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饮食文化

❶ 金庸笔下的武侠人物都是大口喝酒大口吃肉，为何古龙笔下的高手只都啃馒头

喜欢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金庸笔下的人物个个活灵活现。大侠聚在一起的时候也经常喝酒吃肉，让人看着眼馋。而古龙也是一位非常知名的武侠大师。但是在古龙的武侠小说当中，武林高手们，却是在吃馒头。为什么两个人的写作风格完全不一样呢？其实这要从金庸和古龙小时候的生活条件说起。

当然金庸和古龙两个人都是非常用心，非常敬业的人。不能说谁写的不好。只不过相对比较来看古龙所描绘的更加细腻贴切，富有生活气息。金庸所描绘的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表现出了英雄豪杰的豪爽豁达。古龙笔下的吃馒头的描写让整个场景看起来更加的真实。

❷ 金庸古龙武侠小说中的美食有哪些

金庸笔下诸位名厨，首推黄蓉黄帮主，重在心思窍妙，原创各色菜式属于江浙菜的南料北烹风格，口味交融、做工繁复、用料精致：
洪七公闭了眼辨别滋味，道：“嗯，一条是羊羔坐臀，一条是小猪耳朵，一条是小牛腰子，还有一条……还有一条……”“肉只五种，但猪羊混咬是一般滋味，獐牛同嚼又是一般滋味，一共有几般变化，我可算不出了。”黄蓉微笑道：“若是次序的变化不计，那么只有二十五变，合五五梅花之数，又因肉条形如笛子，因此这道菜有个名目，叫做‘玉笛谁家听落梅’。”
拿起匙羹舀了两颗樱桃，笑道：“这碗荷叶笋尖樱桃汤好看得紧，有点不舍得吃。”在口中一辨味，“啊”的叫了一声，奇道：“咦？”又吃了两颗，又是“啊”的一声。荷叶之清、笋尖之鲜、樱桃之甜，那是不必说了，樱桃核已经剜出，另行嵌了别物，却尝不出是甚么东西。洪七公沉吟道：“这樱桃之中，嵌的是甚么物事？”闭了眼睛，口中慢慢辨味，喃喃的道：“是雀儿肉！不是鹧鸪，便是斑鸠，对了，是斑鸠！”……黄蓉仍是摇头，笑道：“那么这斑鸠呢？《诗经》第一篇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以这汤叫作‘好逑汤’。”其余如“二十四桥明月夜”等等，不一而足。
便是江南家常菜色和名菜们的描述，如《书剑恩仇录》：
银盆中两只细瓷碗，一碗桂花白木耳百合汤，另一碗是四片糯米嵌糖藕。陈家洛离家十年，日处大漠穷荒之中，这般江南富贵之家的滋味今日重尝，恍若隔世。《天龙八部》：
茭白虾仁，龙井茶叶鸡丁，无不鲜美爽口
鱼虾肉食之中混以花瓣鲜果，颜色既美，自别有天然清香但统而算之，精则精矣，却基本是种“君子远庖厨”的写法。所有的笔下食辞，除二三处荒郊野外的吃食做法外，统统不写过程，只以最后吃家口吻点评入戏。引而遁之，以走剧情为上。
所以古龙在后来总是忍不住捉狭地讥讽金大侠笔下的侠客英雄们“不缺钱”，鲜少闲暇时光。

