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文体的形成
A.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文体常识有哪些
全世界通用的只有4种
诗歌
小说
散文
戏剧
注：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严格意义上属于散文
B. 为什么说短篇小说现代文体的形成是20年代中国小说现代化的标志
为什什么说短篇小说现代文笔的形成是20年代中国小说？现代体代形成这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明白的人给你解答
C. 现代小说的体式特点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末，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发生了历
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节奏之快，方面之广，程度之深，在我
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颇为罕见的，成为人类文明史上蔚为
壮观的辉煌篇章。以往的数十种总体性文学史著作，为描述这
种历史性巨变曾作过不懈的努力，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勿庸
讳言，还普遍地存在着许多缺陷，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文学体
式的生成演进的历史过程和经验规律，尚缺乏系统完整的专门
性观照。即使那些以文体为中心的文学史，实际上也大抵是以
文体作为建构体例的框架、划分作家作品类型的依据，对文体自
身演变的整体审视，是相当粗疏的。至于诗歌、小说、戏剧、散文
等专题史著情况虽然要好些，所占比重要大些，论述要突出些，
但总体观之，占压倒地位的仍然是对运动、思潮、论争、作家生平
文学活动、作品主题、题材、人物、创作方法等的论述，文体流变
史描述的薄弱、零散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而且是机
械地将近百年文学切割为近代、现代、当代三个部分，分开描述，
独立成书，显得琐碎、孤立，缺乏贯通性、系统性和完整性。韦勒
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曾指出：文学文体学必“将成为文
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部分，因为只有文体学的方法才能界定一件
文学作品的特质”。“假如我们能够描述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
文体风格，我们也就无疑能描述一组作品和一个文学类别的文
体风格”，“我们甚至还能进一步总结一个时代或一个文学运动
的风格”。中国近百年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充分显示出撰
写专门的文学体式流变史的必要性。
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告别了古典形态，小说、诗歌、戏剧、散
文、批评等体式朝着现代化的方向竞相发展。五种文学体式不
仅不断地独立地丰富、完善着自己，而且相互渗透、吸收、融合，
展现出争奇斗艳、瑰丽多姿的动人风采。在文体史中展示一批
别具特色的文体创造成果，总结一批风格独异的文体家的创作
经验，对于繁荣当代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是在继承中国古代文学体式的优良传
统和吸纳外国文学体式的有益营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选
择、融合、变异、创新，其间曲折迂回，艰辛备至，既有成功的经
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于文学体式的纵向考察，对诸多文体规
范的系统总结，将对文学史的编撰和教学起充实和丰富的作用，
使之更加完整，更加坚实，更加富有文学史的本体特色。
实践是理论的基本源泉。文学批评理论和文体理论是从创
作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的创造性转化，体
裁模式的生成机制，审美特征的全面建构，文体实现现代化、民
族化、个性化的途径和方法，无疑能给文学理论批评学和文体学
提供生动的材料和丰富的经验。
很显然，编撰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的理论意义和实
践价值重大而深远，但所面临的困难甚多，许多问题有待我们进
行认真的思考，作出审慎的选择。
什么是文体？其确切涵义该怎样界定？我国古代的文体理
论和创作成果如何吸收？西方的文体理论和文体分析方法怎样
融合？尤其是由于西方文学—文化传统、语言表述等诸多方面
的民族特质的不同，在参照、摄取时如何弃取，为我所用？这些
都是极为艰难的课题。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重视文学主题人
物、思想意义等层面的研究，我们也颇为习惯这种操作模式，怎
样才能按照文学体式的要求确立视角，切入文学历史的描述，而
与一般的文学史著区分开来？我们各卷的著者只好根据自己的
理解，在文体内涵的把握和切人角度等方面，分别作出自己的规
定。
杰出的作家是文学历史的代表。他们的文体成就是形成文
体流变史的关键性因素。文体史无疑应该充分展现他们的文体
业绩及其意义。但如何体现其地位和作用，在理解和操作上主
要有两条不同的路子：一条是集中而完整地列出专章专节予以
评述；一条是将作家放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和不同系列之中分散
进行评述。我们认为，两种方式，可以灵活掌握，自由选用。只
要做得好，保持文体家的完整性，或是“切割”文体家，都无不可。
考虑到编撰主体和创作主体的复杂情况，我们决定采用因人制
宜、因体制宜的原则，不强求一致。这将有助于保持各卷的鲜明
个性。
长时期以来，文学文体学在语言学等学科的影响下，逐渐形
成了一套概念术语系统，诸如，语符、语链、语义、语场、语境、语
域、语型、语式、语本、语象、语感、能指、所指等等。这些术语的
运用，既有同中国近百年文体现象如何适应的问题，也有编撰主
体对它们的理解和运用的问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每卷的著
者如何选择、运用文体术语，同样是一个难于强行规范的问题。
对此，我们依旧主张实行多样化的方针，让著者根据各种文体现
象的特点和自己的认识，作出认真的抉择。这样做可能会出现
某些术语运用和操作方式不尽规范一致的现象，但作为集体的
尝试，恐怕是很难完全避免的。
开拓视野，调整格局，打破近代、现代、当代的机械切割，以
文学的现代化为中心，实现中国近百年文学研究的一体化，是我
们多年来所执著追求的目标。本书的编撰正是我们总体计划的
一部分。但对这段整合为一的文学历史如何命名，学术界的意
见是相当分歧的。有的主张叫“二十世纪文学”。但中国文学的
现代化进程开始于十九世纪末；再过几年，我们就要跨人二十一
世纪，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还要持续下去。从时间包容的准确性
考虑，“二十世纪文学”的提法显然无法涵盖跨世纪文学的历史
实际。有的提出用“十九一二十世纪文学”。但对时间的下限将
延至二十一世纪这一问题仍没有考虑在内，且字数太多，叫起来
相当拗口。有的提出叫“现代文学”。认为这是同我国古代文学
相对应的概念，不仅显示时间范畴，也显示内容范畴和价值取
向，即逐步走向现代化的文学，这一称呼既准确，又简洁。但问
题是目前大家习惯上多不如此理解，很容易和1917—1949年的
“现代文学”概念相混淆，似乎也有可议之处。如何办呢？我们
主张称“近百年文学”。这样不仅可以包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
纪，几年后进到二十一世纪，如果时间往后不拖得太长，前后加
起来大抵是一百多年。所以，这一称谓包容性大，显得较为准
确，叫起来也简洁上口。
关于文学史的分期问题，目前较为普遍的做法是采用社会
历史分期和兼及文学自身特殊性相结合的双重标准。这从理论
上看似乎相当全面，但其实践结果往往是以前者代替后者，或者
顾此失彼，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我们主张用纯文学标准，
即完全按照文学自身演变的阶段性特征（时期标志）来划分时
期。这样做并不是排斥和割断文学同社会历史的联系，否定其
对文学发展的制约，而是看社会历史变革对文体流变的实际影
响，从这种已经发生了的实际影响来认识和把握前者对后者的
作用。坚持文学分期问题上的一元论，不但有助于克服双重分
期标准所带来的混乱，而且有利于实际操作。正由于我们充分
注意文学本身的特殊性，所以对五种文学体式流变史的分期，不
作整齐划一的机械规定，要求统一的起讫时期和阶段性标志，而
由各卷的著者根据各自的文体历史的发展实际，来划分自己的
时期。这样做也许较能体现对文学历史本体和编撰主体的尊
