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尖现代小说阅读

A. 用社会历史批评对围城进行分析

近20年大陆“钱钟书热”的文化剖析
胡慧翼

钱钟书是20世纪中国一位睿智超群的学者和天才作家，他以学者的笔锋书写自己的文 学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学世界体现了学者深挚的人间情怀。在近20年里，他的影响从知 识界和学术界逐步扩大到大众文化领域，形成了“钱钟书热”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且经历了三次接受高潮。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中，钱钟书成为一种“文化 昆仑”、“学术精英”的符号与象征，代表了某种流行的学术时尚。这一现象的文化成 因值得关注和反思，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学人能在特定的时间里进入公众的文化视野?产 生“钱钟书热”的深层文化——心理机制是什么?本文旨从接受史的角度，通过回顾近2 0年的钱钟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钱钟书热”的发展和流变的过程，来思考一些诸如 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若干问题，剖析与描述其中所编织着的当代中国对文化英雄的想 象性图景。
一、“文化热”中浮现出的“文化昆仑”
钱钟书接受的第一个高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时期。钱钟书 首先在文学视域中“现身”。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 11月重印出版。因为钱钟书著述的题材、风格以及欣赏趣味，都与时代大背景相游离，所以从建国到“文革”的30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钱钟书一直湮没无闻，他的作品在国 内没有重印过。
思想解禁的社会历史条件重新召唤出了钱钟书，而对钱及其《围城》的关注是20世纪8 0年代“出口转内销”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起，《围城》在国内销 声匿迹的同时，在大陆之外的汉语界，它却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美籍学者夏志清在其名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以十几页的篇幅对钱钟书进行专章
介绍，称《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 一部。”开启了美国汉学界对钱的研究。1977年产生了两部以钱为对象的博士论文。在 台湾、香港，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人开始系统评介钱钟书。大陆开放之后，域外的声音 深刻震荡了国内的学术界，《围城》成功地破“城”突围，其先决条件还在于1979年钱 钟书政治身份的被澄清。随着《围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引起 了文学史家对《围城》好奇的打量和关注，首先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其争鸣的重点是 给这一“新生事物”以恰当的文学史定位。研究者主要站在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评价了 《围城》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认识价值，因为没有脱离原有的“反映一时代”的理论框架 ，所以在论述上难免削足适履。但是一些研究者冲破了当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作 出了极富学术勇气的高评，肯定《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的社会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 杰作”，李健吾、郭志刚、敏泽的研究代表了初期的评价高度和认识水平。
新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化，思想的禁锢在慢慢打破，理论界提出了种种消解文学的意识 形态性的观点，开始转而强调文学的审美本质和功能，一批疏离政治坚持个性创作的作家张爱玲、沈从文等重新走进研究者的视野，渐渐得到了人们的欣赏和喜爱，钱钟书的复出也得益于这样的文艺思潮的影响。再加上柯灵、鲲西、郑朝宗等人为钱钟书唱响了 “归来的歌”，以历史见证人的鲜活的记忆向研究者展示了一个渊深博雅、才情横溢的 钱钟书，引起文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刚刚接触到它的研究者面前，封尘了三十年一旦解禁的《围城》，的确给人一种艺 术的冲击力。它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脱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风范，唤起了 读者全新的审美感受。受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的影响，初期的评论者往往被小说独特的艺术技法、修辞手段、喜剧精神所吸引，以展开审美批评为主，柯灵、金宏达、何 开西、胡范铸等对小说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等方面的研究给钱钟书创作的审美研究作 了最初的奠基工作。除此之外，《围城》研究还较多地涉及到其主题意蕴、方鸿渐的典 型性格这些重要课题，基本上没有脱离“社会历史批评”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的理论框架，但这些研究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景观，隐约让人们感受到《围城》含藏多 向度解读的巨大潜质。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总要对历史重新加以审视。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已成 为不容忽视的历史任务。1984年，在黄修己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和唐 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这些影响颇大的文学史著述中，开始用几百字的篇幅介绍《围城》，肯定其杰出的讽刺艺术和心理描写手法。而延至1987年，由钱理群、温儒 敏等学者合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钱已经被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作家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地加以评述。20世纪80年代，《围城》逐渐越出专业人士的圈子，成为知识 界人士的案头读物，不断扩大影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的《围城》，到1987年， 共印五次，累计数量达到273，200册。《围城》同时译介到海外，进一步获得了世界声 誉，已经有七种译本在世界流行。随着《围城》声名日隆，吸引了热心的出版社急于向 钱钟书挖掘“文墓”，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钟书早年的创作陆续重新刊行于世，他 的所有著作都一一被重印。
因为抱定“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宗旨，再加上长期以来学问清通的学问家反而得不到 社会的尊重和认可，钱钟书一直是藏之名山的大儒。特别是由中华书局在“文革”后期 出版了钱钟书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管锥编》五卷六册，这部著作被誉为“体大思精，包罗万象”。有鉴于此，钱钟书的同门、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首倡“钱学 ”研究，并在国内高等学校首次开设钱学研究课程，指导研究生向这“一座中国式的魔 镜”的《管锥编》发出了挑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学”研究得到舒展、陆文虎 、陈子谦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疾呼。作家舒展提出要“普及钱钟书”[1]，又撰文盛赞钱 先生为“文化昆仑”，并倡议成立钱学研究所，“刻不容缓地研究钱钟书”。其高声呐 喊，引来一片回响，普及“钱学”的呼声随之高涨。[2]
为什么要主张研究和普及“钱学”?这其中的文化心理机制耐人寻味。普及“钱学”是 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启动，举国上下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讨论的热潮。走出了“文革”阴影下的人们 怆然面对着一个本土文化的“荒漠”，西方强势文化的输入，构成对中国本土文化强劲 的冲击，国人对文化的焦虑感异常深切。这要求知识界亟需擦亮眼睛去重新发现被遮蔽 的“文化绿洲”，为断层的文化寻觅再铸的思想资源。而钱钟书学贯中西，以渊博和睿 智著称，重新呼唤出这一“国学大儒”，树立一面华夏传统文化的旗帜，在当代文化语 境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舒展等人对“钱学”的推波助澜正适应了时代的这一文化心 理需求。对于倡导者，研究“钱学”目的很明确：①向世界宣布“中国并不是没有对人 类作出了巨大的举世为之瞩目的贡献的大学者”；②“增强对封建遗毒与资产阶级文化 中腐朽部分的抵抗力”。[3]耐人寻味的是，从一开始，“钱学”就有一种鲜明的意识 形态诉求，它不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村野老屋中”培养之事，不是锁在“象牙塔”里的 纯学术，而是纳入到20世纪80年代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复兴文化的运动之中。
当然，整个红色80年代高潮迭起，众声喧哗，相比90年代，“钱钟书热”还处在一个 酝酿期。而此时，钱钟书首先在专业化的领域内获得了文化身份和价值依据，以“文化 大讨论”为契机不断扩大了影响。在学术界、知识界他正在被悄悄完成一个“博学鸿儒 ”的建构，塑造成一个“高山仰止”的“文化昆仑”的形象。
二、传媒·商业化·叙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钱钟书研究》的创刊和电视剧《围城》的成功播映为标志掀 起了第二次钱钟书接受的高潮。1989年11月，在当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的支持下，《钱 钟书研究》创刊，这是我国第一本专门研究“钱学”的纯学术刊物，树立了“钱学”研究的里程碑，“钱学”成为纳入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内的学术活动。1991年初，由著名女 导演黄蜀芹执导、众多演技派明显出演的10集电视剧《围城》向全国播出，一经推出， 好评如潮。电视剧的成功播映使全国为之轰动，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围城》热，极大地 激发了读者阅读原著的兴趣。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再版了《围城》6万 多册，很快被订购一空。读者排队买《围城》的盛况，成为纯文学作品十几年难得一见 的现象。据书市反馈的消息，至1991年1月，上海、天津、武汉等地最大的新华书店都 将其列入最畅销的文学作品的榜首。截止到1995年8月，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印刷了 十四次，总册数已超过了一百万册，其它还有近十来种盗印本。保守估计，《围城》的 读者也达到了近千万人。影视艺术迅速扩大了文学的影响，使《围城》冲出学术“沙龙 ”，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在这一过程中，“围城”越来越符号化，进入了文化消费领域 。前卫的年轻人的文化衫上印有《围城》中的名言警句；“围城”成为1990年之后大众 口头上的一个流行词汇。人们在评述某种现象时，会自然而然地冠之以“围城现象”… …《围城》几乎代表了一个时期社会的文化趣味和格调。
在国家意识形态和传媒引导的双重合力下，钱钟书和《围城》被推到了文化舞台的前 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钱钟书热”。
《围城》的大众接受热情，激发了学术界深入研究《围城》的又一次热潮。当然除了 这些外在的动因以外，“《围城》热”还有更为内在的原因。20世纪80-90年代之交，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现代性的转型，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 围城》能从具体的人生体验中超越出来，达到对普泛的人性经验的冷峻的思考。它所反映的现代意识正好与时代剧变中人们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产生某种契合；它所揭示的 人的事业围城、爱情围城、婚姻围城等人生万事的“围城”现象暴露了现代社会的生命 困惑和精神危机，具有现实的认识价值。此外，钱钟书幽默诙谐的语言、杰出的喜剧精 神和非凡的人生智慧都能对读者和观众产生持久的吸引力。
这一时期的《围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它超越了过去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 的模式，进入人性探查和现代哲学的新层面。关于作品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作品丰富的潜藏意义不断地被发掘出来。温儒敏先生提出了小说主题的“多义说”，[4]认为《围城》的主题意蕴可从生活描写、文化批判和哲理思考三个层面来思考。解志熙则颇有见地地阐发了《围城》与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思潮的内在精神联系。[5 ]研究者不断探索新的批评方法，或寻找《围城》研究的突破，开掘了研究的深度。[6] 或透视《围城》的思想局限，触及了研究的盲点。[7]随着钱钟书文学研究的日益成熟 ，文学史家对钱的关注越来越多，评价也逐级升高。1990年唐在《关于重写文 学史》一文中指出，应该适当地提高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在90年代颇有影响的杨 义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钱以十几页的篇幅被专章重点评述。到这时候，文学 史家已经充分论证了《围城》的“经典”意义。
