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有胡适的武侠小说

㈠ 金庸笔下结局都不好的角色，通常是用哪3个字取的名字

金庸本人是一位谦冲自牧的仁厚长者，和蔼可亲，提携后辈，总是面带敦厚微笑。金庸一生罕有动怒之时，大约只有两三次发脾气的时候，而在20世纪50年代末，跟一位文学泰斗所生的龃龉，大概也在其中。该文学泰斗名带一“之”字、且“之”字放在最后，好巧不巧的是，金庸作品中，所有名带“之”字、且“之”字放在最后的，一生都是十分悲苦。

一、金庸笔下名字带“之”字的男人，全部下场悲惨

1、《天龙八部》游坦之

金庸曾经跟哪位名带“之”字的文学泰斗，生过龃龉呢？那便是民国大师胡适之！胡适夫人江冬秀颇爱金庸小说，对小说人物如数家珍，而胡适之却不以为然，1959年12月8日，胡适在一次演讲中直斥新派武侠小说：“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并强烈推荐人们去看侦探小说，因为“侦探小说是用科学的方法求证事实”。

而金庸正是当时风头最劲的新派武侠小说代表作者，几部作品正是在报纸中连载，胡适这种言论无异于直接挑衅，看到胡适的言论后，金庸大生其气，12月10日就在《明报》上发了篇自己写的反击社论——《最下流之胡适之》，直到1962年，金庸旗下的《明报》还在挖苦胡适是“鸡鸣狗盗”之徒。

