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小说的表现手法

⑴ 射雕英雄传的文学手法

金庸小说叙事结构不拘泥于现成的叙事模式，而是不断地进行创新改造。小说的结构是一种特殊的世界图式、一种骨架，相当于建筑中的立柱横梁，使整部小说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向世界发话。一个结构往往包含着若干可以解读却又难以一时解读甚至长期解读不尽的文化和审美的密码。金庸小说所展示的意义世界，藏着一些思想结构，文章运用叙事学原理，将金庸作品中最基本而又共通的意义一一还原出来，按其小说组合要索的变化列成模式，多层次分析了金庸小说的三维结构形态。
金庸继承并改造传统叙事模式，使陈腐的叙事模式表现出新的内涵，透过纷纭复杂的情节，贯穿其中的是金庸小说的三个母题：寻找自己——爱的困惑——归隐情结，形成一种主导性模式——“生存模式”，作者有意识地揭示人类的生存处境，其作品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体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金庸小说最动人处在于具有多重内涵的悲剧描写：选择特定的历史时期为环境要素以渲染悲剧气氛，让人物从命运、爱情、性格、人性诸方面去演绎悲剧人生；以“故事中的故事”的独特性情节设计形成双重悲剧；“假喜剧”的悲剧形式的选择……这些是对传统武侠小说的根本性突破，甚而是对悲剧本身的突破。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生悲剧是在人性与社会性的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因为成因的不同可以分为人性悲剧与社会悲剧两类。
金庸武侠小说经历了一个自然的“反武侠”发展过程，反映为他对包括武侠人物身份和武侠小说主题的认识的渐变，是从传统文化之侠到无侠、非侠的对侠的否定，“反武侠”的实质，既包含他对自我和传统文化的否定，也包含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反武侠”的结果，是“后金庸”武侠小说的衰落。从武侠小说文类的内部因素包括时代背景、人文信仰、人性因素、象征色彩等方面进行变革提高，从外部因素包括武侠文类的杂合性与边缘性、对武侠小说作者的要求入手，武侠小说这一文类仍然是有前途的。
金庸小说的特点：一是丰富性，多种多样，包括了古今中外各种小说回目的形式；二是创新性，用诗、词做标题，这在古今小说回目中少见。
金庸创作经由对于主体性的怀疑而获致宽容多元价值的后现代性立场；由此，儒、道、佛及现代性文化价值并存于虚构的江湖世界，在对峙、交谈、相互解构中明晰地敞亮各自的意义和局限；进而，尊重边缘话语的存在意义破除了对于一切中心价值强制性统治的迷信，肯定了人类生活摆脱异己价值看管的狂欢状态的内在诗性。
以虚构写真实
《射雕英雄传》中，即便金庸如何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实，但从本质上来说，小说依然是文学虚构的产物，无法巨细靡遗地刻画出当时历史的每一处角落。
首先看“郭靖”这一人物。历史上确有此人。据《宋史·忠义传四·郭靖》记载：有郭靖者，高桥土豪巡检也。吴曦叛，四州之民不愿臣金，弃田宅，推老稚，顺嘉陵而下。过大安军，杨震仲计口给粟，境内无馁死者。曦尽驱惊移之民使还，皆不肯行。靖时亦在遣中，至白厓关，告其弟端曰：“吾家世为王民，自金人犯边，吾兄弟不能以死报国，避难入关，金为曦所逐，吾不忍弃汉衣冠，愿死于此，为赵氏鬼。”遂赴江而死。这件事发生在1207年，而《射雕英雄传》中写的就是自1196年始到1221年结束，从这一点看，时间上是符合的。只是这个侠义人物死得太早，在他死后十几年，成吉思汗才率军西征。因此，历史上真实的郭靖并不像金庸笔下的郭靖那样风光八面， 在蒙古大军西征中立下的汗马功劳更是子虚乌有， 此“郭靖”非彼“郭靖”。但可以确认的是，《宋史》中这位“郭靖”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形象与《射雕英雄传》中老实木讷却勇猛担当的“郭靖” 形象倒是如出一辙。
显然，“郭靖”这一人物本身具有部分历史意义的真实，同时也具有金庸主观创作后的虚构性。
另有一例， 在小说的最后，成吉思汗与郭靖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两人在草原上驰骋：成吉思汗勒马四顾，忽道：“靖儿，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自国土中心达于诸方极边之地，东南西北皆有一年行程。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郭靖沉吟片刻，说道：“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成吉思汗一生自负，此际被他这么一顿数说，竟然难以辩驳，回首前尘，勒马回顾，不禁茫然若失，过了半晌，哇的一声，一大口鲜血喷在地下。郭靖吓了一跳，才知自己把话说重了，忙伸手扶住，说道：“大汗，你回去歇歇。我言语多有冒犯，请你恕罪。”成吉思汗淡淡一笑，一张脸全成蜡黄，叹道：“我左右之人，没一个如你这般大胆，敢跟我说几句真心话。”随即眉毛一扬，脸现傲色，朗声道：“我一生纵横天下，灭国无数，依你说竟算不得英雄？嘿，真是孩子话！”在马臀上猛抽一鞭，急驰而回。
当晚成吉思汗驾崩于金帐之中，临死之际，口里喃喃念着：“英雄，英雄……”想是心中一直琢磨着郭靖的那番言语。
在《射雕英雄传》中，成吉思汗当晚就驾崩了，与书中时间点对应，在1221年。而实际上历史记载的成吉思汗驾崩是在1227年， 金庸让他早死了6年。
能确定的是文学创作正是在文学与历史的这种虚实交错的盘根错杂中而产生。假若小说中成吉思汗与郭靖对话之后并无任何举动， 这一段对话充其量也就是小说中为情节服务而存在的许多虚拟对话之一。
但金庸故意借郭靖之口，批判成吉思汗杀戮好战，并虚拟了一段充满戏剧性的情节——成吉思汗本身重病，听了郭靖之言，茫然若失，病急攻心，当晚驾崩。这就使得郭靖的这一番言论格外惹人重视，尤为凸显犀利与分量之重。
在金庸看来，暴力与杀戮不该是英雄之举， 而只有在郭靖口中，“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寄托着他心中的英雄主义。显然，虚构郭靖与成吉思汗的对话目的也在此， 金庸在塑造着他内心认可的英雄。 身体叙述策略
金庸小说最常用的“身体叙事”策略是以“弱”写“强”，该叙事方式颠覆了人们对侠客身体的惯常想象，增加了不可预测性，解放了侠客的身体，让高强的武功不再仅仅寄身于“相貌堂堂”的躯体之中，各种身体形象都和武功产生了紧密联系，使读者与侠客身体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武功的高低与身体的“高大强壮”没有必然联系，相反，那些“肌肉猛男”往往是武功较低甚至不堪一击的。武功真正高强的侠客往往瘦小斯文，甚至老弱病残，他们以“柔弱胜刚强”的深刻反差。金庸小说中侠客身体“弱”的表现有四种：
第一是矮小瘦弱的身体。这似乎与高超武功无缘，但在金庸那里却偏偏武功高强，这种打破读者惯常思维的“陌生化”策略，在金庸小说中十分常见。
