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侠小说史论
Ⅰ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武侠小说及其作者。
司马迁《史记》中说: 救人危难, 周济贫困, 不失信, 不背言, 合於仁义, 即谓之”侠”; 侠士多凭武技对抗压迫, 所以《韩非子》说: ”侠以武犯禁”．”小说”者, ”街谈巷语之说也”．合起来说: 民间流传的描写凭武艺行侠仗义的叙事文学作品就叫”武侠小说”．
中国武侠小说源远流长, 《史记·游侠列传》中郭解的故事已具传说性质, 可视为武侠小说的萌芽; 唐代《聂隐娘传》、《红线传》, 是武侠小说的初期形态; 宋代讲述”扑刀”、”杆棒”列为说书人的专工; 至元明之际遂产生了描写”侠以武犯禁”的不朽巨著《水浒传》; 清代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兼写清官, 是武侠小说的一个流派．
本世纪20 年代以来, 武侠小说新作层出不穷．先是江南不肖生 (向恺然) 著《江湖奇侠传》, 河北有赵焕亭著《双剑奇侠传》, 风行一时．但不久即新崛起的北派武侠小说四大作家取代了他们的地位, 向、赵二氏的作品逐渐不为广大读者所崇．北派四大家依成就而论, 当首推白羽 (宫竹心) , 其次是还珠楼主 (李寿民) 、王度庐、郑证因, 各有二三十种以上的著作．
Ⅱ *求中国武侠史！！！
《中国武侠史》
在群雄并峙的历史机遇中成长——战国游侠的活跃
2．养士之风的兴盛
战国的养士之风已和春秋时期有极大的区别。春秋时期虽列国纷争，但表面上还维系着等级有序的一统局面，有极分叽的“公”“私”观念。所谓“私”就是以下害上的一切言行，这是为社会所不齿的，因为“以私害公，非忠也”。收养私属、私卒，私士，是被社会舆论所不容的。在当时的历史记载中，养士，往往被描绘成野心家如公子光、白公胜之类的不轨之举。到了公开兼并与竞争的战国时代，养士已成为上层社会竞相标榜的一种时髦风气。只要是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尽可能多地收养门客为荣。从战国初期的赵襄子、魏文侯及以后的赵惠文王、燕昭王、“战国四公子”、秦相吕不韦、燕太子丹，门下都收养有千人以上的门客，其养士之规模也是春秋时期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孔丛子•居卫》篇记载了孔子孙孔子思关于春秋、战国两个时代不同的养士之风的观察与思考。他认为，春秋时期，“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所以养士之风不得大倡；而战国时代，“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这段话深刻地道出了战国养士之风经久不衰的真谛。由于通过养士的方式可以大量集中人才，既能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以号召天下，又能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以称霸诸侯，所以上层权贵们争相礼贤人士，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以尽天才之大为己能，形成了“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的大好局面。
成国养士之风的兴盛对快的发展起看极大的推动作用。
战国的养士，形成了以“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为代表的人才中心，大量的人才迅速地聚结起未。据史书记载，“四公子”门下的食客都超过三千人。孟尝君的封地是拥有万户以上人口的薛邑，但他在薛邑一年的收入还不足以供养门客。秦昭襄王称赞孟尝君善于结交各种人才，说：“孟君门下，如通物之市，无物不有。”平原君门下也人才济济，“文武备具”，他曾自夸：一旦有事，“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门下足矣”。信陵君手下的门客甚至可以潜伏在赵王的身边，他所得到的机击信息甚至比他的国君魏安僖王还快、还准确。人才的大量集中，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信陵君“仁而下士”，使得周围数千里的游士“争往归之”，“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其他三位公子，对社会产生的威慑力也大致相同。
战国四公子的大量养士，使得游侠有了集结的场所。这一点史书上虽无专门的记载，但也可寻见其端倪。秦围邯郸，赵王派平原君突围去楚国求救，临行时，平原君挑选“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同行。后解围时，又“得敢死之士三千人”，说明平原君的门下聚结了不少侠土。信陵君曾“从博徒卖浆者游”，孟尝君门下有“鸡鸣狗盗之徒”，那么下层社会的侠士也有不少集合在四公子的门下。所以韩非子称养士之风中存在“养游侠私剑之属”的现象，所谓“侠奸六万，门客三千”，且认为由于他们的大量桑结已威胁到最高统治者的统治。
武侠在权势者门下的大量集绪，使得他们一开始便养成交党结伦的风气。《史记•孟尝君列传》中载门客的住处有传舍、幸舍、代舍三种，又有“传舍长”的职务，那么，战国的门客当有一定的组织方式，游侠也在所不免。这对于武侠的聚合是有利的。
以“四公子”为代表的战国权贵为人才方面激烈竞争的形势所迪，在网罗人才上遵循了一些难能可贵的行为准则。
一是“知人得士”。战国时代的游士对于养士的权贵期望值甚高，不但要求他们能给予自己很高的物质待遇，而且要求权贵们能懂得人才，善于使用人才。信陵君在魏国偷盗兵符领兵解了赵国邯郸之围后，便留在了赵国。他听说赵国有两个出色的人才：一为毛公，藏身于赌徒之中；一为薛公，埋名于酒肆之内。信陵君几次想见他们，两人都躲了起来，不肯相见。信陵君打听到他们的存身之处，就悄悄地走到那儿与两人交游，相互间处得十分融洽。平原君听说后对妻子说：“我听说你弟弟信陵君天下无双。现在看来只是个糊涂虫，只知道和赌徒、卖酒的混在一起”信陵君从姐姐那儿知道了平原君的议论，感叹道：“平原君的养士原来只是贵公子的豪举，并不是真正为了寻找人才。”平原君连忙道歉。即使如此，不但天下之士，就是平原君的门客，也都投奔信陵君门下。在游士们看来，权贵者不了解自己，不懂得识别人才、使用人才，是不能容忍的错误。这就逼迫权贵者开拓人才的信息，提高识别人才的能力。因此许多隐姓埋名于民间的人才，如弹铗长歌的冯瓘、勇于自荐的毛遂都被主人识别重用，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才干。一些生活在民间的游侠，如荆轲、聂政，都是被权贵们一再邀请，委以重任，才干出一番惊天动人的事业的。
二是“不分贵贱，一与人等”。也就是说，门客受尊重的程度是由自己的才能所决定的，与身份的贵贱无关；而作为养士的权贵者须“仁而下士”，不能“以其富贵骄士”。正因为如此，佶陵君为了结交身为看门者的隐士侯赢，居然在闹市中和颜悦色地牵着缰绳，站在一旁，等待侯赢和别人谈话完毕，才请他上车迎到家中。燕太子丹通过“节侠”田光的介绍才得以见到身为平民的荆轲。见面时，太子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以后“日造门下”，想尽方法来“顺适其意”。这样一种风气，使得多数埋名隐姓于民间的武侠有了被重新发现的机会。在门客中，人与人的相对平等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圈。这显然与由游士大量集中所形成的特殊文化氛围，以及战国时代“士议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这样一种新的价值观所唤醒的游士个人意识的自觉是分不开的。任何人只要能进人这一文化圈，那么至少在人格上都是独立的，都能因自己的才识和武艺而受到尊重。中国古代社会自有确切的历史记载起，“贵贱尊卑”等级有序的观念便占统治地位。长达数千年的古代社会，只有极少数时期，并在极特殊的社会一文化环境下，人际关系才有相对平等的可能。战国的养士制度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一文化环境。在这种社会一文化环境中，个人人格上独立的要求得到鼓励和尊重。
只有在战国时代，身为“屠客”的勇士朱亥可以对魏王的弟弟信陵君的数次邀请不予理采；作为平民，荆轲可以因为燕太子丹催促他启程赴秦而大发雷霆，甚至当面怒叱：“何太子之遣？”战国的游侠便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存在并发展起来的，人格的自尊显得特别强烈和敏感。
当然，作为进入这种超越尊卑级差地位的文化囵的前提。
游侠自身必须具有过人的才识和武艺，因此游侠对于自己的学识武艺都砥砺求精。《史记》说荆轲“好读书击剑”，曾特地去榆次与著名剑客盖聂论剑。然而，荆柯刺秦王不成被杀后，与荆轲交过手的另一游侠鲁句践还批评荆轲不精于“刺剑之术”。这种对胆识和武艺的严格要求和刻苦练武的习气，后来作为传统一直被中国历代的武侠所继承。
三是“合则留，不合则去”。战国的游士绝无忠于一国一姓的狭隘观念，他们有很大的选择权，可以流动到适合自己发挥才能的地方去。即如“四公子”这样的权贵，在各方面，包括个人道德修养方面都必须格外小心谨慎，才能招徕人才，平原君的一个美人在楼上见有个跛者打水，不禁哈哈大笑。那个跛者找到平原君要得美人之头。平原君不肯以一笑之故杀美人，门客离去者过半。手下有人告诉大惑不解的平原君，不要因“爱色贱士”而失去人心。于是，平原君只得砍下那个美人的头颅，亲自到跛者家中道歉。如此，游士才渐渐返回。由于激烈的人才竞争，需要权势者养士时有相当的肚量。孟尝君的一个门客与孟尝君的夫人相爱。盂尝君知道后，认为“睹貌而相悦者，人之情也”，不但没杀门客，反而委以重任。后来那位门客出使卫国，冒死阻止了卫君约天下之兵攻打齐国的打算。齐国人因此称赞孟尝君能“转祸为功”。用人者如此宽容的态度，为游士们提供了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游侠便是在这样的“小环境”中迅速发展和成熟起来的。
在养士之风的庇荫下，本来分散在民间的武侠迅速成为战国时代最为活跃的社会阶层之一。《庆子•说剑》篇记载赵惠文王特地收养了三千多名“剑士”。这些剑士都“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回而语”，可见社会地位都很低下。孟尝君在其封地薛邑，专门招致各地的“任侠”者，甚至是犯了罪、亡命他乡的侠客，人数高达六万余户。像这样高度集中武侠的做法，使得一直是以个体力活动单位的武侠阶层真正纽结在一起，壮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独立的社会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至此，武侠的存在才真正被社会所承认。
3．游侠的活跃
战国时代，武侠作为一卜独立的社会力量为人们所承认，其标志就是“侠”的名称的出现。
冯友兰在《原儒墨补》一文中曾指出：“侠之一字则在晚周较晚的书中，方始见。”他的论断大致是对的。直到战国中期，尚未见典籍中有“侠”的专门名词出现。那时的“侠”往往还是与其他各类武士混称为“国之豪士”(《管子•问》)、“豪杰之士”(《盂子•滕文公上》)、“剑士”(《庄子•说剑》)、“私剑之士”(《韩非子•显学》)、“死士”(《墨子•备梯》)等，不一而足，《说文解字》五篇上“万”部说：“俜，侠也。三辅谓轻财者为俜”。据此可以得知，“侠”这一专门称呼最早可能转音于汉代称之为“三辅”的陕西中部一带的俗语方言。那里的居民把社会上已普遍出现的一类轻财重交的民间武士称之为“俜”，也写作“俜”，后逐渐变音假借为“侠”。
“俜”之所以假借为“侠”，在文字上和作为剑的别称的“铗”不无关系。“挟之于旁”谓剑，大概最初剑只是用手臂夹带的，所以剑又称作“铗”。在先秦，“侠”字与“夹”、“挟”字常通借互用，正如段玉裁所说：经传多假‘侠’为‘夹’，凡‘夹’皆用‘侠’。”因此，“侠”字在形、义两方面都可能从“铗”字转化而来。且“铗”字先秦后己不多见，大概“铗”字的消失与“侠”作为民间武士特指名词的出现不与关系。武侠的产生与先秦剑崇拜的文化心理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
从陕西三辅之地的方言“俜”转音，并在文字上从“铗”、“夹”通假为“侠”字，这一过程，大概至少在战国晚期已经完成。
因为到了战国晚期，典籍中已正式出现了“侠”字。其中，较为集中的是《韩非子》一书。书中的《八说》、《显学》、《五蠹》诸篇，都将“侠”作为与“儒”并列的重要社会力量看待。《六反》篇提到了“行剑攻杀”、“活贼匿奸”的“任誉之士”。注引卢文昭曰： “‘誉’，疑是‘侠’。”则“任侠”一词可能最早出现于《韩非子》一书中。此外，《战国策•燕策三》载田光的话，有“节侠士”一词，《庄子•盗拓》篇有“侠人”之说，《吕氏春秋•音律》篇也有“侠”字出现。可见，战国未年“侠”的称呼已经常使用。
“侠”的名称的出现，标志着武侠阶层已彻底从“士”阶层中脱离，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从此，“士”便成为古代社会文人的代称了。
战国时代的武侠都是以“游侠”的形态出现的。
战国的武侠与说士一样，具有自由的身份，在列国间周游，但其目的不是为了“致仕”，而是为了“交游”。他们既与民间社会的豪杰之士交往，也与诸侯权贵结交。战国时代著名游侠荆柯，祖先是齐国人，后迁居卫国。荆轲从小生活在卫国。《史记•货殖列传》曾指出：“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荆轲就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长大，深受熏染，故“好读书击剑”。早年一度想凭一身武艺为国王卫元君服务，卫元君未用。于是荆柯离开卫国，开始了他的游侠生涯。他曾去榆次与武侠盖聂论剑，又到赵国国都邯郸与著名剑侠鲁句践比武。后来来到燕国，与各个阶层的人物都有来往。他与屠狗的侠士高渐离结为好友，常在一起喝酒。燕国的处士田光先生也是荆轲的好朋友。荆柯还是个有心计的人。到各国支游时，他“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
后终于与燕太于丹交往，行刺秦王。据《战国策》记载，战国时代另一著名游侠鲁仲连，也曾历游齐、赵各国，为齐国解燕围，为赵国解秦田，拯救了无辜百姓的生命，却不受封爵财宝。他曾说：“所贵于大干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耿也。”这正是游侠周游天下的宗旨。
战国的游侠，其本质犹如某些文化人类学家所称，是一些“文化离轨者”。他们游离于既定的文化规范之外，蔑视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念，因而采取极端的抗拒行为，行动乖僻，为世人所不解。荆轲来到燕国后，天大与好友高渐离及其他一些屠夫在闹市中痛饮，喝到兴头上，高渐离击筑，荆轲随着乐声高歇，“相乐也，已而相泣，旁着无人者”。燕国的侠士秦舞阳，13岁时就杀人，“人不敢迕视”。《吕氏春秋•当务》篇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齐之好勇者，其一人居东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于途，日：“姑相饮乎？”觞数行，曰：“姑求肉乎？”日：“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为？”于是具染而已，因抽刀页相啖，至死而上。