钱钟书的知名度由知识界迅速扩大到社会各界，各种报章媒体用重点篇幅介绍钱及其 《围城》，推动了媒体去探求这一位身怀惊世之学的文化名人。然而，钱钟书本人屡屡 拒绝媒体采访和宣传的超然态度，进一步垫高了人们对他的好奇、惊叹和崇敬。值得注 意的是，这时候大众传媒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钱的人生传奇上来。
20世纪90年代一个异常显著的现象是大众传媒的勃兴与文化市场的形成，这不能不对 文化传播的客体产生深远的影响。可是传媒传递信息的特质不是原封不动地传输，而是 有选择性的凸显和放大，目的是抓住受众的文化心理，制造兴奋点，或在大众的兴奋点和传播客体之间寻找遇合点，而传播客体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形和压缩。对于这 位德艺双馨的大学者，传媒往往以“风华绝代”、“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大师 ”、“文化奇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智者”等字眼来形容，凸显他身上的传奇 色彩，津津乐道其奇闻轶事，鉴赏他的惊人绝技。钱钟书不是因为他的学术业绩而被推 崇，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是负载在他身上的传奇故事和特立独行的人格。一 名女编辑就曾直言不讳地说：“钱钟书学问怎么样，那没的说，我们也不感兴趣；我们 只感兴趣他这个人!”[8]片言居要。在传媒建构“文化昆仑”的想象性图景中，钱钟书 作为才子和学人的丰富性被剥离了，他留在公众媒体中的形象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奇 ”，二是“怪”。“奇”，钱钟书精通英文、法文，掌握其它五门外语，具有照相机式 的记忆力，在现代中国学者中，罕有其匹；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学问之大，读书之多 ，人所难及，令人惊讶；浓郁的机智幽默，别具一格，一改过去人们心目中知识分子穷 酸腐儒的形象，成为中西合壁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怪”则“怪”在他视名利为粪 土，在“文革”大动荡的时代始终保持一份平常心和恬淡的学者心态，这种澹泊的学者 人格恰与急功近利的世风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人向往和崇敬。
对钱传奇人生的公众兴趣直接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传记热的出现。1990年12月 ，美国华裔学者胡志德著的《钱钟书》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当时全面介绍和研究钱钟书 的唯一一部评传。从92年到95年，大陆就有四部钱钟书传记问世，分别是孔庆茂的《钱钟书传》；爱默的《钱锺书传稿》；张文江的《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和李洪岩 的《智者的心路历程》。前三部传记主要面向一般读者和文化市场，追求内容上的传奇 性和文字上的可读性。相比之下，《智者的心路历程》最好，其特色是以治史者的眼光 记录下了钱钟书在历史沧桑投影下的“心灵史”，既以资料的开掘见长，又注重学理性 。
在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不断凸显和强化下，钱钟书逐渐被塑造成为世纪末的一个“人文 神话”。
20世纪90年代初，“钱钟书热”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学者投入到“钱学”研究领域， 形成了一支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钱学”研究初见规模。研究者以不同的观照眼光和 不同的研究方法契入到其中，产生了一批比较有学术分量的专著。胡范铸的钱钟书学术与艺术思想研究，业内人士评论是颇见功力[9]；周振甫编著《钱钟书(谈艺录)读本》 ，依据旧学阐释钱著，以实证见长；胡河清对钱人文思想和语言学的研究厚积薄发，言 之有物[10]。陈子谦推出洋洋40余万言的《钱学论》，系统性、综合性地阐发“钱学” 的精髓。李洪岩把钱钟书放在平行比较的框架中探讨其与近代著名学人吴窃、叶公超等 人的关系，兼顾事、学、理，自成体系……“钱学”的研究成果垫高了钱著在学术史上 的地位，诠释了其“经典”意义。
而这种“经典”的符号性意义迅速被市场借用，趁着《围城》迅速蹿红的势头，钱钟 书学术著作的发行创造了中国图书市场的奇观。最不具市场价值的钱著竟成了文化市场 上一个流行时尚。《管锥编》、《谈艺录》和《钱钟书论学文选》都接二连三地印刷，给出版社带来了五六位数的经济效益。
20世纪90年代“后新时期”进入了一个在商业化和大众传媒支配下的文化消费时代。 钱钟书的第二次接受高潮为市场大潮所裹挟，被纳入大众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的 各个环节。钱钟书在专业学术领域里被充分论证了其经典性，接着被大众传媒发现和传播，塑造成为“文化昆仑”“学术精英”的文化符码，被赋予了一种可供消费的精致的 文化意味，形成流行的学术时尚之一。随之进行商业化的文化再生产和传播，“成功” 地推向市场，实现其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被某些学术投机分子利用为学术上的进身之 阶；被不法书商利用为攫取利润的有利工具；被报刊媒体拿来充实版面，提升文化品位 ；给读者提供一种文化消费的快感。钱钟书的接受和传播一定程度上成了对钱文化资源 的“掠夺”。他的作品及形象在媒体的引导、出版商的炒作、公众的兴趣点的作用下， 被一定程度的掩盖和误读。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严肃的学术研究，有一些也打上了赶商 潮、以市场导向为取向的烙印，被商业文化所濡染。
三、说“冷”道“热”：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斑驳风景 从1996年至新千年，“钱钟书热”更呈现出斑驳芜杂的景观。
1996年，“钱钟书热”绵延不绝的时候，一些新锐学者开始对“钱钟书现象”提出质 疑。该年第六期《当代文坛报》刊载了《钱钟书热：世纪末的人文神话》一文，几位博 士生展开讨论，指出“钱钟书在‘钱钟书热’中走上了圣坛，由一个学者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界的圣人”。钱钟书不是当代的文化大师，他恰恰代表了中国文化不擅长体系性 建构的欠缺。社科院蒋寅研究员也发表文章《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11]，指出钱钟 书的“本来面目”已经“模糊”、“不清楚”了；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由于“钱学”家 们“种种廉价的赞美和庸俗化研究”；主张“解构钱钟书的神话”，让钱回到“优秀学 者”的本位上去。
1999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十作家批判书》一书，则干脆对《围城》的经典地位进行 “解构”。称它是一部现当代的“伪经”，“《围城》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说”。
余杰撰文判定钱钟书“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12]……
“酷评”之声不绝入耳……
这些来自学界或民间的批判站在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对钱钟书的“人文神话”进行 解构，批判的杀伐之声也引起了“钱派”的一片回击，厚厚一本《为钱钟书声辩》趁机 出笼，文艺争鸣竟以至于演变成“干嘴仗”的局面。
在对“钱学”大批判大争鸣的文化图景中，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驾鹤西去，第 三次在媒体掀起热潮。国内外最重要的报刊对钱先生的辞世作了重点报道，散见到各种 报刊上的悼念、追忆和评论文字不可胜数。其中不乏有真正学术眼光和学理分析的，如 季进的《钱钟书与现代西学》，刘玉凯著的《鲁迅钱钟书平行论》等；但从钱学研究
状 况来看，还是谈文艺的多，论学术的少；创作谈的比较透彻，但把钱的文艺美学思想结 合创作实践谈的少。专门研讨《谈艺录》、《管锥编》的成绩就更少。《围城》研究者 则重点探讨它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就数量而言，跨越新世纪的几年是“钱学”的第三个 “收获期”，许多研究者急于搭乘“钱学热”的“最后一班车”。部分的学术行为演化 成一种市场上的文化营销行为。
在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文化图景中，这一“热”一“冷”耐人寻味。说“冷”道“ 热”之间实际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思想话语之间的交锋，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立 场对钱的解读策略，值得我们反思。
前面已经提及，“钱钟书热”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激发的产物，80年代末“文 化热”更进一步衍化成“国学热”，同时还出现了“陈寅恪热”、“新儒家热”等等。 “后殖民话语”的“辋辋的危胁”，使研究“国学”、复兴传统文化成为90年代一部分中国人的价值目标，反映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某种需求。而且90年代，商潮高涨，拜金主 义流行，社会新生的丑恶现象有悖于传统道德，这都要求重新弘扬传统文化精神。这是 90年代钱借“《围城》热”之势而起，然而久盛不衰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诚如李泽 厚指出的那样：“九十年代学术风尚特征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80年 代思潮林立、主义风行，多元文化的碰撞交织成时代无比激动的狂想曲。像钱钟书这样 “寂寞投阁”的学者不太引人注意。然而80年代末，对历史与文化的批判突然间坠入低 谷，强大的市场经济推动了文化的急剧转型，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 被“后现代主义”思潮抹平。这一切导致了90年代知识阶层启蒙精神的弱化。在这样的 背景下，学问家受到了知识界的重新重视，钱才真正热起来。学者以追求真理为己任， 以潜心研究为价值依托，钱钟书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崇尚的学术人格。
这些都是“钱钟书热”在90年代凸显出来的深层原因。而对于另一部分坚持“新批判 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明显把价值的天平更倾向于西方人文思想，要求以批判现 实的方式深刻地界入社会事务。这些具有超学术的功利兴趣的知识分子，很难认同“国 学热”的思想立场，认同钱氏学者“白首下书帷”的事业。所以他们以西方人文思想为 参照，向以钱钟书构筑的“人文神话”发出冲击。针对“钱钟书热”中充斥着不少空洞 的赞美之声和吹捧气氛，批评者的某些预言发人深省：钱钟书可能成为“钱钟书热”的 牺牲品。但是从“捧杀”到“棒杀”，学理性的讨论常常被人身攻击来代替，部分文章 则完全是商业包装的策略，借“批”钱为招牌，哗众取宠，自我炒作。
总的来说，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对钱钟书的说“冷”道“热”正是在反思与重构文化 与学术的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呈现了当代文化语境的多元共生和精英文化在世俗文化 冲击下的多向度分化。无论是“冷”是“热”，还是忽“冷”忽“热”，它实际上是一 种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昭示了特定时期的不同的文化需求与动机，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 和市场意识形态不同的解读策略。
尾声
尽管钱钟书一再拒绝、反对被研究和采访，执意隐藏在公众视野的背后，可是文化的 选择和历史的选择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一个纯粹的 学者不期然地成为大众传媒和文化市场中的热点人物，构成了90年代文化地形图中一个重要的座标。原本应该寂静的“钱学”，也成为堪与“红学”、“鲁迅研究”相比肩的 “显学”。在如火如荼的热潮中，钱钟书被完成了一个当代“文化昆仑”、“学术精英 ”的书写：经由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介入，演变成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文化符码”和流行 时尚。并且被意识形态借用，成为90年代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思想“话语”的精神资源。 在意识形态操纵、传媒引导和商业化运作的合力作用下，钱钟书的原型形象发生了很大 的改写和误读。
20年的研究历程，三次高潮迭起，在钱钟书渐行渐远的身影中，我们可能才惊觉对他 的认识还是“雾里看花”。而热潮正渐渐散尽，学术会慢慢归于本位。对于钱钟书，真 正的接受应该是穿越蔽障，摩挲经典，进入其话语空间，融入全部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 感，这样才能使一个真实的钱钟书浮现在我们清明的视野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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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倪文尖的专著

