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乡土小说的变迁

❶ 中国乡土小说题材是如何变迁的（鲁迅、沈从文、左翼作家、孙犁赵树理）

所谓“乡土文学”，往往让人联想到某种奇趣盎然、野气扑人的田园诗意，月下小景、水乡夜色或空灵雨景常常成为乡土文学恬静怡人的意境，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老人、女孩和黄狗更是时常作为一种乡土文学的典型背景，昭示着乡土文学所可能具备的某种超然的美学特征。不过，乡土文学中也亦时常出现粗犷的民俗，剽悍的民风，甚至是野蛮的陋俗、愚昧的乡规和残酷的阶级压迫，所以，如果认为乡土文学只是叙述心灵的净土或只描写诗意的田园风光，显然不够全面。乡土文学中，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的阴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朴人性和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为乡土文学所容纳，而愚昧与文明的冲突，在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更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主题。至于乡土文学的作家，如沈从文，自命为“乡下人”，刘绍棠，自称为“土著”，他们的乡土作品的视野，表面上看，似乎只专注于乡土间的纯美故事；细究起来，现当代任何一位以乡土文学为题材的小说家，几乎都无法完全回避关于现代意识和外部世界对乡村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以直接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在另一些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作家的叙述可能间接地表达对于现代文明的某种否定态度。但是，不管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家对现代文明取何种态度，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并非封闭的“乡土文学”，这一题材的文学类型，总是直接或间接应对着现代文明的挑战。
据考证，关于“乡土文学”的阐述，在现代中国，最早的是鲁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1）尽管鲁迅对“乡土文学”未做出正面的定义，但他勾画了当时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面貌。当时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群体多寄寓在都市，沐浴着现代都市的文明，领受着“五四”新潮的洗礼。现代文明和进步思想的烛照，几乎成为当时作家书写“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准备。1936年，茅盾更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最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对乡土风情的单纯描绘：“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2）如果以茅盾的“乡土文学”观念为圭臬，那么，鲁迅笔下的乡土世界无疑最具代表性。在末庄、土谷祠、乌蓬船、咸亨酒店构成的乡土环境中，鲁迅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揭示着乡土人物的麻木、愚昧和残酷。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世界里，乡土环境，绝对不是寄予着某种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扼杀民族生命力的所在。鲁镇和末庄几乎可以等同于鲁迅所说的“铁屋子”。大概只有在回忆童年的叙述中，鲁迅才对故乡表现出些许的温情。而鲁迅对乡土环境的严峻态度，实际上为现代的许多进步作家所接受，所追随。在乡土生活和风习画面中寄予重大的社会命题，显示社会的变迁和变迁社会中的人物成为中国现代作家孜孜以求的一种乡土文学的叙事模式。鲁彦、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许杰、彭家煌、沙汀、艾芜等一批现代乡土作家，以朴实细密的写实风格书写老中国儿女在各自的乡土上发生的种种悲剧性故事：宗法制的农村中的世态炎凉和无产者的不幸，封建等级制度延伸出的生活逻辑和社会心理对贱者、弱者不动声色的毁灭，封闭的边远乡村中原始野蛮习俗对人民的播弄和控制，等等。在这些乡土文学中，被台静农称为“地之子”的现代中国农村的老百姓们，承受着巨大的苦难，而小说叙述者所营造出的愚昧与冷漠、悲哀与阴郁交织着的乡村氛围，表现出这批乡土作家对当时中国最低层社会的强烈使命感。当然，这批乡土作家同时还是农村痼疾的解剖家，如沙汀，以尖锐的讽刺的笔法，写出了“半人半兽”“土著”人物把持的乡镇中的黑暗和无常。
对乡土世界中政治、经济、阶级斗争问题的关注，乃是现当代中国的乡土文学的相当重要的一个叙事潮流。从早期具有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创作开始，延续到抗战期间的赵树理、孙犁，形成了“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乡土小说流派。在赵树理、孙犁的乡土小说中，政治斗争故事和战争故事已经成为主宰。不过，在关于政治和战争的叙述中，这些作家通常以普通农民为视角，所以，他们的叙述和思维依然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特别是孙犁，他的乡土小说，塑造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乡村普通百姓的乐观、无私和勇敢，具有一种鼓舞大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诗意向上的力量。而这种以革命为脉络的乡土文学，发展到合作化题材阶段，事实上其叙述者都转变为的具有敏锐政治意识的全知者，他们以乡土小说为输出革命和继续革命理念的所在，并十分注意塑造乡土世界中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农村“革命新人”，这些作家，以柳青和浩然为主要代表。
与具有进步色彩或直接参加革命的乡土作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批陶醉于田园风光的现代乡土作家，其中成名于20、30年代的废名和沈从文最有代表性。废名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少年和姑娘在夕阳下逗留嬉戏，行人挑夫在杨柳树下乘凉喝茶，农家乐的一派祥和而繁忙的快乐景象完全抹去了现代农村中血腥的一面，谱写出一曲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至于沈从文的创作，也多注意刻画乡土中的“粗糙的灵魂”和“单纯的情欲”。沈从文描绘的山寨、码头宁静而秀美，宛如一副副古朴奇幻的风俗画。特别是在这些“化外之境”中发生的爱情故事，更有令人一唱三叹之妙。《边城》中少女翠翠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单纯而美丽，有着未受现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禽兽在做梦，草木能谈吐，大自然的“神性”成为乡土世界沉默的主宰。那么，沈从文意图在他的宁静超脱的乡土作品中寄寓什么样的主题呢？是“人性”。沈从文在他《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明：“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那么，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沈从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庙的构造回避可能存在的残酷现实，从而“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呢？如果这样看待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确实是过于粗暴简单了。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说着某种无法抗拒的悲凉。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亲人的死亡和情人的离去的现实面前，不也宣告了诗意的神话的破灭了吗？而沈从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几乎完全可以将其视为关于乡村底层人物的一曲悲歌。进入乡土文学纯美境界的沈从文，未必就不懂的社会的苦痛，只不过他是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的叙述，显示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构成了超越性的批判。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写作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沈从文式乡土文学写作类型的延续。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沈从文式的清澈空灵被赋予更为乐观明朗的特征。另外，沈从文的乡土文学，还开创了以展现“异质文化”中人性轨迹来表明文化成规对人的影响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在新时期为韩少功、李锐这样的作家所承继。不过，韩少功式的视角要比沈从文更“客观”、更“中性”，他们更直接地也更热衷于叙述、分析他们所看到的“异质文化”之内发生的种种故事。正如李庆西对韩少功的《爸爸爸》的叙述者态度的分析：“就审美主体而言，完全是局外人的态度，对一切都保持着老于世故的缄默。这倒并非自以为是的冷眼观照，而是一种宽宏、旷达的心境。所以不奇怪，这里没有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叙述者的意向，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认同。”（3）韩少功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是否认同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韩少功的确善于模拟“局外人”的视角，反复打量他眼中的乡土人物乡土习俗的种种文化规定性。这种冷静的写作态度，在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达到了极为自觉的阶段。《马桥词典》中，乡土，特别是乡土语言，成了乡土文化中最有趣也有富有历史深度的缩影和索引。表面上，马桥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惟有“局外人”的视角，才可能将现代文明对马桥的影响看得如此透彻，并获得丰富的诠释。在“地球村”的意识越来越强烈的当代，以韩少功、李锐、张炜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们，已经不再象刘绍棠那样以自我情感的过分投入作为呵护乡土文学的写作姿态，而是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叙述着中华各地乡土文化的变迁。
乡土写实小说：20年代中期，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小说兴盛起来，延续到30年代，即乡土写实小说。代表：废名（冯文炳）、许杰《赌徒吉顺》、许钦文《一生》《疯妇》、鲁彦（原名王衡，因热爱鲁迅而改名，代表作《菊英的出嫁》——冥婚，《黄金》标志着乡土写实小说创作的成熟，史伯伯，串门——借钱，参加婚宴——坐末席，女儿遭骂，被盗不敢声张，写出了金钱观念驱动下人与人之间冷酷、可怕的关系。）蹇先艾、黎锦明、彭家煌《陈四爹的牛》、台静农、徐玉诺、王思玷等。乡土小说把艺术之根扎于故乡的土地与农民之中，带着满身乡土气息，又敢于正视农民的辛酸与凄楚，作平实自然的描写。

