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小说与传统文化

『壹』 传统文化对金庸小说的影响

1957年一部《射雕英雄传》出世，中国武侠小说的格局开始不一样了，家国情怀、蒙古草原、成吉思汗、大宋岳飞。有多少人历史启蒙教育与对历史感兴趣是从金庸武侠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与小说开始的。
金庸本名查良镛，上个月底去世，无数人缅怀他，他的影响力非常广泛。包含文化界、演艺界、对商界人物的影响、报业、历史、政治等。加上金庸长寿，作品通俗影响范围广，无数各行各业的人都深受他作品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物影响，他使中国的历史王朝变得有趣、不再遥远。
地域影响力包括台港澳、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亚洲的韩国、日本、泰国等因为电影电视剧的因素也有一些影响。海外华人世界无数人看过他的作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影响力。
金庸曾经做过《大公报》的记者几年，后来创办了香港大报《明报》，写过无数政论文章，也是香港回归前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为香港香港回归做过贡献，。
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有点像现在的网络小说，简单普通影响有限。这主要是说金庸的小说通俗，这话对，但《三国演义》、《红楼梦》也是通俗小说。鲁迅的作品文章也是通俗小说，小说这东西本来就需要通俗。
金庸作品传递的价值观正确，三观正，也有一些普及历史的意义，让中国的传统王朝历史变得吸引人，他重构了一个融入了历史的武侠世界。
华罗庚、邓小平、马云等，虽然他们将金庸武侠小说视为一种休闲放松的消遣，华罗庚曾经说过“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但历史上戏剧等何尝又不是消遣，这是民众文化娱乐的需求。
金庸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有人说他历史水平有限，做不了历史学家。这话对着，一个人一辈子的精力有限，金庸当年既写武侠小说、也写报纸政论文章、还要管理《明报》，非常忙碌。但他算得上历史小说作家，这一点是没有质疑的。

『贰』 金庸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金庸的武侠小说流传很广，很多作品中都体现和蕴含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金庸是将传统文化以武侠小说的形式进行了传播，而且他的小说将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升华和凝练，在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播方面，金庸的影响特别巨大。

『叁』 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的关系论文

首先，金庸就是用一种旧体小说的方式行文，内容形式相似。
其次，金庸小说中包含大量儒释道文化的内容，不客气的说，他可算作国学大师，对历史也有独到的认知，他在围棋方面也多有造诣，而且笑称东坡先生那样恬淡的人，围棋是学不好的。
再次，金庸先生对侠的定义，举世公认，而这样的一种理念也可以看做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解读、认知与延伸。
最后，想不到啥说的了，收工；记得选为最佳答案哦！！！

『肆』 如题，500-600字，讲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的

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像陈世骧教授指出的《天龙八部》那种“悲天悯人”、博大崇高的格调，没有作者对佛教哲学的真正会心，是很难达到的。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

可以说，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侠小说的结果，同时又是作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熏陶的产物。从金庸小说，我们可窥见墨家见义勇为的游侠精神，儒家的仁爱、王道与民本思想，还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无处不在的辩证方法。仅就文学本身而言，我们读金庸小说，也常常不禁联想到《庄子》那种瑰丽恣肆的神奇想象，寓意深沉的哲理色彩，飞扬灵动的文学语言。它们都证明着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

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在金庸小说里是以综合的形态存在的，这包括多层含义。

首先，指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由多元所构成，儒、道、墨、法、释乃至兵法家等各种思想成分都有。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于不同的需要，通过艺术形象着重体现或发挥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几家的若干观点，他本人却似乎并不特别偏向或执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金庸的传统文化观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因此，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说中往往不是单个地分离地存在的。比方说，他的小说赞美了儒墨两家的人生态度，同时却又肯定了佛道两家的哲理精神：采取一种儒墨与佛道互补的态度。令狐冲那么狂放洒脱，对师父却总是毕恭毕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体现，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观念的不自觉流露。在爱国、重义、尽孝、尊师、守信这类基本道德观念方面，金庸小说从儒墨两家吸取很多，但在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选择上，作品又颇多佛道两家的思想。了解传统文化问题上的这种多元性，是正确把握金庸小说内容、防止和避免简单化论断的关键之一。

