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都市小说批判了

㈠ 应如何评价沈从文小说的人性观

恬淡，讽刺都市的浮躁

㈡ 现代文学考研简答题：沈从文城市小说的人性主题

一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大作家，他创作的巅峰时期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在三十年代就被鲁迅称为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1928年，沈从文发表了短篇小说《柏子》，开始了他独具特色的“湘西小说”的写作，以人性作为文化视角的切入点，采用独特的玲珑剔透的牧歌式文体，描绘了一幅幅自然美和人性美紧密结合的生活画卷。同时，沈从文用《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都市小说”，深刻揭露、无情鞭挞对摧残、破坏人性美的种种社会阴暗面或罪恶势力，从而造就了沈从文独特的创作特点。沈从文看多了由达官贵人、旧家子弟、名媛、大学教授等构成的上流社会的虚伪、病态，便有意构建了一个神庙即湘西社会，来与这个都市社会相抗衡。在这个“精致、结实、匀称的小庙”里，“供奉的是人性”〔5〕。这中间没有任何现代文明浸染，没有生命的迷失及异化，每个人物的爱憎悲伤都体现着自然向上的生命活力。
沈从文的人性观源于他独特的苗民身份和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他出生的湖南省凤凰县，是一座位于湘西的小城。湘西民族崇尚祖先、敬奉鬼神、神人合一、信神守法、知足长乐，他们挚爱故土、善良勤劳、朴实单纯，同时，又具有强旺的生命意识，自强不息、不畏强暴、敢于反抗。他家是一个军人世家，祖父沈宏富曾一度做过云南昭通镇守使和贵州总督，官居二品。祖父因无子女，就将其弟沈宏芳的第二个儿子，苗妇所生的沈宗嗣承继过来，这便是沈从文的父亲。在他童年时代，家境不错，用他自己的话说，“家中那时经济情形还好，我在物质方面所享受到的，比起一般亲戚小孩好得多”〔6〕。这样的家境使得他自小进入私塾习读《论语》、《尚书》一类章句。私塾呆板的教育方法和严厉惩罚学生的制度与他的天性发生了冲突，不久他就开始逃学，去看豆腐坊做豆腐，学会爬树、斗鸡，在农村的自然社会里摸爬滚打，也让这方土地上淳朴的生活习性牢牢印在心里。1917年，他父亲由于谋刺袁世凯未遂而隐姓埋名，家庭败落，沈从文不得不参军谋生。此后5年的从军生涯，一方面使他看到了家乡人们的单纯，家乡山水的清丽，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杀人与杀人者被杀。生与死的猝然使理智正处于昏睡状态的他感到茫然。1922年，他为了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他到北京求学。但社会剥夺了他进校读书的权利,生存处境十分艰难。沈从文的社会地位使他与同当时上流社会完全割断了联系,获得了下层人民的感情和立场。在北京，他目睹了上层统治者对人民冷酷无情，都市大小商人趋利若蝇，文人们“东食西宿” 〔7〕以求名利，也看透社会上的人们在小小恩怨中滚爬的自私与庸俗。诸如此类的病态人性与沈从文心中湘西淳朴、宽容、诚实、充满爱的人性形成巨大的反差，在两种对立的人生世界中，沈从文确立起他的真善美的人性观。