文人旧话（编选），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4
上海：记忆与想象（编选，署名马逢洋），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5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编著，合作），东方出版中心 1997/10
欲望的辩证法，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8/2
批评空间的开创（编选，合作），东方出版中心 1998/7
20世纪中国文学名作（中学生导读本）（合编），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9
张爱玲小说，留情（编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11
90年代思想文选（编选，合作），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7
如何着手研读赵树理——以《邪不压正》为例；《文学评论》；2009/05

C. 华东师大与华中师范大学的现当代文学哪个比较好考一点(希望具体点,谢谢)

华东师范大学的现当代文学好一些。华中师范大学的古代文学好一些。倪文尖、罗岗都是华东师大的，他们在现当代研究领域很不错。建议报考华东师范大学，至于难不难都是你自己吓唬自己的结果。我见过山东德州学院的考生考上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此学生十分自信。希望你坚持自己的目标。迎难而上。上海比武汉好。可以以华东师大为平台，想继续研究考复旦大学的博士，想工作，上海的实习机会会更多。祝你成功。

D. 《背影》课后题

①人的背面形象。
例句：朱自清《背影》：“我与父亲不相见已有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②指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的原型或依据。
例句：胡适《<西游记>考证》四：“在印度最古的纪事诗《拉麻传》里寻得一个哈奴曼 ，大概可以称为齐天大圣的背影了。”
③犹背景。
宋还吾《为<辱孔问题>答<大公报>记者》：“而且我们演剧的背影是什么？曲阜的社会状况何若？一般民众的要求怎样？记者先生也许‘更是不知’吧？”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朱自清（1898～1948），中国散文家，诗人，学者。原名自华，号秋实，字佩弦，民主战士。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长于扬州，1948年在北平因贫病逝世。1916年入北京大学预科，次年入哲学系，参加过五四运动，是文学研究会早期会员，还参与发起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团体中国新诗社，开始发表新诗。1920年大学毕业后，在江浙一带多所中学任教，并撰写小说和散文。1925年起 ，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其间曾于1931年去英国留学，并漫游欧陆数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西南联大任中文系主任，从事学术研究和杂文写作。抗战胜利后，参与爱国民主运动，在身患重病时，仍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死于贫病交迫之中，被誉为有骨气的爱国文化人。作品收在《朱自清全集》里。主要文章，作品有《春》，《背影》，《匆匆》《荷塘月色》等。
朱自清的散文主要是叙事性和抒情性的小品文。其作品的题材可分为三个系列：一是以写社会生活抨击黑暗现实为主要内容的一组散文，代表作品有《生命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和《执政府大屠杀记》。二是以《背影》《儿女》《悼亡妇》为代表的一组散文，主要描写个人和家庭生活，表现父子、夫妻、朋友间的人伦之情，具有浓厚的人情味。第三，以写自然景物为主的一组借景抒情的小品，《绿》《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是其代表佳作。后两类散文，是朱自清写得最出色的，其中《背影》《荷塘月色》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散文素朴缜密、清隽沉郁，以语言洗炼，文笔清丽著称，极富有真情实感。
扬州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文化城，其湖光山色，风物宜人，曾使多少诗人如李白、杜甫、苏东坡、欧阳修等流连于此，寻幽探胜，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瑰丽诗章。扬州也是一个英雄的历史城，在抵御异族侵略的历史上，曾谱写下无数辉煌的篇章，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古城的绮丽风光和浓郁的崇尚文化的风气，于无形中陶冶着少年朱自清的性情，养成他和平中正的品性和向往自然美的情趣。而扬州美丽的山水，更如雨露般滋润他的心灵，哺育他的感情，丰富他的想象力，使他的情怀永远充溢着诗情和画意。扬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对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又是深远的。
朱自清有著作27种，共约190万言，包括诗歌、散文、文艺批评、学术研究等。大多收入1953年开明书店出版的4卷《朱自清文集》。1988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对朱自清著作又一次全面的搜集、整理、出版了6册《朱自清全集》。朱自清虽在“五四”运动后开始新诗创作，但是，1923年发表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却显示出他的散文创作方面的才能。从此以后他致力于散文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1928年出版的散文集《背影》，使朱自清成为当时负有盛名的散文作家。
朱自清的散文主要是叙事性和抒情性的小品文。其作品的题材可分为三个系列：一是以写社会生活抨击黑暗现实为主要内容的一组散文，代表作品有《生命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和《执政府大屠杀记》。二是以《背影》《儿女》《悼亡妇》为代表的一组散文，主要描写个人和家庭生活，表现父子、夫妻、朋友间的人伦之情，具有浓厚的人情味。第三，以写自然景物为主的一组借景抒情的小品，《绿》《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是其代表佳作。后两类散文，是朱自清写得最出色的，其中《背影》《荷塘月色》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散文素朴缜密、清隽沉郁，以语言洗炼，文笔清丽著称，极富有真情实感。
朱自清，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九(1898年11月22日)，卒于1948年8月12日。原籍浙江绍兴。因三代人定居扬州，自己又毕业于当时设在扬州的江苏第八中学高中，且在扬州做过教师，故自称“扬州人”。他是现代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朱自清祖父朱则余，号菊坡，本姓余，因承继朱氏，遂改姓。为人谨慎，清光绪年间在江苏东海县任承审官10多年。父亲名鸿钧，字小坡，娶妻周氏，是个读书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朱鸿钧由东海赴扬州府属邵伯镇上任。两年后，全家迁移扬州城，从此定居扬州。
朱自清在扬州生活了13年，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对古城这段生活，他的感受是微妙、复杂的。大概是生活过于单调，所以他后来曾说，儿时的记忆只剩下“薄薄的影”，“像被大水洗了一般，寂寞到可惊程度！”但是，在漫长曲折的人生旅途上，儿时毕竟是首发的“驿站”。
1916年中学毕业后，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2月写的《睡罢，小小的人》是他的新诗处女作。他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参加者，受五四浪潮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毛泽东曾赞扬过朱自清的骨气，说他“ 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 ”。
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江苏、浙江一带教中学，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是新诗诞生时期最早的诗刊。他是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
1923年发表的长诗《毁灭》，这时还写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优美散文。
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
1927年写的《背影》、《荷塘月色》，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中《背影》被编入初一语文课本。1931年留学英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
1932年9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宋诗》、《文辞研究》等课程。这一时期曾写过散文《语义影》。
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1947年，朱自清在《十三教授宣言》上签名。抗议当局任意逮捕群众。 朱自清晚年身患严重的胃病，他每月的薪水仅够买3袋面粉，全家12口人吃都不够，更无钱治病。当时，国民党勾结美国，发动内战，美国又执行扶助日本的政策。一天，吴晗请朱自清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美援面粉》的宣言书上签字，他毅然签了名并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这年（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贫困交加，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嘱咐夫人：“ 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 朱自清病逝后，安葬在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墓碑上镌刻着“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先生之墓。"1990年，其夫人陈竹隐去世，与先生合葬在一起。
朱自清走上文学道路，最初以诗出名，发表过长诗《毁灭》和一些短诗，收入《雪朝》和《踪迹》。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致力于散文创作，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你我》、《伦敦杂记》和杂文集《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等。他的散文，有写景文、旅行记、抒情文和杂文随笔诸类。先以缜密流丽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写景美文，显示了白话文学的实绩；继以《背影》、《儿女》、《给亡妇》等至情之作，树立了文质并茂、自然亲切的“谈话风”散文的一种典范；最后以谈言微中、理趣盎然的杂感文，实现了诗人、学者、斗士的统一。他对建设平易、抒情、本色的现代语体散文作出了贡献。 作为学者，朱自清在诗歌理论、古典文学、新文学史和语文教育诸方面研究上都有实绩。论著有《新诗杂话》、《诗言志辨》、《经典常谈》、《国文教学》（与叶圣陶合著）和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等。著述收入《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朱自清一生勤奋，共有诗歌、散文、评论、学术研究著作26种，约二百多万言。遗著编入《朱自清选集》、《朱自清诗文选集》等。
朱自清的散文
朱自清(1898-1948)，字佩弦，他的散文中艺术成就较高的是收入《背影》、《你我》诸集里的《背影》、《荷塘月色》、《温州和踪迹》之二的《绿》等抒情散文。朱自清的散文不仅以描写见长，并且还在描写中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他的写景散文在现代文学的散文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运用白话文描写景致最具魅力。如《绿》中，就用比喻、对比等手法，细腻深切地画出了梅雨潭瀑布的质和色，文字刻意求工，显示出驾御语言文字的高超技巧。
他的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力在《荷塘月色》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在描写月色下的荷花之美时，作者将它比喻为明珠，碧天的星星、出浴的美人；在形容荷花淡淡的清香时，又用了“仿佛远处高楼上飘过来的渺茫的歌声似的”一句，以歌声比喻香气，以渺茫比喻香气的轻淡，这一通感手法的运用准确而奇妙。
与上述绚丽禾农艳的比喻相比，朱自清还有另一语言风格的散文，即用平易的语言，在朴素的叙述中寄寓真挚深沉的情愫。这类作品常常能表现作者正直、热情、进步的心怀，如《生命的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等均为这一风格的代表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背影》。这篇散文描绘了一幅父子车站送别的图画。文中用平易的文字描写了父亲爬上站台的动作，于滑稽、笨拙的动作中，传达出父子间的真情。这篇散文洗去了他往日的铅华，透过父亲的一举一动，读者似乎看到了作者惨淡的家境。
[编辑本段]写作背景
朱自清在《背影》篇末写道：我北来后，他（指作者的父亲）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朱自清文里说：“我意在表现自己。”1947年7月1日作者在答《文艺知识》编者关于散文写作问题时又说：“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的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文只是写实。”
朱自清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时，课余之暇，随便散步，学生向他请教，谈到陶渊明诗，也谈到《背影》。他的回答很简单，就是：“我在《背影》里写出了可贵的性格。”
[编辑本段]相关资料
毛泽东赞美《背影》
《背影》是记实散文，朱自清作，选自《朱自清散文全集》。写于1925年10月。《背影》描述了在家庭遭变故的情况下，父亲送别远行儿子的经过。通过朴素真切的语言，表现了父亲的一片爱子之心和儿子对父亲的思念之情。它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名篇。作者曾说：“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的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的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文只是写实……”这话道出了《背影》的写作缘由、描写重点和写作特点等，可以作为理解文章的钥匙。 朱自清的《背影》自1925年问世以来，受到读者和文学评论者的交口称赞，在中学语文课本中，曾多次被选为重点教材，启发和影响了几代人。然而，这些年来，《背影》的影响力已大为弱化，以致差一点被“遗忘”在中学语文教材之外。据说，学校方面有一种共识性的议论：仅以几只橘子和几滴眼泪来表现父爱子孝的文章在商业社会的今天已显苍白无力，缺乏刺激，读来味同嚼蜡。而文风又朴实无华，好似一杯白开水。总之，不像朱自清的其他几篇美文有教头。其实，从《背影》的交际背景来看，我们似乎并没有真正读懂《背影》。 为什么他的《背影》能经久不衰就是因为文章写出了真情。
背影名文四海闻，少年波老更情亲。 清芬正气传当世，选释诗篇激后昆。
《背影》的思想意义：在“父亲”普遍被声讨的年代里写了一个“好爸爸” （倪文尖）
《背影》为什么……在当时就能脱颖而出、引人注目呢？海外现代文学研究名家李欧梵的意见是颇有启发性的。他曾在一次讲学中说过：鲁迅在著名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所说，中国的“圣人之徒”“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集中表达了五四一代人对于父辈的不满，五四是个反传统的年代，是个“打死父亲”的年代，五四文学的父亲形象都是负面的；而《背影》不同，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里，它第一次重点刻画了一位正面的父亲形象。在“满街走着坏爸爸”的情况下，这一个“好爸爸”一下子激起了无数读者的共鸣。要而言之，《背影》生逢其时，在一个特殊的语境下获得了非凡的成功，大大提高了朱自清的声誉。
（节选自《〈背影〉何以成为经典》，《语文学习》2002年第2期）
《背影》的表现角度新颖独特 （凌焕新）
如何选择表现角度？这是散文创作中值得研究的问题，绝非雕虫小技。在我们的文苑中，善于选择角度者，则可能自成高格，不善于选择者，往往流入下品。朱自清的《背影》，就是作者选择了一个最佳表现角度——“背影”，并把它转化为艺术美的一篇佳作。
一般写人物，较多地从正面着笔，或写面部肖像，或写姿态、服饰。正面写当然有其好处，然只从一个角度写多了，也会让人感到呆板乏味。契诃夫给青年作者的信中告诫说：“你忙着描写人物的脸……这又是老一套，这样的描写是可以省掉的。五张描写得很详细的脸，会使读者的注意力疲劳。”《背影》则另辟蹊径。作者选择背向的特定角度，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全力抒写父亲的背影，令人拍案叫绝。除了文章开头的点题外，全文共写了三次背影。第一次，作为父亲，在儿子的心目中是多么的熟悉，他的音容笑貌，无不了如指掌。然而当父亲临别送行时，为儿子买橘子而艰难地在月台上爬上爬下的背影，却深深地打动了儿子的心灵，顿时使“我”获得了特殊的感受，掉下了激动的眼泪。第二次是父亲离去时。这一背影在来来往往的人群里，找不到了。犹如电影画面那样慢慢淡出，影愈淡而情愈浓，人愈远而心愈近。第三次，从信中得知父亲困顿的际遇和颓唐的心情，在晶莹的泪光中，又浮现出那“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它将成为“我”终身难忘的一个定格画面。是的，写人物从背影这个角度着墨，为数很少，然而，“文章有众人不下手而我偏下手者，有众人下手而我不下手者”。姜白石说：“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朱自清先生知难而上，选择背影这个新颖独特的角度，这是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独特发现，也是表现事物的一种艺术创造，显露了作者不随人后、敢于创新的艺术才华。
背影的表现角度能集中反映出描写对象的内在精神。
写作对象的素材都是分散的、零碎的，艺术家如何找到特定的角度，便于把这些光束进行聚合，从而形成艺术的焦点。父亲在火车站爬月台时“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个背影，是在一个特殊环境下活动着的背影，它就是这篇散文的聚光点。父亲的慈爱和迂执，艰难和努力，困顿和挣扎，都凝聚在这一点上；父子之间分离时深沉的爱也倾注在这一点上。抓住这特殊的一点，似乎把儿子对父亲一生的零星印象，以及百感交集的思绪都奔向一个中心进行集中、组合、强调，熔铸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挑选什么角度，除了便于将分散孤立的东西化为凝聚的一点外，还要注意能否表现事物的本质方面。有些角度，只能表现事物的某些非本质的表象，有些角度，甚至可能丑化事物的本来面目，把次要的、局部的东西表现为主要的整体的东西。这样的角度就不足取。倘若刻画人物，如何选择最佳角度表现人物的性格和感情特征呢？鲁迅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因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顾恺之语）。然而朱自清先生描写的这个特殊的背影，却也同画眼睛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这个角度观察，不仅看到父亲“形”的特点，还洞察到他“神”的方面的种种本质特性。父亲老境的颓唐、心情的忧伤、父爱的真挚等都通过背影恰当地显示出来。背影，犹如电光火石，一下子照亮了父亲丰富的内心世界，照见了他的灵魂。
背影的表现角度，给人以驰骋想像的艺术境界。
特定情景下的父亲的背影，特别是离“我”有一定距离的背影，由于视觉角度的限制，省略了父亲的脸部及其正面表情动作的种种描绘，作者只用极简练的速写笔法，抓住传神的细节，勾勒出一幅淡淡的背影轮廓画，创造出一种意蕴丰富、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给读者以自由想像的广阔天地。从父亲努力挣扎攀上月台的背影中，人们会联想到父亲当时吃力的神态，或咬牙使劲，或汗溢面颊，想见其甘心为儿子奔波的情怀；从背影中，人们还会想得更多，似乎会看到父亲家道日衰的过去，也会预见到他离“大去之期不远”的未来。而这背影，实际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投影。如果读者鼓起想像的双翼，那么，还会从中看到千万旧知识分子困顿的身影。由于背影的表现角度选得好，写得隐而不露，约而不繁，含不尽之意于背影之外，发人深思，催人联想，所以它具有较大的艺术容量，经得起读者反复鉴赏。记得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曾说过：“艺术家的全部技巧，就是创造引起读者审美再创造的刺激物。”朱自清先生选择这个特定的角度写背影，也就是要创造引起读者艺术想像的诱发物。如果表现角度平直浅露，写足写满，势必束缚了读者想像的翅膀，限制读者的艺术再创造，使笔下的形象变成失去艺术生命的“死物”。为此，选择角度，要从有利于给读者创造想像的艺术天地着眼。
散文的表现角度，可以多种多样，不拘一格，给散文带来摇曳多姿、群芳争妍的风采；散文的表现角度也需巧于运思，独具一格，散文具有作家鲜明的艺术个性和独特的风格。散文的表现角度既是技巧问题，又同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观察有关，渗透着他们的美学理想。愿我们的散文爱好者，从《背影》的可贵经验中，吸取有益的启示吧!
（《从〈背影〉看散文如何选择表现角度》，《初中语文课文分析集》第二册，广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背影》的剪裁（叶圣陶）
这篇文章把父亲的背影作为主脑。父亲的背影原是作者常常看见的，现在写的却是使作者非常感动的那一个背影，并不是平时看见的。那么，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见那一个背影，当然非交代明白不可。这篇文章先要叙明父亲和作者同到南京，父亲亲自送作者到火车上，就是为此。
有一层可以注意：父子两个到了南京，耽搁了一天，第二天渡江上车，也有大半天的时间，难道除了写出来的一些事情以外，再没有旁的事情吗？那一定有的，被朋友约去游逛不就是事情吗？然而只用一句话带过，并不把游逛的详细情形写出来，又是什么缘故？缘故很容易明白：游逛的事情和父亲的背影没有关系，所以不用写，凡是和父亲的背影没有关系的事情都不用写，凡是写出来的事情都和父亲的背影有关系。
这篇里叙述看见父亲的背影而非常感动，计有两回：一回在父亲去买橘子，爬上那边月台的时候；一回在父亲下车走去，混入来往的人群里头的时候。前一回把父亲的背影仔细描写：他身上穿什么衣服，他怎样走到铁道边，穿过铁道，爬上那边月台，都依照当时眼见的写出来。在眼见这个背影的当儿，作者一定想到父亲不肯让自己去买橘子，仍旧是把自己当小孩看待，这和以前的不放心让茶房送，定要他亲自来送，以及他的忙着照看行李，和脚夫讲价钱，嘱托车上的茶房好好照应他的儿子等等行为是一贯的，中间含蓄一股爱惜儿子的深情。作者又一定想到父亲为着爱惜儿子，情愿在铁道两边爬上爬下，做一种几乎不能胜任的工作，这真是除了永远感激以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事情。以上这些意思当然可以写在文章里头，但是不写也一样，读者看了前面的叙述以及对于背影的描写，已经能够领会到这些意思了。说话要没有多余的话，作文要没有多余的文句。既然读者自能领会到，那么明白写下反而是多余的了，所以作者不写，只写了自己流泪完事。后一回提到父亲的背影并不描写，只说“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这一个消失在人群里头的背影是爱惜他的儿子无微不至的，是叮咛再三舍不得和他的儿子分别的。但是现在不得不“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去了，做儿子的想到这里自然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绪，也说不清是悲酸还是惆怅。和前面所说的理由相同，这些意思也是读者能够领会到的，所以作者不写，只写了“我的眼泪又来了”完事。
到这里，全篇的主旨可以明白了。读一篇文章，如果不明白它的主旨，而只知道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那就等于白读。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么呢？就是把父亲的背影作为叙述的主脑，从其间传出父亲爱惜儿子的一股深情。
（《谈〈背影〉》，《初中语文课文分析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E. 倪文尖的发表论文

