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小说后现代主义

1. 后现代主义文学有哪些特征

后现代主义是一股20世纪下半叶风靡世界的文化思潮，本文以法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经典之作《情人》为例，分析了后现代主义跨越真实与虚构的边界、文本的历史化与历史的文本化、消除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主体的消亡与零散化的特征。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杜拉斯；情人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80年代以来盛行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泛文化思潮，也是对现代文化哲学和精神价值取向进行批判和解构的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和态度。这一反现代性思潮虽然孕育于30年代现代主义的母胎，但主要是后现代社会（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适应科学技术革命发展需要的产物，也是美国社会危机和精神异化的反映。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美国，以后扩展到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作家莱斯利?非德莱称：“今天几乎所有的读者和作家——从1995年起——都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正经历文学现代派的垂死挣扎和后现代主义分娩的阵痛。”如同现代主义与传统文化决裂的关系一样，后现代主义也被认为是与现代主义的决裂。
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女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便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品之一。杜拉斯从十几岁开始写作，《情人》出版于一九八四年，当年就荣获龚古尔文学奖，杜拉斯也因此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法语作家。一九九一年，《情人》拍成电影后，更使杜拉斯成为当今世界几乎家喻户晓的女作家之一。
一、跨越真实与虚构的边界
琳达·哈琴在《后现代主义诗学》中指出：“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突破的种种边界中，最重要的，便是虚构与非虚构，进而言之，生活与艺术的边界”。跨越真实与虚构的边界，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情人》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一后现代主义的特色。杜拉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完成了这一跨越。在她的文本中没有所谓真实与虚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她不断地说着自相矛盾的话，让读者在真实与虚构之间陷入困惑，把读者引入一个亦真亦幻的小说世界中。
二、文本的历史化与历史的文本化
我们很难说清楚《情人》想表现的是什么，它的主题“决非一个法国少女与一个中国人的故事而已”。在《情人》中，我们无法清晰地分辨出现实世界和文本内容的界限在哪里，在反复的阅读中，文本的意义不断被扩散、被颠覆。在后现代主义中，所谓文本的终极意义，只是一个神话。文本的历史化与历史的文本化，其实就是文本与文本直接的关系。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克莉斯蒂娃称这种关系为“互文性”。各个文本之间既相互引发、相互派生、又相互指涉、相互呼应。
三、消除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
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杰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首先表现出一种“美学民众主义”。现代主义文化追求的是高雅的文化，而在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学已经消除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界限，纯文学正在慢慢的消失。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宣称“玩弄碎片，就是后现代”。①后现代主义表现的是一个零散、破碎、多元化的世界。在《情人》中，杜拉斯毫不费力的塑造了这样的一个破碎的世界，使人乍一看，觉得这个人生都是在不断的碎裂的过程当中。
四、主体的消亡与零散化
美国理论批评家詹姆逊把“主体的死亡”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主体性的的丧失，使后现代主义艺术“几乎是普遍性的被称作是拼凑的实践”。在杜拉斯的《情人》中，小说的叙述视角不断变换，不同的叙述声音在文本交织出现，使主体的零散化、亦真亦幻。杜拉斯运用种种不确定的、没有名称的、说不出名字的形象，制造出一种含混不清的状态。体现出后现代中心性、主体性、同一性消失的特点。

2. 从事写网络小说前景如何

现在写网络小说有前途的，网络文学的快速发展，证明以网络为媒介的新小说诞生了，网络小说借着网络的载体，会有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浪漫、蓬勃的一种前景。

网络是没有围墙的世界，它绝对自由，因为没有围墙了，在网络上我，可以写更无拘无束的小说，就是更符合人类对于小说需求的那种小说，网络小说最大的作用肯定是娱乐。

未来的网络小说在很长时间内依然会依赖这种市场发展模式延伸和改变自己。有趣的是，下游的产业资本将与上游的文学网站既合作又竞争，主动攫取他们可用的作家资源和作品资源。精准了解文化产业需求的中介公司、经纪公司如果能及时找到位置，加入版权交易和开发服务，获得金融支持，形成行业，也将 是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由此引发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将使网络小说成为各个方面共同关注的兴奋点，管理和推动都是必然。

网络小说的“多极化”会带来学者研究和“经典化”过程中的“多极化”，那又是一场场充满争辩的好戏，我做好了围观的准备。也鉴于网络小说在新媒体时代如此牵涉广泛，自然会诞生从文学、文化、产业、科技、意识形态、社会学、人类学、神话学、未来学、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各个背景对它加以研究的学派和成果，如果那一天到来，证明它已完全成熟。

相信这一格局之下，网络小说会加快它步入盛期的节奏，富有集大成意味的精品可能接二连三地出现。同时，由于“未来”维度的提醒，我相信网络小说的勃兴，终极关怀将赋予他们重要的使命和关注度。

3. 什么是后现代主义文学

历史走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精英界出现一个新的修辞令人激动不已，这个词就是“post”：“恶魔现代性已寿终正寝，它的葬礼乃是狂野欢庆的时刻。几乎一夜之间小小的前缀词‘后’成了解放行话中备受荣宠的修饰语。仅仅‘后于……而来’就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特权，它一视同仁地顺应任何对它提出要求的人；一切都值得以‘后’开头——后现代、后历史、后人等等。”心体节要介绍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分外红火起来。

那么，冠以“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是什么呢？说法大多了。我想介绍一种说法，就是上面引用的这本书中的一个界定：“后现代是现代性的一张面孔。它显现出与现代主义的惊人相似（它的名称中仍然带有‘现代主义’），特别是在它对权威原则的反抗中，如今这种反抗既及于乌托邦理性，也及于为某些现代主义者推崇的乌托邦非理性。在此世纪将近之时，后现代主义的精致的折中主义，它对于统一性的质疑，以及它的重部分而反整体，都使得它仍然是19世纪80年代盛行的‘颓废欣快症’中的一种。后现代主义公然使用的通俗编码，使得它非常近似于媚俗艺术和坎普，它的反对者也有意将它与后二者等同起来。后现代主义偶尔与先锋派有着孪生子般的相似性，尤其类似于先锋派的非极简主义形式（从德·席里科的形而上学派到超现实主义者）。我把这些不同面目看作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它们都与一种较广泛的现代性及其精神有着联系。如果不是有这种更广泛的现代性，这些面目之间的部分相似和表情差异将消失净尽，意义全无。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只要我们还在比较和对比这些不同面目，现代性就依然存在，至少它会作为一种文化上的家族相似性的名称而存在；好也罢，歹也罢，我们会继续在这种相似中认识自己。”这段话有一点难懂，有一些不熟悉的名词，大体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第一，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延伸和“转型”，但是它又反对现代主义的“乌托邦非理性”，把世界如实地视为破碎的，并且努力适应这种破碎的现实。

第二，它是颓废派的延伸，但属于“颓废欣快症”，即用游戏的心态对待绝望和痛苦。

第三，它不像现代主义那样，对通俗文化不屑一顾；而是借鉴某些通俗文化的语言和形式，表现现代主义的哲理。

下面，我再从较为直观的视角作些解释。

在托尔斯泰写的《安娜·卡列尼娜》中，有个领口开得很低的风流女人叫培脱西，她劝告安娜说：“你知道，同一件事情可以从悲剧方面去看而变为一种痛苦，也可以单纯地甚至快活地去看。也许你太偏于从悲剧的方面去看事情了。”这段很有点相对主义哲学味道的议论可以帮助我们区别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当我们读《荒原》时，劈头的题词西比儿（先知）就说：“我要死。”从波德莱尔、斯特林堡一直到战前的萨特、加缨、海明威，几乎都是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世界的荒诞的。他们一股劲儿地挖掘世界的荒诞，带着绝望的神情把它显示给读者（观众）。战后的现代派（后现代）面对的几乎是战前所表现过的主题，但他们转换了一个视角，用荒诞派剧作家尤奈斯库的话说就是，人生是荒诞的，认真严肃地对待它显得荒谬可笑。

据说有这样一个科学试验：一群金鱼在水池里乱游，将其中的两条鱼的神经中枢切除，再放人水池，这两条鱼变得出奇勇敢，无所畏惧，因而成为群鱼的首领。

贝克特在1950年代写成的荒诞派名剧《等待戈多》中说：“最可怕的是有思想。”还说：“我们说了半个世纪的废话。”后一句话是对前现代主义的否定。现代主义是有思想的人特别追求对人类深层意识的探索。这种对深层意识的追求有四个思维模式对现代派影响最大：黑格尔或马克思的辩证法（现象——本质），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存在主义，索绪尔的语言学（所指——能指）。现代主义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开掘着重于“恶”。精神分析学说提醒我们，有一种无意识活动谓之“反应生成”，即一个人对某事物爱之甚烈就可能以憎恨它的形态表现出来，现代主义对“恶”的展现乃至赞美，其内心深处却是对“善”的绝望的热爱。当尼采狂呼“上帝已死”时，他的内心不是欢乐而是痛苦，这种痛苦蕴含着对上帝的热爱。因此，现代主义顽强地向着人类心灵深处的污浊掘进时，内心却在呼喊善良。

