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对西方的借鉴
A. 简论川端康成作品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借鉴
早期的文学探索里就已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一些表现手法和技巧，如强调主观和直感、自我感受和情绪等，同时转向新心理主义,代表作品有《伊豆舞女》。在意识流方法的影响下，他比较注意人物主观感受的生动描摹，以及人物心理的剖析和官能感觉的展现。这样，作者可以更细腻的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感情生活，曲折地反映被扭曲了的心灵和异化了的社会世态。《雪国》没有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人物的刻画主要通过心理描写，村岛的颓废虚无，驹子的认真纯朴，叶子对爱人的忠诚眷恋，都是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得意表现。这是川端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一面。
在西方文学中，人和自然是分割开来的，着重孤立地描写人物的内在心理，很少将人物的思想感情融进自然之中。而在东方文学中，人和自然却是“相生”的，禅宗教义中对自然的态度，就是要求自身与自然结合为一体。川端认为，“认识世界的方式可以概括为三种模式……我在百合花之内么？百合花在我之内么？抑或花是花，我是我?
川端康成从西方现代艺术中吸纳了新的表现手法，但并非简单地模仿，而是当作一种借鉴，将其化为我有，以新感觉表现传统美。《雪国》无疑是这种探索途中的一座成功的纪念碑，它体现了西方现代性与东方尤其是日本传统美的完美融合。从运用西方色彩开始，到融入东方色彩，最后在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坐标轴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挖掘属于日本民族最深层的东西并予以创新，川端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中找到了结合点，创造了“川端康成之美”。
B. 西方现代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影响如下：
没有外国文学，文化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是无法想象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吸收外来文学营养使之民族化﹑继承民族传统使之现代化的过程。近代中国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于这一文化背景下，正确的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直接关系著现代文学的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背景
（一）文学成为重大社会事件的构成部分，文学呈现出明显的阶级、政党、政治意识。社会革命和政治运动往往以文学作为发端和具体表现。
（二）社会意识对文学审美意识具有重要影响，文学主体性弱化，文学有社会革命附属物倾向。
（三）社会政治事件往往成为文学创作的题材源，引发文学创作和理论论争。
C. 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这个仅供参考吧
最近十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股股的“西洋风”也开始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不仅汉语里多了很多的音译词，例如“摩登”，“可乐”等等。过西洋节也成了卷过上下所追逐的时尚风气，就拿眼下的圣诞节来说，各家店铺把小店装饰的五彩斑斓，各种搞促销活动接踵而至，各大高校呢，就开始准备各式各样精彩的活动，情侣们纷纷上街，学生们欢天喜地。这些现象通通都反映了西方文化强大的渗透力。那么西洋文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向中国开始渗透的呢？它的魅力究竟在何处呢？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热衷于过西洋节呢？下文我们来分析一下。
其实西洋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的影响在汉代就开始了，当时的罗马帝国就与中国的东汉王朝开始了交往，这种交往的途径就是通过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到了唐代以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就更加的频繁，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的传入，当时***在中国称作“景教”，教徒一度发展到数十万人，这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渗透。但到了唐朝晚期，军阀混战，***在中国的发展逐渐走向了没落。第二次渗透，是元朝。当时因为蒙古帝国的影响力，大批的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可波罗，他的《东方闻见录》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国成为西方垂涎的伊甸园从此开始。第三次渗透是在明末清初，时值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并开始向中国推广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及先进理念，著名的有利玛窦，汤若望等，可惜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人所传达的东西，中国继续沉眠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等到了第四次渗透，已经是鸦片战争以后了，中国开始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四次的渗透初期仍是外国人通过传教向中国人灌输西方的宗教哲学经济政治思想，但到了后期，一批批爱国青年成为了传播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主力军。第五次大规模渗透就是在改革开放后了，大量的西方文化涌入中国，深深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开始喝可乐了，中国人开始关注好莱坞了，中国人喜欢上NBA了，中国人爱上过洋节了，中国人的水平要用英语来衡量了，可见，第五次渗透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前四次的渗透，因为，它已经彻彻底底的征服了这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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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西方文化的魅力究竟在何处呢?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的就征服了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我认为有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自身的原因，二才是外部文化的原因。为什么说我们自身的原因是第一位呢。我们还是要从历史方面来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分化为三个派别，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激进派，一个是中间派。保守派主张一成不变，继续走老路子；激进派主张全盘西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中间派则认为单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就能强国御侮。