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

『壹』 中华文化对金庸创作影响

金庸的出现，无疑对中国主流文学界构成了严峻挑战。这一挑战的真正意味在于，"中国20世纪建立起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念体系，对金庸小说缺乏足够的透视力、解释力和包容性，因而在金庸小说面前，当前主流文学界明显面临着价值失范的危险，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失语状态。"（邓集田：《当前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局限性》，《文艺研究》2006年第4期第53页）

本文就试图依托文化研究理论，调谐接收金庸作品的文学理论频道，确立一种新的文化批评视角，探寻金庸武侠小说对传统文化保存的意义及对20世纪文学创作的启示。

一、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着眼，金庸让传统文化运行于当代思想提供的给养中

让传统文化运行于当代思想提供的给养中，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最好保存。沉淀于历史长河中的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被从历史深入打捞起来，集聚在与当代文化共同运行的思考之中，这种深入到历史深入的思考，不是复活传统文化曾有的样子，而是使曾经鲜活的传统文化的精神气在当代文化的土壤滋养下，依然保持它曾经存有的鲜活。

旧的、通俗的文学样式，并非一定就与现代的、高雅的文化水火不相容。"大作家的出现，可以提升一个文学类型的品格，这点早被中外文学史所证实。"（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王敬三编《名人名家读金庸》，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页）金庸就是成功融汇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精神，将武侠小说提升到新的境界的这样一个大家。

金庸小说创作，一方面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大量的营养，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智慧、灵感、想象和才情综合运用传统文化资源。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源，在经济愈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更应该强调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方面，金庸先生为我们作了很好的垂范。

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弘扬，我们当务之急不是批判与抛弃，而是在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的同时，积极发掘与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怎样的再度挖掘与创造，使之成为文学创作的泉源，我们可以从金庸作品中吸取养料。

对此，早在1996年第一届金庸学术研讨会上，浙江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卢敦基在《金庸新武侠小说的文化与反文化》中就有探讨。他指出"金庸作品具有文化意蕴，首先是指出同时也是常为人所忽略的便是他穷尽心力描绘的人间世相；在这里，实际上表现了金庸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其次也是最明显的，就是金庸作品有着厚重的传统文化思想，用其作为武侠小说的深刻内涵；金庸的三部巨著《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天龙八部》，与我国古代儒、道、释三家的文化思想遥遥相对。更可贵的或者说最重要的，金庸武侠小说在传统思想的模式里注入新的血液，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尝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以现代的自由思想改造了传统文化，成功地将传统思想与现代文化结合起来。（《金庸研究 创刊号》第60页至第68页。）

对金庸如何在小说中充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元素有效地转化为小说的文学性资源，邓集田在他的论文中，在与寻根文学的比较中，已经有精彩而充分的展开（邓田集：《当前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局限性》，《文艺研究》2006年第4期第58页），不再作添足之论。

借他的精辟论述旨在说明，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最好保护，是怎样运用富有创意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重组与再造。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借助武侠小说这种传统文化体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适宜最广大华夏子孙的再创造，这不是理论的推论能成就的。"文化是一个既虚又实的东西，因而要想使它成为有效的文学资源，作品中就既需要有开阔空灵的意境来聚合与提升这些文化资源，使之有一个可以栖居的诗性的'家'，又需要对文化元素本身进行具体而微的精妙描写和艺术处理，将其所蕴含的文学潜质充分地开掘出来，使死的元素变活，使之真正获得生命。'家'和'生命'兼备，文化才能舒适地栖身于文学。"（邓田集：《当前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局限性》，《文艺研究》2006年第4期第58页）利用的是传统的武侠小说，赋予的是现代的思想，即让当代的文化滋养中华传统文化，让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一道运思，从而创造出有别传统的新武侠小说。

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但由于缺乏好的创意和再造能力，致使传统文化资源不是闲置浪费，就是大量流失，或为外国文化所利用。众所周知，《花木兰》和《宝莲灯》这两个在我国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美国好莱坞把它们拿去加以文化与技术的改造，拍成动画片，通过全球的销售网络，广泛传播，从而创造了惊人的票房和影响，这就是好莱坞对传统中华文化的改造，我们除了焦虑而无所作为。

在全球化背景下，仅仅倡议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号，对民族文化的国际化推进并没有什么切实的的作用与意义的。我们可以蔑视好莱坞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将目光仅仅投放在最没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功夫"上，尽管可以蔑视好莱坞的中国面孔已经拼贴的是中国文化的边角余料，而好莱坞的中国的进一步扩大，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使命，如果忽略这一点，那才是我们最可轻蔑的了。

金庸小说的一个可贵价值也正在于，他以自己的文学尝试和艺术作为，较好地传承了中国本土文化和文学传统，有效避免了20世纪中国主流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出于种种现代性焦虑而导致的文化和文学资源断裂、本土性流失等致命问题，从而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邓集田：《当前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局限性》，《文艺研究》2006年第4期第59页）

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出路，只有从社会经济发展中审视定位，从文化受众需求中探寻方向，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养料，从现代精神中激活感情，从文化碰撞中开拓新意，才能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金庸在描写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时，他明确告诉你世界是一个血腥的、苦难的世界，个人无力改变，个人可以做的是如何洁身自好？大处，金庸以深沉的人道主义克服朴素的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小处，金庸对其间群体关系的微妙洞悉和对置身事态中人物心性变化的分寸拿捏，往往恰如其分。金庸书写，不只在丹心侠骨、铁汉红颜之中流露出深厚的中华文化内涵，还特别注重历史、地理、人物、事件的真实感，尤其是后来几部作品中，对中国政治文化问题的刻划，更是入木三分。金庸的文字和对白比较接近传统章回小说，但故事结构与叙事方法，都融入了不少好莱坞的电影手法和现代的心理描写，而主要人物的塑造，诗性空间的拓展，生命意义的追问，显然受到了西方近代文学作品的影响。

文化的弘扬和保护，不在于花巨资把传统文化的物质形态束之高阁，建几座博物馆，保存一些传统的音像资料，还有在某些与史实沾亲带故的风景区，盖几间房子，写几幅对联一挂，仿佛就将文化发扬起来了。文化的真正弘扬和保护在于通过自己的创造，让人记住历史。金庸的《神雕侠侣》让人们记住了元好问原本不太出名的那首词中的词句："问世间情为何物"。《天龙八部》并非金庸所创的这一书名，虽取自佛经，但却是因为金庸的生花妙手才名闻遐迩，才使"天龙八部"赢得了独特的含义。