『伍』 金庸武侠小说中蕴涵着怎样的文化内涵

这个问题范畴太广，在这里我只做一个粗略的梳理：
微观方面，金庸小说很多细节都融入了大量的传统文化，从琴棋书画到经史子集，几乎都有涉猎，与一般武侠小说不同，金庸小说在武功中也融入了大量的文化元素，有的融入琴棋书画，有的融入不同个性，有的融入儒释道文化。
宏观方面，我常把金庸小说按照创作顺序分为四个阶段，1955年-1959年是第一阶段，是金庸侧重入世的儒家文化的阶段，书里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一般都是积极入世的，常以天下为己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阶段的代表是《射雕英雄传》和儒侠郭靖；1959年-1963年为第二阶段，这阶段人物和思想都由儒转道，以杨过、张无忌为代表——当然，值得注意的是，道家文化写的同样好的《笑傲江湖》却是个特例（因为它不仅涉及道家文化，还要影射政治）；从1963年-1967年是第三阶段，作者由道入佛——这大概与金庸先生中年开始读佛经不无关系，以《天龙八部》为典型代表；从1967年《笑傲江湖》之后，金庸通过反思，或者说是颠覆，否定了许多传统文化的糟粕，进入“无侠”的阶段，开辟了武侠小说，乃至通俗小说的巅峰，以《鹿鼎记》和韦小宝为代表。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每个阶段只是人为划分的，其实不管在哪个阶段，儒释道都是相互渗透的。另外，作为新武侠的代表，与传统的武侠小说相比，金庸小说更多地融入了西方的文化，以骑士文化（如《堂吉诃德》）最为突出。

附上金庸小说时间表：
小说作品
《书剑恩仇录》 1955年
《碧血剑》 1956年
《射雕英雄传》 1957年—1959年
《雪山飞狐》 1959年
《神雕侠侣》 1959年—1961年
《飞狐外传》 1960年—1961年
《白马啸西风》 1961年，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中篇小说
《倚天屠龙记》 1961年
《鸳鸯刀》 1961年，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中篇小说
《连城诀》 1963年，又名《素心剑》
《天龙八部》 1963年—1966年
《侠客行》 1965年
《笑傲江湖》 1967年
《鹿鼎记》 1969年—1972年
《越女剑》 1970年，附在《侠客行》之后的短篇小说

我觉得作者的写作顺序是了解小说和进行金庸小说研究非常重要的窗口。

『陆』 为什么说金庸的武侠小说蕴含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蕴

金庸武侠小说处处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一方面表现在外在的，比如小说人物名字，就像周芷若、李莫愁等等，都是出自经典传统文化；比如美食，就像射雕英雄传等等里面的或纷繁复杂的大餐或简单平淡的家常菜，都体现出来传统文化的意蕴。另一方面表现在内在的，比如爱国爱民的情怀、忠义当头的情操、隐逸潇洒的情结等等，更是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意蕴。