重，有利于史著的科学品格、学术个性的形成。
学术著作的编撰是以学术的预想为先导的。作为一个学术
群体，我们所潜心追求的编撰目标是：
其一，从大量的创作文本中，梳理中国近百年五种文体的发
展过程和流变轨迹，力求清晰地描画出文体发展的总体性线索
和阶段性脉络，从纵向上展现其发展格局。
其二，从同中外文学的多重联系中，同社会历史、思想文化
的多重关联中，分析近百年五种文体发展的动因，流变的规律，
及逐渐形成的文体规范，总结文体继承革新的历史经验教训。
其三，自觉地站在当代的高度，以新的时代眼光和清醒的反
思意识，审视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的得失，在反思历史的基础
上，对若干问题提出前瞻性的看法，或从历史的描述中预示文体
发展的未来趋势。
其四，以历史—美学方法为主导，广泛吸收融合我国传统的
研究方法和外来的各种研究方法的优长，力求使研究对象同研
究方法达到基本的契合和协调，以便充分开掘近百年文体的丰
富含蕴，把握其本体特质。
D. 我国现代文学的体裁形成于什么时期
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
一般的划分是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称为当代文学，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称为现代文学，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称为近代文学，鸦片战争之前的称为古典文学。
“五四”文学革命由倡导白话文开始﹐就体现了文学必须能为最广大的群众所接受的历史要求。文学革命的先驱者提出了“国民文学”﹑“平民文学”的口号﹐以表现普通人民生活﹑改造民族性格和社会人生为文学的根本任务。在创作实践上﹐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彻底反封建的新的 主题和人物 ﹕普通农民与下层人民﹐以及具有民主倾向的新式知识分子﹐取代封建旧文学中常见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成为文学的主人公﹐展示了“批判封建旧道德﹑旧传统﹑旧制度”﹑“表现下层人民的不幸”﹑“改造国民性”与“争取个性解放”等全新的主题。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是人民的文学 ！“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引起的历史性变革﹐集中地表现为大大加强了文学与人民群众的结合﹐文学与进步的社会思潮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运动的自觉联系。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历史特点与传统。
中国现代文学是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体并包有多种创作方法﹑流派的文学。 “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引起的另一个历史性变革﹐是大大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打破“瞒”与“骗”的封建文学原则和方法﹐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去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现代中国社会真实的矛盾运动﹐以激发人民群众变革现实的热情﹐这一历史要求贯串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全过程﹐使革命现实主义成为现代文学文艺观和创作方法的主流。“
五四”文学革命在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写实文学”作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之一(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以后鲁迅又进一步提出了“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论睁了眼看》)﹐“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严格的现实主义要求。这一时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倡﹐充满著反封建传统的批判精神，强调了文学清醒地揭露﹑批判黑暗现实的功能，显示了启蒙主义的特色。
“五四”时代是一个历史的开放时期﹐先驱者以恢宏的气魄﹐进行了多种创作方法与艺术流派的开拓。鲁迅和他所支持的文学研究会等社团的作家﹐在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又汲取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艺术流派的某些艺术手法，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鲁迅的短篇小说《呐喊》﹑《彷徨》达到了时代﹑民族思想艺术的高峰。《阿Q正传》等经典作品，不但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对中国现代作家有著深远的影响，而且引起国际文坛的注目，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之林的代表作。与鲁迅同时出现的叶圣陶﹑冰心﹑朱自清等一批各具特色的作家﹐也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以郭沫若﹑郁达夫为代表的创造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社﹐以田汉为代表的南国社等社团的作家，主要从浪漫主义文学汲取艺术营养﹐同时也受到西方现代主义不同程度的影响﹐《女神》﹑《沉沦》﹑《死水》等作品开创了现代文学浪漫主义的传统。
20年代末与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得到了有力的倡导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向文学的现实主义提出了加强与工农大众实际生活的联系﹑自觉地揭示历史发展趋向﹑表现无产阶级理想等要求。并有了“新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介绍与提倡。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面临着全新的课题﹕如何把无产阶级的思想要求及倾向性，与作品的艺术真实性的要求统一起来；如何认识与解决无产阶级文学必须表现工农兵的历史要求与作家对工农生活不熟悉之间的矛盾。革命文艺界为从理论与艺术实践上解决这一历史课题作了巨大努力，同时产生过理论的失误与背离现实主义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正是在不断克服自身错误的过程中日趋成熟，在创作实践上获得了新的突破，产生了茅盾《子夜》这一里程碑式的作品。出现了巴金﹑老舍﹑曹禺﹑丁玲﹑张天翼﹑沙汀﹑艾芜﹑吴组缃﹑李劼人﹑叶紫﹑萧红﹑萧军﹑殷夫﹑蒲风﹑艾青﹑臧克家﹑夏衍等一大批有著鲜明艺术个性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他们都以具有反映现实的深度和艺术上比较成熟的力作，为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沈从文﹑戴望舒﹑施蛰存﹑何其芳等作家各自为吸取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艺术养料﹐发展多种艺术流派﹐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探讨﹐其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得与失﹐都对现代文学丰富多样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进一步加强了作家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出现了各种流派﹑创作方法的作家向革命现实主义归依的趋向。这反过来又促进了革命现实主义向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向的发展。艾青﹑田间及“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茅盾﹑巴金﹑沙汀﹑老舍﹑路翎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的戏剧创作，代表著这一时期革命现实主义艺术所达到的新的水平。以郭沫若的《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创作则是继《女神》以后革命浪漫主义艺术的另一高峰。