1950、196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仅“上帝已死”，而且马尔罗说，“人已死”。也就是说启蒙时代人所以为人的骄傲是他有理性，他能掌握这个世界。但是，到了1960年代，人们已经丧失了这种信心和观念，堕人一种无可奈何的沮丧状态。这种变化典型地体现在阿瑟·密勒在《英雄》中的一句话，大意是：人人都有苦恼，不同的是我试着把苦恼带回家中，教它唱歌。鲁迅的绝望是带有现代气质的，而阿Q的沮丧是“后现代”的。

西方的精神分析学说中，对于这种反应也有个说法，叫“理智化”，即：一个很容易感情冲动的人，面临一种更大的刺激时，有时反而表现得无所谓、冷漠或嘲讽。这种情况不同于中国的“以理化情”，而是无可奈何。由于情感的频繁发作，有时会突然感到疲惫、软弱而准备屈从于现实，在这一前提之下，他（她）会用嘲讽、冷漠、自慰来宽慰自己求得解脱，用一种愉快的姿态接受本来是很厌恶的东西。由于在这种形式解脱背后有无能、焦灼，所以人的心态形成多重复杂结构。

反映战后西方这一心态变化的典型事例是关于“性”的观念。现代人通常把“性解放”运动归罪于弗洛伊德，这是不很公正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潜意识能量集中于性（后期还提出“死亡意识”），并认为现代文明造成了对这种原欲本能的压抑，导致精神病。但弗洛伊德同时认为，放纵性本能是罪恶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提法本身就带有原罪色彩，因此他认为对性欲予以适当的压抑和疏导是必要的。他并没有笼统地否定理性、道德的必要性，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乱伦者、同性恋者，都带有某种绝望的负罪色彩。

但1950、1960年代的情况大不相同。斯金纳提出的行为主义彻底反对传统的人文主义关于人应自我控制的理想。艾尔弗瑞德·金西提出了两篇统计性著作：《人类男性的性行为》（1948年）和《人类女性的性行为》（1953年），完全从生物学的观点把“性”作为“行为”——不是作为感情，仅是一种肉体的活动——加以精密的统计和考察。他调查了1．8万个男人，提出9类性发泄根源。尽管报告声称它只是告诉读者“人们在做什么，而不回答应该做什么”，事实上它表明：性的乐趣是一种自然的好事，一种不损害别人的享乐形式，使人们在这方面徒增苦恼的是传统的道德和宗教观念，也包括弗洛伊德理论中渗透的负罪意识。当人们把“性”不再看作是某些受意识（思想）制约的行为，而只看作一种健康的、肉体的自然需要时，人们就不会有那么多苦恼了。那些年代，“性解放”的旋风就是在这种新观念影响下风靡欧美的。戴维·里斯曼认为，这种观念变化，标志着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他认为，人类行为的支配因素经历如下变化：“传统引导”、“内心引导”和“他人引导”。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结束了中世纪那种按照某种统一的权威性传统生活的历史（那个时代的人认为，如果行为违背了传统，就是一种羞耻和犯罪），开始“内心引导”的阶段。现代主义者是反传统的，但他们的内心依然有各自的信仰、理想，他们依照这种“内心”的航标行事。1960年代以后，这种“内心引导”也开始崩溃了。人们倾向于反对“深刻的思想”，反对艾略特式的“晦涩”，反对前面提到的那些“深层模式”，企图“消解”它，追求一种肤浅的、更逼近自然人的“粗俗”的艺术。

文学革命往往是思想在先，文体革命在后。如在18世纪启蒙主义先把自己装在古典主义艺术形式的壳子里（如伏尔泰），直到19世纪初，才对古典主义艺术的形式发动攻击。20世纪的例子则是存在主义：在萨特、加缀的多数作品中，存在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思潮，它把自己装在传统的文学形式里，用高度清晰、逻辑严谨的说理去表达人与世界的荒诞。卡夫卡是为西方世界本体的荒诞性寻找合适艺术外衣的第一个人。二次大战后的“荒诞文学”（特别是荒诞派戏剧），为荒诞的世界创造了一整套完全不同于传统戏剧的模式，因此，它成为战后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1950年，巴黎上演了尤金·尤内斯库的《秃头歌女》，引起戏剧界大哗。它的荒谬性在于：第一，文不对题：剧名叫“秃头歌女”，全剧根本没有这么个人物，也没有谈到她的事，只是消防队长下场时突兀地问了一句：“倒忘了，那秃头歌女呢？”第二，时空倒错：舞台上的钟，一会儿敲七下，一会儿敲三下，一会儿半下也不敲；第三，夫妻不识：一对老年人互不相识，攀谈中发现他们坐同一趟火车，住同一条街，同一幢楼，同室而居，同床而卧，还生有一个女儿——原来他们是夫妻，但仆人进来说，马丁先生的孩子左眼是红的，而马丁夫人的孩子有眼是红的——他们不是夫妻；第四，视听混乱：听见门铃响，开门却无人；第五，人兽结婚：消防队长给大家讲了一个牛犊吞下玻璃碴又生了个母牛，而后又同人结了婚；第六，语言断裂：场上人讲话无逻辑、不连贯，人们相互间对话常失去内在联系；第七，情节散乱：无传统戏剧中的那种戏剧冲突，更无“展开”、“高潮”、“解决”的传统形式，找不出情节的发展序列；第八，历史循环：戏剧结尾时，马丁夫妇一成不变地念另一对夫妇在本戏开场时的台词，戏仿佛又回到了开场处。这出戏对以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为代表的传统戏剧模式实行全面的反叛，使它成为了“荒诞派戏剧”的开端。

1951年，尤内斯库又创作了被称为典型“悲闹剧”的《椅子》。这出戏在艺术构思上同本世纪初未来派的《椅子》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未来派的《椅子》着重渲染“物压迫人”的恐慌，而尤内斯库的《椅子》不同。它描写一对生活在四面环水的住宅中的老年夫妇，老头儿打算向世人宣布他在一生中所发现的人生奥秘。为此，他不停地搬来许多椅子迎接各种客人的到来，摆一把椅子，表示到了一个客人。老夫妇分别向一个“美女”和一个“照相师”调情。戏剧过半时，椅子摆满了舞台。老头儿特别邀请的代他宣布人生奥秘的演说家到来后，夫妇双双高喊“皇帝万岁”，跳水自杀。谁也没想到，这位演说家偏偏是个哑巴，当他改用书面方式表达奥秘时，涂写出来的又是一堆乱七八糟、语言不清的文字。作者说，这出戏的主题不是老人的奥秘，不是人生的挫折，不是两个老人道德的混乱，而是椅子本身。也就是说，缺少了人，缺少了上帝，缺少了物质，是说世界的非现实性，形而上学的空洞无物。作品的主题是虚无。

尤内斯库1959年的作品《犀牛》，是一个人变动物的故事。它同卡夫卡的《变形记》异曲同工，都是表现异化主题。两个戏的主人公都是小公务员。《变形记》具体而微地揭示了一个人如何变成甲虫的过程，以及变为甲虫后生活在人的包围之中的悲哀；《犀牛》却是整个世界，所有的人变成了动物（犀牛），作为主人公贝兰吉为生活于牛群之中而自己依然保持人形感到痛苦和焦急；《变形记》使你大体上可以捕捉到一些人变虫的某些原因，而《犀牛》则只声称是一种“传染病”，显得更加带有形而上的色彩；《变形记》基调是悲伤、压抑，而《犀牛》却是闹剧，闹中有悲，闹中有焦虑。

爱尔兰作家塞缨尔·贝克特是荒诞派中成就最高的作家。他的作品比尤内斯库“闹”的成分要少，“悲”的意味更深。那个身子已人土半截犹在寻找首饰、精心化妆的老妇（《哦，美好的日子》），那个徘徊在枯树下，等待“戈多”的老人（《等待戈多》）都使人感到凄凉。弗拉基米尔和艾斯特拉冈（《等待戈多》中的人物）自称“咱们就是全人类”。在这荒凉世界上仅存的两个老人的灵魂也是不相通的，一个人处在形而下（总是想把脚从靴子里解放出来），一个处在形而上（念《圣经》，思考人生），相互说话时总是“打岔”，得不到对方的回应，就像对方不存在。为了证实对方和自身的存在，他们不能不说话，但又苦于无话可说，于是对骂，苦于无事可做，于是“上吊玩玩”，当波卓锁着“幸运儿”上来时，四个人抢骨头，像四堆活动的垃圾在台上爬，所有这些细节和剧中的对话都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尤内斯库擅长于从总体构思上勾勒人生的荒诞，但未免失之粗疏，贝克特却能在细处落墨，他对西方世界的荒诞感、灾难感、孤独感的展示显得深入骨髓。由于《等待戈多》等作品，贝克特于196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贝克特在他的《结局》中让主人公从垃圾里伸出头来说：“没有什么比不幸更可笑了。”