这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未必全是实事，但可以窥出游侠行事乖戾之一斑。
中国的先秦社会尚未形成分野明晰、各成体系的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固守古老文化传统的游侠被战国社会似乎一致的强大的时代潮流冲出了常规的生活轨道。他们佩着利剑，四处飘泊，甚至隐名埋姓，在有限的特定的圈子里交往，心灵里深埋着对于整个社会与世风的敌意，人们也将他们视为特殊的一群、主流文化的离轨者。他们极端的行为和乖僻的生活方式。
更加深了社会上对游侠群体的普遍印象。只有那些怀抱特殊政治目的权贵们才去寻找他们，看重他们的胆略和武功。中国的文化从总体上说是一种注重稳定性的文化，而作为“文化高轨者”的侠，常常形成对文化稳定性的某种冲击而被视为社会的离心力量。与侠文化品格相反的儒文化却是一种“对庸见或曰通情达理精神的信仰”的文化，这种对庸见的崇拜，消解了极端的行为与动机，成为既定文化的一个稳定性因素。侠与儒在文化性质上的这一差异，也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历史命运，对于以后中国文比发展的走向，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可以想象，作为“文化离轨者”的战国游侠因其与世风的故意对抗，会遭受按常规生活的人们的敌意或冷淡。久而久之，这些刺激性因素所导致的状况，“是一种在内心中不断增长的、到处蔓延渗透的孤独感，以及置身于一个敌对世界中的无能为力的绝望感。对个人环境因素所作出的这种尖锐的个人反应，会凝固、具体化为一种性格态度。这种性格态度就是对自身的人格尊严极端敏感的心理需求。这种需求如受到蔑视和阻碍，游侠便会作出猛烈的攻击性反应，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孟子描绘他同时代的游侠北宫黝的个性：“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恶声至，必反之”，便是如此。反之，如游侠的这种心理需求能越过社会地位差异的藩篱得到极大的尊重和充分的满足，那么他们便会倾心相交，以死作报。
聂政的事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韩国的大臣严遂(字仲子) 受丞相侠累(名傀)的迫害流亡他国。在齐国听说勇士聂政隐名埋姓为屠户。严遂几次登门拜访，都被聂政拒之门外。后来严遂打听到聂政十分孝顺老母，便准备了百溢黄金为聂政母亲祝寿。聂政虽拒绝接收，但人格的自尊得到极大的满足。《成国策•韩策五》详细描述了聂政的心理活动： 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举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深知政也！
因此，聂政待母亲故世后，使仗剑独自一人悄悄来到朝国都城，当帅韩国正举行“东孟之会”，韩国国王与侠累都在大堂之上，周围卫兵众多。聂政长驱直入，上阶刺侠累。侠累抱住韩王想躲避。聂政挥剑猛刺，将侠累和韩王一起刺死。左右拥上。聂政大呼，连杀数十人。为了不连累亲人，聂政割去脸皮，挖去眼睛，毁容后剖腹自杀。
从今天的眼光看，严遂如此尊重聂政，是出于其政治报复的需要，无非是一种利用的手段。但在游侠聂政心目中，确是因为对自己的“深知”而去行刺的。
从战国游侠个人的素质看，大都是战国时代出类拔萃的人才，智勇双全，并非头脑简单的一介武夫。文献称我国中期的游侠孟舍，“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个很有头脑的人。游侠荆柯“为人深沈好书”，颇有修养。他行刺秦王赢政前，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他得了赵国著名剑匠徐夫人铸造的毒剑，见血立死，锋利异常，又让勇士秦舞阳当助手，同时，准备了燕国要地督、亢的地图和秦王仇人樊於期的首级作为见面礼，匕首就藏在地图中。临行前，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激昂慷慨，以示必死之志。一曲终了，掉头不顾而去。到了戒严森备的秦官，壮士秦舞阳不由色变振恐，荆轲仍从容应对。《战国策•燕策》生动地描绘荆柯刺秦王的惊险场景：
柯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戡抗之。未至身，秦玉惊，自引面起，绝袖。拔剑，剑长，掺其室。时恐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有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轲。秦王之方还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日：“王负剑！”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提秦玉，不中，中柱。秦王复击柯，被八创。柯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日：“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左右既前斩荆轲，秦王目眩良久。
从表层次看，荆轲的壮举是为了报答燕太子丹的厚遇。实质上，作为游侠的荆柯在完成他一辈子都在寻找、都在准备完成的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正是在这件伟业完成的过程中，他的自我价值得到了实现和证实。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游侠轻生忘死、舍生取义的侠义行为的内驱力。对于游侠来说，追求具有超越意义的“名”，甚至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们“恩不忘报”，为的是“名高于世”。聂政毁容自杀后被韩国统治者暴尸于市，悬赏千金，要弄清刺客的姓名与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闻讯后心想：弟弟是为了我而毁容的，“爱身不扬弟之名，吾不忍也”！于是至闹市抱尸恸哭，连呼：“这是吾弟聂政！”然后自杀于聂政尸体旁。正如作史者所指出的，聂政之所以能名扬后世，是与其姐姐甘冒杀身之祸以传其名分不开的。在侠者看来，聂政是死得其所。战国时代，重名好义的风尚在武侠阶层表现得尤力强烈。为了“名”这种抽象的精神价值被社会与历史所认可，武侠们不惜抛家弃业，甚至献出生命。因此，侠义行为源自一种类似宗教的心理冲动。不过，武侠所顶礼膜拜的不是彼岸世界的上帝，也不是来世的幸福，而是存在于现实世界面同时又具有永恒性的高尚的道德目标。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了聂政、荆轲等侠士的事迹后赞叹道：“自曹沫至荆坷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
岂妄也哉！”作为一个史官，能作出这样的历史评价，对于舍生取义的武侠来说，无疑是最高的桨赏了！
战国时代，游侠是个十分活跃的阶层，甚至发展成为当政者不得不正眼相看的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韩非曾郑重其事地指出：“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已成为统治者无法往制的社会武装势力。韩非的话道出了战国游侠发展的趋向：他们已逐渐疑聚成社会群体，并在群体内确立了自身的道德准则与行为方式，为了在群体内显示自己的义节不错触犯法网。这说明自由的、独来独往的个体行动的游侠，到了战国末期已呈集群化趋势。
《吕氏春秋•爱士》篇记载了有关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传闻。
秦穆公有一次外出时丢失了一匹骏马，寻找时见一群乡野平民正在岐山的南麓要杀那匹骏马充饥。秦穆公说：“食用骏马之肉如不饮酒，恐怕会伤害身体。”于是便送酒给他们喝，自己也就离去了。后一年秦晋两国发生韩原之战，激战中秦穆公的战车被晋军击坏，秦穆公危在旦夕。“野人之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穆公疾斗于车下，遂大克晋。”冯友兰认为：“此三百余人，似即是一武士团体。”《吕氏春秋》为战国未年吕不韦的门客所作，这则传闻反映的当是战国后期的社会现象。它说明当时游侠结合为松散的自由流动的武士团体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淮南子•说山》、《列子•说符》、刘勰《新论》都记载了魏国著名的富户虞氏因侮辱了游侠，被游侠聚集起来破灭了全家的事。这一记载显露了游侠豪强他的端倪，似乎在预示看中国武侠以后的历史图景。
Ⅲ 请问一下中国武侠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
武侠小说 从何而来？
火药没有发明之前，刀枪剑戟都被称为冷兵器，在冷兵器时代，个人的武术技巧就显得十分重要，它既可保家卫国，又可以用它求取功名富贵，尤其是统治者，更是十分看重，在中国古代教学，是文武并重的，《周礼》中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中的射与御，就是射箭、驾战车挥刀枪作战的。《汉书.艺文志》亦载“剑道三十八篇”“和手搏六篇”，被称为“兵技巧”，它以手足、器械的使用为基本技能，据今已有二千多年，至南朝刘宋时，已有武术之称。会武术的人，一方面进入朝廷的军队，成为职业军人，这类人为朝廷所用，自然也就会在浴血沙场的同时，求得功名富贵。
但总有一类人，就象现在的执政党与在野党一样，对朝廷政治以及当权者有不同看法，在武术上的在野党就是那些号称侠客的人。他们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流落民间，又自恃一身好功夫，挑战权贵、邪恶，扶危济困，这也原本没有错，但也有因所谓重感情、讲义气而犯糊涂的时候，只为报恩或复仇，可以置国家法律与他人利益于不顾，这就是韩非子说的：“侠以武犯禁”。但如果在一个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朝代，当侠客们啸聚山林，当起“绿林好汉”来“替天行道”，公然与当权者叫扳时。这种行为，却得到老百姓的拥载，这同时也是侠植根人们心中，得到人们喜爱的重要原因，如瓦岗寨的程咬金、秦叔宝等与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武松等。
一部《水浒》，能流传千古，恐怕还与它宣扬的侠义精神密切相关。而这种大规模的侠士聚集于绿林，并自称绿林好汉，这也大概是后来武林的出处，不仅取其山野之间自由自在，大概也有“在野”的意思，而且似乎“民主”程度也很高，他们以“会盟”的形式推选盟主，而推选的标准则只有两个，那就是武功和武德，否则，一律免谈。它们既显示出一种民间社团的性质，又是一种松散的联合。只有到了诸如水浒的规模，才显示出其政治和军事组织的特性来，但有一点仍是肯定的，那就是无论是晁盖还是宋江，都是侠士们自己推举出来的。
但最初的侠客多是独立的，个人的行为，如《史记》中记载聂政以及著名的荆柯剌秦王的故事。这样的人和事，在春秋战国时期还不少，当时由于七国之间争霸称雄，恩恩怨怨很多，各国权贵们都争相征贤纳士，这里的士，就是指武士，如当时的信陵君、平原君都养了好几百甚至上千的这类“食客”，这也就给这类武士侠客们创造了生存条件，他们大多以侠义著称，或为国，或为报主人之恩，充当刺客，甚至不惜舍生取义。这是封建时期的一大社会特点，欧洲中世纪时期的骑士，以及日本的武士，都与其类似。
这些侠义武士，历朝历代都有，他们那种大义凛然，扶危济困，路见不平杖刀相助，不畏强权，不畏残暴的武侠精神，十分为人们所敬仰。这些武术人士大多是真人真事，瓦岗寨、水浒中的侠客们不提了，如少林武功，武当派武功都是实实在在的武术流派，也有不少名家出自这些派别，宏扬了武术精神，就是近代，如清光绪年间的大刀王五，以保镖为业，被人称为大侠，他与谭嗣同交厚，戊戌变法时，还主动要求保护他出走。再有就是霍元甲，就曾击败不可一世的洋武师，大长了国术威风。而这些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武侠与武侠故事，则为武侠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与土壤。
不过，另一类侠客就与我们现在的许多武侠小说有些类似了，他们似乎总存在于事实与虚构之间，这也似乎很深地影响了后世武侠小说的产生与发展，他们总是带有神奇性和神秘性，有的甚至过分夸大了武术本身的功能及作用，但这种以超人形象出现，除暴安良的武侠，又恰好反映了人们的希冀和愿望，这当中对后世武侠小说影响最深的有三个人物形象，那就是越处女、红线和昆仑奴。越处女源自《吴越春秋》，红线出自唐.袁郊撰《甘泽谣》，昆仑奴则出自唐《传奇》，历史上，许多身怀绝技的武侠们常常愿意退隐江湖，这是因为人心难测，即便是恩重如山的主人们也是如此，这种思想也影响了后世许多武侠的为人和武侠小说的创作。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官场的腐败与黑暗，也使他们更愿意洁身自好，不愿意同流合污，这也是武侠们得到人们尊敬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文人们一种理想的人文精神，所以历朝历代有那么多的文人愿意记录书写创作这些武侠故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武侠小说到明清时，则多是以话本形式出现的，如清时在《包公案》基础上演译成的《七侠五义》《小五义》以及《儿女英雄传评活》等，它们奠定了武侠小说的基本形式和模式，但得到真正发展并呈现出一种繁荣现象，却是民国期间的事。
辛亥革命后，人们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各种思想流派涌入中国，报业、出版业得到空前繁荣，文学艺术得到大力发展，各种风格流派的文艺作品异彩纷呈，武侠小说也异军突起，它以独特的武侠们的侠义精神传统深得人们喜爱。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首先有被称为“南向北赵”的等一批开风气的武侠小说作家，平江不肖生更是被誉为“民国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其代表作有《江湖奇侠传》、《侠义英雄传》等；赵焕亭则有《奇侠精忠传》留世