金庸大量使用了这一叙事策略，说明这是一种自觉的叙事机制。这种叙事策略断绝了身体与武功之间的简单对应而让人不敢“以貌取人”，解构了日常定式而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侠客的印象，使侠客世界增添了一份神秘。
第二是残疾缺废的身体。成为大侠并不一定需要身体素质的“天生异禀”，残疾缺废同样可以成为武林高手。这也是金庸处理侠客身体的一个叙述策略，同样是以强烈反差来丰富侠客的身体。残疾缺废的武林高手很多，如洪七公、梅超风等。侠客们残而不废，残疾人同样可以独霸一方，练成独门武功。
第三是疾病缠身的身体。一些武功高强的侠客却总是病怏怏的，都总是“一副病象”。武林高手却“满脸病容”，让人们对身体与武功之间的诡谲关系不敢轻易下判断。病怏怏的身体与惊世骇俗的武功结合在一起，出乎意料地消解了读者的习惯思维，增添了侠客武功的神秘莫测感和身体的吸引力。侠客就像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一样，使得侠客叙事亲切化、日常化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英雄叙述”。日常可见的“平常身体”与“不平常”武功之间的关系，让读者在熟悉中品味陌生，感觉伸手可触却又遥不可及。英雄凡人化、凡人英雄化是《射雕英雄传》的一种美学效果。
第四是与“武”相对的“文”。金庸笔下有很多“书生”侠客，书生的惯常形象是斯斯文文的，与侠客相去甚远，但在金庸笔下偏偏是侠客，外表清雅而武功高强，让人不敢小视。《射雕英雄传》“江南七怪”之一朱聪，是书生型侠客。书生的文雅外表与强悍功夫形成鲜明对比，让侠客的身体又一次变得让人震撼，身体的层次更丰富曲折，“文”与“武”以身体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好处是引起读者的惊叹之情，以反差使读者不由得“停顿”一下，调动读者积极阅读的主动性、创造性。武功对身体的“背叛”所产生的张力，大大激活了对侠客世界的超越性想象，身体不再是武功的直接表意符号而有了“文学功能”，成了对压抑的反抗与自由的叙述。这些“反常”的叙述，既是一种解构，也是一种建构，解构惯常的简单对应，建构新的复杂关系，既是对武侠神秘性的解构，又因身体与武功之间的不对称建构了新的神秘。
当然，身体本身的高大威猛自然是侠客的先天优势，更容易在江湖立足。俗话说“一力降十会”，强壮身体与高超武功的“强强联合”自然更有大侠风范。虽然身体本身的先天条件并非成为侠客的前提，但金庸也不会刻意回避、抛弃高大威猛在侠客身体中的地位，如果那样反倒不真实了。金庸笔下高大威猛型的侠客也相当多，这使侠客的身体叙述显得更自然真实。《射雕英雄传》郭靖、黄药师、欧阳锋都是魁梧异常。高大魁伟型是金庸众多侠客正常身体形态的一种，是一种正面叙事，是一种明写、实写，相当于“破”中之“立”、“逆”中之“顺”，顺应了读者对侠客身体的惯常想象。有正有反，有破有立，叙事层次因而更丰富。
“美”的身体
侠客身体叙事中的最耀眼之处是大量的女侠，女侠在江湖的行走使侠客的身体世界变得万紫千红，改变了侠客身体世界的结构。从武侠小说发展的历史而言，女性侠客的出现，整个影响到江湖结构上的体质改变，主要是注入了柔情的因素，这不但使得江湖的阳刚气息得以藉柔情调剂，更连带影响及英雄侠客的形貌与性格的描绘。大量女性美丽迷人的身体，改变了侠客世界男性主宰的身体结构，减缓了紧张的气氛，多了一层浪漫色彩。女性在金庸小说中是真正独立的侠客，而不是装饰的“花瓶”，不是武侠世界的“她者”，不是单纯用来“养眼”的美女，也不是用来吊人胃口的陪衬。一些女侠甚至比众多男侠还要有魅力，她们不再是边缘而是中心。金庸花费大量笔墨描写的女侠客柔美身体里的无限能量，叙事重心向女性倾斜，众女侠在武侠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是金庸对武侠小说叙事转变的巨大贡献。
既然是美女型侠客，自然有万种风情。柔美的身体之中蕴含着高强的武功、善良的心灵与智慧，使侠客的身体世界多了一种圣洁的美丽，成为武侠世界最美的风景。把美女与武侠结合得如此生动自然，给读者无限的想象、愉悦与美感，这是金庸小说最成功的魅力所在。
自金庸小说的女侠叙事开其端倪，女性从被动者走向主动，从欲望客体成为叙事主体，女性第一次真正成为武侠小说的第一主人公，是对女性的一次武侠大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也不能否认，金庸小说中总是“梦中情人”一样的美丽女侠，某种程度上也是男性眼光中对女性的另一种“想象”叙述，也有一定的“美化”因素。
“善恶”的身体
金庸小说侠客身体叙述的另一个策略是斩断了身体与善恶之间的单一定向关联，使善恶和身体之间失去了必然联系而变得复杂起来，不再是简单的好人好貌的“道德身体”。金庸在侠客的身体叙述中避免了简单的善恶对应与叙事者直接的道德“评述”，没有直接充当“审判官”的角色，这使得叙事视角更隐蔽，叙事更自由，人物形象可塑性更强。而且，这种叙事让读者产生的感情不是那种单纯的情感，而是混合的复杂情感。这种手法在金庸那里用得很多很纯熟。
在金庸对侠客的身体叙述中，当然也有恶人与恶相的对应。恶人恶相的对应在金庸那里不是主要的，大量恶人长得非常美丽，善恶美丑之间产生强烈反差，给读者极大的冲击。男的儒雅，女的娇美，善恶与身体形象之间形成了多重的错综复杂关系，去除了符号化的模式，身体信息具备了多重隐喻性，读者有了更多回旋想象的余地，因而更有审美价值。更进一步就文化伦理而言，在某些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下，由于社会公正的缺失，黑社会就和一些亚文化形态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有限度和有条件的“私力救济”方式，并因此而被美化”，金庸小说的身体叙述手法，将善恶反转与侠文化的善恶反转形成同构对应，就避免了全知全能的伦理判断，在叙事伦理边界的模糊中获得了更好的叙事与审美效果。
斩断身体和善恶之间必然联系的叙事还有一种：侠客的身体本身是模糊的，其武功出神入化，天下皆知，但身体却没有什么交代，留下无限“空白”与想象空间，等待读者自己“具体化”想象，那些侠客的身体如何“强”、如何“善”等等，成为一个个“召唤结构”，上升为一种叙述策略。
大量重要侠客的身体叙述简单，绝非作者疏忽大意，而是叙述策略之一。例如，郭靖的身体本身是模糊的，只能从只言片语中想象他们的“高大强壮”。这些“身体空白”型侠客延缓了叙述时间，增添了阅读曲折，金庸笔下不少侠客的身体都采用了该叙述方式。最主要人物的身体“空白”犹如中国书画里的“留白”，相当于“暗”写、“虚”写，举重若轻，像磁石般吸引读者自己去完善、补充、丰富和想象，在虚实相生中形成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充分调动读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去品味故事。
“易容换面”的身体
金庸小说身体叙述还有一种策略，是本来波澜不惊的身体形象通过面具、易容术等乔装改扮的频繁使用，通过前后出人意表的突然变化，超越读者的“期待视野”呈现出惊人的效果，让平淡的身体产生悬念，使身体形象成为故事情节。黄蓉曾经易容换面过，从“乞丐”变“美女”，揭下一层面皮之后竟是“武林中美人”，通过颇具戏剧性的处理，使读者产生跌宕起伏的感情，简单的身体形象竟也成为悬念，身体形象本身的变换牵动着读者，达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但又具有“合理性”。在这种看似“不可靠”的叙事中，加深了读者对人物的印象，成为故事情节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产生了自然又奇妙的效果，让读者留下最美好的记忆。