❷ 20世纪乡土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

20世纪中国文化乡土小说家的视角和心态
从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背景看，狭义上的乡土小说是以表现中西方文化冲突为内核的一种独特小说样式。知识分子是这种文化乡土小说的主要表现对象。文章从知识分子的理性和情感二种向度论述了文化乡土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认知性和写意性特点。

一
长期以来，人们对乡土小说的认识存在着一种极大的偏离，以为乡土小说写的是“乡”（农村），写的是“土”（农民）。故而“‘乡土小说’可与‘乡村小说’”置换，“主要是从小说题材、人物及其故事发生背景上所作的一种限定。” ① 这实在是把乡土小说等同于广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了。鉴于乡土小说在当代文学中的泛化，模糊了这一特定概念既定的文化内涵。本文提出文化乡土小说的概念，以区别于广义上的乡土小说。

乡土小说作为20世纪的一种独特文学现象，从它产生伊始就蕴涵着特定的文化历史内容。严家炎就说过“乡土文学在乡下是写不出来的，它往往是作者来到城市后的产物” ② 。“城市”作为西方文化的象征，始终以文化的他者身份在乡土小说中或隐或显地表露出它的存在意义，从而构成了乡土小说文化冲突的另一极。乡土小说之所以更多地选择乡村为背景，主要是缘于有着中华传统文明积淀的乡村与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西方文明构成了文化冲突上两种差别巨大的生活环境。张炜在谈及他的乡土小说时说过:“乡村的东西更真切一些，变化少，新东西涌入一点也很快被溶解。比起城市来，它的力量更强大，更久长和悠远。这就更适合被拿来做依据，就象搞解剖要选个好的标本一样。” ③
从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来看，乡土小说显然与中西方文化冲突有着密切的同构关系。当“西方文明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逐渐破坏了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而且在总的方面影响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方向” ④ 的时候，它势必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转型时期世界观的斗争和价值观的复杂矛盾。一方面在理性上不得不认同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先天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以及目睹西方文明的入侵和西方文明本身所固有的种种弊端，又注定了他们以振兴民族文化为己任的价值选择。当这种文化矛盾已构成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和代言人，必然地会在小说创作中表现这一母题。以鲁迅为代表的20世纪乡土小说家，正是在这一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开始了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困惑和情感失衡的叙写。鲁迅的乡土小说理论突出地显示了其知识分子性的特点。鲁迅说道:“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在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 ⑤ 鲁迅的乡土小说理论显然侧重的是寓居在“北京”的知识分子，突出的是知识分子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西方文化视角对乡土的观照，突出的是知识分子“隐现着乡愁”的胸臆。以往对鲁迅等乡土小说观的阐述往往只是机械地以题材（农村）和人物（农民）为中心，而未能看到乡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重要意义，这恰恰违背了鲁迅甚至称之为“侨寓文学”的初衷。显然，鲁迅的乡土文学观，既不同于周作人对“风土”，“地域色彩”的表层把握;也不象茅盾那样特别强调时代、政治的因素。客观地说，周作人的乡土文学观倡导的是具有“地域文学”倾向的乡土文学;而茅盾的乡土小说观对于“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的重视 ⑥ ，使之与鲁迅的乡土小说观具有某种程度的暗合。但茅盾显然更强调的是在“特殊的风土人情描写”之外的“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 ⑦ ，使他关注的是农民的现实命运，并一度以“农民文学”来命名。它为后来在宽泛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石。而鲁迅的乡土小说观则把焦点对向了中西方文化冲突境遇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领域。尽管鲁迅、茅盾、周作人的乡土小说理论有着各自的侧重点，然而，他们却共同为20世纪宽泛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从不同方面丰富了乡村小说的审美内涵。