古龙的小说则偏酒好肉，各种酒水大肉构成了他笔下一位位大侠的人生。而且鲜少浪费，也鲜少有主人公吃到身份不恰当的菜色，穷侠客偶尔歇脚，从怀中掏出的也都是硬面饼冷牛肉。
同时，古龙的吃食更多走在街头巷尾，看过他的散文集《谁来跟我干杯？》就可知其一二：这家店在一个楼梯口下，店是横的，宽而不深，店门前有个大锅，一锅清汤，几百牛肉，杂以牛鞭牛筋，炉火常年不熄，汤清几乎可以见底，味鲜而纯，要吃牛肉汤的，堂倌取巨勺舀一勺，取解腕刀割牛肉成片，配以姜丝，佐以辣椒酱酒，好吃。
牛无蛋，若有，则与人之蛋是一样的蛋了，吃蛋补蛋，牛蛋据说也是男人的大补物，而且很不难吃。不吃辛辣的，可以舍沙茶用蕃茄炒，味道也不错，只可惜店里没冷气，吃完之后，如洗蒸气浴，刚添加的新鲜荷尔蒙，十分中也要被蒸掉三分。
若问这家店叫什么名字，大家都傻了眼，一起呒牵羊，“无名”者往往反而很有名，也可以算是件很绝的事。正如《碧玉刀》的宋嫂鱼一样，古龙不写不存在的吃食做法，写得尽其生活气息：
宋嫂鱼就是醋鱼。
鱼要活杀的而且要清蒸才是最上品的，蒸熟了之后，才浇上佐料送席，所以送到桌上还是热气腾腾，那真是入口就化，又鲜又嫩。
正如成都的“麻婆豆腐”，醋鱼叫做宋嫂鱼，就因为这种作法是南宋时的一位姓宋的妇人所创始的。
但西湖水浅，三尺以下就是泥淖，鱼在湖水里根本养不大。
而且西湖根本就不准捕鱼，在西湖捕鱼，搅混了一湖碧水，岂非也就跟花间问道，焚琴煮鹤一样，是件大煞风景的事。
所以醋鱼虽然以西湖为名，却并不产自西湖，而来自四乡。
尤其是塘栖乡，不但梅花美，鱼也美。
那里几乎是户户鱼塘，装鱼入城的船，船底是用竹篾编成的，比西湖的画舫还大，鱼在船底，就好像在江水里一样。
船到武林门外，在小河埠靠岸，赤着足的鱼贩子就用木桶挑进城里去。
木桶里也装满了江水，桶上的竹箩里，还装着一大箩鲜蹦活跳的青壳虾。
在曙色朦胧的春天早上，几十个健康快乐的小伙子，挑着他们一天的收获，踏着青石板路往前走，那景象甚至比醋鱼更能令人欢畅。
于是临湖的酒楼就将这些刚送来的活鱼，用大竹笼装着，沉在湖水里，等着客人上门。
西湖的酒楼，家家都有醋鱼。
定香桥上的花港观鱼，老高庄水阁上的五柳居，都用这种法子卖鱼的。楚留香时期，古龙写的勾味与女子配色相宜：
只见舱门里已伸出一双纤秀的手来，手里托个大盘子。盘子里有两只烤得黄黄的乳鸽，配两片柠檬，几片多汁的牛肉，半只白鸡，一条蒸鱼，还有一大碗浓浓的蕃茄汤，两碗腊味饭，一满杯紫红的葡萄酒，杯子外凝结水珠，像是已过浸过许久。金庸出身江南望族，一直到了香港也没有掉过架，往来无白丁，也不大看得起粤菜而偏杭帮菜不细写；古龙虽然父亲是台北市长秘书，但是本身样貌丑怪身材矮小，一生又偏好烟酒嫖赌，困顿于金钱，上穷碧落下黄泉地都吃了个遍。就像他早年确实是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小写手：
“松柏连云的慕龙庄中，演武厅外四侧的长廊下，围绕着每边四十四张，四边一百七十二张，一行首尾相连的大桌，首张桌上，是一只全羊，次张桌上，是整只烤猎，第三张桌上，是半只红牛，然后是十二只烧鸡，十二只熏鸭，十二只肥鹅，四瓶陈年的汾河竹叶青酒，然后又是一只全羊……往后循环，只闻一片酒肉香气，随风四散，几乎可达西安城外。”《护花铃》及至有了名望，和各大出版社的社长们也称兄道弟后：
“缀翠轩里，已摆起桌酒菜，有松江的鲈鱼，洋澄湖的活蟹，定海的对虾，江南的巨龙……这些本来绝不可能在同一时候，同一地方出现的鲜肴，此刻竟同在这桌子上出现了，这简直像是神话……桌子上果然没有肉……桌子上也没什么金杯玉盏，只是几件瓷器——自然是精美的瓷器，有的甚至已是汉唐之物。” 《武林外史》可他从来不忘调侃那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做派：
林太平慢慢地张开眼睛，瞧见燕七手里的破碗，立刻皱起了眉头，失声道：“你们就用这种碗来喝酒？”
他说话的口气就好象看到有人用鼻子吃饭、用脚拿筷子一样。”
郭大路道：“不用这种碗喝用什么喝？”
林太平道：“喝竹叶青就该用翡翠碧玉盏，用这种碗喝简直糟蹋了好酒。”
郭大路笑道：“我看你还是将就点吧，只要闭起眼睛，破碗和碧玉盏也没什么两样。”
林太平想了想，道：“这话倒也不错，但我还是宁可用坛子喝。”
酒坛就在他面前，他居然夏的捧了起来，仰起头往嘴里灌。
郭大路在旁边干看着，看的眼睛都发了直。
直等半坛酒下了肚，林太平才抹了抹嘴，道：“好酒，下酒的菜呢？”
郭大路道：“下酒菜？”
林太平道：“你们喝酒难道不用下酒菜的么？”
郭大路笑道：“这你就不懂了，真正喝酒的人，喝酒都不用菜的。”
林太平又想了想，道：“这话也有道理。”
没必要给二者分个高下，就像Yol大和张公子在这道题下的评述一样：
作为一名吃货，该如何写好一篇食评？有哪些锻炼方法？
这只是两种观点。
非说谁的美食才是美食，则未免偏颇。