金庸通过身体“聚焦”方式的多样化，尽可能增加叙事层次，充分调动各种艺术手段，通过丰富的叙述策略，延缓了简单身体交代的节奏，增加了身体叙事的时间与空间跨度，展示了身体的变化，使侠客的身体本身成为一种叙事，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了。身体叙事不仅和武功、情节等联系在一起，更是成功塑造鲜活人物形象的必备环节，避免了雷同，增强了个性，把侠客从类型化通俗形象提升为丰满的文学形象，是金庸小说的一大成就。
金庸小说身体叙述上的匠心、技巧与艺术性，提升了武侠小说的文类品格，使之在情节的传奇性、武功的深奥性、侠义精神的感染性、文化的浸染性、人情世态的现实性等等之上，开拓了武侠小说的空间。金庸小说的文学性成就是卓越的，其身体叙事策略就是这种卓越文学性成就的表现之一。 《射雕英雄传》是一本极成功的小说，郭靖是一个出身农家的朴实少年，生性质朴。郭靖似乎是正统道德观念及传统侠义精神的化身，他的一举一动无不发自自然内心，“郭靖”这个人物的真实感，大部分来自他朴实而真诚的特质。
郭靖最重要的是他的人格，武功犹在其次，他自小人生目标便十分明确：做个好男儿，为父亲报仇。“报仇”这个观念，在现代现实社会当然不容许，但在武侠小说的幻想世界来说，却是基本的道德责任。郭靖“报父仇”的目的，是履行社会义务的一部分。
郭靖的道德观念不是从高深理论所得来的，而是基于一些十分平常的信念，例如尊长的吩咐必须遵从，答应了人的事一定要做。对朋友要忠心，不能贪生怕死。不可欺骗人。不可贪人钱财等等。“为国为民”，就是从这些简单平常道德观念而来的理想，没有什么难懂之处。郭靖的不平凡，在于他由始至终毫无犹豫地忠于自己从小培养成的道德信念。
聪明人在道德问题上往往摇摆不定，愚钝的人反而坚定而意念明确，郭靖生性质朴，他在道德抉择上也异常清楚，这是符合实情的。他在华筝公主与黄蓉之间，选择了跟华筝成亲而舍弃黄蓉，黄蓉凄然问他原因，他就是说：“我是个蠢人，什么事理都不明白，我只知道答允过的话，决不能反悔。可是我也不打诳，不管怎样，我心中只有你。”郭靖的笨拙反而是他令人信任敬重的根由。
郭靖有一段发展及成熟的过程，小郭靖蕴涵成熟的郭靖，他的个性及道德伦理基础也始终不移，但是他透过经历，从被动变为主动，他的道德价值也由外来的规戒演变成他自己的处世原则。他在华筝及黄蓉之间的抉择，就是一个精彩的例子。郭靖开始时是想，尊长为他规定了的事必然是对的，所以他必须娶华筝；但是按照父亲的遗命，郭靖要跟杨康好，而按照杨伯父的遗命，他得娶穆念慈为妻；这些事显然是不能做的，那么尊长为郭靖规定的事就一定对了。郭靖想到“答应了人的事决不能反悔”，他就毫无疑问了。郭靖答应了娶华筝，他一定要实践诺言，这个例子是个清楚的转折点，郭靖由服从尊长的被动道德层次，进展到自己承担自己言行的后果的主动层次。
这个例子的一个有趣之处是，在“尊长规定”与自己内心感情倾向两个准绳之间，他选择了内心感情倾向，他不肯为“别人的几句话”而跟黄蓉分开；但在自己的感情倾向与道义责任之间，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道义责任。
郭靖的政治醒觉，跟他的武功一样，全是经他努力，一点一滴积聚至充盈处，终于水到渠成，起初，他最大的责任不过是为父亲报仇，为七位师父争面子，好好打赢杨康；但是随着经历与见识的增长，他渐渐体会到正邪之间的斗争。国家大事及民间疾苦需要有人承担解救。
郭靖在意外情形之下领导了蒙古人抗金战事，经过这番经历，随后又经过极艰难的考验反省，郭靖不再是“傻小子”，他终于确立了“为国为民”的终生目标。
郭靖是人，他是有缺点的，这无损于这个人物的成功，反而令他更有真实感和亲切感。郭靖这个人物能够写得成功，起码有一半是因为有黄蓉的烘托，没有黄蓉的活泼古怪，郭靖的愚钝必然沉闷之极；不是黄蓉，郭靖的经历不可能这样新奇有趣，黄蓉是小妖女，郭靖是大好人，黄蓉听郭靖的话，但是没有黄蓉，这个大好人许多事情都解决不了、弄不明白。
最重要的是，是黄蓉这小妖女使他能做大好人的。他没有哄洪七公教他武功，是黄蓉哄他；他可以只顾悲痛，不去想是谁在桃花岛杀了他五位恩师，黄蓉自己会为自己及父亲雪冤，然后仍对他好；他可以顾全恩义确定娶华筝的诺言，黄蓉不管什么婚姻之约，继续跟他一起，若非黄蓉道德观念随和，事事以他为重，郭靖的坚守原则就没有那么易办。
若说郭靖这个人物有何缺点，那就是他太幸运了，似乎他能做他的道德完人，是因为运气使他不必付出太大代价，正因如此，他后来的道德专制，也就更令人不大信服。 社会各界名流对靖蓉恋的点评：
1、香港作家项庄：郭靖是拙而真，黄蓉是巧而真，他们都是绝代之人，是绝配！
2、内地金学家陈墨：在金庸的小说中，最为读者赏识和推崇的爱情故事莫过于射雕中的靖蓉配了。他俩被认为是人间最佳配偶，最幸福美满的姻缘。
3、北大教授孔庆东：靖蓉恋被认为是金庸小说里最标准经典的爱情，纯真浪漫，引人入胜。黄蓉是金庸笔下最完美的女性形象之一。郭靖和黄蓉是金庸笔下的“正格”爱情，英雄美人式。
4、佚名：黄蓉是金庸武侠小说甚至所有武侠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极品。
5、内地学者费勇，钟毅：黄蓉之看中郭靖是真正的慧眼识英雄，他们是金庸作品中最幸福圆满的一对，堪称天下有情人的典范！
6、内地学者幺书仪：靖蓉恋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命理想境界的追求和赞美！
7、台湾作家三毛：至拙配至巧，竟也天成！
8、台湾学者曾昭旭：是美满爱情的正格。
9、台湾学者苏嶝基：这对小儿女，一个耿直木讷，一个聪慧乖巧，他们在张家口邂逅相遇订交，终至彼此相爱而结为夫妇，从一开始他们的爱情就极为真挚感人。
10、香港才女林燕妮：黄蓉是标准的解语花。金庸笔下的女人，我最喜欢的便是黄蓉，有人不封她为“绝品”，也许是太有现实生活代入感之故，想想这样的女人，绝对瞒不过，越想越怕，故此踢入冷宫。 我爱黄蓉，既因她巧，亦因她真，除了巧和真，她又是个十分有趣的人，男人娶她为妻，包管一辈子不会闷。小龙女虽好，不过言语单调，其闷无比，假使我是男人，我会远远地欣赏她，而不会娶她。到底，“情深一片”，是什么东西啊？日日夜夜相对，也得有点生活情趣才成！象黄蓉，那便很多彩多姿，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时，她够聪明跟你一块儿去想，平日无事，她又不会让一天白白地过，逗逗你，撒撒娇，吃吃醋，玩玩“煮饭仔”，捏个靖哥哥捏个蓉儿，用一千种方法告诉你她爱你、在乎你，我说她才是标准的解语花。
11、作家倪匡：在《射雕英雄传》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黄蓉了。可以讲黄蓉是《射雕英雄传》的灵魂，如果没黄蓉，小说情节就无法展开，人物性格也难发挥。金庸写黄蓉这一个角色时用过很多、很曲折的笔法来表达这样美妙的人物，写得非常之成功。
12、导演徐克：如果用如今的口吻来形容黄蓉这人的话呢，就应该是女强人。因为她除了聪明伶俐之外呢，在金庸写这个人物的时候呢，有写到她又可以入厨房，又可以上大台，又可以入厨房，就是煮菜煮得好之外，好多的大场面，她都出现的话也毫不逊色。这样这个人物来讲，在如今来讲就是所谓“女强人”了。
13、作家董千里：黄蓉这个角色呢，又聪明又美丽，眉角眼梢充满灵气。我给她八个字“静若处女、动如脱兔”。