从传统观念看，“不幸”与“可笑”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与“不幸”相联系的是“痛苦”、“怜悯”、“憎恨”、“哀伤”等语词系列；与“可笑”相联系的则是“滑稽”、“嘲讽”、“愉快”等语词系列。前者用悲剧、正剧的艺术形式予以表现，后者则属于喜剧、闹剧的内容。

“悲剧”在于一种历史力量行将被毁灭而主观上仍认为自己具有合理性；喜剧则是一种历史力量已不相信自己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求助于另一种假象（伪善、诡辩）来掩盖自己。西方文学中的“悲剧”、“喜剧”就其本质来说也是如此。悲剧的主人公引起的审美效果往往是怜悯和崇仰；喜剧主人公引起的感受则是鄙视、嘲笑。但公元前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多芬的作品就带有悲喜剧交融的特点。文艺复兴后期问世的《堂吉诃德》又一次打破了悲喜剧的界限，塑造了一个既荒诞可笑又令人崇仰的人物。本世纪初的现代派大师卡夫卡杰出地把悲喜剧交融在一起。不过塞万提斯作品中那种令人崇拜的精神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绝望的痛苦。这种极端的痛苦、恐怖和极端的可笑、滑稽交融在一起，构成卡夫卡的特殊风格。这种风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大大地发展了。作为一种复杂的美学结构，它几乎成为二战后的现代主义（或日“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共有的特色。

从1960年代起，“后现代主义”愈加红火。原因是西方社会这个“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艾略特语）仿佛被注入了强心剂。这种现象的出现，固有赖于资本主义在体制方面的调整，更起作用的是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这剂强心针使西方似乎重新变得生气勃勃。从前属于科学幻想小说题材的东酉一个个变成现实。特别是宇航事业的奇迹，使人们又惊喜又迷惑，生命科学中关于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开拓了人工合成人的可能性，新的能源（核能、太阳能）的发现与利用和计算机技术的巨大发展，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物质生活环境，改变着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人们再一次兴奋地获得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体验：人是无所不能的，人应该在时空的新程序中重新考虑对人类、地球和宇宙的认识。

在西方世界里，在科学技术不断给人们创造丰裕空间的同时，更为严重的问题也分明地出现了。这不仅表现为现代化武器的致命威胁和对环境的污染，更重要的是“人”可能被技术所吞噬。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和现代化科学的固有特性把整个西方世界联成一个巨大无比的网络系统，人不再是单个的人，而是整个网络中的一个因子，一个和“机器人”在智慧方面相差无几的“小零件”。因而，人成了巨大网络系统中的一个操作对象。

“他人引导”的观念在今天的发达国家里几乎是无所不在。每一个人．从“总统”到普通工作人员，都有“雇员”意识，都要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他人引导”，以得知自己做什么事和怎么做事，媒体及其操纵势力侵人你的家庭，支配你穿什么服装，喝什么饮料和到哪里去旅游。超越于这个网络的思想是无用的，徒然引起人们的痛苦。当你试图反抗这个“他人引导”的巨大网络时，你就会感到自己是多么软弱无力和微不足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马尔库塞在《单维人》中，揭示了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科学技术所异化的惊人事实，但人们安于此或无力变更它。人们更深切地意识到科学技术给人们带来种种福利时自己付出了何等代价。举例说，远古时代，人们面对一棵树，“如实”地认为这棵树同他们自己一样具有灵魂，它会思考，有爱心，人置身于森林之间时而感到森林要吞噬自己，时而又觉得处于温暖的爱抚之中，“物我一体”使他们逃避孤独，没有现代人的“荒原”感。进入科学主宰的时代以后，科学帮助人们认识到，树木是没有灵魄的，它是属XX科的植物，它的于可用来盖屋，它的果实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它的叶具有光合作用，它在总体上具有什么什么美可供观赏……总之，树变成了有用之物，变成了我可以利用的对象。马丁·布伯在他的名著《我一你》中，把人生的二重性归结为两种“关系”：“我一它”，指那些把一切存在者视为我体验和利用的对象，是“我”满足我之利益、需要和欲求的工具；另一种关系是“我一你”，指那些非功利的（包括个人高尚功利，如爱的需要）的关系，即“物我一体”的境界。在西方世界中，科学技术的进步把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关系都变成“我一它”关系，即功利关系，凡是被科学技术牢牢地占领的地方，人们再也找不到“物我一体”的“我一你”体验，而陷入孤独、无聊和恐惧。解脱之法，在中国依赖天然的“亲子之爱”，在西方则是上帝。而无论东方或西方，寻求“我一你”关系还有一条途径就是艺术。在优秀的艺术中，人和自然的关系重新变成物我一体。当你置身于变幻不定的灯光下，在激动人心的乐鼓声中，完完全全沉湎于狂热的迪斯科舞步当中时，你会感到，你同周围的一切关系都改变了：摇曳不定的靠背椅，像眼睛般闪着神秘光辉的饮料杯，还有那一明一灭的整个空间，都变成了生命，随你在飞速地旋转。类似吸毒品时产生的幻觉一样，你重新体验了对整个物质世界的超越，进入了另外的一个境界。后现代艺术不再追求深刻，而是追求肤浅，追求使他们逃离沦为“操作对象”的艺术，这种艺术的使命即像毒品一样，帮助人们制造令人兴奋的幻境和神秘主义的快感。

操作主义对人的威胁首先被法国的一些小说家意识到了。他们自称“新小说派”，并认为，传统小说以“人”为中心，掩盖了世界的本来面貌。客观世界是“物的世界”，应该用对物的描写取代对人的描写。因此，在“新小说派”的作品中，除纳塔丽·萨洛特致力于精微的内心下意识描写外，其他人大多强调对外界物与人的语言、动作情景作客观记录。在他们的作品中，物象的描写具有精细性，甚至流于繁琐，而人物丧失了一切权利，仅仅是一个视觉影像，带有浓重的模糊性和恍惚性。例如“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阿兰·罗伯一格里耶的处女作《橡皮》，写一个掌握重要秘密的杜邦教授被杀，内政部长派密探瓦拉斯去现场侦破。按照一般侦探故事的写法，当然应描写瓦拉斯如何细心调查、周密布置，并同暗杀集团展开搏斗……但读者在《橡皮》中全然看不到这些，只看到瓦拉斯在不断地问路、与行人闲扯、去商店买东西、到餐馆吃饭，待他潜人杜邦书房，准备缉拿再来窃取文件的恐怖分子时，却误杀了回来取文件的杜邦——原来杜邦上次受刺未死，这次反而被杀了。格里耶的另一部小说《在迷宫里》的主人公，也带有这种精神恍惚的特性：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士兵，他在大雪纷飞的城市里迷了路，小说写他经过的街道、房屋、咖啡店，但却不写他的思想活动，读者觉得他只是个毫无思想、不可理解的梦游者，后来偶然被机枪击中，死了。

这种对心灵世界“迷宫”般的恍惚性的揭示，是“新小说派”的重要贡献。传统小说只描写清晰的内心活动，“意识流派”则企图把潜意识通过艺术描写清晰地揭示给读者。“新小说派”用自己的作品告诉读者：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清晰揭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这种观念使我们联想到当代数学、物理学的革命，即由概率论、相对论和“测不准”理论所勾勒出来的新的世界图景，偶然性和机会重新引人注目。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使“新小说派”对人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人正在被新技术所淹没，变得一钱不值，人不可能主宰这个世界，不可能有作为，而被一系列的“偶然”和“机会”主宰着自身的命运。这种应该否定的悲观主义中所包含的真理因素则是对心灵世界的“不确定性”的确认，这种确认是现代物理成果在心灵领域的折射，它加深了人们对自身的认识：人在某一时刻，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人只有在“不是什么”上有确定性，而在“是什么”的问题上，是不确定的。