㈡ 谁看过金庸武侠小说，较深的谈谈看法或者评论，不限哪个方面。字数一千左右。

追溯起来，“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一句。这句话写出了侠必有武，必会武，必能武之意。其实，“武”和“侠”在某种层面上来讲，已经不仅仅只是武侠小说中的单纯概念，同时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地来讲，“武功”、“武力” 、“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都是长久以来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而“侠客”、“侠义” 、“侠行”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企盼。这一点与中国文化是相契合的。“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而二者的终极目的都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的桃源世界。传统武侠小说在弘扬侠义精神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试图依靠武力来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倾向。正所谓“快意恩仇”，侠士们在感恩报仇中寻求并品尝着血腥的快感。一般意义上的侠，体现在以武力来扶善除恶，扶危济困，打抱不平。金庸笔下的侠并不只限于报答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而是普遍地扶危济困，救人于水火，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因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把尚武与尚德结合在一起，重武德。这一点与传统武侠小说是根本不同的。
武德之高尚与卑下往往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郭靖、洪七公、萧峰、袁承志等大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绝一时，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有高尚的武德；欧阳峰、东方不败、丁春秋、岳不群等之流最终只落得个悲惨可耻的下场，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卑下甚至邪恶的武德所致。而武德的最初体现则是表现在最初武功的选择上。故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功又可以为正邪两派。在金庸笔下，这正邪两派武功正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同时也正体现了不同人的不同选择。“正派武功”符合儒释道三家之说，顺应了社会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形成侠士弘大刚毅的人格。而与之相对的“邪派武功”则违反了人性准则，追求速成，崇尚功利，最终只能使练功之人玩火自焚。由此看来，武德对于习武之人是十分重要的。武德上者，侠士也。
“武”离不开“德”，就如同“侠”离不开“义”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侠”与“义”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说到侠，人们通常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义。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金庸的武侠小说围绕着“义”字写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人物、故事和场景。如郭靖保家卫国、死守襄阳；萧峰义字当先、以死反战……这些笔墨饱含了作者大量的心血、精力和激情，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传统文化观、道德价值观和人生理性精神。在艺术上，这些感人至深、震撼人心的场景也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此外，它们还成为金庸小说中最为精彩、最富有浪漫主义激情，因而也最值得仔细品味的部分。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士众多，最为著名的两位大侠当属萧峰与郭靖二人了。这一点是众多金学家、也是广大金迷们公认的。我就以他们二人为例，来说说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与武侠精神吧。首先要说的就是萧峰。萧峰的身世较为特殊。他生于契丹，长于大宋。这就使他的性格特征中既有契丹人豪爽直率的一面，又有一般侠客讲义气、重承诺、扶危济困、胸襟坦荡等优秀的中原品质。而他最终的悲剧性命运尤为震撼人心，发人深省。杏子林成了萧峰人生的转折点。他从受人尊敬的丐帮帮主一下沦为了遭人唾弃的“契丹狗”。直至后来两国交兵之际，他又机缘巧合地偏偏当上了契丹国的南院大王，受命领军平南征宋。为平息两国之战，救万民于涂炭，萧大侠不惜以自杀来震慑大辽，警醒大宋。萧峰身上所代表的正直、朴素、真诚和为民请命、甘愿一死的献身精神，正是武侠精神的至高境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接下来，再来谈谈郭靖大侠。郭靖为人忠厚老实，是个不善言辞，也不聪明的人。他的父亲郭啸天是一代忠良。在父亲忠贞烈事的影响下，郭靖渐渐地也形成了敦厚有礼、深明大义的性格，成为儒家文化最为精当的代言人。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金大师笔下的大侠风范。