❸ 金庸古龙武侠小说中的美食都有啥

首推黄蓉黄帮主,重在心思窍妙,原创各色菜式属于江浙菜的南料北烹风格,口味交融、做工繁复。

❹ 金庸小说共有14部，在金庸武侠小说中的美食有哪些还有哪些可以具体点吗谢谢兄弟姐妹们了！

叫、花、鸡

❺ 金庸武侠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探究 研究性课题

金庸的出现,无疑对中国主流文学界构成了严峻挑战。然而,无论是接纳还是拒绝金庸,研究者们都很难跳出雅与俗、精英与大众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即使是接纳金庸的学者也是把收编金庸作为自己的使命。以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来衡定金庸雅俗兼具、模糊二值判断的武侠小说无疑是削足适履的。金庸小说事实上已对20世纪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念体系提出了挑战,那么,如何跳出这种二元思维设定的框架与模式,调谐接收金庸作品的文学研究频道?本文试图依托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及社会资本联动的文化研究理论,探寻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创意经营。

一、文化资本:在当代思想给养中运作中国传统文化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的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通常以三种状态存在:具体的状态、客观的状态和体制的状态。文化资本的积累集中体现在我们所称的文化、教育、修养之中,文化资本的经营是对累积的文化资本的现实运用与转化,这一过程表现为投资者的辛苦劳作,显现为经营者各个时期劳动力的变化,这种文化资本的自觉经营,为“文化资本”整合其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获取高额回报提供基础核心,并且在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金庸成长过程和小说显现的人的教养、德行、人性,经由创办报纸、撰写时评与创造小说,表现为一种努力摆脱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对个体精神羁绊的努力,尤其是撰写时评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个政治学出身的文化经营者那份“超目的的合目的性”追求,为他赢得了更多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经营空间。在小说创作中则体现为他自觉地以更多的时间投入以剖析人性与体悟生命。
金庸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对待创作的认真态度,是他的文化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金庸以严肃认真的艺术态度对待武侠小说创作,精心建构武侠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高度自觉地承传中华文化的价值,是金庸自觉经营文化资本并以此为核心整合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起点。
让传统文化运行于当代思想提供的给养中,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最好保存。沉淀于历史长河中的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被从历史深处打捞起来,集聚在与当代文化共同运行的思考之中,这种深入到历史深处的思考,不是要复活传统文化曾有的样子,而是要使曾经鲜活的传统文化精神气韵在当代文化土壤滋养下,依然保持它曾经存有的鲜活。
金庸成功地融会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精神,将武侠小说提升到新的境界,其创作一方面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大量的营养,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智慧、灵感、想象和才情综合运用传统文化资源,从而构成他小说的独特的文化资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或许是良莠兼具,但在社会的特定发展时期,金庸小说文化资本运营,为社会开辟了一个广泛的市场,为不同的读者群提供了各取所需的文化资源。中华文化精神也在文化资源的现实转化中,着陆生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
对金庸如何在小说中充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元素有效地转化为小说的文学性资源,许多研究者都有精彩而充分的展开,不再作添足之论。本文重点旨在论述金庸的文化资本经营在当下语境中的功能与意义。
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着眼,形式上借助武侠小说这种传统文化体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适合最广大华夏子孙的再创造。金庸利用的是传统的武侠小说形式,在承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赋予小说以现代的思想,即以当代的文化滋养中华的传统文化,让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一道运思,创造出有别于传统的新武侠小说。
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但由于缺乏好的创意和再造能力,致使传统文化资源不是闲置浪费,就是大量流失,或为外国文化所利用。众所周知,《花木兰》和《宝莲灯》这两个在我国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美国好莱坞把它们拿去加以文化与技术的改造,拍成动画片,通过全球的销售网络广泛传播,从而创造了惊人的票房和影响,这就是好莱坞对传统中华文化的改造,我们除了焦虑却无所作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仅仅倡议“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号,对民族文化的国际化推进并没有什么切实的作用与意义。我们可以蔑视好莱坞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将目光仅仅投放在最没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功夫”上,也尽可以蔑视好莱坞的中国面孔拼贴的仅仅是中国文化的边角余料。但是,如何遏止好莱坞的文化影响和意识渗透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大,这才是中国人自己的使命,如果忽略这一点,那才是最可悲的了。