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大奖的影片《去年在马里安巴》，是根据格里耶的电影小说改编拍摄的，它具有浓重的不确定性。当男人M果断地向女主人公A说“去年我们曾在此幽会，并且你曾答应今年此时跟我走”时，女主人公A认为M是疯了，她断然否定有此事，但随着M出示的证据（照片）和对幽会细节的回叙，她开始变得恍惚，断然否定的事像一个焦点很“虚”的镜头逐渐调整得清晰起来，最后竟然准备离开她的丈夫x，在一个夜里和M私奔，但她带着整理好的手提箱站在大厅里的时候似乎又在等待她的丈夫加西装整齐也不像出远门的样子……整个影片按传统眼光来看疑点很多：M与A去年是否在马里温泉幽会？他们有无一年后私奔的约言？影片中出现的两人幽会的照片是真的还是A的幻觉？她爱不爱男人M？她是想同他私奔还是等她丈夫？M为何而来？他是否真想约A私奔？……所有这些都是无答案的。照作者看来，有了答案即是作品的失败。他的意图就在于这种不确定性。观众撇开这些问题才能够感受到影片所提供的那种性爱情感的模糊性。这种情感在特定条件下常把幻觉变为真实，把真实变为幻觉，还没有别的影片如此充分地显示了性爱生活中这种腚胧的特色。格式塔美学中的一个原理提示我们：传统小说都试图把人的内心描绘得明确，包括意识流小说也试图把潜意识用语言描绘清楚，这种作法犹如画三角形时，把三个边都画出来，如图1。而“新小说派”则只画出一部分，如图2。

图1图2如果这种短缺恰到好处，读者就会用自己的想像力使之完整：

这种不确定性给读者（观众）带来的审美享受是多样的。“新小说派”由于过分模糊，它在十几年内就走向衰落了，但在小说描写上的这种“恍馏性”却被后来的艺术家广泛采用，他们在确定的框架中增添不确定的细节，为人们带来乐趣。

4. 后现代主义文论的主要观点有哪些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关于后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既有重复，也有不同。这里，我们采取刘象愚主编的《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中比较系统和成熟的观点，同时辅以其他诸家较为权威的观点和较具代表性的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特征加以综合说明。按照刘象愚的观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不确定的创作原则、创作方法的多元性、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18]

1、 不确定性的创作原则
被誉为“后现代作家的新一代之父”的美国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曾经这样宣称：“我的歌中之歌是不确定原则。”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又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主题的不确定、形象的不确定、情节的不确定和语言的不确定。
（1）主题的不确定
曾艳兵认为：“现实主义那里，重要的是写什么，在现代主义那里，重要的是怎么写，而在后现代主义那里重要的则是写本身” [19]“写什么”也就是写什么主题的问题，“怎么写”也是怎么写主题的问题，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主要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意义不存在，中心不存在，本质也不存在，“一切都四散”了。比如“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毫不羞愧、毫无顾忌地在作品中坦述自己最隐私、最深刻的感性，随意地、即兴地表现自我。作者将一长卷白纸塞入打字机，不假思索地把他的流浪生活和同伙的谈话记录下来，不讲章法，也无主题，任意挥洒，进行“自发创作”，三天之内便匆匆写了这部20余万字的小说。而在联想国内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其名字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2）形象的不确定
如果说现实主义那里，人物即人，在现代主义那里，人物即人格的话，那么，在后现代主义那里，人即人影，人物即影象。后现代主义在宣告主体死亡、作者死亡时，文学中的人物也随之死亡。作品中的人物成了一个没有性格，没有背景，没有过去，也不知未来的平面，一个代码，一个符号，甚至可以用A、B、C之类的字母代替。有人将后现代主义的这种人物形象概括为“无理无本无我无根无绘无喻”，其中“无绘”指的是没有形象的描绘代码，它不给人物一幅肖像；“无喻”的意思是没有比喻和转喻代码，因为在后现代主义文学那里，根本就没有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意义”可以探寻。正是这“六无”，使得后现代主义文学形象的确定性完全被肢解了。在巴塞尔姆的《辛柏达》中，一个生活在80年代的叫“辛伯达”的美国教师“我”讲了“水手辛伯达”的故事，但最后你很难分清讲话的人是水手辛伯达还是大学老师辛伯达？或者两者原本就是同一个？小说的主人公究竟有几个，两个还是一个？所有这些都是不确定的。
（3）情节的不确定
后现代主义作家反对故事情节的逻辑性、连贯性和封闭性。认为传统作品中认为故事有一个完整顺序和来龙去脉的叙事只是作者的一厢情愿和自欺欺人。他们将现实时间、历时和未来时间随意颠倒，将现在、过去和将来随意置换，将现实空间不断地分割切断，使得文学作品的情节呈现出多种或无限的可能性。新小说代表作家之一布托尔的日记体小说《时间表》分为5个部分，这5个部分即日记中的5个月（5月—9月）。主人公在这个迷宫般的城市里所写的日记已不是按照正常的时间顺序展开，而是将现在、过去、未来，现实、历史、幻想交织在一起。读者如果以读巴尔扎克式的小说的神智去读这部小说，就会如坠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但如果按照新小说的方式去阅读，层层解析作者精心设计的结构，就会产生一种一步一步走出迷宫般的愉悦和快感，同时不得不叹服作者的别具匠心。
（4）语言的不确定
语言是后现代主义最重视的因素，它甚至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罗兰·巴特在其《写作的零度》中认为，从福楼拜到现今的全部文学都呈现出语言上的难题。后现代主义则近乎把文学的这种语言推向了极致，虽然后现代主义一直主张“无中心”，但恰恰在他们拼弃一切深度模式之后的语言游戏导致他们还是不经意间又营造出另一种中心——语言中心。这一点将在后面“语言实验一话语游戏”中详细论述。

