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与英雄传奇
A. 求中国武侠小说史txt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高度概括了金老先生毕生武侠作品，也就是从此时，我知道了“武侠”。随着学识的增长，积累了大量与武侠有关的知识。
武侠小说的兴起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从前武侠、旧武侠到新武侠的历程。新武侠又分为港台新武侠小说、现代派武侠小说和21世纪大陆新武侠。
（一）前武侠小说
前武侠小说经历了豪侠传奇、英雄传奇、侠义小说三个时期。豪侠传奇伴随着中国小说第一次繁荣而发生。在晚唐，中国小说以独立身份登上文化舞台，豪侠传奇是其重要支柱。它的一出现就显示出高超艺术高度和思想水平，一直影响到后来武侠小说的写作。其中不少作品站在政治和历史高度，显出非凡气度。比如以唐初群雄逐鹿为北京的《虬髯客传》，以唐末藩镇斗争为背景的《聂隐娘》和《红线》，它们的思想倾向影响到新武侠小说。豪侠传奇成熟的构建了武侠活动基本场景—江湖。大侠常活动于山野草泽之间，江湖是中国静态社会下的动态。豪侠人物形象具有“超越凡庸”的英雄气质，随着豪侠活动场景的专门化，豪侠人物也开始具有独特色彩。豪侠传奇风行不到三世纪。
到了元明之际，前武侠小说进入第二阶段，《水浒传》是其代表作品，此时为英雄传奇。《水浒传》来源于民间集体，是一个现实中可以存在，并且实际上经常存在着的世界，但其思想被“忠”和“义”贯穿。
侠义公案小说是前武侠发展第三阶段，产生于近代。代表作有《绿牡丹》、《施公案》、《三侠五义》等。但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只不过是朝廷的“鹰犬”，时势一变，它们也随之消逝，让位于新武侠小说》
（二）民国旧武侠小说
1922年平江不肖生连载《江湖奇侠传》开启武侠小说新天地，这一民国时期小说，一般被称为成为“旧武侠小说”。20世纪20年代代表作家为“南向北赵”，到了30年代，武侠小说空前繁荣，出现了“北派五大家”，到了40年代，由于抗战影响，武侠小说势头有所减弱，但仍是“北派五大家”的天下。
民国武侠小说最重要贡献是将“江湖”回归为武侠活动的必要场景，武侠小说江湖地位重新的确立，使武侠小说成为真正的“武侠小说”，经过半个世纪的积累，它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侠义文学都更具有无可比你的感染力。
它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它整体浑成的长篇格局和借鉴“新小说”的手法，极大丰富了武侠小说的艺术表现力。一部长篇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故事。给阅读带来更多情趣，使得武侠小说题材宏大，故事细腻生动。
（三）港台新武侠小说
然而民国武侠小说不能成其大，终未能成其大，新的时代终于产生了。1949年以后“北派五大家”败退台湾，1954年郎红浣未能摆脱民国旧武侠小说模式，而此时香港方面，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和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开始连载。1957年的《射雕英雄传》奠定金庸的“武林盟主”地位。1958年前后，台湾出现“三剑客”，成为三股新的潮流，直接开启了20世纪60年代台湾满天星宿的局面。1970年《射雕英雄传》被首次作为香港武侠引进台湾是，台湾武侠小说也自成体系，稍后，金庸封笔，退出江湖。不久，梁羽生也终止了他的创作。
和大陆、台湾相比，香港特殊地域决定了它的发展路径。
香港处于资本主义传播环境中，商业传媒具有现代意识，懂得培养消费者。新武侠小说兴起之时，英国强占香港已半个世纪，而且由于中国大陆的战争纷扰和社会变迁，受过新式教育的文化人涌入香港，给武侠小说发展注入新的血液。民国旧武侠仅有的民族问题是“反清复明”。在香港，受殖民环境影响，作家人文意识逐渐融入世界大背景下。比如金庸笔下的一个调和、妥协“五大民族”的共同混合体韦小宝。武侠小说的内涵得到提升。
台湾小说与此不同，国民党败逃是政治事件，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化发展自然以政治事件为背景。留在大陆的武侠作者作品被国民党禁止，大陆当时文化气氛不允许民国格调武侠小存在，武侠传至此断裂。1959年“防共”而施“暴雨专案”，冶金绝了香港武侠小说。所以台湾的可借鉴文化传统只能源于记忆和想象，处境孤立。
（四）现代派武侠小说
与古龙不同的温瑞安，从1970年开始发表小说，经过10年探索，开始以“现代派”自居。台湾的《中国时报》、《联合报》刊登武侠小说，也冠以“现代派武侠小说”。“现代派”新浪潮由此掀开。
温瑞安和黄易的尝试，引起武侠观念在20世纪90年代明显变化。其一侠义内涵，温瑞安所重视的，不是侠的现实职业身份和具体江湖行为，他强调“势”与历史哲学相结合，智慧作为人生当下一种状态，侠就是状态。70年代末机遇和人格相结合，80年代中后期人物内在性格决定命运，90年代武侠成为非武侠成分。黄易变化更大，黄易的侠有更多的当下消费功利色彩。
其二问题意识。20世纪80年代末新观念与新传媒的文化背景产生“超新武侠”与“玄异武侠”的新文体。侠义观念的放大与深化。传媒的变化以及作家的这种变化的处境，都导致问题意识的新变。20世纪90年代网络的发达，也是武侠小说问题新变的原因。武侠文体另一大批经典游戏，比如《金庸群侠传》、《传奇》、《仙剑奇侠传》等。
（五）21世纪大陆武侠小说
进入世纪之交，武侠文化资源在港台呈枯竭之象。大陆期刊界开始介入武侠，2001年9月《古今传奇武侠》创刊，标志一杂志和网络为主阵地，形成了大陆武侠小说创作的兴盛。大陆武侠小说在江湖、性别、智慧三方面显示了不同港台作品的魅力。
大陆作品描写的作品对江湖做了现代化解释，江湖已成为超级稳定的平面结构，我们看到的表面意义往往不是事实的真相。这样的江湖是超越传统喜剧与悲剧的正剧。
一批女性作者的出现改变性别格局，树立了女性的主体地位。女性第一次成为武侠小说的第一主人公。女性无法改变男权社会性别格局，但可让女子独立出来。女性作者更擅长感性投入，细腻描写。其中有平和女性主义者沧月，也有激进女性沈嘤嘤。
大陆新武侠的智性和灵性写作，开启独特智慧方式。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长剑倚天，行侠江湖—这是武侠故事。
武侠故事，是全人类的故事。
快意恩仇，浪迹天涯；白虹经天，人天同气—这是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是中国人的小说。
(注：这是我选修课的作业，我查阅了一本书，自己压缩整理出了这篇文章）
B. 读金庸或古龙武侠小说对现实生活有什么帮助 可以提高一个人哪方面的能力 武侠小说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金庸是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集新派小说之大成，广泛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武侠小说之精髓。著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说神侠依碧鸳”等14部小说，并以《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为代表作。金庸把武侠小说从一个较低的通俗娱乐层次提高到了于娱乐中负载人生哲理、生命体验、价值信仰的较高的艺术境界，具有极深的文化内蕴。成为雅俗共赏的成人童话，被誉为“香港三大奇迹”之一。
金庸武侠小说的历史文化内涵。
金庸是一位历史学家，其小说中始终洋溢着一种历史英雄观，即英雄上历史的创造者。金庸将历史与小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以小说的方式演化历史事件与人物。作为英雄传奇小说，金庸武侠着重体现的是英雄人物对于历史的决定作用。英雄传奇首先要以情节为先，充分利用悬念起伏跌宕，用金圣叹的话来说情节往往发展到无路可走，作者再绞尽脑汁想出出人意料的办法。其次人物要扁平夸大，是超人，比平常人大一号，但还要是“人”，是“神仙”也不行，也就是有杰出才能的“英雄”。
金庸武侠中的英雄人物上至帝王下至侠义志士、乞丐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其笔下的英雄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在善与恶的冲突中，生与死的抉择中，价值信仰与个人私利中塑造出人物的内心高尚的品格。并且还描绘了形形色色的百态人生，有豪杰志士、跳梁小丑，有野心勃勃争霸武林，有清心寡欲、无为无求，有儿女情长、多情多义……