金庸武侠小说并不单单着力于弘扬传统文化，追求高蹈豪迈的思想；更看重生动形象的塑造、生动曲折情节的细节作品在人性和人情的表述上的创意，以便为更广大读者接受。

在形象塑造上，消除了人物脸谱化的做法，侧重于形象的复杂性，即具体个体身上，展示善恶好坏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一个辩证过程，对待感情问题虽然悖离理性却合乎人性与人情的深刻性。譬如对待爱情，明知自己所爱非人，是一个不为社会价值观所肯定的对象，依然一往情深无怨无悔地爱着对方。这是一种建立在对人性的复杂性的深刻体认基础上的人物塑造。

金庸将中西文化的精髓融于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中，从而使中华文化在获取了最大的读者的同时得以根植百姓心中，成为百姓寻常生活的精神支柱。

文学内容形式的逻辑划分是为了便于研究，在小说中，二者是相互依存互为作用的。中华文化的精髓得以在最广阔的日常生活土壤中生存，也在于小说形式本身是传统与现代的对接。金庸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努力践行这一想法。一方面他自己也认为，如果说他的作品有什么价值，"我想只有一点--'民族形式'。武侠小说是我国文化中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著：《三剑楼随笔 从一位女明星谈起》，第202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另一方面，他又深谙小说创作推陈出新的重要，努力吸纳艺术的各种现代创作与表现方法。

《雪山飞狐》，表面上看来采用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形式，但是，金庸把一个发生于一百年的故事浓缩到一天中来抒写，这一方式恰恰是较现代的戏剧创作方式。而小说最后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一刀，这一开放性结局的运思，更是现代小说表现手段的成功借鉴与运用。记得粉碎"四人邦"不久出品的由杨延晋导演的《小街》，也采用了开放性结尾，这在当时给人留下多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这一影响依然鲜活于眼前。就我个人的记忆，依循时间顺序，对开放性结尾的采用，金庸在杨延晋之前，而对开放性结局的感受，杨延晋在金庸之前，而开放性结局给人的震憾，金庸又在杨延晋之上。或许因为那是爱恨情仇的聚焦，更是攸关生死的一瞬。

此外，金庸小说在以章回的形式承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恰好适应了现代报章连载的形式要求。现代传媒广泛而强力的影响力，不只给他的小说创作带来丰厚的经济汇报，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也使他的小说获得了最广泛的社会效应与较强烈的社会反响，激起并唤醒了大众，尤其是置身海外的华侨族群对中华文化的思乡之情。

"金大侠长期居住在香港这个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早年还曾经在美国耶鲁大学修读，但他一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并通过自己的作品在传播国学方面作出别人难以企的贡献。他的经历和成就证明：深厚的国学素养和以西方文化为主要内的现代文明，不只是不矛盾的，而且可以是相辅相成的。"（邬凤英《从金庸支持复兴国学谈起》，见2005-8-3《中华读书报》）文化内容的大规模传播，文化内容在不同的语境中频频呈现，包括在不同的国别、不同的读者群、不同的媒体，内容的非语境化不断改变着文化内容的原初意义，由此投射出新的内容或改变了的意义。也许在不断的被复制、并置和剪辑的非语境化过程中，每一文化元素的有效性会降低，但是，也导致文化的全部象征内容的大幅度增加，或者说是它的诗性空间得到不断的拓展。

『贰』 现在写武侠小说有出路么

可以的
首先，国家现在对于文化产业扶持力度很大，你写武侠小说将来形成产业了之后可以得到国家的政策支持
另外，当前的武侠小说的有效供给明显不足。就现在的市场来看，武侠小说精品难出，依然停留在金庸，古龙的时代。因此，当前的武侠小说的市场空缺很大
最后，现代人对于现实的逃避心理愈演愈烈。人们越来越来希望能够在小说的虚拟世界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甚至麻痹自身。因此，武侠小说值得你去写