20世纪的乡土小说随着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加剧，加之受到鲁迅乡土文学观的影响，特别是鲁迅创作实践的带动，从整体走向上看，越来越呈现出文化的蕴含。从而与茅盾、赵树理初创的，柳青、浩然等作家继承和拓展的农村题材小说越来越有了明显的区别。20世纪的乡土小说随着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深入，也越来越被知识分子（而不是农民）所青睐。这种文化乡土小说，在题材上已不再是农村题材所能包含的了。它逐渐向城市的胡同和里弄渗透，在人物上也不仅仅是以表现农民为中心，知识分子已不再只是农民的代言人了。20世纪的文化乡土小说，把知识分子的理性意识和情感矛盾推到了小说的前台，着力展示的是中西方文化冲突境遇下知识分子自身复杂多样的精神状态。而单纯地写乡景、乡俗、乡情，以展示农村和农民的现实状 况，展示平民乐趣的一种小说样式，那将是宽泛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当然，笔者不否认这些因素，以及方言的文化韵味，都可以构成文化乡土小说的必要（而不是必然）前提，但它并不是文化乡土小说的终极旨归。也就是说，它只是载体，而不是本体。鲁迅赋予乡土小说本体内涵指向的是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下的文化定位、文化漂泊和文化归属的范畴。它是一种文化小说，诗化小说。其实，从乡土小说着力表现“乡愁”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它的文化属性。乡愁并不产生于土生土长的农民，乡愁来自被故乡放逐的人们。而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和文化占有者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必然成为表现乡愁的当然代表。更何况乡土小说中的乡愁的“文化乡土”，“精神家园”的韵味，决非是农民和其他身份的人所扛得起的。传统的阅读经验，往往忽视了文化乡土小说中叙述者的身份，而直接表现知识分子文化漂泊，精神漫游的小说又一度被拒之于乡土小说门外，使得知识分子在乡土小说中的应有地位长期被悬置。而乡土小说的诗化性，写意性，亦使得一度只注重形象塑造的小说分析“忘记”了叙述人的心态。既如我们阅读鲁迅的单篇作品，确实容易忽视叙述人，尤其是叙述人的立场、态度、心境和表达方式，而把注意力转到了叙述对象上。然而，如果对鲁迅的文化乡土小说进行整体上的把握，那么，叙述者理性和情感的复杂矛盾心态就浮现了出来。我以为对于文化乡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应作如是观。

二
作为一种表现文化冲突的小说样式，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距离构成了小说叙写的广阔空间，也设定了这一文化冲突的内在张力。因此，叙述者的写作视域和写作态度就构成了文化乡土小说的决定性因素。这对于原发现代化国家的叙述者来说，由于文化发展的历史延续性，使他们的乡土小说往往表现为同一民族随着时代生活巨变而产生的新旧两种文化之间的同一文化内部的矛盾。它更多地表现出对往事的怀念，对传统文化消失的叹惋。而对于文化移植的后发现代化民族国家，乡土小说则呈现出文化移植、文化断裂、文化碰撞等等更加复杂的矛盾状态，因而更具有典型意义。特别是中国，由于中西方文化巨大的差异性，使得文化冲突表现得尤为尖锐，乡土小说家的笔触也尤为忧愤深广。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的文化乡土小说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特别是鲁迅开放而深邃的现代理性意识和他内敛而又真挚的中华传统情愫，构成了他的乡土小说恢宏的文化张力，从而高度概括了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初期，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

鲁迅作为中西方文化大碰撞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面对传统文化的衰微和西方的强势文化，他“别求新声于异邦”，毅然地选择了西方启蒙理性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盘性地否定。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鲜明地标示出两种文化冲突的尖锐性、复杂性，因而可以说是认知型文化乡土小说的典范。《狂人日记》以接受西方启蒙理性思想的“狂人”的视角透视中国的传统社会。于是，“狂人”看到了“正常社会”中的“正常人”看不到的封建礼教表层的仁义道德背后所隐藏的“吃人”面目。这种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全新的认知，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所无法理解的。只有接受了西方的启蒙理性——狂了，才能看清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小说思维观上的现代性、开放性和乡村人物的传统性、封闭性构成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巨大裂痕。其浓郁的理性色彩，深厚的文化内涵，决定了小说鲜明的知识分子立场。从而开创了中国20世纪文化乡土小说中一种注重认知性的小说范型，并绐后来的乡土文学以广泛的影响。从小说接受者的角度上看，这种注重认知性的文化乡土小说本身就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因此，它是先觉的知识分子对后觉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从认知性的角度上看，作品还通过狂人的反思，进一层地发现有着四千年吃人历史社会中的“自己也曾吃过人的肉”。并通过小序中叙述人的立场超越了狂人的视角，从而消解了觉醒后的“狂人”无法改造“正常社会”的“正常人”的启蒙尴尬。并以狂人后来的“早愈”和“赴某地候补”跳出了启蒙的怪圈。显示出鲁迅对中西方文化冲突深邃而清醒的认识，给当时的知识分子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在《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祝福》等系列小说中，作者都通过“我”作为“归乡”的知识分子的所见所闻所感，描绘了文化冲突背景下，知识分子“精神流浪汉”的形象。 魏连殳和吕纬甫，也同属于流浪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知识分子。所不问的是作者更多地表现他们的消沉、颓唐，而赋予“我”更多的是迷途中的思考和对未来前途寻觅的含义。《伤逝》中涓生与子君从相爱到分离，亦可以看成是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一种寓言。小说以涓生和子君分别指涉西方和中国两种文化，通过“涓生的手记”这一独语形式，强化了两种文化交融的内在复杂性。并以子君的文化退守和自杀，从反面提示了中华文明的必然出路。小说中人物的孤独情怀，作品浓郁的感伤气氛，尤其是家的破裂，使之具有一种文化精神的漂浮感和文化家园的失落感。应当指出的是，鲁迅的文化乡土小说指向的是知识分子思想和情感的特定状态和特殊情境，即知识分子作为西方文化的接受者，他们从民族情感的集体无意识中本能地产生了对西方霸权文化的排斥;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人，他们在理性上又不得不对落后的民族传统文化予以坚决地否定，特定历史把文化承传者的知识分子推到了文化失范的现实境地，迫使他们游走于文化荒原之中。知识分子文化品格的精神性特点，使之在小说的形象塑造上与农民、工人的形象有着截然的不同。知识分子的精神特性，使得知识分子形象更多地呈现为认知性、意象性。鲁迅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对中西方文化冲突下的理性思考和情感态度，描绘了知识分子复杂的思想意识和心灵矛盾的。