❻ 我毕业论文想写金庸小说里面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

http://www.lusin.cn/book/jingyong/24/mydoc012.htm

一种新见解：金庸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真的“越来越低”吗？——追求“统系”，致入误区——金庸小说中传统文化由多元构成——郭靖乃儒墨文化共育之身——康熙：兼容儒法的明君——

金庸对传统文化既有赞颂又有扬弃——黄药师父女嘲讽了什么？——袁崇焕、顾炎武、黄宗羲的例证——反正统并不等于反传统一

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广大读者都会有的共同感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

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像陈世骧教授指出的《天龙八部》那种“悲天悯人”、博大崇高的格调，没有作者对佛教哲学的真正会心，是很难达到的。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1)

可以说，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侠小说的结果，同时又是作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熏陶的产物。从金庸小说，我们可窥见墨家见义勇为的游侠精神，儒家的仁爱、王道与民本思想，还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无处不在的辩证方法。仅就文学本身而言，我们读金庸小说，也常常不禁联想到《庄子》那种瑰丽恣肆的神奇想象，寓意深沉的哲理色彩，飞扬灵动的文学语言。它们都证明着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

但说到金庸小说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比方说，是肯定或是否定），研究者中间的看法显然很不相同。在八十年代台湾远流公司出版的《绝品》一书中，舒国治先生的文章就说“金庸书中隐隐透出‘文化空无感’”(2)，只是语焉不详。前些年研究金庸很有成绩的大陆学者陈墨先生，也在1994 年发表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反思》(3)一文中提出金庸小说“具有非文化及反文化的意义（无论是主流文化或是非主流的世俗文化）”。陈墨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第一部书中的陈家洛，到第二部书中的袁承志，到第三部书中的胡斐、第四部书中的郭靖、第五部书中的杨过..在文化程度上明显地一个不如一个。而后来的狄云、石破天等主人公干脆就是文盲。”“答案或许相当简单：那就是金庸不喜欢儒生，不喜欢文人，不喜欢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还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不通世故。这不仅表明作者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是对非主流的世俗文化的厌弃。”陈墨的结论是：金庸小说“从对儒生乃至一切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发展到对一切世俗文化（包括主流与非主流）的怀疑与批判，这是一条不容忽视的思想线索，也正是金庸的思想意识的独特之处和深刻之处。”

也就是说，在陈墨先生看来，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都是否定的。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刘卫国先生则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经脉》一文(4)中考察了金庸的思想流程，认为《飞狐外传》与《射雕英雄传》等作品表明，“金庸首先把侠义精神托孤给儒家”；由于对儒家思想的“反叛与逃逸”，金庸“走向道家”，但“《神雕侠侣》是金庸反叛儒家规范的一次半途而废的努力”；到《笑傲江湖》，岳不群这个“代表着儒家文化的‘父亲’终于被弑，表明金庸对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侠义精神全面没落的深刻反省”；《天龙八部》体现了“佛法无边”，但对慕容复、段正淳等依然“无能为力”；“到了《鹿鼎记》，金庸则为侠义精神唱出了最后的挽歌”，通过韦小宝这一“中国文化的怪胎”，“侠义精神最终被金庸亲手埋葬”。