一开始中间派掌权，开始推行所谓的“洋务运动”，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中间派不足以改变中国现状。于是激进派开始上台，发动了所谓的辛亥革命及新文化运动，中国的传统文化被逐渐唾弃。新中国成立后，又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阶级斗争阶段，特别是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尤为严重。由于长期对传统文化及传统节日的轻视，使中国人普遍存在文化上的精神空缺及文化满足上的空虚。恰好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那种多样性及多彩性，弥补了中国人长期压抑的文化需求，所以普遍被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所接受，并迅速扩展开来。从西方文化自身的原因来说，西方文化是一种非常讲究的文化，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给中世纪昏暗的文化注入了多姿多彩，优雅的元素，于是诞生了莎士比亚，达芬奇等一大批天才文艺作者。并且西方文化宗教气氛浓厚，所以又给西方文化披上了一层神圣神秘的外衣。这些原因都给严重缺乏文化寄托的中国人强大的新鲜感。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造就了中国目前洋文化流行的局面。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面对这股越来越激烈的“洋流”呢？有些人认为应该全盘抵制洋文化，去年不是有十几个名牌高校的博士联名抵制圣诞节么,就是全盘抵制的具体表现。一些国家就非常的注重自己的本国文化，对外来文化有很强的抵制情绪，比如法国，法国人对于英语的渗透伤透了脑筋，并且经常制造一些法语词汇来取代英语的单词。但是大部分人对洋文化的涌入还是抱着理解宽容的态度。中华文化本来就是一个在不断融合中产生的文化，所以文化的包容性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举个例子，外国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少有国家境内流行着数种宗教而不发生冲突。中国就不一样，境内有佛教，***教，道教，并且教派也不是单一的，就拿佛教来说，既有禅宗又有密宗，但中国就没有出现教派冲突。还有，中国人信仰也有很大的包容性，即信菩萨又信神仙，信仰的杂糅一个很明显的证据就是《西游记》里道教神仙系统与佛教神仙系统的交流。这在外国的文学作品里是极其少见的。所以包容性使中华文化最大的特点。所以我认为，面对滚滚而来的洋流，我们应该包容接受，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自己富有特色的传统文化，在保存传统文化和对待西洋文化上，日本人就做的非常好，因此我们应该像日本学习如何保护本国的传统文化。近些年来，韩国利用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忽视，将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申报为韩国的文化遗产，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所以我们在接受洋文化时不能舍本逐末，让我们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在我们手里旁落他家。振兴民族文化才是我们现在最大的责任所在。
20世纪西方文学对于以往文化和文学的压缩以及对于未来文化和文学的开拓 ,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作出了现代性文学与文化模式的参照。 2 0世纪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对于中国人性品质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冲击和改造 ,另一方面是对于中国古典审美观念的改造。延伸至 2 0世纪后期 ,西方对于文学的文化性困惑和思考 ,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产生了富于整体性的和反思性的启示。文学单一的历史倾向和文学单一的文化品质在现代文化语境中遭到破坏 ,它将使人们从文化的整体角度来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 ,以思考 2 0世纪中国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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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文学到历史的重叠
对于中国文化现代性与外国文学关系的思考，引出了中国文学和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现代性本身相对于传统性而言，但它意味着很多悖论，它既有内在因素，又有外在因素，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既是现代的，又是古典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文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研究、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改写，它经过了专门性和职业性以及不同人文精神的过滤，被中国文学作品模仿后而再次被改写。西方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在中国文学中可能完全被加以改写。这种对现代性的改写产生了中国文学自己的现代性，如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与先锋历史小说的中国式追求和古典化内容描写。直接作为文化因素介入中国文学、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外国文学，与被模仿而改写的外国文学作品，都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影响，而它们自己又是这种文化历史的一种表现。
现代性对于世界和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凝缩的人类形象、久远的历史进程，因为现代性并不是与历史和传统完全割裂、孤独地突然产生的，它是将人类几千年的追求压缩在一个特定时空中而爆发出来的。现代性在20世纪才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在古典时代，中国社会并没有西方那种几百年的前现代时期，中国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现代性形象的刺激下才产生的。西方文学的现代性行程，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行程，它使中国文学避免了无谓的错误代价，并缩短了时间行程，同时在空间上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扩张性变异。西方文学在20世纪对于以往文学的压缩和对于未来文学的开拓，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的文学与文化模式作出了现代性的参照，使中国文学不必花费过多代价就获取了对自己有益的经验。20世纪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情境，使中国文学有了获取外国文学和文化经验的可能和机遇，进而转换为一种历史动力，反过来又在历史中发挥人的本质性作用，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和中国历史的跨越。