侠义天下

『柒』 金庸武侠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探究 研究性课题

金庸的出现,无疑对中国主流文学界构成了严峻挑战.然而,无论是接纳还是拒绝金庸,研究者们都很难跳出雅与俗、精英与大众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即使是接纳金庸的学者也是把收编金庸作为自己的使命.以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来衡定金庸雅俗兼具、模糊二值判断的武侠小说无疑是削足适履的.金庸小说事实上已对20世纪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念体系提出了挑战,那么,如何跳出这种二元思维设定的框架与模式,调谐接收金庸作品的文学研究频道?本文试图依托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及社会资本联动的文化研究理论,探寻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创意经营.
一、文化资本:在当代思想给养中运作中国传统文化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的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通常以三种状态存在:具体的状态、客观的状态和体制的状态.文化资本的积累集中体现在我们所称的文化、教育、修养之中,文化资本的经营是对累积的文化资本的现实运用与转化,这一过程表现为投资者的辛苦劳作,显现为经营者各个时期劳动力的变化,这种文化资本的自觉经营,为“文化资本”整合其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获取高额回报提供基础核心,并且在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金庸成长过程和小说显现的人的教养、德行、人性,经由创办报纸、撰写时评与创造小说,表现为一种努力摆脱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对个体精神羁绊的努力,尤其是撰写时评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个政治学出身的文化经营者那份“超目的的合目的性”追求,为他赢得了更多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经营空间.在小说创作中则体现为他自觉地以更多的时间投入以剖析人性与体悟生命.
金庸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对待创作的认真态度,是他的文化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金庸以严肃认真的艺术态度对待武侠小说创作,精心建构武侠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高度自觉地承传中华文化的价值,是金庸自觉经营文化资本并以此为核心整合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起点.
让传统文化运行于当代思想提供的给养中,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最好保存.沉淀于历史长河中的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被从历史深处打捞起来,集聚在与当代文化共同运行的思考之中,这种深入到历史深处的思考,不是要复活传统文化曾有的样子,而是要使曾经鲜活的传统文化精神气韵在当代文化土壤滋养下,依然保持它曾经存有的鲜活.
金庸成功地融会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精神,将武侠小说提升到新的境界,其创作一方面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大量的营养,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智慧、灵感、想象和才情综合运用传统文化资源,从而构成他小说的独特的文化资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或许是良莠兼具,但在社会的特定发展时期,金庸小说文化资本运营,为社会开辟了一个广泛的市场,为不同的读者群提供了各取所需的文化资源.中华文化精神也在文化资源的现实转化中,着陆生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
对金庸如何在小说中充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元素有效地转化为小说的文学性资源,许多研究者都有精彩而充分的展开,不再作添足之论.本文重点旨在论述金庸的文化资本经营在当下语境中的功能与意义.
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着眼,形式上借助武侠小说这种传统文化体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适合最广大华夏子孙的再创造.金庸利用的是传统的武侠小说形式,在承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赋予小说以现代的思想,即以当代的文化滋养中华的传统文化,让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一道运思,创造出有别于传统的新武侠小说.
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但由于缺乏好的创意和再造能力,致使传统文化资源不是闲置浪费,就是大量流失,或为外国文化所利用.众所周知,《花木兰》和《宝莲灯》这两个在我国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美国好莱坞把它们拿去加以文化与技术的改造,拍成动画片,通过全球的销售网络广泛传播,从而创造了惊人的票房和影响,这就是好莱坞对传统中华文化的改造,我们除了焦虑却无所作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仅仅倡议“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号,对民族文化的国际化推进并没有什么切实的作用与意义.我们可以蔑视好莱坞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将目光仅仅投放在最没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功夫”上,也尽可以蔑视好莱坞的中国面孔拼贴的仅仅是中国文化的边角余料.但是,如何遏止好莱坞的文化影响和意识渗透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大,这才是中国人自己的使命,如果忽略这一点,那才是最可悲的了.

『捌』 金庸作品中，蕴含着哪些文化内涵

金庸作品中，最显而易见的是儒家文化。

最为代表的是《射雕英雄传》。其中里面的很多代表人物都是以天下为己任，很愿意出世入仕的。有关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也是经常出现。就以里面的郭靖为代表，郭靖是一代大侠，惩奸除恶，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性人物，有时跟杨过会显得截然不同，没有那股江湖气，更多的是一种正气和作风。

而且，金融笔下的人物更包含了很多传传统的通俗文化，将武侠小说推到一个高度，曲高和寡的艺术表达手法变得通俗化，达到了一种艺术化的效果。

『玖』 中华文化对金庸创作影响

金庸的出现，无疑对中国主流文学界构成了严峻挑战。这一挑战的真正意味在于，"中国20世纪建立起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念体系，对金庸小说缺乏足够的透视力、解释力和包容性，因而在金庸小说面前，当前主流文学界明显面临着价值失范的危险，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失语状态。"（邓集田：《当前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局限性》，《文艺研究》2006年第4期第53页）

本文就试图依托文化研究理论，调谐接收金庸作品的文学理论频道，确立一种新的文化批评视角，探寻金庸武侠小说对传统文化保存的意义及对20世纪文学创作的启示。

一、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着眼，金庸让传统文化运行于当代思想提供的给养中

让传统文化运行于当代思想提供的给养中，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最好保存。沉淀于历史长河中的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被从历史深入打捞起来，集聚在与当代文化共同运行的思考之中，这种深入到历史深入的思考，不是复活传统文化曾有的样子，而是使曾经鲜活的传统文化的精神气在当代文化的土壤滋养下，依然保持它曾经存有的鲜活。

旧的、通俗的文学样式，并非一定就与现代的、高雅的文化水火不相容。"大作家的出现，可以提升一个文学类型的品格，这点早被中外文学史所证实。"（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王敬三编《名人名家读金庸》，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页）金庸就是成功融汇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精神，将武侠小说提升到新的境界的这样一个大家。