二
沈从文是现代中国作家中自觉将艺术触角延伸到中国城乡两大社会区域两类文化板块中的小说家。他在描绘优美的“湘西世界”时，就用绚丽、纤巧的语言把读者引入一个离奇、神秘、浪漫的原始神话般的艺术世界。表现知识分子和都市人生时，则因“新作家中契诃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绍进来” ，“明白十九世纪旧俄几个大作家的身世遭遇，以及后来他们的作品对于本国和世界做出的贡献”〔8〕，而吸取了十九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小说手法，以精细委婉的笔调，刻画人物曲折复杂的心理，在揭露旧社会种种堕落劣根和绅士道貌岸然的虚伪言行时，又多用讽刺于平易的章法，使作品闪烁批判锋芒。
（一）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以其自然、清新、隽永的风格赢得人们的称赞。他从人性出发，给世人描绘出了一个独特的湘西世界，构建了一个人性的神庙。如果把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分为两类，一类可称为“乐园小说”系列，表现的是湘西原始生命形态；另一类可称为“失乐园小说”系列，表现的是处于历史衰变过程的湘西生命形态。
1、充满传奇、神秘色彩的 “乐园小说”。这类作品以少数民族传奇和民间故事为题材，描绘了极度神奇的梦幻世界和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环境，展现了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生类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民俗世界，最扣人心弦的是大批在湘西神未解体的文化土壤里尚存的，表现人类童年时代自然文化现象的作品，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等。这类作品往往根据少数民族某些生活习俗点染而成，有的通过尚处于自然时代的湘西土地上乡村小儿女的自然人生形态和晶莹的美好人性来构思。自然时代中的自然人生形态和生命形式，一直是沈从文追求和探索的理想人生的基础和雏形。生存于古老、原始封闭的湘西大地上的众多少数民族部落，其原始生活习俗往往带有人类远古时期原始文化的残存，因而在其作品中，往往通过创作民俗故事和民间传奇来展现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目的不是猎奇，而是通过对原始生命形态的悬想，呈现一种美好的人生境界。这类作品往往是作者人生理想和主观情感的载体，是诗化的浪漫主义作品，作品极度夸张，人物和情节全面虚构和想象，人物形象极度完美。《媚金、豹子与那羊》和《月下小景》两篇小说讲述的是青年男女因为爱情不能实现而双双徇情的故事。无论是媚金、豹子或者是傩佑及其恋人，都折射着远古湘西深沉旷远的文化背景中“自然人”的特征。在这里，男女爱情、两性关系还没有受到等级观念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干预和制约，更没有从物质财富关系引出人身依附观念，两性关系呈现着人类爱情尚处于童年时代的某些特征。在爱与被爱、偷生与死亡之间，他们“不要牛，不要马，不要果园，不要田地”，不要物质的一切，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切，“是光、是热、是泉水、是果子、是宇宙的万有”。他们秉承自然的造化，也如自然万物那样遵从自然神性的安排。这样的人物类型就是作者所追溯的古老湘西最原初的，尚未被物质、虚荣玷污的人性的原型。
2、展示人生形态的“失乐园小说”。近现代社会带给湘西的变化是巨大的。1934年冬和1937年冬的二次故乡之行，作者看到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9〕，为了控诉现代文明对湘西形成的罪恶，沈从文一改过去对湘西社会田园牧歌式的抒情，而以极度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表现湘西社会的溃烂。这类作品以沅水流域的乡村人事为描写内容，从近现代社会湘西古老民俗的转型和变异以及非原生态下的民俗现象为视角，揭示古怪离奇的现实社会，从一个侧面再现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湘西社会的现实。他在“失乐园小说”中，为我们展示了乡村小人物的几种不同的人生形态。
“落伍者”的人生形态。他们其实就是老湘西的儿子，他们所信守的都与过去相联系而与变化了的现实脱节，他们的人生就像从疾驰的汽车后窗望出去的道路，可以看得见，却在飞速后退。《会明》和《灯》刻画了两个“守旧”而不自知的旧军人形象。“伟人”情结和“守疆”情结成为会明十年战乱中观念和行动的无声号令与指南。老司务长顽固而忍耐地做着的则是一个“义仆”寄托在主人身上功成名就“荣归”故里的梦。两个老兵的悲剧道出了作者对于浸淫在朴素社会理想和生活信念中的美好人性的怀念。
“懵懂者”的人生形态。他们的精神世界还是一片原始的荒原，没有主见，生命处于被动的自在、随机状态。《萧萧》中的萧萧十二岁做了童养媳，小丈夫不到三岁。她被帮工花狗引诱怀孕，最初的惊慌和随之而来的惩罚过后，萧萧因生下一个健壮的男孩仍留在夫家，最终与小丈夫圆房了。萧萧的儿子牛儿十二岁也成了亲。在一九二九年的原作中，沈从文还交代了一句：“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小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懵懂的人生在这里周而复始。面对这种“懵懂”的人生形态，沈从文心理也是矛盾的，他认为这种人生一方面单纯庄严，一派天真，另一方面却是来者如斯，单调沉闷，虽与自然贴近，却与文明疏远。