2、 创作方法的多元性
在《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中，编者在论述这一章节时，将后现代主义分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参照比较，认为前者与后三者的互渗影响导致了很多优秀后现代主义作品的出现。比如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神奇产物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品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比如吸收现代主义滋养成功完成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转型的乔伊斯的后期作品（《芬尼根守灵夜》）及受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影响的黑色幽默派别（代表作品为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轨》），比如将浪漫主义的“抒发个人情感”这一特征推向极致的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自白派等。这种将后现代主义与其他文学思潮相对比的方式很好地凸显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但就像A的左边是B，右边是C，前面是D，问A有什么特征一样，如果我们答A在B的右边，C的左边，D的后面，最终还是等于没有回答。鉴于此，笔者在这个环节将引入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的诸多创作方法，并结合具体实例，详细论述，因为美国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源地和重镇，小说又是后现代派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体裁类型，所以这样便可起到管中窥豹，以小见大的效果。
这些创作新方法有下列几种[19]：
（1）事实与虚构的结合
后现代主义小说不再是作家个人想象和虚构的产物，而是事实与虚构的巧妙结合。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重新走进后现代派小说，成了它的一大特色。但这种“重访历史”已经不再像传统小说客观再现或主观表现历史人物，而是一种戏仿、调侃与反讽。在后现代主义作家那里已经不存在所谓客观的历史，也不存在宏大叙事，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在他们笔下同样会猥琐不堪，滑稽可笑。如罗伯特·库弗的《公众的怒火》（1977）将前总统尼克松作为小说的主要叙事者，在虚构的情节中插进尼克松从青少年时代到入主白宫的真实经历，隐晦地批判和嘲笑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对科学家罗森堡夫妇的迫害。
（2）科幻与虚构的结合
在后工业化时代，人与机器、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的描述再度引起后现代派作家的重视，随着电视和网络的发展，原本不受重视的科幻小说又重振雄风，焕发了青春。科技的发达让人们重新思考时间的奥秘。冯内古特的长篇小说《五号屠场》便是个典型的例子。小说主人公被飞碟绑架到541号大众星上后，便可以随意穿越时空。他从1955的门进去，从另一个门1941年出来，再从这个门进去，发现自己到了1963年。这种貌似荒诞不经的科幻小说却重新唤醒了人们对生、死、时、空的思考，发人深省又不失趣味。
（3）小说与诗歌、戏剧和书信的结合
后现代主义的小说与传统小说不同，它已经成为一种跨体裁的艺术创作。它不同于以前的书信体小说，或者插入几首诗歌的小说，而是从量和质上都发生了根本改变。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通过希德的诗和金保特的注释，演绎故事中的故事，展示了纳博科夫式的赴验现实。被称赞为“自《芬尼根守灵夜》以来小说领域内第一个重要的形式创新”。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上，他炸开了先前诗与小说的统一。将他的小说世界由里到外翻了个够，把小说支离破碎的内容统统倒出来摆在桌面上，把诗与叙述的统一工作留给读者去做。小说中的诗和注释同步进行，作为诗的文本和作为注释的文本表面上互不关联而实际上又互为依存，从而形成了读者创作的第三个文本。
（4）小说与非小说的结合
后现代主义小说不仅消解了小说与诗歌和戏剧等其他体裁的界限，而且大大地超越了小说与非小说的传统标界。在德里罗的长篇小说《白色的噪音》里，超级市场的广告、电视广告、旅游广告、药品广告到处泛滥，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主人公杰克教授经常发现女儿斯特菲在梦中重复电视里广告的声音。这已经在向人们暗示，噪音并不一定是空气的振动，它或许已经幻化为人们的潜意识，隐秘地隐藏在人的大脑里。以至于在静寂无声的夜里，人们要么难以入睡，要么呓语不已。比起前者，这种噪音也许是更可怕的。
（5）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结合
与现代主义作家追求高雅的精英立场不同，后现代主义作家一直致力于吸取通俗文学的艺术手法来表现严肃的社会主题。诚如杰姆逊所说：“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20]采用通俗小说的技巧能使严肃小说获得广阔的生存空间，进一步适应大众的需要，不断丰富和更新。通俗小说包括哥特小说、侦探小说、冒险小说、浪漫小说、言情小说等等，体裁繁多，历史悠久，大众喜闻乐见。后现代主义作家选取其好的艺术技巧，加以融化创新，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如在《比利·巴思格特》，多克托罗将通俗小说的技巧运用的淋漓尽致。小说开头采用电影蒙太奇的倒叙手法，描写黑帮老大苏尔兹为了霸占下属的妻子，命令打手将那个下属扔进大海。情节紧张、场面惊险，时而灯红酒绿，时而鲜血淋漓，令人惊心动魄。小说改编成电影后，深受观众好评。多克托罗已发表8部长篇小说，其中5部已改编电影，其他3部也正在洽谈中。他成了一位最引人注目的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
（6）童话或神话与虚构的结合
后现代主义作家和现代主义作家一样，有时也会格外倾心于童话或神话体裁重新进行小说创作。但与现代主义作家刻意制造一种隐喻相比，后现代主义作家则力求回避他的观察走向任何程度的神话性。巴塞尔姆的长篇小说（1967）用松散的拼贴法再现了德国著名作家格林的童话《白雪公主》（1918）。小说保留了童话中白雪公主和七个矮人的基本情节，但人物已经开始变形，情节也变得非常奇怪。现代白雪公主厌倦了家庭主妇，盼望有个王子救她出去。可笨拙怯懦的王子却深感忧虑，躲在修道院逃避他的王子使命。作者非线性的叙述、嬉戏式的形式以及极端的幻想与日常的细节相结合，从面传达出后现代生活反童话本质：它的空虚，它的千篇一律，它的庸俗无聊以及人在其中的不可避免的失望和失败。
（7）小说与绘画、音乐尤其是多媒体的结合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曾是网络大发展的时代，有些多才多艺而又敢于大胆创新的作家便把小说与绘画、音乐尤其是最时髦的多媒体结合起来，创作了比后现代派更后现代的小说。最突出的，就是著名女作家劳瑞·安德森。她本身既是小说家，又是演员、画家、摄影师和作曲家。她的著名短篇《战争是现代艺术的最高形式》是《神经圣经》里的名篇之一。图文并茂，短小精悍（不足500字），又显得不知所云。作品生动而简洁地记录了作者自带电子设备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到中东各国演出的故事。文字旁边是她自己画的四幅画：一架飞行中的轰炸机、一个肩扛火箭枪的战士、炸弹爆炸时产生的烟幕和炸弹在夜间爆炸时的火光。四幅画与文字描述构成了互文性，给读者带来强烈的感情冲击。不仅如此，安德森还把这个短篇搬上摆台。舞台上配有相关的背景画面和背景音乐，她亲自在台处朗诵，并通过声音的高低来营造独特的氛围。她的表演总得到观众的充分肯定。人们称她是个跨体裁的艺术通才，富有创新精神的后现代主义作家。
当然以上仅限于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主要特点，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在各国又各有不同，法国的新小说，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俄罗斯的“另一种文学”，中国的先锋小说等等又分别有各自的民族性。但上述新的创作方法也可以看作召示了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普遍的特征：文学艺术的边框模糊了、衍化了，也日益多元化了。它超越了艺术与现实的界限，超越了文学体裁之间的界限，也超越了各类艺术之间的界限，呈现出一种精彩纷呈的多元局面。

3、 语言实验与话语游戏
前面我们说过，后现代主义在主张一切“无中心”的不经意间却导致了“语言中心论”。 伽达默尔指出，“毫无疑问，语言问题已在本世纪的哲学中处于中心地位。”当然，这种中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心，首先，这种中心不是有意为之；其次，这种中心具有消解他者和自我消解性。后现代主义正是不自觉地凭着这种中心站在了与传统截然相对的一边。语言中心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哲学背景，我们可以看看理论诸家是怎样说的。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伽达默尔说：“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拉康说：“真理来自言语，而不是来自现实”；德里达说：“由于中心或本源的缺失，一切都变成了话语”；哈贝马斯说：“力量乃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在特定含义上，它仅仅属于话语而不是语句”；图根哈特说：“世界是按照我们划分它的方式而划分的，而我们把事物划分开的主要方式是运用语言。我们的现实就是我们的语言范畴”。世界由此突然变成了一个话语的世界。人类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知识都是由话语产生出来的，真理是由话语建构起来的，所有的真实也都只是话语的真实。“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一语道破我，而非我说语言”。[21]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一一对应的关系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只是人为的，语言符号的意义不过是以新的能指符号取代有待阐释的能指符号的过程，或者说是由一个能指滑入另一个能指的永远止境的倒退。意义永远处在无限止的延异中，符号所指代的实物实际上永远不在场，能指永远被限制在一个语言符号之内，永远不能触及所喻指的实体。用拉康的公式表示即：能指/所指（S/s），能指和所指永远被横线划开，不可能合二为一。表意链完全崩溃了。这样，“我们就进入精神分裂，其形式是一堆清晰但毫无联系的能指组成的碎片。”
于是，从事解构主义批评的批评家们和作家们就只好或者说可以心安理得地沉溺于文本的能指符号中自由嬉戏了。所以，罗兰·巴特说：“写作，或‘作为写作的阅读’，是最后一片未被侵占的领域，在这里知识分子可以随意嬉戏，享受能指的奢华，任意地无视爱丽舍宫或雷诺工厂中可能发生的一切。在写作中，自由的语言游戏可以暂时破坏和扰乱结构意义的专制；而且，写作——阅读主体能够从单一身份的束缚中被解脱成为一个狂喜弥散的自我。”[22]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鉴于上述原因，后现代主义的写作便呈现出与现代主义截然不同的风貌。如果说现代主义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是以“语言”为中心。这便是二者最大的区别。我们可以继续来看一下，从事一线写作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们是怎样说的。加斯说：“文学中没有描述，只有谴词造句”，“我从来不怀疑语言，我知道它有迷惑性，但我就是相信语言”；贝克特在小说《无名无姓的人》中借主人公之口说：“所有一切归结起来是个词语问题”，“一切都是词语，仅此而已”；诗人戈姆德林曾这样写道：“字是影子/影子变成字/字是游戏/游戏变成字”；语言诗派直截了当地表明，诗歌的主要原料是语言，是语言产生经验。而集哲学家、文论家与作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罗兰·巴特认为，后现代主义作家不是运用语言作为工具来表现自己的思想，表达自己的情感或表现自己的想像的人，而是“一个思考语言的人，一个思想家兼语言家（换言之，既不完全是思想家，又不完全是语言家）”。[23]当代写作已经使自身从表达意义的维度中挣脱出来，而只指涉自身。写作犹如游戏，在不断超越自身的规则和违反其界限中展示自身。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这种叙述方式的游戏性，使写作本身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同时也使得读者能够从阅读文本中获得极大愉悦。后现代文本是一种“语言构造物”，是一个网状结构，读者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阅读，也可以从任何地方停止阅读。读者无须去探求或推敲隐藏在文本之后的内容，他只要关注自己每时每刻的体验和感觉就行。下面仍然以美国后现代派小说为例，具体展示后现代主义在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方面所营造的光怪陆离的精彩世界。