我们可在中国20世纪的整个历史中发生的重大历史转变、艺术转变、人性变异和文化寻求中，发现西方文学不断出现的身影，尤其在20世纪晚期愈益见出它的浓重。20世纪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于中国人性品质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冲击和改造，另一方面是对于中国古典审美观念的改造。前一方面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言志载道性质相一致，在这种变化中传达西方文明的信息是主要的，后一方面则与中国古典文学性质不相一致，它展示了一种与社会历史相分离的纯粹的艺术审美化诗学观念，而非中国古典的人伦政治化诗学观念。
受到外国文学直接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发端，紧密地与中国历史进程、中国社会变化、中国文化思想、中国国民灵魂结合在一起，并诞生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功利化文学传统。西方文学在中国最早的出现，追随着鸦片战争的烟云飘来。20世纪初，在中国最早、最多介绍的，是批判现实主义。邓世昌和官兵们的身影，随着北洋水师的铁甲舰轰然沉没在黄海的滔滔巨浪中时，人们企盼着坚硬的铁甲舰和沉雄的大炮轰鸣来护卫国门，但那时这一切都没有，于是出现了文化救国的声音。中国古典士人认识到，甲午海战的失败，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失败，更主要的是文化的失败，于是他们主动打破文化封闭和文化自恋情绪，企图改革，于是出现了近代的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戊戌维新的失败，使中国文化人进一步认识到，要救国，首先要用文化救人的灵魂和品质，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便产生了中国第一篇模仿西方人性声音的白话小说，郭沫若摧毁旧世界和旧灵魂的自焚烈火，开创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代诗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外国文学的直接影响。中国文学的主流发展始终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变动形影相随，在战争与革命的背景中随时能够择取那些对于中国现实最需要、与中国社会具有最直接现实关系的外国文学作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中，针对文革期间对人性的摧残和破坏，强烈凸现的是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有大量偏重于人道主义的外国作品被重新介绍或强调。
这说明，中国的人性精神从20世纪初鲁迅的作品呼唤西方人性精神，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能与西方人性精神产生应和。这种人性精神的被唤起和主要表现，都由文学作为主体来完成，或者转移为中国文学作品，或者由西方文学作品直接表达。这种文学中的人性现象的转换和流程，表明了西方文学对于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隐性动力之一。
那种追求纯粹艺术审美化立场的外国文学思潮和作品，则从另一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现代性行程。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没有西方这种艺术哲学的影响，没有大批对于这种审美立场的接受、思考、追随、实施和改变者，便没有中国的真正文学和文化现代化行程，也不会使大批中国人的生存观念和艺术欣赏趣味同时得到改变。
二、纯粹审美身影的呼唤
西方文学的现代性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对中国已有文学、文化和社会传统的绝对对抗和排斥，而是让中国现实与西方文学、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产生交流和对话，以融入并影响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进程，使中国文学在历史以及自身的现代性中得到解放，由载道言志的单一文化审美意识而变换出文学审美独立性和艺术自主性的倾向。
中国文学一开始就确立了一种载道传统的文化审美意识，没有西方那种寻求艺术自立和以纯粹的艺术内容来寻求审美境界的传统，中国古典文学的所有重要作品，除了极个别的作家，如屈原、李白的部分作品外，几乎全部是以其文化内容来确立其审美境界的。这种中国古典的文化审美立场迫使中国文学的主流传统只能在有限的艺术空间加以变化。中国古典文学家，首先是一个古典文化人，应具有忧国忧民的使命情怀，而不是独立艺术化的审美情怀。中国古典文人的文化与艺术一体化品质的独特，在于涉及到世俗权力问题，即报国救民就要出将入相，千古风流。而这与西方的传统又不一致，西方的艺术家，自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再到现代，一直就是相对独立的，他可以不涉及权力体制而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艺术创造者。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学传统和文人品质，限制了中国文学的再创造可能。因此，中国文学始终以诗歌为主要文学样式，诗歌便于士大夫及时述怀咏志，并且由于文人与权力体制的密切关系，古典文人随时因官位的升贬而使命运沉浮，诗歌也便于表达这种生命情怀和生存境遇的变化。中国古典文学一直以诗歌为主体，“天不变，道亦不变”，文学的载道言志本质不变，但在一次次诗歌变体的转换中进行不同的表现：诗经楚辞、汉魏诗赋、唐诗宋词、散曲杂剧，每种诗体都将一种形式推向绝对成熟后，便封锁了自己继续发展的道路，使后人对这种诗体再也无法逾越，不得不寻求诗体的再一次变化，多种文学形式的出现，尤其是小说的出现，是明清以后的事，并且不能作为主流文学登堂入室，文人士大夫视为正宗文学作品的，仍是诗歌。严格地讲，郭沫若开创的现代诗风，仍然延续着这样一种传统，古典诗词的形式变成了白话诗的形式是其最大的变化，而其以文化立审美意境的诗歌意识，仍然具有古典性质。
文学形式的流变或不变，标志了一种文学审美观念的变化。西方文学，一方面主流文学对于文学样式的采用并没有绝对的惟一性，在其文学发展的流程中，不断地变化出多种形式，如古希腊戏剧和神话、史诗、骑士抒情诗、市民小说等；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并没有绝对的成熟性，因而总在不断的丰富和变化中，形成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并存甚至狂欢化的局面。
正是西方审美观念的影响，带动了中国文学在现、当代的根本变化。对于文学来说，如果东西方人类文化与历史、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具有相似性，那么最重要的区别和特性便体现在文学的审美传统和形式上。因此，西方文学如果和西方其他文化成果一样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那么最重要的不在于西方文学携带的思想信息，而在于其对于中国文学形式和审美观念的改变。当然，文学的形式与内容是一体化的，也正因为这样，西方文学作品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影响，对于中国人审美需求的影响，才真正影响到了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进程，并进而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进程。这正是文学作为艺术的特性，它可能是先使人得到艺术享受和审美接受，然后才进一步进行精神提升和灵魂飞越。究竟艺术品的形式和内容哪个先影响了人们，这可能是艺术心理学永远说不清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文学作品的形式特征和美学表现，是其对人产生影响的根本所在，也是其在人类历史中享有特殊文化存在的理由。因此，实际上，西方文学作品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影响，它不但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实际生存行为，而且通过对中国文学的改变，对中国人美学和艺术观念的改变，再次转移为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潜在资源。