在三十年代后，最有名的武侠小说家便有北派四大家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和王度庐。这主要分为还珠楼主的神怪武侠小说，白羽的社会武侠小说，郑证因的技击武侠小说和王度庐的言情武侠小说等四大派武侠小说。
在民国武侠小说作家中，还珠楼主也许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半文半白的语言，儒、佛、道的精神哲理，都溶汇贯通于小说之中。其著名小说有《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和《云海争奇记》等40部。白羽的社会武侠小说在武侠与社会生活方面结合得是十分紧密的，他受鲁迅、周作人兄弟和新文化运动影响很深，本身又是记者出身，他常常是通过武侠思想与社会现实的脱节来批判社会的黑暗，在写武侠们的可敬可爱的同时，也写出了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的悲壮、感概与无奈。他的代表作是《十二金钱镖》、和描写白莲教起义的《黄花劫》等。郑证因当年的《鹰爪王》八部曲出手就不凡，他将武侠的豪气与精妙的武术与惊险的情节融为一体，并特别注重武术技巧的描写。其一生一共创作了一百〇二部作品，为当时作家之最。被人称为技击武侠小说一点也不为过。
而王度庐的武侠小说则重言情，写到生死缠绵处，常惑人至深。后起的港、台武侠小说，也大多走的他开拓的这条“悲剧侠情”的路子。他的主要代表作就是《卧虎藏龙》等“鹤铁五部作”。而他们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则是还珠楼主李寿民，他七岁便登峨眉、青城学气功，十六岁与才女文珠相恋，因家变而失恋，写《蜀山剑侠传》时，笔名还珠楼主，就是用于纪念文珠的。后与大富豪之女孙经洵的婚姻更是轰动一时，孙父曾反对这桩婚姻以“拐带良家妇女”的罪名将其告上法庭，而孙经洵则在庭审时勇敢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婚姻自由，使其无罪开释，一时传为美谈，而更值得一提的是，还珠楼主李寿民本人，在“七七”事变后，因拒绝出任日寇伪职，被抓到日本宪兵队受尽严刑拷打达七十天，仍威武不屈，令人敬叹！他的作为本身，也充满着一种侠义精神。一九五八年，一篇“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的文章，却使他读后因悲愤而脑溢血，此后病榻两年有余，口授完长篇小说《杜甫》后，对夫人孙经洵说你要多保重后，溘然长逝，令人惑叹！
后来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的崛起，则是近几十年的事。尤其是金庸的武侠小说，造就了不少金庸迷。金庸也不愧为一代武侠小说大师，他丰富的历史知识，深厚的阅历，对武侠精神的理解，对武术知识的掌握，精彩的叙事与描写，对人物性格的把握，确有许多过人之处。《射雕》中的许多历史、人物，如南宋时宋与金、元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均有历史史实依据，而邱处机等历史人物也确有其人，将真实与虚构有机结合，同时又兼有北派武侠小说社会、言情、技击、神怪四大派之长，同时又完全不同于这四大派，有了新的创新和发展。
武侠小说代表作:
《江湖奇侠传》
《蜀山剑侠传》
《鹰爪王》
《十二金钱镖》
《卧虎藏龙》
《七杀碑》
《射雕英雄传》
《天龙八部》
《鹿鼎记》
《神雕侠侣》
《倚天屠龙记》
《陆小凤》
《七剑下天山》
《四大名捕》系列
《大唐双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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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中国武侠小说史的书籍目录
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序
原 序
第一章 绪论
一、侠的起源
二、侠与盗
三、武侠小说的演变
四、小说“武功”
五、武侠小说的新派与旧派
六、武侠小说与民族文化心理
七、侠士、武士、骑士文化异同及其文学比较
八、武侠小说的定名和范围
第二章 武侠小说的雏形期
一、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的影响
二、最早的一篇武侠小说：《燕丹子》
三、魏晋小说中诡奇怪诞的侠客
第三章 武侠小说的成熟期
一、唐代武侠小说的繁荣
二、唐代武侠小说的内容
三、唐代武侠小说的艺术特征
四、唐代武侠小说的地位和影响
五、宋元文言的模仿之作
第四章 明代短篇武侠小说
一、明代白话短篇武侠小说
(一)明代白话短篇武侠小说的内容
(二)明代白话短篇武侠小说中的“武功”
二、明代文言武侠小说及《剑侠传》
第五章 武侠小说史上的里程碑《水浒传》
一、《水浒传》成书过程中的侠盗意识
二、 《水浒传》与《史记瞄侠列传》
三、梁山上的“盗气”
四、水浒英雄的行侠特征
五、真实而传奇的武侠世界
六、侠的悲剧结局
七、《水浒传》的地位和影响
第六章 武侠小说的盛行期
一、明末至晚清武侠小说总论
(一)社会环境的状况为武侠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温床
(二)文学艺术形式的发展促使武侠小说兴盛
(三)武术的空前极盛成为武侠小说急剧发展的重要动因
二、承《水浒传》余绪的“忠义盗侠”小说
《禅真逸史》 《水浒后传》 《后水浒传》 《荡寇志》 《绿牡丹全传》
三、武侠公案小说
《施公案》 《忠烈侠义传》 《圣朝鼎盛万年清》 四、幻想剑仙小说 《济公全传》 《七剑十三侠》
五、儿女英雄小说
《侠义风月传》 《三门街》 《儿女英雄传》
六、文言短篇武侠小说和《续剑侠传》
第七章 武侠小说的狂潮期(1911～1949)
一、民国年间武侠小说总论
二、武坛两巨子“南向北赵”
《江湖奇侠传》 《近代侠义英雄传》 《奇侠精忠传》
三、武坛三健将：姚民哀、顾明道、文公直
《四海群龙记》 《荒江女侠》 《碧血丹心》三部曲
四、奇幻绝伦的“剑仙”李寿民
《蜀山剑侠传》
五、凄绝哀婉的“情侠”王度庐
《鹤惊昆仑》 《宝剑金钗》 《剑气珠光》 《卧虎藏龙》 《铁骑银瓶》 《燕市侠伶》
六、“技击派”大家白羽、郑证因
《十二金钱镖》 《偷拳》 《鹰爪王》
七、采撷众长、自立门户的朱贞木
《七杀碑》 《虎啸龙吟》 《罗刹夫人》
第八章 推陈出新的海外新派武侠小说
一、海外新派武侠小说总论
(一)海外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展概况
(二)海外新派武侠小说兴起的原因
(三)对海外新派武侠小说的总体评价
二、武林长者梁羽生
《萍踪侠影录》 《女帝奇英传》 《云海玉弓缘》
三、武林盟主金庸
(一)武功的不同凡响
(二)现实的深入思考
(三)人物的立意与创新
(四)价值取向与技巧运用
(五)庄谐参伍的独特风格
四、江湖剑客：卧龙生与司马翎
《天香飙》 《剑海鹰扬》
五、武林怪杰古龙
《楚留香传奇》 《七种武器》 《多情剑客无情剑》
六、江湖闯将：温瑞安、黄易 《刀丛里的诗》 《寻秦记》
第九章 生机无限的大陆新派武侠小说
一、大陆新派武侠小说创作总论
二、代表作家作品分析
(一)大陆武侠小说复兴第一阶段 (1980年至90年代中期)
冯骥才：《神鞭》
冯育楠：《津门大侠霍元甲》 《总统与大侠》
残墨：《神州擂》 《追魂箫与无形剑》
(二)大陆武侠小说复兴第二阶段 (90年代末期至2007年底)
萧鼎：《诛仙》 凤歌：《昆仑》
沧月：《剑歌》 步非烟：《武林客栈?蛊神劫》
小椴：《杯雪?夜雨打金荷》
杨叛：《死香煞》
小非：《三姑娘的剑》
司马嘶风：《我是刀神》
后 记
Ⅵ 中国武侠发展史
六、「新派」武侠之昌盛及没落
武侠小说之所以有新、旧两大派的说法，大抵是由新、旧文学之分而来。故范
烟桥著《民国旧派小说史略》特加点明：「旧派」主要是指章回体小说。然而此一
界定对於武侠小说而言，并无太大意义；因为凡是长篇武侠小说必分章回，无论其
为对偶、孤句或是长短不一的回目，皆不例外。
那麼所谓「新派」武侠小说究竟何所指？笔者认为理应以作品的内容所表达的
新思想、新观念及新文学技巧而定，且缺一不可。就此来看五十年代以后号称「新
派武侠小说创始人」的梁羽生作品，实在「新」得有限而不能成「派」。其所以获
此不虞之誉，盖因当时香港传播界竭力宣传鼓吹，以有别於大陆全面禁止的「旧派
」武侠小说或香港本地泛滥成灾的「广派」武侠小说而言。
惟不可否认，自梁羽生、金庸先后崛起香江，武侠小说即在传统的基础上又有
所发展。香港方面，除梁、金二子外，另有蹄风、金锋、张梦还、牟松庭、江一明
、避秦楼主、风雨楼主、高峰、石冲等；而台湾方面则声势浩大，计有郎红浣、成
铁吾、海上击筑生、伴霞楼主、卧龙生、司马翎（即吴楼居士）、诸葛青云、孙玉
鑫、龙井天、墨余生、天风楼主、醉仙楼主、独抱楼主、蛊上九、古龙、陆鱼、上
官鼎、东方玉、曹若冰、南湘野叟、武陵樵子、慕容美、萧逸、古如风、向梦葵、
陈青云、柳残阳、司马紫烟、秦红、独孤红、温瑞安等等（以上大略按其出道先后
排序）；云蒸霞蔚，极一时之盛。但其中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武侠作家并不多，
今择要评介於次：
「名士派」武侠先驱——梁羽生
梁羽生本名陈文统，一九二五年生，广西蒙山人。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
《新晚报》副刊编辑，文史造诣颇深。一九五四年陈氏以「梁羽生」为笔名，初於
《新晚报》发表中篇武侠连载小说《龙虎斗京华》；其所用楔子、回目、笔法无一
不「旧」，甚至部分故事情节、人物亦明显套自白羽《十二金钱镖》。继写《草莽
龙蛇传》，亦复如是。然与当时流行的「广派」武侠小说相较，却令人有一新耳目
之感——这大概是标榜「新派」唯一能成立的理由。
梁羽生对此并不讳言，自承：「白羽的小说写民初各阶层人物，因为作者本人
入世极深，写来细腻，最合懂得人情世故的人看。可是我受生活经历的限制，气质
又完全不同；要走『正统』道路吗？肯定不成功。於是只好自己摸索，走一条浪漫
主义的路了。」因有《七剑下天山》之作。
《七剑下天山》据说是梁羽生取材於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牛虻》中的部分情节
，而写天山派凌未风、易兰珠等男女弟子闯荡江湖、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全书共
三十回，都四十余万言；由於其楔子所提到的少侠杨云骢出场便死，疑云重重，乃
另作《塞外奇侠传》交代，是为前传；而书中又提及武当大侠卓一航与玉罗刹之间
的情孽纠缠，曲折离奇，不遑细述，遂再作《白发魔女传》以补述前情。於焉这三
部小说形成系列作品，而《七剑下天山》（一九五五年）则迈开了梁羽生《浪漫武
侠》的第一步。
严格说来，《七剑下天山》受到「北派五大家」的影响很深，无论是演武、写
情或江湖切口、独门暗器，在在有脉络可寻，甚至还生吞活剥地大段抄袭白羽《十
二金钱镖》。但梁羽生随机生发、借力打力，亦有不同前人之处；并由此建立其小
说创作基型，兼具三大特色：
一、开名士派武侠新风——从其处女作《龙虎斗京华》起，每书卷首例置一阙
词以寄慨；至《七剑下天山》则进而以名士派、才子（女）型人物为书中主角。从
此梁羽生小说即专写文武全才的英雄儿女，无不爱好诗词歌赋（有时未免浮滥）；
卒使书剑交融成一片，成为其作品最大特色。
二、结合历史与武侠而发思古之幽情——梁羽生首先掌握小说的基本时代背景
，再配合故事情节发展而将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一一穿插其间，或予以伐毛洗髓
、脱胎换骨。如《七剑下天山》写顺治、康熙、多铎、纳兰容若、傅青主、冒浣莲
（伪托冒辟疆之女）等等。其事虽非「历史之真」，但经过文学处理后，却得「艺
术之真」。从此梁羽生小说即与「历史武侠」结下了不解之缘；上起隋唐，下迄明
清，形成其作品第二特色。
三、一贯以「天山派」武学为主流——过去还珠楼主曾撰有《天山飞侠》一书
，但高处不胜寒，未曾创立「天山派」。而自梁羽生《七剑下天山》起，如《塞外
奇侠传》、《江湖三女侠》、《冰魄寒光剑》、《冰川天女传》、《云海玉弓缘》
、《冰河洗剑录》等系列作品，无不以「天山派」武学为正宗、主流而贯穿全书。
这种独沽一味的写法，实为武侠小说所仅见，由是形成其作品第三特色。
虽然如此，但《七剑下天山》仍不足以称「新派」，只能说是开创了「名士派
」或「诗情画意派」武侠小说；因为作者所用的文字、笔法、章回、素材以及思想
、观念——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传统式」的；与旧中国「北派五大家」血脉相通，
没有太大区别。相形之下，《塞外奇侠传》取材於蒙古民歌中女英雄飞红巾的传说
，以作者自制的哈萨克民歌开场；仿朱贞木文白夹杂、不规则之小说回目，运用新
文艺笔调写杨云骢、飞红巾、纳兰明慧的三角恋爱故事，反而不落俗套，清新可喜
。
梁羽生一共创作了三十六部武侠小说，自认《萍踪侠影录》、《女帝奇英传》
及《云海玉弓缘》三书是平生代表作。
‧《萍踪侠影录》以明朝「土木堡之变」为时代背景，写忠臣于谦孤军抵抗蒙
古的悲剧；并穿插张士诚后裔张丹枫与宦门侠女云蕾之间的爱恨冲突。全书气势浩
瀚，布局奇巧；特别是成功地塑造了名士派大侠张丹枫这个角色，「藉由张丹枫个
人侠士性格的自然发展，而彻底扭转了一家一姓争夺帝位的观念」。作者将张丹枫
这种面临民族大义与累世深仇「非此即彼」的心理挣扎，刻划得淋漓尽致；终而使
其生命情操升华、净化，完善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典型。
‧《女帝奇英传》以唐代武后（则天）临朝为时代背景，写宗室李逸为兴复唐
室，落拓江湖，广交天下豪杰，而与才女上官婉儿、英雌武玄霜所交织的爱怨情仇
故事。作者曲曲描述上官婉儿对武后由恨生敬、内掌诏命的过程；大胆为历史翻案
，肯定武则天的施政「有益於国家百姓」，在传统观念上又是一项突破！而写李逸
置身宫廷斗争、异族入侵的交相凌逼中，何去何从？亦超越了前人的格局与成就。
此书以轻快的比剑对白开场，而以李逸功成身死收场，益发动人心魂。
‧《云海玉弓缘》以放荡不羁、亦正亦邪的金世遗为主角，描写他周旋在侠女
谷之华与「魔女」厉胜男之间的爱情大悲剧。本书故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惟最
成功之处却是作者运用近代心理学的手法，来刻划金世遗那种愤世嫉俗的特殊精神
状态，因此在金世遗身上有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影子；而厉胜男不顾一切地追求爱
情自由，亦活脱是卡门的化身。金世遗一心痴想名门正派出身的谷之华，却在「魔
女」厉胜男临死前的一刹那才觉悟：原来自己真正深爱的人是厉而不是谷。正是：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极限！无疑具有高度文学价值。
总之，梁羽生不论是写张丹枫、李逸、金世遗或其他小说主要人物，都充分体
现出中宵看剑楼主所题名句：「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洵可称之为
「名士派武侠先驱」而无愧。虽然他「向西天取经」较白羽晚了十七年，但却能自
出机杼，更上层楼；以「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历史背景与人物带动武侠小说的