同一时期﹐革命根据地的作家长期地深入工农兵群众生活，参加实际斗争﹐初步解决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所面临的表现工农兵的历史要求与作家不熟悉工农兵生活的矛盾，获得了创作上的新成就。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等作品，在表现工农兵﹐并努力达到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与艺术真实性的统一上﹐为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等作品则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趋向。
E.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三个十年
中国现代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时期，即三个十年。
1、第一个十年(1917～1927），开拓期，一般习称“五四”时期的文学。
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标志着文学革命运动的正式兴起，随后,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李大钊等人积极呼应文学革命的主张，推进文学革命的发展。
以鲁迅、郭沫若等人为代表所创作的新文学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表明了新文学的实质性进展。
小说方面，有鲁迅划时代的《狂人日记》和后来结集在《呐喊》、《彷徨》中的诸篇小说，还有叶绍钧、汪敬熙、冰心、郁达夫等一大批新文学作家创作了内容和形式全新的小说。
诗歌方面，出现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刘大白等大批白话新诗人，以白话新诗冲破了千百年来旧体格律诗的正宗地位，尤其是郭沫若的《女神》，以其内容和艺术的特有气势开创了自由体白话新诗的一代诗风。
散文方面的成就体现在鲁迅、李大钊等人创作的大量文艺短论(即随感录和杂文）和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许地山等人创作的抒情叙事散文(即“美文”），还有瞿秋白创作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通讯报道，出现了报告文学的最初萌芽。
所有这些创作呈现出开创一代文风的崭新气象,充满了破旧立新的“五四”时代精神。1921年以后，还出现了“问题小说”、“身边小说”、“乡土文学”、“语丝文体”、“象征派”诗歌等丰富多姿的风格流派。这些社团流派的出现，表明了新文学的成熟和壮大。
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局限彻底批判、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始终贯穿体现了个性解放、民主与科学并探索社会解放道路的启蒙思想主题；以农民、平民劳动者、新型知识分子等人物形象代替了旧文学主人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文学观念的重大变化与文学语言、文体形式的革新解放，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审美价值取向和多元并存的接受心理基础。
自觉地借鉴、吸收外国文学及文化的营养，形成了面向世界而又不脱离传统的开放性现代文学。部分新文学倡导者存在偏激情绪，对某些传统事物缺少具体分析，以致简单否定。
2、第二个十年(1927～1937），丰收期，通常也叫“左联”时期的文学。
表明文学创作达到了新的思想深度。
茅盾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子夜》、《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等，还有蒋光赤、洪深、田汉、臧克家、丁玲、张天翼、叶紫、洪灵菲以及“左联”五烈士、东北作家群、中国诗歌会等等作家、群体的创作，都显示了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的辉煌成就。
3、第三个十年(1937—1949），转折期，包括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
前一阶段是抗战初期的文学。围绕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大量通俗明快、短小精悍的文艺作品,如街头诗、独幕剧等，也出现了一些大型的集体创作。
后一阶段在解放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解决了文艺大众化等一系列“五四”以来重要的文艺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阶段。国统区很多作品在艺术风格上也努力向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5)中国现代小说文体的形成扩展阅读
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内容
第一个十年（1917－1927）：民主意识、科学精神、社会主义思想。
第二个十年（1927－1937）：阶级解放意识，左翼革命文学的社会主义意识，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文学意识并存。
第三个十年（1937－1949）：民族解放意识和人民解放意识，多地域、多元化、大众化的文学。
创作方法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为主潮。
代表作家
鲁迅、沈从文、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张爱玲、徐志摩、闻一多、丁玲、赵树理、戴望舒、萧红、艾芜、钱钟书、艾青、路翎、穆旦等。
主要作品
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野草》。
郭沫若的《女神》、《屈原》；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
徐志摩、闻一多的诗歌；沈从文的《边城》、《柏子》；巴金的《家、春、秋》、《寒夜》；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曹禺的《原野》、《雷雨》；赵树理的小说；艾青、穆旦的诗歌；张爱玲的小说等。
参考资料：网络-中国现代文学
F. 论述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兴起
（一）现代小说：坚实而辉煌的足迹
中国现代小说的正式起步以1918年5月《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5号发表的鲁迅的《狂人日记》为标志，它是与中国现代文学同步发展的。整个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历史进程，伴随着中国现代小说兴起、发展、深化的艰辛、坚实而辉煌的脚步。
中国现代小说是在与传统旧文学的深深“断裂”和外国文学的猛烈“碰撞”中诞生的。因此，中国现代小说的出现不仅仅体现出它在文学或文体等方面的价值，更显示出一种文化的意义。就是说，中国现代小说的首要价值定位在顺应时代发展的文化品格中。中国小说的渊源悠深，明清以来更是出现了众多的白话小说，以全新的思想内涵和前所未有的表现形式，掀开了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中国现代小说自觉担负了展示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反映现代国人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的重任。中国现代小说虽然是全新的、独创的，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孤立的，恰恰相反，它的发展得益于纵横多向的继承与吸取。中国传统小说的思想精华与多种艺术技法在现代小说中有一种无形而深刻的承传；本世纪初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的各种外国文学的理论观点、创作思潮和艺术流派，都充分地被中国现代小说所吸取、融解和消化。最具民族个性的文化伟人鲁迅在谈及自己“怎样做起小说来”时说过：“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这决不是自谦，而是真实地反映一代文化巨子广博敏锐的胸襟与现代性的知识结构。的确，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里，既有俄国作家果戈理同名作品的启示和影响，又有自不同侧面的生活原型，还有作者早年学医的专业知识，当然其中有作者所背负的沉重历史重压以及力图超越这种重压的现代人的炽热理想。最终又经过鲁迅“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高度典型化过程，不朽的“狂人”站在中国现代文学及现代小说的起跑线上。这种广为接纳多种素养进而构成自己的独特价值，正是中国现代小说意识的深刻体现，