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号角声中，郭大侠冲锋陷阵于保家卫国的抗元斗争中去。这种以天下兴亡、万民安乐为己任的思想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郭靖不仅具有远大的为国理想，同时也有积极主动的卫国行动。儒家文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美政理想，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清晰，也最为透彻。总之，郭靖和萧峰一样，身上都具有传统正剧中悲剧式的英雄色彩。同时，他们的形象与豪行也使“侠”这一概念上升到另一种高度。对于“武侠”，与金庸同时代的梁羽生也有着自己的认识。他认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毋宁有“侠”无“武”。为了行侠仗义，侠士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就算是性命也在所不惜。正可谓“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元稹《侠客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李白《侠客行》）。
在通过武侠小说来宣扬武侠侠义精神的这一点上，金庸的作品是与传统武侠小说相契合的。但是，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思想是尚武德与重侠义，把武德与侠义并重。更为可贵的是，金庸在一系列的小说创作中，还赋予了“武侠”以新的内涵——把它提高到了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一新的历史高度。武侠，不再只是武把式、游侠儿，而是有武德之人行有侠义之事。武侠精神也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笔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义，自觉地在为百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生命的人物形象。他们身上正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观，也是金庸对武侠精神的一种新的提升。
武侠小说总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有一个故事动机引发剧情的发展，或者是为了报仇雪恨，或者是为了争夺武林盟主，或是为了一部绝世武功秘笈。笔者通过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文本阅读，发现其中一个普遍性的意义模式，即几乎所有故事的动机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谜”。这个身世之谜由混乱或邪恶的血缘关系造成，注定人物出入江湖的命运。叙事深层如此关心血缘注定的身世问题。在金庸的许多小说里，我们都注意到所谓“身世不明”的英雄。《天龙八部》开篇，这类英雄就又出现了。首先是段誉，其后是乔峰，最后是虚竹。段誉的江湖之行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乱伦恐惧之中。母亲刀白凤临终时揭出他的身世之谜：他的父亲并不是段正淳，而是时下“四恶之首”段延庆。随之乱伦的恐怖消失了，但邪恶身世的负罪感，却使他更加痛苦不堪。他社会关系上的父亲（养父）段正淳与生母双双死去，生父段延庆竟是“恶贯满盈”的江湖歹徒。他的生命来源是罪恶的，生父邪恶，生母与生父之间的复仇关系产生了他，也是邪恶的。缘起业报，一切尽由身世中来。身世就是命运，身世之谜又造成英雄们的悲剧命运。《天龙八部》中，段誉还不能算是最有英雄气质的人。他真诚、勇敢，但缺乏对命运的自觉。真大英雄者当推乔峰。而乔峰命运中的一切，也是由身世之谜造成的，只是他在个人的努力中，表现出更多的主体自觉性来。在这一点上，他很像俄狄甫斯类的英雄，对真实的追求把自己逼到毁灭的边缘。他无法相信，但种种事实都证明他是与大宋汉人有世仇的异族后代——契丹人。于是灾难降临，恩转化为仇，爱转化为恨，他自愿放弃了丐帮帮主的地位，无尽的误会与冤枉接二连三地降临到这位无所归依的流浪英雄头上。身世之谜揭开，血缘“罪恶”再次成为英雄命运的注定性因素。
《天龙八部》中社会因素与血亲的自然因素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英雄们的养父与生父之间的关系结构中。健康的存在秩序中，生父与养父应该是同一的，否则，不仅生命的本质有问题，存在的状况亦是令人痛苦的。小说中的情节一再暗示这一点。段誉的生父与养父不仅不是同一人，而且互为仇人。段正淳后来与他众多的情人同归于尽，了却了他的孽缘，段誉就只有一个时刻迫害他的邪恶生父了。乔峰的养父母乔三槐夫妇被谋杀，而他误以为坠崖而死的生父萧远山却侥幸生还，藏身少林寺中，这个谜直到最后才揭开。
至于那位从小即在少林寺出家的痴僧虚竹，一直以为自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而他父亲就在他身边，竟是那位德高望重、宝相庄严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他的母亲则是号称“无恶不作”的第二恶人叶二娘。高僧大德身犯淫戒，为恶不赦；叶二娘日杀一婴，更是天理难容。虚竹，又是一个生于邪恶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杀，叶二娘随去，虚竹的身世之谜一旦解开，他又成了真正的孤儿。总也摆脱不掉身世之谜，不是罪恶，就是倒错。