鲁迅以文化启蒙为己任的乡土小说，决定了他对西方启蒙主义采取的是工具理性的策略，他在早年说道:“洞达世事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显示出一种“拿来主义”的观点，以使对西方理性的吸收，“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 ⑧ 。这使他的乡土小说，带有整体上的象征性。正如美国学者F·杰姆逊所说，是一种“民族寓言形式”。他笔下的乡村和农民常常只是一种寓体，是被看，目的在于表现知识分子对封建文化的彻底反叛，对传统知识分子自身的反省和对先觉的知识分子文化尴尬的深情返观。因此笔下的农民只是愚昧和麻木的文化符号，是传统文化的形象写照而已。

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一大批乡土小说家，象王鲁彦、许杰、彭家煌、台静农、萧红等，他们在创作视角上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鲁迅的启蒙理性的文化观照立场，显示出对乡土社会的超越性认知，正如鲁迅说的“看王鲁彦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许钦文所苦恼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他所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乐土。” ⑨ 尽管王鲁彦和许钦文乡土小说的创作心情各不相同，但都表现出用现代西方启蒙理性对乡土的审视。当然，他们无法超越鲁迅高屋建瓴的文化视角，却使文化乡土小说在二三十年代蔚然成风，很好地配合了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

30年代茅盾以政治理性视角写下的《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40年代赵树理以实用理性的视角写下的乡村小说，在知识分子的乡土观照立场上，有了不同向度的开拓。然而，由于作者阶级意识的逐渐强化和对农民现实政治命运的过多关注，使他们的小说文化性在不同的程度上有所削弱，因而在整体上表现出向农村题材小说领域倾斜的趋向。受他们的影响，乡村小说一度回避了表现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主题。以致在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农村题材小说的泛滥。而鲁迅知识分子立场对乡村文化进行理性透视的文化乡土小说，则直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才有了新的崛起。

客观地说，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五四以后中西方文化的第二次大融汇。如果说五四时期出现的文化大碰撞，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屈辱的状态下，对自我文化的彻底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被动性接纳的话，那么，80年代的文化大交流则表现出中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一种对等性互换。尽管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二次文化大碰撞有着种种不同的具体内容，但是文化碰撞在整体上的相似性却使80年代在文化吸纳上有着宛如回到五四时代的感觉。伤痕、反思背景下的乡土小说，就是在这一特定情境中，以回归五四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的认知形式出现的。而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则标志着乡土小说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寻根文学”以质疑五四的姿态，承继了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文化追寻。“寻根文学”的理论主张鲜明地标示出其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探求。因此，它是鲁迅以改造国民性为目的的反传统的继续。所不同的是，鲁迅面对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初期，面对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他采取的是彻底反传统的策略。而寻根文学家则表现对中国传统文化劣根和优根的双重揭示。象韩少功，这个最鲜明地表现出知识分子理性自觉的 寻根小说家，他的乡土小说，文化冲突的意味就显得特别明显。他的《回声》、《爸爸爸》等作品，知识分子虽然表现为不在场，但作者以叙述者的理性逼视，使传统文化浸染下的农民麻木、愚昧的根性昭然若揭了。小说塑造的根满和丙崽形象也同鲁迅刻画的阿Q一样，具有传统文化的象征性，从而在叙述者的理性意识和被描绘的农民形象之间构成了两种文化冲突的内在张力，显示出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洞见。

在以西方启蒙理性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观照的乡土小说中，知识分子就如盘旋在空中的风筝，一方面由于距离，深化了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理性认知，另一方面，又由于受到特定文化的牵引，表现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自身文化的情感眷恋。这种文化冲突的历史必然性，注定了知识分子文化漂泊者的命运。鲁迅以其深刻和清醒，使他既最大程度地拉开了“风筝”与土地的距离，又能够跳出风筝线的两端，以彻底的反传统对知识分子和农民进行双向批判。赵树理等作家则以拉近“风筝”与土地的距离，表现出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但却使知识分子的理性意识和乡土小说的文化韵味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韩少功等寻根作家，则试图给风筝寻找新的支点，这使他们的种种努力，不仅在视角上没有跳出风筝线的两端，反而淡化了理性批判的力度。因而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认知性上并未超越鲁迅，只是由于他们的乡土小说，在现代化进程中时间上的延伸和地域性上的开拓方而，丰富了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不同表现形态，并使鲁迅开创的文化乡土小说回到了文学叙写的中心位置。