小说中的帝王英雄，叱咤风云，纵横驰骋，尽显风流，从而缔造巩固千里江山。以〈射雕英雄传〉中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与〈鹿鼎记〉中的康熙大帝最为典型。铁木真从势力微弱到忍辱负重统一大草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铁骑踏遍草原。作者将一个弯弓射大雕的大汗刻画的淋漓尽致。〈鹿鼎记〉应该是以武侠的视角来写历史的一部小说最恰当不过了，整部小说贯穿了康熙大帝一生的丰功伟绩：除鳌拜、灭三藩、平定葛尔丹，俨然一个武侠式的〈康熙王朝〉，可见作者丰厚的历史功底。
侠士英雄是刻画的最精彩、动人的，容貌上犹如“白马王子”又总能力敌万夫，势不可挡，既侠骨柔情又肝胆相照，很纯情但是仅仅止于此。金庸就不能雅俗共赏了，他往其中装了很多理想性的东西，诸如儒家的大担当、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准则，从而拓展了小说的内存空间，所以才会有著名作家王蒙读《笑傲江湖》有身世之感的感动之哭，才会有人认为最有寓言品格的是《笑傲江湖》与《天龙八部》。
这些侠士英雄在金庸小说中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创造历史的英雄人物，也是作者最为青睐的一种，寄托着作者的终极理想。《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的郭靖以及《天龙八部》中的乔峰最具代表性。《射雕英雄传》中记叙了历史上著名的“襄樊之战”，北宋的南大门襄阳城决定了整个国家的命运，然而正是由于郭靖的镇守与保卫，才会被包围四年之久而没有失陷于元，延迟了北宋的灭亡时间。郭靖全身心地投入参与到了北宋对元的反吞并战争中，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态度与一种社会责任感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家。乔峰又是另外一个最真心的英雄，具有一种大担当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身为汉人时积极阻挡辽的入侵，或许是命运的捉弄，又让他偏偏是辽人的后代，身为辽人则又竭力劝谏阻止对大宋的入侵。以一身豪迈的气度在宋辽之战中坚持着正义，最终悲壮感人的死去，留取一片丹心照耀青史。
从美学角度来看，金庸小说在广阔的历史空间中广泛地涉及动乱时代的生活领域。表现出了动乱人世的悲悯情怀，对于源远留长的东方文化给予深刻的透视与反思，建构了自己的理想模式。
金庸小说不象其他的武侠小说一样，刻意追求离奇怪异的故事情节，盲目虚构没有一点历史真实感。而是截取真实的历史背景，具有一种真实的艺术魅力。题材多取自宋元、元明之际。这一段历史时期政治局势混乱，军事势力割据，因此便于建构一种“乱世出英雄”、“乱世英雄乱世情”的审美境界。
作者并且还在历史的长河中撷取许许多多的真实人物，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历史的民间传说，然后再让精心虚构的英雄人物身置其中，纵横决荡，决战沙场，笑傲江湖，从而给人一种艺术真实的享受。因此读金庸的武侠总有一种读历史小说的感觉，真实的历史事件，真实的历史人物。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靖康之难、襄樊之战等事件，以及王重阳、丘处机等道家人物《；鹿鼎记》中的除鳌拜、灭三藩、平定葛尔丹、顺治出家；〈书剑恩仇录〉中有关乾隆皇帝的出身的传说。在这一点上，金庸与19世纪英国小说家斯各特十分相似。斯各特把历史看成是挂他的小说的钉子，以历史来网络他的小说，金庸也是如此。
金庸武侠小说的传统文化内涵。
金庸以通俗的武侠小说的方式对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地洞察与反思，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方方面面地在他的小说当中渗透与解析，具有一种新的视角与方式对传统的儒、释、道三家思想进行反思与批判，建构树立起自己的一种价值观与理想模式，完善健全人的性格与本性，崇尚着一种豁达、明朗、有着道德准则与责任感而又不拘泥于旧的传统形式的自由。对三家思想发扬其光彩之处，丢弃其消极不足之处。
儒家学说尽管有宣扬封建正统、等级观念及纲常礼教的糟粕，但它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自有其超越时代的价值存在。儒家的“仁”确立了人的精神生活与行为实践的出发点，充满了博爱的精神。“义”确立了行为价值的最终评价标准。儒家积极入世，强调社会的担当感、责任感和道德准则。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着墨最多的也是这一点，成为小说中的一个亮点，绚丽多彩。《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便是儒家“仁”、“义”的化身，还有《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与《天龙八部》中的乔峰。他们都视仁义如生命，重义轻利、舍生取义，对社会、生活具有极强的责任感，固守一个铁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担当重任、临危不惧、忍辱负重，诚如孟子所云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的大丈夫。作者批判的是与之相反的价值观，如《射雕英雄传》中的杨康见利忘义，为贪图富贵而视民族气节于不顾，身为汉人却认金人为父，狡黠善变至死而不思悔改，与忠厚善良、仁义正直的郭靖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两个人的名字恰恰是“靖康耻”中的一“靖”一“康“。郭靖时时不忘的国耻又是杨康最为贪图富贵而又不顾的因而使整部小说负载了一种很深的思想内涵，而非一般武侠小说浅显意义上的恩怨仇杀，所以也就使整部小说具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金庸小说以儒家的不屈、不移、不*的浩然正气，谱写了一种积极的人生哲学，以民族中的精英确立和显现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儒家中狭隘的爱国主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思想在金庸小说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其小说由一个层次的打打杀杀上升到了忠诚报国的艺术高度，由微乎其微的家仇上升至国仇。在其代表作《射雕英雄传》中，郭靖持一种憨厚、朴实、忠诚的品质，永不妥协积极进取的态度，仁义至上的信条表现出对于大宋的一片赤诚忠心，从而构成了他高尚品格的三维空间，并以爱国主义思想为核心。郭靖的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得最为感人，一切利害冲突在它的面前都显得无关紧要了，特别是与成吉思汗吞并大宋统一全国的矛盾冲突。茫茫草原上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是抚养他长大的人，情同父子。然而即便如此，郭靖在他面前明辨是非，深深执行知晓自己是汉人，应该保卫自己的国家不应屈从于蒙古人的差遣。再次是郭靖对于传授武艺的老师哲别的民族矛盾冲突也是如此，私情与国仇泾渭分明，坚持铁的原则，不屈不挠，充分显示出维护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因此，郭靖的爱国主义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另一代表作《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表现的则是痴忠，同样具有动人心魄的感人力量。无论师父岳不群如何误会，甚至陷害，他依旧一片忠心不改，以致于致他于死地，令狐冲仍把他当作养父对待。
金庸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对于佛家也颇有研究，通过其作品便可窥豹一斑。金庸在他的小说中不但巧妙地运用佛家经典来贯穿组织故事，而且运用佛家思想来点化人生，阐明一种为人处世的人生哲理，解决人生中的矛盾，改善人之间的关系，劝戒众生弃恶从善，放弃抛掉种种琐碎的恩怨，弘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真、善、美的传统美德，用佛家语来说：普渡众生。以《天龙八部》、《鹿鼎记》最为典型。《天龙八部》这部书的名字本身就是佛教中的一个用语，指八位护神。其中一个主人公段誉便是作者的佛家思想的化身与代言人，他从小就违背大理段氏家族的门规弃武而学佛，痴迷于佛经典故。段誉身上体现的是佛家的文化痕迹，“善”字当头，“忍”字当先，虽做不到四大皆空但心中永有一方净土，佛祖永留心中。因为决不强求非己之物所以才能心底无私，心静如水，无欲无念立地成佛，尽管他不是佛门中人。另外小说中肖家与慕容氏家的矛盾从不可调和至妥善解决，恐怕只能借助于佛家，最终皈依佛门。《鹿鼎记》中金庸巧妙地借用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部经书《四十二章经》组织串联起整个故事，并以顺治皇帝（即行痴）来渲染佛家的影响。但金庸对佛家思想也进行了反思与批判，指出了佛家不合人性不合常理的地方。如《鹿鼎记》中顺治与康熙的相见，不过是以婉转|间接的方式轻轻地点击而已。