20世纪20年代，李金发受到法国象征主义和印象派绘画以及文艺复兴浪漫精神的影响，在中国写出了具有浓烈象征主义气息的诗，这些诗与当时中国诗坛以现实为诗的风气形成了对抗，它追求生命的审美表现和理想境界，追求在艺术形式上十分精致的、纯粹的抒情表现。接下来的徐志摩、戴望舒的现代诗派和后来的“九叶诗人”，也都具有这种倾向。这种追求艺术和生命的纯粹审美统一的倾向，在20世纪晚期的中国先锋小说中得到了一次爆发。先锋小说家们受到当代西方注重形式和审美的作家的启示和鼓舞，追求一种形式主义小说，力图使灵魂提升、理想追求和生命现实同时在小说中变成一种浪漫化和审美化的实现。
从李金发的象征诗对中国审美原则的冲击，到先锋小说将西方审美原则在小说中毫无顾忌地加以实现，标志了西方文学对于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和生存观念的同时改变。审美观念从根本上讲与生命观念是一体化的，文学作品是生命的艺术实现和灵魂的美学提升。当具有西方文学明显影响的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电影时，美学观念已转换为生命观念在大众媒介中得到一次验证。大批的中国百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真正从审美和生命观念上去接受这样一些电影，但这些电影中流露出来的明显的西方生命意识和社会意识，例如弗洛依德主义在《菊豆》中的表演，还是和西方的生存观念与文明态度产生了具有普遍性可能的应合。
三、文化性文学形象的诉说
20世纪后期西方对文学的文化性困惑和思考，对于中国的文学和文化赋以了整体性和反思性的启示。文学单一的历史倾向和文学单一的文化品质在现代文化语境中遭到破坏，将涉及到文学的基本历史倾向和文学表现的基本品质与文化的关系。
由于20世纪人文学科各个领域爆破性的突进、延伸和扩展，历史文明产生难以预见的深度和边缘化连接，整个人类文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这个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子系统或个别部分都与其他部分和个子系统区别开来，同时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这样一种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扩张，形成了文化性文学的种种解释和趋向。产生于这样语境中的西方文学，具有文化的丰富性和延展性。由于文化性文学的形成，西方文学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由意义追问的单向性转换为多向性，但都集中于对人的生命、生存和境遇进行文化性追问，而不是进行单纯的历史性或思想史式的追问。这种文学的文化性思考和解释，必然影响到中国文学和文化。
当我们不孤立地看待中国文学、文化和社会的理代性时，便自然会发现它是处于一个自我系统和庞大文化结构中。中国文化、历史过程中的外国文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都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过程和文化结构之中。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当然也是在中国历史的现代性和人类文化的现代性之中。
文学的文化性，可以从文学内部来反观整个文化形象，也可以从文学与其他文化样式、艺术样式的关系中去考察文学的意义。从文化层面提倡多元、互动、整体的文学，对于将进入21世纪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具有一种宏观性的历史作用，它将使人们从文化的整体角度来接受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思考20世纪中国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文化形象，思考和发现21世纪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要求与可能，思考和发展人类文化整体的历史性过程，反观文化对文学的种种影响和作用。
从文化性文学视角看，一个时代的文学座落于文化之中，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一个有区别的整体，各个被区别的部分之间会相互对话、交错、渗透，但一个时代的文学更注重的是文学与其他文化部落的联系。整个外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整体，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的断代景观已经形成了影响，融渗于20世纪中国文化中，而不仅仅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许没有意识到，如今中国的世俗文化、精英文化意识和生命观念，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西方文学作品所带来的文化精神，一点一滴地渗入并传递到中国人的生命意识和文化观念中，例如，鲁迅最早以小说表现的启蒙精神与世纪晚期的某些文学作品人文精神的高扬、20年代张资平对于爱欲与文明冲突的书写与林白等对个人爱欲转化为生命感觉的书写，最早都发生于西方文学作品，而中国人慢慢已适应了这样一种生命观念和它的文学书写。
外国文学对于中国文学、文化和社会，从最初对现实直接施加的外在影响，到后来对文学作品的形式和结构的内在影响；从单独的文学评价，到成批成套的文本译介；从零星的作品研究，到对文学流派和思潮的研究，再到对不同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介绍与引进，终于在20世纪晚期形成了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庞大笼罩和战略性影响，使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转换成一种文化性整体控制、多元互动的关系。西方文学引发的文化性文学将文学置放于宏大的文化结构整体中，来观察和激发文学的文化作用，但其根本基点仍在于文学本身独自的各种特性上，如果忽视文学本身的特性，便无法真正激励文学的文化作用。
文学的文化作用来源于西方现代文学研究中所产生的各种文化方法，也产生于现代西方文学作品的文化意义追寻。所谓文化性文学，主要由两方面意义构成：一是对于文学意义的文化阐释和文学主题自身意义的文化性。本质上，文学的文化性意义，是古典性文学主题的文化性扩充和延展。对于文学意义的阐释，则是古典式欧洲阐释方法的丰富、扩大和变异，尤其是多种文化方法所产生的文学作品意义的悖论性和边缘性，形成了20世纪晚期外国文学的奇异景观，在中国则要加以中国传统的阐释方法和概念。二是多种文化方法的刺激，产生了文学的新方法，新艺术特征和新表现空间，这些新文学样品往往是反传统的，它们的主要意义对于人类来说，也许不在于经典性的文学丰富，而是启示性的文学丰富，例如阿兰·罗伯－格里耶的画面式手法，博尔赫斯的迷宫式手法、托马斯·品钦的片断性手法、库尔特·冯尼格特的科幻式手法等等，而电子技术对于文学作品的影响不论正面和负面都是难以预料的。
D. 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中外国文学的作用
首先，文学革命的提出和建设都受到外国思潮的影响。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章八事，就吸收了美国意象派的思想；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受到西方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的文学理论，深受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