巨轮前进，在剑气箫心中洋溢著一片历史感，而将「历史武侠小说」推向另一个高
峰。
惟其后梁羽生化名「佟硕之」，撰文自诩对於「新派」武侠小说确有「开山劈
石之功」，这未免言过其实。因为武侠小说原本是中国通俗文学流裔之一，从形式
到内容都无法离开传统而独立。虽然我们承认梁羽生是后出转精，进一步发展并提
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但毕竟其作品中的「传统」仍远多於「创新」；而真正
的「新派」则出现在梁羽生写《七剑下天山》十年之后的台湾——於「反传统」、
「现代化」中形成——殆非梁羽生始料所及！
集「综艺」武侠之大成者——金庸
金庸本名查良镛，一九二四年生，浙江海宁人。早年曾先后於中央政校、东吴
大学研读法律；历任《东南日报》记者、《大公报》编译、《新晚报》编辑以及长
城电影公司编剧、导演。一九五九年查氏在香港创办《明报》，获得读者广大欢迎
，却是与他写武侠小说驰誉中外分不开的。
一九五五年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继梁羽生之后，在《新晚报》发表武侠
连载小说《书剑恩仇录》。他巧妙地运用民间流传清帝乾隆疑系海宁陈世倌（曾任
文渊阁大学士）后人的说法，又杜撰出「红花会」（反清复明组织）总舵主陈家洛
，作为乾隆的同胞兄弟。於是小说即在这样两极冲突、满汉对立的野史布局下展开
；再穿插了陈家洛与霍青桐、香香公主之间的悲欢离合，极尽波谲云诡之能事。
《书剑恩仇录》（新版改名《书剑江山》），共二十回，都六十万言；虽然仅
只是金庸的武侠处女作，但文采斐然、对白传神；处理群戏场面，繁而不乱。啼声
初试，即一鸣惊人！与梁羽生同时创作的《七剑下天山》比较，二人均善於结合历
史传说而虚构人物故事；而金庸运笔不测，尤饶奇趣！其小说声口之佳，直逼白羽
，且駸駸然有后来居上之势。
如果说《书剑》是金庸迈向成功的一小步，则越过虚实相映成悲、反讽农民起
义的《碧血剑》（一九五六年），挟著史诗般大格局、大气魄的《射雕英雄传》（
一九五七年）即一跃而登武侠小说的顶峰，不作第二人想！
《射雕》是南宋末年天下大乱为历史背景，描写长春子丘处机为保全忠良义士
遗孤郭靖、杨康（暗嵌「靖康之耻」），而与江南七怪打赌传艺所引发的一连串可
歌可泣的故事。作者布局绝妙，以种种阴错阳差，安排郭靖自幼即随母远居大漠，
刻苦自励，始终不忘家恨国仇；而杨康则随母进入金国赵王府，认贼作父，安享荣
华富贵——这分明是脱胎自元代纪君祥《赵氏孤儿大报仇》的戏剧架构，却更有出
奇的变化与发展。而就丘处机与江南七怪的所作所为来看，其一诺千金、不顾死生
的精神，恰好构成一幅侠气峥嵘的《八义图》；便知作者寓意所在，用心良苦！
诚然，以通俗文学所要求的可读性与趣味性而言，《射雕》除若干情节未能自
圆其说外，无疑具备了一切成功的条件——其故事之曲折离奇、人物之多种多样、
武功之出神入化乃至写情之真挚自然，均为同辈作家所不及；即或偶有败笔，亦瑕
不掩瑜。在这部罕见的钜著中，金庸将历史、武侠、冒险、传奇、兵法、战阵与中
国固有忠孝节义观念共冶於一炉；信笔挥洒，已至随心所欲的地步。全书浩然正气
，跃然纸上！民族大义融贯了每一章节。
是故，金庸乃以《射雕》一书而成不世之名，建立了他在当代武侠小说界的权
威地位。虽然他自己并不满意这部「开宗立派」之作——七十年代初曾大事修改，
增删为今传之四十回新版本，都百余万言，颇失原味——但持平而论，此后他力求
自我突破、创新的武侠名著，尽管各有声华惊海宇，然以通俗文学所要表达的生命
意义、价值及其整体规模、气象来看，均不逮《射雕》之博大精深。
——《神雕侠侣》写至情至性的「师生恋」与大侠由偏入正的成长过程；
——《连城诀》（原名《素心剑》）写尽人性之丑恶与贪婪之害；
——《倚天屠龙记》写名实之辨与正邪错乱；
——《天龙八部》写芸芸众生「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与民族仇恨所造成的悲
剧；
——《笑傲江湖》写权力令人腐化与政治斗争之残酷无情，等等。
这些作品纵或在某一方面超越了《射雕》的文学成就，但因刻意描写人性「极
限情境」的种种变态行迳，遂不自觉地失去了《射雕》那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的亲和力；而太多「情理之外」的特例，亦难免流於为变而变，令人匪夷所思；
以致显得不真实、不自然。直到《鹿鼎记》（一九六九年）问世，以一个仅识武功
皮毛而不学有术的「小杂种」，竟将天下英雄、历史人物玩弄於股掌之上；乃开中
国武侠小说前所未有「无剑胜有剑」的新境界。
金庸《鹿鼎记》之「反武侠」与塞万提斯《魔侠传》之「反骑士」最大的不同
，在於两者创作动机：塞万提斯因痛愤当时西班牙人沉迷於骑士文学的浪漫故事，
遂用反讽现实的手法写「小人物狂想曲」，教吉诃德到处碰壁，梦幻成空！而金庸
却是出於「向自我挑战」心理，乃一反武侠传统，打破世俗观念，彻底解放人性；
教韦小宝「斗智不斗力」，为了争取生存机会，无所不用其极！其实这正合孙子兵
法所谓「上兵伐谋」之道，因而武功在此尽成虚妄；韦小宝机诈百出，到处招摇撞
骗，竟无往而不利！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武侠无用论」的明证，实则不然！正由於《鹿鼎记》写韦
小宝运气太好、际遇太奇，万事绕不过一个「巧」字；加以又充满笑料，逸趣横生
，遂自然而然淡化了反讽现实或反讽武侠的冷隽意味。它所表现的是浪漫文学之极
致，「无」为「有」之用，在这部书里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迄至一九七二年九月《鹿鼎记》在《明报》上连载完毕，金庸宣告「封笔」（
实则展开另一波全面修改旧作大工程）为止，他一共创作了十五种长、短篇武侠小
说；但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仍无过於《射雕英雄传》。该书博采还珠、白羽
、王度庐、朱贞木各家之长，取精用宏，推陈出新，乃造就了金庸「一代武侠宗师
」地位。其影响於当世者，大致有以下数端：
（一）《射雕》融合历史、侠情、武功、文艺、趣味於一书，建立了新一代武
侠小说的「综艺」风格与典型。
（二）《射雕》统一用四字文句分章回；促使六十年代以后台湾武侠作家群起
效尤，蔚为风气。
（三）《射雕》虚构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等奇特人物及提
法，悉为台、港武侠作家所宗，后更衍演成歌诀式「江湖顺口溜」。
（四）《射雕》在各地版本之多与伪续书之乱，亦令人叹为观止。
总而言之，金庸所建构的「入世武侠」神完气足，刚柔并济；与早年还珠幻设
的「出世武侠」前后辉映，亦同臻雄奇壮美之境。特别是金庸灵活运用还珠小说中
的奇妙素材，含英咀华，所过皆化；再采取西洋文学技巧及电影手法予以捏合，乃
使武侠小说脱胎换骨，焕发新姿，普遍获得世人肯定与重视。凡此绝异成就，当然
是跟金庸本身兼具深厚的文史素养与卓荦才华息息相关。正因如此，其同辈及后起
武侠作家或以主观条件不足，便难乎为继；泰半只能遵循既往「帮会技击派」的路
数，在江湖仇杀中讨生活了。
「清宫派」武侠名家——蹄风及其他
蹄风本名周叔华，上海人，生卒年不详；原为「广派」武侠老作家之一，但地
域色彩并不甚浓，曾写过《血战古兜山》、《勇闯十三关》及《海南侠隐记》等短
篇武侠小说。在所谓「新派」武侠崛起之际，蹄风亦别走偏锋，以边疆民族传说为
题材而撰《猿女孟丽丝》、《天山猿女传》等书，由是声名渐著。
嗣后，从一九五六年起，蹄风陆续推出《游侠英雄传》（即台版《四海英雄传
》）、《游侠英雄新传》、《龙虎恩仇记》、《清宫剑影录》及《武林十三剑》等
系列作品，紧紧扣住「反清复明」的故事主题；演叙青龙会联合天下剑客、奇人，
与江南八侠共同对付「魔王」雍正之始末，以及清宫诸皇子为夺帝位、尔虞我诈之
内斗，长达百余万言。由於故事情节曲折离奇，武打紧张热闹，乃轰动一时。蹄风
挟此「清宫派武侠」和金庸、梁羽生早期作品互争雄长，几有鼎足而立之势。
《游侠英雄传》显然深受郑证因「帮会技击派」小说影响，故一开场就大谈中
国武术源流，兼论内外家功夫之长短；书中对於清初秘密帮会活动情形，缕述甚详
。此一系列小说旁参野史、传说，原本格局甚大；惜因作者缺乏新文学技巧，从头
到尾都以旧氏说书人的口吻「说书」；故个别情节虽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然整体
看来，不无枝蔓杂生之感。其未能获得较高评价，症结在此。
此外，又有金锋、张梦还、牟松庭、高峰等以武侠小说鸣世，亦值得一提。
‧金锋本名张本仁，一九二七年生，原籍广东。初以「毛聊生」为笔名，杂抄
「北派五大家」作品撰广派武侠小说，成书不计其数，但俱无可观。后改笔名为「
金锋」，自出机杼，写下「虎侠擒龙」等十五种长、短篇武侠小说，多半具有历史
背景；其中尤以《西域飞龙传》、《天山雷电剑》、《冰原碧血录》、《子母离魂
剑》四部曲为代表作。然此一系列穿插清宫秘辛与香妃故事，乃至描写边疆风情等
等，或多或少都曾受到金庸、梁羽生及蹄风同类作品之影响，殆无可疑。而作者以
「抄书」成名，实为异事。
‧张梦还本名张扩强，一九二九年生，原籍四川；系中央军校二十二期炮科毕
业，因故留港而以写作为生，曾任《明报》编辑。一九五七年张氏在《武侠小说周
报》发表《沉剑飞龙记》，以明初学士方孝儒后人方龙竹复仇故事为经，武林门户
之争为纬；文情跌宕有致，状声状物均极见精神。此书分为二十三回，都四十万言
，堪称杰作；可惜结尾「还珠化」，令人突兀，未免美中不足。
在香港众多武侠作家中，张梦还的文字功力直追金庸，而与梁羽生在伯仲之间
。同时他也是最迷还珠（梦还），并善於提炼《蜀山》奇妙素材之佼佼者。惟其所
受影响太深，故继作《青灵八女侠》、《十二女金刚》等书，便明显有《蜀山》峨
眉派诸女的影子在内，此亦无可讳言。张氏迄今已结集成书的武侠小说共有十二部
，水平殊不一致；然以争夺武学秘笈而导致各大门派对立的写法，则别开生面，领
先潮流，当与金庸首创争夺「天下第一」的写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此后这种
「花招」被人一用再用，已流於公式化之滥套矣。
‧牟松庭生平不详，文笔古茂洗练，博闻广识，彷佛平江不肖生。一九五七年
左右，写下《关西刀客传》、《红花亭豪侠传》、《张文祥刺马》等书。其中尤以
《红花亭豪侠传》（台版改名为《洪门英烈传》）之演武叙事、重情尚义、行军布
阵、反讽世态，无不精彩纷呈！作者兼有《水浒》与《三国》笔法之长，行文不测
，豪气迫人！惜其作品不多，否则成就当在梁羽生之上，而可与金庸比肩。
‧高峰（非高小峰）生平亦不详。观其《高原奇侠传》、《蟠龙剑客传》、《
五岳豪侠传》诸作，文情不俗，略似蹄风「清宫派」小说。至於香港其他武侠作家
如专写女侠传奇的江一明，以及风雨楼主、避秦楼主、石冲等，俱乏善可陈。而所
谓「新派」竟出现将古人诗赋意译为白话文者，则其荒唐程度不言而喻，也就无须
深论了。
Ⅶ 新武侠小说的历史发展
新武侠文学，又称新派武侠文学，这是指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以虚构的历史上的武侠故事为内容的一个文学流派，这一文学流派以梁羽生、金庸为代表，后来有人又将台湾武侠文学作家古龙也归入此一派别，为了区别于三、四十年代的旧派武侠文学，俗称新武侠。
发展阶段
编辑
自《史记》列《游侠列传》以来，侠士在社会中就成为一个特殊社会基层的代表人物。但“武侠”一词并不见于中国古籍之中，反而最早出现在与中国同文同种的日本近代文学中。明治时代的小说家押川春浪(1876-1914)曾以冠以武侠之名的三部小说风行日本文坛。当时的中日之间，文化信息传播较快，“武侠”之词遂传入中国。而有些中国人则也以文言文武侠小说为始作俑者，据樽本照雄等编撰的《中国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所收书目，可以看出已有以武侠小说面目出现，林琴南、钱基博均以文言文写作武侠小说，钱氏更与恽铁樵于一九一六年合编《武侠丛谈》。在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未登场前，文坛为鸳鸯蝴蝶派、黑幕小说等霸踞，武侠小说也入于其中。
新武侠小说
现代白话武侠小说在社会上崭露头角当推一九二○年代出现的向恺然(平江不肖生)、赵焕亭等作家为代表。向恺然《江湖奇侠传》更与刚传入中国不久的电影艺术相结合，在数十年时间内拍成十八集的《火烧红莲寺》而风靡全中国。这其实是当今流行的武侠长篇电视连续剧的滥觞。武侠小说也因此鹰扬于中国现代社会，造就出一代又代的作家和读者，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线。
二十年代是武侠文学由文言走向白话的嬗变的时期，从文白夹杂到渐以白话文为叙事语言，从以短篇为主转向长篇，在内容上仍以古代传奇为主体，以侠士为主角，可说是与宣扬新思想、新文化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分庭抗礼。二十年代武侠文学有了职业创作的倾向，向恺然、赵焕亭、顾明道、姚民哀、杨尘因等都为武侠文学界一时之选，其出版物又以绣像武侠小说为其特征，这是袭自明清小说的旧衣钵。三十年代则是旧派武侠文学蔚成气候的年代，出现了一代以专职写作武侠小说的作家，可谓群雄并起，将中国武侠文学推到一个高峰，这与中国新文学在三十年代中的大发展几乎是同步进行。这一代的武侠作家构成了旧武侠文学的主力，尤以北派五大家：宫白羽、郑证恩、还珠楼主、王度庐、朱贞木为其中的佼佼者。白羽的《钱镖》系列，还珠楼主的《蜀山》系列、郑证恩的《鹰爪王》系列、王度庐的《鹤剑珠龙瓶》五部曲、朱贞木的《神龙》三部曲及《边塞风云》等，各呈异彩，拥有大量的读者群。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热情的高涨左右了文化界的动向，严峻的意识形态更蜕化为严厉的思想管制运动。在台湾，败退到台澎金马的国民党政府也以反攻大陆为总动员，一切的文宣都要为此服务，武侠文学难逃其厄运，在海峡两岸都被视为毒草或不良读物，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留在大陆的武侠作家纷纷辍笔。
产生
编辑
新派武侠文学为何在香港诞生，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偶然，其实是一种必然。说其偶然，确是因为一场武术界的打擂台引起的。五十年代初，香港武术界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与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的门派之争愈演愈烈，遂依武林之旧俗，上擂台比赛。比赛之前，香港报刊大做文章，赛后人们余兴未减，依然众口喧腾，当时的《新晚报》总编罗孚遂“忽发奇想”，要他的广西老乡、平时喜欢填词作诗的陈文统马上写一篇武侠小说。一月二十日，以“梁羽生”之名写作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就开始在《新晚报》上连载，至八月初，该部长篇连载完毕。这个恍如急就章形式赶出来的武侠作品立即成为流行小说，《新晚报》因此销量猛增，而《龙虎斗京华》马上成为街谈巷议、人人争读的流行小说。同时，国外的中文报纸也争相转载，首先是泰国，其后是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最重要的是，在香港吹起了“武侠文学之风”。许多大报马上跟风增加武侠小说，参与写作的人越来越多。一年多之后，金庸终在罗孚、梁羽生的动员之下初试啼声，结果一炮而红。《书剑恩仇录》为他的成名奠定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从1954年到1957年，可视为新武侠小说的早期。
