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汲取现代以来
A. 当代文学的概述
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次指的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主要分为“社会主义初期文学”、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文学”、“中国先锋文学”、“中国自由文学”、以及“通俗流行文学”等五大类。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大陆当代文学大多数属于官方文学即所谓“体制内”文学。中国自由文学在民间又称贫民窟文学，其概念出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中国自由作家为代表，数十年扎根中国社会底层及贫民窟，极大的同情与关注社会底层贫民的生存状态，所创作的小说均表现中国社会边缘知识分子与社会底层贫民以及下层妓女的悲怆爱情故事，为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作。
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沿袭1949年以后的官方文学体制，培养出大量庸俗腐朽，阿谀逢迎体制内作家，旷日持久地制造出人类文明时代以来巨量的文学垃圾，而少数具有精神自省的自由中国作家所创作的有着较高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学精品难以面世，导致中国当代不仅文学界，而是全社会腐朽庸俗之风日盛，精神与思想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文学作为引领人类精神的灯塔的作用日益退化。
中国平民作家特别是自由作家所具有的独立思想，通常在作品中以令人恐怖的真实表现出思想的光芒。在批判现实主义基础上开创了一整套独立特行的现代美学与完整的思想价值体系，为中国当代坚持探究思想之源的文学巨匠的群体，同时也是具有非凡忍耐力和巨大牺牲精神的真正的作家群体。
中国平民文学直面现实，深层揭示社会矛盾，以文学的方式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所起的作用是“体制内”官方作家无法做到的。中国“体制内”作家比较真实的描写现实一般止于文革，难以前行。所以要重新，真正燃起中国文学思想的火焰，必须在中国平民文学、“地下文学”中深度挖掘，这是中国文化公认的危机与普遍的悲哀。
新时期文学主要是批判和否定“文革文学”，回归“十七年文学”。80年代文学超越了“十七年文学”，回归“五四”进而学习西方，完成“五四”未完成的“现代性”，但对于西方文学的学习主要限于艺术形式上。90年代文学则是沿着“五四”方向前行，充分借鉴西方，继承传统，文学体制双轨制，文学现象多元化，通俗文学得到充分的发展。新世纪文学不再有学习的目标，而是独立自主地发展，处于“自由”与“自为”的状态，中国当代作家之文学现象非常复杂，写作方式、作家身份、读者阅读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政权的建立，为更广泛地吸取与借鉴中外文化遗产提供了精神与物质的可靠保证。50、60年代，曾有计划地广泛介绍了东西方古代和18、19世纪的文艺理论与文学作品；由于复杂的内外原因，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则相对隔膜。对50、60年代新中国文学创作起着重大影响的仍然是俄罗斯、苏联和西方进步文学。由于作家贯彻党的文艺方向，长期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从理论到创作实践上都努力追求文学的民族化与群众化。批判地吸收与借鉴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包括民间文学艺术）的精华，反映中国人民的历史与现实生活，成为许多作家艺术探索的中心，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老舍的《茶馆》，田汉的《关汉卿》，以及贺敬之、郭小川等的诗歌，巴金、杨朔等的散文，显示了新中国的人民艺术家为创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文艺所达到的水平。40年代在延安抗日根据地开始的戏曲改革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了新的发展；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大量传统戏曲剧目经过整理、改编，获得了新的生命，运用传统戏曲形式反映现代新生活，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B.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如何
怎样看待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内一直就不乏争议。自2006年底德国汉学家顾彬发表了他的严厉批评意见之后，这个话题就更成了一时的热点。我以为，这些论争对于人们关注当下文学是有一定助益的，但其中的一些看法无疑还需要认真加以辨析，以期取得比较接近于事实的认识。
如果要笼统地答问中国当代文学到底是成就大于不足还是不足大于成就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成就当然大于不足。文学是历史性发展的，不同时期的文学因为环境、背景的不同，很难作简单的类比。
总体来看，当代文学一直处于发展之中，进取之中，而在一些具体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呈现一种螺旋上升趋势。择其要者而言之，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实绩显而易见，也值得重视。
第一，新的创作群体不断涌现，文学创作态势空前活跃。
跟过去相比，这些年文学的最大变化，是走出了过去的单一体式，一统格局，表现出少有的多样状态和多元格局。在作协、文联的体制之外，有不少的体制外的作者涌现出来，有的还成为职业的和半职业的作家；在传统的纸质写作之外，还出现了大量的网络写手，他们借助于网络平台施展才力，拥有着众多的文学读者。现在，活跃于当代文坛的中国作家，从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王蒙、张洁，到80年代出生的张悦然、郭敬明，大约有6代人在同时写作，称得上是“六世同堂”。而这些作家，因为角度的不同、旨趣的有别，在创作中表现得千差万别，互不相同，这实际上又以各有千秋的个性写作，构成了整体的丰富繁盛与姹紫嫣红。就体制内和职业化的作家队伍而言，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地域文化写作在逐步凸显，边缘地带作家在进而崛起。前者如许多作家潜心于乡土现实的写作，而且形成了一定的地域性群落，较有影响的如江苏的苏南作家群，河南的南阳作家群，宁夏的西海固作家群，云南的昭通作家群，四川的达州作家群，等等。后者如一些在所处地域和文学地位上处于边缘状态的新疆、甘肃、云南、宁夏等地的作家，在这些年长足崛起，成为文学创作中势头强劲的生力军，如新疆的董立勃，甘肃的雪漠，云南的范稳，宁夏的郭文斌，张文东等。这种地域与边缘的后来居上，是在过去时期比较少见的，因而成为当下文坛的显著亮色。
第二，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准在攀升，而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尤为突出。
这些年来的文学创作，从外观上看，似乎缺少一些应有的热点与看点。其实整体的创作一直在稳步发展，而这种真切又扎实的实绩，常常被媒体的娱乐化报道所遮蔽，所忽视。在纪实文学方面，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继续以其大胆揭露时弊的锋芒，切近着社会和读者，而其中的传记文学部分，以由人的命运探悉历史命运的深度与力度，比过去有了较大幅度的突破；在散文、随笔方面，历史文化角度的大散文蓬勃发展，而在此之外，写自然变化、环境问题的生态散文也渐成气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一度一蹶不振的诗歌写作，也以“网络诗歌”和“打工诗歌”的方式，重又获得了新的生机。