“反抗者”的人生形态。这里的反抗是指在现实的沉重打击和灵魂极度震动后产生的一种本能、直觉的反应，不是理性的思考。《丈夫》与《贵生》都是表现男主人公的本能反抗的。《丈夫》叙述一个乡下丈夫和到码头上做船妓的妻子的一天一夜的遭遇。丈夫从一天一夜的屈辱中看清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第二天在将要离开河船时，把妻子给的钱撒到地上，用粗大的手掌捂住脸哭了起来，并转而决然带着妻子回家了。这类“反抗者”的人生形态表现出了湘西乡下人生命中“力”的一面，由于他们毕竟有别于逆来顺受者，因而多少为作者所欣赏。
“挣扎者”的人生形态。这是失乐园时代湘西芸芸众生生活常态的反映，他们已没有乐园时代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状态，而是生活在变化莫测的时世中。《菜园》中的玉家母子本来过着世外桃源般的富裕生活，母亲“有教养又能自食其力，富有林下风度”，儿子也“把诚实这一件事看作人生美德”。后儿子去北平读书，三年过后带回一个新媳妇，却在某一天为县里来人“请去”，一对年轻人因为“共产党”罪名陈尸校场，宁静的玉家菜园为一团恐怖的血雾所弥漫。又一个三年过去，到儿子生日的那个下雪天，隐忍独活的母亲自缢而死。这类小说最能体现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思想，表现了湘西世界黑暗、血腥以及下层人民的痛苦。
此外，作者还为我们描写了“坚守者”和“腐败者”的人生形态。“坚守者”指的是在失乐园时代仍然坚持乐园时代人格品性、价值观念的人，如《小砦》中的憨子。“腐败者”是对湘西统治者面目的揭露，如《失业》、《顾问军》。
可以说，沈从文的“乐园小说”表现的是湘西的单纯性，流露出沈从文对牧歌情致的神往倾心；而在他的“失乐园小说”中，表现的则是湘西的复杂性，流露出沈从文对田园牧歌的命运已经不无忧虑和信心不足，这使得沈从文产生了一种深广的幻灭感，一种近乎宿命的感叹在“失乐园小说”中屡见不鲜。令人遗憾的是，具有“湘西全息图”气势的《长河》未能真正完成，它是沈从文“乐园小说”和“失乐园小说”的综合体，是沈从文小说艺术追求的集大成者。
（二）沈从文的都市系列小说写的是城市知识阶级，着重表现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上层社会道德的堕落与人性的丧失。他说：“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许多所谓场面上人，事实上说来，不过如花园中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 〔10〕。始终自认“乡下人”的沈从文，当他将小说创作视点由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湘西世界”转移到现在生活在其间的都市社会时，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都市的情感厌恶和道德批判。沈从文对于都市文明与都市人性的批判性描写始终围绕下列三个方面进行：
1、病态的生理。沈从文都市小说的主人公, 大多是生理病态者。肺病、精神病、失眠病、神经衰弱、心衰气短, 是沈从文都市小说人物常见的生理疾病。面色苍白、神情憔悴、目光吊滞、咳嗽哮喘, 是沈从文小说人物的肖像与面色。小说《三三》中那位极有钱财的城里青年,“白裤白鞋”,“白白的脸”是一位痨病第三期患者; 寄居青岛的那位都市青年, 却是整日神情忧郁的怀乡病者(《凤子》) ; 到青岛海滨休养的教授, 不是失眠病患者就是肾功能衰弱者或性功能退化者(《八骏图》)。沈从文频繁地分析指认都市人“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他把患有各种生理病症的都市人, 称为“阉寺似的人格”〔11〕, 从而体现出作家对都市病态人生的厌恶, 甚至是某种贱视。
2、病态的心理。沈从文深感都市文化对都市人性的扭曲或异化。沈从文对“丑陋”的都市人性描写, 集中在都市“上等人”,“绅士淑女”们和都市知识者身上。《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王谢子弟》、《某夫妇》等作品活画出都市“上流社会”绅士淑女们的虚伪人性。《绅士的太太》叙述一位身为国会议员的绅士、绅士的太太及另一绅士家庭的三姨太和留学归来的少爷之间复杂微妙的感情冲突与纠葛。绅士瞒着妻子与别的女人偷情，太太出于对丈夫“负心”报复的心理支配，复与另一绅士家的少爷通奸，而这又是少爷与三姨太为隐瞒他们之间“乱伦”关系的必然结果，不久，少爷又宣布与另一名媛订婚。在这群男女之间发生的只是一种无爱的情感与性游戏，人的两性关系蜕变为纯粹的动物行为，人之为人的感觉已经完全丧失。这个家庭表面一派温情脉脉, 一派上等人家的风度修养,实质里, 充溢着毫无愧色的相互欺骗和放浪堕落。沈从文撕开绅士淑女虚伪的道德面具, 凸现出都市“道德”的虚伪与病态, 并以一种“类型化”方式扩大到都市人生界面。于是，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与他的乡土小说相反, 不对人物作个性化细节化描写, 而多以匿名方式, 用代码和符号 (如“甲乙丙丁”如“或人”) 去指称人物,以类型化符号化方式抹去都市人的个体特征而显现出他所理解的都市人的本质。
3、庸俗的人性。除了对“高等人”道德虚伪的揭示, 沈从文小说经由一般都市男女的婚姻日常生活的描写路径, 展示着都市男女人性的庸俗。在小说《或人的家庭》中, 丈夫背着妻子美美与同事有染, 面对不依不饶的妻子,“或人”只用虚伪的辩解和赔礼, 只花费少许钱为妻子美美买一副廉价的项链, 便平息了美美的愤怒。面对夫妻不忠的现实, 都市男子只花费一点点金钱一点点廉价的“诚意”, 便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都市女子, 在丈夫这“诚意”与“项链”面前, 早已消除了愤怒与悲哀。在沈从文都市小说里, 丈夫多是虚情假义移情别恋的伪君子,女人则是轻易被金钱俘虏的性动物。沈从文把都市妓女与时髦女郎同视为金钱的动物,“她们要活, 要精致的享用, 又无力去平空攫得钱, 就把性欲装饰到爱情上来换取。娼妓是如此, 一般妇女也全是如此”。