（二）现代新诗：高扬生命激情的风帆
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学虽然以文为本，以文为正宗，但却掩隐不住诗歌创作的奇光异彩。诗的格式，诗的韵律，诗的意境，在我们这个举世公认的诗歌王国里几乎已完美无加，登峰造极。面对这历史的诗碑和诗碑的历史，人们只能叹为观止矣！
然而，历史毕竟又发展到了一个根本性转折的关头。20世纪初，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向解体，社会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开始启动。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变动要求诗歌也有新的根本性变动，并为这种变动提供了一切新的条件。
数千年灿烂辉煌的传统诗歌与诗歌传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抉择。
“五四”文学革命实绩的一个特征，即新文学作品产生了普遍强烈的轰动效应，而这一点在现代新诗方面的体现尤为突出。虽然有白话小说、白话美文及现代话剧先后问世，甚至有鲁迅的《狂人日记》为现代小说乃至整个现代文学作了开天辟地之举，但毕竟新诗的出现与传统诗歌的比照太鲜明，反差太悬殊了。当那些诸如“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之类的白话新诗崭露头角的时候，人们普遍感到疑惑：这就是新诗吗？一个有着悠久诗歌传统的国度以后就按这种样式来写诗吗？
“五四”终究是一个创造的时代，而创造的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具有一种更为宽容的文化心态。除旧更新的时代特质，容纳百川的社会氛围，终使稚嫩的现代新诗江河千里，蔚为大观。从“五四”时期的蹒跚学步到现代文学史阶段的结束，中国现代新诗已经是名家辈出，流派众多，形成了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多样化的繁荣格局。
从风格流派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新诗可大体归为：早期写实派、早期浪漫派、湖畔诗派、小诗派、新月诗派、象征诗派、现代诗派、中国诗歌会派、“七月”诗歌派、“九叶”即新现代诗派、晋察冀诗派等。
（三）品种繁多的散文
相对中国现代小说与诗歌波澜起伏的发展势头而言，现代散文的发展较为平和沉静，尽管也有杂文的愤激之声，但总体来说现代散文以一种更为厚实的步伐平稳地前行，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繁荣新的品种，从“五四”初期的随感录到蔚为大观的杂文运动，从小品文年到报告文学的兴起，现代散文在多种形式的发展变换中迎来了勃勃生机。
现代散文是与五四文学革命同步兴起的，在五四时期即取得了累累硕果。以《新青年》为核心，出现了一大批“杂感”作家，《新青年》特辟“随感录”专栏，使最初一批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利用杂文的艺术形式表达思想，阐明主张，抒写个人情怀，而在这过程中，杂文即已悄然生长。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等人的杂文创作，为杂文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到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动荡的朝代和黑暗的社会，更加强烈地引发了广大进步作家的愤激之声，更有鲁迅杂文创作的实际带动和深刻影响，于是在30年代出现了一个凡进步的、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甚至不同阵营、不同审美追求的作家，几乎无人不写杂文的壮观景象。鲁迅之外，茅盾、瞿秋白、郁达夫、老舍、叶圣陶、郑振铎、朱自清、许地山、丰子恺、胡风、阿英、柯灵、陶行知、周建人、林语堂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杂文作家群，作家之从，作品之多，实为新文学史所罕见。特别是鲁迅后期杂文以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意蕴和憾人心魄的艺术魅力，显示了杂文创作所达到的新的高峰。第三个十年的杂文创作更加密切地配合时代政治斗争，把杂文的战斗性推向深入。可以说，现代杂文的生长与发展是伴随整个新文学的战斗步伐艰难前行的。
（四）迅猛崛起的话剧文学
相对中国现代小说、诗歌和散文而言，话剧又更显得独特。在中国的传统文学样式中本没有话剧这种形式，它是20世纪初叶才从国外传入我国的“舶来品”。尽管话剧在我国发展的历史并不长，但它发展的势头却很迅猛，在短短的数十年内出现了一大批风格独特、闻名于中外文坛的优秀话剧作家作品。话剧这种外来的文学品种，在中国的艺术舞台上扎下了根。
五四时期，话剧作为“舶来品”只是处在探索阶段。1907年成立的春柳社是最早的现代话剧团体。欧阳予倩、洪深、田汉、胡适等人开始了最初的话剧尝试。最早公开发表的话剧剧本是胡适1919年3月刊在《新青年》上的《终身大事》。随后出现了田汉早期剧作《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洪深早期剧作《赵阎王》，丁西林早期剧作《一只马蜂》、《压迫》、《三块钱国币》，等等。这些早期的尝试对外国话剧形式吸取较多，虽然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生活，但艺术上还较生硬，未能真正使中国的读者和观众全面接受。
第二个十年，话剧文学创作开始走向成熟。这尤其得力于曹遇禺的剧作。他在30年代先后创作《雷雨》、《日出》、《原野》（被合称为“生命三部曲”），在40年代初创作了《北京人》，并把巴金的小说《家》成功地改编成话剧，他的这些剧作真正奠定了中国现代话剧发展的基础，使话剧这一新的文学样式在中国扎下了根。这一时期，洪深、田汉等人剧作也得到了长足的进展，洪深的《农村三部曲》、田汉的《名优之死》都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剧作。中国现代剧作家也开始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
G. 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方式和革命文学的兴起之间的关系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但以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文学为其先导。
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新的产物，同时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的一个发展。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的种种新变革、新学说，“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却又往往以“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注：恩格斯曾多次表示过这类意见。可参阅《反杜林论·引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1890年10月27日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此处引文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 页，第4卷第485页。)。成为现代文学开端的“五四”文学革命也是这样。适应着新的时代需要，它吸取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文化和文学方面的许多成分，同时也利用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积累的“思想资料”以及某些改革的成果，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去完成先驱者未能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历史性任务。因此，要理解 “五四”文学革命和中国现代文学，有必要先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和文学历史的状况作一番考察。