在当下的文学创作里，长篇小说的发展最为快速，也最为突出。自进入新世纪之后，长篇小说一直保持着年产1000部左右的数量，而在质量上，也表现出稳步上升的势头。前年，长篇小说在写乡土现实方面，有贾平凹的《秦腔》，阿来的《空山》，毕飞宇的《平原》，在以“小人物”表现大社会方面，有余华的《兄弟》，东西的《后悔录》，王安忆的《遍地枭雄》，在写动物文化方面，则有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这些作品作为不同题材与写法的代表，标志了长篇小说的创作的切实发展。去年，仅出自名家之手又可圈可点的长篇新作，即有铁凝的《笨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范稳的《悲悯大地》，刘庆邦的《红煤》，苏童的《碧奴》，邓刚的《山狼海贼》，马丽华的《如意高地》，等等。另外，还有属于新人力作一类的都梁的《狼烟北平》等等。这样一个每年约十数部佳作力构的比率，加上前些年包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优秀之作的积累，应该说，长篇小说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成就与艺术水准。在去年于浙江乌镇召开的茅盾文学奖座谈会上，与会者谈到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时，有不少人认为九十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就其题旨的浑厚与艺术的求新而言，不仅超过了当代的“十七年”时期，而且也超过了现代时期的三十年。我是这一论点的坚决主张者，因为这已是由作品本身证明了的文学事实。
第三，当代文学在坚守与发展之中，以自身的作用与影响，成为变化着的当代文坛的旗帜与主轴。
总体来看，当下的文学与文坛充满了一种过渡性的特征，但在艰难中生存，在坎坷中前行，是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
顾彬对于当代文学批评中，有两条带有普泛性的意见，一是认为中国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缺失，二是说中国作家大部分对语言不认真。第一条我认为很不准确，他可能指的是那种极端的个人化写作，这在当代文学中非属主流，没有普遍的代表性。在我看来，普遍具有社会责任感，恰恰是中国作家卓有的共性与长处，这在近年来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纪实类作品中都有充分的表现。第二条意见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许多作家在形成独有的语言风格上努力不够，问题较多，确实需要语言的意识的增强和语言艺术的历练。但我并不认同他的有关中国作家普遍不懂外语的指责，这不能看作是文学语言上的重大障碍，这应该属于有则当然更好，无则也无所谓的问题。
有人常常拿现在的文学缺乏大师来鄙薄当下文坛，这实在是一种虚而不实，大而无当的看法与做法。什么是大师，谁人够大师，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看法。而且大师的称谓，往往是后来的人们对之前的作家的一种盖棺论定的评价，对于尚且活跃于当下文坛的作家，说谁是公认的大师，显然为时尚早，也难看得清楚。但有大师相的作家，应该就在他们之中。用我的标准来看，有这种气象的作家，确实不乏其人，比如莫言、余华、苏童、格非，比如陈忠实、贾平凹、阿来、李锐；比如王安忆、铁凝……他们已有的作品已进入了“经典”的行列，他们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之中。对于他们，人们理应抱以更高、更大的期待，包括“大师”在内。
C.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共有几次思潮分别是什么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共有8次思潮.
1、启蒙主义文学思潮：
从晚清的启蒙思潮到五四启蒙思潮。
特征：人的觉醒、国民性问题、批判倾向（封建专制、追求个性解放、自由幸福、关注低层）。
2、白话文学思潮：
批判文言——对汉字的批判、对文言的文化学批判。
特征：现代化、民族化。
3、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主题：人性、社会、革命。理论有：以人为本、新写实主义、社会主义。分为：中国现代现实主义和中国传统现实主义。
4、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诗学体系：强调主观性的艺术本质观、独创性的艺术生成观、自律性的艺术功能观；主题形态：人性复归、个性主题；传统渊源：人生哲学、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
5、左翼文学思潮
基于革命形势，是革命乌托邦的想象方式，理论贡献有：新写实主义、唯物主义文艺观及方法理论、典型理论的引进和阐释。
6、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五四文学与新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田汉、闻一多）；早期象征诗，现代派诗歌，九叶诗派。
7、自由主义文学思潮
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文学、人性阶级、民族生存。
8、民族化和大众化的文学思潮
五四的平民化倾向，左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倾向。
D. 从一代有一代之胜谈当代文学
第一阶段：1949--1978年
1949年7 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
文代会”）召开。这次大会的特点之一是，长期被分离在两个地区
（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终于“会师”，
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和战争中形成的解放区文化传
统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合流了，并且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
这次大会被一般的文学史著作称为“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1949 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局面的结
束，尽管在台湾海峡两岸还对峙着两个政治敌对的政权，尽管中国大
陆的共产党政权长期处在冷战的威胁之下，一度还卷入了邻国的军事
冲突（抗美援朝战争），但中国土地上大规模的军事武装冲突是结束
了，中国进入了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
已经指出：随着全国革命的胜利，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
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但是，文化规范
的形成总是比经济基础的变革要缓慢得多，战争在战后的社会生活中
留下的影响要比人们所估计的长久得多也深远得多，毛泽东的这一有
益告诫，实际上要到三十年后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被真正提到议
事日程上来。而在当时，当身带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以后，文化
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和狂热政治激情的
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普遍应用，
以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占支配的情绪，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性的拒
斥，等等。这种种战争文化心理特征并没有在战后几十年中得到根本
性的改变。
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制约下，文学观念由军事轨道转入政治轨道，