武侠小说是幻想衍生的。从创作与作品角度看，人物无端而出，事件随意而生，情节经常显得散漫，英雄志，儿女情，奇缘异遇，随心任意，有庞大规模，也会杂乱。从读者阅读角度看，通常的情况是，你从故事的任何一段读起，意义都是明确的，相对独立完整的，然而通篇读完，又有不知所云的感觉。《天龙八部》中围绕着三位英雄命运反复出现在作品中的身世之谜的母题。实际上这个母题的普遍意义还不仅限于这三位主人公，次要人物如慕容公子、钟灵、木婉清、王语嫣、阿朱、阿紫，或多或少在某一阶段都陷入身世之谜的困扰之中。它是整部作品叙述的深层结构，从散乱的幻想经验世界中暗示出某种深刻的寓意。身世之谜使人的存在陷入混乱，这种混乱是彻底的，社会存在的基本单元家庭被破坏了，父不父、子不子；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也破坏了，人无法安身立命。乔峰的身世使他无法继续生存在汉人世界，它的教养又使他无法进入契丹人的生活。段誉除了情痴外根本没有大理段氏的“正统承传”，流落中原，无所事事。虚竹身为汉家僧侣，却被招为西夏驸马。每位英雄的所在都不是他应有的存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存在秩序失去了一致性意义，因为根源性、本质性的血缘关系是邪恶的，存在的环境就不可避免要出现混乱，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普遍程度上的身世邪恶或混乱导致存在秩序的混乱，而乱世出英雄——这就是《天龙八部》幻想世界中暗隐的道理。
身世之谜揭出，原来掩盖在虚假的秩序之中的世道乱了，英雄在痛苦与灾难中诞生，力图以个人的力量寻找存在的意义，重建秩序。段誉的挚爱，虚竹的宽容，乔峰的正义，都是英雄作为。个人身世之谜不仅是个人的灾难，也是整个家族、整个国家的灾难，段誉的身世牵涉到大理国政，乔峰于万马军中胁迫辽王誓不犯宋境，并以死相报，也关涉到民族存亡的大事。身孽，家破，国乱，孝不就，忠不成，仇杀遍野，苍海横流，力挽狂澜者，方显出英雄本色。灾难缘起，在于身世之谜，英雄的人格不仅体现在忍受灾难，还在于一种抗拒命运的悲剧性努力上，他们力图在残破混乱中重新建立秩序，找到新的存在根基。乔峰、段誉、虚竹结为异姓兄弟，挚情真性，尽消前仇。如果说旧的血缘秩序已经败坏了，那么建立在非血缘关系上的，纯粹社会化的关系是否能够成为摆脱痛苦、重建秩序的超越之路？“异姓”是非血缘性的，“异姓兄弟”意味着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新秩序、新和谐。于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英雄使命就集中表现在秩序与价值的重建上。如果所有的自然初因（血缘身世）都是邪恶的，导致仇杀的，冤怨相报，了无尽头，那么理想的社会关系秩序“异姓兄弟”将昭示出拯救的希望。
大侠成为一种价值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文化英雄。他们都体验到生存内在的困境，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存在的意义，肩负起民族精神。从某一段情节、某一个事件上看，他们或者是一种宗教的、哲学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化身；但从普遍的内在隐喻意义上看，他们都是整体性的文化价值与集体心灵的代表。他们的故事归根到底都是同一个故事。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以人物为核心的英雄传奇，而这些英雄展示在故事中的命运，都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终极原因——身世之谜。
《天龙八部》中的意义模式在金庸的其它小说中不断重现。“射雕”三部曲中所有的主人公出入江湖，最初的动机都可追溯到身世之缘。郭靖、杨康、杨过、张无忌，不是父死，就是父母双亡，凝结在身世上的冤仇或误会构成他们武侠生涯的决定性因素。《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中的胡一刀、胡斐，也是因为前后三代人身世上的秘密蹈入无尽的江湖是非与仇杀之中。百年结仇，冤冤相报，而对胡苗范田四家三代中的每一个人，都具体表现为身世源头上的冤孽，为此他们走上江湖路，旧怨未解，新仇又生，人的命运被一种先在的血缘关系注定了。《飞狐外传》中女主人公袁紫衣的身世就更为典型，父母竟是仇人，身世的冤孽注定了她的命运；又要报凤天南的生身之恩，又要杀凤天南为母报仇。一再重复叙述的情节已不可能是偶合，它似乎在暗示我们一种解读金庸的意义符码。身世或者是个秘密，或者是个揭示出的罪恶的根源，不管是失落的身世还是被证明的邪恶身世，都是注定主人公命运的孽缘。血缘性的自然秩序一旦打破，便是混乱与悲剧的根源。《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不武不侠，但也不知其父为何人，他生在扬州丽春院，母亲是个妓女，很多人都可能是他父亲。《连城诀》中狄云无父有师，身世不明，而且师父的身份也存在着倒错现象。《书剑恩仇录》中于万亭只是陈家洛的义父，《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父母双亡，《鸳鸳刀》中萧仪、《碧血剑》中袁承志的父亲均被杀，《笑傲江湖》中众望所归的令狐冲，一样的身世不明。对每一个人物来说，这都是他们走入江湖的直接与根本原因。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孝文化，它以家庭为本位、宗族为中枢、国家为指归，其中最基本的关系结构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伦理秩序。血缘关系是基于出身的谱系纽带，它将一个人将另一个人，一个个人与集体联系起来，构成一种社会整体。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内在的、核心性的结构因素就是血缘关系与观念，如果血缘关系陷入混乱，存在将是可怕的；如果血缘关系是一种危害存在秩序的冤孽或原罪，那么人就应该努力摆脱这种宿命因素，用自己后天的努力重建秩序。江湖是混乱的象征，侠客们由于身世命运走入江湖，试图在混乱中重建健康的伦理秩序。血缘是存在的根命所在，我们只有在血缘结构中才能理解这个世界。身世之谜的意义模式，可以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符码解读金庸的某一部小说，也可以从某一种小说中显示的这种模式意义推导出金庸武侠世界的普遍意义。