清嘉庆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由衰微而处于崩溃前夕。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社会危机四伏。清朝政府极端昏庸腐朽。一八四�年起，外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社会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瓦解，沿海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并且迅速形成了上海这类畸形繁荣的近代都市。新的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乃至买办资产阶级——也随之产生。“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93页。)从这个时候开始，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命运，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与此同时，“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先集》横排本第4卷第1406页。)，因而又有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为近代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映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使自己适应于这些变化。近代文学在孕育和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许多新的现象。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虽然封建文学仍然大量存在，但也产生了以反抗列强侵略和要求挣脱封建束缚为主要内容的进步文学，并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止一次地作了种种改革封建旧文学的努力。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在诗文中揭示了“万马齐暗”的时代痛苦和“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社会局面；同时，还呼唤改革的“风雷”，表现了抵御外国侵略的迫切要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提出过“文以纪实”、“不须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虚浮”(注：见洪仁干等《戒浮文巧言谕》，《太平天国文选》第98页。)的改革主张，也产生了一些较为通俗并有革命内容的作品。随着政治上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化运动日趋高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王韬在《变法》和《变法自强》里，都对文化革新有所建议；康有为托孔子之名以求改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时的封建正统文化；而强学会、南学会、群学会等五十几个学会、学堂、报馆(注：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变法起源记》。实际还不止此数。)在短期内的兴起和活动，更与这个运动有直接的联系。在文学上，同时出现了对封建正统文学(主要是拟古派诗和桐城派文)进行改革的呼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谭嗣同、夏曾佑等提出的“诗界革命”和梁启超等竭力推行的“新文体”。在诗歌改革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是黄遵宪。作为优秀的“新派”诗人，黄遵宪不但在作品中记述了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要求变法的愿望，而且在文学理论上，很早就有“崇白话而废文言”，改变旧文体使之 “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注：见黄遵宪1887年作《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的理想；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多少做到了如《杂感》诗所说的“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开始摆脱旧诗格律的某些束缚。梁启超的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新体散文，以“平易畅达”见称，其影响更为广泛。与此同时，白话小报的出现，更促使一部分人(如裘廷梁、陈荣衮)明确提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开民智莫如改革之言” (注：裘廷梁、陈荣衮分别写有《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1898)、《报章宜用浅说》(1899)等文。)等主张。改良主义文学运动在诗文以外的文学样式方面，引起了尤其显著的变化。小说戏剧历来被正统的封建文人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但戊戌变法前后却得到了重视。首先是由于政治上改良运动的需要，其次也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近代新兴都市的繁荣和报纸期刊的创办，小说在这一时期大量产生，其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小说原理》 (夏曾佑)、《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狄平子)、《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王无生)、《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陶佑曾)、《余之小说观》(徐念慈) 等文先后发表，它们的共同倾向是强调小说的政治意义及其在社会教育上的作用。在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理论倡导下，小说成为新派知识分子暴露旧世态、宣传新思想的有力工具，并且直接出现了一批职业作家。“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学小说”等名目应运而生。被鲁迅称做“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受到普遍的欢迎。由于同样的原因，还开始翻译和介绍了西方作品。据统计，晚清小说刊行的在一千五百种以上，而翻译小说又占全数的三分之二。其中林纾的译作曾在当时有过较大的影响。此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相应地产生了以章太炎和南社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孽海花》、《警世钟》等作品；马君武、苏曼殊等翻译了歌德、拜伦和雪莱的诗歌；它们在进行反清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方面，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后被大力提倡的话剧这种新的戏剧形式，也在这个时期以“新剧”或“文明新戏”之名开始传入。一九�七至一九�八年间，春柳社等先后在日本和上海演出《黑奴吁天录》；进化团稍后又在长江下游各地演出宣传革命的幕表戏多种；这些活动既从思想战线上配合了辛亥革命，也为我国戏剧输入了新的血液。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近代进步文学不仅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而且在思想内容(一定程度上的反帝反封建倾向)以至文学形式(改革诗文、提倡白话、看重小说、输入话剧)方面，都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萌生作了必要的准备。可以说，近代进步文学乃是从封建时代文学到现代新文学之间的一个过渡。