（1）跨体裁的反讽话语
罗伯特·库弗的小说《公众的怒火》中除了小说话语外，还有诗、歌曲、剪报、广告、小歌剧、艾森豪威尔与囚犯的对话等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叙事者尼克松在纽约时报广场罗森堡夫妇刑场上的政论性演讲。他大声疾呼，号召人们“为了美国脱下裤子”，而且后面还有一连串的单行排比，如“为上帝和国家把裤子脱下！”“为耶稣·基督把裤子脱下！”“为全人类把裤子脱下！”“为迪克把裤子脱下！”等等。当众脱下裤子本来是一种庸俗下流的动作，可当作者将它与尼克松冠冕堂皇的高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二者立即形成强烈的反差。崇高的政治话语与下流的动作构成对美国迫害无辜科学家罗森堡夫妇的嘲弄。其反讽力度可谓入木三分。
（2）用人物对话的直接引语构成的叙事话语
小说的叙事话语一般都是由人物对话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以及作者的叙述和描写构成，但威廉·加迪斯的长篇小说《小大亨》则由人物对话的直接引语构成。就像现代派小说中的意识流派中句与句之间没有标点符号一样，这种由人物对话直接引语构成的小说则干脆连连接对话的叙述和描写也省去了，显示出浓烈火的艺术特色。这不由让人想起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白象似的群山》和罗柏·格里耶的《橡皮》，号称“冰山叙事”的海明威和以写“物化小说”为已任的格里耶有着共同的原则：不要妄加描述和评论，呈现事物本来的样子。威廉·加迪斯看来显然烛继承了这个传统，在他看来，所谓意识是捉摸不定的，唯有呈现出的话语才是唯一真实可信的。在主张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的后现代派作家中，威廉·加迪斯也许是最激进的一位，他拼弃了所有的叙述和描写，直接让人直视活生生的话语，也许他只是想表明：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3）超市广告、旅游广告和药品广告，构成富有市场信息的叙事话语
商品广告是市场经济的吹鼓手和幸运儿，更成了后工业时代的宠儿，在家里打开电视机或走进超级市场的大门，迎面扑来的是五光十色的广告。真真假假的各类广告引导或误导人们的消费。过多过滥的商品广告打破了生活的平静，干扰了人们的心态。这是后工业时代消费主义给人们造成的困扰。形形色色的广告本身还组成了一个无形的意识形态话语，无声地引导着人们的意识走向，使个体和主体泯灭于众声喧哗的广告世界之中。后现代主义作家将这一充满时代特色的广告话语纳入小说叙事之中，拼贴、并置，混杂，让人们自行领悟各种声音之间的文本间性，从而生发出各自不同的观感体悟。德里罗的长篇小说《白色的噪音》的叙事话语反映了上述特点，小说中充斥了各式各样的广告品牌。如三大信用卡：Master Card、Visa、American Express；丰田三大品牌：Toyota Corolla、Toyota Celica、Toyota Cressida；其他还有Dacron、Orion、Lycra Spandex、Kleenex Softique、Lyda等等。
（4）抒情与叙述、赞美与抱怨交织的“悖论式”话语
后现代派作家不同于现代派作家刻意保持一种冷眼旁观的写作姿态，进行所谓的“零度叙事”，而转而投入大量感情，时而欣喜，时面哀伤，时而赞美，里面抱怨，时而调侃，时而反讽，像一个嬉戏的孩子，肆无忌惮地游戏于语言之中。他们对一些人和事既有赞美又有批评，形成“悖论式”话语。纳博科夫便是这样一位影响深远的语言大师。他是托马斯·品钦的恩师，巴思、霍克思和巴塞尔姆的崇拜者。他的代表作《洛丽塔》初期曾被列为禁书，后来被公认为西方后现代文学经典之作。比如在开篇作者便用充满感情的笔调写道：“洛丽塔，照亮我生命的光，点燃我情欲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顶到硬腭做一次三段旅行，洛，丽，塔。”其实，他对洛丽塔又充满矛盾的心情：“天真无邪诡计多端，楚楚动人和粗俗不堪，深蓝色的闷闷不乐加玫瑰红的无忧无虑，这就是洛丽塔的写照……”这种“悖论式”话语使小说充满张力而耐人寻味。
（5）作者的话音随意介入叙事，构成“侵入式”话语
以前，小说创作忌讳作者闯时宜情节之中说三道四，但是在后现代派小说中，这种“侵入式”的话语则屡见不鲜。冯内古特在《时震》（1997）里坦率地写道：“特劳特（小说主人公）其实并不存在。在我的其他几部小说中，他是我的另一个自我。”这种作者随意介入叙事的“侵入式”话语集中体现在“元小说”（metafiction）中。元小说可以用最通俗的语言定义为：在创作小说的同时又对小说创作本身进行评述，简单地说即是一种“关于小说的小说”。元小说把小说艺术操作的痕迹有意暴露在读者面前，自我点穿了叙事世界的虚构性、仿造性，意在向人宣示：一切都是伪造的，就连这世界，都是被叙述出来的。“元小说”第一次由美国后现代派作家威廉·加斯提出来，他本人也是“元小说”的实践者，被誉为“元小说的缪斯”。在《中部地区的深处》中，“我不能再杜撰了”，“我就想让这页这样子”等等大谈小说创作的句子时常出现。加斯利用这种创作手法，使自己（作者）和读者都允许小说有更大的自由度去探索其虚构性，撕去它反映现实世界的伪装。
（6）超文本的电脑语言构成的话语
电脑的普及使网络文学应运而生，超文本的电脑语言引起了后现代派小说的兴趣。他们试着在小说中用它构建新的文物古迹事。E·L·多克托罗在中篇小说《皮男人》里曾用3组共12个名词来描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背景：
Night Ladder Window Scream Penis
Patrol Mud Flare Mortar
President Crowd Bullet
中文即是：
夜晚 梯子 窗子 尖叫 阴茎
巡逻 烂泥 火焰 迫击炮
总统 人群 子弹
其实经过仔细思考，不难解读这3组词的含意：
第一，60年代有的男人在夜晚用梯子爬进窗户与女子幽会或对女子强暴，女人发出尖叫。意指20世纪60年代“性解放”带来的通奸和强奸等社会恶习。第二，士兵巡逻在泥土小路上，看到迫击炮射击时发生的火焰。指越南战争。第三，总统在人群中被子弹射中。指1963年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被刺杀。这些词语孤立地看没有什么意义，但如果并置在一起，便立即能营造出一种场景。当然，这种场景只是现实一种，还可以有其他的解读。这也充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以图通过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来呈现这个世界方式。

以上6种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是在话语层面呈现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写作方式。而具体的手法则多种多样。有论者认为，在后现代派作品中，现代派最常用的艺术技巧如意识流的内心独白、隐喻、象征、联想、时空错位等虽然未被抛弃。但已退居其次，而一些新的表现手段则得到普遍运用，其中最突出的有四种:A、蒙太奇；B、讽仿；C、拼接；D、拼贴。杜威·佛克马指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学较之现代主义文学的五个突出的语义场:同化、加倍和排列、感觉、运动、机械化等因素。提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学较为常用的若干手法，诸如间断、累赞、加倍(包括情节的加倍和旧词的加倍，一个文本中两个故事相互交叉，“无意义循环”，“发现诗”，写作活动的加倍)、增殖(包括符号系统的乘法；语言与其他符合的混合，结尾的增殖，无结局的情节的增殖)、列举、排比(包括文本各部分的互换性，文本与社会语境的排比，语义单位的排比等)。而且还特别指出“排比法”对现代主义早期的一些程式可能破坏性更大，它甚至足以推翻后现代主义体系中仍可能出现的等级秩序。这些具体手法在各种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话语中又呈现了不同的面貌，拿“元小说”为例，又可以具体往下分。戴维·洛奇评价元小说家的语言处理时提到了六种手法：“矛盾、排列、中断、随意、过分和短路。”[24]可以这样说，从来没有一种文学流派能像后现代主义文学一样拥有如此之多而又如此眩目的技巧。因此之故，在短短半个世纪内，他们既向世人创作了一大批千姿百态、光怪陆离的作品。