新武侠小说
如果从新派武侠文学的整体而言，或可将中期定为1958至六十年代末（1969）。这一段时间，也是台湾武侠小说家开始活跃的时代。卧龙生从1958年起撰《飞燕惊龙》、《铁笛神剑》等；司马翎亦于1958年涉足武侠文学界，他以“神剑”系列出道，与卧龙生、诸葛青云等并立，有“台湾三剑客”之称。诸葛青云为还珠楼主的私塾弟子，以所谓“才子型”武侠文学而闻名。三人均在1958年从事武侠文学，但在写作风格上基本还是沿袭了旧武侠文学一路。古龙的出现却是另辟新径，他以“新派”在台湾武侠文学界独树一帜。虽然他的“新”法与金、梁有所区别（尤其是在忠实历史、细节描写、文字风格方面），但一般人仍将之归入“新派”。因之，六十年代可谓新武侠文学的鼎盛时期。这也是港台二地兴起的武侠文学之大观。相对而言，大陆这一段时间正是反右运动至文革初的亢奋、激动时期，政治运动压倒一切，文坛万籁俱寂。
回头再来看看新武侠文学大师的作品在两岸的遭遇，就可以印证新武侠文学在香港的出现，既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也是一种文学的必然。梁羽生的作品虽然在香港左派报纸上连载，但却进不了大陆，也进不了台湾。金庸亦是如此。梁羽生是在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才正式进入中国大陆的，金庸在1978年访问北京，邓小平接见他之后才渐为改观的。从两岸对其二人的态度，可以看出新武侠文学勃兴于香港，盛行于海外，却因应政治局势的变化而迟至其发端二十多年后才能登陆二地，这是一条坎坷而曲折的道路，但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却是具有意义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特点
编辑
A、有清晰的历史背景，有新的、强烈的个人历史观。
新武侠小说
B、重视中国武侠小说的写实传统，亦向西方小说吸收新手法。
C、比旧武侠小说更注重“文学”内涵，在写作时对文学形象的塑造、语言的提炼、文字的把握、结构的严谨等方面更为在意。
D、注重人物的思想道德、品味，招式从写实到写意发展，同时，把“侠”的形象提升了，认为“侠”比武更重要。
新武侠小说是以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章回小说）为躯壳，叙事重在“时、地、人”三方面，时间大都选择在“外族入侵”、“民族矛盾深化”、“官逼民反”（《水浒》的传统），地点——以“边疆”（沙漠、天山、塞外），内陆则以“北京”、“江南”为主。人物——“侠士VS美女”。语言——新武侠小说有其语言特色，金、梁是文白相间，制诗填词，偏重文学知识。古龙虽以白话语言为主，但也别有其一种独到而鲜明的风格。
新武侠文学诞生已有五十一年了，这一大型小说作品群的出现，可谓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观。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梁羽生、金庸的改造下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这是香港作家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新武侠三大家相继谢幕之后，其文学作品一版再版。同时在香港写作武侠小说的还有倪匡、蹄风、张梦还、高峰等，以及后起的温瑞安等，台湾有上官鼎、高庸、易容等。在改编为其他文化产品上，新武侠文学比起其他文学作品似乎更具生命力。尤其是自九十年代后半以来，中央电视台开拍金庸的《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以来，更掀起一股热潮。二十一世纪以来，文化创造性产业勃兴，影视、流行音乐之外，加上手机、电子游戏、网络游戏、数码娱乐艺术等成为年青人追求的时尚。随着互联网的日益发达，可以预见，新武侠文学将较其他纯文学或流行文学更易于被改造为文化产品及具创意的艺术作品，这是新武侠文学的一个天然优势。
传统武侠时期
一、港台武侠时期
即所谓的“新武侠”时期或者大武侠时代。20世纪50年代，武侠在港台的商品化和通俗化潮流中形成。它是以梁羽生和金庸为代表的写虚构的历史上的武侠故事为内容的一个文学流派，指新文化运动后，武侠小说在新文学的影响下，开始白话创作后新一种的文学样式。这个时代名家辈出，梁羽生为开端，金庸为高潮，温瑞安为第二次高潮。金庸、古龙、梁羽生还并称为“新武侠三大家”。
关于此时武侠中“侠”的定义，梁羽生讲“旧武侠小说中的侠，多属统治阶级的鹰犬，新武侠小说中的侠，是为社会除害的英雄；侠指的是正义行为--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就是侠的行为，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此时武侠大多突破了民国武侠小说的剑仙斗法、门派纷争、镖师与绿林仇杀的题材范围，较多表现人民群众的斗争。着重人物性格描写，兼用中西技法，突破了旧武侠小说的窠臼，剔除了旧武侠的鬼神色彩，要求故事中的奇迹严格限制在“人体潜能”的范围内。新武侠的缺陷在于侠客英雄超人化，他们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包打天下。缺乏现实主义的深度，屈从于商业需要，稗出赘附，故事套路化。
1．第一时期，梁金时期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2年生，广西蒙山人）在1954年发表的《龙虎斗京华》，以口语写作，所述史实，所绘山川，均经严格考据，人生性格与心理活动刻划入微，文笔细腻而有文采，旧武侠小说难以与其比肩，从此奠定声名，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动之作。梁羽生国学根底深厚，他的武侠小说带有许多自己作的诗词，每每传诵一时。他的小说每一部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1956年，梁羽生开始写《七剑下天山》。梁羽生一直写作到八十年代初，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武当一剑》初刊于1980年5月9日的《大公报》上，完结于1983年8月2日。代表作《萍踪侠影录》、《七剑下天山》、《塞外奇侠传》、《龙虎斗京华》、《云海玉弓缘》、《白发魔女传》。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3年生，原籍浙江海宁）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写作于1955年中。《射雕英雄传》写于1957年至1958年之间，是金庸的第四部武侠小说。“射雕”奠定了金庸的武林盟主地位，是公认的经典名著。金庸用十七年写完他的十五部武侠小说，又用十年把这十五部小说全部重新修订了一遍。金庸写作至1972年文革未结束封笔。
2．第二时期，古龙时期
古龙1960年开始尝试写武侠小说，初期的《苍穹神剑》等都十分幼稚，及至1964年才以《浣花洗剑录》等声名鹊起。1965至1966年间是他创作的丰收期，他写作了《大旗英雄传》、《名剑风流》、《武林外史》、《绝代双骄》等名著。1967年创作的《铁血传奇》（即楚留香系列）及以后一直写了六十一部共计28册。古龙其人才华横溢但用心不专，从他的小说就可以看出来。但他妙在有急智，每在关节处突出奇兵。早年古龙并没有自己特出的风格，在台湾的武侠圈子里不算太耀眼；至于他在七十年代的晚期作品，那已明显是江郎才尽、力不从心了。
3．第三时期，温黄时期
温瑞安（出生于马来西亚），1973年作《四大名捕会京师》，1981年作《神州奇侠》、《血河车》等重要作品。八十年代初金庸、梁羽生相继封笔，1985年古龙去世之后，港台武侠小说一片凋零。出于“求新、求变、求突破”的心理，温瑞安从1986年底开始大力倡行“超新派武侠”，或称“现代派武侠”，把大量主流文学的东西引入了武侠小说。曹正文在1989年将其列为第三代新武侠小说的代表，而与第一代的金庸、梁羽生，第二代的古龙并称。
黄易，本名黄祖强，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毕业。1989年黄易辞去高职厚薪，隐居离岛深山、藏风聚水之地，专心从事创作。至90年代，旋即以独树一帜的武侠作品，席卷港、台两地。1991年成立黄易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了大唐双龙传等作品。黄易的作品场面宏大、人物众多，让人叹为观止。只是在武打招式的描写上显得过于草率，说服力不足。另外，黄易作品往往直接融入一个历史大时代，而不是将历史作为背景。这是其优点，但也受到了历史的限制。
港台武侠时期港台的其他作家于香港方面有：蹄风、金锋、张梦还、牟松庭、江一明、避秦楼主、风雨楼主、高峰、石冲等；台湾方面，有：郎红浣、成铁吾、海上击筑生、伴霞楼主、卧龙生、司马翎（即吴楼居士）、诸葛青云、孙玉鑫、龙井天、墨余生、天风楼主、醉仙楼主、独抱楼主、蛊上九、陆鱼、上官鼎、东方玉、曹若冰、南湘野叟、武陵樵子、慕容美、萧逸、古如风、向梦葵、陈青云、柳残阳、司马紫烟、独孤红、奇儒、秋梦痕、于东楼、东方英、雪雁、秦红、墨余生、丁情等。但其中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武侠作家极少。
二、大陆武侠时期
1．第一时期，20世纪80年代大陆“武林小说”
武林（武林，与武侠有所不同，概念大一些）小说的内容十有八九还是表现历史上的武侠剑客或从武侠的角度表现历史上的义军斗争和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表现武术技击为主要斗争手段的近代、现代革命斗争的，篇什不多。所以“武林小说”实际上是以武侠小说为主。
在80年代，由电影《少林寺》触发的武侠小说浪潮在国内掀起，武侠小说的发行量大大超过了纯文学作品。1981年，湖北曲艺协会的任清等创办了《今古传奇》，连载了欧阳学忠的《武当山传奇》，聂云的《玉娇龙》。1982年，王占君作《白衣侠女》，是为80年代武侠的开山之作。1984年，武侠小说逐渐被武林小说一词取代，并形成浪潮。
20世纪80年代武侠的精品极少，比较好的作品有：《白衣侠女》等率先灾破了大陆侠义题材的禁区，为八十年代武林小说的崛起奏响了序曲。柳溪的《大盗‘燕子’李三传奇》，冯育楠的《津门大侠霍元甲》，冯骥才的《神鞭》，也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2．第二时期，20世纪90年代大陆武侠
即是大陆“新派武侠”，是大陆作家对港台武侠的模仿。从沧浪客的一系列的武侠作品中，便可以看出模仿痕迹。沧浪客，原名姚霏，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专攻古典文学的教授，在1990年出版了《一剑平江湖》，这可以看作是大陆新派武侠的第一部作品。这个时期的武侠，总体上缺乏文化提升的精品意识，主要沿着港台新武侠的路子讲故事，作品的实际影响也非常有限。
同期的其他作家还有：青莲子，在90年代初著有《威龙邪凤记》及其续集《青猿白虎功》两部。火梨，上海知识分子，1995年写成一部《舞叶惊花》。张宝瑞，新华社记者，其代表作有《京都武林长卷》系列凡六部、《醉鬼张三爷》、《形意游侠录》等。熊沐，北方人士，生性豪放，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巍琦，代表作《金帖侠盗》。周郎，代表作《鸳鸯血》。
现代武侠时期
即所谓的“新新武侠”、“新世纪武侠”、“网络武侠”、“大陆新武侠”时期。20世纪90年代末，黄易武侠高潮渐渐平息，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武侠写手们在网络读者阅读选择越来越多，阅读口味越来越挑剔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向传统作家的实力靠拢，出现了一些质量较高的武侠作品。1999年上海《大侠与名探》、2001年武汉《今古传奇武侠版》、2002年郑州《武侠故事》等杂志的创刊，促进了武侠的发展。
2004年，《今古传奇武侠版》半月刊创刊，主编郑保纯提出了“21世纪大陆新武侠”的概念，简称为“大陆新武侠”，主要总结了大陆上一些武侠写手的创作。6月，《新武侠》由长江文艺出版社白桦林杂志社推出。同时期，港台地区特别是台湾岛的创作亦不容忽视。大陆新武侠具备明确的智性氛围和主体意识。郑保纯讲，“我觉得新武侠这个概念，不应拘泥于杂志与图书出版，而应指一种文化潮流！”。
这些武侠被分成四类：青春武侠（搞笑和无厘头），如《游侠秀秀》。奇幻武侠，如《诛仙》、《搜神记》。女性武侠（类言情），如《血薇》、《镜·双城》。类传统武侠，如《昆仑》、《江山如此多娇》。
此时的大陆作家有：小椴，原名段银，1976年生，湖北随州人氏。著有《杯雪》、《青丝井的传说》等。时未寒，男，四川人，著有《碎空刀》、《偷天换日》等。江南，籍贯安徽，著有《春风柳上原》、《瀚海龙吟》、《烈火焚琴》、《此间的少年》等。步非烟，原名辛晓娟，1981年出生于四川成都。著有《剑侠情缘》、华音系列：《紫诏天音》、《风月连城》、《彼岸天都》、《海之妖》（附外传《蜀道闻铃》）、《曼荼罗》（附步非烟COS写真集）、《天剑伦》《雪嫁衣》《梵花坠影》（2008年9月修订再版后将不再收录外传《凤仪》）等。沧月，原名王洋，1979生于浙江台州，著有《幻世》、《听雪楼·血薇》等。小非，闽南人，著有《游侠秀秀》等。凤歌，本名向麒钢，重庆奉节人氏，大陆武侠著名作家，今古传奇暨黄易武侠文学一等奖得主。代表作品《昆仑前传》、《昆仑》、《沧海》。沈璎璎，南方人，著有《琉璃变》等。泥人，著有《江山如此多娇》等。王展飞，1972年4月生于山东省平度市，13岁迁居新疆阿勒泰市。著有《剑啸西风》等。方白羽，九十年代初山东大学电子系毕业，著有《憨侠》、《侠之歪者》等。燕垒生，浙江余杭人氏，著有《明月照山河》、《烈火之城》等。其中尤以凤歌的《沧海》为最，其大胆的创新和对武侠世界的构造，有不失金庸武侠的厚重，将现代武侠带到了一个新的广阔平台。
进入二十一世纪，武侠小说逐渐被人们冷落，在这段时间，还有大量作品出手的只有寥寥几人，最引人注目的是步非烟和平平凡凡，他们分别在短短的几年内，写出了几十部武侠作品。步非烟以其作品大气磅礴，汪洋恣肆，想象力神奇诡谲，笔风变化万端，极大突破了女性写作的局限，开启武侠界中性主张的风气，得到了“百变天后”的美誉，人称新武侠宗师。而平平凡凡，虽然他写的武侠小说极多，但大多数作品实际上很不入流。他的前期作品显得非常幼稚，虽然构思新颖，但文笔较差，内容甚至有些不伦不类，这种情况一直到《成功之后再来求爱》才有所改进。2011年，一度退出文坛的平平凡凡重新执笔发表新作《武侠演义》，这部小说构思构思奇特，想象力丰富，文笔老练，加入许多现代元素，发表之后，一时洛阳纸贵，大受读者欢迎，许多人都惊呼新的武侠宗师终于出现！不过，此书还未完结，以平平凡凡并不严肃的写作态度，只怕会虎头蛇尾。不管如何，若论二十一世纪武侠小说产量最多的作家，步非烟和平平凡凡二人将以数十部作品位居前列！