唯其是“一个过渡”，近代进步文学又有其本身的不可克服的弱点和局限。如同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次政治斗争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一样，这个时期的文学，也未能尽到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文学，对封建制度并不持根本否定态度；不仅政治上维护着清王朝，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不敢正面触动儒家思想的根本——孔子学说。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很快便趋于反动，而在不少新派作品里，封建思想也仍然占有地位。提倡白话的呼声虽然在十九世纪末叶已经出现，但他们大多数是提倡白话而不反对文言，或者主张书报可以采用通俗的白话，文学仍须维系高雅的古文；即使有一二正确主张，也因为时代条件的不成熟，并未引起广泛的讨论和造成较大的声势。翻译西方文学的工作当时也处于盲目被动、缺乏系统的状态；林纾虽然译述较多，但全用桐城古文，带着改作的成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文学，也因为没有与封建思想分清界限，反封建仍不彻底，始终未能正面明确地提出反对封建旧文学的口号。革命派本身的脱离群众，一些代表人物在语文合一、采用白话等问题上所持的保守态度，都阻碍了他们在组织辛亥革命的同时去相应地发动一个强大的思想启蒙和文学改革的运动，致使他们在文化上的影响甚至还不及维新派。至于对帝国主义，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是革命派，都不能从阶级本质上认识它们，对它们颇多幻想。此外，旧民主主义文学的一个根本弱点是：虽然在暴露上层腐败生活方面能够淋漓尽致，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状况却极端缺乏了解。随着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一部分文学，也终于受到被称为“十里洋场”的近代都市中恶浊气氛的腐蚀而趋于堕落：“谴责小说”沦为“黑幕小说”，甚至成了专门诋毁私敌的“谤书”；民国初年出现的专写“才子佳人”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则由最初具有些微进步倾向(感叹世态炎凉、不满于婚姻不自由等)而逐渐演变为满纸陈词滥调、远离现实生活并有浓重思想毒素的“言情小说”、“狭邪小说”以至色情小说，文明新戏也褪尽了原来的战斗色彩，充满着小市民的庸俗情调和低级趣味。
近代文学的这种发展状况，深刻地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近代文化的这一著名论断：“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7页。)
在文学领域内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这个任务不能不落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以后革命文学的肩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虽然已为新文学的建立作了若干准备，但它本身无法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兴起，及是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学诸方面条件长期孕育的必然结果。
二
“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所有的基本矛盾和革命任务并未改变，但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展开，历史已经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此，一方面，社会内部的各个阶级和各种矛盾比近代更显得错综复杂，另一方面，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历史条件却也渐次具备并且趋于成熟。“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正带上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时代历史的印记。
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分也是复杂多样的。新起的白话文学本身，并不是单一的产物；它是文学上无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种不同力量在新时期实行联合的结果，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分。资产阶级文学，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的思想因素，不仅同无产阶级文学有质的不同，而且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也有很大的区别。一部分资产阶级右翼在文学上的代表，反封建时固然极为软弱，同帝国主义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斗争深入之后，很快倒戈成为反动势力的维护者。此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还有若干其他的文学成分。封建旧文学虽已遭到沉重的打击，但远未绝迹；鸳鸯蝴蝶派作品则改穿起了白话的衣装，在市民阶层中有所流传；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政策在文学上的产物，三十年代以及稍后一个时期，还曾出现过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所谓“戡乱文学”——这些都是文学上的逆流。现代文学里各种成分的纷然杂陈和相互斗争，正推进了文学上不同力量之消长，显示了错综复杂的情势。
但在这多种复杂的文学成分中，居于主导地位、占有绝对优势并获得了巨大成就的，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真正属于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学，同历史上一切具有民主性进步性的文学都有极大区别。这种文学一方面在阶级基础上仍不是单一的，它具有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有着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5页。)，反映到文学上，就有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有了社会主义方向，也有了体现这些特点的现代文学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学和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在“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无产阶级文学，最初虽然只是作为因素而存在，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影响的扩大，随着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参加革命实践的增多，随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少数革命工农参预文学创作，特别是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蓬勃展开，无论在量的方面或者质的方面，都有增长和提高。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品中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人民的作用愈益显著，这种文学也就得到了更多更坚实的发展。至于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始终作为无产阶级在文学战线上的可靠同盟军，以英勇无畏的姿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且逐渐转换自身的性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最终汇合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洪流之中。历史驳斥了那些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说成只是明朝“公安派”、“竟陵派”的继承和发展，或是西欧资产阶级文艺的“一个新拓的支流”等不符事实的言论。无产阶级领导并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这两种力量为中坚，保证了我国现代文学具有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性质。