⑵ 金庸武侠小说的艺术特征是什么

故事情节吸引人；描写的侠士有血有肉，给人感觉较真实；表现力强，内容积极向上

⑶ 结合具体的作品谈一谈金庸小说创作的主要特点及艺术特色

感觉2楼提供的资料基本上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了

在这里也提供一点我的想法吧。

我从小学开始读他的作品，一直到现在，每年再次翻看同一部作品，依旧有着不同的感悟。

网上或者在文坛上，都对金庸以及他笔下的众多人物褒贬不一。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放诸四海而皆准。 金庸的作品，有其闪光之处，自然也有不甚高明的地方。

我得益于最多的就是他的作品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中国古典文化的韵味。就如在《神雕侠侣》中，程英救了杨过，自己誊写诗经上的“瞻彼淇奥 绿竹猗猗”，透露出自己的情窦初开；而《笑傲江湖》中岳不群在嵩山上发表并派的演说，说“君子和而不同”，也是论语中的典故。而天龙八部中，乔峰这一形象，便是天下第一英雄；而射雕中的郭靖，则当之无愧是天下第一大侠。他对古典文化的掌握与运用，传递给了读者一种启示与指引。

当然他的作品也受到了一些指责。我个人觉得他的作品有一些歧视女性，一本书通常都是一个男人周围围绕着众多美女……呵。但是整体仍是瑕不掩瑜。

从他的书中，了解秦汉的文学，宋后的历史，还有人生沧桑，历史无常。众多的主角，人品性格千秋分明。而很多配角，身上也有着动人或者独特的人格魅力。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配角，郭襄，黄药师，苗人凤，陈近南，慕容复。

论述题嘛，结合大家给你提供的资料，也要写一些自己的想法。如果有时间，不妨认真读基本他的小说。

希望我的浅见可以给你一点帮助。

⑷ 金庸小说《碧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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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剑》是当代作家金庸创作的长篇武侠小说，发表于1956年，收录在《金庸作品集》中。《碧血剑》的主线故事是明末被冤杀的大将袁崇焕之子袁承志及其师门华山派义助闯王，夺取大明江山所引起的一系列江湖恩怨。袁承志的家仇、师仇构成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要动力，他的复仇之路与天下江山的争夺交织在一起。在艺术形式方面，金庸在写作时就寻求着突破。他吸取外国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第一次在武侠小说中运用倒叙形式来展示波澜起伏的故事。主要人物“金蛇郎君”夏雪宜自始至终没有出场，他的身世、性格特点、故事，全都通过温仪与何红药两个女人动情的回叙和追忆展现出来。而这种倒叙、插叙的写作手法，也正是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的一个重要区别，它的运用，为以后武侠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开了一个先例。