三
综观沈从文的小说，人性是他表现的中心。他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里获得表现的，他的湘西人性也是在与都市人性相对照中获得表现的。沈从文一方面批判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都市人的人性的压抑与扭曲：另一方面又建构了一个理想的湘西世界，既揭出了病苦，又施以疗救。他的作品从美学的、历史的原则出发，远离政治，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沈从文凭籍一种乡村道德理性来解剖繁复的都市人生，价值观的单向度势必损耗都市文化丰富内涵的多维性。人类文明在前进中总会善恶是非并存，好中有坏，坏中有好，都市自有它存在的理由，而沈从文却予以全盘否定，这使他的人性批判难以获得整体的哲学文化理性眼光，这不能不算是一个遗憾。

㈢ 沈从文笔下的都市男性与对都市文明病的批判

我比较擅长分析，但是我没看过沈从文的，你方便给我一本看看么。

㈣ 谈谈你对沈从文小说城乡对立模式的理解

沈从文的创作，多注意刻画乡土中的“粗糙的灵魂”和“单纯的情欲”。沈从文描绘的山寨、码头宁静而秀美，宛如一副副古朴奇幻的风俗画。特别是在这些“化外之境”中发生的爱情故事，更有令人一唱三叹之妙。《边城》中少女翠翠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单纯而美丽，有着未受现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禽兽在做梦，草木能谈吐，大自然的“神性”成为乡土世界沉默的主宰。那么，沈从文意图在他的宁静超脱的乡土作品中寄寓什么样的主题呢？是“人性”。沈从文在他《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明：“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那么，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沈从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庙的构造回避可能存在的残酷现实，从而“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呢？如果这样看待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确实是过于粗暴简单了。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说着某种无法抗拒的悲凉。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亲人的死亡和情人的离去的现实面前，不也宣告了诗意的神话的破灭了吗？而沈从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几乎完全可以将其视为关于乡村底层人物的一曲悲歌。进入乡土文学纯美境界的沈从文，未必就不懂的社会的苦痛，只不过他是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的叙述，显示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构成了超越性的批判。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写作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沈从文式乡土文学写作类型的延续。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沈从文式的清澈空灵被赋予更为乐观明朗的特征。另外，沈从文的乡土文学，还开创了以展现“异质文化”中人性轨迹来表明文化成规对人的影响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在新时期为韩少功、李锐这样的作家所承继。不过，韩少功式的视角要比沈从文更“客观”、更“中性”，他们更直接地也更热衷于叙述、分析他们所看到的“异质文化”之内发生的种种故事。正如李庆西对韩少功的《爸爸爸》的叙述者态度的分析：“就审美主体而言，完全是局外人的态度，对一切都保持着老于世故的缄默。这倒并非自以为是的冷眼观照，而是一种宽宏、旷达的心境。所以不奇怪，这里没有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叙述者的意向，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认同。”

㈤ 沈从文通过几个教授扭曲变态心理嘲讽批判都市上流社会的作品是《 》

《八骏图》 是沈从文创作的一部以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的都市题材小说，首次出版于1935年。

《八骏图》里的“八骏”，指的是八位教授，他们有的是物理学家，有的是生物学家、哲学家、史学家、西洋文学史专家等，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群像。[1]

八骏图 （沈从文的作品集）

㈥ 沈从文小说有哪两大系列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㈦ 沈从文讽刺小说对当代有什么影响