三
如果说20世纪的乡土小说家在理性认知上更倾向于西方文化立场的话，那么他们在情感态度上则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立场的倚重。在这一点上，鲁迅的乡土小说仍具有范式意义。鲁迅《故乡》的归乡模式和《社戏》的童年回忆视角，给20世纪的文化乡土小说创立了二种诗学的范式。《故乡》以开头的景物描写和叙述者低缓阴沉的语调营造了游子归乡的落寞心境，那想象中的故乡和现实中满目疮痍的荒村形成的反差，使归乡人不禁要怀疑“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显然，现实中的故乡是令人失望的，旅居他乡的游子每每只是在记忆中编织他心灵的故乡罢了。一旦面对现实的乡村，必将粉碎归乡人心灵的梦幻。这使得文化乡土小说中的归乡模式具有了现实和理想，客观和主观，现在与过去的时空距离，而游子的无家可归，有家难归和归乡又逃离也都有了寻找精神家园的文化寓意。而《社戏》的童年视角亦使怀乡具有诗学的特征。小说通过“我”对城市看戏的不满，以对比的方式勾起了对童年在家乡看戏的回忆。需要指出的是，“看戏”只是勾联城市和乡村的一种生活契机，作者的指涉显然关乎的是现代城市文明与传统的乡村情结。小说的回忆实际上暗示了叙述人当下时间和空间的缺失，暗示了叙述人此在的孤独和焦虑，而回忆产生的童年梦幻，亦宣告了叙述人对当下城市生活的否定，这种以回忆建立起现实城市和梦想中的乡村的对比关系，构筑了小说时空上的巨大张力和主观心理的极大反差。从而把知识分子归乡的孤寂心态和怀乡的精神漂浮感烘托了出来。

鲁迅乡土小说价值论上的反城市化情绪，被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接受了下来。所不同的是，鲁迅饱含两种文化冲突的理性认知与情感价值选择的矛盾，在废名、汪曾祺笔下渐渐被隐没了。废名的《桃园》、《菱荡》、《桥》等乡土小说，“作者用一枝抒情性的淡淡的笔，着力刻划幽静的农村风物，显示平和的人性之美。” ⑩ 因此，他构筑的是纯感觉的东方乌托邦。只是由于作者回眸式的追溯笔调，使空幻的乌托邦，在表象的牧歌声中流溢出忧伤的挽歌情调。而汪曾祺的《鸡鸭名家》、《老鲁》，以及80年代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则以貌似无主旨的民俗风情展示，流溢作者对传统文化人性美质的依依眷恋。因此，同样具有挽歌情调，只不过汪曾棋的作品更多一些暖意，更突出一种美的力量而已。三四十年代最能体现鲁迅价值论上反城市化情绪的乡土小说家是沈从文。虽然，沈从文直接师承的是废名山水田园诗般的乡土抒情小说，但在废名笔下，“其作品显出的人格，是在各样题目下皆建筑到‘平静’上面的……这些灵魂，仍然不会骚动，一切与自然谐和，非常宁静，缺少冲突。” 11 而在沈从文笔下，则“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 在这一方面“似较冯文炳君为宽且优。” 12 也就是说，废名的乡土小说营造了桃花源式的封闭世界，内中的人物“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而沈从文的乡土世界“则展示出乡村社会历史文化的常数与现代文化的变数交织而导致的矛盾冲突及人的生存悲剧” 13 。沈从文的《边城》，那白塔在老船夫死去的暴风雨之夜的坍塌，《长河》中象征着现代文明种种罪恶的队长和师爷对桔园的闯入，都具有中西方两种文化冲突的隐喻性指涉。沈从文小说的人物类型亦从整体上体现出中西方文化的对立模式，他笔下的人物大抵呈两类三种状态，一是文明社会熏染的城里人，他们是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的畸型人，与之相对的是乡土文明孕育的理想人格，象翠翠、夭夭、三三等，第三种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正在被现代城市文明侵蚀的乡村失态人，象《萧萧》、《丈大》、《贵生》中的主人公。正如杨义所说，沈从文对人性的选择依据是“扬卑贱而抑豪绅，非都市而颂乡野” 14 。这使他的反城市化情绪较之鲁迅显得更加突出和鲜明。

然而，无论是沈从文，还是废名和汪曾祺，他们的乡土小说都较少直接以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而知识分子的文化乡愁主要是通过叙述中此在乡村与彼在城市的比照，通过叙述人的情感态度、叙述笔调、氛围、烘托出来。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理性意识，决定了他们对势不可挡的现代化的认识。他们的乡土写意小说，不过是现代文明冲击下乡村美丽风俗的最后一道风景。这使他们的怀乡小说在表面的牧歌声中笼罩着一股浓郁的哀怨底色。从接受学的角度来看，乡土写意小说主要面对的是知识分子读者群。尽管沈从文以及后来的贾平凹，张宇等怀乡小说家往往自命为“乡下人”，但是，他们小说的文化色彩、情感价值取向，甚至是语言、描写手法等等，都与赵树理那种真正写给农民看的小说相去太远，尤其是他们的乡土小说，从总体上流溢出来的对正在消散的传统文化的伤悼之情，也更象是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绪。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传统文化的怀旧情绪，是蕴含着对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深刻思考的，是蕴含着对文化现代化深入反思的，是蕴含着对民族文化新生憧憬的。因此，新时期当汪曾祺回忆起“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的时候，那正是对文化怀乡小说的追忆。而寻根后小说的出现和深化，则标志着对民族文化前途关切的乡土写意小说有了一种新的开拓和延伸。