道家思想在金庸的小说中也是显而易见的，金庸以极高的热情及传奇的方式密切关注着道教的发展。从〈天龙八部〉中的逍遥派（当然这一门派或许是虚构的，名字是源于庄子的思想）到〈射雕英雄传〉中的全真教（这便是符合历史史实了，包括其中的人物王重阳、丘处机等）再至〈倚天屠龙记〉中的武当派。用传奇色彩结合着历史史实全力描绘着道教的故事。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却以内含的方式蕴藏在小说的丝丝缕缕之中。〈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的性格，洒脱、毫无拘束、狂放不羁，正是道家顺其自然、逍遥自在、仙风道骨的形象体现与写照。同时也体现了对中国因循几千年的正统文化的一种叛逆，更是作者极力所建构的一个理想性格。令狐冲正是这样无拘无束，所以才被正统的正道人士所不容。金庸通过打破严格的正邪界线的一种反传统的方式，建立了一个正人不正、邪人不邪的江湖新秩序，这便是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治文化提出了质疑。在小说当中作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显示他们的背叛传统，譬如嗜酒、不循规蹈矩、结交“奸邪”等第。《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也是最为典型的一个，好赌、贪财、好色、胆小，俨然一个反面小人的角色。然而就在他身上却寄托着作者的一种理想的美好的东西——对于正统的叛逆，对于江湖道义的看重。义字可以说是韦小宝的核心品质，也是最有密度与质量的品质。尽管在他身上还汇集着很多的缺点，但这些都不能抵消他的光彩。
《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药师也是一个传统的叛逆。他的口头禅就是“迂腐”，反对一切过时的不合理的东西。这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被认为“邪”，所以有“东邪”之称。然而作者却不这样认为，反之对他是大加推崇，精心地将他放置在一个纯洁无任何干扰的世外桃源———桃花岛中生活。黄药师性格豪放，不为世俗所拘囿，与一个年轻他几十岁的青年称兄道弟，体现出了人类rlie本性生命力的张扬，这就是作者寄托他的反传统的叛逆型人物身上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以一个江湖意义上的“义”字为价值取向，追求人类本身固有的一种纯真。身在江湖，“义”字当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封建性的东西，但它更多地包含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成分——同心协力、救危扶困、上报国家、下安黎民。
儒、释、道三家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至深。儒家在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有着不容否认的历史地位；道家在塑造人的世界、人生观的文化心理结构上也广泛地被民众所认可与接受；佛家自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对整个中国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庸小说则汲取三家思想之精华，立于一个新的更高的角度，对其进行重新审视与定位，从而确立了自己的一种新的人生哲理、价值观、世界观。譬如金庸小说中的一句名言：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无招胜有招。
金庸武侠小说的通俗文化内涵。
金庸是古典式的，金庸小说蕴涵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借题发挥由一首古诗便能演绎出一个传奇故事。整体上规模宏大，情节结构波澜起伏，气势非凡，既武侠又言情，难怪台湾作家三毛评论金庸说“只写一个‘情”字。金庸小说的灵性在于，常常以绚丽多彩的大自然景观作为背景环境，绚丽多彩的自然景观作为人物活动的衬托，使自然景色与人物情感紧密地结合起来，达到一种人天合一的效果，产生动人心魄的独特艺术感受。作者以饱满的热情将中华大地的壮丽山河融入他的小说，设置了一个充裕、优美的人物活动空间，描绘名山、大川的种种风彩，讲述它们的文化与历史。作者笔下将祖国的三山、五岳、草原、海岛一一点染，在一幅流光溢彩的优美画卷中编织一个个惊心动魄又缠绵悱恻的故事。河海之大波，江湖之风云，儿女之情长相映成辉，并由此产生一种壮美。以《笑傲江湖》最为璀璨夺目。五岳雄奇的风光，恒山的悬空寺，衡山的归雁楼，嵩山的封禅台，浩荡的长江，滚滚的黄河，尽纳其中。还有《射雕英雄传》中茫茫的大草原，带给人一种厚重、深远的文化享受。并且辅以琴、棋、书、画等高雅的艺术品位精心构思出纷繁多样的传奇故事，从而使整部小说显得典雅、雍容，含有一种深厚的艺术底蕴。《天龙八部》中的枯容大师与四大恶人的棋局之赌，无亚子的真龙棋局；《笑傲江湖》中的琴棋书画“江南四友”，还有那一曲琴箫合奏的《笑傲江湖》曲。作者的精妙构思也在于此，以一支乐曲组织全篇，演绎出一段回肠荡气的江湖故事。
总之，金庸通过通俗小说洞察了整个东方几千年的文化脊髓，具有极深的文化内蕴，并对于传统文化进行观察与反思。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历史、虚幻、人生、江湖中贯通，从佛禅、老庄思想中得到解脱与升华。任自然而得旷达，由一瞬而转换为永恒。悲慨之中容有超脱，包容种种的人生态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融合在开阔博大的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历史画卷之中，系于一个个爱恨悠悠的情节。金庸小说在一种阔大辽远的自然、社会的范围之内，完成了一种入世与超世、乐观与达观的深远的艺术境界。
C. 学习金庸的武侠小说对我们日程生活有什么益处呢，请列举几点
1。有益身体健康。当今社会，工作、生活压力大，人人心中都有烦闷和不快，当你有这种烦闷时，不妨读读金庸的小说，把自己沉浸在那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里，把自己当作那无所不能的武林高手，把烦闷当作那十恶不赦的恶徒，把他打个落花流水。既缓解了压力，又加强了文学修养，不亦乐乎？
2。在感情上让人有所寄托。在这个金钱当道的社会里，纯真的感情已经微乎其微。你的梦中情人只能到文学作品之中去寻找。你可以把聪明伶俐的黄蓉当作你的梦中情人，也可以日夜思念那天真无邪的小龙女，不同的人在金庸的小说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感情寄托。当然，最好不要去崇拜那心若蛇蝎的马夫人。而环顾当今世界，那些所谓的女明星们，个个让人大倒胃口。
3。能够学到做人的道理。你可以像韦小宝一样为朋友两肋插刀，也可以像武当七侠一样与兄弟肝胆相照，更可以像杨过一样对爱情贞忠不移。此外，还有父子之爱、同门之情、君子之道等等。总之，在做人方面，金庸小说是最好的良师益友。
3点足以
D. 谁看过金庸武侠小说，较深的谈谈看法或者评论，不限哪个方面。字数一千左右。
追溯起来，“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一句。这句话写出了侠必有武，必会武，必能武之意。其实，“武”和“侠”在某种层面上来讲，已经不仅仅只是武侠小说中的单纯概念，同时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地来讲，“武功”、“武力” 、“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都是长久以来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而“侠客”、“侠义” 、“侠行”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企盼。这一点与中国文化是相契合的。“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而二者的终极目的都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的桃源世界。传统武侠小说在弘扬侠义精神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试图依靠武力来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倾向。正所谓“快意恩仇”，侠士们在感恩报仇中寻求并品尝着血腥的快感。一般意义上的侠，体现在以武力来扶善除恶，扶危济困，打抱不平。金庸笔下的侠并不只限于报答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而是普遍地扶危济困，救人于水火，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因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把尚武与尚德结合在一起，重武德。这一点与传统武侠小说是根本不同的。