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具体地表现为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教条模式。在
文学外部，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批判运动，改造和批判知识分子的“小
资产阶级”积极性，努力实现建设“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
军”的设想11；在文学内部，则要求将文学变成“整个革命机器的一
个组成部分”，就像“齿轮与螺丝钉”的关系12。这些文艺思想和政
策，都可以从这一时期的战争文化规范上得到解释。在后来的文学史
研究中，有不少研究者把这一时期有些违反文艺创作规律的现象归咎
于当时中共党内一度占主流地位的“极左路线”，但是，政治路线并
不是主观凭空设想出来的，它反映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文化心理与
路线制定者思想感情的投合。当时战争文化心理普遍存在的特征之一，
如果从那一时期文学批评的语言来观察，充斥了战争心态的词汇几乎
俯首可拾：诸如“会师”、“胜利”、“战役”、“插红旗”、“拔
白旗”、“文艺大军”、“重大题材”、“锋芒直指”、“猖狂进攻”、
“引蛇出洞”等等，文学创作获得成功被称为“打响了”，作品有所
创新被称为“有突破”，更无须统计像“战斗”、“斗争”、“武器”
一类军事词汇的使用频率。在战争文化心理支配下的文学观念，自然
给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主流带来深刻的影响。
从文学创作的方面来看，当时的大多数作家在军事胜利的鼓舞下，
确实有投合战争文化心理的积极性，他们热情歌讴时代精神，这一时
期战争文化规范在文学观念上的表现--诸如自觉强调文学创作的政治
目的性和政治功利性，自觉运用战时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来
构思创作（即敌我阵营绝对分明），自觉强调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
义，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在一些主要创作中体现出来。但与此同时，
我们仍要注意到当代知识分子传统的复杂性，即当代文学史发展中仍
有一条“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若隐若显地存在着，支配着知识分子对
社会责任和文学理想的追求。有研究者比较了中国文学与前苏联文学
以后指出了这一重要的现象：“对于苏联文学来说，是叶赛宁、布宁、
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所代表的传统，一个关心
人性、人的精神境遇的传统。而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则是复活‘五四
’作家的‘启蒙’责任和‘文人’意识，以及重建那种重视文学自身
价值的立场。”13这一传统有力地支持了作家们用各种艺术手法来表
达对社会的批判性看法，以及对文学真实性的追求，特别值得提出的
是，当代文学史上有许多真正有艺术价值的作品，竟是产生在作家被
不公正地剥夺了写作权力以后，仍然抱着对文学的炽爱，在秘密状态
下创作出来的。还有一种值得一提的创作现象是，这时期有许多作家，
特别是从解放区文学的传统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对中国农村的社
会生活状况以及农民的文化心理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中国民间文化形
态的表现相当娴熟，他们在创作时，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民
间隐形结构”的艺术手法，使作品在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同时，曲
折地传达出真实的社会信息，体现了富于生命力的艺术特色。可以说，
当代文学史上的这两个传统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都起过积极的作用。
还应该指出，以战争为主要特征的文化规范及其文化心理与和平
时期经济建设的不相适应性，在五六十年代不是没有引起有关国家决
策者的注意。1956年举行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公开宣布大规
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任务主要是发展社会生产
力。在此前后，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很明显，这一方针是为适应和调整和平时期文化建设而提出的，与战
争文化规范完全不同。以后周恩来、陈毅等中共高级官员对知识分子
问题和文艺工作还发表过一系列的讲话，企图纠正当时越来越严重的
文化规范与经济建设的不相适应性，以及党和政府与知识分子的紧张
关系。但在当时缺乏党内民主的情况下，这些努力都没有产生太大的
积极效果，最终导致了把军事体制极端理想化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文学遭受空前的劫难，以往
的文学史都将“文革”单独列为一个阶段。如果以当时公开发表的文
学创作为依据，这样的分期是可以的。但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引进了
“潜在创作”的概念作为参照，也就是说，在“文革”前和“文革”
当中，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一直存在着潜在的创作，包括历次政治运
动中被剥夺了写作权力的知识分子，仍然在用笔表达内心的理想之歌
和感情世界，如五六十年代绿原、曾卓、牛汉、穆旦、唐湜等的诗歌、
张中晓的随笔、丰子恺的散文、沈从文和傅雷等人的家书等等，尽管
他们的个人遭遇、思想倾向和创作风格并不一样，但仍然保持了一种
连贯的知识分子精神。这些创作文本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可能发表的，
但仍然保留了一个时代弥足珍贵的文学声音，至于它们是在“文革”
之前还是在“文革”期间创作，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如果从这
样的角度来考察文学史的话，那么，“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文学
仍然可以看作是一个较大的文学史阶段。
第二阶段：1978年--1989年
当代文学史的第二阶段之所以是从1978年算起而不是“文革”结
束的1976年，因为就文学的真正“复苏”来说，是以这一年8 月开始
的“伤痕文学”为标志的。当时思想领域发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的讨论和稍后不久在政治上确立了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制定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标志着
抗战以来影响了中国文化建构四十年的战争文化规范被否定，中国真
正进入了和平经济建设时代，思想解放路线与改革开放路线相辅相成
地推动和保证了中国向现代化目标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文学史发展上
比较有意义的是1979年1 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
（简称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致祝辞，在
阐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时明确提出了“不要横加干涉”的意见，并
且承认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党“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
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
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14紧