其次，新文学为了实现现代化，大量翻译和借鉴外国文学的作品。民国初年，在社会上流行的都是鸳鸯蝴蝶拍和礼拜六派的通俗市民文学，这种追求低俗、娱乐的文学不利于文学革命的发展，不利于人们思想的进步，这时期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们大量翻译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屠格涅夫、王尔德，易普生等作家的作品介绍到中国。特别是易普生等额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由于涉及到婚姻家庭的社会问题，在当时形成一股“易普生热”，大量学生剧团演出《玩偶之家》，追求婚姻自主的现代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第三、作家创作也多方借鉴外国的主义和思潮。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自由体诗歌借鉴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郁达夫的自叙传抒情小说来自于日本人的自叙传小说创作，而日本的自叙传抒情小说创作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这种自我感伤抒情的思潮；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歌直接学习与法国的象征派诗歌；周作人提出的“美文”小品文创作理念，借鉴于英国的随笔。
第四、许多社团的兴起。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大量社团出现，创造社学习西方浪漫主义，讲究为艺术而艺术；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干预社会和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新月社的大多数成员信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
E. 中国小说与外国小说的联系与区别
中国文学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的文学之一，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过很大的世界影响。中国文学的对外影响，有一个从东方逐步扩大到欧洲最后到达美洲的过程。具体可分4个段：
第一阶段是唐代。唐代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也十分广泛频繁，中国以诗歌为主的文学也开始传到国外 ，主要影响范围是邻近的日本 、朝鲜半岛 、天竺（今印度）、大食（今阿拉伯）及东南亚各国。中国文学对日本的影响始于秦汉，唐代达到高潮，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等诗人的诗作都为日本人所喜爱，影响最大的当属白居易的诗。据《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当时传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70卷），《白氏长庆集》（29卷）。平安时代的诗集与《和汉朝咏集》共收录589首诗 ，其中白居易的诗就达137首之多 。白诗不仅在日本宫廷中流传 ，曾受到嵯峨天皇的激赏，宫廷女官紫式部所著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明显地受白诗影响，贵族文人多喜欢白诗，而且白诗也为平民百姓所欢迎，《长恨歌》、《琵琶行》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其他方面，如南朝梁太子萧统所编《文选》，在文艺思想和编选体例上也给日本诗歌总集《万叶集》以影响。日本奈良时代的文学家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曾被派遣来中国留学，在唐生活50余年。日本高僧空海（弘法大师），游学于唐 ，归国时携回大量中国书籍，其后撰著《文镜秘府论》(6卷)，将中国诗文作品、文学理论介绍给日本人民。
第二阶段是18世纪开始对欧洲的影响时期。近代西方人从《马可·波罗游记》中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而正式把中国文化传往近代西方的是一些前来中国的传教士，18世纪形成第一次热潮。明末天启六年（1626），法国人金尼阁把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印 。此后 ，法国人宋君容曾译《诗经》和《书经》、《易经》、《礼记》。马若瑟（J.普雷马雷）亦翻译《诗经》、《书经》刊于1735年巴黎出版的《中国通志》。这时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和寓言也开始进入欧洲。1732至1733年间，马若瑟翻译了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从18世纪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该剧又先后在英国、德国、俄国翻译出版，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还将它改编成一个新剧本《中国孤儿》。此外，1761年，在英国刊印了第一部英译的中国小说《好逑传》。1781年，德国诗人J.W.von 歌德通过杜赫德的德译本，了解到《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中的 4篇短篇小说及《诗经》中的一些诗作 。同年，他尝试将《赵氏孤儿》改为悲剧《哀兰伯诺》。19世纪初，歌德读了《好逑传》并得出了“世界文学时代已快到来”的结论；而且他还受到清代小说《花笺记》、《玉娇梨》的启发，创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歌德以中国传奇、小说同法国诗人P.L.de贝朗瑞、英国小说家S.理查逊及他自己的作了比较。但总的来说，当时欧洲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还是较为肤浅的。
第三阶段是对美洲的影响。中国文学在美洲产生较大影响始于20世纪10～20年代。这时中国诗的翻译、模仿、评论大量出现在美国刊物上。被称为美国现代诗歌之父的E.庞德，对中国诗含蓄、凝练、意象鲜明和情景交融非常崇尚，并从中吸收了有益的创作营养，他认为，在美国文学所受的外来影响中，“中国是根本性的”。蒙罗也把意象派意义界定为“对中国魔术的追寻”。庞德的长诗《诗篇》中有12章是以中国为题材的。1915年，他根据美国东方学家费罗诺萨的译稿整理出版了译诗集《中国诗抄》，收有《诗经》、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中的诗以及郭璞、陶渊明、李白的诗共18首。之后，他又翻译出版了多种中国诗的译本。
第四阶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现代阶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个阶段由于中西政治、经济、文化已开展了全面的交流，中国文学在西方也得到全面传播。一方面把代表中国文学较高水平的古典小说《 水浒传 》 、《 红楼梦》等翻译出国，另一方面世界各国也将五四以后新出现的作家作品，例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大量翻译介绍。仅鲁迅的著作，就被40多个国家译成70多种文字。鲁迅生前，《阿Q正传》在日本就有5种译本，逝世后又有近10种新译本 。《阿Q正传》传到西方后，法国作家R.罗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随着中国文学的广泛传播，其价值愈来愈为世界了解，世界文坛也给了中国文学以更高、更科学的评价。