刘卫国提出：金庸的文化思想“终点竟是彻底的失望”。这同样认为金庸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采取了绝望和虚无的态度。

金庸小说果真像上面几位先生说的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了虚无、否定和绝望吗？如果允许我们“跟着感觉走”，恐怕得不出这种结论。金庸几乎花了半生心血塑造侠魂，讴歌义气，他认为“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5)。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实在难以想象居然会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态度，居然会将侠义精神“亲手埋葬”。

事实上，陈、刘二位都对金庸小说存在一些误解，他们的上述文章某些分析虽有道理（陈墨文章甚至不乏精彩之处），但总体结论很有偏颇。这样的论断同一般读者的阅读印象，距离实在太远了！也和金庸小说的创作实际，距离太远了！

金庸小说共十五种三十六册，创作和改定的时间前后长达十七年。他不可能在五十年代创作《书剑恩仇录》之初，就设想好未来要写多少部作品，每部作品主题思想如何，主人公的文化程度又如何，怎样构成一个庞大的形象体系或思想流程；而只能是写一部构想一部（能多构想一两部就不容易），以求得逐部出新，不要重复自己而已。武侠小说主人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至于具体设计，恐怕只能视每部作品主人公性格、出身及与周围人物的相互关系，作品情节发展与主题思想的不同需要而定，并非按作者事先设下的由高而低的文化梯田顺序排列的结果。况且作品实际情况也并非“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以金庸较晚的几部小说主人公为例：《天龙八部》中段誉是大理国王子，他自己对钟灵说：从小“爹爹请了一位老师教我念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请了一位高僧教我念佛经”(6)，可知很有些文化教养；乔峰、虚竹也都自小在少林寺受过一点教育；《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文化上也比早先出现的杨过、狄云、石破天等都要高；最后的《鹿鼎记》，主人公除韦小宝外，还应该算上一个康熙皇帝，那是金庸全部作品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角色（金庸自己就在一篇文章中将康熙与郭靖、乔峰并列为“男主角”

(7)）。金庸小说确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批判，但决没有陈墨先生所说的“非文化及反文化”的倾向。至于金庸思想有没有刘卫国先生所称从儒家到道家又到佛家，终端却是对传统文化“彻底的绝望”这样一个“流程”

呢？恐怕也不存在。理由是金庸从《书剑恩仇录》开始，实际上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吸取又有扬弃，既有继承又有批判。后来他又研读佛经，也剖析世俗文化，却同样没有全盘地接受，当然也无所谓“彻底的失望”。金庸创作武侠小说，已过“而立”之年，中西文化根基大体已经打好，思想也趋于稳定和比较成熟，传统文化在他的小说中是以综合和融汇的形态存在的（这才使读者感到他的小说具有丰富厚实的文化气息），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借小说创作先探索儒家思想，再探索道家思想，又探索佛家思想，而后探索市民文化与世俗文化，最终走向虚无、绝望。这些说法恐怕都是研究者为追求建立某种“体系”而对金庸作品求之过深、走向偏颇的结果。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者，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8)这里说的虽是古代哲学史研究，其实在方法论上有普遍意义，对金庸小说与金庸思想的研究也是同样适用的。