接着，198 0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含义比
较宽泛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来取代毛
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151984年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第
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时发表祝词，首次以科学的态度总结了历史上党领
导文艺工作存在的缺点，并作出了“创作自由”的许诺。16尽管这一
次作代会的路线后来并没有真正地贯彻，但从这一系列的文艺政策的
调整中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健全的文学环境正在逐渐形成，一种以和
平经济建设为特征的新的文化规范也正在初露萌芽状态。
当然，一种新的文化规范的形成不会一帆风顺，从战争文化规范
遗留下来的心理痕迹也不会立刻消失，强调“阶级斗争”的二元对立
思维模式作为一种历史的思维惯性依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一定
的影响，譬如，对“文革”后文学发展的整体成就作出消极的估价，
对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依然保留“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对西方文化
思想依然采取怪惧和拒绝的态度，依然希望起用已经被历史教训证明
是错误的所谓“搞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文艺思想的问题，等等。这就
决定了8 0年代的文学历史充满了过渡时期的特点：新的以和平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文化规范诞生以前必然会经历的痛苦的文化蜕变和自我
斗争。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几乎从“伤痕文学”起，每一次
新的创作和理论的探索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甚至争论，探索和创新总
是不完善的，每一次争论的意义也有大小之分，好坏之别，但总的说
来，8 0年代的文学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新精神和活跃气氛。
“五四”新文学传统又渐渐地恢复了活力。正如前面所引用过的
一位研究者对“五四”传统的概括，是“复活‘五四’作家的‘启蒙
’责任和‘文人’意识，以及重建那种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立场”。
这一理论概括包含了对“五四”传统的多重理解，比起抗战时期胡风
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重建那种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整合，似更接
近客观的真实。在我的理解中，这“启蒙责任”和“文人意识”在
“五四”精神里并不是有机合一的整体，而是体现了知识分子从古代
士大夫阶级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两种价值取向。“启蒙责任”反映了
知识分子在脱离了传统庙堂的价值取向后，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仍
然沿着救国救民的思路在发展，他们把目标转向民众，企图通过启蒙
的道路来唤起民众和教育民众，用民众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的改革与进
步。鲁迅可以说是启蒙文化的最伟大的代表，鲁迅的战斗精神一直鼓
舞着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向上地为捍卫这一光荣传统而斗争。“文革”
结束后，历尽灌难的知识分子终于醒悟过来，开始认真反思几十年来
国家、民族和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在他们心灵深处蛰伏已久的“五四”
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又开始爆发出来，老作家巴金率先发表反思
“文革”和总结自我教训的《随想录》，鼓舞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和
文艺理论家继往开来地发展和捍卫这一传统。“文人意识”一词意义
比较模糊，我的理解是指新文学历史上另外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对中
国社会的现状也充满了批判精神，但对启蒙的意义和结果却持怀疑甚
至悲观的态度，进而放弃了启蒙的追求，转而在民间确定自己的工作
岗位和专业价值标准，在文学创作的“专业”上则表现出对文学艺术
本体规律特征的重视和探求。我们以往文学史著作很少承认并研究这
一传统的意义价值，但在“文革”后的8 0年代文学创作中，仍然有
不少作家在这一领域开拓出新的成果，老作家孙犁的读书随笔、汪曾
祺的小说等，都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和美文风格，对当代作家产
生过广泛的影响，可以看做是这一“五四”传统的复活。从历史的发
展来说，“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当代的意义并非只是历史精神的重现，
“五四”传统是不断发展的，它应该包容当下的时代精神特征和现实
意义。但在8 0年代，由于人们刚刚从“文革”的灾难记忆里醒悟过
来，需要有强大的精神传统来支持他们反思历史和参与现实的拨乱反
正，“五四”精神传统成了他们最好的武器。
除了“五四”一代老作家在“文革”后重新焕发出写作热情以外，
这时期的文学队伍主要是由两代作家构成，一代是在5 0年代成长起
来的作家，他们是在共和国初期的理想主义氛围下步入文学创作的领
域，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双百方针”时期因为真实地表达了对社
会或人性的感性认识，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遭到不公正的批判
和打击，并在社会底层渡过了苦难的岁月，“文革”结束后他们重返
文坛，成为8 0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创作里充满对现实
政治生活的干预精神和对人性的赞美，可以说是“五四”传统的精神
主题在当代的再现。还有一代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
在青少年时代过早地经受了被虚伪的理想主义所欺骗和愚弄的惨痛体
验，其中大多数人曾在“上山下乡”中感受了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的
熏陶，所以当他们开始写作时，自然而然地从农村经验中汲取创作素
材，由最初的知青题材到稍后的寻根文学，反映出新的民间化的创作
趋向。
复苏的“五四”传统中还有一条“重建那种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
立场”，在“文革”后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中表现得十分积极。文
学理论上有关于“文学主体性”“小说形式探索”“现代主义技巧”
等问题的讨论，虽然不成熟，却推动了理论界对文学自身价值的关注。
相比之下，文学创作的意义更大一些，许多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
的借鉴，大大地开拓了表现现代人感情意识的艺术空间。起先对西方
现代主义技巧的借鉴尚有形式主义的割裂感，但在许多作家的实践中
渐渐地圆熟起来，新的语言形式融入了民族语言的表达经验，不是削
弱而是丰富了现代文学的艺术表现传统。尤其在现代诗歌的表现形式
方面，以“文革”时期知识青年的地下诗歌为源头的“朦胧诗”的创
作，与“五四”新文学中的现代诗传统结合起来，刷新了诗歌语言的
美学原则，恢复个人话语在诗歌领域的作用。这些虽然是表现技巧上
的探索，但对9 0年代文学创作中的叙事话语的改变和个人立场的出