在此期间,出现了一部让无数挑剔的武侠迷们交口称赞的传统武侠小说《英雄志》,该书目前未完结. 作者孙晓,现年三十七岁，出生于台北市，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毕业，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公共政策硕士，现于企业界任职，2000年与以人合资创办“讲武堂”，旨在出版最好的武侠小说和教授人们写武侠小说,并发表第一部长篇作品《英雄志》 ，现仍持续于武侠小说的创作与发表。
网上盛传：金庸封笔古龙逝，江湖惟有英雄志！
虽然金庸、古龙等大师不再有新作问世，但他们的作品对后辈有着深厚的影响，许多年轻作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他们进行模仿，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前辈们的尊敬。例如《武当宋青书》、《大侠风清扬》，其中以《梁金古温诀》达到最高点。在《梁金古温诀》一书中，作者对武侠宗师们的钦佩之情贯穿整部小说。可见金庸等人对后辈影响之巨！
Ⅷ 武侠小说的小说发展
魏晋六朝在文学史上被看作是文学的“自觉性”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多以志怪、神异小说为主。作品中包含着先人的神仙、鬼怪观念，以及对超现实神秘力量的向往。这是洪荒时期人们对英雄崇拜的遗留，在洪荒时期，人们对一些英雄人物的崇拜和夸张的赞美产生了神话，比方神农、燧人、女娲等等。到了先秦两汉，充斥在思想领域的则是仙风道骨。魏晋以后，便是游弋着冥鬼幽魂。
志怪小说是以记述鬼神怪异之事为主要内容，包括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等，也有野史逸闻、民间传说等等。艺术上带有传奇色彩和超现实的表现。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其它有托名陶渊明的《搜神后记》、旧题曹丕的《列异传》、张华的《博物志》、葛洪的《神仙传》、王嘉的《拾遗记》、吴均的《续齐谐记》等。鬼神观念是古代先民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是现代，劳动人民中间同样存在着神鬼的观念，它已经是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这其实是人们对自身思考的结果，现实的苦难使得他们向往着一些超出自然的东西，一种特别的能力和一些特别的工具。比如武艺、神剑、宝物等等。而这些东西却只能在想象中得到，所以便有了《三王墓》的宝剑干将、莫邪；有了《紫玉》的仙术道法；有了《刘晨阮肇》的灵丹妙药。而这些东西在后来的武侠小说中同样是屡见不鲜，似乎也已成为武侠小说之所以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先秦两汉乃至魏晋志怪，为武侠小说的产生构筑了坚实的基础，为之前奏；那么唐传奇在文学史上一领风骚时，武侠小说即真正开始萌芽。宋初李昉等所编撰《太平广记》卷一九三至一九六，特将十八种唐传奇列入“豪侠”类便可看出武侠小说同唐传奇之间脉络相通。故认为唐传奇为武侠小说的立宗者，理所当然。
“传奇”之名，似起于晚唐裴铏小说集《传奇》，宋人尹师鲁也将“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的《岳阳楼记》称为“传奇体”。发展到后来，传奇才逐渐被认为是一种小说的体裁，如元代陶宗仪《辍耕录》即将唐传奇与宋、金戏曲、院本等相并列，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更将所分六类小说的第二类亦即《莺莺传》、《霍小玉传》等定名为“传奇”，于是，传奇作为唐人文言小说的通称，便约定俗成地沿用下来。
在论述唐传奇勃起的社会背景时，范烟桥所著的《中国小说史》曾言：“在此时代，婚姻不良，为人生痛苦之思想，渐起呻吟；而藩镇跋扈，平民渴盼一种侠客之救济；故写恋爱、豪侠之小说，产生甚富。”根据所论可见一般，特别在唐朝末期，社会对豪侠救助如云霓之望。《资政通鉴》卷二一五，记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如防大敌；一夕屡徙床，虽家人莫知其处。”可见社会暗杀行刺之风弥行。这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便是豪侠主体的传奇大量涌现。
唐朝涌现出一批描写豪侠之士及其侠义行为的传奇作品，内容涉及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快意恩仇、安邦定国等方面，于中突出豪侠人格的贤韧刚毅和卓荦不群，武功的出神入化，功业的惊世骇俗，由此展现出一种高蹈不羁奔腾流走的生命情调。《甘泽谣》之《红线》（袁郊，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武侠小说），《传奇》之《聂隐娘》、《昆仑奴》（裴铏著，其中聂隐娘的武功训练方式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集异记》之《贾人妻》，薛调的《无双传》等，都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而传为杜光庭所作的《虬髯客传》，更是晚唐豪侠小说中成就最著名的一篇。 唐人传奇树立了文言“武侠”的典范之后，经五代以至宋朝，在题材上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发展多是对唐传奇的模仿。但这一时期在文学史上却有着重要意义，它在语言上有开创性的意义。“说话艺术”在民间广泛流传，这种白话形式的小说与后来的武侠小说颇具渊源。
其主题，如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言：“有灵怪、烟粉，奇传、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而这些也是后来的武侠小说所喜用的。不管是何种题材，都往往以爱情或公案作为叙事的“兴奋点”。爱情故事，不仅在当时很受欢迎，即使在现行的武侠小说中，爱情因素也是重要的“看点”。美女与侠士之间的感情纠葛，永远是武侠小说吸引人的地方——因为爱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无论是现代武侠小说中的巨擘金庸先生，还是海外一直风靡的武侠作者都无法摆脱“感情戏”。而且高妙的爱情情节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这个方面宋元话本则有突出的贡献。
宋元小说话本中的爱情故事，又往往突出女性对爱情生活的主动追求。像《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寻求美好的生活。又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周胜仙初见范二郎等。
这些奇女子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即使放到现代的武侠小说中依旧存在着迷人的魅力。这样的主题思想固然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思想水平，使得通俗文学在思想意义上扮演着“雅文学”的角色。这就牵涉倒文学的“雅”与“俗”的转变问题，而武侠小说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形式，同样存在着“雅”与“俗”的问题。对比唐传奇、宋元话本及当代的白话武侠；我们当如何区分“雅”与“俗”呢？如果以知识分子创作作为区分点，那么唐传奇便是“雅”文学，而宋话本中艺人的创作便是“俗”文学。当代的武侠小说则多数是知识分子的创作，理当看作是“雅”文学了。可是古代的知识阶层又不同于现代，不能如此类推。那么当代武侠小说到底是“雅”是“俗”呢？我本人认为，“雅”和“俗”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浮动着的，他是随着客体的不同而变化。换句话说，“雅”和“俗”的问题当从“文学消费”的人群来看，“雅士”即使看“俗”也“雅”。 自宋以后，文言武侠逐渐衰落下来。白话公案、侠义小说则成了中下层劳动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学式样。
明代的《水浒传》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被誉为武侠小说的萌芽，这部书里最具有武侠特征的人物是武松和鲁智深身上都有先秦侠风，而鼓上蚤时迁又是第一个能穿房越脊的人物，对后世武侠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
然到了清代中期出现的《三侠五义》，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真正意义的长篇武侠小说，对中国后世武侠小说乃至文学艺术影响深远，称得上是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由此掀起了各类武侠题材文学作品的高潮。《三侠五义》有关武功技击（如点穴、暗器、剑诀、刀法、轻功提纵术等）、江湖勾当（如闷香、百宝囊、千里火、夜行衣靠、用毒、皮脸面具等）以及机关埋伏（如冲霄楼）种种名目之演述，均对以后武侠小说之内容素材有决定性之影响。
这两部作品它们奠定了武侠小说的基本形式和模式，一直到港台的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古龙的《楚留香传奇》、温瑞安的《四大名捕》等等武侠小说都在它的影响之下，直到今天的武侠小说也没走出这个模式，但得到真正发展并呈现出一种繁荣现象，却是民国期间的事。 辛亥革命后，人们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各种思想流派涌入中国，报业、出版业得到空前繁荣，文学艺术得到大力发展，各种风格流派的文艺作品异彩纷呈，武侠小说也异军突起，它以独特的武侠们的侠义精神传统深得人们喜爱。武侠公案、短打评书盛极一时，例如《五女七贞》、《永庆升平》、《小五义》，民国《三侠剑》、常杰淼的《雍正剑侠图》（即《童林传》）等纷纷问世，清末民初亦有大量知识分子投身武侠小说创作，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比如王度庐的《卧虎藏龙》，还珠楼主（还珠楼主，本名李寿民，是中国武侠小说作家）的《蜀山剑侠传》。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首先有被称为“南向北赵”的等一批开风气的武侠小说作家，其代表作有《江湖奇侠传》、《侠义英雄传》等；赵焕亭则有《奇侠精忠传》留世。
在三十年代后，最有名的武侠小说家便有北派五大家：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朱贞木和王度庐。这主要分为还珠楼主的神怪武侠小说，白羽的社会武侠小说，郑证因的技击武侠小说和王度庐的言情武侠小说等四大派武侠小说。
在民国武侠小说作家中，还珠楼主也许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半文半白的语言，儒、佛、道的精神哲理，都溶汇贯通于小说之中。其著名小说有《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和《云海争奇记》等40部。宫白羽的社会武侠小说在武侠与社会生活方面结合得是十分紧密的，他受鲁迅、周作人兄弟和新文化运动影响很深，本身又是记者出身，他常常是通过武侠思想与社会现实的脱节来批判社会的黑暗，在写武侠们的可敬可爱的同时，也写出了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的悲壮、感慨与无奈。他的代表作是《十二金钱镖》和描写白莲教起义的《黄花劫》等。郑证因当年的《鹰爪王》八部曲出手就不凡，他将武侠的豪气与精妙的武术与惊险的情节融为一体，并特别注重武术技巧的描写。其一生一共创作了一百〇二部作品，为当时作家之最。被人称为技击武侠小说一点也不为过。
而王度庐的武侠小说则重言情，写到生死缠绵处，常感人至深。后起的港、台武侠小说，也大多走的他开拓的这条“悲剧侠情”的路子。他的主要代表作是《卧虎藏龙》《剑气珠光》等“鹤铁五部曲”。 后来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的崛起，则是近几十年的事。尤其是金庸的武侠小说，造就了不少金庸迷。金庸也不愧为一代武侠小说大师，他丰富的历史知识，深厚的阅历，对武侠精神的理解，对武术知识的掌握，精彩的叙事与描写，对人物性格的把握，确有许多过人之处。《射雕英雄传》中的许多历史、人物，如南宋时宋与金、元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均有历史史实依据，而丘处机等历史人物也确有其人，将真实与虚构有机结合，同时又兼有北派武侠小说社会、言情、技击、神怪四大派之长，同时又完全不同于这四大派，有了新的创新和发展。香港是新派武侠小说发源地，50年代初期，出现第一部现代武侠：《虎鹤双形》。
50年代属于梁羽生，代表作《七剑下天山》系列。至《萍踪侠影》、《云海玉弓缘》达到个人创作不可逾越的高峰。后期作品虽有革变，然而影响不是很大。
梁开创了一个时代，其古典文学素养很扎实，小说中诗词随处可见。但尚没有完全脱离近代武侠的窠臼。古文功底好的读者可以看看，文字和历史的描写还是很有水准。
50年代中后期金庸的出现。
金庸引入了西洋文学技巧及电影手法予以捏合，在当时港台政治压抑的年代，让武侠小说变成畅销书。并把武侠小说上升到了文学艺术的高度。金庸曾把所创作的小说名称的首字联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见《鹿鼎记·后记》）。这副对联已经广为流传并多次被香港和中国内地拍成电视剧与电影，也是“金迷”的必读书目。在1969年《鹿鼎记》中达到其创作顶峰，然后激流勇退。
金庸的作品整体上看，前期到后期是越写越好。从文字到结构，包括情节的张力莫不如此。但在其部分作品中有时间错乱的硬伤！可能与其作品在《明报》连载有关。只有一个简单的情节，天马行空的进行。到后来造成无法更改的错误，例如：《射雕》中黄蓉出生后，梅、陈二人偷《九阴真经》叛变出桃花岛。曲灵风被断腿后在牛家村作贼时，郭靖与杨康的爹还不认识。那岂不是黄蓉和郭靖早就在流行姐弟恋，还喊什么靖哥哥，装年轻吗？后来金在修订其“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14部主要作品时，也承认这一硬伤，除此之外上再无大错。
与金庸同时代香港另有金锋、张梦还、牟松庭、风雨楼主、高峰、石冲等人从事武侠小说创作。但是，金庸这座山太高，与他同时代的武侠小说作家是不幸的。其同辈及后起武侠作家或以主观条件不足，便难乎为继；多半只能遵循既往“帮会技击派”的路数，在江湖仇杀中讨生活了。
70年代初，金庸封笔后，香港武侠小说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