金庸小说创作，一方面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大量的营养，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智慧、灵感、想象和才情综合运用传统文化资源。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源，在经济愈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更应该强调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方面，金庸先生为我们作了很好的垂范。

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弘扬，我们当务之急不是批判与抛弃，而是在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的同时，积极发掘与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怎样的再度挖掘与创造，使之成为文学创作的泉源，我们可以从金庸作品中吸取养料。

对此，早在1996年第一届金庸学术研讨会上，浙江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卢敦基在《金庸新武侠小说的文化与反文化》中就有探讨。他指出"金庸作品具有文化意蕴，首先是指出同时也是常为人所忽略的便是他穷尽心力描绘的人间世相；在这里，实际上表现了金庸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其次也是最明显的，就是金庸作品有着厚重的传统文化思想，用其作为武侠小说的深刻内涵；金庸的三部巨著《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天龙八部》，与我国古代儒、道、释三家的文化思想遥遥相对。更可贵的或者说最重要的，金庸武侠小说在传统思想的模式里注入新的血液，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尝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以现代的自由思想改造了传统文化，成功地将传统思想与现代文化结合起来。（《金庸研究 创刊号》第60页至第68页。）

对金庸如何在小说中充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元素有效地转化为小说的文学性资源，邓集田在他的论文中，在与寻根文学的比较中，已经有精彩而充分的展开（邓田集：《当前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局限性》，《文艺研究》2006年第4期第58页），不再作添足之论。

借他的精辟论述旨在说明，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最好保护，是怎样运用富有创意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重组与再造。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借助武侠小说这种传统文化体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适宜最广大华夏子孙的再创造，这不是理论的推论能成就的。"文化是一个既虚又实的东西，因而要想使它成为有效的文学资源，作品中就既需要有开阔空灵的意境来聚合与提升这些文化资源，使之有一个可以栖居的诗性的'家'，又需要对文化元素本身进行具体而微的精妙描写和艺术处理，将其所蕴含的文学潜质充分地开掘出来，使死的元素变活，使之真正获得生命。'家'和'生命'兼备，文化才能舒适地栖身于文学。"（邓田集：《当前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局限性》，《文艺研究》2006年第4期第58页）利用的是传统的武侠小说，赋予的是现代的思想，即让当代的文化滋养中华传统文化，让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一道运思，从而创造出有别传统的新武侠小说。

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但由于缺乏好的创意和再造能力，致使传统文化资源不是闲置浪费，就是大量流失，或为外国文化所利用。众所周知，《花木兰》和《宝莲灯》这两个在我国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美国好莱坞把它们拿去加以文化与技术的改造，拍成动画片，通过全球的销售网络，广泛传播，从而创造了惊人的票房和影响，这就是好莱坞对传统中华文化的改造，我们除了焦虑而无所作为。

在全球化背景下，仅仅倡议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号，对民族文化的国际化推进并没有什么切实的的作用与意义的。我们可以蔑视好莱坞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将目光仅仅投放在最没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功夫"上，尽管可以蔑视好莱坞的中国面孔已经拼贴的是中国文化的边角余料，而好莱坞的中国的进一步扩大，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使命，如果忽略这一点，那才是我们最可轻蔑的了。

金庸小说的一个可贵价值也正在于，他以自己的文学尝试和艺术作为，较好地传承了中国本土文化和文学传统，有效避免了20世纪中国主流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出于种种现代性焦虑而导致的文化和文学资源断裂、本土性流失等致命问题，从而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邓集田：《当前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局限性》，《文艺研究》2006年第4期第59页）

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出路，只有从社会经济发展中审视定位，从文化受众需求中探寻方向，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养料，从现代精神中激活感情，从文化碰撞中开拓新意，才能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金庸在描写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时，他明确告诉你世界是一个血腥的、苦难的世界，个人无力改变，个人可以做的是如何洁身自好？大处，金庸以深沉的人道主义克服朴素的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小处，金庸对其间群体关系的微妙洞悉和对置身事态中人物心性变化的分寸拿捏，往往恰如其分。金庸书写，不只在丹心侠骨、铁汉红颜之中流露出深厚的中华文化内涵，还特别注重历史、地理、人物、事件的真实感，尤其是后来几部作品中，对中国政治文化问题的刻划，更是入木三分。金庸的文字和对白比较接近传统章回小说，但故事结构与叙事方法，都融入了不少好莱坞的电影手法和现代的心理描写，而主要人物的塑造，诗性空间的拓展，生命意义的追问，显然受到了西方近代文学作品的影响。