作家钱钟书通论，《钱钟书研究采辑 2 》三联书店 1996/2
欲望的辩证法——论邱华栋的写作姿态，《上海文学》 1996#2
碎片：现代，中国，文化，《文艺理论研究》 1996#3
欲望的辩证法，（载《几度风雨海上花》）上海三联 1997/1
一道迷人的风景——读《当代思想家访谈录》（书评），《解放日报》 1997/4/24
散乱的一代：我们如何说出自己？（对话），《萌芽》 1997#9
“海派”“黑色上海”及其他，《粤海风》 1997#10
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载《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东方出版中心 1997/10
张爱玲的“背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8#1 ，（又载《上海 50 年代文学批评丛书，·，评论卷》）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9/11 ，
“亡羊补牢”与“构筑底部”，《文汇报》 1998/3
十年劳作，更上层楼，《文汇读书周报》 1998/11/21
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的合法性，《文艺理论研究》 1999#1
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9#1
想象的对话，有关“上海热”，《科学时报》 1999#4
十篇小说，七嘴八舌——谈近期的小说创作（对话），《当代作家评论》 1999#4
论“海派”话语及其对于上海的理解，《华东师大学报》 1999/11 ，
评《民歌》，《当代作家评论》 2000#2
为了“被写体”的书写，香港《二十一世纪》 2001/6
2001 ，上海当明星，《 21 世纪经济报道》 2001/12/31
课程新标准与语文再反思，《书城》 2003/11
上海 / 香港：女性眼中的“双城记”，《文学评论》 2002/1
《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 2003 卷 A 辑 2003/3
“上海热”与华人世界的现代化叙事，《 2002 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4
百年语文 世纪之痒；《书城》；2004-8-1面临双重困境的选择；《特区文学》；2004-4-1“轻性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的表意实践；《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2004-3-1文化研究的公共空间；《旗与歌》；2004-1-1基础教育改革再反思与再出发；《社会科学报》；2004-1-1
上海/香港：女作家眼中的“双城记”——从王安忆到张爱玲；《王安忆研究资料》；2006/05/01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围城》拆解一种；《昨天的故事》；2006/01/01