武德之高尚与卑下往往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郭靖、洪七公、萧峰、袁承志等大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绝一时，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有高尚的武德；欧阳峰、东方不败、丁春秋、岳不群等之流最终只落得个悲惨可耻的下场，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卑下甚至邪恶的武德所致。而武德的最初体现则是表现在最初武功的选择上。故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功又可以为正邪两派。在金庸笔下，这正邪两派武功正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同时也正体现了不同人的不同选择。“正派武功”符合儒释道三家之说，顺应了社会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形成侠士弘大刚毅的人格。而与之相对的“邪派武功”则违反了人性准则，追求速成，崇尚功利，最终只能使练功之人玩火自焚。由此看来，武德对于习武之人是十分重要的。武德上者，侠士也。
“武”离不开“德”，就如同“侠”离不开“义”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侠”与“义”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说到侠，人们通常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义。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金庸的武侠小说围绕着“义”字写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人物、故事和场景。如郭靖保家卫国、死守襄阳；萧峰义字当先、以死反战……这些笔墨饱含了作者大量的心血、精力和激情，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传统文化观、道德价值观和人生理性精神。在艺术上，这些感人至深、震撼人心的场景也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此外，它们还成为金庸小说中最为精彩、最富有浪漫主义激情，因而也最值得仔细品味的部分。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士众多，最为著名的两位大侠当属萧峰与郭靖二人了。这一点是众多金学家、也是广大金迷们公认的。我就以他们二人为例，来说说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与武侠精神吧。首先要说的就是萧峰。萧峰的身世较为特殊。他生于契丹，长于大宋。这就使他的性格特征中既有契丹人豪爽直率的一面，又有一般侠客讲义气、重承诺、扶危济困、胸襟坦荡等优秀的中原品质。而他最终的悲剧性命运尤为震撼人心，发人深省。杏子林成了萧峰人生的转折点。他从受人尊敬的丐帮帮主一下沦为了遭人唾弃的“契丹狗”。直至后来两国交兵之际，他又机缘巧合地偏偏当上了契丹国的南院大王，受命领军平南征宋。为平息两国之战，救万民于涂炭，萧大侠不惜以自杀来震慑大辽，警醒大宋。萧峰身上所代表的正直、朴素、真诚和为民请命、甘愿一死的献身精神，正是武侠精神的至高境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接下来，再来谈谈郭靖大侠。郭靖为人忠厚老实，是个不善言辞，也不聪明的人。他的父亲郭啸天是一代忠良。在父亲忠贞烈事的影响下，郭靖渐渐地也形成了敦厚有礼、深明大义的性格，成为儒家文化最为精当的代言人。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金大师笔下的大侠风范。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号角声中，郭大侠冲锋陷阵于保家卫国的抗元斗争中去。这种以天下兴亡、万民安乐为己任的思想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郭靖不仅具有远大的为国理想，同时也有积极主动的卫国行动。儒家文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美政理想，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清晰，也最为透彻。总之，郭靖和萧峰一样，身上都具有传统正剧中悲剧式的英雄色彩。同时，他们的形象与豪行也使“侠”这一概念上升到另一种高度。对于“武侠”，与金庸同时代的梁羽生也有着自己的认识。他认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毋宁有“侠”无“武”。为了行侠仗义，侠士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就算是性命也在所不惜。正可谓“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元稹《侠客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李白《侠客行》）。
在通过武侠小说来宣扬武侠侠义精神的这一点上，金庸的作品是与传统武侠小说相契合的。但是，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思想是尚武德与重侠义，把武德与侠义并重。更为可贵的是，金庸在一系列的小说创作中，还赋予了“武侠”以新的内涵——把它提高到了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一新的历史高度。武侠，不再只是武把式、游侠儿，而是有武德之人行有侠义之事。武侠精神也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笔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义，自觉地在为百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生命的人物形象。他们身上正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观，也是金庸对武侠精神的一种新的提升。
武侠小说总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有一个故事动机引发剧情的发展，或者是为了报仇雪恨，或者是为了争夺武林盟主，或是为了一部绝世武功秘笈。笔者通过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文本阅读，发现其中一个普遍性的意义模式，即几乎所有故事的动机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谜”。这个身世之谜由混乱或邪恶的血缘关系造成，注定人物出入江湖的命运。叙事深层如此关心血缘注定的身世问题。在金庸的许多小说里，我们都注意到所谓“身世不明”的英雄。《天龙八部》开篇，这类英雄就又出现了。首先是段誉，其后是乔峰，最后是虚竹。段誉的江湖之行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乱伦恐惧之中。母亲刀白凤临终时揭出他的身世之谜：他的父亲并不是段正淳，而是时下“四恶之首”段延庆。随之乱伦的恐怖消失了，但邪恶身世的负罪感，却使他更加痛苦不堪。他社会关系上的父亲（养父）段正淳与生母双双死去，生父段延庆竟是“恶贯满盈”的江湖歹徒。他的生命来源是罪恶的，生父邪恶，生母与生父之间的复仇关系产生了他，也是邪恶的。缘起业报，一切尽由身世中来。身世就是命运，身世之谜又造成英雄们的悲剧命运。《天龙八部》中，段誉还不能算是最有英雄气质的人。他真诚、勇敢，但缺乏对命运的自觉。真大英雄者当推乔峰。而乔峰命运中的一切，也是由身世之谜造成的，只是他在个人的努力中，表现出更多的主体自觉性来。在这一点上，他很像俄狄甫斯类的英雄，对真实的追求把自己逼到毁灭的边缘。他无法相信，但种种事实都证明他是与大宋汉人有世仇的异族后代——契丹人。于是灾难降临，恩转化为仇，爱转化为恨，他自愿放弃了丐帮帮主的地位，无尽的误会与冤枉接二连三地降临到这位无所归依的流浪英雄头上。身世之谜揭开，血缘“罪恶”再次成为英雄命运的注定性因素。