现，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第三阶段：90年代
把9 0年代的文学单独作为一个文学阶段的想法还不完全成熟，
所以在本教材的章节安排上，第一、第二阶段各占9 章，第三阶段的
文学只用了4 章的篇幅；而且，在材料的安排上，8 0年代末和9 0
年代初的作品也有不少互用的现象。这是因为9 0年代文学作为一个
新的文学阶段的特征尚不完备，如果说，8 0年代是一个在文化上拨
乱反正的过渡时代，9 0年代才渐渐显现出新的文化活力和特点。这
种新的特点，对2 0世纪文学来说只是一个尾声，许多重要成果还不
可能充分显示出来，但对未来新世纪的文学发展来看，它的许多特征
都是前瞻性的，预示了未来有更大程度的发展可能性。
总的来说，8 0年代末到9 0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
型，国家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正在加快，商品经济意识不断渗透
到各个社会文化领域，社会经济体制也随之转轨，统治了中国近四十
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加速向社会主义的市场腑济体制转型。在
这种情形下，意识形态的格局相应地发生了调整，8 0年代是知识分
子的精英意识最为活跃最为高涨的时期，但进入9 0年代以后，政治
经济文化的多种原因构成了对知识分子的严峻考验：他们在客观上难
以维系以启蒙主义和精英意识为中心的知识分子话语权力，同时在主
观上也开始反省自身的精英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心态浮躁和价值虚妄的
缺陷。来自这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9 0年代初基本的文化特征：知识
分子在“共名”状态下持有的一元化的政治社会理想被淡化，多元文
化格局在不自觉中逐渐形成。在文学创作上则体现为作家放弃了宏大
历史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特别是由此走向了对于民间立场
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
新文学的传统在9 0年代表现出新的活力，在启蒙文化受到质疑
的时代里，一种新的因素却成了当代文学的参照。在“五四”以来的
文学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都处于一种时代“共名”的状态，即某种时
代主题支配了一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如“五四”时期的“反帝反封建”
和“个性解放”，抗战时期的“民族救亡”，五六十年代的“阶级斗
争”等。“共名”不但概括了时代主潮，而且可能成为作家表达自己
社会见解的主要参照。作家通过对时代关键词的阐述，不管艺术能力
的高低，其创作的作品都可能被时代认可。但在这种文化状态下作家
精神劳动的独创性很可能会被掩盖，作家的个人性因素（包括个人的
精神立场竿审美把握）不能不与“共名”构成紧张的关系。与“共名”
对立的概念是“无名”，所谓“无名”不是说没有时代主题，而是指
一个时代并存着多种主题，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都反映了时代的一部
分主题，但不能达到“共名”状态。在中国2 0世纪文学史上，“无
名”的文化状态出现的时间非常短暂，3 0年代的“京派”文人圈文
学、南京官方“民族主义”文学、上海左翼文学、海派都市文学、大
众消费文学，以及东北流亡文学等多种互相对立的文学思潮并立的格
局，这些文学思潮之间虽然也互相冲突和激烈斗争，但始终不能使文
坛统一成一种共同声音，这种格局似乎有点接近“无名”文化状态。
我们考察9 0年代的文学不难发现它所含有的“无名”特征：首
先是8 0年代文学思潮线性发展的文学史走向被打破了，出现了无主
潮、无定向、无共名的现象，几种文学走向同时并存，表达出多元的
价值取向。如宣传主旋律的文艺作品，通常是以政府部门的经济资助
和国家评奖鼓励来确认其价值；消费型的文学作品是以获得大众文化
市场的促销成功为其目标的；纯文学的创作则是以圈子内的行家认可
和某类读者群的欢迎为标志。也可以说，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知识分
子的现实战斗精神传统以及民间文化形态三分天下的格局更为稳固。
因为“无名”文化状态拥有多种时代主题，构成相对的多层次的复合
文化结构，才有可能出现文学多种走向的自由局面。其次是作家的叙
事立场发生了变化，从共同社会理想转向个人叙事立场。9 0年代有
许多作家的社会历史观点非常接近，但他们却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来抒
写并寄托他们所体验到的时代精神状貌，几乎每一个比较优秀的作家
都拥有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联系着他们个人生命中最隐秘的经验。
其三，由于时代“共名”的消失，使一批面对自我的作家在开拓个人
心理空间方面的写作实验得以实现。个人立场的文学叙事促使文学创
作从宏大叙事模式中摆脱出来，转向更贴近生活本身的个人叙事方式，
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青年作家和女性作家应运而生。
9 0年代的文学仿佛是一个碎片中的世界，作家们站在不同的立
场上写作：有的继续坚持传统的精英立场，有的干脆表示要去认同市
场腑济发展中的出现的大众消费文化，有的在思考如何从民间的立场
上重新发扬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或者还有人转向极端化的个人世
界，勾画出形色各异的私人生活……无论这种“无名”状态初看上去
多么陌生，多么混乱，但它毕竟使文学摆脱了时代“共名”的制约，
在社会文化空间中发出了独立存在的声音。作家们在相对自由轻松的
环境里逐渐成熟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写出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
诸如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承志的
《心灵史》、张炜的《九月寓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韩少
功的《马桥词典》等，都堪称是中国2 0世纪最后十年文学界的重要
收获，也是本世纪文学舞台上的一道庄严神圣的落幕。
E. 鲁迅的小说创作对中国小说现代化有什么贡献
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及现代小说理论的开创者。鲁迅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在小说。他以《呐喊》、《彷徨》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开创了现代小说的先河。现代小说在他手里开创，也在他手里成熟。他的小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作家。他不仅是现代小说的开创者，而且也是现代小说的理论开创者。他的小说理论，来源于他丰厚的文学理论观念，更得源于他的创作经验，比那些纯粹的小说理论，更具有说服力和指导性。首先，鲁迅先生创作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小说”,为中国小说走向世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普通民众,写出了"人的觉醒"；他用白话创作,用截取生活片断的方法来显示生活的全貌；他用种种方法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他吸收和借鉴了现代西方小说的经验,使叙述方式和叙述角度多样化；他是中国小说走向现代化的优秀旗手。从中国小说发展史来看，鲁迅确是现代小说的开山鼻祖。1918年《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 发表于《新青年》,以“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其次，鲁迅的小说作品既使人感受到一种沁人心脾、回味无穷的感性美，又揭示着催人奋进、闪烁着时代光辉的理性美。鲁迅是第一个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深刻的反映农民问题的伟大作家。当述及1922年至1925年北京文坛成了“寂寞荒凉的古战场”之后，鲁迅又发现其间从四处乡间跑来北京“侨寓”的一代年轻作者，所写小说往往“隐现着乡愁”，鲁迅称之为“乡土文学”。这一命名也成为经典之论，被后起的研究者所广为采纳。鲁迅“命名”不同于生硬地照搬某些洋概念，更不同于简单的拿文坛的事例去“证实”某种概念的存在，而是把构成文学史现象的最有特征的表现，上升为一种理论的概述与定位。类似的“命名”在鲁迅的其它论述中都有表现，如论述莽原社为“聊以快意”的一群，狂飙社对恶浊社会的讥刺搏击以及“虚无的反抗”，“未名社”在将“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等等。鲁迅寻找这种种不同创作倾向之间的转换或对立的关系，实际上这几个社团又都环环紧扣，此起彼伏地装点了20年代中期的文坛。