⑸ 金庸创作风格是什么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
金庸创作风格：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称得上中国现代新武侠小说的代表，就在于它们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简而言之，金庸的武侠小说在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和展现社会时代风貌方面有鲜明特色，它们在创作技法上独树一帜，具有范式意义。金庸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文思敏捷，眼光独到。他继承古典武侠小说之精华，开创了形式独特、情节曲折、描写细腻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侠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先河。

⑹ 金庸和古龙的小说有啥不同的风格

金庸与古龙的小说，有六个大不同：
首先，小说的背景不同。金庸的小说既有历史的影子，又有新的艺术创造，他的《书剑恩仇录》写到乾隆与陈阁老，在《鹿鼎记》中写到康熙与鳌拜，在《倚天屠龙记》中写到朱元璋与徐达，都是有史可查的名人，他用了三分历史七分小说的艺术手法，半真半假，假中有真。而古龙写小说，则撇开历史不谈，他设置的小说环境几乎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既驰骋想象，又合情合理。
第二，对社会环境与风俗人情的描写不同。金庸在作景物描写时，往往有明确的地理位置，写江南，写塞北，写少林，写武当，都有详尽具体的变化与描绘，给人以历史知识的熏陶。而古龙写小镇，写村庄，写山峦，写流水，却是信手拈来，“无中生有”，尽情发挥。一个靠写实而兼以艺术加工，一个靠激情来构思理想中的社会；在金庸的小说中能领略社会风情；而古龙的小说则是人情世界的袒露。
第三，结构不同。金庸既摆脱了旧武侠小说陈旧的写法，又继承了传统文学的严谨结构，因为他写过电影剧本，又不时运用西洋心理描写手段，来充实结构的多层次与多视角，他的小说，放得开，收得拢，前后呼应，一气呵成，写历史，又不呆板、拘泥。《笑傲江湖》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金庸有些小说，长达五卷，有一百多万字，可自始至终主题鲜明，构思严密，可见其扎实的艺术功力。相比之下，古龙则不大讲究结构，他有意识地引入西欧文学的表现手法，一路写来，奇峰突起，设置悬念，扑朔迷离，但由于过分追求情节的离奇，难免有顾首不顾尾的毛病。幸亏古龙才气横溢，尽管结构上时有破绽，但由于写法新颖，想象奇特，兼有如珠妙语，也令读者大开眼界，爱不释手，自成一种武侠小说的新文体。
第四，在故事的衔接上，也各有各的高明手法。金庸依靠环环相扣的情节来组织故事；而古龙则以制造悬念来吸引读者。前者叫人越读越感受作者的想象奇突，后者则令读者进入一个扑朔迷离的艺术天地。
第五，在人物典型塑造上也各有千秋，各有自己对艺术典型的偏爱。金庸笔下，芸芸众生，除韦小宝外，他最擅长塑造朴实无华的英雄人物，如郭靖、乔峰，都显得厚道、忠诚、大度，甚至有点鲁钝而谦恭。古龙则不同，他更善于描摹风流人物的机智、潇洒、豪放和不拘小节，如陆小凤、楚留香、李寻欢、江鱼儿。
相比之下，金庸写机智的人物（除韦小宝外），未免逊色；古龙笔下的铁中棠、沈浪，也不如陆小凤、楚留香写得精采而感人。
第六，金庸与古龙最大的差别，还是在两人的语言表达上。金庸的文体，在梁羽生新派武侠小说的基础上，又是一变，他的语言老练沉着，既成功地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语言，又溶入新文艺的笔触，由于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使老读者不致生厌，新读者又击掌叫好。古龙则追求武侠小说的语言欧化，他擅长写短句与分行式，对话中多警句，交代事情来龙去脉多段落，多层次，他力求把句子写得很美，很可玩味，很有哲理，给人一种面目一新的格局。古龙在语言上的创新，当然不能说绝对成功，但古龙的新文体毕竟突破了武侠小说的原有文体，并形成了一种自己的新的语言艺术风格。
其实，金庸、古龙作品风格的差异，说到底，是由作家本人的性格、学识而造就的。金庸，原名查良镛，他大学毕业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院，学的是国际法，后来又就读于东吴法学院，专攻法律，以后到《东南日报》、《大公报》当记者，编过国际新闻版和副刊，也涉足电影界，写过剧本，并用“林欢”的笔名写影评，由夏梦主演的《绝代佳人》，就是由金庸充当编剧。后来他才投身于文坛，专攻武侠小说。同时，他还写得一手漂亮的言论，是家喻户晓的政论家。以后又成了《明报》的社长，并进入政界。从金庸走过的路程来看，他的经历广而学识渊博，因此，他的武侠小说，不仅显示出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根基，还因为他对儒学、佛教、电影、史学、自然科学都颇有研究，是一个博学之士，连古龙也承认，金庸的学问既深又广。相比之下，古龙走过的路比较简单，他原来是穷学生，大学肄业后不肯做教书匠。他的写作生涯很早，早在读书时就开始舞文弄墨，先写新文艺，写爱情小说，写散文，后来才因生活所迫走上武侠小说作家的道路。古龙的性格与金庸截然不同，金庸严峻、冷静、谦和，办事与创作一丝不苟；古龙则狂放、孤独、古怪，他喜欢喝酒，好寻欢作乐，但也能埋头写作，性格上的懒散与专注，使他成为武侠界的奇人、怪才。毫无疑问，古龙的学识不及金庸广博精深，但由于他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因此他的作品能跳出窠臼，不落俗套，刻意求新，纵横天下。
据说金庸爱好下围棋，但不轻易请客人到他家中作客，有一次却把中国围棋国手陈祖德请到家中住了几个月，因为他醉心于围棋研究，而围棋极其讲究布局，一着可分胜负。这一点金庸悟之甚深。他不仅在武侠小说中安排了围棋比武，如《天龙八部》；而且他在创作小说时，也特别注意结构的严谨。古龙呢，则是无酒不欢的酒侠，因此他笔下的英雄，十有八九是天生海量。这两个细节似可显出作品的不同风格。也可从作品中找到作家嗜好与性格的影子。
总的说来，金庸是才子兼学问家，他的小说涉及面极广，因此港台与美国有“金学”研究会；而古龙是诗人，他正是凭借自己心中滔滔不息的激情来创作小说和创造新的艺术天地。
金庸在70 年代中期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他知道见好就收这个道理。他的小说本来就是第一流的，但他不满足，对初版仍重新修改、润色、整理，因此今天出版的金庸武侠小说更为完美。而古龙则不幸于中年夭折，他没有来得及为自己洋洋洒洒写下的六十八部武侠小说作一次精加工。因此，从质量而言，金庸小说在总体上超过了古龙小说，但古龙则不愧为继金庸之后又一个武侠小说的创新者。如果打个比方，金庸的成就如盛唐诗歌，那么古龙就是中唐诗歌。中唐诗歌虽然没有超过盛唐诗歌，但毕竟有其独特的文学地位。