『叁』 谁看过金庸武侠小说，较深的谈谈看法或者评论，不限哪个方面。字数一千左右。

追溯起来，“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一句。这句话写出了侠必有武，必会武，必能武之意。其实，“武”和“侠”在某种层面上来讲，已经不仅仅只是武侠小说中的单纯概念，同时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地来讲，“武功”、“武力” 、“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都是长久以来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而“侠客”、“侠义” 、“侠行”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企盼。这一点与中国文化是相契合的。“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而二者的终极目的都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的桃源世界。传统武侠小说在弘扬侠义精神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试图依靠武力来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倾向。正所谓“快意恩仇”，侠士们在感恩报仇中寻求并品尝着血腥的快感。一般意义上的侠，体现在以武力来扶善除恶，扶危济困，打抱不平。金庸笔下的侠并不只限于报答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而是普遍地扶危济困，救人于水火，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因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把尚武与尚德结合在一起，重武德。这一点与传统武侠小说是根本不同的。
武德之高尚与卑下往往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郭靖、洪七公、萧峰、袁承志等大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绝一时，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有高尚的武德；欧阳峰、东方不败、丁春秋、岳不群等之流最终只落得个悲惨可耻的下场，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卑下甚至邪恶的武德所致。而武德的最初体现则是表现在最初武功的选择上。故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功又可以为正邪两派。在金庸笔下，这正邪两派武功正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同时也正体现了不同人的不同选择。“正派武功”符合儒释道三家之说，顺应了社会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形成侠士弘大刚毅的人格。而与之相对的“邪派武功”则违反了人性准则，追求速成，崇尚功利，最终只能使练功之人玩火自焚。由此看来，武德对于习武之人是十分重要的。武德上者，侠士也。
“武”离不开“德”，就如同“侠”离不开“义”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侠”与“义”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说到侠，人们通常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义。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金庸的武侠小说围绕着“义”字写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人物、故事和场景。如郭靖保家卫国、死守襄阳；萧峰义字当先、以死反战……这些笔墨饱含了作者大量的心血、精力和激情，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传统文化观、道德价值观和人生理性精神。在艺术上，这些感人至深、震撼人心的场景也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此外，它们还成为金庸小说中最为精彩、最富有浪漫主义激情，因而也最值得仔细品味的部分。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士众多，最为著名的两位大侠当属萧峰与郭靖二人了。这一点是众多金学家、也是广大金迷们公认的。我就以他们二人为例，来说说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与武侠精神吧。首先要说的就是萧峰。萧峰的身世较为特殊。他生于契丹，长于大宋。这就使他的性格特征中既有契丹人豪爽直率的一面，又有一般侠客讲义气、重承诺、扶危济困、胸襟坦荡等优秀的中原品质。而他最终的悲剧性命运尤为震撼人心，发人深省。杏子林成了萧峰人生的转折点。他从受人尊敬的丐帮帮主一下沦为了遭人唾弃的“契丹狗”。直至后来两国交兵之际，他又机缘巧合地偏偏当上了契丹国的南院大王，受命领军平南征宋。为平息两国之战，救万民于涂炭，萧大侠不惜以自杀来震慑大辽，警醒大宋。萧峰身上所代表的正直、朴素、真诚和为民请命、甘愿一死的献身精神，正是武侠精神的至高境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接下来，再来谈谈郭靖大侠。郭靖为人忠厚老实，是个不善言辞，也不聪明的人。他的父亲郭啸天是一代忠良。在父亲忠贞烈事的影响下，郭靖渐渐地也形成了敦厚有礼、深明大义的性格，成为儒家文化最为精当的代言人。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金大师笔下的大侠风范。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号角声中，郭大侠冲锋陷阵于保家卫国的抗元斗争中去。这种以天下兴亡、万民安乐为己任的思想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郭靖不仅具有远大的为国理想，同时也有积极主动的卫国行动。儒家文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美政理想，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清晰，也最为透彻。总之，郭靖和萧峰一样，身上都具有传统正剧中悲剧式的英雄色彩。同时，他们的形象与豪行也使“侠”这一概念上升到另一种高度。对于“武侠”，与金庸同时代的梁羽生也有着自己的认识。他认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毋宁有“侠”无“武”。为了行侠仗义，侠士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就算是性命也在所不惜。正可谓“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元稹《侠客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李白《侠客行》）。
在通过武侠小说来宣扬武侠侠义精神的这一点上，金庸的作品是与传统武侠小说相契合的。但是，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思想是尚武德与重侠义，把武德与侠义并重。更为可贵的是，金庸在一系列的小说创作中，还赋予了“武侠”以新的内涵——把它提高到了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一新的历史高度。武侠，不再只是武把式、游侠儿，而是有武德之人行有侠义之事。武侠精神也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笔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义，自觉地在为百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生命的人物形象。他们身上正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观，也是金庸对武侠精神的一种新的提升。
武侠小说总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有一个故事动机引发剧情的发展，或者是为了报仇雪恨，或者是为了争夺武林盟主，或是为了一部绝世武功秘笈。笔者通过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文本阅读，发现其中一个普遍性的意义模式，即几乎所有故事的动机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谜”。这个身世之谜由混乱或邪恶的血缘关系造成，注定人物出入江湖的命运。叙事深层如此关心血缘注定的身世问题。在金庸的许多小说里，我们都注意到所谓“身世不明”的英雄。《天龙八部》开篇，这类英雄就又出现了。首先是段誉，其后是乔峰，最后是虚竹。段誉的江湖之行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乱伦恐惧之中。母亲刀白凤临终时揭出他的身世之谜：他的父亲并不是段正淳，而是时下“四恶之首”段延庆。随之乱伦的恐怖消失了，但邪恶身世的负罪感，却使他更加痛苦不堪。他社会关系上的父亲（养父）段正淳与生母双双死去，生父段延庆竟是“恶贯满盈”的江湖歹徒。他的生命来源是罪恶的，生父邪恶，生母与生父之间的复仇关系产生了他，也是邪恶的。缘起业报，一切尽由身世中来。身世就是命运，身世之谜又造成英雄们的悲剧命运。《天龙八部》中，段誉还不能算是最有英雄气质的人。他真诚、勇敢，但缺乏对命运的自觉。真大英雄者当推乔峰。而乔峰命运中的一切，也是由身世之谜造成的，只是他在个人的努力中，表现出更多的主体自觉性来。在这一点上，他很像俄狄甫斯类的英雄，对真实的追求把自己逼到毁灭的边缘。他无法相信，但种种事实都证明他是与大宋汉人有世仇的异族后代——契丹人。于是灾难降临，恩转化为仇，爱转化为恨，他自愿放弃了丐帮帮主的地位，无尽的误会与冤枉接二连三地降临到这位无所归依的流浪英雄头上。身世之谜揭开，血缘“罪恶”再次成为英雄命运的注定性因素。