《顾问官》展现出沈从文作品的另一风格，他在讽刺艺术方面的才能在这篇短篇小说中表现得相当突出，提醒我们作为抒情作家沈从文还有另一面。
暴露无遗。这种人的特点是皮厚、油滑、看准了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
小说的讽刺才能在本篇中是相当突出的。揭露了地方政治的腐败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无官不贪，腐败已经成了心照不宣的事儿，当然为了能担任肥缺，少不了运作，走路子。
小说妙就妙在这顾问上了赌桌。“这一来，当地一个知识阶级暂时就失踪了。”在这里，知识阶级是有钱阶级的同义词。“暂时”一词用得妙，既然顾问官混迹官场，他今后还有这样的机会，况且输给的是师长大人，那么师长大人一高兴，又临时委派一个肥缺，那也说不准。在今天，不是有人想腐败，还送礼无门呢。
作者在《八骏图》的自存本上《顾问官》一文下题注：“这是熊彬臣画相，熟他的人方明白十分准确生动。”可见《顾问官》一文并不完全是艺术虚构，在生活中是有原形的。《顾问官》的讽刺艺术是十分高超的。他表现在把人物放在特定的环境里，大环境的腐败使得顾问官这一类人物应运而生。其人腐败行为是人人皆知，有过短时间的拘留、查办，但却能屡次东山再起，可见在官场中腐败的普遍性。小说即使写顾问官这样一个贪鄙小吏，也写他对家庭和子女还是有爱心的，作品讽刺锋芒所指，直指那个社会的腐败风气。

㈧ 沈从文的小说有哪些有什么重要意义

边城，长河，三三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12]
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㈨ 沈从文的小说主要的取材是哪方面

沈从文小说的取材主要有两种：
一、对理想人性和人生的追求：湘西题材小说。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展现了两种人生形式。
1.现实的人生形式。
《柏子》《萧萧》《丈夫》《会明》等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湘西底层人民古朴和谐、乐天安命的生存状态和自在无为的人生形式。这种生活既是庄严的，又是悲凉的。
2.理想的人生形式。
在《边城》《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等小说中，表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呈现出牧歌式的“边城”世界。
湘西世界
沈从文小说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一个特异的“湘西世界”。他以湘西人、乡下人的视角，来赞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朴和风俗的古雅。并以这样一个世界来观照、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认为是丑恶的都市社会。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同30年代主流文学以阶级、阶层的观念分析考察社会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视角，通过两种文化的对峙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 湘西边民社会生活的描写，贯穿着沈从文对不同人生形式和生命形态的表现和探求。沈从文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其全部著作所负载的内容就是对"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追求，而这种健康、完善的人性在湘西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不管是故乡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
“吾人的生命力，是在一个无形无质的‘社会’压抑下，……直接游离成为可哀的欲念，转入梦境，找寻排泄，因之重新得到调整，见出稳定。这虽不是多数人必经的路程，也正是某些人生命发展的一种形式，且即生命最庄严一部分。” 二、对都市丑陋人性的描绘：都市题材小说
《绅士的太太》（两性关系）、《大小阮》（义利取舍）、《八骏图》（自然生命活力）着意于表现都市上流社会的病态，反映都市上流社会人生的道德堕落、人性扭曲和生命衰颓。
借助于湘西地方巫卜文化的流风余韵，沈从文创造了富于浪漫情调的人性世界，情欲世界。
在湘西人们朦胧的宗教意识中，对于“跳傩”一类宗教性活动，心理与其说是宗教的，不如说是审美的：对于人间的美的追求，对于人性满足的追求，疯狂中表观的是人性的饥渴。
两个“互相参照的世界”，两种文化相互发明，每一种后面都隐藏着另一种：“城市文化”使“湘西文化”具有了理想化了的形态，而“湘西文化”则使“城市文化”真正呈现出病态。寻找和发现“对立物”，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审美创造的动力。

㈩ 论述沈从文都市小说的文化内涵

[摘 要] 沈从文小说在人类文化史上作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通过以《边城》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渗透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提出了人类应当具有的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化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第三种文化信仰，阐述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湘西自然人性文化。

[关键词] 沈从文小说 传统道德文化 现代都市文明 湘西文化 人性的希腊小庙 “第三种”文化体系

[目 录]

一、沈从文小说的文本意义在于构建一种全新的文化

二、沈从文小说对传统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三、沈从文的《边城》与“人性的希腊小庙”