《天龙八部》中社会因素与血亲的自然因素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英雄们的养父与生父之间的关系结构中。健康的存在秩序中，生父与养父应该是同一的，否则，不仅生命的本质有问题，存在的状况亦是令人痛苦的。小说中的情节一再暗示这一点。段誉的生父与养父不仅不是同一人，而且互为仇人。段正淳后来与他众多的情人同归于尽，了却了他的孽缘，段誉就只有一个时刻迫害他的邪恶生父了。乔峰的养父母乔三槐夫妇被谋杀，而他误以为坠崖而死的生父萧远山却侥幸生还，藏身少林寺中，这个谜直到最后才揭开。
至于那位从小即在少林寺出家的痴僧虚竹，一直以为自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而他父亲就在他身边，竟是那位德高望重、宝相庄严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他的母亲则是号称“无恶不作”的第二恶人叶二娘。高僧大德身犯淫戒，为恶不赦；叶二娘日杀一婴，更是天理难容。虚竹，又是一个生于邪恶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杀，叶二娘随去，虚竹的身世之谜一旦解开，他又成了真正的孤儿。总也摆脱不掉身世之谜，不是罪恶，就是倒错。
武侠小说是幻想衍生的。从创作与作品角度看，人物无端而出，事件随意而生，情节经常显得散漫，英雄志，儿女情，奇缘异遇，随心任意，有庞大规模，也会杂乱。从读者阅读角度看，通常的情况是，你从故事的任何一段读起，意义都是明确的，相对独立完整的，然而通篇读完，又有不知所云的感觉。《天龙八部》中围绕着三位英雄命运反复出现在作品中的身世之谜的母题。实际上这个母题的普遍意义还不仅限于这三位主人公，次要人物如慕容公子、钟灵、木婉清、王语嫣、阿朱、阿紫，或多或少在某一阶段都陷入身世之谜的困扰之中。它是整部作品叙述的深层结构，从散乱的幻想经验世界中暗示出某种深刻的寓意。身世之谜使人的存在陷入混乱，这种混乱是彻底的，社会存在的基本单元家庭被破坏了，父不父、子不子；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也破坏了，人无法安身立命。乔峰的身世使他无法继续生存在汉人世界，它的教养又使他无法进入契丹人的生活。段誉除了情痴外根本没有大理段氏的“正统承传”，流落中原，无所事事。虚竹身为汉家僧侣，却被招为西夏驸马。每位英雄的所在都不是他应有的存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存在秩序失去了一致性意义，因为根源性、本质性的血缘关系是邪恶的，存在的环境就不可避免要出现混乱，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普遍程度上的身世邪恶或混乱导致存在秩序的混乱，而乱世出英雄——这就是《天龙八部》幻想世界中暗隐的道理。
身世之谜揭出，原来掩盖在虚假的秩序之中的世道乱了，英雄在痛苦与灾难中诞生，力图以个人的力量寻找存在的意义，重建秩序。段誉的挚爱，虚竹的宽容，乔峰的正义，都是英雄作为。个人身世之谜不仅是个人的灾难，也是整个家族、整个国家的灾难，段誉的身世牵涉到大理国政，乔峰于万马军中胁迫辽王誓不犯宋境，并以死相报，也关涉到民族存亡的大事。身孽，家破，国乱，孝不就，忠不成，仇杀遍野，苍海横流，力挽狂澜者，方显出英雄本色。灾难缘起，在于身世之谜，英雄的人格不仅体现在忍受灾难，还在于一种抗拒命运的悲剧性努力上，他们力图在残破混乱中重新建立秩序，找到新的存在根基。乔峰、段誉、虚竹结为异姓兄弟，挚情真性，尽消前仇。如果说旧的血缘秩序已经败坏了，那么建立在非血缘关系上的，纯粹社会化的关系是否能够成为摆脱痛苦、重建秩序的超越之路？“异姓”是非血缘性的，“异姓兄弟”意味着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新秩序、新和谐。于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英雄使命就集中表现在秩序与价值的重建上。如果所有的自然初因（血缘身世）都是邪恶的，导致仇杀的，冤怨相报，了无尽头，那么理想的社会关系秩序“异姓兄弟”将昭示出拯救的希望。
大侠成为一种价值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文化英雄。他们都体验到生存内在的困境，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存在的意义，肩负起民族精神。从某一段情节、某一个事件上看，他们或者是一种宗教的、哲学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化身；但从普遍的内在隐喻意义上看，他们都是整体性的文化价值与集体心灵的代表。他们的故事归根到底都是同一个故事。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以人物为核心的英雄传奇，而这些英雄展示在故事中的命运，都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终极原因——身世之谜。
《天龙八部》中的意义模式在金庸的其它小说中不断重现。“射雕”三部曲中所有的主人公出入江湖，最初的动机都可追溯到身世之缘。郭靖、杨康、杨过、张无忌，不是父死，就是父母双亡，凝结在身世上的冤仇或误会构成他们武侠生涯的决定性因素。《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中的胡一刀、胡斐，也是因为前后三代人身世上的秘密蹈入无尽的江湖是非与仇杀之中。百年结仇，冤冤相报，而对胡苗范田四家三代中的每一个人，都具体表现为身世源头上的冤孽，为此他们走上江湖路，旧怨未解，新仇又生，人的命运被一种先在的血缘关系注定了。《飞狐外传》中女主人公袁紫衣的身世就更为典型，父母竟是仇人，身世的冤孽注定了她的命运；又要报凤天南的生身之恩，又要杀凤天南为母报仇。一再重复叙述的情节已不可能是偶合，它似乎在暗示我们一种解读金庸的意义符码。身世或者是个秘密，或者是个揭示出的罪恶的根源，不管是失落的身世还是被证明的邪恶身世，都是注定主人公命运的孽缘。血缘性的自然秩序一旦打破，便是混乱与悲剧的根源。《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不武不侠，但也不知其父为何人，他生在扬州丽春院，母亲是个妓女，很多人都可能是他父亲。《连城诀》中狄云无父有师，身世不明，而且师父的身份也存在着倒错现象。《书剑恩仇录》中于万亭只是陈家洛的义父，《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父母双亡，《鸳鸳刀》中萧仪、《碧血剑》中袁承志的父亲均被杀，《笑傲江湖》中众望所归的令狐冲，一样的身世不明。对每一个人物来说，这都是他们走入江湖的直接与根本原因。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孝文化，它以家庭为本位、宗族为中枢、国家为指归，其中最基本的关系结构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伦理秩序。血缘关系是基于出身的谱系纽带，它将一个人将另一个人，一个个人与集体联系起来，构成一种社会整体。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内在的、核心性的结构因素就是血缘关系与观念，如果血缘关系陷入混乱，存在将是可怕的；如果血缘关系是一种危害存在秩序的冤孽或原罪，那么人就应该努力摆脱这种宿命因素，用自己后天的努力重建秩序。江湖是混乱的象征，侠客们由于身世命运走入江湖，试图在混乱中重建健康的伦理秩序。血缘是存在的根命所在，我们只有在血缘结构中才能理解这个世界。身世之谜的意义模式，可以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符码解读金庸的某一部小说，也可以从某一种小说中显示的这种模式意义推导出金庸武侠世界的普遍意义。