《天龙八部》中社会因素与血亲的自然因素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英雄们的养父与生父之间的关系结构中。健康的存在秩序中，生父与养父应该是同一的，否则，不仅生命的本质有问题，存在的状况亦是令人痛苦的。小说中的情节一再暗示这一点。段誉的生父与养父不仅不是同一人，而且互为仇人。段正淳后来与他众多的情人同归于尽，了却了他的孽缘，段誉就只有一个时刻迫害他的邪恶生父了。乔峰的养父母乔三槐夫妇被谋杀，而他误以为坠崖而死的生父萧远山却侥幸生还，藏身少林寺中，这个谜直到最后才揭开。
至于那位从小即在少林寺出家的痴僧虚竹，一直以为自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而他父亲就在他身边，竟是那位德高望重、宝相庄严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他的母亲则是号称“无恶不作”的第二恶人叶二娘。高僧大德身犯淫戒，为恶不赦；叶二娘日杀一婴，更是天理难容。虚竹，又是一个生于邪恶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杀，叶二娘随去，虚竹的身世之谜一旦解开，他又成了真正的孤儿。总也摆脱不掉身世之谜，不是罪恶，就是倒错。
武侠小说是幻想衍生的。从创作与作品角度看，人物无端而出，事件随意而生，情节经常显得散漫，英雄志，儿女情，奇缘异遇，随心任意，有庞大规模，也会杂乱。从读者阅读角度看，通常的情况是，你从故事的任何一段读起，意义都是明确的，相对独立完整的，然而通篇读完，又有不知所云的感觉。《天龙八部》中围绕着三位英雄命运反复出现在作品中的身世之谜的母题。实际上这个母题的普遍意义还不仅限于这三位主人公，次要人物如慕容公子、钟灵、木婉清、王语嫣、阿朱、阿紫，或多或少在某一阶段都陷入身世之谜的困扰之中。它是整部作品叙述的深层结构，从散乱的幻想经验世界中暗示出某种深刻的寓意。身世之谜使人的存在陷入混乱，这种混乱是彻底的，社会存在的基本单元家庭被破坏了，父不父、子不子；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也破坏了，人无法安身立命。乔峰的身世使他无法继续生存在汉人世界，它的教养又使他无法进入契丹人的生活。段誉除了情痴外根本没有大理段氏的“正统承传”，流落中原，无所事事。虚竹身为汉家僧侣，却被招为西夏驸马。每位英雄的所在都不是他应有的存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存在秩序失去了一致性意义，因为根源性、本质性的血缘关系是邪恶的，存在的环境就不可避免要出现混乱，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普遍程度上的身世邪恶或混乱导致存在秩序的混乱，而乱世出英雄——这就是《天龙八部》幻想世界中暗隐的道理。
身世之谜揭出，原来掩盖在虚假的秩序之中的世道乱了，英雄在痛苦与灾难中诞生，力图以个人的力量寻找存在的意义，重建秩序。段誉的挚爱，虚竹的宽容，乔峰的正义，都是英雄作为。个人身世之谜不仅是个人的灾难，也是整个家族、整个国家的灾难，段誉的身世牵涉到大理国政，乔峰于万马军中胁迫辽王誓不犯宋境，并以死相报，也关涉到民族存亡的大事。身孽，家破，国乱，孝不就，忠不成，仇杀遍野，苍海横流，力挽狂澜者，方显出英雄本色。灾难缘起，在于身世之谜，英雄的人格不仅体现在忍受灾难，还在于一种抗拒命运的悲剧性努力上，他们力图在残破混乱中重新建立秩序，找到新的存在根基。乔峰、段誉、虚竹结为异姓兄弟，挚情真性，尽消前仇。如果说旧的血缘秩序已经败坏了，那么建立在非血缘关系上的，纯粹社会化的关系是否能够成为摆脱痛苦、重建秩序的超越之路？“异姓”是非血缘性的，“异姓兄弟”意味着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新秩序、新和谐。于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英雄使命就集中表现在秩序与价值的重建上。如果所有的自然初因（血缘身世）都是邪恶的，导致仇杀的，冤怨相报，了无尽头，那么理想的社会关系秩序“异姓兄弟”将昭示出拯救的希望。
大侠成为一种价值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文化英雄。他们都体验到生存内在的困境，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存在的意义，肩负起民族精神。从某一段情节、某一个事件上看，他们或者是一种宗教的、哲学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化身；但从普遍的内在隐喻意义上看，他们都是整体性的文化价值与集体心灵的代表。他们的故事归根到底都是同一个故事。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以人物为核心的英雄传奇，而这些英雄展示在故事中的命运，都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终极原因——身世之谜。
《天龙八部》中的意义模式在金庸的其它小说中不断重现。“射雕”三部曲中所有的主人公出入江湖，最初的动机都可追溯到身世之缘。郭靖、杨康、杨过、张无忌，不是父死，就是父母双亡，凝结在身世上的冤仇或误会构成他们武侠生涯的决定性因素。《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中的胡一刀、胡斐，也是因为前后三代人身世上的秘密蹈入无尽的江湖是非与仇杀之中。百年结仇，冤冤相报，而对胡苗范田四家三代中的每一个人，都具体表现为身世源头上的冤孽，为此他们走上江湖路，旧怨未解，新仇又生，人的命运被一种先在的血缘关系注定了。《飞狐外传》中女主人公袁紫衣的身世就更为典型，父母竟是仇人，身世的冤孽注定了她的命运；又要报凤天南的生身之恩，又要杀凤天南为母报仇。一再重复叙述的情节已不可能是偶合，它似乎在暗示我们一种解读金庸的意义符码。身世或者是个秘密，或者是个揭示出的罪恶的根源，不管是失落的身世还是被证明的邪恶身世，都是注定主人公命运的孽缘。血缘性的自然秩序一旦打破，便是混乱与悲剧的根源。《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不武不侠，但也不知其父为何人，他生在扬州丽春院，母亲是个妓女，很多人都可能是他父亲。《连城诀》中狄云无父有师，身世不明，而且师父的身份也存在着倒错现象。《书剑恩仇录》中于万亭只是陈家洛的义父，《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父母双亡，《鸳鸳刀》中萧仪、《碧血剑》中袁承志的父亲均被杀，《笑傲江湖》中众望所归的令狐冲，一样的身世不明。对每一个人物来说，这都是他们走入江湖的直接与根本原因。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孝文化，它以家庭为本位、宗族为中枢、国家为指归，其中最基本的关系结构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伦理秩序。血缘关系是基于出身的谱系纽带，它将一个人将另一个人，一个个人与集体联系起来，构成一种社会整体。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内在的、核心性的结构因素就是血缘关系与观念，如果血缘关系陷入混乱，存在将是可怕的；如果血缘关系是一种危害存在秩序的冤孽或原罪，那么人就应该努力摆脱这种宿命因素，用自己后天的努力重建秩序。江湖是混乱的象征，侠客们由于身世命运走入江湖，试图在混乱中重建健康的伦理秩序。血缘是存在的根命所在，我们只有在血缘结构中才能理解这个世界。身世之谜的意义模式，可以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符码解读金庸的某一部小说，也可以从某一种小说中显示的这种模式意义推导出金庸武侠世界的普遍意义。
身世之谜的母题并不足以说明其它武侠作品，梁羽生、古龙、卧龙生、温瑞安，他们的武侠小说可以处理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原型，具有不同的文化隐喻意义或伦理关怀，但他们的武侠小说在整体文化秩序中的功能及其实现这种功能的形式却是共同的。金庸小说“身世之谜”的文化隐喻只能说明意义与价值问题，说明的范围也有限于金庸的作品；而从对金庸作品的解读所发现的幻想的现实意义，却能印证武侠小说运作的基本原则，因为所有的武侠小说在幻想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武侠小说通过幻想把纯粹虚构的故事与现实的文化精神关联起来，不同作家的创作成就有大小，读者有多少，作品的文化蕴涵亦有深浅，但其中幻想的现实意义，文化寓言与补偿功能，故事类型的程序化传播以及这种传播在华人圈内起到的文化认同作用，是普遍共同的，不仅限于金庸一人或一部小说。金庸用他所有的小说讲叙一个基本意义模式相同的故事，而许多武侠小说，新的、旧的、港台的、大陆的、梁羽生的、古龙的，叙述的情节也经常重复，诸如比武论剑，夺宝争霸，别离的爱侣，聚会的冤憎。一边是作品不断重复的程序化故事，一边是无数大众不厌其烦、如痴如醉的阅读。我们不能指责如此多的同胞都精神空虚，不能妄想把高度抽象化的哲理与人生观灌输到大众的头脑里，使他们像机器一样一丝不苟地活着。于是，自然而然，金庸和以他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在当今华人世界拥有了那么广泛的读者，而每个读者都以个人的形式——阅读来参与这个属于全体华人的民族精神仪式。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我们完全可以读出金庸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可以看出金庸自己对武侠世界以及对其中所隐含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剖析、传承、重塑、弘扬、批判、反思和质疑……而小说中所描写的性格各异的人物、林林总总的琐事、所反映的复杂纷乱的社会、绚丽繁华的世情、所展示的山光水色、风俗人文、奇幻武功，则把读者带入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之中。而这些耳熟能详的事情，那些血雨腥风的斗争，都不过是现实社会大环境中日常生活的种种剪影或幻影罢了。这一点也成为金庸武侠小说吸引读者的因素之一。“如在目前，如临其境”。主人翁？参与者？旁观者？读者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读来定是酣畅淋漓之至哉！