台湾武侠与香港有所区别，在金、梁同时代有司马翎、卧龙生、独孤红、陈青云、萧逸等数十位武侠专业作家。根据武侠评论名家叶洪生先生的粗略统计，在武侠小说兴盛时期，台湾至少有过三百位武侠作家赖此维生，出版了至少上万种以上的武侠小说。结集成书则自数部至数十部不等。其中司马翎、卧龙生、诸葛青云并称“台湾三剑客”。
司马翎在当时影响力最大。博学多才，擅长写情写欲、斗智斗力。特别是描写男女在情欲焚身中的心理变化，以及奇正互变、虚实相生的武打艺术，均独步一时。而其早年首创以精神、气势克敌制胜的武学原理，已近乎“道”——与金庸、古龙一脉相承的“无剑胜有剑”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而犹有过之。同辈名家受其影响、启迪者颇多，如古龙、上官鼎、易容、萧瑟等皆是。
可惜司马翎未能持盈保泰；其创作后期虽有《剑海鹰扬》这部超卓巨著为武侠小说大放异彩，但此后即逐渐走下坡，其晚年改以“天心月”笔名所撰《强人》系列作品。
当时诸绿叶代表作有卧龙生《仙鹤神针》、诸葛青云《紫电青霜》、司马翎《剑气千幻录》、独抱楼主《璧玉弓》、曹若冰《玉扇神剑》、萧逸《七禽掌》、云中岳《古剑歼情记》、丁剑霞《神箫剑客传》、柳残阳《玉面修罗》、独孤红《雍乾飞龙传》；还有“鬼派”——书名、内容非鬼即魔，且嗜血嗜杀，动辄就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代表者有陈青云《血魔劫》、田歌《血河魔灯》等。尚可一观。
真正让台湾武侠走向世界华人圈的人是古龙。一个可以在台湾武侠小说界大书特书的名字。是台湾武侠小说界唯一可以与金、梁比肩的人。
古龙于60年代初期开始写武侠小说，但业绩平平，其间为名家（如卧龙生、诸葛青云）代笔，却几可乱真，足见本身确具潜力。在1964年完成早期代表作《浣花洗剑录》后，让人耳目一新。但风格尚未形成，未引起太多波澜。在1965-1967年间古龙完成了他创作中期的重要作品《武林外史》、《绝代双骄》等名著，开始走红。特别是1967年所撰的《铁血传奇》（即我们常说的《侠盗楚留香》或香帅传奇），内杂武侠、文艺及现代心理分析，特别是西方推理小说的架构。读之如读东方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后来古龙坦言其深受西方和日本推理小说的影响。
由此起，古龙武侠小说即脱胎换骨，迈入了新派武侠小说的殿堂。但古龙之变并非到此为止，而是一路狂奔，让人目不暇接后，恍然猛醒。原来武侠小说可以这样写，也可以这样看。其后他陆续完成《多情剑客无情剑》（即小李飞刀）、《铁胆大侠魂》二部曲，堪称神完气足，兼有传统与现代“矛盾统一”之美。
70年代初开始，古龙首写《萧十一郎》（由于是先有剧本、后来才有小说）的启发，减少废话和不必要的描述。加强肢体语言和场景烘托。从此古龙的变成了一种似诗、类俳句、非散文的怪异文体。可能古大侠觉得此种方式最能表达他的思想，同时又能最大化的挣到稿费。如《流星·蝴蝶·剑》、《欢乐英雄》、《陆小凤》系列、《七种武器》系列（仅有六种）以及《边城浪子》、《天涯·明月·刀》、《白玉老虎》等，无一不是用电影分镜、换景的手法来写小说。
这种简单直接、动漫化的妄举，对于中国文字是一种伤害。但尽管如此，在一九六五至七五年间的古龙小说却“一枝独秀”，以至于他成为同辈名家及新进作者模仿的对象。 但同时他也害死了这些没有他那般天纵其才的跟风作家。
火红了十年后，古龙1975年以后的作品每况愈下，也许是被称为每部作品后都有一个现实中的女主人公和无数瓶XO消耗了他太多的激情。在看过《护花铃》等他的半部作品后，深深地理解在后期他江郎才尽后酗酒的痛苦。从一个构思或几千字的开头就可以换来巨额的金钱和合同，到后期读者逐渐冷落、出版商追稿时的无情。英年早逝也许是他自己最渴望的结局。1985年古龙在肝硬化的剧痛中走完了他绚烂的一生。
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温瑞安在一九七〇年以“温凉玉”笔名在香港《武侠春秋》发表处女作《追杀》（为“四大名捕”故事之一），时年仅十六岁；虽然文字技巧很幼稚，但想象丰富，已见潜力。
其早期作品颇受古龙影响，如《四大名捕》系列、《神州奇侠》系列均可见古的痕迹。自一九八二年推出《布衣神相》起，又加上了若干还珠小说的奇妙素材，故神魔虚幻色彩甚浓；而《碎梦刀》、《侠少》、《杀楚》等书，更有许多“诗歌化”的语言文字，耐人寻味。
但由一九八七年开始，温瑞安却以“现代派”自居。如《杀了你，好吗？》、《请·请请·请请请》、《力拔山河气盖世·牛肉面》、等等中短篇，有一部《乳房》更是不知所云。且内容横七竖八排列，以示其“现代”，以此突出视觉效果。
正如他在书中后记中说：“武侠小说必须突变！……成与败，得与失，我不管，但这样写法使我觉得很好玩。”于是中国文字之美，就在温瑞安的“突变”下，被割裂得支离破碎；而“新派”武侠小说，也在他的“好玩”下，被彻底“异化”掉了。
从此武侠小说的创作进入低潮，直到90年代初期，香港的黄易从《大剑师》开始创作武侠小说，或者说科幻小说，其间有明显的田中芳树的痕迹。到《寻秦记》才真正形成自己的风格，从而开创了玄幻武侠小说时代。影响了大批的武侠小说作者，开始转入玄幻武侠的创作。而黄又变，反而回到正统武侠的路子或者说“异侠”更妥当。其后陆续推出的《破碎虚空》、《翻云覆雨》均引起强烈反响。《大唐双龙传》更是因为互联网而广为传播，让黄易的名字传遍华人社会。已完结作品还有《边荒传说》《日月当空》，目前正在连载的是新作《战龙在野》。
黄易深受司马翎的影响，首重气势，如果说早期，梁、金的作品中，成人后大多数人的武功已成定势，丘处机奈何不了梅超风，那他永远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只能打成平手。一场华山论剑后，敌我双方的争斗就变成算术题般简单了。我的排名高手和小弟多，你就等着挨扁吧！人的潜力一无所知，而中华武术重视精气神的完美结合。当黄易在其中加入了时间、体力、精神状态等元素。大大提高了武侠小说可信度。
2000年后出现大批网络作家从事武侠创作，是好事也是坏事，好是大大丰富和繁荣了读者的可看种类和数量。但由于网络小说多数是连载，必须按时交稿，以及网络作家的不可见和随意性，导致大量太监作品出现。另有部分作家因为网站倒闭等原因导致作品连载出现中断。短短的几年时间，武侠小说的发展非常迅速，在大陆和港台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很多，具备与梁、金、古、黄比肩潜力的也就仅仅几位。
其他如老猪的《紫川》（军事历史小说）（确切的说，紫川是部大杂烩，并非严格意义的架空历史），贾羽的《入世龙蛇》，真髓的《真髓》也非常不错。具有潜力。其他很多作家也不错，但很多人都走上了玄幻之路，不再是在人力的范围内进行的斗争。那应该划入另一个讨论的课题。
现代武侠小说是纸上武侠的新阶段，理想和言情色彩淡化。
Ⅸ 浅析温瑞安武侠小说诗意风格的体现
题记：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代表人物，温瑞安的作品一直以来都有着不同于其他武侠作家的特点，尤其在文字与风格上独树一帜。在如今新派武侠作家所剩无几的境况下，温瑞安的作品越来越多的得到人们的重视。而对于其风格，大多数人都会用“诗意”二字来形容。温氏善用诗词曲赋、散文笔法装扮自己的武侠作品，在无形之间展示了一种新的武侠小说的写作方法，以诗意的笔触来表现人们普遍印象中本应粗犷的武侠小说。本文通过对温氏作品中体现出“诗意”这一风格的各方面内容进行探讨，从温氏作品中人物名字、武功招式及兵器和对战场面的描写方面进行分析论证，从而找到解读温书风格的钥匙。
引言：
武侠小说的定义为：中国通俗旧小说的一种重要类型，多以侠客和义士为主人公，描写他们身怀绝技、见义勇为和叛逆造反行为。武侠梦一直是中国人不变的追求，无论是武侠小说的滥觞期和发展期，还是现在步入新世纪网络化社会，武侠的侠义思想仍旧没有消逝，反而有越来越发展的趋势。这一点从现在武侠作品拍成的电影、电视剧频频获奖、武侠主题的游戏受人追捧、新的武侠小说界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作者都能够看出。而随着金庸封笔、古龙早逝，前不久新派武侠小说开山鼻祖梁羽生先生的去世，新派武侠小说奇才温瑞安的作品便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与期待。温氏的代表作品有《四大名捕》系列、《神州奇侠》系列和《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等。其作品《逆水寒》、《布衣神相》、《惊艳一枪》等被拍摄成影视作品，深受广大观众喜爱。温氏作品早期受古龙影响，有些奇幻素材中又有些还珠楼主的影子，而温氏在吸取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又求变求新，建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以有力的笔触、简洁精炼的对白、严谨的结构、出人意表的情节、明快的节奏、电影转换镜头的多重角度表现事物人情的演进技巧，共同烘托出雄伟的文章风格”（1）而温氏作品艺术风格中最值得人称道的，莫过于他作品中那些诗意化的语言了。温氏作品的诗意风格究竟是如何体现的？本文对此开展了探讨，希望可以更加清晰的领悟到温瑞安作品的诗意魅力。
一、温氏作品中人物名字所表现的诗意风格
自读温书以来，每每都被温氏所构思的人物姓名所陶醉。温氏有着深厚的诗词散文功力，对中国文化造诣颇深，因而塑造出的人物所拥有的姓名皆非凡品，现拣选几个系列中的人物名称，分别做一些浅析，有助于对温氏作品诗意风格的了解。
首先说一下温氏的代表作《神州奇侠》系列中的人物名字。比如“萧秋水”这个名字就有着浓厚的诗意风格。萧秋水作为整个《神州奇侠》系列里的第一主角，名字出自《庄子》的《秋水》，非常大气磅礴。而另外比较常见的一句含有“秋水”二字的诗句，则是王勃的《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秋水正代表着广阔的江湖，而《神州奇侠》系列，概括来说，也就是萧秋水从一个涉世未深的小伙子成长为一代大侠的故事，所以他的名字里，蕴含着深意。再如“柳随风”这个名字，细数其中的诗意，首先要看温氏为柳随风这个人物做的人设。他是江南人氏，因在帮派中排行第五，所以人称柳五公子。喜着青衣，正应和了“柳”这个姓氏，而柳枝随风轻摇，自是一派江南烟雨迷蒙之色，非常应和人物性格。而《神州奇侠》中的另一主要人物的名字“李沉舟”，出自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诗歌表现了诗人沉郁却豪放的心情，既是勉励友人亦是与友人共勉，因此非常有气势。而作为《神州奇侠》中最大的帮派“权利帮”的帮主，有着“君临天下”之称的李沉舟，也担得起这个名号。
然后我们分析一下《四大名捕》系列中的人物名字。比如“戚少商”，少商为一经穴名称，位置在大指内侧，指甲角外一分，当我们竖起大拇指表示叫好、夸赞等含义的时候，便可以看到少商穴。所以这个名字也含蓄的表现出温瑞安的学识之渊博，在他的作品前期几乎可算是配角的戚少商，到了后期，突然成为京师武林中的群龙之首，成为第一主角。很多读者都觉得突兀，但其实细细品味，则可以发现温氏在戚少商的名字中早已藏了伏笔。我们知道，武侠小说中喜爱运用的一个标志就是，武林盟主的大拇指上总爱戴着一个表示独一无二身份的玉扳指，正好套住少商穴，由此可以看到，温氏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给这位后期的群龙之首的原因了。说到戚少商，就不能不提他的对手顾惜朝：“朝朝频顾惜，夜夜不能忘”，惜朝，惜取今朝，只争朝夕。顾惜朝这个人物，可以说是温氏所有被拍成影像的作品中最成功的一个。四大名捕之《逆水寒》在2004年被拍摄成为电视剧，顾惜朝这一角色由香港著名演员钟汉良先生扮演，他认真的把握了角色的性格，成功的扮演了这一亦正亦邪的人物，直到2010年的现在，顾惜朝这一人物的魅力仍旧不减。而谈到顾惜朝的成功，很多影迷都表示过，一个好听而又符合人物性格的诗意名字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温氏的文采通过这些人物名字已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笔者通过对温氏武侠的读者朋友们做的一些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的读者都会对温氏作品中的人物名字留下深刻印象，认为其所赋予的人物姓名充溢着一种诗情画意，并且与人物性格十分相称。为什么温氏会构思出这些充满了诗意的名字，我们可以从其经历中探寻原因。温瑞安1954年出生于马来西亚，5岁时尚未入学，已念遍了家中藏书，并写了第一部以少量文字作为说明的连环图故事《三只驴子》，从此开始尝试用所知的少量文字写信、作文、日记。温家算得上是书香门第，温氏从小天资聪颖，又非常好学，对文学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性，这为其以后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温氏自高中起，便开始在新马文坛重要文学刊物《蕉风》及《学报》频频发表作品，专攻现代诗、纯散文及新批评，并开始为外间刊物执编《诗专号》、《评论专号》等。这些成绩促使温氏更加专注于文学，并激发了他对诗歌的热爱，其文字中的诗意风格，至此开始显露。一九七三年，温氏正式创办了天狼星诗社，在当时非常有影响力，而在此时他的武术也越习越纯熟，并常常构思武侠小说的情节。青年时期的这些经历，对温氏文章风格有着巨大的影响，几乎可以肯定，若无幼时的书墨浸染，若无青年时的诗歌社团活动，温氏未必可以形成现如今的诗意风格，风靡一众读者。
二、温氏作品中武功（兵器、招式）名称所表现的诗意风格
温氏作品中不仅仅只是人物名字诗意流露，连其中的武功、兵器和招式等也尽显一派诗情。如上文提到过的萧秋水，作为温氏武侠小说第一高手、第一大侠，他所拥有的武功自然也是以气势磅礴为主。温氏赋予他一些极其大气的武功名称，如天下最佳攻招“玉石俱焚”、天下最佳守招“海天一线”、天下最佳快招“闪电惊鸿”、天下最佳慢招“老牛破车”。而萧秋水的两招剑法“剑气飞纵”与“惊天一剑”更是有着万夫莫当的气概。读者读到这些武功名称，都深感其气势恢宏，足以与萧秋水这温氏作品第一主角相称。再如柳随风：作为温氏武侠中最具有江南公子气质的人物，不论从人物名字还是武功名字来说，都呼应了他“江南柳五”这个称号。柳随风的刀法是五瓣兰，而使用的镖法则是客舍青青镖，客舍青青柳色新，江南柳色迷蒙，宛若柳五公子此人一般，充满了忧伤而神秘的气质，读来令人齿颊留香，感慨中华文字的魅力，亦对温氏的诗意风格与博学感到佩服。
再举《说英雄》系列中的几例，如王小石，作为《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中的主角，王小石人如其名，憨厚、朴实，像一颗小石头那样令人觉得踏实，值得交往。王小石的性格是健康、乐观，又带有一点浪漫情怀，这一点从他的感情经历上也可以看出，他“从七岁开始恋爱，到二十三岁已失恋15次；每一次都是自作多情，空自情伤”。（2）而王小石的武器是刀剑合一，名为“挽留”的剑其奇妙之处在于剑柄处还是一把小刀，而王小石的武功则是“隔空相思刀”与“凌空销魂剑”，这个名字非常映衬王小石浪漫的性格。温氏描写王小石的刀法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君不闻高堂明镜悲白发”的相思的刀，而王小石的剑则是“带着三分惊艳三分潇洒三分惆怅和一分不可一世”销魂的剑。温氏对武功名称的命名，侧面向我们展现，原来武侠小说亦可以这样来描写。而苏梦枕的刀，叫作“红袖刀”，原著中是这样描写这把刀的，从中可以窥见温氏武侠的诗意风格，“多么美的刀。像美丽女子的一声轻吟，动魄动心。刀锋是透明的，刀身绯红，像透明的玻璃镶裹着绯红色的骨脊，以至刀光漾映一片水红。刀略短，刀弯处如绝代佳人的纤腰，刀挥动时还带着一种像和天籁一般的清吟，还掠起微微的香气。这是柄让人一见钟情的刀”。（3）而刀法则是“黄昏细雨红袖刀法”，凄艳诡谲。从这些描写中，已足以看出温氏对于武侠的写法，是自成一派的诗情画意。