80年代中期寻根作家在理论上鲜明地打出了推崇民族文化的旗号。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说:“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厚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 15 表现出民族文化观念的自觉。只有把情感立场转向民间的、民族的文化，才能发掘民族文化潜藏着的“优根”。于是，寻根作家们纷纷到传统文化的蛮荒之地，到民族的亚文化中去寻找民族文化的新的源泉。韩少功试图复活楚文化的瑰丽，贾平凹热衷秦汉文化的气象，阿城崇尚道家的超脱，莫言则张扬初民的野性。寻根作家意在重建民族文化精神的小说，使他们一方面努力去挖掘传统文化的优根，而另一方面则对现代文明社会的人性蜕变、道德堕落予以激烈的抨击。寻根作家理论的自觉，使得他们的乡土小说文化冲突表现得异常明显。像贾平凹的《浮躁》、《土门》、《高老庄》、《怀念狼》，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家族》、《柏慧》，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暗示》等。小说在标题上就具有某种象征性，而在题材上则都是以小村庄寓意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并通过人物的兴衰展示文化冲突中的宏阔社会历史图景。特定的文化内涵决定了知识分子形象也被推到了小说的主体地位，像贾平凹笔下的金狗、子路、高子明，甚至是《废都》中的庄之蝶，《白夜》中的夜郎等，张炜《古船》中的隋抱朴，隋见素，《家族》和《柏慧》中宁、曲两家的三代知识分子。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和《暗示》，则以叙述人的知识分子立场看取“马桥”和“太平墟”在物质贫困中的精神亮点，打量“城市”物欲膨胀下的人性失落。即如贾平凹的《高老庄》，建构了以子路为中心的两大人物系列群，而目的在于从整体上“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 16 。因此，子路的还乡和离乡就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困惑到精神突围的写意。这一点在《怀念狼》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一方是城市来的施德（失德）和黄疯子，一方是乡村的傅山（负伤）和烂头。从而突现了“我”（高子明）游走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窘境，和在这窘境中立足民族文化兼收并蓄的开放文化观 念。

20世纪中国的文化乡土小说创作，诚如乡土作家张宇在《乡村情感》中的自白:“我是乡下放进城里来的一只风筝，飘来飘去已经二十年，线绳儿还系在老家的房梁上。” 17 “风筝”形象地概括了乡土作家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以现代理性关注乡土中国的文化视角，而风筝与土地的关系则决定了他们立足传统文化的历史宿命。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创生的，以表现中西方文化冲突为内核的乡土小说，随着现代化的深入而发展，也将随着乡土社会历史的终结而转移。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ID=6214

从现代化进程来看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
在谈到现代化进程中的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的特点时，我们必须先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现代化也叫近代化，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标志，其核心是工业化。从历史进程看，从落后的封建社会进到工业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代化贯通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社会主义确立、发展的全过程，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趋势。从内容上看，它是以科技为动力，以工业化为中心，以机器生产为标志，并引起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全方位变化的一场社会变革。在中国近代，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就是实现社会转型，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近代社会。
而乡土小说，根据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所说 “……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所以，所谓乡土小说，主要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
从这定义，即可知乡土小说所要描述的，不是在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而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古老的农村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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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xszj.com/blog/user1/hexiao/archives/2006/1115.html

❸ 中国现代农村题材小说的流变发展。详细

以前老师有提过，结合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他们来写就可以了。中间还有一个谁就忘了。
鲁迅主要从民族性这一块来写的，沈从文更多关注的是一种人性美，赵树理更多的反应是农民的衣食住行及生活。不过真正的农村题材形成一股潮流的话，还是十七年文学那会儿了。

❹ 以贾平凹为例说明乡土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变化

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发生、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这其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20世纪的政治革命高潮迭起，冲击着现代中国的乡土；“五四”新文化革命的成功及其不断巩固、扩大，使一个世纪的乡土小说呈现出空前繁荣、活跃和多产的新气象；作家心中农业文明的长期积淀和农民审美期待二者互为因果，也促进了乡土小说的产生。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鲁迅成为了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祖师。鲁迅把这时期的乡土小说，看作是自己推行“改造国民性”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中揭露了“封建主义余孽”的罪恶，反映了处于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双重压迫下，农民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的生活面貌。20年代中后期，一批青年才俊如鲁彦、许杰、王任叔、彭家煌及台静农、冯文炳等其他作家，也竞相发表了一批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形成了风行一时的“乡土文学”热潮。
30年代以后，乡土小说作家之众，作品之多，可谓盛况空前。以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如叶圣陶反映丰收成灾农村悲剧的《多收了三五斗》，以一种朴实、冷峻、自然的风格，致力于描摹、再现生活本身的探索。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和《残冬》与叶圣陶遥相呼应。再如萧军、萧红等一改乡土小说深沉哀婉的格调。如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鲜明揭示了“不前进即死亡，不斗争即毁灭”的时代新主题。萧红《生死场》也真实地反映了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生活。而艾芜、沈从文则精心涂抹西南边境、边城的野性风土和人情。艾芜的名篇《山峡中》，流浪汉和盗马贼在丑陋的行为中又不乏美的闪光，在看似变态的情欲中又不无纯真、善良的人性。人们从中领略的不仅是边陲风光的鲜美。人们的审美视野，相应得到了扩大和延展。沈从文在僻远边城的自然景致中，勾勒出二十世纪上半叶湘西地区独异的民情风俗，人物纯朴原始的天性和充满灵气的壮阔山水田园相得益彰，把他的一幅幅乡土风情画装点得尤其气韵生动，活脱撩人，处处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旅店》、《夜》、《还乡》、《边城》、《丈夫》，一连串有美感、有诱惑力的名篇佳作，成为了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乡土小说巨匠。后一阶段，如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最早塑造了一个农民游击队员的生动形象。师陀的《寒食节》、《无望村的馆主》等，则意在暴露河南故乡“绅士和老爷”的专横和“老实的庄稼汉子”的苦难。沙汀的《淘金记》，以四川农村的土豪劣绅为主要描写对象，传神勾画了性格各异的地主阶级的百丑图。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辟了解放区乡土小说的新天地。赵树理的崛起，及随后丁玲、周立波、孙犁的出现，实现了对鲁迅乡土小说的历史性的突破，出现了新的气象、新的人物、新的主题和新的格局。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张裕民、程仁，周立波《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郭全海，孙犁《荷花淀》、《嘱咐》中的水生嫂都从不同侧面表现出新一代革命农民的精神风貌。
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乡土小说，确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作品的题材内容看，这30年的乡土小说明显分为两个流向，尽管这个两个流向都不无遗憾地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一个流向是反映日益深入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由此带来的农村社会、农民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巨变。一种是赵树理和周立波再现的农民的复杂思想斗争和内在精神痛苦。赵树理《三里湾》中范登高、“糊涂涂”、“能不够”，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李月辉、陈先晋、亭面糊，这些跟不上革命形势发展的农村基层干部，处于落后与中间状态的农民形象，更为真实、生动和感人。第二种是柳青和浩然。都属于50年代中后期新起的乡土小说作家。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浩然的《艳阳天》(第一部)、《金光大道》，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这场革命的积极拥护和热烈赞美之中。
第二个流向是缅怀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题材的乡土小说。梁斌的《红旗谱》，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茹志鹃的《百合花》，冯德英的《苦菜花》，王愿坚的《党费》等。作为一种创作现象，这类作家，在革命的人生道路上，都有着一段难以忘却的生活经历。总体上选材精到，但是缺乏人文精神深层的开掘。
1978年后，乡土小说跨入新时期。新时期的乡土小说在两个层面上齐头并进。一个层面是以审视、批判的目光向后看的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周克芹，因处女作《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脱颖而出，伤痕小说彻底扫除了“瞒和骗”的阴疆，廓清了现实主义小说健康的发展道路。另一个着眼于正在进行中的农村经济改革，及在这改革中农民生活、思想和精神面貌变化的所谓变革小说。诸如路遥的《人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等系列小说，经过这阵乡土小说排浪的冲击，原有的陈腐观念、清规戒律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种种堤防，都已不复存在了。中国20世纪末叶的乡土小说，呈现出全方位弃旧图新，告别过去，走向未来的发展势头