5. 后现代派小说的发展变化

美国小说走进后现代，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文学艺术的边界模糊了、衍化了。后现代派小说超越了艺术与现实的界限，超越了文学体裁之间的传统界限，也超越了各类艺术的传统界限。因此，在后现代主义氛围下，美国小说出现了新的创作模式，与传统的美国小说有很大的差异。这些新模式主要有下列几种： 1.事实与虚构的结合
美国后现代派小说不再是作家个人想象和虚构的产物，而是事实与虚构的巧妙结合。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重新走进后现代派小说，成了它的一大特色。在他们看来，文学是主观的，作家按照自己的想法，虚构一个想象的现实世界，而历史和新闻是客观的，历史事件是真实的纪录。因此，他们一方面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提出质疑，另一方面又将历史和新闻一起溶入他们的小说。“重访历史”成了他们的时尚(杨仁敬，“关注历史和政治”6)。如E·L·多克托罗的《拉格泰姆时代》(1975)虚构了3个不同家庭人物的故事，又借用20世纪初期汽车大王福特、大财阀摩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魔术大师胡迪尼和奥国太子费迪南德等真人真事，让作者虚构的犹太移民、黑人和中产阶级白人与这些真实的名人“同台演出”，展现第一次大战前美国社会的大变迁。这种事实与虚构在小说里交相映辉的手法揭示了作者对现实和政治的关注。如罗伯特·库弗的《公众的怒火》(1977)将前总统尼克松作为小说的主要叙述者，在虚构的情节中插进尼克松从青少年时代到入主白宫的真实经历，隐晦地批判和嘲笑了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对科学家卢森夫妇的迫害。唐·德里罗的《天秤星座》(1988)将肯尼迪被刺事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的策划联系起来。刺客奥斯瓦尔德曾是作者中学的同学。小说的虚构里包含了这段真实的素材，令人感到亲切可信。难怪它让前正副总统里根和布什读了以后暴跳如雷，责骂德里罗是“民族的败类”!这激起了一场政要与作家的论争。后来，里根和布什保持沉默才平息了这场争论。
《五号屠场》
2.科幻与虚构的结合
随着电视和网络的大发展，各种文学体裁焕发了青春，过去不受现代派欢迎的科幻小说又重振雄风，占领了图书市场的一角。人与机器、人与动物、人与混血儿之间关系的描述再度引起后现代派作家的重视。科幻成分进入后现代派小说，与史实、传记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成了后现代派小说的另一种新模式。冯尼格特的长篇小说《五号屠场》是个典型的例子。小说主人公毕利1967年被飞碟绑架到541号大众星上，放在动物园里展览，但他并不绝望。他发现那里的人很善良，便向他们学习了许多知识，比如时间的概念。他在幻觉的意识流中摆脱时是个老鳏夫，醒来时成了婚礼上的新郎，可是一小时后新娘死了。他从1955年的门进去，从另一个门1941年出来，再从这个门去，发现自己到了1963年。他说他多次见过生与死，可随心所欲地回到他有关生死之间的一切事件中去。最后，他患了时间痉挛症，无法控制下一站往哪里去。在美国后工业化时代，科幻小说与后现代派小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科幻小说走向后现代主义化，而一些后现代派小说则“科幻小说化”。在不同的后现代派小说中，表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其发展趋势是显易见的。如德里罗的《拉特纳之星》、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和巴勒斯的《新星快车》等，这说明科幻与虚构的结合成了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的另一大特色。
3.小说与非小说的结合
美国后现代派小说与传统的小说不同，它已经成为一种跨体裁的艺术创作。如《公众的怒火》中插进了50多首诗。以前的小说偶尔插入几首诗也是常有的事，但像这样跨体裁的形式则不多见。后现代派小说的文本复杂多变。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通过希德的诗和金保特的注释，演释故事中的故事，展示纳博科夫的超验现实。美国后现代派小说不仅消解了小说与诗歌和戏剧的界限，而且大大地超越了小说与非小说的传统标界。上面提到的《公众的怒火》还包含了新闻广告、时事剪报和歌曲《星条旗永不落》等等。这种超越在中短篇小说里也越来越多。在德里罗的长篇小说《白色的噪音》里，超级市场的广告、电视广告、旅游广告、药品广告到处泛滥，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主人公杰克教授经常发现女儿斯特菲在梦中重复电视里广告的声音。作者描写杰克一家如何在超市和电视广告的干扰中打发日子，揭示消费文化主义给人们带来精神创伤的恶果。诺曼·梅勒的长篇小说《刽子手之歌》(1979)收集犯人吉尔摩与他人来往的信件、法庭的证据、证人的陈述和作者采访有关人员100多次的笔录。他这些“新闻报道”使虚构更接近生活。作者根据真人真事这些非小说的材料，深入挖掘罪犯吉尔摩内心的潜意识和社会环境对他的腐蚀。这使作品成了一部关于刽子手加里·吉尔摩一生的“生活实录”的长篇小说。
托尼·莫里森
4.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结合
与现代派作家追求高雅的艺术不同，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一直致力于吸取通俗文学的艺术手法来表现严肃的社会主题。现在是信息时代，电脑和电视的普及使大众文化热经久不衰。诚如詹姆逊所说的:“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162)。采用通俗小说的技巧能使严肃小说获得广阔的生存空间，进一步适应大众的需要，不断丰富和更新。通俗小说包括哥特小说、侦探小说、冒险小说、浪漫小说、言情小说等等，体裁繁多，历史悠久，大众喜闻乐见。其中既有精品，也有劣作。后现代派作家选取其好的艺术技巧，加以融化创新，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托尼·莫里森在《爱娃》里运用哥特式小说的技巧来营造神秘气氛，十分成功。小说描写美国南方重建时期女奴赛丝杀害自己的女孩的故事。后来，赛丝在女儿丹芙的帮助下直面生活，爱娃终于神秘地消失了。在《比利·巴思格特》里，多克托罗将通俗小说的技巧运用得淋漓尽致。小说开头采用电影蒙太奇的倒叙手法，描写纽约黑帮老大苏尔兹为了霸占下属的妻子，命令打手将那个下属扔进大海。小说情节紧张，多次出现惊险场面，时而灯红酒绿，时而鲜血淋漓，令人惊心动魄。作者巧妙地通过小主人公比利·巴思格特出生入死的经历写出了30年代纽约黑社会的内幕，充满了尖刻的讥讽和迷人的魅力。小说改编成电影后，由大明星霍夫曼主演，深受观众好评。多克托罗已发表8部长篇小说，其中5部已改编成电影，其它3部正在洽谈中。他成了一位最引人注目的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黑人作家伊斯米尔·里德在长篇小说《芒博琼博》里则采用侦探小说的模式来嘲讽侦探小说。小说围绕着叶斯·格卢运动神圣的古埃及文本，在15岁的黑人少年拉巴斯私人调查员和骑士圣殿军的亨克之间展开了侦查与反侦查的斗争。后来，胡杜文本被黑人穆斯林阿布达尔烧掉了。拉巴斯并不灰心，他相信美国将重建它自己的文本。经过50年的休眠状态，胡杜文本又显露复活的征兆。
5.童话或神话与虚构的结合
在欧洲文学史上，马洛和哥德曾用德国民间传说“浮士德”，拜伦和布朗宁曾用西班牙的民间故事“唐·璜”写出了不朽的戏剧和诗歌，在各国读者中传为美谈。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则用一些家喻户晓的童话和传说来构建长篇小说，其内容和形式与原先的作品大相径庭。唐纳德·巴塞尔姆在长篇小说《白雪公主》(1967)里用松散的拼贴法再现了德国著名作家格林的童话《白雪公主》(1918)。小说保留了童话中白雪公主和七个矮人的基本情节，但人物有点变形，情节古怪。小说中现代的白雪公主年仅22岁，白皮肤黑头发，个子高高的，身上长了美人痣，外貌像童话里的白雪公主一样美。她与七个矮男人生活在一起。这七个人每天到一家中国食品工厂干活，装坛坛罐罐和洗刷地板。头头比尔开始讨厌白雪公主。白雪公主也厌倦了当家庭主妇，盼望有个王子来救她出去。小说中有个女人简嫉妒白雪公主的美丽，编造许多流言诬陷她。简成了巫婆的形象。保罗挖个穴，建立训狗计划，并发明“远距离早期警报系统”监视白雪公主，以便观察她的行动并最后得到她。他是白雪公主所期待的王子形象。最后，保罗喝了简准备给白雪公主喝的一杯有毒的吉布森酒，猝死了。白雪公主闻讯赶到，在保罗墓前撒了花瓣后升天远去。巴塞尔姆将格林童话与虚构相结合，意在揭露美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反童话本质。与纯洁的白雪公主的童话相比，作者的周围，到处充斥着精神空虚、单调无聊和失望情绪。有的作家没有全部借用著名的童话素材来构建文本，有时则采用富有民族色彩的神话来丰富情节和活跃气氛。如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将中国花木兰的故事美国化，结合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华裔移民的辛酸以及中国旧社会女性的苦难，构成跨文化的独特文本，获得美国读者的认同和接受。
《冠军早餐》
6.小说与绘画、音乐尤其是多媒体的结合
20世纪70至80年代曾是网络大发展的时代，有些多才多艺的作家便把小说与绘画、音乐尤其是最时髦的多媒体结合起来，创作了比后现代派更后现代的小说。最突出的，就是著名女作家劳瑞·安德森。劳瑞·安德森既是小说家，又是演员、画家、摄影师和作曲家。《战争是现代艺术的最高形式》是《神经圣经》里的名篇之一。它生动而简洁地记录了作者自带电子设备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到中东各国演出的故事。文字旁边是她自己画的四幅画:一架飞行中的轰炸机、一个战士肩扛火箭枪、炸弹爆炸时产生的烟幕和炸弹在夜间爆炸时的火光。四幅画与文字描述构成了互文性，给读者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冲击(甘文平9)。不仅如此，安德森还把上述短篇搬上舞台。舞台上配有相关的背景画面和不同的背景音乐，她亲自在台上朗诵，并通过声音的高低来营造独特的氛围，调动听众的情绪，让听众的心态随着电子音乐旋律的变化从平静到不平静，再回到平静，从紧张和恐惧到轻松和幽默。她的表演得到了观众的充分肯定。人们称她是个跨体裁的艺术通才，富有创新精神的后现代派作家。此外，在冯尼格特的小说《冠军早餐》里，常常可以发现作者自己画的插画，如印字的汗衫、美国国旗、蛋筒冰淇淋、中国的阴阳图、河狸、女人内裤、面具、左轮手枪、注射针管、路标和塑料分子结构图等等，这些插画不同于一般的插图，往往成了小说文本的一部分。冯尼格特喜欢用科幻与虚构相结合的模式来达到讽刺和幽默的效果，这些插画往往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6. 后现代主义文学有哪些特征