中国文学一方面对外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不断地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第一次高潮是东汉至唐宋佛教文化的影响。佛经的翻译活动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进一步发展，唐代形成高潮，北宋时开始衰落。无数自梵文翻译过来的佛学经典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如《六度集经》中的《遮罗国王经》、《马鸣菩萨》本身就是传奇性作品，而马鸣写过的 《佛所行赞》 和《美难陀传》就是两部长篇叙事诗。印度的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 ，其罗 摩的故事也通过佛 教经典介绍过来。由于 佛 经的传入，佛经中的思想、语言、故事、音节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影响，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观念、新意境和新的用词遣词方法。佛经的传入刺激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及元杂剧的故事发展。此外，唐代变文的产生、流行也与佛教有关。由于佛教词汇的大量涌入，中国文学语法结构和遣词用句的方法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汉语中反切四声的确立，就是佛经影响的结果。中国最早的韵书是按宫商角徵羽五声排列的，平上去入是西域输入的技术，而平上去入的区别，则是因为当时转读佛经三声，与印度古声明论的三声相符，和入声相配，所以形成四声。此外 ，佛 经的文体特 点 ，如不用之乎者也，不用骈文绮词丽句，以及多倒装句法，多提挈句法，句中段落中的解释语，散文诗句的交错等，也都影响了中国文学风格的变化。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另一次高潮是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19世纪末以后，由于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学说大量的涌进，与此相应，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力提倡政治小说，一些翻译家也大力引入外国小说。晚清时期 ，翻译的国外小说达400种 ，仅翻译的小说就有80种。仅林纾在辛亥革命前后近30年中，就与别人合作翻译了英、美、法、俄、日、西班牙 、比利时 、挪威、希腊等国小说180余种 。达1200万字。这种翻译介绍在五四运动前后达到最高点，其数量令人惊叹，世界上知名作家的作品几乎都被介绍进来 。中国文学因此开拓了自己的视野，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受到震动。中国现代文学家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努力加以借鉴，使新文学步入了十分兴旺发达的时代。20世纪以后，这种影响一直持续不断，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才采取了全面封闭的绝对态度。这时期主要介绍20世纪世界文学新观念和作家新作品。
由于中国文学自身的巨大成就和数千年积累的丰富经验，由于对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学采取积极借鉴的态度，也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无限丰富的源泉，中国文学将会创造出更灿烂、更伟大的篇章，对整个人类文学艺术事业将作出更大的贡献，它将以更美更辉煌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F. 急求一篇写某位中国作家受西方文学作品影响的论文 3500字以上 悬赏100分 论文出来了再加100分 谢谢大神们。
中国文学之与世界性文化的矛盾一直困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西方化等问题不仅是 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命题，也是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命题。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走西方化路线还是走民族化路线？人们一直存在争议。如何从理论上总结民族化与西方化之得失，对此理论界也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历史地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西方化与民族化倾向纠葛缠绕、交替消长的曲折过程，对“西方化与民族化”这一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进程中反复出现的基本命题进行反思，并结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状况正面提出“世界化”观念。本文从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分析出发，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和西方化实践都是失败的。进而，本文在理论上论证，民族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民族文学是完全与与西方文学异质的文学，两种文学语码完全不一样，缺乏对话性；西方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用西方式文学和西方文学对话，对话跨越了中西鸿沟，但却使我们失去了自我，他们的对话对中国文学总体构不成实际意义。对话的根本目的是增进了解、彼此促进，真正的对话应该是建立在彼此有共同的问题需要探讨的时候，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国文学遇到的问题开始具有“世界性”，这个世界性问题正是真正的跨文化文学对话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文学要解决的问题和当今世界文学要解决的问题有了同构的关系，中国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世界文学有了借鉴意义，同时世界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中国文学也有了学习价值。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中国文学在面对这些世界性问题时，它的解决方案哪些是独创的，只有这个独创的东西，才会为世界文学所需要。所以，我说，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根本的根基不是从西方拿来的问题，也不是从民族传统中继承的问题，而是在这些之上，孤独地面对当下社会的“现代化”这个现实，并且拿出自己独创的艺术表现方案来，我们要独创的艺术表现图式，这个图式，它是独创的才是世界的。所以，我反对民族化，也反对西方化，而主张提“世界化”，首先我们就是世界的一分子，然后是在这个分子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东西，这个东西本身就有世界性。
一、“西方化”及其历史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精神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外来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当然周作人也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素地”[2]，也就是说周作人对“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较而言，胡适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形式上，而且态度比周作人彻底、激进，“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