对于武功招式名称来说，许多武侠作家起名字时都是刚硬有余、美妙不足。似乎武侠的定义就是粗犷，就是血腥的打打杀杀，硬气十足。而温氏显然是对这一问题有了自己的见解。武侠同样可以有其柔情的一面，而诗词曲赋的运用，各种诗情画意的意象的添加，无疑使其文字更增添了画面感，读来使人觉得美不胜收。温氏早年是以诗名进入文坛的，直到后期还一直没有停下诗文的创作，比如《大悲十九首》就是笔者十分喜爱的作品，认为其诗歌功力完全不逊于那些比温氏名头响亮的诗人。后来温氏开始出版武侠作品，文坛非常重视，著名小说家倪匡就说过：“现在的武侠小说只剩下温瑞安在独撑大局了。”（4）
温氏作品这种诗意风格的形成笔者在上面做过一些分析，早期确实与其家庭的熏陶离不开。他的父亲温伟民当过记者、教员，后来担任一所中学的校长，而且非常喜好武术，这些无疑对年少的温瑞安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其母周淑琴是一个端庄贤淑的女子，在品行上是温瑞安做人的榜样。
在这样的家庭成长的温瑞安，他五岁时就把幼小心灵里幻想中的东西组成故事,画的是一些卡通式的英雄人物，可见，温瑞安从小就崇拜英雄，并且具有极高的文学创作天赋。而成为武侠作家之后，温氏自然会将自己的诗情画意与英雄崇拜情结联系在一起，绘出他心目中的侠之江湖。
温氏在台湾求学，却有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这一点在他的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也正是因为他对中国的爱，使他想要将这种感情凝注于笔尖。而对祖国的爱，诗人温瑞安用一种充满了浓厚深情的诗一般的语言写在了他的作品里，温氏的江湖是一个诗意的江湖，虽然他从不避讳丑恶，有些甚至血淋淋的揭露了丑恶，可是在关于“情”的描写中，仍旧可以看出他的一颗赤诚之心。他曾写过：“打开稿纸，几乎毫不犹豫地就要写下：中国，这两个我魂牵梦绕，荡气回肠的名字。我知道我不顾一切写下她的后果，也许引起别人的诧异、误解或怀疑、不满，但她却是我终生努力的方向。”（5）
三、温氏作品中对战场面描写所表现的诗意风格
在《一怒拔剑》中，温氏是这样描写王小石与齐文六（此处也要提到温氏笔下一个武术组合“六合青龙”六位人物的名字，“鲁书一、燕诗二、顾铁三、赵画四、叶棋五、齐文六”，其名字变化自中国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军事家徐渭徐文长的自称，徐渭自称其“吾书第一，诗二，文三， 画四 ”，由此亦可看出温氏对于中华诗词文化的浸染之浓厚）对战的场面：
“青衣文士冷哼一声：‘好，你再看这个。’他一面长吟，手底下却没闲着，‘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实，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
这写文章的六大诀要，而今却成了天衣无缝、丝丝入扣、无瑕可袭、绵延不绝的六记剑招。”
温氏描写的青衣文士以写文章的诀窍来驾驭剑法的场面中的词句，正是刘勰的《文心雕龙》的《神思篇》，《神思篇》的主旨是说明心神的修养，以及分析神思与外物的交感，从而构成文章意象。可是，这些做文章的道理，在青衣文士手上使来，就完全变成了武功招式。实乃构思精巧，出神入化。
再如“他一口气使出‘踏、破、贺、兰、山、缺’六刀。六刀一出，仍冲不开剑网，逃不过剑劫。他立即又使六剑。‘满、座、衣、冠、似、雪。’随却，他右手使：‘梦、断、故、国、山、川’六刀，左手施：‘细、看、涛、生、云、灭’六剑。二十四式刚刚使过，刀剑合运，运出‘今、古、几、人、曾、会’和‘一、时、多、少、豪、杰’！”
温氏这一段王小石的武功描写，这六六三十六刀剑并用的绝美武功，合起来便是“满座衣冠似雪，踏破贺兰山缺；一时多少豪杰，梦断故国山川，今古几人曾会，细看涛生云灭”。在王小石手上使来，以六句六位当朝名将的词作为剑诀，而又以刀剑合并，逼出六词的意境气势，读来令人惊艳万分，仿若身临其境。
在这一战中，作为六合青龙中的高手齐文六，以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作为剑招，写文章的六大诀窍却与武功剑法天衣无缝，丝丝入扣。而王小石的武功则分别用了岳飞的《满江红》、辛弃疾的《贺新郎》、苏轼的《念奴娇》、陆游的《双头莲》、陈亮的《念奴娇》、文天祥的《酹江月》这六位当朝名将写的名词，将诗词曲赋与武学招式结合在一起，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物事，令读者读来却没有丝毫违和之感，实乃是令人拍案叫绝。可以说在新派武侠小说甚至是武侠小说发展史上，都是独具一格的。
再如《英雄好汉》中柳随风斩杀和尚大师一战，柳随风作为一个武功绝顶的人物，是一派翩翩公子的形象，更是温氏书中最具有江南气质的角色，在《英雄好汉》中，温氏是这样描写柳随风凭一己之力斩杀当世高手和尚大师之前的表现的：
“她侧过头去，只见柳随风在笑。杨柳在飞。云在飘。水流。柳五恨不得化作流水，长长流去。但是人生里有些战役，是迫不得已的。也是不可逃避的。逃，纵逃出重天，但也没了信心，缺了勇气，毁了声誉。”
“柳五笑。他齿白如贝。眼光温柔若春水。忽然闪电般连点萧雪鱼身上三处穴道，一扳一推，已推至莫艳霞那一头。”
“柳随风敛袖向和尚大师一拱道：‘感谢大师不吝赐教。’随而云停岳峙，又错开几步，走到下首，完全是以后辈请前辈赐正之礼数。”
短短数笔，一个谦恭的、儒雅的、带着江南气息的翩翩公子形象跃然纸上，描写柳随风的眼光，是“温柔若春水”，而笑起来则是“齿白如贝”，丝毫没有那些彪悍或者粗鲁的江湖人士的样子，而是可以入诗入画的儒侠。对战之前，本应剑拔弩张，互相灭他人威风，而柳随风却是如此的温文尔雅，甚至是恭敬的，仿佛他不是与人对战，而只是一个学生，来请教武功的。这样谦和而优雅的战前准备，呈现出一个诗意的柳随风，一个无论何时何地都面不改色的江南公子，迷煞人也。而温书中类似的描写非常多，各有其优雅之处，着实吸引人的眼球。纵观诸多名家，也很少看到这种风格的描述。黄汉立先生曾对温氏这样的写作风格做过一语中的的评价，“温氏精通武术，又能以超现实浪漫笔触处理其书中打斗场面，所以既神奇精彩，又不悖乎拳理。”（6）
四、结语
纵观新派武侠小说各家，金庸以写史的笔法写武侠，大气磅礴；古龙以浪子的情怀写武侠，有着令人欲罢不能的感觉；梁羽生文笔了得，有着浓浓的民族风情，同样善用诗词曲赋。而如今金庸封笔，古龙与梁羽生已逝，我们对温瑞安的作品，则充满了更大的期望。金庸曾是温氏的良师益友，古龙的情节架构温氏从中借鉴了不少，而梁羽生的文笔也与温氏有着相通之处。温氏吸取百家之长，又能脱出其蹊径，自成一家。“集诸家之大成、百尺竿头更进数步，完成自己更伟大的风格和成就”（7）本文对温瑞安武侠小说的探究，则侧重于他文字中诗意的一面，从温书人物名字、武功招式及兵器名称和对战场面三大方面进行探讨，解读温书中的诗意风格，希冀可以窥得温氏作品最重要的风格的一面。
注释：
（1）引用自黄汉立先生于1986年3月为温氏作品《逆水寒》所作的序言中总结的温氏写作七大风格的第六点。
（2）引用自《说英雄，谁是英雄》之《温柔一刀》中对王小石的介绍。
（3）引用自《说英雄，谁是英雄》之《温柔一刀》对苏梦枕的“红袖刀”的描写。
（4）引用自《将军剑壹凄惨的刀口》（21世纪出版社，2007年1月1日出版）封底的编辑推荐中倪匡先生对温氏作品的评价。
（5）引用自温瑞安创建的神州社主笔的刊物《坦荡神州》出版时温瑞安所作的序言。
（6）引用自黄汉立先生于1986年3月为温氏作品《逆水寒》所作的序言中总结的温氏写作七大风格的第五点。
（7）引用自黄汉立先生于1986年3月为温氏作品《逆水寒》所作的序言中总结的温氏写作七大风格的第二点。
参考文献：
（1）温瑞安著：《神州奇侠》系列，花城出版社，1994。
（2）温瑞安著：《四大名捕会京师》，花城出版社，1994。
（3）温瑞安著：《逆水寒》，敦煌出版社，1995.
（4）温瑞安著：《将军令》，天狼星出版社，1975
（5）叶洪生著：《论当代武侠小说的『成人童话』世界》，2009，小书楼。
（6）叶洪生著：《中国武侠小说史论》，2009，小书楼。
（7）钟英良整理：《温瑞安（武侠）作品创作年表日志》，2007，六分半堂。
（8 ） 沈庆均：《血河车》代序之《编辑断语》，中国友谊出版社，1993。
（9）笑商：《温书南顿——卷上五节之神州子弟今安在》，2006，网络温瑞安吧。
（10）笑商：《温书南顿——卷上六节血马兵车入梦来》
（11）朱近墨：《从温瑞安的<寂寞高手>说开去》，2004，六分半堂。
（12）《新生活报》专栏《剑挑温瑞安》，1985年12月
（13）黄汉立，《近代武侠小说的发展——兼论温瑞安作品的特色》，1986.3.
（14）神州社主笔、温瑞安主编《坦荡神州》，1978。
（15）南航：《温瑞安武侠人物起名艺术》，2010，六分半堂。
Ⅹ 中华武侠小说特点及其文化分析
中国武侠和外国的武侠小说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中国武侠小说注重社会关系的建立，道德水准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被认可，而外国武侠小说的内容建立在对帝王的尊重和纯粹力量的对比上。在《史记·刺客列传》（不好意思，我一直将这部分当武侠看）以及我们所知道的《虬髯客》、《大铁锥传》（这两部出自那里我忘记了）还有《七侠五义》等等都比较注重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被公众认可的道德准则，这种状况在可能一直延续到了上个世纪5、60年代，从司马麟的武侠小说就可以看出来。外国武侠小说从《奥赛罗》、《三个火枪手》（在以前的我没有看过了）那样的作品来看，大多比较注重力量的对比，纯粹是一种为贵族服务的小说和戏剧，可以认为它们是文字角斗场，但是随着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在商业上价值激增在19世纪、20世纪的欧美武侠（甚至于不能叫武侠只能叫侠客小说）小说最具代表性的我看要属《佐罗》了，《佐罗》的受欢迎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主义的衰落使得象美国那样的文化逐渐占据了美洲大陆的主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文化逐渐走向一个多元化发展的局面，东方的文化受到了很多西方文化的影响（《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活托托的一个奥赛罗）。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武侠小说的作者逐步将在西方小说中的逻辑推理等人所众知的具有商业价值的因素加入到小说当中（如古龙的《陆小凤》、温瑞安的《四大名捕》），更有甚者看到了由于美苏太空争霸而引发的太空争夺战在商业上的利用价值，在国外他们着重探险，在中国我们着重和外星生物的争夺，或者根本就把战场开辟到太空上去。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武侠的概念已经很广泛了，特别是中国的武侠的概念。
中国的武侠有三层含义：一是孔武有力，身手敏捷，格斗技术高超；二是在某一特定的道德标准下被广泛接受的道德体现的精华（如郭靖之守襄阳不若文天祥乎？）；三是，个人修养达到一个相当高的层次，这比较符合中国近5000年的文化的遗传，这一点在武侠小说中不是以某一个主角体现出来的，而是由一部书中的一个群体体现出来的——个人认为这一点个人认为梁雨生做的很不错——所以中国的武侠是一个广泛的概念。 个人认为广义上讲武侠小说应该包涵所有那些反映通过武技来体现人类潜能的小说，不知大家是否同意。 抽空我会看看有网友所说的那部《狞皇武霸》的，但是就中国的文化含义来说，最孔武有力的人并非是武功最强的人：） 另外，小李飞刀，我一直认为那是暗器：）所以在刀的评论里面我没有考虑他，有句话我很赞同就是“刀的好坏还是在于用刀的人”（燕南天之剑可比倚天、青虹更利乎？）
武学至上境界，乃即武学而超武学之境界，武学与非武学，本性一如之境界。如此境界，无佛家武学，无道家武学，亦无俗家武学，无佛家、道家、俗家分别之相，乃至亦无无分别之相，佛陀所言离一切分别无分别是也，亦可谓真如自性，大道之实性，此为一切武学非武学之源，不可思议，妙不可言之境界也。此不可言说，假而言之，曰武学之无极境界可也。对应于非阴非阳或无剑境界。
此无上妙境自性起用，自体自然生发而分别生出三相，即通常所谓佛家武学、道家武学与俗家武学是也。此三相初生，故尚未分离，分而未分。三相即一相，一相即三相，三而一，一而三，介于无与有之间，武学之太乙境界也。具体而言，九阳真经、九阴真经、独孤九剑[木剑境界（草木竹石皆可为剑）的系统化]即此境界也。九阳真经是佛而非佛：佛，是因为此武学圣典乃从佛学至上大乘禅宗正宗真传达摩祖师所传之无上佛法而化来，故一切佛门武功皆归于九阳真经；非佛，是因为此武学圣典含摄、超越天下一切武学，不止限于佛家武学也。九阴真经乃道而非道：道，乃由于此武学圣典为道家大宗师黄裳由道学渊薮道藏中化来，故一切道家武功皆归于九阴真经；非道，乃由于此武学圣典亦含摄、超越天下一切武学，不止限于道家武学也。独孤九剑则是俗而非俗：俗，是因为此武林绝学乃俗家千古奇人独孤求败以易经为总根源而化来，故一切俗家武功皆归于独孤九剑；非俗，是因为此武林绝学亦含摄、超越天下一切武学，不止限于俗家武学也。故天下一切武功皆以万流归宗之势融汇于以上三大武学，此三大武学又以九九归一之势归于自然无为的绝顶境界。故三大宗师，达摩祖师、黄裳真人和独孤大侠，虽假借佛门武学、道家武学和俗家武学之方便，而实际心中并无佛家、道家和俗家武学之分也。
三大宗师之分别：就最终意义而言,独孤大侠,黄裳真人,达摩祖师三大宗师当究竟无别,皆可称绝顶境界,然细论仍可分出高下:达摩祖师当下直承,纯以自心为源而生无上武学,武学只是明心见性之方便,也就是说, 达摩祖师对武学的境界是本来超越,本来无武;黄裳真人是假借道藏为缘,以自心为因而生至上武学之果,终究有所凭借,故虽最终超越了武学,尚非本来超越之境界,不过极其接近此境界,独孤大侠则经过一生极其艰苦的修习之后,直到最后才超越了武学,踏入武学和人生乃至天道证悟的至上境界,比之于以上两位稍逊一筹.达摩祖师乃无为境界,黄裳真人乃类于无为境界,独孤大侠则是由有为而归于无为的境界.达摩祖师是当下无极,黄裳真人是由太乙而无极,独孤大侠是遍历一切有形而无极[基本上经历了剑道修习过程中的所有阶段,经历最全],不过最终无异，都是体用一如之境界：达摩祖师以真如为体，以博大无边的无量武学为用；黄裳真人九阴真经上卷明大道微妙本体，下卷为破尽天下一切武学之法门；独孤大侠的无剑境界，既是内力的无所施而不可，又是剑招的变化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