文学上的无产阶级领导，主要是通过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及其政党共产党的政策来实现的，它要求文学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五四”以后出现的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为主力的新文学，自觉地体现了这一要求。它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担负着为中国革命服务的崇高使命。“五四” 文学革命运动使文学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跟人民接近了一大步。“桐城谬种、玄学妖孽”、“打倒孔家店”等口号的提出，一部分作品中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揭露和对十月革命的向往，也都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里人民革命的战斗要求；而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的创作，则更是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彻底反封建并且充满民族觉醒精神的“遵命文学”。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随着革命的日益发展和深入，文学为革命服务也更其鲜明和自觉。在各个革命阶段中，大批作家不仅以各种形式、题材、风格的作品直接间接地促进革命事业，而且还积极投身实际斗争，直至为革命献出鲜血和生命；也还有许多实际革命者和工农群众用文艺创作来从事革命宣传，对革命和文学本身的发展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党所领导和影响下的革命文学，不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配合反军阀斗争和“五卅”反帝斗争方面，或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粉碎反动文化“围剿”、揭露国民党罪恶统治、配合土地革命方面，以及在“九一八”以后从事救亡宣传和“七七”以后鼓舞全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方面，都有巨大的功绩。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直接指引下的民主革命后期的文学，更成为紧密配合革命斗争，“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为革命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为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最宝贵的传统。
与此同时，现代革命文学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和发展，自然又不能离开革命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和发展，不能离开革命深入对文学所提出的新要求。作为现代文学开端的文学革命，在五四运动前夕已为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但只有通过五四运动，它才形成了巨大的声势，扩大了社会影响，并与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革命文学”的提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也都与当时形势相适应，是无产阶级及其学说在整个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强大的反映。而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作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讲话，为革命文艺运动开辟了新阶段，这也首先是和党不再处于幼年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军事力量已经空前地发展壮大诸条件相联系的。现实生活和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更使各个阶段的文学创作从主题、题材、人物形象直到语言和表现方法，无不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整整三十年的现代革命文学，始终与革命同命运，共呼吸，有着一致的步伐。
与人民革命事业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揭露、坚决斗争，对社会主义前途衷心向往、热情追求，这就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时代所赋予革命文学的鲜明思想印记，也是现代文学之所以有别于近代文学的根本标志。
三
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矛盾斗争的过程，其间充满了革命文学与反动文学、革命文艺思想与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革命文学正是在抗击各种各样反动文艺逆流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
为民主革命服务的文学，首先要同代表着敌人利益的封建文学、买办文学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钦定文学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五四”新文学就在同林纾所代表的封建守旧派文人的战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以后又以打倒《学衡》、《甲寅》等标榜“国粹”、主张复古的封建“拦路虎”而向前发展。在封建势力彻底消灭以前，封建文学不可能销声匿迹，因此这种斗争后来虽然规模逐渐缩小，却也并未完全停止(如对“读经救国”、“本位文化”及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斗争)。对于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开始倒向敌人方面去、公然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胡适和《现代评论》这一系统的买办文人，革命文艺界也在各个时期反复进行了多次斗争，揭露其为帝国主义作伥的奴才面目，从而大大削弱和缩小了他们在知识阶层中的影响，促进了他们内部的分化。从二十年代末开始进行的和国民党御用文人(如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后来所谓“戡乱文艺”之类)的斗争，也贯穿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的几个时期。尽管蒋介石集团历来都在其统治区域内施行法西斯恐怖政策，掌握了军权、政权、财权(从而也掌握了对出版物、出版机构的控制权)，但他们却从未能掌握文化上、文艺上的领导权。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界虽然在国统区内“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3页。)，却抵挡住了敌人多方面的进攻，夺取了阵地，发展了力量，建立了最英勇的业绩。