二

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在金庸小说里是以综合的形态存在的，这包括多层含义。

首先，指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由多元所构成，儒、道、墨、法、释乃至兵法家等各种思想成分都有。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于不同的需要，通过艺术形象着重体现或发挥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几家的若干观点，他本人却似乎并不特别偏向或执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金庸的传统文化观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因此，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说中往往不是单个地分离地存在的。比方说，他的小说赞美了儒墨两家的人生态度，同时却又肯定了佛道两家的哲理精神：采取一种儒墨与佛道互补的态度。令狐冲那么狂放洒脱，对师父却总是毕恭毕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体现，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观念的不自觉流露。在爱国、重义、尽孝、尊师、守信这类基本道德观念方面，金庸小说从儒墨两家吸取很多，但在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选择上，作品又颇多佛道两家的思想。了解传统文化问题上的这种多元性，是正确把握金庸小说内容、防止和避免简单化论断的关键之一。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的学说各自代表社会要求的一个侧面。虽然相互间激烈地进行着争论和斗争，却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关系，倒是各有优长，可以相互补充。儒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主张从道德修身的自我完善方面来保证“礼治”、实行“仁政”，以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孔子不赞成法治，而主张德治，他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0)可见，他认为主要应该从道德教育上解决问题（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但道德教育当然不是万能的，孔子没有办法时还是杀了少正卯。在国家、社会的管理方面，强调法治的法家，必然是对儒家的重要修正和补充。然而，如果像法家那样只靠片面的严刑峻法，“乐以刑杀为威”，社会也可以失去弹性和生机，结果就如秦代那样“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11)，全国变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大监狱，终于民怨沸腾，二世而亡。在这方面，不但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合理性，道家尊崇自然、无为而治、爱惜民力、休养生息的主张更是对法家的重要补充。汉初有一段时间实行黄老之学，那实际是“外道内法”，结果社会经济就发展了，形成“文景之治”。汉武帝表面独尊儒家，同时却任用酷吏，加强社会控制，这是“阳儒阴法”，用汉宣帝的话来说也叫做“霸王道杂之”(12)——“霸道”指法，“王道”指儒。至于纵横家的外交策略，兵法家的战略战术，当然也是国家管理的一个方面的需要。墨家在人生态度上非常入世，接近于儒，但它似乎更密切关心下层劳动者、小生产者的利益，喜欢干预社会上不平之事，它的尚侠精神在汉武帝时代受到重大打击（不少侠士被杀）。后来传入的佛教，在抑制人的贪欲、安定社会秩序、阐释人生哲理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总之，各家之学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如能互相补充，融会优长，体现文化生态平衡的要求，完全有可能在社会治理上取得辉煌的成功。曾国藩号称大儒，实际上吸取百家，他曾说：“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13)这话很有道理。

金庸小说正是兼容儒、墨、释、道、法各家的。他的许多主人公，曾经出生入死，行侠仗义，豪气干云，最后却又飘然而去，遁世而居，既践儒墨之旨，复遵释道之教。金庸在1989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说： 汉唐之后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国人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佛道的出世和儒墨的入世并行。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年轻时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以天下为己任，当在现实环境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有的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有的不免趋于遁世与消极。..

我在三十岁稍过后开始写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主角为数众多，个性和遭遇颇为繁复。但写到最后，男主角的结局通常不出于两途：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飘然而去，遁世隐居。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而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笔下郭靖、乔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较少，多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从《书剑》的陈家洛、《碧血剑》的袁承志，以至《射雕》的王重阳、《倚天》的张无忌、《神雕》的杨过、《笑傲》的令狐冲、《天龙》的虚竹、段誉（他虽然做了大理国的皇帝，后来还是出家为僧），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仍是如此。韦小宝贵为公爵，深得皇帝宠幸，还是选择了逃避隐居。

结局如何，主要是根据人物的基本个性而发展出来。重视责任和社会规范之人大致走的是第一条路；追求个性解放之人多半会走第二条路。..以兼善天下为目标的是我小说中的第一类男主角，第二类男主角则在努力一番之后遭到挫败感意兴阑珊，就独善其身了。“且自逍遥没人管”（《天龙八部》的一句回目）是道家的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洒脱，似乎另有一番积极意义。儒家的“独善其身”则有较强的道德内涵。(14)