❺ 台湾乡土文学的演变过程


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过程
1、方言文学
20世纪从20年代初的新旧文学论争时开始触及乡土文学, 到30年代乡土文学的口号被正式提出,并引发了一场较为广泛的讨论, 20、30年代对乡土文学的界定主要集中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在内容上主张写台湾本土的事物, 而在形式上主张用台湾话语但它从文化的角度上对民族意识与地方色彩进行强调。本时期台湾乡土文学是反帝反封的现实主义文学,且主题表现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统治,洋溢着浓郁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这阶段，赖和创作的《可怜她死了》、《惹事》、陈虚谷的《荣归》、龙宗英的《植木瓜的街市》、扬云萍的《月下》、张文环的《哭泣的女人》、扬守愚的《过年》、郭秋生的《不可抗争的命运》、 赖庆的《女性悲曲》、徐坤泉的《可爱的仇人》等都是较好的作品, 特别是扬逛的《送报夫》等作品, 不但继承了赖和的写实主义，还对日本殖民主义统治者进行了控诉, 而且在作品中还透出了希望的光亮, 有新的高度。
2、农村文学
1930年8月, 台湾《伍人报》连载了黄石辉的长文《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不管你是支配阶级的代辩者,还是劳苦群众的领导者, 你总须以劳苦群众为对象去做文艺, 便应该起来提倡乡土文学, 应该起来建设乡土文学。”显然, 黄氏的乡土文学是以劳苦群众为对象的, 为劳苦群众服务的文学，关注农民疾苦的文学创作。由于政治高压, 乡土文学在40、 50年代几乎处于沉寂的状态,，只有钟理和、钟肇政等少数几个人在默默耕耘着。
3、现实主义文学
60年代后期, 陈映真、黄春明、李乔、郑清文、王祯和等在文坛崛起, 他们的创作以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改变了台湾当代小说的发展走向。陈映真的小说将浓郁的民族意识、高度的国际主义和强烈的时代观念相结合, 深刻地表现台湾社会的动荡变迁, 具有强烈的情感力量和思辨力量。黄春明的创作以其对乡土小人物命运的强烈关注, 被誉为小人物的代言人。
直至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大家陈映真的出现才使我们真正领略到乡土文学在台湾文学中的强大力量和风采。70年代 “乡土文学”创作高潮：陈映真《唐倩的喜剧》、黄春明《青番公的故事》、王祯和《嫁妆一牛车》。80年代以后, 台湾文学出现了思潮和创作多元化的局面。现实主义精神的青年作家群的开始崛起,。
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
发生于1977 年至1978 年间的乡土文学论争是一场以文学为突破口, 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大论战。以官方势力联合现代派作家为一方, 以在野的自由乡土派为另一方, 两股政治势力、两种意识形态、两个阵营的作家队伍在争论围绕如何评价乡土文学, 如何评价台湾文学的现状, 如何看待台湾社会现实, 如何对待传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当时许多文章对乡土文学持否定的态度。台湾当局也神经过敏, 指责乡土文学为“ 工农兵” 文艺的再版, “ 要予以彻底的扑灭与打击当时乡土文学作家尉天聪这场论争厘清了1949 年以后官方文学与民间文学( 主要是乡土文学)两种异质文学的发展路线, 为乡土文学在文坛争得了合法的席位, 并形成了一支以本土作家为核心的乡土文学创作队伍。建立了台湾文学的民族风格, 回归乡土, 反映现实, 成为作家的共识。乡土文学思潮遂成为台湾文学主潮。通过这次争论, 台湾的小说创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一大批较好的作品陆续发表出来。
台湾乡土文学以其卓著的反思和现实关怀精神, 使台湾乡土文学成为中华文化思潮中独具个性的一脉, 是台湾人由惶惑到反省, 由沉默到呐喊, 由悲情到自救的心灵历程。


❻ 二十年代乡土小说的一些概念

所谓乡土小说是指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的生活带有浓厚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 ，也指“乡土小说”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这批作家有冯文炳（废名）、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许杰等。
乡土小说】它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流派，
是农村题材小说，它多取材于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浓厚地域风俗的农村。在20年代初、中期，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乡土小说”的作品。“乡土小说”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这批作家有冯文炳（废名）、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许杰等
从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来看，乡土小说显然与中西方文化冲突有着密切的同构关系。当“西方文明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逐渐破坏了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而且在总的方面影响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方向”的时候，它势必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转型时期世界观的斗争和价值观的复杂矛盾。一方面在理性上不得不认同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先天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以及目睹西方文明的入侵和西方文明本身所固有的种种弊端，又注定了他们以振兴民族文化为己任的价值选择。当这种文化矛盾已构成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和代言人，必然地会在小说创作中表现这一母题。以鲁迅为代表的20世纪乡土小说家，正是在这一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开始了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困惑和情感失衡的叙写。

❼ 有人说鲁迅的《故乡》开启了现代乡土小说的源头，你对此有何看法

我不同意,其实其他作家也写了很多作品,但是没有象鲁迅宣传的这样多啊,因此不 能就说,......