F. 围诚讽刺了什么

1.《围城》 对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等都不失时机的进行嘲弄讽刺，钱钟书的笔触及了那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还描写了寓公们的可笑可鄙生活。作品也涉及了江南小县和由浙江到湖南一路上的污泥臭水，又表现了旅途的艰难，抗战中的混乱，各种感人心的暴露，小说又揭露了所谓自由区国立大学内的种种黑幕，学校条件差，教学质量低，学生意识落后，教育界的败类、投机政客、伪君子充斥了校园，写出了"为人师表"们逐利倾轧、蝇营狗苟的肮行径与灵魂，"学校的图书馆倒像个惜字的老式慈善机关"，"馆里通共不上一千本书，老的、糟的、破旧的中文教科书居其大半，都是因战事而停办的学校的遗产"。所有这些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阔的。钱钟书更站在哲理的高度讽刺这些社会现象，他的讽刺早已远远超出那个社会，超越了那个时代。

2.近20年大陆“钱钟书热”的文化剖析
胡慧翼

钱钟书是20世纪中国一位睿智超群的学者和天才作家，他以学者的笔锋书写自己的文 学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学世界体现了学者深挚的人间情怀。在近20年里，他的影响从知 识界和学术界逐步扩大到大众文化领域，形成了“钱钟书热”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且经历了三次接受高潮。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中，钱钟书成为一种“文化 昆仑”、“学术精英”的符号与象征，代表了某种流行的学术时尚。这一现象的文化成 因值得关注和反思，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学人能在特定的时间里进入公众的文化视野?产 生“钱钟书热”的深层文化——心理机制是什么?本文旨从接受史的角度，通过回顾近2 0年的钱钟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钱钟书热”的发展和流变的过程，来思考一些诸如 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若干问题，剖析与描述其中所编织着的当代中国对文化英雄的想 象性图景。
一、“文化热”中浮现出的“文化昆仑”
钱钟书接受的第一个高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时期。钱钟书 首先在文学视域中“现身”。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 11月重印出版。因为钱钟书著述的题材、风格以及欣赏趣味，都与时代大背景相游离，所以从建国到“文革”的30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钱钟书一直湮没无闻，他的作品在国 内没有重印过。
思想解禁的社会历史条件重新召唤出了钱钟书，而对钱及其《围城》的关注是20世纪8 0年代“出口转内销”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起，《围城》在国内销 声匿迹的同时，在大陆之外的汉语界，它却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美籍学者夏志清在其名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以十几页的篇幅对钱钟书进行专章
介绍，称《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 一部。”开启了美国汉学界对钱的研究。1977年产生了两部以钱为对象的博士论文。在 台湾、香港，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人开始系统评介钱钟书。大陆开放之后，域外的声音 深刻震荡了国内的学术界，《围城》成功地破“城”突围，其先决条件还在于1979年钱 钟书政治身份的被澄清。随着《围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引起 了文学史家对《围城》好奇的打量和关注，首先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其争鸣的重点是 给这一“新生事物”以恰当的文学史定位。研究者主要站在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评价了 《围城》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认识价值，因为没有脱离原有的“反映一时代”的理论框架 ，所以在论述上难免削足适履。但是一些研究者冲破了当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作 出了极富学术勇气的高评，肯定《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的社会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 杰作”，李健吾、郭志刚、敏泽的研究代表了初期的评价高度和认识水平。
新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化，思想的禁锢在慢慢打破，理论界提出了种种消解文学的意识 形态性的观点，开始转而强调文学的审美本质和功能，一批疏离政治坚持个性创作的作家张爱玲、沈从文等重新走进研究者的视野，渐渐得到了人们的欣赏和喜爱，钱钟书的复出也得益于这样的文艺思潮的影响。再加上柯灵、鲲西、郑朝宗等人为钱钟书唱响了 “归来的歌”，以历史见证人的鲜活的记忆向研究者展示了一个渊深博雅、才情横溢的 钱钟书，引起文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刚刚接触到它的研究者面前，封尘了三十年一旦解禁的《围城》，的确给人一种艺 术的冲击力。它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脱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风范，唤起了 读者全新的审美感受。受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的影响，初期的评论者往往被小说独特的艺术技法、修辞手段、喜剧精神所吸引，以展开审美批评为主，柯灵、金宏达、何 开西、胡范铸等对小说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等方面的研究给钱钟书创作的审美研究作 了最初的奠基工作。除此之外，《围城》研究还较多地涉及到其主题意蕴、方鸿渐的典 型性格这些重要课题，基本上没有脱离“社会历史批评”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的理论框架，但这些研究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景观，隐约让人们感受到《围城》含藏多 向度解读的巨大潜质。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总要对历史重新加以审视。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已成 为不容忽视的历史任务。1984年，在黄修己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和唐 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这些影响颇大的文学史著述中，开始用几百字的篇幅介绍《围城》，肯定其杰出的讽刺艺术和心理描写手法。而延至1987年，由钱理群、温儒 敏等学者合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钱已经被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作家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地加以评述。20世纪80年代，《围城》逐渐越出专业人士的圈子，成为知识 界人士的案头读物，不断扩大影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的《围城》，到1987年， 共印五次，累计数量达到273，200册。《围城》同时译介到海外，进一步获得了世界声 誉，已经有七种译本在世界流行。随着《围城》声名日隆，吸引了热心的出版社急于向 钱钟书挖掘“文墓”，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钟书早年的创作陆续重新刊行于世，他 的所有著作都一一被重印。
因为抱定“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宗旨，再加上长期以来学问清通的学问家反而得不到 社会的尊重和认可，钱钟书一直是藏之名山的大儒。特别是由中华书局在“文革”后期 出版了钱钟书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管锥编》五卷六册，这部著作被誉为“体大思精，包罗万象”。有鉴于此，钱钟书的同门、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首倡“钱学 ”研究，并在国内高等学校首次开设钱学研究课程，指导研究生向这“一座中国式的魔 镜”的《管锥编》发出了挑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学”研究得到舒展、陆文虎 、陈子谦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疾呼。作家舒展提出要“普及钱钟书”[1]，又撰文盛赞钱 先生为“文化昆仑”，并倡议成立钱学研究所，“刻不容缓地研究钱钟书”。其高声呐 喊，引来一片回响，普及“钱学”的呼声随之高涨。[2]
为什么要主张研究和普及“钱学”?这其中的文化心理机制耐人寻味。普及“钱学”是 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启动，举国上下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讨论的热潮。走出了“文革”阴影下的人们 怆然面对着一个本土文化的“荒漠”，西方强势文化的输入，构成对中国本土文化强劲 的冲击，国人对文化的焦虑感异常深切。这要求知识界亟需擦亮眼睛去重新发现被遮蔽 的“文化绿洲”，为断层的文化寻觅再铸的思想资源。而钱钟书学贯中西，以渊博和睿 智著称，重新呼唤出这一“国学大儒”，树立一面华夏传统文化的旗帜，在当代文化语 境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舒展等人对“钱学”的推波助澜正适应了时代的这一文化心 理需求。对于倡导者，研究“钱学”目的很明确：①向世界宣布“中国并不是没有对人 类作出了巨大的举世为之瞩目的贡献的大学者”；②“增强对封建遗毒与资产阶级文化 中腐朽部分的抵抗力”。[3]耐人寻味的是，从一开始，“钱学”就有一种鲜明的意识 形态诉求，它不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村野老屋中”培养之事，不是锁在“象牙塔”里的 纯学术，而是纳入到20世纪80年代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复兴文化的运动之中。
当然，整个红色80年代高潮迭起，众声喧哗，相比90年代，“钱钟书热”还处在一个 酝酿期。而此时，钱钟书首先在专业化的领域内获得了文化身份和价值依据，以“文化 大讨论”为契机不断扩大了影响。在学术界、知识界他正在被悄悄完成一个“博学鸿儒 ”的建构，塑造成一个“高山仰止”的“文化昆仑”的形象。
二、传媒·商业化·叙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钱钟书研究》的创刊和电视剧《围城》的成功播映为标志掀 起了第二次钱钟书接受的高潮。1989年11月，在当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的支持下，《钱 钟书研究》创刊，这是我国第一本专门研究“钱学”的纯学术刊物，树立了“钱学”研究的里程碑，“钱学”成为纳入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内的学术活动。1991年初，由著名女 导演黄蜀芹执导、众多演技派明显出演的10集电视剧《围城》向全国播出，一经推出， 好评如潮。电视剧的成功播映使全国为之轰动，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围城》热，极大地 激发了读者阅读原著的兴趣。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再版了《围城》6万 多册，很快被订购一空。读者排队买《围城》的盛况，成为纯文学作品十几年难得一见 的现象。据书市反馈的消息，至1991年1月，上海、天津、武汉等地最大的新华书店都 将其列入最畅销的文学作品的榜首。截止到1995年8月，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印刷了 十四次，总册数已超过了一百万册，其它还有近十来种盗印本。保守估计，《围城》的 读者也达到了近千万人。影视艺术迅速扩大了文学的影响，使《围城》冲出学术“沙龙 ”，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在这一过程中，“围城”越来越符号化，进入了文化消费领域 。前卫的年轻人的文化衫上印有《围城》中的名言警句；“围城”成为1990年之后大众 口头上的一个流行词汇。人们在评述某种现象时，会自然而然地冠之以“围城现象”… …《围城》几乎代表了一个时期社会的文化趣味和格调。
在国家意识形态和传媒引导的双重合力下，钱钟书和《围城》被推到了文化舞台的前 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钱钟书热”。
《围城》的大众接受热情，激发了学术界深入研究《围城》的又一次热潮。当然除了 这些外在的动因以外，“《围城》热”还有更为内在的原因。20世纪80-90年代之交，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现代性的转型，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 围城》能从具体的人生体验中超越出来，达到对普泛的人性经验的冷峻的思考。它所反映的现代意识正好与时代剧变中人们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产生某种契合；它所揭示的 人的事业围城、爱情围城、婚姻围城等人生万事的“围城”现象暴露了现代社会的生命 困惑和精神危机，具有现实的认识价值。此外，钱钟书幽默诙谐的语言、杰出的喜剧精 神和非凡的人生智慧都能对读者和观众产生持久的吸引力。
这一时期的《围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它超越了过去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 的模式，进入人性探查和现代哲学的新层面。关于作品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作品丰富的潜藏意义不断地被发掘出来。温儒敏先生提出了小说主题的“多义说”，[4]认为《围城》的主题意蕴可从生活描写、文化批判和哲理思考三个层面来思考。解志熙则颇有见地地阐发了《围城》与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思潮的内在精神联系。[5 ]研究者不断探索新的批评方法，或寻找《围城》研究的突破，开掘了研究的深度。[6] 或透视《围城》的思想局限，触及了研究的盲点。[7]随着钱钟书文学研究的日益成熟 ，文学史家对钱的关注越来越多，评价也逐级升高。1990年唐在《关于重写文 学史》一文中指出，应该适当地提高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在90年代颇有影响的杨 义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钱以十几页的篇幅被专章重点评述。到这时候，文学 史家已经充分论证了《围城》的“经典”意义。