四、沈从文小说的价值在于提出了“第三种”文化体系

当代文学巨匠沈从文是个每个细胞都浸满了湘西文化因子的作家。从文学的角度讲，他最大的贡献是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牧歌似的湘西世界；从社会的角度讲，他最大的贡献是为我们勾画了一种人性本真的湘西文化。

一、沈从文小说的文本意义在于构建一种全新的文化

在沈从文的小说文本（也包括其他作品）中，沈从文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明和湘西文化三者进行了对比性的描绘，以此阐释湘西文化的真谛，揭示湘西文化滋养下的湘西人自然的生命形态和自然张扬的人性。沈从文在试图构建一种自然和谐、自主自为、自然形态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在他的作品中，他既反对以儒教为主的正统的中国传统礼教文化，也反对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所谓现代都市文明。他极力将三种文化的景观和人生实质淋漓尽致地展示给世人，并将湘西文化的真善美及这种文化环境中人性的健全、生命力的雄健和个性的自由舒展推崇到所有文化之前，其目的就是告诉世人：只有湘西文化才是活的文化，才是雄强、本真、至善至美的文化，才是最充满人性、人情美的文化。不仅正在颓败的中国甚至所谓的西方文明都应该重建、普及这样的文化，只有建立这样的文化价值体系，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才会充满生生不息的生机与活力，人类的生命力才不会枯竭和凋萎，整个社会和世界才能达到人性发展的极至。

在这里，沈从文不仅对三种文化进行了冷静的反思和理性的批判，而且他更是在宣扬和试图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价值观，并用之改造中国国民的精神和世界的人生。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说：“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①”所以如此的自信，就是因为他在用自己的文字在创立着一种全新的文化体系，不仅属于中国，而且也属于整个世界。

二、沈从文小说对传统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沈从文与鲁迅、老舍对中国的旧文化、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不同，鲁迅、老舍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破而不立”，没有确定旧的文化破了之后中国文化的指向。而沈从文却上是在“破”的同时更侧重于“立”。他要创立一种全新的文化信仰，要创立一种以湘西文化为核心的自主、自为、自然的文化价值体系和充满人性的人生哲学。沈从文曾表示，他要建立生命、人性、自然三者统一的“一种爱与美的新的宗教。②”这里他所说的“宗教”，其实就是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价值体系的、益于人性全面发展的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信仰。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中国文化的边地，因此相对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湘西原生态的乡土文化，这种原生态的乡土文化，有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本和前身，沈从文及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就是这种文化的活态。而北京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虽然它正处于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缓慢转化中，但这种传统文化在衰落的同时却又顽强地生存着。而上海则是一个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大都市，它是西方文明在中国本土上一个鲜亮的象征,具有极强的辐射力和文化侵蚀力，是我们的传统道德文化倒了之后,精神空虚灵魂疲顿时乘虚而入并疯长的一种文化怪胎。

这三个不同的空间，实质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湘西文化三种文化形态。沈从文虽然辗转于北京和上海，但作为湘西文化的代表的沈从文并没有在深层次上被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同化，相反，却给了沈从文一个用湘西文化来审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都市文明（西方文化）及它们影响之下的人的生命形态的历史性机会。他与这两种文化和这两种文化下的生命是隔膜的，这种隔膜加深了他的文化孤独感，也使他更清醒地对这三种文化进行分析、比较和批判性的反思。在分析比较中、在批判性的反思里，他看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病根和现代都市文明的畸变，同时，也对他家乡的充满人性美的湘西文化的生存延续产生了危机感。于是，沈从文把他的文化创立指向了湘西文化，并将湘西文化淳朴本真的一面提纯升华，试图创立一种能够取代中国没落的传统文化和病态的现代都市文明的新的文化价值和文化信仰。

于是，沈从文开始了他的文化批判和文化信仰的再造，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来批判中国颓败的传统文化和病态的现代都市文明,阐发和张扬以湘西文化为底根的新的文化价值观。

沈从文对文化的评判，常常从性、人性、生命的生存形态等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如小说《十四夜间》，刻画了一个在传统道德文化液汁里泡大的小官僚吴子高，为了满足自己的肉欲找妓女的可笑过程。他自己不能去找，这有失“大雅”，就转托客房的伙计。在等待的过程中，沈从文对吴子高的心态进行了惟妙惟肖的刻画。吴子高在设想妓女到时如何如何对话，如何如何行动，简直像“备课”，而一旦暗娼真的站在面前时，却又手足无措。这是一个怯懦、犹豫和无能的生命形态，是一个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生命典型。与大胆放肆、充满雄强生命力的湘西人相比，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锻造的人的生命力的衰落。沈从文说，性爱是体现人的生命力的。沈从文正是从性的角度来讽刺贬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生命力的摧残和戕害，反过来，更加深了他对洋溢着雄强生命力的湘西文化的自信。