❽ 乡土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所谓乡土小说是指靠回忆重组来描写 故乡农村的生活带有浓厚乡土气息和 地方色彩的小说 ，也可以说“乡土小说”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 宗法制乡镇生活的 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最早创作乡土小说并证明其艺术魅力的，是 鲁迅。乡土小说作家很多都是直接受鲁迅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模仿鲁迅而开始创作的，大都师承了鲁迅小说的批判 国民性特点，较少造作，克服了概念化，以一种质朴和真实的面貌为当时小说创作界吹进一股清风。代表作家有 冯文炳（ 废名）、 王鲁彦、 台静农、 彭家煌、 许杰等，代表作品《 马桥词典》《浮躁》《 土门》《 白鹿原》等。
从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来看，乡土小说显然与中西方文化冲突有着密切的同构关系。当“ 西方文明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逐渐破坏了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而且在总的方面影响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方向”的时候，它势必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转型时期世界观的斗争和价值观的复杂矛盾。一方面在理性上不得不认同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先天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以及目睹西方文明的入侵和西方文明本身所固有的种种弊端，又注定了他们以振兴民族文化为己任的价值选择。当这种文化矛盾已构成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和代言人，必然地会在小说创作中表现这一母题。以 鲁迅为代表的20世纪乡土小说家，正是在这一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开始了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困惑和情感失衡的叙写。

❾ 什么是现代文学中的乡土小说

我想告诉楼上的，你提到的几位，严格说属于当代……
关于乡土小说的定义，始见于鲁迅先生《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 序》中，鲁迅认为“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又说他们的作品大多是回忆故乡的，因此也隐现着乡愁。乡土小说就是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乡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它们在当时出现的文学背景是因“五四”小说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与读者欣赏小说心理的进步要求着艺术上的突破。
1923年周作人连续发表了《地方与文艺》、《旧梦》等文章，提倡乡土艺术。周作人也就成为了乡土小说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文坛出现了乡土小说的创作热潮：如王鲁彦的《柚子》；彭家煌的《怂恿》、台静农的《地之子》等。鲁迅的《孔乙己》、《风波》、《故乡》、《祝福》等也可以归入乡土小说之列。我们在谈论乡土小说的时候往往不怎么提到鲁迅，实际上鲁迅才是开现代乡土小说创作风气的大师。
乡土小说是为人生文学观念的延伸，也受到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对自己熟悉的乡村生活的回忆和抒写，对传统乡村陋习的揭示，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在创作倾向上注重社会性以及写实的多元性，侧重于社会理性的思考，不成熟，幼稚，片面的将文学理解为社会启蒙的工具，注重文学的宣传效果。
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
（1）五四小说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与读者心理的进步，希望看到更为广阔的、非概念化的真实的社会人生。
（2）五四运动退潮之后，作家与读者面对现实的浓烈的苦闷情绪，带来浓郁的乡愁
(3)周作人等理论家的提倡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所谓“第一个十年”的乡土小说概况。
第二个十年里已经基本不出现乡土小说这种提法。像楼上的几个朋友也提到过的沈从文等人被看作是“京派作家”，其实他们的笔墨也主要集中在乡村。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以小说《边城》为代表，极尽美好之能事，充分体现了沈从文先生本身的美学理想。从他写湘西与都市两幅笔墨的得失我们也能看出，沈从文是要用湘西的美来衬托都市的恶的。
京派以不若海派之红火。被称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王曾祺先生逝世后，写乡土就不再有什么让人惊艳的笔墨了。

部分参考了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位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若是有兴趣还是可以找一些别的文学史来看看。
还有一部分纯属个人见解，有失偏颇之处还请见谅。

❿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代表作有哪些

1、陈忠实的《白鹿原》

《白鹿原》以白嘉轩为叙事核心，白鹿两家矛盾纠葛组织情节，以反映白嘉轩所代表的宗法家族制度及儒家伦理道德，在时代变迁与政治运动中的坚守与颓败为叙事线索，讲述了白鹿原村里两大家族白家和鹿家之间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了“反思文学”的创作潮流，这种精神影响到90年代的不少长篇创作，都在不由自主的向这种精神靠拢，这也使得这期间的长篇创作，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陈忠实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思潮之中，有了对《白鹿原》的创作欲念，并且完成了这部能够代表这种反思新高度的史诗作品。

2、贾平凹的《高老庄》

《高老庄》叙述了教授高子路携妻西夏回故里高老庄给父亲吊丧，于是与离婚未离家的子路的前妻菊娃、地板厂厂长王文龙、葡萄园主蔡老黑以及苏红等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

在二十世纪末与二十一世纪初之交，中国内陆陷入改革困境与转型困境，贾平凹对这一特殊时期的种种社会现象进行了独立思考。在这一种世纪末情绪下，现时代之人的精神困境和生存困境、人种困境、文化困境、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问题、社会分化和溃败问题进行了整体观照，并体现出相当的深度与前瞻性。

3、张炜的《古船》

《古船》描写了胶东芦青河畔洼狸镇上几个家庭40多年来的荣辱沉浮、悲欢离合，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性的扭曲以及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那块土地的变化。

它以一个古老的城镇映射了整个中国，以一条河流象征生生不息的生命，以一个家庭的沧桑抒写灵魂的困境与挣扎。张炜以细腻而饱含深情的笔触，勾勒众生，文本深厚而富有感染力。《古船》获得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重要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