钱钟书的知名度由知识界迅速扩大到社会各界，各种报章媒体用重点篇幅介绍钱及其 《围城》，推动了媒体去探求这一位身怀惊世之学的文化名人。然而，钱钟书本人屡屡 拒绝媒体采访和宣传的超然态度，进一步垫高了人们对他的好奇、惊叹和崇敬。值得注 意的是，这时候大众传媒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钱的人生传奇上来。
20世纪90年代一个异常显著的现象是大众传媒的勃兴与文化市场的形成，这不能不对 文化传播的客体产生深远的影响。可是传媒传递信息的特质不是原封不动地传输，而是 有选择性的凸显和放大，目的是抓住受众的文化心理，制造兴奋点，或在大众的兴奋点和传播客体之间寻找遇合点，而传播客体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形和压缩。对于这 位德艺双馨的大学者，传媒往往以“风华绝代”、“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大师 ”、“文化奇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智者”等字眼来形容，凸显他身上的传奇 色彩，津津乐道其奇闻轶事，鉴赏他的惊人绝技。钱钟书不是因为他的学术业绩而被推 崇，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是负载在他身上的传奇故事和特立独行的人格。一 名女编辑就曾直言不讳地说：“钱钟书学问怎么样，那没的说，我们也不感兴趣；我们 只感兴趣他这个人!”[8]片言居要。在传媒建构“文化昆仑”的想象性图景中，钱钟书 作为才子和学人的丰富性被剥离了，他留在公众媒体中的形象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奇 ”，二是“怪”。“奇”，钱钟书精通英文、法文，掌握其它五门外语，具有照相机式 的记忆力，在现代中国学者中，罕有其匹；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学问之大，读书之多 ，人所难及，令人惊讶；浓郁的机智幽默，别具一格，一改过去人们心目中知识分子穷 酸腐儒的形象，成为中西合壁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怪”则“怪”在他视名利为粪 土，在“文革”大动荡的时代始终保持一份平常心和恬淡的学者心态，这种澹泊的学者 人格恰与急功近利的世风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人向往和崇敬。
对钱传奇人生的公众兴趣直接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传记热的出现。1990年12月 ，美国华裔学者胡志德著的《钱钟书》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当时全面介绍和研究钱钟书 的唯一一部评传。从92年到95年，大陆就有四部钱钟书传记问世，分别是孔庆茂的《钱钟书传》；爱默的《钱锺书传稿》；张文江的《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和李洪岩 的《智者的心路历程》。前三部传记主要面向一般读者和文化市场，追求内容上的传奇 性和文字上的可读性。相比之下，《智者的心路历程》最好，其特色是以治史者的眼光 记录下了钱钟书在历史沧桑投影下的“心灵史”，既以资料的开掘见长，又注重学理性 。
在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不断凸显和强化下，钱钟书逐渐被塑造成为世纪末的一个“人文 神话”。
20世纪90年代初，“钱钟书热”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学者投入到“钱学”研究领域， 形成了一支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钱学”研究初见规模。研究者以不同的观照眼光和 不同的研究方法契入到其中，产生了一批比较有学术分量的专著。胡范铸的钱钟书学术与艺术思想研究，业内人士评论是颇见功力[9]；周振甫编著《钱钟书(谈艺录)读本》 ，依据旧学阐释钱著，以实证见长；胡河清对钱人文思想和语言学的研究厚积薄发，言 之有物[10]。陈子谦推出洋洋40余万言的《钱学论》，系统性、综合性地阐发“钱学” 的精髓。李洪岩把钱钟书放在平行比较的框架中探讨其与近代著名学人吴窃、叶公超等 人的关系，兼顾事、学、理，自成体系……“钱学”的研究成果垫高了钱著在学术史上 的地位，诠释了其“经典”意义。
而这种“经典”的符号性意义迅速被市场借用，趁着《围城》迅速蹿红的势头，钱钟 书学术著作的发行创造了中国图书市场的奇观。最不具市场价值的钱著竟成了文化市场 上一个流行时尚。《管锥编》、《谈艺录》和《钱钟书论学文选》都接二连三地印刷，给出版社带来了五六位数的经济效益。
20世纪90年代“后新时期”进入了一个在商业化和大众传媒支配下的文化消费时代。 钱钟书的第二次接受高潮为市场大潮所裹挟，被纳入大众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的 各个环节。钱钟书在专业学术领域里被充分论证了其经典性，接着被大众传媒发现和传播，塑造成为“文化昆仑”“学术精英”的文化符码，被赋予了一种可供消费的精致的 文化意味，形成流行的学术时尚之一。随之进行商业化的文化再生产和传播，“成功” 地推向市场，实现其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被某些学术投机分子利用为学术上的进身之 阶；被不法书商利用为攫取利润的有利工具；被报刊媒体拿来充实版面，提升文化品位 ；给读者提供一种文化消费的快感。钱钟书的接受和传播一定程度上成了对钱文化资源 的“掠夺”。他的作品及形象在媒体的引导、出版商的炒作、公众的兴趣点的作用下， 被一定程度的掩盖和误读。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严肃的学术研究，有一些也打上了赶商 潮、以市场导向为取向的烙印，被商业文化所濡染。
三、说“冷”道“热”：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斑驳风景 从1996年至新千年，“钱钟书热”更呈现出斑驳芜杂的景观。
1996年，“钱钟书热”绵延不绝的时候，一些新锐学者开始对“钱钟书现象”提出质 疑。该年第六期《当代文坛报》刊载了《钱钟书热：世纪末的人文神话》一文，几位博 士生展开讨论，指出“钱钟书在‘钱钟书热’中走上了圣坛，由一个学者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界的圣人”。钱钟书不是当代的文化大师，他恰恰代表了中国文化不擅长体系性 建构的欠缺。社科院蒋寅研究员也发表文章《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11]，指出钱钟 书的“本来面目”已经“模糊”、“不清楚”了；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由于“钱学”家 们“种种廉价的赞美和庸俗化研究”；主张“解构钱钟书的神话”，让钱回到“优秀学 者”的本位上去。
1999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十作家批判书》一书，则干脆对《围城》的经典地位进行 “解构”。称它是一部现当代的“伪经”，“《围城》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说”。
余杰撰文判定钱钟书“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12]……
“酷评”之声不绝入耳……
这些来自学界或民间的批判站在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对钱钟书的“人文神话”进行 解构，批判的杀伐之声也引起了“钱派”的一片回击，厚厚一本《为钱钟书声辩》趁机 出笼，文艺争鸣竟以至于演变成“干嘴仗”的局面。
在对“钱学”大批判大争鸣的文化图景中，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驾鹤西去，第 三次在媒体掀起热潮。国内外最重要的报刊对钱先生的辞世作了重点报道，散见到各种 报刊上的悼念、追忆和评论文字不可胜数。其中不乏有真正学术眼光和学理分析的，如 季进的《钱钟书与现代西学》，刘玉凯著的《鲁迅钱钟书平行论》等；但从钱学研究
状 况来看，还是谈文艺的多，论学术的少；创作谈的比较透彻，但把钱的文艺美学思想结 合创作实践谈的少。专门研讨《谈艺录》、《管锥编》的成绩就更少。《围城》研究者 则重点探讨它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就数量而言，跨越新世纪的几年是“钱学”的第三个 “收获期”，许多研究者急于搭乘“钱学热”的“最后一班车”。部分的学术行为演化 成一种市场上的文化营销行为。
在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文化图景中，这一“热”一“冷”耐人寻味。说“冷”道“ 热”之间实际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思想话语之间的交锋，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立 场对钱的解读策略，值得我们反思。
前面已经提及，“钱钟书热”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激发的产物，80年代末“文 化热”更进一步衍化成“国学热”，同时还出现了“陈寅恪热”、“新儒家热”等等。 “后殖民话语”的“辋辋的危胁”，使研究“国学”、复兴传统文化成为90年代一部分中国人的价值目标，反映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某种需求。而且90年代，商潮高涨，拜金主 义流行，社会新生的丑恶现象有悖于传统道德，这都要求重新弘扬传统文化精神。这是 90年代钱借“《围城》热”之势而起，然而久盛不衰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诚如李泽 厚指出的那样：“九十年代学术风尚特征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80年 代思潮林立、主义风行，多元文化的碰撞交织成时代无比激动的狂想曲。像钱钟书这样 “寂寞投阁”的学者不太引人注意。然而80年代末，对历史与文化的批判突然间坠入低 谷，强大的市场经济推动了文化的急剧转型，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 被“后现代主义”思潮抹平。这一切导致了90年代知识阶层启蒙精神的弱化。在这样的 背景下，学问家受到了知识界的重新重视，钱才真正热起来。学者以追求真理为己任， 以潜心研究为价值依托，钱钟书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崇尚的学术人格。
这些都是“钱钟书热”在90年代凸显出来的深层原因。而对于另一部分坚持“新批判 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明显把价值的天平更倾向于西方人文思想，要求以批判现 实的方式深刻地界入社会事务。这些具有超学术的功利兴趣的知识分子，很难认同“国 学热”的思想立场，认同钱氏学者“白首下书帷”的事业。所以他们以西方人文思想为 参照，向以钱钟书构筑的“人文神话”发出冲击。针对“钱钟书热”中充斥着不少空洞 的赞美之声和吹捧气氛，批评者的某些预言发人深省：钱钟书可能成为“钱钟书热”的 牺牲品。但是从“捧杀”到“棒杀”，学理性的讨论常常被人身攻击来代替，部分文章 则完全是商业包装的策略，借“批”钱为招牌，哗众取宠，自我炒作。
总的来说，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对钱钟书的说“冷”道“热”正是在反思与重构文化 与学术的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呈现了当代文化语境的多元共生和精英文化在世俗文化 冲击下的多向度分化。无论是“冷”是“热”，还是忽“冷”忽“热”，它实际上是一 种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昭示了特定时期的不同的文化需求与动机，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 和市场意识形态不同的解读策略。
尾声
尽管钱钟书一再拒绝、反对被研究和采访，执意隐藏在公众视野的背后，可是文化的 选择和历史的选择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一个纯粹的 学者不期然地成为大众传媒和文化市场中的热点人物，构成了90年代文化地形图中一个重要的座标。原本应该寂静的“钱学”，也成为堪与“红学”、“鲁迅研究”相比肩的 “显学”。在如火如荼的热潮中，钱钟书被完成了一个当代“文化昆仑”、“学术精英 ”的书写：经由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介入，演变成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文化符码”和流行 时尚。并且被意识形态借用，成为90年代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思想“话语”的精神资源。 在意识形态操纵、传媒引导和商业化运作的合力作用下，钱钟书的原型形象发生了很大 的改写和误读。
20年的研究历程，三次高潮迭起，在钱钟书渐行渐远的身影中，我们可能才惊觉对他 的认识还是“雾里看花”。而热潮正渐渐散尽，学术会慢慢归于本位。对于钱钟书，真 正的接受应该是穿越蔽障，摩挲经典，进入其话语空间，融入全部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 感，这样才能使一个真实的钱钟书浮现在我们清明的视野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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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舒展.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J].随笔，19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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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胡范铸.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0]胡河清.真精神旧途径——钱钟书的人文思想[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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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蒋寅.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N].转引自李洪岩，范旭仑.为钱钟书申辩[M].百花 文艺出版社，2000.
[12]余杰.昆德拉与哈维尔[A].想飞的翅膀[C].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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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http://bigfish.blog.hexun.com/2121327_d.html