他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把中国人的主题—— 连同他们的破衣衫、悲哀的命运和痛苦灵魂带领了长期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盘踞的文学殿堂。在以往的作品中看到了太多的虚幻的民生，人民还是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鲁迅以作品将人民从精神上解脱，这是一种从理论上的改观。在鲁迅的笔下，我们既看到了被兵匪官僚折磨得成为木偶人一般的中年闰土，也看到了像双喜、阿发一样机智能干、纯朴无私的农村少年。鲁迅这些洋溢着浓郁乡土气息的作品，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奠定了雄厚的基石。在鲁迅反映下层人物的作品中，他的着意描写并非是那些惺惺相惜般的无病呻吟，总是把活生生的现实同残酷的封建制度以及国人所具有的劣根性紧密相连，以现实中的小事刻画出重大的社会问题。比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既是被科举制度愚弄乃至毁灭的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又是一个不能清醒遭人耻笑的的可怜人物，给人留下一个可悲、可叹的鲜活人物形象，令读者无不深深思索。同样《一件小事》中，启示知识分子正视自己的阴暗面，向满身尘垢却正值无私的“卑贱者”学习，从他们身上寻求希望和力量。第三，鲁迅在新文学所采取的不同思路让我们看清了新知识者在资源建构上的不足。鲁迅在师承上，他支持钱玄同，肯定文学革命的白话文文言，“白话在生长，总当笃信进化论，相信“文学救国”的思想伦理意义，而且在白话文问题上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在他的文学思想上，他承章太炎而来追慕魏晋文学的事实也早为论家所注意了。鲁迅通过发掘提炼特定的文学现象来把握文学进程，并在解释这些现象时，充分注意其与社会思潮的联系，注意形成典型文学现象的创作心态与情感表达方式。这样，所谓“历史的联系”就是很具体可感。鲁迅通过文学现象的提炼去展示文学发展过程的方法，能做到抓住要点总揽全局，抓环节体现过程，这是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至今仍不失其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他的作品是现实与理想紧密相连的完美整体，他秉承了诸家的众才之长，既深刻鞭挞黑暗封建社会的残酷，又把人类美好理想深情寄托出来，但绝不是虚幻的乌托邦式的超现实理想。譬如，他在《灯下漫笔》中写道“……这人肉的宴席现在还排着，有很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使人者，掀掉这宴席，毁坏这厨房，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人如其人，文为心声。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通过自己的作品把现实与理想完美结合起来。鲁迅宛如滚滚长江之上的一颗熠熠闪光的指路航标，鲁迅的作品永远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珍贵瑰宝。
F. 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派小说的定义和简介
先给您格非先生的定义：
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在新时期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伪现代派”时期（1979-1981）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学曾出现过以“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在文学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进行探索的实验作品。代表作家和诗人有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李金发、卞之琳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或者在小说的形式、节奏、手法上带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注重捕捉新奇的感觉，以表现作家眼耳感官里的城市风貌；或者受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的影响，更重于心理分析；或者用朦胧的意象和含蓄的语言来暗示、表现感觉和情调……不过，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它们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80年代初中国文坛现代派文学创作潮流的兴盛繁荣，也不是二、三十年代前后现代派文学思潮的简单回归，而是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入催生的产物。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最早在诗歌界显现出来。顾城、北岛、舒婷等人的“朦胧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对传统文学的理念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朦胧诗所强调的“自我”，也使人们开始思考“人”这一命题，文学也由此开始向文学本身回归。“朦胧诗”虽然不能算作现代主义文学，但是，它的怀疑精神、它的诸多创作手法、它的荒诞意识，却是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互相呼应的。
当理论界正在掀起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理论高潮的时候，小说家们也迫不及待地将这些刚刚被引入的理论运用到创作实践中。一向被奉为文坛大哥的王蒙，重出江湖后在创作中有意识地突破传统小说的写法，大胆地吸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些表现手法。从1978年初到1985年上半年，他先后发表了19部充满探索精神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夜的眼》、《布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蝴蝶》等作品，很明显是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意识流”的影响，在形式上体现出与传统文学很不一样的特征。与此同时，一批像王蒙一样曾经活跃于50年代文坛的老作家们也纷纷加入了探索的阵营。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用电影蒙太奇镜头组合的手法，扩大了作品的容量，使作品内容具有立体感，并通过梦幻，突破时空局限，给人以全新的感受；宗璞的《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作品着力用荒诞的历史、荒诞的现实、荒诞的环境，乃至荒诞的思想、感情的描摹等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开掘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另外，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的《减去十年》的小说，也都有意无意地借鉴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写作技艺。