⑺ 金庸武侠小说的艺术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简单地说一些。金庸与梁羽生和古龙的差距在于。金庸所著小说很多，跨越几十年。虽然早期作品和晚期作品有很大差别，但均是以一个较高的视角来描述故事。并且故事中还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并且这些故事极具可读性。

⑻ 金庸小说有什么特点

金庸小说的承袭了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特点，它保持了武侠小说复杂的文学、文化、社会、历史内涵，典型的创作了繁复多变的武侠文学，并袭用了旧小说在行文时夹用诗词、歌赋、联句，在回目中使用对联、诗词，在语言上使用白话、夹用韵文等特点。它借鉴了一些中国式的传统手法，如说书艺术、插科打诨角色的引入、全知叙述和次知叙述的运用、戏剧舞台的架设、假全知状态下的视觉与心觉的堂皇运用等。而其超凡的功力在于他通过浪漫叙事构造的侠谱。杰出的武侠小说家，写武侠，写出的是人世的众生相；敏锐的读者，读武侠，读出的是人间的沧桑和百态。

⑼ 简单说说金庸武侠小说特点

首先，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它承袭了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特点，即金庸在创作过程中保持了武侠小说复杂的文学、文化、社会、历史内涵，典型的创作了繁复多变的武侠文学。
其次，金庸小说袭用了旧小说在行文时夹用诗词、歌赋、联句，在回目中使用对联、诗词，在语言上使用白话、夹用韵文等特点。
再次，金庸小说潜移默化的借鉴了一些中国式的传统手法，如说书艺术、插科打诨角色的引入、全知叙述和次知叙述的运用、戏剧舞台的架设、假全知状态下的视觉与心觉的堂皇运用等。
金庸作为武侠小说这一“项目”的“奥运冠军”，其超凡的功力在于他通过浪漫叙事构造的侠谱。杰出的武侠小说家，写武侠，写出的是人世的众生相；敏锐的读者，读武侠，读出的是人间的沧桑和百态。

⑽ 金庸武侠小说的艺术特点。

金庸武侠总论

金庸最得武侠小说之中道，自由出入于有无之际。有者，小说结构完备严整，内涵博大精深是也；无者，小说文势无拘无束，意境自在天然是也。总体来看，十四部作品以《书剑恩仇录》为宗本，一出手就显大家风范，此为金庸武侠小说之基，太极是也。由此生发相反相成之两仪：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两书势分正奇而有异曲同工之妙，堪称珠联璧合，犹如两仪剑法，一阴一阳，一刚一柔。双剑合璧，乃归于倚天屠龙记，又一太极也。由此又生发两仪：天龙八部与笑傲江湖，至此，金庸经典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已达炉火纯青之境界。天龙八部堪称至法、至正、全有，包罗万象，武侠中之哲学；笑傲江湖堪称无法、至奇、妙无，随意挥洒，武侠中之诗。至法无法，至正至奇，全有妙无，哲学就是诗，所以两者自然融归于鹿鼎记，浑然天成，透彻圆融。如果按照独孤求败一生在剑道上达到的不同境界来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系列，则书剑恩仇录是刚开始练剑，射雕英雄传是青锋宝剑，神雕侠侣是紫薇软剑，倚天屠龙记是玄铁重剑，天龙八部是草木竹石皆可为剑，笑傲江湖是自此精修，逐步超越草木竹石皆可为剑的境界，对应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就是逐步超越武侠小说有的境界，逐步走向非武侠，鹿鼎记则是无剑境界。

与此对应，金庸武侠小说之侠客也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发展系列：陈家洛是第一个侠客的化身，但其内涵主要还是在民族主义的维度中展开。之后，郭靖和杨过在互补的意义上比较充分的展开侠客的内涵：郭靖是集体主义本位意义的英雄，杨过是个体主义本位意义的英雄。郭靖和杨过身上所体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理想已经开始超越民族主义的范畴而提升到人类主义的境界。郭靖是正统意义上的大侠，杨过则是反正统意义上的大侠，但正反一体，两者都是至情至性者无别。两者的内涵在张无忌身上得到融合。张无忌以巨大的包容性将正反两种意义的大侠化为一体。通过张无忌，金庸将大侠的理想境界建立于平凡普通之中，功力更见精纯。此后，侠客的内涵最为典型的在乔锋和令狐冲身上得以展示，两人分别是郭靖和杨过的更高意义、更为自由的发展阶段：乔锋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无名老僧称赞他为“惟大英雄能本色”，“菩萨心肠”，“大仁大义”，这一点与郭靖毫无二致，但金庸通过乔锋乃至江湖众生相的深刻刻画，将武侠小说的境界提升到了对整个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高度。天龙八部就如一部佛学的史诗，饱含着悲天悯人的伟大精神。天龙八部事实上是经典武侠小说真正的颠峰，虽然笑傲江湖更为飘逸自在，鹿鼎记更为透彻圆融，但都不如天龙八部博大精深——物极必反，从笑傲江湖开始逐步走向反武侠，直至鹿鼎记成为非武侠。令狐冲则更能体现对于个性自由的自觉追求和人自身命运的自主把握。杨过和令狐冲都是坚持自己个性自由的典范，但与杨过相比，令狐冲大原则把持得住，而小节则无可无不可，很好的统一了顺应世俗和坚持自己个性的矛盾。令狐冲代表了侠客个性解放的理想境界。侠之意义至此而极，故到最后一部作品，主人公成为非侠韦小宝和康熙大帝。虽然是非侠，实际上是对侠客理想的超越，也可以说非侠首先彻底的、比侠客本身还要更好的实现了侠客的理想追求。象康熙皇帝，如果以大侠的标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和造福苍生而言，则康熙乃至历代圣王励精图治，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海清河晏的盛世局面，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侠。比之于圣王之雄才大略，武功可以说微不足道，如此说，可谓至侠无武也[天龙八部是唯大英雄能本色，笑傲江湖是是真名士自风流，鹿鼎记是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尽解诗。天龙八部是盛唐气象，笑傲江湖是魏晋风度，鹿鼎记是生活本色]。所以武侠小说乃至于侠客的理想本身就终结了。