可见，即使都是隐居，也还有道家式和儒家式的不同。金庸是注意了其间的区别，同时又采取兼容态度的。

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的郭靖形象。一些研究者都把郭靖单纯归结为儒家文化的一个典型，这在我看来不免有些简单。郭靖身上当然有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也有墨家文化的色彩，他是儒墨文化共育的典型。儒墨两家在春秋末战国初都曾是显学，思想亦有相通之处（都主张仁义）。唐代韩愈曾说：“孔子必用墨，墨子必用孔；不相用，不足为孔墨！”然而具体到郭靖身上，墨家色彩或许更多些。儒家和墨家虽然都主张“以天下为己任”，但墨家更重行，更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墨子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郭靖正是自觉地这样做的。他抗元几十年，不畏劳苦，排除万难，舍身救世。墨家对战争与和平这类关联千千万万人的重大问题往往特别关心，墨子自己就止楚攻宋。郭靖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成吉思汗残杀百姓，也颇和墨家思想接近。再有，郭靖在北方培养出的那种质朴、苦干、实心眼、死心眼，也颇具墨家气质。儒家不像墨子之徒那么傻。除非在涉及气节一类问题上，儒家一般并不主张拼命硬干，他们有比较圆通的一面。连孔子都说，“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他还称赞：“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15)孟子也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这点上，儒家有点接近于道家，而不同于墨家。对墨家，古人有云：

“墨子之徒，世谓热腹”，“墨子之徒，专务救人”(16)，他们是一批热心肠人，真会拼命硬干的。正因为这样，墨家对后代的侠士颇有影响，许多游侠源出墨家。郭靖身上除有儒家文化的成分（包括他严厉制止杨过与师父小龙女恋爱）外，思想气质更像墨家。他至少是个兼容儒墨文化影响的侠士形象。我们决不能仅凭一个英雄人物入世就认为是儒家，出世就认为是道家，实际情形相当复杂，要进行具体分析。金庸自己在谈到入世的侠士、英雄时，是把儒家、墨家并提的，他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都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17)这段话写在1989 年， 可见金庸从未对儒家绝望（岳不群是伪君子，根本代表不了儒家），而是对儒墨同样看重。我们分析作品和人物时，实在需要细心一点。

如果说郭靖的侠义精神兼容墨儒两种思想的话，那么，《鹿鼎记》中的康熙，就可以说是融合了儒家与法家文化优长的“明君”形象。

康熙确实是《鹿鼎记》的真正主角。金庸写近乎愚忠的陈近南和带点流气的韦小宝时，都用了讽刺笔法，对吴三桂、沐王府、郑克爽以及神龙教系统的人物更加不在话下，唯独对康熙却都是正面写来。小说从他与鳌拜的斗争中写了他经受磨练，渐次成长；从他与亲人（顺治、太后、建宁公主）的关系以及与韦小宝相处中写出他睿智而又亲切、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康熙忧国忧时，勤政爱民，仁厚大度，尽量减轻百姓负担。得知台湾遭遇严重台风灾害时，还要缩减宫中开支去赈济。有人为《明夷待访录》的事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黄宗羲辩诬。康熙治国也采取不少法家乃至纵横家的办法，如严于执法，讲究权术智谋，甚至任用秘密情报人员等。但他任用小人而不失控，不被小人牵着鼻子走，只让他们为自己所用。对韦小宝，康熙早就派人暗中监视，后来当面揭破他的天地会香主身分，使韦小宝吓出一身冷汗，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康熙曾在韦小宝面前坦诚地说：“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这番话大体符合历史真实，决非自我吹嘘。如果跳出狭隘的汉族立场，必须承认康熙合乎儒法两家“圣君”的标准。金庸对康熙的评价，事实上非常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读《鹿鼎记》而只看见一个韦小宝，看不见康熙，还认为金庸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越写越低，或者认为金庸越到后来越是对传统文化绝望，那真有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

看来，《鹿鼎记》与金庸以前小说的不同，是在创作风格有所改变以及主人公从侠士换成了皇帝，而不在“为民造福”的精神或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什么变化。《鹿鼎记》的出现，标志着金庸的视野由武侠小说向历史小说转移。听说金庸现在正准备写秦末汉初的历史小说，这一意愿如能实现，那么《鹿鼎记》就不像过去所说是金庸小说创作的“封笔”或“结束”，而恰恰成为一个新的创作阶段的开端。

❼ 金庸古龙武侠小说中的你都知道哪些美食

那村女道：“锺爷、胡爷请坐。”说着到厨下拿出两副碗筷，跟着托出三菜一汤，两大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三碗菜是煎豆腐、鲜笋炒豆芽、草菇煮白菜，那汤则是咸菜豆瓣汤。虽是素菜，却也香气扑鼻。年少时看到这一段,再有程灵素这样的女子,觉得这是天底下最美的美食,”这几样小菜简单素朴，却洗净铅华，淡中见滋味，正与此人相和，读来格外亲切，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