“西化论”者如何对待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呢？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对《水浒》、《西游》、《三国》推崇备至，不过他对上述古典古代白话文学作品的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其立意点依然是在鼓励中国现代作家向西方人学习，做路德、但丁上，并非真的要人们向中国传统白话文学靠拢。事实也的确如此，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上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在《人的文学》[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斋志异》看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殊鲜。[4]”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取，却几乎把那些古代白话小说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义思想”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怪不经”、“迂谬野史”而加以挞伐，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启蒙化）。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时期西化派作家强调文学白话化，却大多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特别不感兴趣。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式微。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说”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显然，五四人是把“书面/案头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由知识分子案头创作，纸面媒体印刷出版发行的西方“书面/案头小说”的观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势，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口语体长处。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士大夫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虽然是通俗化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核心动机是在“西方化”上。
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的心理。
五四西化派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1949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经过文革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突然发现，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变得那么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一股拿来之风骤然兴起。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北京的一小拨人爱诗的人在文革的禁锢当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局内部印刷之供领导干部阅读的西方作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西化理论主张和趋向，只是直觉地亲近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着这些作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挤上了西化之路。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5]等书，该书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当时有位老作家就说：“近年来有些年轻作者的创作脱离生活，一味追求所谓‘新、奇、怪’，即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西化论者面临的压力很大，至少不比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提倡西化时遇到的小。是以，20世纪80年代的西化论者其理论策略是仅仅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做一种技巧来认识，以规避“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了是一种西化“现代派文学观”（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称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该书《序》中叶君建先生说，“我们现在的欣赏趣味，根据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品及其印数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机时代。我们欣赏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记》，超过现代的作品。至于本国作品，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些人欣赏《七侠五义》，似乎超过了任何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新华书店的定货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欣赏价值的标准的话。这种‘欣赏’趣味恐怕还大有封建时代的味道。这种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无形中在文化上与世隔绝的结果。”从上述分析可知，其实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只是这种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罢了，它的逻辑是“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这种论说方式体现了经历过文革，对文革磨难记忆犹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论家的比较典型的思维。
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一位在当时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论家就认为中国当时的现代派都是“伪现代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大多是受到社会理性道德规范束缚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更青年的理论家们看来，中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上获得的，这只会导致“伪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必须整个地从头来过：不仅仅是从技法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中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现代主义化），而且还要在内容上西方化（文学体验的现代主义化）。[6]
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的三人对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7]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该文这样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该文实际上全盘推翻了中国学界、政界以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所作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与此同时，这种重读思潮也发生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领域，汪晖、王晓明、吴俊等开始更加重视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现代主义因素，鲁迅作品中，杂文的受重视程度明显降低了，一时间《野草》成了鲁迅的代表作；相应地对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读也热行起来；以致发展出一波“重写文学史”浪潮。