G. 倪文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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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背影 相关知识点

《背影》词语注释
交卸：1.卸去职务交付于后任。 宋 刘克庄 《最高楼·戊戌自寿》词：“ 仙都 玉局才交卸，新衔又管 华州山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二回：“ 王伯述 便交卸了 大同府 篆。” 茅盾 《子夜》十五：“等 三先生 来了，我可以交卸，卷了铺盖滚。” 2.谓卸下货物，并交付对方。《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七：“由 长江 一路进发，包送到 杭州 交卸。” 3.旧时官吏卸职向后任交代情况。这里指失业《背影》：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真是祸不单行的日子。 差使：旧社会在机关里做事叫“当差”，这里指职务。 狼籍：乱七八糟的样子。 簌簌：纷纷落下的样子。 典质：（把财产、衣物）出卖和典当出去。典，当。质，抵押。 惨淡：凄惨暗淡，不景气。 赋闲：没有职业在家闲着。这里指失业在家。晋人潘岳有《闲居赋》，因而后人便把没有职业的“闲居”叫做赋闲。 勾留：短时间停留。 浦口：镇名，在南京市西北部的长江北岸，是津浦铁路的终点站。 脚夫：旧时对搬运工人的称呼。 小费：顾客、旅客额外送给服务人员的钱。 迂：言行守旧，不合时宜。 月台：站台。 拭：擦。 颓唐：衰颓败落。 触目伤怀：看到某种情况或景象（文中是家庭败落的情况）心里感到悲伤。 怀，心。 情郁于中：感情积聚在心里不得发泄。 琐屑：细小而繁多（的事）。 大去：意思是与世长辞，一去不返。这是对死的委婉说法。
编辑本段《背影》课文解析
初中习题:（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五四学制）语文七年级下，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5年初审通过） 段落结构: 开头破题——点题 事情开端——引出 望父买橘——刻画 父子分手——惜别 结尾抒怀——照应 一、熟读课文，把四次写背影的文字找出来，联系全文细细品味，回答下列问题。 1．复述父亲过铁道买橘子的过程。在这段文字中，作者是怎样描写父亲的背影的？为什么写得这样详细？ 2．课文写父亲离去时的背影，是怎样写的？有什么作用？ 3．课文结尾写作者读父亲的信，又见父亲的背影，却是在“晶莹的泪光中”见的，这是什么原因？ 本题抓住“背影”这个重点，由此切入，引导学生整体把握课文内容，研究课文特色。 答案 1．复述父亲过铁道买橘子的过程，可从“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起至“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 四次写背影的文字： ①“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②“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③“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作者这样描写父亲的背影，先作外貌描写，写衣帽，然后作动作描写，用特写镜头精细地描写爬月台的动作，还用自己的感情烘托这个背影。 这个背影，在全部故事情节中是重中之重，是全文的主脑，最能体现父亲的爱心，所以写得这样详细。 2．父亲离去的背影，放在人流中写，由近而远，由显而隐，并用自己的感情加以烘托。写这个背影，能表现这样的感情：为父爱感动得情不能已，一旦分手，格外依恋、惆怅，想到父亲前程艰难，又格外悲悯、辛酸。 3．父亲在信上说到了“大去之期”，身体和心境都到了日薄西山的地步，作者不禁泪如泉涌，含着眼泪想到父亲对自己的许多好处，想到父亲的背影，所以这一处背影是在“晶莹的泪光中”见的。 二、一些语句，或者能标示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或者在写人叙事状物方面富于表现力，或者含意深长，耐人寻味，或者最能表现作者的情意，这样的语句称为关键性语句。试联系上下文，指出下列关键性语句的表达作用。并从课文第六段中找出一些关键性语句，说说它们为什么是关键性语句。 1．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2．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 本题指导学生在阅读中要注意关键性语句，引导学生识别关键性语句，体会关键性语句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 1．这一句表达对父亲的思念，为全文定下感情基调，又提示全文内容核心，突出背影，使读者产生悬念。 2．这一句点出事情起因，把背影置于大不幸的家庭背景中，笼罩在哀伤的氛围之中。 第六段中，关键性语句有这样一些： ①“我买几个橘子去”，是这个片段内容的提要。 ②“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这是父亲过铁道之所以困难的一个因素，不然不至于如此艰难。 ③“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说明父亲是坚持要自己去的，这一处很关键。说明父亲觉得能为儿子尽心尽力才舒心。 ④“蹒跚”一词很关键，连平地走路都是蹒跚而行，可想而知上下月台更难了。 ⑤“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这一句不仅是本段关键的一句，在全文也是关键的一句，全文的焦点就是这个背影。 ⑥“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这一句表现了父亲的心情，买橘子虽然辛苦，心里却很高兴。 ⑦“他走了几步，回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这一句能表现父亲对“我”的怜惜、体贴、关照。 ⑧“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这一句又写背影，而且包含非常复杂的情意，所以也是关键性语句。

I. 什么叫助学读物

简单的说就是建立和培养学习兴趣的读物!

随着中学语文课程改革的深入，各种新的举措逐步推行开来，特别是《语文课程标准》在变革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上起到了显著作用。然而，“破”易“立”难，究竟如何进一步推动语文课改的良性发展，目前也遇到了不少新的问题。如语文到底如何定位？语文教什么、怎么教？“新课标”怎样才能转化为具体的教学实践？一些教师也感到迷茫，有无从下手的普遍困惑。
近日，本刊以《新课标语文学本》的出版为契机，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召开研讨会，被邀请者中有中学语文界资深的专家和教材编审者，有长期身处教学第一线的语文教师，有在大学里从事语言文学教育和研究的学者、教授，还有致力于语文读物开发、出版的出版界人士，二十余人带着各自的专业背景和问题意识，就《学本》及其理念、特别是它引发的大量语文课题展开认真严肃的交流，不同视野和思路的碰撞，激活了语文教育的许多根本性问题。
今天我们刊发部分发言，目的在于将此次讨论推向更大范围的公共空间，以引起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关注，让语文课程改革能“更上一层楼”。