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在继承传统武侠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的基础上，大胆而新奇地进行了创造性思维，金庸把想象发挥至极致，为广大读者描绘出一个色彩斑斓、充满神秘、奇幻色彩、引人入胜、亦真亦幻的武侠世界来。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出作者除谋篇布局之外，在构建理想家园时所耗费的精力和心血。尤其是在对于武功和武功招式的着力描写和尽力刻画上，金庸之成就无人能及。对此，金庸笔下人物的奇招妙诀更能证明这一点。如洪七公之降龙十八掌、张无忌之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功法、小龙女之玉女剑法、杨过之黯然销魂掌等等不胜枚举。有人曾经指出：“武功既是种艺术，关于武功使用和描写也就更应是一种艺术了。新派武侠小说打斗场面的描写，不拘泥于一招一式的真实可信，而是凭借想象自创功法，于惊险外更追求画面的‘色彩与构图’，于奇绝处更显示人格的高大与完美。可能不大可信，可‘好看’而且有‘味道’——居然于打斗中显出中国文化精神.”这样的评论可谓道出了金庸的“武侠秘诀”——好看与味道并重，而侠士们的武功则正是其文化修养和人格精神的体现。
有人说，金庸是六十年代最优秀的“武林盟主”。其实，金庸的武侠小说写作始学于梁羽生。他善于借助曲折动人的“大众化”故事框架，来表现惩恶扬善的主题和大侠创造历史的新古典主义思想，在浪漫武侠之外，金庸自己创造性地使其小说中往往又含有某些象征、寓意。这一点也是符合中华民族含蓄内敛的民族精神的。正如金庸自己在接受某专栏访问时所说：“侠小说本身就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些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一点与胡适所说的文学作品“有我”“有人”要求是完全符合的。在金庸众多的武侠小说中，象征寓意性作品写得最为成功的要算是《笑傲江湖》了。小说通过江湖上五岳剑派与魔教日月神教的武功较量，以及五岳剑派内部的权力斗争，象征性地概括并影射了中国历史上的种种争斗。一句“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仅成为电影中的经典对白，也是现实生活中政治斗争的真实写照。社会这个大环境就是最大的江湖。人，生存于社会中，如何全身而退？只能激流勇进。不然，也得做到明哲保身。“在江湖，身不由己”仅仅是武林人士的无奈，也是我们生活于钢筋水泥丛林中的现代人发出的一声叹息……
金庸小说的象征性、寓意性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这些与金庸小说中折射或透露出的文化色彩与人文气息有着密切的联系。金庸小说中包含了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中华民族的深刻精神。这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最震撼心灵，最发人深省的精神内核。金庸在其小说创作中，有着既是作者又是学者的双重身份的优势。这就使作者自身在文、史、哲、儒、释、道、诗、词、书、画、乐、棋等诸多方面的修养和才识能够从笔尖源源不断地注入作品，使文化色彩充溢于字里行间。“俗之中有大雅，大雅之中有大俗”寓雅于俗，雅俗并重，是金庸作品能够成为雅俗共赏的大众经典作品的决定性因素。
值得说说的，是金庸小说在与传统文化相契合时，也不忘呼唤着人文精神。金庸通过武侠世界的打打杀杀，阴谋诡计，血雨腥风来唤醒群众，观照人性，倡导和平，以战反战，以杀反杀，充溢着浓郁的人文主义气息。他试图通过武侠之武力、武功、武艺、武技、武术、武德来展现民族精神，来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同时，这也是金庸在文学创作中有意形成的创作意图和刻意追求的创作主题所在。著名制片人张纪中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中最好的。他的作品流露出一种英雄主义情怀。我说过，一个人执著、感动、流泪的时候，就有英雄主义情怀。金庸的小说中全部是布衣英雄，像杨过、令狐冲、郭靖……这些人物能感染我，跟我是契合的。”武侠小说本质上是带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著名金学家倪匡称其“个体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我认为，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突出表现正是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人性和民生的一种人性关怀。从接受论的角度上来讲，这也正契合了民众渴望救赎的心理，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和认同。因此，武侠小说也更容易受到读者的青睐和喜爱。而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史上取得相当的地位，从内容上来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能在充沛的现代意识的融汇交合之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与整合，同时也暗含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企盼。就这一点而言，金庸的武侠作品与流俗从众、博人一笑的庸俗武侠小说是截然不同的。
与梁羽生固守传统进行小说创作相对，金庸的创作道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很快从传统意义上的儒之侠——郭靖，道之侠——令狐冲，佛之侠——石破天，渐渐走向了非侠甚至反侠——韦小宝。其小说的创作主题也离国家民族之本位愈来愈远，而离人性、人生的意旨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深。金庸的武侠世界中，传递着中国特有的武侠精神，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艺术上讲，金庸小说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强调情感要素的介入，几乎接近于中西合璧的社会人情小说。在创作手法的运用中，金庸作品又熔历史与诗情与一炉，既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写实传统，又能圆熟地运用西方的心理描写。语言艺术上老练圆润，构思布局上博大精深，堪称武侠小说的典范。因此，金庸武侠小说本身就具备了引人入胜的丰富的可看性、娱乐性等外部因素，再加上作品内部反映折射出的武侠精神、人文气息，就更加增添了作品之精神性、内质性的一面，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最为核心的地方。同时，这也成为了金庸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现今社会中，所谓的人生哲学，流行于当世。而所有的人生哲学不外乎只是“世”“世”种种衍生物。武侠精神中，从头至尾都贯穿着隐逸的思想。侠士们并不是哪儿有热闹就往哪儿跑，也不是天天只梦想着“南捷径”所谓“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是他们隐逸的最高境界。这是由于“世”“世”有更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因为武侠精神在历史上始终不是思想文化的主流，也不为正统所接受。它深厚的生存意义只能够成为百姓心中神圣天道、正义良心的永远保护神。因为权力的倾轧、政治的腐败，使社会现实环境无法从根本上保证天理昭彰，正义永存。而武侠精神恰恰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警示和补充。以天下为己任的郭靖、萧峰选择了在现实中头破血流后“身成仁、舍生取义”而陈家洛、袁承志、张无忌则选择了在功成之后就飘然引退。 “世”“世”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作品中人物的急流勇退，与金庸本人的功成名就之后封笔引退又有着某种昭示，一个是虚拟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进退之间，方显英雄本色。这种隐退，让金庸的小说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也让金庸的艺术成就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
总之，“金庸现象”一社会现实的实质就是武侠精神经过岁月洗礼后的一次展现和新生，是人文精神渴望回归的呼声和企盼。西谚有云：“物主让人直立行走，仿佛就是为了让人仰望。”是西方的哲学。但仰望人性，回归自然，却是全人类共同的心愿，也是文学作品中最能打动人心之处。金庸的武侠小说最为成功的地方也在于此。