身世之谜的母题并不足以说明其它武侠作品，梁羽生、古龙、卧龙生、温瑞安，他们的武侠小说可以处理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原型，具有不同的文化隐喻意义或伦理关怀，但他们的武侠小说在整体文化秩序中的功能及其实现这种功能的形式却是共同的。金庸小说“身世之谜”的文化隐喻只能说明意义与价值问题，说明的范围也有限于金庸的作品；而从对金庸作品的解读所发现的幻想的现实意义，却能印证武侠小说运作的基本原则，因为所有的武侠小说在幻想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武侠小说通过幻想把纯粹虚构的故事与现实的文化精神关联起来，不同作家的创作成就有大小，读者有多少，作品的文化蕴涵亦有深浅，但其中幻想的现实意义，文化寓言与补偿功能，故事类型的程序化传播以及这种传播在华人圈内起到的文化认同作用，是普遍共同的，不仅限于金庸一人或一部小说。金庸用他所有的小说讲叙一个基本意义模式相同的故事，而许多武侠小说，新的、旧的、港台的、大陆的、梁羽生的、古龙的，叙述的情节也经常重复，诸如比武论剑，夺宝争霸，别离的爱侣，聚会的冤憎。一边是作品不断重复的程序化故事，一边是无数大众不厌其烦、如痴如醉的阅读。我们不能指责如此多的同胞都精神空虚，不能妄想把高度抽象化的哲理与人生观灌输到大众的头脑里，使他们像机器一样一丝不苟地活着。于是，自然而然，金庸和以他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在当今华人世界拥有了那么广泛的读者，而每个读者都以个人的形式——阅读来参与这个属于全体华人的民族精神仪式。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我们完全可以读出金庸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可以看出金庸自己对武侠世界以及对其中所隐含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剖析、传承、重塑、弘扬、批判、反思和质疑……而小说中所描写的性格各异的人物、林林总总的琐事、所反映的复杂纷乱的社会、绚丽繁华的世情、所展示的山光水色、风俗人文、奇幻武功，则把读者带入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之中。而这些耳熟能详的事情，那些血雨腥风的斗争，都不过是现实社会大环境中日常生活的种种剪影或幻影罢了。这一点也成为金庸武侠小说吸引读者的因素之一。“如在目前，如临其境”。主人翁？参与者？旁观者？读者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读来定是酣畅淋漓之至哉！
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在继承传统武侠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的基础上，大胆而新奇地进行了创造性思维，金庸把想象发挥至极致，为广大读者描绘出一个色彩斑斓、充满神秘、奇幻色彩、引人入胜、亦真亦幻的武侠世界来。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出作者除谋篇布局之外，在构建理想家园时所耗费的精力和心血。尤其是在对于武功和武功招式的着力描写和尽力刻画上，金庸之成就无人能及。对此，金庸笔下人物的奇招妙诀更能证明这一点。如洪七公之降龙十八掌、张无忌之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功法、小龙女之玉女剑法、杨过之黯然销魂掌等等不胜枚举。有人曾经指出：“武功既是种艺术，关于武功使用和描写也就更应是一种艺术了。新派武侠小说打斗场面的描写，不拘泥于一招一式的真实可信，而是凭借想象自创功法，于惊险外更追求画面的‘色彩与构图’，于奇绝处更显示人格的高大与完美。可能不大可信，可‘好看’而且有‘味道’——居然于打斗中显出中国文化精神.”这样的评论可谓道出了金庸的“武侠秘诀”——好看与味道并重，而侠士们的武功则正是其文化修养和人格精神的体现。
有人说，金庸是六十年代最优秀的“武林盟主”。其实，金庸的武侠小说写作始学于梁羽生。他善于借助曲折动人的“大众化”故事框架，来表现惩恶扬善的主题和大侠创造历史的新古典主义思想，在浪漫武侠之外，金庸自己创造性地使其小说中往往又含有某些象征、寓意。这一点也是符合中华民族含蓄内敛的民族精神的。正如金庸自己在接受某专栏访问时所说：“侠小说本身就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些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一点与胡适所说的文学作品“有我”“有人”要求是完全符合的。在金庸众多的武侠小说中，象征寓意性作品写得最为成功的要算是《笑傲江湖》了。小说通过江湖上五岳剑派与魔教日月神教的武功较量，以及五岳剑派内部的权力斗争，象征性地概括并影射了中国历史上的种种争斗。一句“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仅成为电影中的经典对白，也是现实生活中政治斗争的真实写照。社会这个大环境就是最大的江湖。人，生存于社会中，如何全身而退？只能激流勇进。不然，也得做到明哲保身。“在江湖，身不由己”仅仅是武林人士的无奈，也是我们生活于钢筋水泥丛林中的现代人发出的一声叹息……
金庸小说的象征性、寓意性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这些与金庸小说中折射或透露出的文化色彩与人文气息有着密切的联系。金庸小说中包含了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中华民族的深刻精神。这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最震撼心灵，最发人深省的精神内核。金庸在其小说创作中，有着既是作者又是学者的双重身份的优势。这就使作者自身在文、史、哲、儒、释、道、诗、词、书、画、乐、棋等诸多方面的修养和才识能够从笔尖源源不断地注入作品，使文化色彩充溢于字里行间。“俗之中有大雅，大雅之中有大俗”寓雅于俗，雅俗并重，是金庸作品能够成为雅俗共赏的大众经典作品的决定性因素。
值得说说的，是金庸小说在与传统文化相契合时，也不忘呼唤着人文精神。金庸通过武侠世界的打打杀杀，阴谋诡计，血雨腥风来唤醒群众，观照人性，倡导和平，以战反战，以杀反杀，充溢着浓郁的人文主义气息。他试图通过武侠之武力、武功、武艺、武技、武术、武德来展现民族精神，来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同时，这也是金庸在文学创作中有意形成的创作意图和刻意追求的创作主题所在。著名制片人张纪中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中最好的。他的作品流露出一种英雄主义情怀。我说过，一个人执著、感动、流泪的时候，就有英雄主义情怀。金庸的小说中全部是布衣英雄，像杨过、令狐冲、郭靖……这些人物能感染我，跟我是契合的。”武侠小说本质上是带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著名金学家倪匡称其“个体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我认为，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突出表现正是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人性和民生的一种人性关怀。从接受论的角度上来讲，这也正契合了民众渴望救赎的心理，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和认同。因此，武侠小说也更容易受到读者的青睐和喜爱。而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史上取得相当的地位，从内容上来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能在充沛的现代意识的融汇交合之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与整合，同时也暗含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企盼。就这一点而言，金庸的武侠作品与流俗从众、博人一笑的庸俗武侠小说是截然不同的。
与梁羽生固守传统进行小说创作相对，金庸的创作道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很快从传统意义上的儒之侠——郭靖，道之侠——令狐冲，佛之侠——石破天，渐渐走向了非侠甚至反侠——韦小宝。其小说的创作主题也离国家民族之本位愈来愈远，而离人性、人生的意旨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深。金庸的武侠世界中，传递着中国特有的武侠精神，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艺术上讲，金庸小说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强调情感要素的介入，几乎接近于中西合璧的社会人情小说。在创作手法的运用中，金庸作品又熔历史与诗情与一炉，既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写实传统，又能圆熟地运用西方的心理描写。语言艺术上老练圆润，构思布局上博大精深，堪称武侠小说的典范。因此，金庸武侠小说本身就具备了引人入胜的丰富的可看性、娱乐性等外部因素，再加上作品内部反映折射出的武侠精神、人文气息，就更加增添了作品之精神性、内质性的一面，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最为核心的地方。同时，这也成为了金庸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现今社会中，所谓的人生哲学，流行于当世。