在小说《看虹录》中，这种以性来评判文化的视角更明显。沈从文在这篇小说中，充满了象征意义和潜台词的暗示，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对人性的束缚的揭露更加深刻。小说中的女主人应当是“美与爱”的文化象征，是充满生命活力与自然美的文化载体；而小说中的客人却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象征，是这种文化畸变衍生的意淫文化的代表。这个女主人（湘西自然人性文化），不仅向客人展示了她的美，而且在言行上也勃发着生命和人性的热情。她暗示客人，是生命就应该燃烧。但是女主人也品透了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笼养的“客人”的怯懦、犹豫不决，因为他生命的热情消失在文字里了，生命的雄健力被中国传统文化湮灭了，生命本能的热量在文化冷水的浸润下熄灭了。好在这个客人还能够面对空荡荡的房子对自己的生命进行反思，对自己身上的文化进行诅咒：“我等待那个夜所能带来的一切梅花的香，和在这种淡淡香气给我的一份离奇教育”。这离奇的“教育”是什么呢？于是，沈从文借客人的心和口，点出了另外必然还有一本书，这书就是充满至善至美的人性和完全自然状态的生命形式的湘西文化，也就是沈从文所要创立的新的文化信仰。只有这种文化，才能孕育出朴素至美的人性与和谐美满的人类文化。

由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沈从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懦弱和虚伪，他大胆地提出“丢掉它，也正是必需的事③”。沈从文在《凤子》中说：“挽救它唯一办法是哲学之再造，引导人类观念转移。”但这种“哲学”和“人类观念转移”并不是转到以西方文明为内核的现代都市文明，因为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同样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无情的否定。沈从文创作的《绅士的太太》、《八骏图》、《大小阮》、《王谢子弟》、《苦墨医生》、《来客》《烟斗》、《有学问的人》、《或人的太太》、《自杀》等小说作品，组合成了一幅都市文明社会的画卷。作者在《绅士的太太》中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以照出他们丑恶的嘴脸与灵魂。”《绅士的太太》以一位绅士的太太作为切入点，她与丈夫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她与大少爷暗中调情，为大少爷与三姨娘偷情搭桥牵线，牟取钱财。绅士则偷偷与情人幽会。他们表面上尊贵体面，道貌岸然，实际上卑劣猥亵，男盗女娼，生活里充满了自私与虚伪，欺人与自欺，淫荡与乱伦。沈从文无情展览着所谓现代文明中人们生活的空虚、精神的凋萎、灵魂的锈蚀，刻画了浸泡在现代都市文明里人生的虚无和人性的泯灭。《八骏图》里的八位教授是现代文明的象征，然而他们却恪守道德，奢谈文明，用假正经、假文明来拘束、压制作为一个正常人应有的七情六欲，形成了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这是一种被扭曲的人性，是违反正常人性的、病态的、畸形的文化现象，沈从文借此批判的深刻之处在于：现代文明自居悖论、自相矛盾，看似文明其实反文明，看似道德其实不道德。这种文化让人性变态，让行为反常，让整个社会在虚伪、意淫和无聊的梦幻中讨生活，将人性和心灵变成金钱和情欲的支配物。

在《写在〈龙朱〉一文之前》一文中，沈从文对自己长期生活在现代文明都市上海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北京给自己造成的人生伤害同样进行了痛苦的陈述：“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着在道德下所变成虚伪庸儒的大毒，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再也不配说是出自你们一族了。”

沈从文笔下的现代都市文明具有毁人于有意而无形中的无聊与空虚，这种文化的两大支柱就是金钱和情欲，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一切生命都是腐烂的，生命的价值和人性都是物质化、利益化的东西。现代文明写在人脸上的是憔悴受伤，而内在的生命却是枯竭和焦黑，整个人的生命的激情已丧失殆尽。一个物质与情欲的世界，根本看不见生命的影子——这就是现代都市文明最显著的特征。

三、沈从文的《边城》与“人性的希腊小庙”

沈从文说：“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④”在沈从文的湘西童话中，《边城》就是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庙”里，古风犹存，淳朴也充溢在人们身上，自然的人性美表露无遗。《边城》集中体现了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是他现实与梦幻的交织，是对民族道德重造的切入点。