『肆』 全球开创“金庸小说研究”的是谁

金学研究书目/篇目
学术类：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
陈墨——《陈墨评金庸》系列。 金庸
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
冯其庸——《读金庸》。
朱宁嘉——《金庸武侠小说对文化传承的创意》。
普及类：
孔庆东——《笑书神侠》、《醉眼看金庸》、《金庸侠语》。
倪匡——《我看金庸小说》、《再看金庸小说》、《三看金庸小说》、《四看金庸小说》、《五看金庸小说》（下半部为陈沛然所著）。
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金庸小说看人生》、《金庸小说的女子》、《金庸小说的情》。
杨兴安——《金庸笔下世界》、《金庸小说十谈》。
项庄——《金庸小说评弹》。
合著——《诸子百家看金庸》（五辑）。
第一本金庸传记：
冷夏（香港）《金庸传》，1995年内地出版时改名为《文坛侠圣——金庸传》。
目前声名最著、实力最强的金庸网站当推台湾“金庸茶馆”和大陆“金庸江湖”，这两大网站代表着目前网络金学研究之最高水准：
金庸茶馆
金庸小说台湾版权拥有者远流出版社旗下网站，1996年8月开通，是历史最为悠久的金庸网站。包括论坛、聊天室、线上购书等多方面内容。该站会员多为台湾网络金迷，站点通行繁体字。
金庸江湖
金庸先生唯一授权的无线官方网站，建立于2004年4月。论坛设“大话金庸”区，下辖华山论剑、江湖乱弹、屏踪侠影、版上钉钉、话说金庸五个版面，分别研究金庸小说、金庸影视、金庸版本、金庸本人。在金庸小说研究方面，有两大特色。一是小说研究，二是版本研究。在小说研究方面，“华山论剑”版作为互联网金庸版面中的唯一原创版。发展至今，已积聚一批优秀原创作品。在版本研究方面，“版上钉钉”版作为互联网唯一一个研究金庸小说版本的专题版面，搜集了目前网络上最齐全的金庸旧版小说和新修版小说资料，并拥有大量罕见的旧版小说插图、书影资料。

『伍』 金庸书评！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
陈墨：《陈墨评金庸》系列。

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
冯其庸：《读金庸》。
朱宁嘉：《金庸武侠小说对文化传承的创意》。
《金学研究书目/普及类》：
孔庆东：《笑书神侠》、《醉眼看金庸》、《金庸侠语》。
倪匡：《我看金庸小说》《再看金庸小说》《三看金庸小说》《四看金庸小说》《五看金庸小说》（下半部为陈沛然所著）。
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金庸小说看人生》《金庸小说的女子》《金庸小说的情》。
杨兴安：《金庸笔下世界》《金庸小说十谈》。
项庄：《金庸小说评弹》。

『陆』 如今还有多少人读金庸

如今还有多少人读金庸

金庸小说可谓是长盛不衰，即使是现在的年轻人，提起金庸的小说也是侃侃而谈。

金庸小说击中中文读者内心,在于准确把握了“召唤视野”:既有对传统的追忆,在书中插入大量诗词、弹词、历史、典故等碎片化知识,营造传统氛围；将侠、义、忠、诚等价值观巧妙“翻译”成现代人认可的“爱”,拓宽了通往传统的可能,同时又有对陌生人世界的反叛。对终日盘桓在格子间、接受碌碌一生的人们来说,能有什么比浸润于传统拥抱中,超越法律且承担国家和民族责任,更能陶醉心灵呢?

新派武侠主要看三个人:金庸、古龙、梁羽生。今天看来,这三个人中,依然是金庸小说的生命力最长。曾写过学术论文《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认为,原因有三。

金庸本人的学养在三人中是最好的。某种意义上,很多人尤其是海外华人,是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入手,去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古龙做不到,古龙小说更多的是驰骋天外的想象力与诗意,犹如寸铁杀人,这与金庸小说的博大精深是不一样的。金庸在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所下的功夫在三人中最深,某种意义上是把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等混合在一起来写,所以时代变化了,读者趣味也变了,但他的小说还能长期存在下去。

其次,金庸有超越小说家的能力、视野和襟怀。某种意义上,只看武侠小说,不见得能洞察金庸的好处,必须把《明报》的视野带进来。在几个新派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是有独立的政治眼光、历史视野与文化立场的一个人。他是有《明报》事业垫底的武侠小说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明报》是个很重要的舆论场所,所以说金庸是一个有政治关怀的小说家。

金庸小说之所以长盛不衰,还因为它们特别适合于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除了作为根基的长篇小说,影视剧、漫画、动漫、游戏等,共同构成了金庸武侠小说庞大的“江湖世界”。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小说文本问题,可以有很多衍生产品,而金庸也很善于在这方面拓展。

许多网友也承认,多数新人接触金庸的途径依然是遵循电视改编作品、二次衍生品、原作品的顺序。只要有不错的衍生作品,就会吸引相当的关注度。但显然金庸的IP被作为“不赔秘法”过度消费了,与肉身成神的口碑比起来,其作品并没有培植出足够数量的黏性用户,也就降低了市场对其受众定位的预期。因此,知乎上才有许多关于“如何看待现在年轻人不再那么喜欢金庸的小说”的问答,陈平原也因此坦言:“在魔幻小说、宫廷戏以及穿越剧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是否还能欣赏大侠那高傲而孤独的身影,我不抱多大希望。”