简单总结一下，金庸从民族主义（书剑恩仇录）写到人类主义（从射雕英雄传到最后都是，但逐步深化），从人的命运（天龙八部）写到人性（笑傲江湖）最后归结到最凡俗的非武侠、生活、历史本身，表明了一个最为简单但也最深刻的真理：真正的理想主义只能在现实生活中才能实现或建立，这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又是彻底的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金庸为什么到鹿鼎记就封笔了？因为他已经无武了，其实如果联系到金庸以后改而写历史小说的话，我们会说，金庸的封笔不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其实也无所谓终结不终结，起点不起点的，随缘任运，到什么境界干什么事而已。

就金庸小说所反映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书剑恩仇录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儒家文化为起始，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则是对此的相辅相成的展开，射雕英雄传通过郭靖主要展开了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的一面，而神雕侠侣通过杨过主要展示了儒家正心诚意至情至性的内圣的一面，在此，必须说明两点：一、超越狭隘民族主义，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本来就是儒家文化的崇高追求，因此对儒家思想的深入揭示必然将自己提高到人类主义的境界；二、如果我们领悟了儒家文化的真谛，就会明白，儒家文化从本性上决不违反人性，相反，尽心尽性尽情才能知天知命达道，如此，就自然过渡到倚天屠龙记所展示的道家的境界，倚天屠龙记所展示的道家的境界是正宗的哲学化的道家，偏于老子一面，主要得道家文化之自然、质朴和博大；之后，金庸在两个方面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倚天屠龙记的道家文化精神进行了更深入的拓展，一个是深化的方面，深化了倚天屠龙记的博大之处，此即形成为天龙八部，武侠小说至天龙八部，达到森罗万象、无所不包的境界，犹如华严宗的一真法界，另一个方面则是对倚天屠龙记的道家文化精神进行了自我转换，使道家文化的自然风骨展开为飘逸与逍遥，此即形成为笑傲江湖，笑傲江湖的道家是诗化的道家，偏于庄子一面[天龙八部将道家文化的博大展开到完备浩瀚的程度而笑傲江湖将道家文化的自然展开到自由自在的程度]，于是乎就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最终归宗于平常、本真的鹿鼎记做好了铺垫，鹿鼎记是禅，是平常心即道的境界。

因此，金庸的武侠小说由儒变而为道又由道变而为佛禅[同时兼赅墨法兵阴阳等各派]，直至回归到生活和历史本身，乃越来越炉火纯青的进程，整个发展过程逐步递进而又浑然一体。整体而言，金庸由非武侠小说而武侠小说，此为无中生有，越来越精深，达到最高境界又归于非武侠小说，又由有而归无，完成了一个大循环。《书剑恩仇录》为初入大道，倚天屠龙记乃小成境界，鹿鼎记为大成境界。《书剑恩仇录》为初发心，凡夫位；倚天屠龙记为超凡入圣，圣人位；鹿鼎记为返朴归真，凡圣等一，平等位。总体言之，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可谓善始善成，因此有关金庸封笔，可以引老子一言以蔽之曰：功成身退，天之道哉。

金庸武学总论

新武侠小说诸作家中，就武学修为之深邃博大而言，无出金庸其右者，乃至于可曰：通金庸武学即通一切武学。

金庸武学，一言以蔽之曰：以武论道，由武而显道者也。

武学至上境界，乃即武学而超武学之境界，武学与非武学，本性一如之境界。如此境界，无佛家武学，无道家武学，亦无俗家武学，无佛家、道家、俗家分别之相，乃至亦无无分别之相，佛陀所言离一切分别无分别是也，亦可谓真如自性，大道之实性，此为一切武学非武学之源，不可思议，妙不可言之境界也。此不可言说，假而言之，曰武学之无极境界可也。对应于非阴非阳或无剑境界。

此无上妙境自性起用，自体自然生发而分别生出三相，即通常所谓佛家武学、道家武学与俗家武学是也。此三相初生，故尚未分离，分而未分。三相即一相，一相即三相，三而一，一而三，介于无与有之间，武学之太乙境界也。具体而言，九阳真经、九阴真经、独孤九剑[木剑境界（草木竹石皆可为剑）的系统化]即此境界也。九阳真经是佛而非佛：佛，是因为此武学圣典乃从佛学至上大乘禅宗正宗真传达摩祖师所传之无上佛法而化来，故一切佛门武功皆归于九阳真经；非佛，是因为此武学圣典含摄、超越天下一切武学，不止限于佛家武学也。九阴真经乃道而非道：道，乃由于此武学圣典为道家大宗师黄裳由道学渊薮道藏中化来，故一切道家武功皆归于九阴真经；非道，乃由于此武学圣典亦含摄、超越天下一切武学，不止限于道家武学也。独孤九剑则是俗而非俗：俗，是因为此武林绝学乃俗家千古奇人独孤求败以易经为总根源而化来，故一切俗家武功皆归于独孤九剑；非俗，是因为此武林绝学亦含摄、超越天下一切武学，不止限于俗家武学也。故天下一切武功皆以万流归宗之势融汇于以上三大武学，此三大武学又以九九归一之势归于自然无为的绝顶境界。故三大宗师，达摩祖师、黄裳真人和独孤大侠，虽假借佛门武学、道家武学和俗家武学之方便，而实际心中并无佛家、道家和俗家武学之分也。

三大宗师之分别：就最终意义而言,独孤大侠,黄裳真人,达摩祖师三大宗师当究竟无别,皆可称绝顶境界,然细论仍可分出高下:达摩祖师当下直承,纯以自心为源而生无上武学,武学只是明心见性之方便,也就是说, 达摩祖师对武学的境界是本来超越,本来无武;黄裳真人是假借道藏为缘,以自心为因而生至上武学之果,终究有所凭借,故虽最终超越了武学,尚非本来超越之境界,不过极其接近此境界,独孤大侠则经过一生极其艰苦的修习之后,直到最后才超越了武学,踏入武学和人生乃至天道证悟的至上境界,比之于以上两位稍逊一筹.达摩祖师乃无为境界,黄裳真人乃类于无为境界,独孤大侠则是由有为而归于无为的境界.达摩祖师是当下无极,黄裳真人是由太乙而无极,独孤大侠是遍历一切有形而无极[基本上经历了剑道修习过程中的所有阶段,经历最全],不过最终无异，都是体用一如之境界：达摩祖师以真如为体，以博大无边的无量武学为用；黄裳真人九阴真经上卷明大道微妙本体，下卷为破尽天下一切武学之法门；独孤大侠的无剑境界，既是内力的无所施而不可，又是剑招的变化无穷。
类似的，《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在桃花岛山洞中，周伯通说道：他（王重阳）说我学武学得发了痴，过于执着，不是道家清静无为的道理。我那七个师侄当中，丘处机武功最高，我师哥却最不喜欢他，说什么学武要猛进苦炼，学道却要淡泊率性，这两者是颇不相容的。于是郭靖就问周伯通：为什么王教主既是道家真人，又是武学大师？周伯通：他是天生的了不起，许多武学中的道理自然而然就明白了，并非如我这般勤修苦炼的。这就是老子“道法自然”之意，故王重阳理事圆融，既是道家真人，又是武学大师。“侠客行”上的武功各派高手[无论是少林、武当这样的正宗门派还是各种奇门武学]以任何见解去解释都不得其真谛，而石破天无心、无意而自然契合于其境界，也可以说是自然无为境界之体现也。与道相合之后，一切武功皆纷至沓来，随心而发，无不自如。