随着创作实践轰轰烈烈的展开，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探讨与争鸣，也一发不可收拾。其间涌现出来的代表性文章有：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等。这些争鸣探索文章和当时译介论著一起，汇成一股强有力的理论体系，影响着中国新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
80年代前期的探索性作品，虽然在形式上开始打破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结构方式，以主观的心理意识流程来安排叙事时空，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并没有触及到中国作家深层的审美观念、创作观念和创作模式。所谓“现代主义”只是运用了象征、变形、意识流等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和技巧，其作品整体上仍是充满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社会写实文学”，其目的是为了表达作家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认知与意见，即对主观意识的描写是为反映客观现实服务的，作品的主题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忧虑，而不是西方现代派所表现的对“个体生命”的忧虑，因此他们的创作事实上仍旧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延续。正因为此，他们的创作被人们称为 “东方意识流”或“心理现实主义”，也有人称其为“伪现代派”。
但是，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却为后来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对现代主义具有亲和力的读者群和评论者群体。他们的作品是80年代中国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取得的最初的成果。
二、先锋小说的繁荣期：（1985-1988）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如心理分析小说，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以及理论界的形式主义、叙述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在80年代中期成为人们所关注与争论的热点，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也开始深入人心。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刺激下，中国的先锋小说创作在1985年后呈现出一种“井喷”的态势。
最早引发“井喷”的是于1985年先后发表的两部小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用“音乐式”的结构和“黑色幽默”的语言方式，以看似荒诞的情节，展现某音乐学院僵死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们心灵的扼杀；《无主题变奏》则将心理片断和生活片断“无主题”地串联起来，通过一个自动由大学中退学，并安心于做一个“无所事事”的饭店服务员的青年的自述，展现出年轻一代孤独、迷惘的生存状态。和王蒙、宗璞等“伪现代派”作品相比，这两部作品已经超越了形式探索的层面，将现代主义精神融入到作品中，在思想意识、文学精神和表现手法上更加成熟，更具有现代主义的特点。正因为此，批评家们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正在步入繁荣期。而《你别无选择》也被称为“第一部成功的中国现代派文学作品”，是“一代人 ‘情绪历史’的一个浓缩”。
继刘索拉、徐星之后，马原、洪峰、格非、残雪、余华、孙甘露、莫言、苏童、扎西达娃、北村等一批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开始了先锋文学之舞。中国的先锋文学先天地带有现代文学影响的痕迹。如莫言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比喻为“两座灼热的高炉”，认为他们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余华则对卡夫卡和川端康成推崇倍至，他的小说也充满了新小说和罗布－格里耶的痕迹；残雪的作品，飘荡着卡夫卡的影子；格非、孙甘露的作品，受到了博尔赫斯的深刻影响……当然，他们的探索并不是纯粹的摹仿，也体现出了很强的个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如马原、格非等人不同于博尔赫斯对纯粹的幻想世界的迷恋，带上了一种传统东方关注“现象”而不重视 “真”与“幻”的区别的亦真亦幻色彩；孙甘露的诗性探索也立足并着力于对现代汉语诗性功能的挖掘，等等。
在对“形式”的变革上，马原无疑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的《拉萨河的女神》，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他在《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大师》、《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小说中，使用元叙事的手法打破了小说的“似真幻觉”之后，又进一步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马原的这引起叙述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并以独特的方式消解了此前人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手法所造成的真实幻觉，成为以后的作家的模仿对象和小说实验的起点。
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小说中的世界，都是变形的，她的人物，都带有某种“神经质”，互相间缺乏沟通、信任，并存在一种“自虐”和“他虐”的心理。她的小说以一种丑恶意象的堆积凸现外在世界对人的压迫，把一种个人化的感觉上升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寓言的层次。
格非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便致力于叙事迷宫的构建，他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序性构筑出一团线圈式的迷宫——其中有缠绕、有冲撞、也有意识的弥散与短路。如他的短篇小说《褐色鸟群》，首次运用了“叙述空缺”的手法，叙述了一个似真似幻的故事。它打破了传统文学对“真实性”的追求，透露出现代人对“存在”的实在本质的怀疑。
三、沉寂期（1989至今）
90年代初，由于先锋作家们的作品过于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容，在读者中逐渐失去市场，先锋作家们因此纷纷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作品的叙述风格采取了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方式，有的甚至和商业文化结合，作品转型到小说的其他领域。但中国先锋小说的探索并未从此停止，在90年代，仍然有一批作家坚守“先锋”孤寂的阵地，如韩东、朱文、海男、黑孩等等。他们依然用自己的创作继续着中国文学的先锋之舞。