但是，当代青年的情感、诉求和欲望的多元化呈现，是一个金庸无法满足的。某种意义上，金庸不再成为“爆款”流行，总归还是个进步吧。

『柒』 关于对金庸评价的书有哪些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
陈墨——《陈墨评金庸》系列。金庸
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
冯其庸——《读金庸》。
朱宁嘉——《金庸武侠小说对文化传承的创意》。
普及类：
孔庆东——《笑书神侠》、《醉眼看金庸》、《金庸侠语》。
倪匡——《我看金庸小说》、《再看金庸小说》、《三看金庸小说》、《四看金庸小说》、《五看金庸小说》（下半部为陈沛然所著）。
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金庸小说看人生》、《金庸小说的女子》、《金庸小说的情》。
杨兴安——《金庸笔下世界》、《金庸小说十谈》。
项庄——《金庸小说评弹》。
合著——《诸子百家看金庸》（五辑）。
第一本金庸传记：
冷夏（香港）《金庸传》，1995年内地出版时改名为《文坛侠圣——金庸传》。

『捌』 金庸先生的十五部武侠小说有多少部被翻译成外文了

金庸曾把所创作的小说名称的首字联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见《鹿鼎记•后记》和“金庸作品集序”）现在已经广为流传并多次被香港和中国内地拍成电视剧与电影，也是“金迷”的必读书目（括号内为该书开始创作年份）：
飞—《飞狐外传》(1960—1961年)
雪—《雪山飞狐》(1959年)
连—《连城诀》(1963年)
天—《天龙八部》(1963—1966年) ：金庸最顶峰之作，代表了金庸的最高成就。
射—《射雕英雄传》(1957—1959年)：金庸“射雕三部曲”之第一部曲，也是其成名作。
白—《白马啸西风》(1961年)：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中篇小说 。
鹿—《鹿鼎记》(1969—1972年) 金庸封笔之作。
笑—《笑傲江湖》(1967年)
书—《书剑恩仇录》(1955年)－－第一部小说
神—《神雕侠侣》(1959—1961年)－－金庸“射雕三部曲”之第二部曲 金庸作品集
侠—《侠客行》(1965年)
倚—《倚天屠龙记》(1961年)－－金庸“射雕三部曲”之第三部曲
碧—《碧血剑》(1956年)
鸳—《鸳鸯刀》(1961年)－－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中篇小说
《越女剑》(1970年)－－附在《侠客行》之后的短篇小说。金庸本意为“三十三剑客图”各写一篇短篇小说，最后只完成了头一篇《越女剑》，亦没有包含在对联之中。
简单来说，金庸的武侠小说经历三个版本：旧版、新版和新修版。1955年至1972年的稿件称为旧版，主要刊在报刊上，也有不少没有版权的单行本，现在恐已散佚。1970年起，金庸著手修订所有作品，至1980年全部修订完毕，是为新版，冠以《金庸作品集》之名。到了1999年，金庸重新开始修订工作，正名为新修版（或世纪新修版），至今所有新修版本均已完成，并结集出版。
每一次修订，情节都有所改动。新修版的故事细节和结局也略有改变，引来不少回响。目前两岸三地的出版分别授权于广州的广州出版社、花城出版社（于2002年11月开始出版，代替原来的三联书店）、台湾的远流出版社、香港的明河出版社。
外文翻译版本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写于一九五五年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其英文版的书名为《The Book & The Sword》（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文版为两卷本，英文版节译成一卷，译者Graham Earnshaw为英文杂志的主编，他花了十年时间翻译此书，最后由知名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夫妇加以审订。香港传媒在报道这则消息时，对审订者不予闻问，是一大缺失，因为这才是本书质量最大保证的关键。
闵福德曾与他的老师霍克斯（David Hawks）一起翻译过全套一百二十四回《红楼梦》，被视为有关《红楼梦》英译的最佳版本。闵福德早年也曾与霍克斯合译过《鹿鼎记》两个章节（为配合查先生一九九四年赴澳洲参加作家节而出版的），其后任教于香港理工大学翻译学系教授兼翻译研究中文主任。在这期间，他组织翻译三卷本的英译本《鹿鼎记》（中文版为五卷本，英译本是缩译本），于一九九九年出版第一卷，二〇〇二年出齐。现下，金庸武侠小说的英译本不多，较早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一九九三年出版的《雪山飞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Mountain）。
武侠小说与东方文化较接近，所以在韩、日及东南亚特别受到欢迎。西方读者对武侠小说有一个接受过程。但是，近年金庸小说已逐渐为西方读者所接受。金庸的法译本《射雕英雄传》于去年在巴黎出版，基本是全译本，出版者为友丰书店。书店老板潘立辉先生大约在十年前他已表示要出版一部规范的法文版金庸武侠小说。他早年在金边读到过法文版金庸武侠小说（因柬埔寨曾长期被法国统治，柬人懂法文很多），译文粗鄙不堪，多不合语法。五年前潘先生特地跑来香港，要我介绍认识金庸先生，并且亲自向金庸表达把其作品译成法文的决心。由于法国人对金庸武侠小说认识不多，潘先生不敢贸然造次，他特地向法国文教部预先申请了一笔出版基金，然后请法国翻译家翻译，其间大抵花了五年时间，终于成功出版法文版《射雕英雄传》，书出版后，很快地获得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法国文教部颁给的嘉奖状，据说希拉克及法国政府的官员在拜读后，无不称许。
东南亚读者，则远在七十年代已为金庸作品所吸引，这个地区已先后出版越南文、泰文、印尼文、柬埔寨文、马来文等文字，一九九五年出版了星、马简体字本，其余文种均是盗译，流传广泛。韩文版的金庸武侠小说在八十年代末已大行其道，共有十二家韩国出版社盗译了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直到去年，金庸才正式授权韩国出版社出版他的外文版作品。
金庸小说日文版则是由日本最具规模的德间出版社出版。我于一九九六年四月陪金庸先生到日本签合约。德间出版社的老板德间康快先生拥有包括电影、出版、报纸等综合大企业。他们当时决定斥巨资出版《金庸全集》，组织了日本一批汉学家进行翻译。第一部《书剑恩仇录》日文文库版是于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其后陆续出版了金庸小说的日文版全集，并且已多次再版了。