身世之谜的母题并不足以说明其它武侠作品，梁羽生、古龙、卧龙生、温瑞安，他们的武侠小说可以处理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原型，具有不同的文化隐喻意义或伦理关怀，但他们的武侠小说在整体文化秩序中的功能及其实现这种功能的形式却是共同的。金庸小说“身世之谜”的文化隐喻只能说明意义与价值问题，说明的范围也有限于金庸的作品；而从对金庸作品的解读所发现的幻想的现实意义，却能印证武侠小说运作的基本原则，因为所有的武侠小说在幻想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武侠小说通过幻想把纯粹虚构的故事与现实的文化精神关联起来，不同作家的创作成就有大小，读者有多少，作品的文化蕴涵亦有深浅，但其中幻想的现实意义，文化寓言与补偿功能，故事类型的程序化传播以及这种传播在华人圈内起到的文化认同作用，是普遍共同的，不仅限于金庸一人或一部小说。金庸用他所有的小说讲叙一个基本意义模式相同的故事，而许多武侠小说，新的、旧的、港台的、大陆的、梁羽生的、古龙的，叙述的情节也经常重复，诸如比武论剑，夺宝争霸，别离的爱侣，聚会的冤憎。一边是作品不断重复的程序化故事，一边是无数大众不厌其烦、如痴如醉的阅读。我们不能指责如此多的同胞都精神空虚，不能妄想把高度抽象化的哲理与人生观灌输到大众的头脑里，使他们像机器一样一丝不苟地活着。于是，自然而然，金庸和以他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在当今华人世界拥有了那么广泛的读者，而每个读者都以个人的形式——阅读来参与这个属于全体华人的民族精神仪式。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我们完全可以读出金庸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可以看出金庸自己对武侠世界以及对其中所隐含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剖析、传承、重塑、弘扬、批判、反思和质疑……而小说中所描写的性格各异的人物、林林总总的琐事、所反映的复杂纷乱的社会、绚丽繁华的世情、所展示的山光水色、风俗人文、奇幻武功，则把读者带入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之中。而这些耳熟能详的事情，那些血雨腥风的斗争，都不过是现实社会大环境中日常生活的种种剪影或幻影罢了。这一点也成为金庸武侠小说吸引读者的因素之一。“如在目前，如临其境”。主人翁？参与者？旁观者？读者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读来定是酣畅淋漓之至哉！
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在继承传统武侠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的基础上，大胆而新奇地进行了创造性思维，金庸把想象发挥至极致，为广大读者描绘出一个色彩斑斓、充满神秘、奇幻色彩、引人入胜、亦真亦幻的武侠世界来。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出作者除谋篇布局之外，在构建理想家园时所耗费的精力和心血。尤其是在对于武功和武功招式的着力描写和尽力刻画上，金庸之成就无人能及。对此，金庸笔下人物的奇招妙诀更能证明这一点。如洪七公之降龙十八掌、张无忌之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功法、小龙女之玉女剑法、杨过之黯然销魂掌等等不胜枚举。有人曾经指出：“武功既是种艺术，关于武功使用和描写也就更应是一种艺术了。新派武侠小说打斗场面的描写，不拘泥于一招一式的真实可信，而是凭借想象自创功法，于惊险外更追求画面的‘色彩与构图’，于奇绝处更显示人格的高大与完美。可能不大可信，可‘好看’而且有‘味道’——居然于打斗中显出中国文化精神.”这样的评论可谓道出了金庸的“武侠秘诀”——好看与味道并重，而侠士们的武功则正是其文化修养和人格精神的体现。
有人说，金庸是六十年代最优秀的“武林盟主”。其实，金庸的武侠小说写作始学于梁羽生。他善于借助曲折动人的“大众化”故事框架，来表现惩恶扬善的主题和大侠创造历史的新古典主义思想，在浪漫武侠之外，金庸自己创造性地使其小说中往往又含有某些象征、寓意。这一点也是符合中华民族含蓄内敛的民族精神的。正如金庸自己在接受某专栏访问时所说：“侠小说本身就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些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一点与胡适所说的文学作品“有我”“有人”要求是完全符合的。在金庸众多的武侠小说中，象征寓意性作品写得最为成功的要算是《笑傲江湖》了。小说通过江湖上五岳剑派与魔教日月神教的武功较量，以及五岳剑派内部的权力斗争，象征性地概括并影射了中国历史上的种种争斗。一句“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仅成为电影中的经典对白，也是现实生活中政治斗争的真实写照。社会这个大环境就是最大的江湖。人，生存于社会中，如何全身而退？只能激流勇进。不然，也得做到明哲保身。“在江湖，身不由己”仅仅是武林人士的无奈，也是我们生活于钢筋水泥丛林中的现代人发出的一声叹息……
金庸小说的象征性、寓意性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这些与金庸小说中折射或透露出的文化色彩与人文气息有着密切的联系。金庸小说中包含了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中华民族的深刻精神。这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最震撼心灵，最发人深省的精神内核。金庸在其小说创作中，有着既是作者又是学者的双重身份的优势。这就使作者自身在文、史、哲、儒、释、道、诗、词、书、画、乐、棋等诸多方面的修养和才识能够从笔尖源源不断地注入作品，使文化色彩充溢于字里行间。“俗之中有大雅，大雅之中有大俗”寓雅于俗，雅俗并重，是金庸作品能够成为雅俗共赏的大众经典作品的决定性因素。