文化的弘扬和保护，不在于花巨资把传统文化的物质形态束之高阁，建几座博物馆，保存一些传统的音像资料，还有在某些与史实沾亲带故的风景区，盖几间房子，写几幅对联一挂，仿佛就将文化发扬起来了。文化的真正弘扬和保护在于通过自己的创造，让人记住历史。金庸的《神雕侠侣》让人们记住了元好问原本不太出名的那首词中的词句："问世间情为何物"。《天龙八部》并非金庸所创的这一书名，虽取自佛经，但却是因为金庸的生花妙手才名闻遐迩，才使"天龙八部"赢得了独特的含义。

金庸武侠小说并不单单着力于弘扬传统文化，追求高蹈豪迈的思想；更看重生动形象的塑造、生动曲折情节的细节作品在人性和人情的表述上的创意，以便为更广大读者接受。

在形象塑造上，消除了人物脸谱化的做法，侧重于形象的复杂性，即具体个体身上，展示善恶好坏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一个辩证过程，对待感情问题虽然悖离理性却合乎人性与人情的深刻性。譬如对待爱情，明知自己所爱非人，是一个不为社会价值观所肯定的对象，依然一往情深无怨无悔地爱着对方。这是一种建立在对人性的复杂性的深刻体认基础上的人物塑造。

金庸将中西文化的精髓融于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中，从而使中华文化在获取了最大的读者的同时得以根植百姓心中，成为百姓寻常生活的精神支柱。

文学内容形式的逻辑划分是为了便于研究，在小说中，二者是相互依存互为作用的。中华文化的精髓得以在最广阔的日常生活土壤中生存，也在于小说形式本身是传统与现代的对接。金庸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努力践行这一想法。一方面他自己也认为，如果说他的作品有什么价值，"我想只有一点--'民族形式'。武侠小说是我国文化中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著：《三剑楼随笔 从一位女明星谈起》，第202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另一方面，他又深谙小说创作推陈出新的重要，努力吸纳艺术的各种现代创作与表现方法。

《雪山飞狐》，表面上看来采用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形式，但是，金庸把一个发生于一百年的故事浓缩到一天中来抒写，这一方式恰恰是较现代的戏剧创作方式。而小说最后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一刀，这一开放性结局的运思，更是现代小说表现手段的成功借鉴与运用。记得粉碎"四人邦"不久出品的由杨延晋导演的《小街》，也采用了开放性结尾，这在当时给人留下多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这一影响依然鲜活于眼前。就我个人的记忆，依循时间顺序，对开放性结尾的采用，金庸在杨延晋之前，而对开放性结局的感受，杨延晋在金庸之前，而开放性结局给人的震憾，金庸又在杨延晋之上。或许因为那是爱恨情仇的聚焦，更是攸关生死的一瞬。

此外，金庸小说在以章回的形式承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恰好适应了现代报章连载的形式要求。现代传媒广泛而强力的影响力，不只给他的小说创作带来丰厚的经济汇报，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也使他的小说获得了最广泛的社会效应与较强烈的社会反响，激起并唤醒了大众，尤其是置身海外的华侨族群对中华文化的思乡之情。

"金大侠长期居住在香港这个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早年还曾经在美国耶鲁大学修读，但他一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并通过自己的作品在传播国学方面作出别人难以企的贡献。他的经历和成就证明：深厚的国学素养和以西方文化为主要内的现代文明，不只是不矛盾的，而且可以是相辅相成的。"（邬凤英《从金庸支持复兴国学谈起》，见2005-8-3《中华读书报》）文化内容的大规模传播，文化内容在不同的语境中频频呈现，包括在不同的国别、不同的读者群、不同的媒体，内容的非语境化不断改变着文化内容的原初意义，由此投射出新的内容或改变了的意义。也许在不断的被复制、并置和剪辑的非语境化过程中，每一文化元素的有效性会降低，但是，也导致文化的全部象征内容的大幅度增加，或者说是它的诗性空间得到不断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