以色列的汉学家夏维明，在一九九八年台北「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表示，自从以色列文版的金庸作品出版后，以色列的大学生都是很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的。
毋庸置疑，金庸武侠小说正走向世界，愈来愈受到外国读者的欢迎。
日文版：
《书剑恩仇录》（全4卷、原名：书剑恩仇录、译：冈崎由美）
《碧血剣》（全3卷、原名：碧血剑、监修：冈崎由美、译：小岛早依）
《秘曲 笑傲江湖》（全7卷、原名：笑傲江湖、监修：冈崎由美、译：小岛瑞纪）
《雪山飞狐》（全1卷、原名：雪山飞狐、监修：冈崎由美、译：林久之）
《射雕英雄伝》（全5卷、原名：射雕英雄传、监修：冈崎由美、译：金海南）
《连城诀》（全2卷、原名：连城诀、监修：冈崎由美、译：阿部敦子）
《神雕剑侠》（全5卷、原名：神雕侠侣、訳：冈崎由美・松田京子）
《倚天屠龙记》（全5卷、原名：倚天屠龙记、监修：冈崎由美、译：林久之・阿部敦子）
《越女剑》（全1卷、原名：白马啸西风、鸳鸯刀、越女剑、监修：冈崎由美、译：林久之・伊藤未央）
《飞狐外伝》（全3卷、原名：飞狐外传、监修：冈崎由美、译：阿部敦子）
《天龙八部》（全8卷、原名：天龙八部、监修：冈崎由美、译：土屋文子）最近金庸先生对天龙八部作了修改.
《鹿鼎记》（全8卷、原名：鹿鼎记、译：冈崎由美・小岛瑞纪）
英文版：
The Book and the Sword（《书剑恩仇录》，全一册）牛津大学出版社，译：恩沙（Graham Earnshaw）；监修：闵福德（John Minford）、Rachel May
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鹿鼎记》，3册））牛津大学出版社，译：闵福德（John Minford）
The Legend of the Condor Heroes（《射雕英雄传》）已停止
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雪山飞狐》，全一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译：莫锦屏（Olivia Mok）
被他人抄袭
20世纪80年代时，曾有人以“镛公”为笔名著书《射雕前传》、《神雕前传》之类的作品，无论包装和印制都与金庸的作品集极为相似。在香港部分租售旧小说的书店中仍然存在。在中国大陆，也有类似的抄袭的作品，不但书名类似，而且署名作者也和金庸很类似，如“全庸”、“金康”、“金庸新”“高庸”等。
[编辑本段]【其他作品】
《三剑楼随笔》（与梁羽生、百剑堂主合著）
《袁崇焕评传》（文化普及性作品，非学术性著作，收录在《碧血剑》中）
《三十三剑客图》（又名《卅三剑客图》）
《金庸散文集》
《月云》（略带有自传性质的短篇小说）
约两万篇社论，如《宁要裤子，不要核弹》、《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对上梧桐山》、《巨大的痛苦和不幸》、《自来皇帝不喜太子》等，在大陆未结集出版。
是《香港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
另外，还有《韦小宝这小家伙》、《一国两制和自由人权》等诸多文学评论、散文、及由他人整理的演讲稿。
[编辑本段]【金学研究】
由于金庸小说深受欢迎，不少文字工作者都提笔撰写感想、书评，于是就有了“金学”一词。不过金庸本身对这名称有点抗拒，认为有高攀钻研红楼梦的红学之嫌。现在大多统称“金庸小说研究”。
而最先研究金庸小说，倪匡第一人。当台湾“远景”取得金庸小说版权后，出版一系列由沈登恩主编的「金学研究丛书」，由旗下著名作家分别评论金庸小说，分别有五集《诸子百家看金庸》（三毛、董千里、罗龙治、林燕妮、翁灵文、杜南发等）、杨兴安的《漫谈金庸笔下世界》及《续谈金庸笔下世界》、温瑞安的《谈笑傲江湖》、《析雪山飞狐与鸳鸯刀》及《天龙八部欣赏举隅》、《情之探索与神雕侠侣》（陈沛然）、《读金庸偶得》（舒国治）、《金庸的武侠世界》（苏墱基）、《话说金庸》（潘国森）及《通宵达旦读金庸》（薛兴国）等，其中倪匡写的《我看金庸小说》大受欢迎，一看再看直到五看才告一段落。期间「博益」及「明窗」亦出版了一系列名人谈金庸的丛书，当时任职《明报》督印人的吴霭仪亦写了《金庸小说的男子》、《金庸小说看人生》、《金庸小说的女子》及《金庸小说的情》，杨兴安的《金庸笔下世界》。当金庸小说在内地正式授权出版后，「金庸小说研究」更为热闹，除小说内容、人物、历史背景以至武功招式及饮食菜谱等，不一而足。其中比较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更是研究的重点。现时只有陈墨和潘国森依然经常评论金庸小说。金庸
金学研究书目/篇目
学术类：
严家炎 《金庸小说论稿》
陈平原 《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
冯其庸 《读金庸》
朱宁嘉 《金庸武侠小说对文化传承的创意》
普及类：
孔庆东 《笑书神侠》、《醉眼看金庸》、《金庸侠语》、《孔庆东品读金庸侠语》
倪匡 《我看金庸小说》《再看金庸小说》《三看金庸小说》《四看金庸小说》《五看金庸小说》（下半部为陈沛然所著）
《文学金庸》《人论金庸》
吴霭仪 《金庸小说的男子》、《金庸小说看人生》、《金庸小说的女子》、《金庸小说的情》
杨兴安 《金庸笔下世界》、《金庸小说十谈》
项庄 《金庸小说评弹》
合著 《诸子百家看金庸》（五辑）
闫大卫 《班门弄斧-给金庸小说挑点毛病》
林燕妮/倪匡/蔡澜 《金庸笔下的男女》《金庸笔下的人生》
陈墨 《金庸小说情爱论》《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赏析》等系列
施爱东 《点评金庸》
王海鸿/张晓燕 《破译金庸寓言》
曹正文 《金庸小说人物谱》
第一本金庸传记
冷夏（香港） 《金庸传》，95年内地出版时改名为《文坛侠圣-金庸传》

『玖』 千古文人侠客梦的目录一览

我与武侠小说（代序）
第一章千古文人侠客梦
第二章唐宋豪侠小说
第三章清代侠义小说
第四章20世纪武侠小说
第五章仗剑行侠
第六章快意恩仇
第七章笑傲江湖
第八章浪迹天涯
第九章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武侠小说
附录一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
附录二类型等级与武侠小说
附录三武侠小说中的“剑”
附录四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我与武侠小说研究（新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