值得说说的，是金庸小说在与传统文化相契合时，也不忘呼唤着人文精神。金庸通过武侠世界的打打杀杀，阴谋诡计，血雨腥风来唤醒群众，观照人性，倡导和平，以战反战，以杀反杀，充溢着浓郁的人文主义气息。他试图通过武侠之武力、武功、武艺、武技、武术、武德来展现民族精神，来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同时，这也是金庸在文学创作中有意形成的创作意图和刻意追求的创作主题所在。著名制片人张纪中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中最好的。他的作品流露出一种英雄主义情怀。我说过，一个人执著、感动、流泪的时候，就有英雄主义情怀。金庸的小说中全部是布衣英雄，像杨过、令狐冲、郭靖……这些人物能感染我，跟我是契合的。”武侠小说本质上是带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著名金学家倪匡称其“个体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我认为，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突出表现正是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人性和民生的一种人性关怀。从接受论的角度上来讲，这也正契合了民众渴望救赎的心理，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和认同。因此，武侠小说也更容易受到读者的青睐和喜爱。而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史上取得相当的地位，从内容上来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能在充沛的现代意识的融汇交合之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与整合，同时也暗含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企盼。就这一点而言，金庸的武侠作品与流俗从众、博人一笑的庸俗武侠小说是截然不同的。
与梁羽生固守传统进行小说创作相对，金庸的创作道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很快从传统意义上的儒之侠——郭靖，道之侠——令狐冲，佛之侠——石破天，渐渐走向了非侠甚至反侠——韦小宝。其小说的创作主题也离国家民族之本位愈来愈远，而离人性、人生的意旨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深。金庸的武侠世界中，传递着中国特有的武侠精神，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艺术上讲，金庸小说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强调情感要素的介入，几乎接近于中西合璧的社会人情小说。在创作手法的运用中，金庸作品又熔历史与诗情与一炉，既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写实传统，又能圆熟地运用西方的心理描写。语言艺术上老练圆润，构思布局上博大精深，堪称武侠小说的典范。因此，金庸武侠小说本身就具备了引人入胜的丰富的可看性、娱乐性等外部因素，再加上作品内部反映折射出的武侠精神、人文气息，就更加增添了作品之精神性、内质性的一面，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最为核心的地方。同时，这也成为了金庸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现今社会中，所谓的人生哲学，流行于当世。而所有的人生哲学不外乎只是“世”“世”种种衍生物。武侠精神中，从头至尾都贯穿着隐逸的思想。侠士们并不是哪儿有热闹就往哪儿跑，也不是天天只梦想着“南捷径”所谓“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是他们隐逸的最高境界。这是由于“世”“世”有更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因为武侠精神在历史上始终不是思想文化的主流，也不为正统所接受。它深厚的生存意义只能够成为百姓心中神圣天道、正义良心的永远保护神。因为权力的倾轧、政治的腐败，使社会现实环境无法从根本上保证天理昭彰，正义永存。而武侠精神恰恰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警示和补充。以天下为己任的郭靖、萧峰选择了在现实中头破血流后“身成仁、舍生取义”而陈家洛、袁承志、张无忌则选择了在功成之后就飘然引退。 “世”“世”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作品中人物的急流勇退，与金庸本人的功成名就之后封笔引退又有着某种昭示，一个是虚拟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进退之间，方显英雄本色。这种隐退，让金庸的小说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也让金庸的艺术成就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
总之，“金庸现象”一社会现实的实质就是武侠精神经过岁月洗礼后的一次展现和新生，是人文精神渴望回归的呼声和企盼。西谚有云：“物主让人直立行走，仿佛就是为了让人仰望。”是西方的哲学。但仰望人性，回归自然，却是全人类共同的心愿，也是文学作品中最能打动人心之处。金庸的武侠小说最为成功的地方也在于此。