以上两种境界皆不受武学门派限制乃至于不受武学限制，武学之自由境界也。如不能恒持此境界而自心生疑，则沦入有形且被其束缚，如此而观，则天下武学遂分为三大宗：佛、道、俗是也，且三大宗之武学又由自身而无穷化生，渐次生出自己的太极境界之武学、两仪境界之武学乃至一切可能境界之武学，整个武学格局至此即成门派纷呈、万象并存之景象。两仪境界之下，繁复不可论也，故只论太极与两仪境界之武学。

道家武学之太极境界易见，即太极剑法[和拳法等]是也，分而为两仪剑法，合则为太极剑法。阴阳刚柔，互生互化，相反相成，两仪也；混成一体则太极也。而佛家武学和俗家武学之太极境界何在？曰：易筋经即佛家武学之太极境界，而玄铁重剑即俗家武学之太极境界是也。易筋经乃少林武学之总法门，一切少林绝技与武学皆以此为基方可成就，而此经非少林弟子不传，已经分了门派；而少林武学两仪境界，乃由易筋经而自生刚柔功夫，少林武学之特点并非阳刚，而是光明正大，一味刚猛并非少林武学之真谛，少林功夫中虽不乏金刚指之类的至刚至阳之绝技，然亦有“拈花指”等至柔至和之绝技；或曰：少林武学外功为刚而内功为柔，内外兼修，刚柔并济，最终合而为一，亦为太极境界无疑也。至于玄铁重剑之武学，乃独孤求败超越至刚的青锋宝剑[凌厉刚猛，无坚不摧]和至柔的紫薇软剑之后将两者混成一体而成，达有形剑法之极至，是“一”的境界，也就是太极境界。

天下武学，本来一源。由体起用则化生无量武学，反之，由用归体亦可返朴归真，返本还源。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修习俗家武学达绝顶境界可天人合一，修习道家武学达绝顶境界可归于大道，修习佛家武学达绝顶境界可明心见性，殊途同归，都是自由王国的境界。

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学经典意义

世界上伟大的文学经典其特征是雅俗共赏，长盛不衰，也就是既拥有高低深浅各个层次的读者群体，同时也能够获得各个时代读者的接受和共鸣，因为文学经典都具备时空两个维度的特点：在空间上作品应尽可能涵盖各个层次和方面，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广阔博大深邃无限丰富的世界，甚至应该同人生、宇宙同样浩瀚；在时间上作品能够超越不同的时代而反映超越特定时代的永恒价值——只有作品从本性上超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才能经得起不同历史时代不同读者的检验，才能获得不同历史时代各种人的共鸣。如此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可以称为经典。

金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子百家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在金庸小说中，不同的观念可以多元并存，和而不同，构成一个包罗万象而又浑然不可分的整体。无论作为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儒道佛还是作为非主流思想的其余各家各派都在金庸小说中各得其所。就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之广博与精深而言，金庸可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人。金庸的武侠小说犹如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于东方文化的一座长廊，琳琅满目。曾有一位学者用一副对联评论金庸的成就：打通佛道儒，驱琴棋书画；驰骋文史哲，遣星相医卜。因此，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读者可以各取所需，故金庸小说才拥有了最广泛的读者群。但金庸让人称道、难以企及之处还并非单纯是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而是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流派的思想境界、对不同人物性格与命运的恰如其分的把握。这种精当的分寸感和纯熟的火候是金庸功力精醇纯正的体现。博大是向外开掘，而精纯则是向内、向本性深处锤炼。如果说博大是包罗万象，那么精纯则是将博大所包罗的万象贯通起来而达到浑然一体的境界，亦即达到贯通一切的“一”，而同时每个个体并不失去自己的个性，而是各就其位，各成其性，随在各足，不相妨碍，不仅不相妨碍，而且还相辅相成，相济相化，一切皆和谐之至，最终才能达到透彻圆熟，随心所欲，无不自如的境界。由于有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后盾，金庸的文学作品就具有了极为丰厚的文化底蕴。

但金庸作品的超凡之处并不在于、主要不在于、首先不在于对中国或东方文化的理解与阐发，而在于在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特定的形态中揭示了超越时代和地域的人类的永恒价值与普遍的大道。何谓也？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对于自己命运的认识和把握，对于社会规律和宇宙之道的求证，并不只是对于江湖人才有意义，也并不只是对于古人才有意义，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首要意义，是我们生存的意义之源。伟大的作品还都具有一种史诗的风格，这当然是由作品本身内涵的博大丰厚所决定的，因此《水浒传》是江湖文化的史诗，《三国演义》是英雄文化的史诗，《西游记》是修行的史诗，《红楼梦》是社会和人性的史诗[《西游记》和《红楼梦》是一真一俗，《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或《水浒传》是一阴一阳，《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一精一粗]。我们同样可以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史诗。

金庸的十四部武侠作品，其代表作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都是长篇，特别是天龙八部和鹿鼎记的篇幅都和红楼梦不相上下。墨家文化的积极入世、急切救世，儒家的上合天道、下和万民，道家的自然无为、与世无争，佛家的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以及兵家、法家、阴阳纵横之术都有所反映。从宋代直写到清代，时间跨度近千年；宋、元、辽、西夏、大理、俄罗斯，江南漠北中原边塞宫廷市井军阵，空间跨度极为广阔；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历史问题、人类的命运问题、大道的本性问题，各种问题皆有体现；既有宏观的大场景的刻画（如天龙八部少林寺大战，倚天屠龙记中明教与六大门派之战，神雕侠侣中襄阳大战，雪山飞狐中天下掌门人大会等），也有微观的细节的细腻描写，而且宏观与微观能完美的融为一体；既有对外在自然美景的描摹，也有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千丝万缕而脉络分明，结构严整，境界博大，意境深远。金庸的武侠小说因含纳万状而在当代做到了雅俗共赏，它也必能因趋近永恒而在各个时代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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