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究。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陈平原说“……中国小说的主流还是不能不推白话小说。白话小说语言清新通俗，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再加明清两代文人的改造，渗入不少文人文学的色彩，产生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作……白话小说艺术表现力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又甩不开说书人的腔调――两者（指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葛红兵）都无力承担转变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说观念和小说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8]读了这段引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对它进行‘大的变革’呢？‘说书人的腔调’作为一种小说技巧为什么就不是现代性的呢？”显然，陈平原先生的现代小说的标准是来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国“小说观念和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产生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不是现代小说，话本小说必须接受“现代化转型”的看法。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论界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叙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述模式中的“现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简单地从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漠视出发对它产生了“非现代性”的定性。
西化思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是居主导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有今天这样的格局不能不说多和它它有关，但是它也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一些致命欠缺，这个欠缺就又如一位理论家所说：“（1）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偷窃’的基本命题；（2）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借贷’的范畴概念系统；（3）缺乏自己独创的、非‘移植’的哲学立场。”[9]。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在其生长、发展的近一个世纪中，常常是徘徊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它的基本主题（启蒙主义的“人的文学”思想）是西方的，它的基本形式，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在叙述模式上的现代叙述学转换，也是向着西方而去的。
G. 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走向世界
“五四”以后，中国20世纪的文学始终努力地走文学大众化之路。在走向大众化的路途上，将求雅与随俗努力结合起来，构成其独有的面貌和特点。老舍的市民小说，用传统的叙事方式表达新的伦理观念，将对于传统的国民性的揭示与对于理想的民族性格的刻画结合起来，俗中见雅，在诙谐幽默中使作品达到雅俗共赏的境地。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努力走“地摊文学”的路，企望让文学创作为农村的普通百姓能够读懂，他借鉴了中国民间的说书艺术、话本小说的传统，在深入而浅出的表述中，开展了中国小说的大众化之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其发展途中，努力在求雅中随俗，又常常在随俗中见雅，让其能够大多数民众所接受，让新文学为民族的解放与繁荣出力。
现当代文学在传承中国文化文学的传统中走向大众化之路，并在借鉴接受西方文化文学的影响中，努力走向世界。例如鲁迅是五四时期反传统是最为坚决的，也是一位最具自我批判精神的作家，他常常针贬自己所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与影响。但鲁迅以“拿来主义”的精神对待西方文化与西方文明，尼采、叔本华、达尔文等人的思想都被他拿来， 成为与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作斗争的思想武器。他的创作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他笔下的阿Q、孔乙己等，成为具有世界性色彩的形象。
还有一些走向世界的作家作品启发了我们，当代文学作品要想走向世界，不仅需要需要传承中国文化文学，借鉴接受西方文化文学，还要为世界读者所喜爱。老舍的市民小说为世界上诸多的读者所喜爱，他塑造的骆驼祥子、虎妞等人物，为世界文坛增添了色彩。沈从文从边城走向世界，他小说的写实中的浪漫气息、人性讴歌中的理想色彩，为国外的读者所偏爱。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新时期的文学中，王蒙、舒婷、顾城、莫言、韩少功、汪曾棋、贾平凹等人的努力，是当代文学作品都在世界文坛上具有一定的声誉和影响。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要想走向世界，最重要的一点是翻译。翻译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中国当代文学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大力发展翻译事业。好的翻译能够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文化之间的交流，帮助他们相互理解，相互产生兴趣，但是不好的翻译却使得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因此而产生误解，加深偏见，甚至造成相互排斥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抓住“中国文学、文化如何走出去”这个问题的实质，才有可能发现问题的关键所在。
H. 走向世界的新时期文学可以资借鉴的文学资源唯有外国观念、思潮、方法，艺术技巧等对吗
用马哲的观点来说，这样的看法是片面的。
举一个反例，新时期文学可以借鉴的资源难道不包括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千年宝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那么，要使新时期文学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难道不需要立足于自身，汲取传统文学中观念、思潮、方法、艺术技巧的精华吗？
新时期文学确有很多作品借鉴了外国优秀文学的方法。八十年代西方思潮大量涌入，许多作家如韩少功，张洁等均借鉴了西方作品的因素，借鉴外国文学经验确不可少。然而当今被世界承认的中国作家如莫言，其作品又是立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