而所有的人生哲学不外乎只是“世”“世”种种衍生物。武侠精神中，从头至尾都贯穿着隐逸的思想。侠士们并不是哪儿有热闹就往哪儿跑，也不是天天只梦想着“南捷径”所谓“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是他们隐逸的最高境界。这是由于“世”“世”有更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因为武侠精神在历史上始终不是思想文化的主流，也不为正统所接受。它深厚的生存意义只能够成为百姓心中神圣天道、正义良心的永远保护神。因为权力的倾轧、政治的腐败，使社会现实环境无法从根本上保证天理昭彰，正义永存。而武侠精神恰恰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警示和补充。以天下为己任的郭靖、萧峰选择了在现实中头破血流后“身成仁、舍生取义”而陈家洛、袁承志、张无忌则选择了在功成之后就飘然引退。 “世”“世”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作品中人物的急流勇退，与金庸本人的功成名就之后封笔引退又有着某种昭示，一个是虚拟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进退之间，方显英雄本色。这种隐退，让金庸的小说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也让金庸的艺术成就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
总之，“金庸现象”一社会现实的实质就是武侠精神经过岁月洗礼后的一次展现和新生，是人文精神渴望回归的呼声和企盼。西谚有云：“物主让人直立行走，仿佛就是为了让人仰望。”是西方的哲学。但仰望人性，回归自然，却是全人类共同的心愿，也是文学作品中最能打动人心之处。金庸的武侠小说最为成功的地方也在于此。
E. 谈谈金庸小说的不足之处
他的小说情节冗长、结构散乱，容易让人产生审美疲劳
F. 辩论赛。题目武侠小说该进入课本，正方
持反对意见者的理由有四：1、侠义文化是人治社会的产物，而现在已经是法治社会，侠义精神过时了，落伍了。2、对心智尚未健全、又喜欢盲目模仿的中学生宣扬侠义精神是非常危险的，有误导之嫌。3、比武侠小说更具人文性、文学性、更经典的作品多的是，何必一定要在教材中选入武侠小说呢？4、即使武侠小说要入选教材，也应该选名家名作。而金庸的《神雕侠侣》（片段）是名家而非名作，王度庐的《卧虎藏龙》（片段）则既非名家，也非名作，应该以另外的作品替代。
我的观点是，入选谁的和什么作品当然各自会有不同的标准，但就“应不应该入选武侠小说进教材”这一点而言，我个人是持肯定意见的。理由如下：
1、侠义文化是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可以说源远流长，影响深广。从《春秋》、《左传》到太史公的《史记》，从唐宋传奇到明清小说，从近代侠义公案小说到当代以五大家“金古黄梁温”（金庸、古龙、黄易、梁羽生、温瑞安）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可以说是史不绝书，家喻户晓。历代史学家、文学家笔下的侠义形象及其英雄传奇，更是代代相传，妇孺皆知。历代的中下层人民更是从专诸、聂政、荆轲、预让、朱家、郭解、虬髯客、鲁智深、白玉堂……这些英雄身上学习行侠仗义的做人方式和刚勇尚武的入世精神的。可以说，侠义文化已经渗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和血液里，成了中华民族急公好义、不畏强权等集体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语文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和工具，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教育代代相传，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武侠小说入选课本不仅是完全应该的，而且是十分必需的。
2、法制社会要不要侠义精神？我个人认为：完全需要。这是因为：
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金庸语）。武侠小说宣扬的“大是大非、大仁大义”所包含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之源，无论何时都不能丢掉。象郭靖的反金抗元，张无忌的“驱除鞑虏”，萧峰的抗击辽夏，陈家骆的“反清复明”，无不代表了当时中下层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尤其是象郭靖，在军民抗元最激烈的襄阳之战中，置即将生产的妻女于不顾，迅速赶赴前线，参与保卫襄阳的殊死搏斗。象这种“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倍趋之”、“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在“言必及利”、不知爱国为何物的当今社会，尤其是在青少年群体中，应该是十分生动、十分难得、也十分有益的教材。它远比空洞的说教、生硬的政治术语的堆积，更能打动青少年学生的心。网上披露：前不久某中学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特地组织学生观看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史料片《屠城血证》，目的是对中学生进行“勿忘国耻、爱我中华”的传统教育，但当学生们看到一平民被日军烧得满地打滚惨叫时，竟哄堂大笑，令组织者尴尬不已。中学生最崇拜的影视红星之一的赵薇的“军旗装事件”,杨丞琳在媒体上大量的媚日言论,正如某位网民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历史知识的欠缺只是一个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金钱的光辉，迷住了理智的双眼，是爱国主义对拜金主义的又一次惨败！而武侠小说却能生动的补上爱国主义这一课！
②“嫉恶如仇、除暴安良”的英雄主义精神在今天尤为欠缺。侠士们身上那种不畏强暴，蔑视强权，反抗强权的精神，及其体现的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精神，在当今社会法制尚不健全，“强权横行无忌，弱者求告无门”还时有所见的情况下，尤其需要那种正气凛然，面对强权敢于拍案而起，“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气概和果敢行为，而不是趋炎附势、阿谀奉承，蝇营狗苟之徒。正义、正气、正直，培养和朔造这些健全的人格，正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肩负的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迈精神。这是众所公认的侠义精神最主要、也是最闪光的一面。这种精神与“看客”心理，与站干岸、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零度感情的个人主义是截然相反的。象“一人落水，众人围观”，“一人跳楼，众催快跳”这样令人痛心的事件在社会上一再重演，正气荡然无存，丑恶公然横行。这样的社会现象对中学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们从小接受的、老师反复教育的助人为乐精神对他们的作用。这也就是人们所谓的“5-2=0”现象。要消除人情冷漠、世态炎凉，学校教育必不可少；而武侠小说的入选教材则应该是个不错的尝试。
④“轻生重诺、仗义疏财”的人本主义精神在当今社会也非常重要。由于人文主义的缺失，拜金主义的泛滥成灾，背信弃义，见利忘义，在当今社会已经是屡见不鲜、见惯不怪的事了。不仅社会上蒙坑拐骗、假冒伪劣横行，连一向被视为所谓“净土”的学校于今也不能幸免。作业抄袭，考试作弊，撒谎耍滑者比比皆是。网上有这样两个案例：有一个老人节衣缩食，资助了几十名贫困学子考上了大学，可是这些已经考上大学的“天之骄子”们却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几年过去了竟没有一个人跟他联系过，令老人唏嘘不已。香港某著名艺人热心资助了大批贫困学子，可是当他病重住院时，竟没有一个受助者来看望他，更有甚者，还有人把信写到医院，责备他“资助人不能善始善终”。这些消息读之令人心痛。中国古人讲究“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侠士们更是追求“有恩必报，言出必行”，“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当，千金散尽不后悔。”所多的是“一饭之恩必报，滴水之助不忘”的义士，是独行万里为允朋友一诺的大丈夫！象《射雕英雄传》中的江南七侠和邱处机道长为履行抚养抗金义士之后的义务，甘愿苦等十八年以践“嘉兴比武”之约，即是典型例子。这些重义、诚信的实例，对走向理智的青少年学生应该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