㈢ 三侠五义内容简介

《三侠五义》小说叙写北宋仁宗年间，包拯在众位侠义之士的帮助下，审奇案、平冤狱、以及众侠义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故事。书中塑造了一位铁面无私、不畏权势的清官形象，充分地体现了底层人民的愿望。

其中包公平冤狱、“铡庞昱”、“除藩王”等情节，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书中穿插了大量侠客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正义行为，表现出他们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本质。

《三侠五义》的出现，开创了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的合流，小说前面讲述北宋仁宗年间，包公出世，赴任定远县、执掌开封府，奉皇命到陈州放粮赈灾，公孙策设计要来御赐刑具三口铜铡，安乐侯庞煜派人刺杀包公，南侠展昭暗中保护帮助包公，使包公得以刀铡国舅，除暴安良。

《三侠五义》，作者石玉昆，是古典长篇侠义公案小说的经典之作，堪称中国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同时，作为中国第一部具有真正意义的武侠小说，《三侠五义》的版本众多、流传极广，书中脍炙人口的故事对中国近代评书曲艺、武侠小说乃至文学艺术的内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侠五义》最初版

本为石玉昆的说唱《龙图公案》，今犹有传抄本，时在嘉庆年间已经风行，唱词甚多。后有人在此基础上，删去唱词，增饰为小说，题《龙图耳录》。

光绪五年（1879），石玉昆加以修改润色定稿印刷发行，更名为《忠烈侠义传》，又名《三侠五义》，共120回，卷首有问竹主人（石玉昆）序及退思主人、入迷道人二序。 光绪十五年，近代学者俞樾认为此书第一回“狸猫换太子”事“殊涉不经”，遂“援据史传，订正俗说”，重撰第一回。又以三侠即南侠御猫展昭展雄飞、北侠紫髯伯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合为一侠，实为四侠，增以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共为“七侠”。

原五鼠即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仍为五义士，改书名为《七侠五义》，重新作序刊行。但此改动遭到文学界和曲艺界的双重质疑。1923年12月28日鲁迅致胡适佚札言：“我以为可重印者尚有数书。一是《三侠五义》，须用原本，而以俞曲园所改首回作附。”

1925年，由俞平伯校点、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三侠五义》选用原本，是该小说流传以来最优秀的版本。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在初刻本每页边上都书“三侠五义”四字, 可见著者是把“三侠五义”四个字作为原书的别名。

在我国古汉语中“三” 、“五” 等数，既可表示基数, 即表示确数的数目，如“三纲五常” 、“三皇五帝” 、“三坟五典”等, 又可表示虚数，即用定数来表示夸大、缩小、或不定的数目, 如“ 三令五申”等。

从基数的概念来看：三侠是南侠、北侠、丁氏双侠（看成一个整体），五义是五鼠，从虚数的涵义来理解, “三侠五义”就是许多侠义的意思。

《三侠五义》大量使用悬念的手法，造成了情节的迂曲、变幻、起伏。随着情节的展开，作者不断地制造悬念，而小说也就在这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悬念中吸引着读者不停地看下去。

悬念的产生和解决是由前后相关的一系列事件构成的，在作品中，这些事件往往是接连叙述的；但也有突然中断另叙他事，等到适当时候再接着前事讲述的。

毛宗岗《演〈三国志〉法》称之为“横云断岭”，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称之为“横云断山”法，这种叙事方法推迟了悬念的解决进程，更长时间地调动着读者的阅读兴趣，它在《三侠五义》等书中得到较好的运用。

核心思想，小说弘扬人间正气，把侠客义士的除暴安良行为与保护清官、协助清官断案完美的结合起来，表现了宣扬忠义、维护社会秩序、为国为民的思想。

侠客们协助清官与邪恶势力对立，仗义除暴、为民申冤，这些都反映了基层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愿望，明确表达了人们对清明政治的要求和对是非善恶的态度，具有深刻的意义和认识价值。[8]

如小说揭露和抨击了太师庞吉恃宠结党营私，诬陷忠良；庞昱荼毒百姓，抢掠民间妇女；苗秀父子鱼肉乡里，重利盘剥；葛登云、马刚肆虐逞凶，为害地方等。同时，对嫌贫爱富的柳洪、雪中送炭的刘洪义、为人出头伸冤的张别古、嫁祸于人的冯君衡等，褒贬态度亦极鲜明。