倪文尖（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新课标语文学本》主编）：要出一套有特色、有追求的语文助学读物，是语文教育界不少人多年的心愿。在接手谋划《新课标语文学本》（下简称《学本》）的总体理念、构架之初，我找了、看了不少语文研究论著，并有幸先期读到了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下称“新课标”）。
如果以“新课标”前言中“现代教育、现代社会”、“全体学生、全面素养”的十六个字为逻辑起点和宗旨目标来编一套语文助学读物，虽然极其困难，但仍然有做的必要和可能。我想，《学本》可以在具体地消化、实践“新课标”上做些探索，按照语文“全面素养”的五大方面——文化传承、精神涵养、现代思维、社会应用，语文才能——应该齐头并进，全面、交融而持续发展的要求，精心选择和编排文章，为全体学生提供充分的阅读自由，创造探究性阅读的空间；我还想，《学本》应该在“语文可以教的方面”，在启发学生怎么学上下更大功夫，所谓“解剖麻雀”、举一反三，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篇选文的示范作用，使《学本》的理念和方法能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有启示、有渗透。
我深切地感到，我们应该像制定“新课标”那样，花更大的人力、物力来推动“新课标”的具体化实践；应该调动各方社会资源和积极性，来参与语文教育、母语教育事业；应该鼓励语文教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多种语文教育理念和流派的竞争发展。而首要的，是要开创一个研讨“新课标”、发展语文事业的“公共空间”。
惟有创新才能赢得生存空间
徐中玉（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近两年，义务教育和高中的课程标准都相继制订，我参加过这方面的一些会议，感到要定出一个好的语文课程标准，实在很不容易。现在，语文教育在观念上比以前有所转变，当然首先要转变观念，有一个好的标准——这个标准也要不断根据实际进行修订。但究竟怎么将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起来？原则性的话，说起来容易，真要具体落实到教材和教法当中，又很难。我们讲素质教育，讲人文精神，也好像比较抽象。到底什么是素质，人文精神究竟体现在哪些地方，如何具体到教材？又如，我们要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究竟怎么由浅到深，由低到高，怎么考虑是比较合理和对路的？像苏东坡的《前赤壁赋》，中学和大学教材都选，讲的要求可能就不一样，究竟怎么落实。
我觉得这套《学本》有新意，可以说它是有意识地考虑了这些问题的。比如，每个单元要培养学生的哪些素质，比较具体和明晰，这比停留在口头的概念上就有进步；固然具体看法也还可以商榷。又如，在重点素养外，还有一般素养的要求，因为一篇好文章，并不仅仅涉及到单一的某个方面，还有其他长处，编者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所选的文章都还有评点和提示。对于一些点评可能有不同看法，但有的地方确实评得透彻、精彩。评点，中国文学研究过去是有这个传统的。
金志浩（上海市曹杨二中语文特级教师）：我感到这套书用“学本”做书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不同于课本，不像课本要求那么多；也不同于读本，在读之外，还强调“学”。从“新课标”的角度看，要尽可能拓展学生的阅读空间，这类书越多越好，学生可以从中选择他所需要的。
新教材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开发新课文。一套教材有没有生命力，主要看它有没有开发大量文质兼美、富有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适合本年段学生阅读的新课文。现在大量的好文章，天天问世。我们可以收集起来，向学生推荐，对他们的阅读能力、鉴赏能力、写作能力都会有帮助。
钱梦龙（上海市嘉定桃李园实验学校校长，语文特级教师）：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参加全国语文教材的审查工作，接触到各种教材。“新课标”对语文学科的性质作了重新定位，以前是“工具说”，现在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并重。“新课标”基本精神的第二方面，是学生在学习中的角色变化，从被灌输的对象到学习的主体。这个变化必然引起学习模式的变化，主要以探究性学习为主。“新课标”的第三方面，就是强调“语文素养”，这套书整个框架结构都比较重视“语文素养”的培养，比如感官开发、精神修养、文化传承、科学素养、文化意象（这比较新，像“琴与剑”、“松竹梅”等）、思维空间、语言向度、运思方式、文学大家等，大体体现了“语文素养”的诸多方面。现在这套《学本》，基本体现了“新课标”的精神。
王尚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看了这套《学本》之后非常高兴。第一，它比较重视读写知识的传授。我是个看问题比较极端的人，过去我对知识的传授采取比较否定的态度。不久前，我读了王荣生博士的一本书稿《语文科课程论基础》，觉得他关于语文教育中知识的重要性讲得非常好。我们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去。第二，编这类读本、学本，结构是一大难题。我们常见的，一类是话题结构，如“多彩人生”、“美丽生活”等；另一类则采用记叙文、说明文这样的文类结构。而《学本》在结构上相当新颖，“感观开发”、“文化传承”等等，按“语文素养”来结构编排，这的确往前走了一步。
真正去了解孩子的读书趣味
程红兵（上海市建平中学副校长，语文特级教师）：“学本”是一个新创意，它重在“读”，这是回归语文教育本体的，“读”是中学语文教育中“基础的基础”。
不过，现在的学生不同于我们那时候，他们不再缺少书，而是书太多，没有时间读，不想读，不愿读，因为大量的应考读物把学生阅读的胃口搞坏了。这套书在选文时，可能征集了不少老师的意见，可这是从成人角度考虑的。我们能否走近孩子，问他们喜欢读什么书？“新课标”里也列了一大堆书目，可是听过孩子们的想法没有？真正了解孩子的读书趣味，对我们编写助学读物是很重要的。
商友敬（上海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教师）：最近，很多读本相继出版，这是好事。我们今天应该“百花齐放”、“百花百态”，让各种优秀的作品、各种好的读物都能进入学生的视野。打个比方，过去我们学语文，是给“花”贴标签，就算任务完成，我以为不如把孩子带到花园里，让他们自己去赏花。让学生大量接触文本是最好的事情。我建议《学本》可以做校本课程用书，特别在一些图书资料比较缺乏的学校，它将发挥很大作用。
陈钟梁（上海市教委教研室语文特级教师）：语文教学有三个词，“必须、应该、可以”，属于“可以”层次的读物，最重要的还是学生自愿接受。我希望以后的读本、学本或者教本都能少一点形式主义，让学生真正地喜爱。
李百艳（上海市建平实验中学语文教师）：现在的孩子对立体式阅读很感兴趣，像读了梁实秋的《放风筝》，再给他讲讲鲁迅的《风筝》，以及鲁迅与梁实秋在文坛上的故事，学生就兴趣倍增。助学读物只要真正研究学生和教师的需求，可以提高的空间还很大。
倪辉（上海市风华初级中学副校长）：老师能给学生最有益的东西便是兴趣。我们能给学生的无非就是把他扔进书海，让他们扑腾，他们就会游泳。所以，语文助学读物最好让学生通过原生态的阅读自己来理解，不要过多束缚学生的手脚。
黄玉峰（上海市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教师的责任就是引导。我常对家长说，“语文的差距，是生命的差距，是人的差距”，不能光看现在考了多少分，不能因为考试考不到，就以为显示不出来。事实上，喜欢看书的、会写文章的，他的见解与境界，和不看书的人完全不一样。同样，好的助学读物也有引导的责任。眼下，语文助学读物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我觉得可喜可贺，除去那些商业投机的不论，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东西，各有各的好处，这是很好的状态。当然，任何引导都是双刃剑，任何引导都可能成为束缚，但是，完全放任、完全不引导，在理论和实践上问题都更大。
语文教改需要“众人拾柴”
刘大为（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我们最好能越过《学本》本身，把它放在当前语文教育改革、尤其是“新课标”颁布的大背景下来讨论，这样，《学本》的价值特别是它所带出来的语文问题，就会更加凸现。
首先，“新课标”通过强调“积累”、“语感”、“创造性阅读”、“富有个性的阅读”，把课外阅读放在了语文学习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语文教学和课外阅读的互动关系怎么发生，搞不好就可能有断裂。因为“新课标”虽然提出了“感悟”、“熏陶”、“整体把握”等一系列概念，但必要的理论阐释和介绍目前还相当缺乏，而在实践中怎么操作，经验也不够。所以，究竟怎么对待课外阅读，怎么把它作为一个有机部分放到语文教学体系中，问题就显得非常突出。在这个情况下，《学本》的出现，特别是其中渗透的理念，就有了理论的价值和借鉴的意义。《学本》的形式对于如何进行课外阅读，怎么培养语感、怎样积累等“新课标”颁布后出现的新问题，提供了进一步研讨的平台。
《学本》更可贵的尝试，在敢于把“新课标”的关键词“语文素养”作自己的理解和分化。在目前对“语文素养”进行一定的分化，是要冒风险的，很可能被指认为机械、刻板。但是，既然语文教学要有一个明确而非模糊的目标，《学本》的做法有其建设性和启发性。把“语文素养”化解为多种元素，然后以书面的静态的形式作编排、作分析和点评，是考虑了阅读过程的复杂性，考虑了学生在阅读中所涉及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学生在阅读当中的心理到底怎么样，遇到的问题教师如何帮助解决，这是很大的学术问题，亟需更深入的研究。
第三，我特别注意到《学本》封底上，有所谓“语文是可以教的，学本是自己用的”。这就有一个潜台词，即有认为“语文是不可教的”，所以才要把这个问题强调出来。我近年与中学语文教师接触得也比较多，确实听到了“语文难教”的普遍意见，特别是在新的语文观念传播后，不少教师更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在“新课标”的语境下，语文老师究竟怎么教语文？怎么和学生沟通？……这种种问题已经到了非重新探讨不可的地步。
罗岗（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新课标”牵涉到千千万万的孩子，这绝不只是中学语文界的事情。语文教育长期以来的最大困局之一，就是很少把问题放到公共平台上去讨论，太少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进入这个领域来共同研讨的机会。像“新课标”虽然用了很多“理念”和提法，也尽可能地吸收了国内外母语教学与研究的成果，但仍然有好几层问题没有厘清。
第一，它悬了一个非常高的理想目标，而这个理想目标与我们现在几乎无法改变的应试教育的关系是什么，“新课标”没有说明。
第二，语文的所谓“人文性”与“工具性”，或者说人文熏陶、思维训练、能力提高、技能培养这中间的关系是什么、怎么来处理，“新课标”也没有摊开说明。
第三，“新课标”有点像我们的产品标准、工程标准，给出了一个“全体学生”、“全面素养”的概念，好像所有学生都要符合。但是，培养人不仅仅是靠产品标准。首先，中国有巨大的地区差异，东南沿海与内地不发达地区差距很大，“新课标”怎么处理区域性的差异问题？其次，学生的程度也有差异，怎么处理？
第四，按照一般国际上语文教学的惯例，先有课程标准，然后有教学大纲、再有教材编写的落实，而且更关键的还有一整套一整套的教学法。但是，我们这些年来的语文教改讨论了很多，大多还停留在理念上；现在，也是光有了个“课标”。这之后怎么落实，比如要不要有教学大纲，教材是不是就以现在的方式与方法编下去，编了教材后如何教学，真是一大堆问题。如果我们参考英语世界的教学法，看看人家已经发展到什么阶段——有那么多不同的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在实行，还不断有新的理念和做法在创新，我们就可以知道，“语文”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应该做、必须做；而且，要做好也没那么简单，那许多教学法都是跨学科研究的成果，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语言学包括文学都加入到其中来。所以，《文汇报》要搞的专栏和研讨，希望不仅仅是“中语界”参与，还应该有其他学科的人一起介入，这样，语文教育才能跃上一个新台阶，才能有新面貌。

J. 谁有文章《不能失去张爱玲》的全文

不能失去张爱玲

从一九八五年柯灵先生的名篇《遥寄张爱玲》公开发表算起，张爱玲在大陆的“失而复得”已经十年，现在张爱玲的书在大书店、小书摊或整齐或零乱地出售，张爱玲的文章也被从大学教授到外地民工普遍地接受了。张爱玲那种直面人的一切欲望，尤其是把那些不大上得了台面的世俗欲望、物质欲望，明晃晃地端在国人面前的气度，显然呼应了当下里无数凡夫俗子被遮蔽了太久而又蠢蠢欲动的声音，她正面肯定、张扬了做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本身具有的基本欲望。
但是，面对这种文化状态，我们又不能不顾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张爱玲热”热中有“冷”：人们每每发现张爱玲如何唠叨金钱重要，却对《金锁记》里那么精雕细刻的一副金钱枷锁多半视如寻常；读《倾城之恋》，容易浸淫于男女尤物的勾心斗角、打情骂俏，却难以体味倾城亡国之大悲，哪怕是女主人公最后的那点“怅惘”，更谈不上小说作者如“胡琴咿咿哑哑”苍凉的调门；我们记住了张爱玲的名言“出名要趁早呀！”却不太注意紧接其后的“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所以，我们以为，在张爱玲看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只要及时风光及时行乐，殊不知，张爱玲十九岁时就很明确、或许也很无奈地随即又给生命加过个注脚，它，“爬满了蚤子”。更有甚者，人们改编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仅仅是相中了一层偷情苟欢的表皮，可是在张爱玲那里，原著中是以大悲大悯的笔触写透了人性的挣扎，人生的沧桑。总之，打一个比方，张爱玲是自觉面对“镜子”而写作的，她的笔下可以尽是人性的世俗、人世的阴险，而所有这些在这面镜子的映射里，却获得了更深层次的意味；这面镜子就是张爱玲常说的“荒凉”的“惘惘的威胁”，我们也不妨说，这是一个以反面出现的“乌托邦”，正是这“反面乌托邦”和那些同样重要的“世俗欲望”形成了必要的张力，保证了张爱玲应属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者之一。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接受者，却看不见这面镜子，看轻了张爱玲也看轻了自己。更透底地说，张爱玲的文本诚然不免享乐、无为之类的宣扬，但她本人却以握笔疾书的写作者姿态抵抗着自己最终向享乐、无为投降，从而更消解着这些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可是，在当下，张爱玲的姿态看不见了，这个张爱玲已经早早地失去了。
我们有过在现代文学经典化过程中，误读鲁迅、肢解茅盾、简化沈从文之类的教训，也体会过恍然大悟、追悔莫及的痛楚，而这次的特殊在于，张爱玲的简单化、片面化基本上是由“市场”、“大众”这些无形的手操纵完成的。但无论如何，正像没有张爱玲的中国现代文学系谱是缺失的一样，一个走了样、失了真的张爱玲，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理解当下依然地无补。很可能，在我们自以为好不容易地迎来了张爱玲为我们的“醉生梦死”提供依据的时候，张爱玲却是离我们越走越远了。

〔《抒臆集》倪文尖 《读书》1996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