主要特征

(1)彻底的反传统。后现代主义文学不仅仅反“旧的”传统，对于现代主义文学试图建立的“新的”传统也彻底否定。在后现代主义者眼中，文学和艺术应该是建立在对现有秩序的解构基础之上的。后现代文学不依托任何死去的或活着的理论。在体裁上，对传统的小说、诗歌和戏剧等形式乃至“叙述”本身进行解构。因此，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破坏性”的文学，即某种意义上的“反文学”。

(2)摈弃所谓的“终极价值”。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一切传统意义上的崇高的事物和信念都是从话语中派生出来的短暂的产物，不值得“真诚”、“严肃”的对待。客观世界和人自身都被异化了，历史失去了方向和意义，社会体系不可改变。后现代主义作家不愿意对重大的社会、政治、道德、美学等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他们不仅无视对这些问题的关切，甚至无视这些问题本身。他们不再试图给世界以意义。

(3)后现代主义文学崇尚所谓“零度写作”，反对现代主义关于深度的“神话”，拒斥孤独感、焦灼感之类的深沉意识，将其平面化。在后现代文学中，写作消失了内容，而转向“写作”自身。作家仅仅把话语、语言结构当作自己为所欲为的领地，写作成为一种纯粹的表演、操作。例如，后现代主义作家往往蓄意让作品中各种成分互相分解、颠覆，让作品无终极意义可寻。

(4)后现代文学蓄意打破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出现了明显的向大众文学和“亚文学”靠拢的倾向。有些作品干脆以大众的文化消费品形式出现，试图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在文体上，惯用矛盾（文本中各种因素互相颠覆）、交替（在文本中，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可能性的叙述交替出现）、不连贯性和任意性、极度（有意识的过度使用某种修辞手段以达到嘲弄它的目的）、短路（运用某些手段使对作品的阐释不得不中断）、反体裁（破坏体裁的公认特点和边界）、话语膨胀（把在文学创作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话语纳入主流）等手段，使得读者对作品的解读困难重重。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中出现的范围广泛的文学思潮，于20世纪70－80年代达到高潮。无论在文艺思想还是在创作技巧上，后现代主义文学都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延续和发展。主流学术界曾经不区分“现代”和“后现代”两个概念，但由于二战之后文学发展的特征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现代主义”所能涵盖的范围，因此将后现代主义文学看作一个独立的文学思潮，和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并举。

7. 后现代主义文学（5）

后现代主义文学家在破除现代主义形成的“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结构后，确立了以大众文化为主潮的一元文化，这样“一元”的大众文化潮也正在使写作呈现大众化的趋势，使创作队伍呈现出大众化的趋势，尤其是网络的出现，使得人人皆可创作。第五点，普遍运用反讽。为了再现无逻辑无秩序的物的世界，颠覆一切神圣的事物，后现代主义普遍具有反讽的艺术风格。 反讽就是一个陈述的实际内涵与它表面意义相互矛盾。即言非所指，通过复制、拼贴、戏拟、黑色幽默等手法，制造反讽效果，实现对历史与现实的解构。 这里列举讲一下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它是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在表现人的异化处境上，这部作品对异化的揭示很普遍和深入。作品中的戈戈和狄狄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和放逐者，整个世界都是荒谬的，他们的“非个性化”倾向非常明显，人物即影像。后现代主义在怀疑和否定一切的同时，企图从根基上颠覆工业文化的本质精神，消解一切绝对的，中心的东西，消解人的主体性。

    后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很多文学流派，有垮掉的一代，荒诞派戏剧，新小说，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等，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思想，优秀的作家作品。垮掉的一代反抗整个文明体制、主流意识形态、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他们强调纯粹的个人主义，追求纯粹的精神境界。而这种精神境界只有在与现实的不容忍行为中才能够体验得到——如吸大麻、酗酒、同性恋、四处流浪、穷途潦倒、挨饿受冻；荒诞派戏剧表现人生的荒诞，艺术上反戏剧；新小说认为文学不可能介入生活，小说只能在它自身中寻求存在的意义。要全面颠覆传统观念，将读者的注意力从“写什么”转移到“怎样写”上来，即从故事转移到叙述上来；黑色幽默追求思想内容的抽象性与普遍性，最大的特点是将痛苦、残忍、荒谬的事实与平静、冷漠的反应并列起来，最终一笑了之，塑造反英雄式的人物；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以小说为主。作家以神奇魔幻的手法反映拉美各国的现实生活，将神奇怪诞的人物和情节，以及超自然的现象与对现实的真实描写交织起来，使拉美的现实社会变成了人鬼难分、幻觉与真实纠缠的现代神话。

8. 我国后现代主义的首部网络文学是 A 第一次亲密接触 B 三重门 C 幻城 D 远方

三重门，韩寒的。望采纳，谢谢

9. 论述新时期小说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不同

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区别：
“冰起于水而寒于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现代主义是起源于现代主义内部的一种逆动，是对现代主义纯理性的反叛，终日面对冷漠呆板的设计人们已感到厌倦，它表达了人们对于具有人性化，人情味产品需求的心声。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风格上更是两个极端，但在诸多方面互有异同。例如哈桑在《后现代主义转向》中对二者的部分进行了如下
哲学上：现代主义是以理性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哲学基础，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以浪漫主义、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
思想上：现代主义强调对技术的崇拜，功能的合理性与逻辑性，后现代主义则推崇高技术，高情感，强调以人为本。
方法上：现代主义遵循物性的绝对作用，标准化，一体化，产业化和高效率、高技术。后现代主义则遵循人性经验的主导作用，时空的统一性与延续性，历史的互渗性及个性化、散漫化、自由化。
设计语言上： 现代主义遵循功能决定形式，“少就是多”，“无用的装饰就是犯罪” （洛斯语）；后现代主义遵循形式的多元化、模糊化、不规则化，非此非彼，亦此亦彼，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的双重译码，强调历史文脉、意象及隐喻主义和“少令人生厌”(less is bore)。

现代主义
十九世纪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震碎了人类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现代工业的兴起，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冷漠，社会变成了人的一种异己力量，作为个体的人感到无比的孤独。二十世纪初期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人类开始用人类发明的枪支弹药大规模屠杀自己的同类，西方的自由、博爱、人道理想的观念被战争蹂躏得体无完肤，西方文明被抛进了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现代主义应运而生。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被神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起初出现于二、三十年代，用于表达"要有必要意识到思想和行动需超越启蒙时代范畴"。后现代主义认为对给定的一个文本、表征和符号有无限多层面的解释可能性。这样，字面意思和传统解释就要让位给作者意图和读者反映。

10. 论述新时期小说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不同

1、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Realism），一般认为现实主义关心现实和实际。现实主义在博雅人文范畴中有很多意思，特别是在绘画、文学和哲学中。它还可以用于国际关系。

在艺术上，现实主义指对自然或当代生活做出准确的描绘和体现。现实主义摒弃理想化的想像，而主张细密观察事物的外表，据实摹写，它包含了不同文明中的许多艺术思潮。

2、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思潮本身具有很复杂的背景，严格地说，现代主义不是一个什么流派。

十九世纪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震碎了人类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现代工业和城市化的兴起，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加疏远冷漠，社会变成了人的一种异己力量，作为个体的人感到无比的孤独。

二十世纪初期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人类使用借助科技发明的武器大规模屠杀自己的同类，西方的自由、博爱、人道理想等观念被战争蹂躏得体无完肤，西方文明被抛进了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现代主义应运而生。

3、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源自现代主义但又反叛现代主义，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剥夺人的主体性和感觉丰富性的整体性、中心性、同一性等思维方式的批判与解构，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形而上学的在场”、“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与解构。

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的理查德·罗蒂（1931-2007）、法国的雅克·德里达（1930--2004）和索瓦·利奥塔（1924-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