(3)里面有胡适的武侠小说扩展阅读：

三侠

南侠展昭

展昭，字熊飞，常州府武进县百花岭下遇杰村人氏，擅长轻功，兵刃为上古名剑巨阙，后在茉花村与其妻丁月华定亲时交换了湛卢。展昭与包拯相识于包拯进京赶考的途中，曾在金龙寺凶僧手中救包拯，又在土龙岗退劫匪，天昌镇捉刺客，后经包拯举荐，被皇上御封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在开封府供职，绰号“御猫”，人称“南侠”。

北侠欧阳春

欧阳春个性敦厚圆滑，号北侠，绰号紫髯伯，使七宝刀。欧阳春的武功是三侠五义这些人中最高的，会点穴，一把宝刀江湖无敌手。

双侠

丁兆兰，丁兆蕙，松江府茉花村人氏，镇守雄关总兵之子，合称“双侠”。弟兄二人乃是同胞双生，兆兰比兆蕙大一个时辰，因此相貌相同。在性格方面，兆蕙与兆兰的老成厚道相比，兆蕙显得更为机智聪明，活泼开朗，幽默，为人豪爽。兆蕙从一开便以农家渔郎面目出现，同南侠展昭一起去帮助落难的周老汉，又设巧计惩罚了对周老汉忘恩之人郑新，都显示出了他的机智。 [8]

五义

钻天鼠卢方

自小生长在渔船上，有爬杆之能，每逢船上篷索断落，卢方爬桅结索，动作如猿猴，因此得绰号“钻天鼠”。手使刀，擅长爬杆挂旗，轻功好，人很忠厚，义薄云天。卢方在跟随包拯之前掌管陷空岛卢家庄，曾因为兄弟情长，与其它四鼠不服展昭称御猫欺压五鼠而大闹东京。第一个义归开封府，辅佐包大人，从此为朝廷尽心尽力，忠心耿耿，御封为六品校尉。有子卢珍。

彻地鼠韩彰

韩彰，陷空岛五鼠之一，祖籍黄州。排行老二，因善打毒药镖，会挖地雷，人称彻地鼠。手使一把刀，五鼠中武功仅次白玉堂；为人耿直，说到做到讲信用。后同众人义归开封府，辅佐包大人。

穿山鼠徐庆

徐庆，山西人。排行老三，人称穿山鼠。兵刃刀，力大，能探山中十八孔，和卢方、蒋平同归开封府，辅佐包大人。被御封为六品校尉，在开封府供职。

翻江鼠蒋平

蒋平，绰号翻江鼠，字泽长，金陵人氏，擅长潜水，能在水中潜伏数个时辰，并且开目视物，在水中来去自由，因此得名“翻江鼠”。身材瘦小，面黄肌瘦，形如病夫，为人机巧伶便，使一对分水峨嵋刺，智谋好，闹东京后被御封为六品校尉，在开封府供职。

锦毛鼠白玉堂

白玉堂，因少年华美，气宇不凡，行侠作义、文武双全，故人称“锦毛鼠”。白玉堂的性格，具有多个侧面，在原书人物中是最为复杂的。他少年气盛，性情高傲，仗义疏财，打抱不平 ，闻听展昭受封“御猫”感觉这是以号欺压“五鼠”。

遂赴京师找与展昭一比高低；赴京路上他与有志有德的寒门书生颜查散结为兄弟，多方救助，闯开封府寄笺留刀为其伸冤；他再闯开封府会斗御猫，并于皇宫内苑中杀了意欲谋害忠良的总管太监郭安、在忠烈祠内题诗；还搅闹太师府惹得太师误杀二妾，还奏折加章说明整治奸臣太师庞吉的原由；闹东京他被皇上赏识，御封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后。

他和颜查散一起赴洪泽湖治水；最后下襄阳，为拿到反朝廷的襄阳王的确凿证据，三闯冲霄楼不知所踪。正所谓以英雄侠义始，以英雄侠义终，所做之事均系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桩桩件件都不离“侠义”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