许这就是我创作小说的源泉吧。

Ⅹ 名人简介

杨振宁，安徽省合肥市人。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物理学大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957年由于与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观念被实验证明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其于1954年提出的规范场理论，则于70年代发展成为统合与了解基本粒子强、弱、电磁等三种相互作用力的基础；此外并曾在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领域做出多项卓越的重大贡献。

李宁，男，壮族，1963年3月10日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南泗乡人，祖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中国著名男子体操运动员。他创造了世界体操史上的神话，因此被誉为“体操王子”。退役后，李宁以其姓名命名创立了“李宁”运动品牌。

铁凝，女，汉族，中共党员，1957年9月出生于北京，祖籍河北赵县。1975年7月参加工作，高中学历，文学创作一级作家，当代著名女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河北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河北大学兼职教授。

金庸，原名查良镛，华人最知名的武侠小说作家、及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香港最高荣衔“大紫荆勋章” 获得者、华人作家首富。金庸与古龙、梁羽生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他在1948年移居香港，是香港明报创办人，并着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等14部武侠小说，作品亦被改编成影视剧集、游戏、漫画等产品，脍炙人口。金庸小说深受欢迎，不少文坛才子和读者都提笔撰写书评，形成「金学」研究的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