通过《边城》这部小说，沈从文用理想化的笔墨描绘了的以苗族文化为内核的湘西文化。沈从文意欲构建的“希腊小庙”，其实就是自然人性的湘西文化，《边城》就是这一文化价值体现的标志“建筑”。《边城》发表于1934年，它把自然和谐的人生形式推向了极致。边地的美丽景色、淳朴的传统风习和人物的美好心性浑然一体，充满了牧歌情调。青山绿水、古朴宁静的茶峒城里，撑渡船的老人和孙女翠翠相依为命，当地团总的两个儿子同时爱上了翠翠，由此演绎了一段美丽而哀婉的人性之歌。《边城》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把它极力渲染成世外桃源，其实就是沈从文的文化价值寄托。沈从文在《边城》用这种新的文化信仰为人们描绘着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自然、自主、自为的生命形态和美好人生，赋予翠翠、夭夭等湘西女性以象征意义，她们是这种自然人性文化的象征和最完美的模特。翠翠没有接受过传统文化的教化和现代都市文明的浸染，完全是大自然孕育和教化的女儿，“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即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她是人的至性——爱情的女儿，又是“天人合一”美的精灵与化身。翠翠就是湘西健全人性和自主、自为、自然生命形态的活的标本，是一种原始本真的人性生命形式，是沈从文所要创立和张扬的自然人性文化至善至美的模特，沈从文就是要借她们——这些自然人性的模特，来反对人为的、社会的、道德的文化，无论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还是所谓的现代都市文化。

在《边城》中，翠翠、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人物的身上，都展示着至真至纯、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无羁的生命本真，都融汇在《边城》那种宁静和谐、充满无忌野性的自然环境中，洋溢着圆满健全生命力的氛围。沈从文就是要以湘西那种平凡、简朴、单纯的生活方式来取代畸形的现代都市文明和病态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想用湘西那种存在于自然形态中的生命形态和朴素人生来唤醒麻木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沉醉在现代都市文明里的生命，激起他们对这种新文化的信仰，重构新的自然和谐、雄健鲜活、化外境界的文化价值观，与未完全被现代文明污染的湘西人一样，过一种自然不做作、具有真性情的现代都市文明，保持自然人性，生死自然，爱恨自然。他相信他推出的这些文化模特——湘西文化的形象大使，完全可以征服现代都市文明及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沈从文有这种文化自信，在写于1932年和1937年的《凤子》中，这种文化自信表达的清清楚楚：这篇小说叙述的是一个在现代都市文明生活的高级知识者（小说中被称为“老师”）来到湘西，在和总爷（湘西文化的阐发者）的争辩交流和自己在湘西的切身感受中，被那种朴素的生活、健康的灵魂、自然的人性、勇敢的精神、环境的牧歌性所征服，被这种原始本真的自然文化惊呆了，并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总爷对湘西文化的表达和对都市文明的贬斥。

四、沈从文小说的价值在于提出了“第三种”文化体系

通过以《边城》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创作，沈从文充分阐释了他的新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并表达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他自信这种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础上的新文化才是最有价值的、最理想的文化，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以西方文明为内核的现代都市文化无可比拟的超现代性。沈从文认为，中国人甚至全人类都应当将这种新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信仰，就像信仰宗教一样。只有如此，才能构建一个美好和谐、充满人性化的理想社会，才能永葆人类雄强的生命力和原始本真的自然人性。

因此，当大多数新文学家以新的、西方的、现代的、都市的文化眼光去批判旧的、中式的、传统的、乡村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沈从文看似做出了几乎反方向的文化选择。但是假如你们认为沈从文非都市而崇乡村，抑现代而扬传统，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那是部分文学研究者没有参透沈从文及其作品的真正的思想意义和文化意义。沈从文并没有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乡土作家，而恰恰相反，他是站在当时中国文化现实的基础上，立在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制高点上，孤独地、痛苦地进行着文化的评判和文化选择，试图为中华民族找到强壮民族精神、雄强民族生命力的文化良方，寻找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出路。

沈从文小说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东方文明）价值体系和西方文明价值体系之外，以苗族原始本真的湘西文化为内核，为人类提出了第三种文化价值体系——自然本真的人性文化，并在他的作品中阐发了这种新文化的真、善、美，以及这种文化造就的美好社会，并且沈从文强烈地渴望中国和世界能够丢掉泯灭人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畸形变态的西方文化价值观，确立这种新的文化信仰或宗教信仰，让整个世界的生命、人性、自然都处于和谐美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