3、侠士们惊天动地的业绩，狂狷豪迈的英雄气概，洒脱不羁的气度风骨……对于崇尚自由，喜好摹仿的青少年学生当然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但是否能作为反对武侠小说入教材的理由呢？我觉得这是因噎废食，是站不住脚的理由。我们总不能因为有的学生看了《少林寺》想出家当和尚，看了《还珠格格》想象小燕子那样离家出走，就反对拍摄电视电影《少林寺》、《还珠格格》吧！即使不入选教材，武侠、言情小说在中学生中的流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倒不如入选教材后，在老师的指导下正确的阅读它们呢。
4、武侠小说曲折离奇的情节，直接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非常符合民族阅读心理，同时能够给想象丰富的青少年学生以极大的驰骋想象的空间。武侠小说对各路高手奇人的描绘，对“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不同地域风光景物的描写，以及书中包含的历史知识，忠孝节义，诗词曲赋，琴棋书画等，都是一般教材中接触不到的，正被我们有意无意中丢失遗忘的传统文化的精华。武侠小说保存传统文化之功“善莫大焉”！而武侠小说入教材，又为我们让中学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推开了一扇窗口，我们有什么理由反对这种“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呢？金庸说过：“阅读武侠小说对于中学生学习中文很有帮助，就是外国留学生想学中文，也可以看看武侠小说。”
至于作为教材，选名人名作理所当然。有人认为入选的金庸的《神雕侠侣》（片段），王度庐的《卧虎藏龙》（片段）不够经典，这其实是个眼光和看法的问题，在学术上当然是可以存在不同意见的。象新加坡的华文教材中就选的是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片段）。
古龙曾经说过：“一件东西的存在必有它存在的价值。而武侠小说不但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很久了。”综上所述，我认为武侠小说进教材是一件大好事。如何“用好教材”才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认真着重探讨的问题
http://www.mdjyouth.com/website/dap_z2/index_7.asp?smallclassid=76你可以去看看
G. 我的毕业论文是写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义精神，谁能给我篇范文
武侠小说应该予以现代化
不过，现代化，并不是指遣辞用字的“现代化”，或夹杂俚语、粗话、“现代”或“无厘头” 的句式，而是泛指对“侠”精神推陈出新的概念里，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糅合上，文学经典与通俗读物层面的对流下，更重要的是其内容不妨对“今之侠者”加以考察、实验、试炼。“武侠”如果仅止于对古人的思慕之情，而在现代和现实全无兑现、应合、提倡、立足和寓言、警世的能力，那是“武侠”小说仅沦于“成人童话”的失败，真正武侠精神的沦亡。我们可以在传统中吸收养分，再回馈滋润这块沃土，也不妨颠覆、transgress（侵越）、重建，把这武侠文学的领域拓宽、深化和解构，铸镌它的多维性、歧义性，好像把一把好剑炼铸成自己就是一把好剑。
一向以为除了“侠之大者”，应该“为国为民”之外，今之侠者也不妨“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没错，安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代人未必人人能掌天下大权，没有必要人人好高骛远为万世太平、为万民福祉，要人人动辄行止都要为国为民，恐怕不符实际，而且流于说就天下第一，做就无能为力。但只要能尽其本分，为自己的朋友、亲人、邻居、同事，乃至同胞、同志、同是人类，以及亲情、友情、爱情、同情做一些对得起良知的好事，那已是一个“侠者”的新定义。
H. 金庸武侠小说的道德观
这个问题很大，不好回答。
我大学时在图书馆看过几本书《金庸小说人论》、《金庸小说情爱论》、《金庸小说武功论》、《金庸小说道德论》还有几本不记得什么名字了。印象中是“陈墨”写的。这些书评价很具体很客观，你可以找来看一看。不光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还有很多道理。
另外，冯其庸的作品也不错，对金庸小说的评价也很好，建议你有机会可以看一看！
I. 金庸的每一部小说都有什么联系
金庸的小说协作部分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最显著的就是射雕英雄传里面的人物，至于各本书之间的人物关系，倒是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只不过运用一些固有的人物对于小说内容的进入有一定的帮助！就相当于现在的电视剧与续集的关系吧，其实人物有一定的联系，但是故事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不必太当真！
下边的是引用网络上别人的一些分析，给你看一下！
金庸武侠小说背景上的第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们大多有其明确的时代背景乃至于准确的时间性。像清乾隆十八年开始的《书剑恩仇录》，大明永乐六年开始的《碧血剑》，乾隆四十五年开始的《雪山飞狐》，等等，不一一列举。用金庸自己的话说，之所以要写明时代及历史背景，无非要增加故事的“真实性”。
金庸武侠小说背景上的第二个突出的特点，是不仅选择了明确的时间及时代背景，而且还选择了一些特殊的时间及特殊的时代背景。——即历史年代及背景大都选在朝代更替、社会动乱、民族矛盾激化这样的历史时期。选择这样的时期——明末清初、元末明初、宋末元初……
它的意义，首先体现在其矛盾的激化及民族国家的危亡之中，从而表现出古代英雄的民族主义与爱国精神，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进而不仅写出了扶昆扶危的“侠”，而且能写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这是中国古典的一种传统的理想精神，及一种理想的道德规范。其次，金庸的小说所选择的时期，正是历史兴衰、朝代更替、社会动乱的时期，正是最动荡、最黑暗、最为困难深重的矛盾激化时期，同时又正是一个“乱世出英雄”与“黑暗里盼救星”的时期，个人身心较无安全感却又较自由或自由意识与自由追求较强烈的时期。这是一个英雄辈出——隐士也辈出——的时期。时代需要英雄， 呼吁英雄，也产生英雄，从而，这样一些时期乃是英雄传奇及传奇英雄活动的最好的活动时期。正是提供武侠人物活动的最热闹的场景的时期，亦正是提供武侠小说的最好的故事情节与创作灵感的时期。再次，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这是探索与表现历史、政治文化、人性的真精神及其深层本质的最好的时期，越是多种矛盾的激化与突出，越是社会与人生的动荡不安，历史的本性、政治文化的本性及人性的本质也就会暴露得越充分。最后，这种类型的历史时期的，乃是作家的“大眼界”的体现。它不仅给小说中的“侠”们提供了广阔的战场、舞台及复杂的人生背景， 也给武侠小说作品提供了巨大的场面、画卷、曲折的情节、丰富的故事，也同时给小说的结构的宏大与复杂提供了应有的基础。
金庸小说的第三个特征，是将许多“历史人物”写进书中，并将其与“传奇人物”熔为一炉，创造出一种“亦史亦奇”的武侠小说的特殊格局，妙在似与不似间。这样写的目的正在与使人弄不清真假，从而产生“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的艺术感受，使人看到的是“历史的传奇化”同时又是“传奇的历史化”。
与之相关的第四个特点，是它的结构方法及其形式的特殊形态，将历史与传奇巧妙地结构在一起。金庸的小说是将
朝廷——官府——江湖——山林——井市的社会的各层次；
战场——官场——情场——技击场——生活场景等人生的各个侧面；
历史的兴衰——政治的本质——宗教的信仰——文化的遗传——虚拟的情节；
社会的内幕——人际关系的恩怨情仇——人情的扭曲与伸张——人类良知与理性——人的心理欲望及其本能……
全都结构到了一起，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丰富而又全面深刻的历史背景，形成了金氏小说的真正的史诗结构与气势，这是其他小说难以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