在现代文学史中占着突出地位、越到后来越显著的，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之间的斗争。这是因为，“五四”以后我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在最后要通向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这一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可以成为新文学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资产阶级思想却不能充当文学运动的指导思想。文学上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乃是文学要不要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要不要将反帝反封建精神坚决贯彻到底的斗争，也是文学朝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相当激烈，而且也十分复杂。它最初表现为新文学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如“五四”时期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但当革命形势向前发展，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人物已转化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时，则也表现为对敌斗争(如对后期胡适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是以赤裸裸的直接维护资产阶级“文明”和“人性”的形式表现的(如“新月派”)；有时则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修正主义的形态出现(如自居普列汉诺夫信徒的胡秋原反动文艺思想)。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所以会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开始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证实了列宁的这一著名论断：“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文艺界有了粉碎一切反动文艺思想的锋利武器，混在内部的反动文人慑于革命形势和这个讲话的威力，不得不既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这个讲话而在手法上又做得尽量隐蔽。要不要在各种条件下坚持贯彻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成了问题的中心，成了许多争论背后的真正焦点。因此斗争就带有更为复杂、更为曲折和更为深入的特点。
文艺斗争是从属于政治斗争的。政治的分野决定着文艺的分野。当阶段关系发生变化，革命统一战线有了变动时，新文学的统一战线不可能不随着发生变动。文艺界的大争论和大分裂(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文艺界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争论和分裂)，就是围绕着政治事件、直接尖锐地表现着政治观点的。当然，“五四”以来文艺界的思想斗争，更多则在文艺思想的领域内进行。在文艺思想领域内，由反封建文学到反资产阶级思想、再到反修正主义，由白话文学的争论到文学有无阶级性、再到文学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不要坚持工农兵方向的争论，其发展趋向是步步前进，层层深入的。这是整个革命运动逐步深入在文学上的反映。
文艺思想斗争不限于理论主张上的论争。反动文艺思想总要在创作中有所表现，并以“创作”来支持其反动理论。因此，揭批反动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如“新月派”的某些作品)，也一向为革命文艺界所注意，并且贯串在各个阶段的创作评论中。
文艺上的多次重大斗争都出现在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可以在文艺这个风雨表上看出征兆。重视这一历史经验，有助于更好的发挥文艺作为敏锐的阶段器官和斗争武器的作用。同时，还必须指出：文艺界每一次重大的思想斗争，也给革命文学的健康发展扫除了障碍。“左联”时期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创作上的丰收，便和思想斗争所起的积极作用有关。这说明了正确的思想斗争也为革命文学本身的发展所必需。
四
“五四”以后的文学创作，随着时代的进展，无论在内容、形式以及创作方法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变化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特色，在创作上是一开始就有鲜明表现的。不仅白话的形式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革命，促使文学和人民群众大大接近了一步；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具有不同于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崭新特点。“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作品，猛烈攻击封建制度、封建道德，揭露军阀统治的黑暗现实，表现了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精神，同时提出了知识青年挣脱旧家庭束缚、争取恋爱婚姻自由、探索生活道路等要求。部分作品还正面描写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对劳动者的命运表示关切，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则表示同情和欢迎。这些都成为“五四”新文学高于历史上进步文学的重要方面。其中一些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获得了突出的成就。鲁迅的《呐喊》、《彷徨》，通过一系列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概括了异常深广的时代历史内容，真实地再现出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在获得无产阶级领导前的极度痛苦，并怀着对未来的信念探索了革命的前途，显示出深刻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特色。郭沫若的《女神》，借刘话传说、历史人物及自然形象，以宏大的气魄，奇特的想象，瑰丽的语言，歌唱出彻底叛逆、热望新生的时代声音，成为具有现实基础的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他们的创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使两种占主要地位的创作方法——由《新青年》、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当时称“写实主义”)，以及由创造社所代表的浪漫主义，通过实践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五卅”以后，以反帝为内容的作品多了起来。一部分作家开始走向实际斗争，主要精力不在创作方面，他们的作品一时似乎少了，但总的说来，历史却在酝酿着一个新的发展。
“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创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弱点。当时文艺领域内的主要活动力量乃是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受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严重羁绊。社会主义理想和新兴阶级的英勇战斗精神虽已在一部分作品中有所表现，而无产阶级文学整个说来尚处于萌生幼芽的阶段。就这个时期的一般作品来说，除在艺术上表现出稚气外，创作方法和思想倾向也极为复杂紊乱。许多人分不清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之间的界限，甚至西欧一些国家的颓废派、象征派、未来派等亦都无批判地被一部分文艺社团和作家所介绍，所肯定。多数作家生活狭窄，只限于表现知识青年的某些要求，带有较重的感伤情调。有些作家的作品则有严重的颓废色彩。
从“五卅”前夕文艺领域内感伤苦闷气氛弥漫，到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其间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被作为口号提出而且形成运动，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洗礼的结果。一部分作家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作品描写党所领导的群众革命斗争，表现有强烈的时代意义的重大题材，努力塑造革命者和工人、农民的形象，显示了作者可贵的革命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