中国先锋小说的繁荣期虽然短暂，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打破了传统写实模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终结了一个被政治权威控制着的小说时代，中国的小说创作，从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另外，先锋作家们所取得的探索成果，如时空错位、零度情感叙述、叙事的圈套等等，也被90年代的作家们适当而娴熟地运用着，中国的文学，因此也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景象。
就我个人看来，给您三句话，希望对您有启示
一，中国当代文学受外国文学影响深远，尤其是1978年之后，但是这种影响却是效仿，直接结果就是“来得快去得快”，譬如先锋小说，马尔克斯句式等等。
二，现代派在中国不可能有，这是西方古典哲学终结的表现，而我们是文革个人崇拜与非理性的结束，两者虽然表象上看都是对于传统的颠覆，但东方并不等于西方，尤其是在哲学上。
三，现代派小说是否真的构成现代派的特质，仍有待分析。
G.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这是我们的课件，重点的部分，总结出了文档，那么倾情奉献吧。
《现当代文学》复习;
1 古代文学：先秦—清末（1840年前）
近代文学：1840—1917年，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过渡时期。
现代文学：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为开端，到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
当代文学：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以后的文学。
2 《新青年》：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主编，创刊号登载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重在“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新青年》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发端。
3 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大力倡导白话文。
1917年2月，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主张。这两篇文章标志着文学革命的开端。
4 文学革命的意义：1、体现了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的特征。
2、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重要力量。
3、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4、使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
5 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1932年解体。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成立的第一个纯文学社团，发起人：周作人、郑振铎、茅盾等，描写真实生活，反映社会问题，注重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强调“为人生而艺术”。
6 创造社：1921年6月成立于日本东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帝反封建最重要的社团之一。发起人：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田汉等。前期强调“为艺术而艺术”，认为对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在文学理论上崇尚自我，注重个性，主张忠实的表现“内心的要求”，反对“为人生而艺术”，反对写实主义。
7 从鲁迅那里，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主要题材——农民和知识分子。
8 鲁迅在历史转折关头参与历史发展的宣言，中国第一篇白话现代小说。《狂人日记》
9 《狂人日记》
主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端”，充满了尖锐而深刻的理性批判精神。
艺术特色：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创新，扩大了小说的审美张力，从不同的思路解读“狂人”形象，可以得出不同的认识。
贡献与价值：这些内容与形式上的现代化特征，调整、更新了我国传统的创作思维和审美习惯，具有为现代文学奠基的价值和划时代的意义。
10 阿Q神胜利法：指弱者在强者面前得不到物质上的胜利（得到的只是欺侮和压迫），又不去以自强的行动争取胜利时所采用的一种虚妄、想象的精神安慰来缓解和冲淡心灵痛苦的方式，是一种消极的自我麻醉，具有欺软怕硬、自欺欺人、自我解嘲、自甘屈辱而又妄自尊大的特征。这是中国传统和同时代人所具有的精神特征。
11 阿Q的三个特征：贫（无产者）、愚（思想落后）、弱（受到封建意识的毒害和人群的欺凌）
12 《祝福》之祥林嫂形象分析：
①通过祥林嫂这一人物形象深刻地揭示了与封建夫权、族权相结合的神权对穷苦妇女造成的精神痛苦和毒害。
②祥林嫂悲剧性格的深刻性突出表现在她的美好品格和求生的希望被残酷毁灭的过程中
13 鲁迅唯一涉及爱情的小说——《伤逝》
14 《呐喊》、《彷徨》的艺术特色：
（1）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单一模式化，实现了小说的开放性和创造的可能性，把日记、杂文、诗歌、散文等各种文学形式技巧融入小说。
（2）对西方小说技巧的吸纳。
（3）复线结构和复调主题。《呐喊》和《彷徨》这两本小说集以生活体验的深切、表现格式的特别与艺术上富有独创性著称，是中国现代小说成熟的标志。
15 《故事新编》创造了“古今杂糅”的艺术手法。
16 鲁迅的看客：是鲁迅小说中独特的“互看结构模式”——这是鲁迅对历史人的喜剧和悲剧性认识。以看客的麻木和残忍来观照中国人的沉睡和不觉醒。看客在鲁迅小说中是一个庞大的“无个性群体”，常常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的群像，他们对进步力量的无知，构成了封建吃人礼教的舆论传播工具和帮凶。
17 鲁迅的国民性：所谓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由于生活在同一地区，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价值尺度、道德规范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风格等。
18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鲁迅反的不是“传统文化”，而是“文化传统”——那种不把人当人看、蔑视个人价值与尊严从而造成几千年“吃人”历史的专制主义。
19 鲁迅的贡献：
1、在创作方面：开创了中国20世纪现代文学的新传统，推动了新文学的现代化。
2、在我国现代文学的理论探讨与思想斗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3、在外国文学译介和中国古籍整理研究方面的贡献。
4、进行社团活动、组织培养新文学队伍方面的贡献。
5、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
20 鲁迅的精神
1、强烈的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
2、韧性的战斗精神；
3、博才众长，勇于创新的精神。
21 问题小说的特征与缺失：
1关注社会人生问题的现实精神
2题材广泛，涉及面广
3缺失：社会功利性与概念化
22 冰心的知识点：
（1）圣母颂 “母爱”
（2）童心曲 “童真”
（3）自然赞 “自然”
23 许地山的知识点：
作品特点：多写缅甸、印度等异域生活，充满了南国情趣。
24 鲁迅之乡土文学：所谓“乡土文学”，主要就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
25 自叙传”抒情小说及其兴起的原因
小说主张再现作家的生活和内心处境，不强调对外部世界的描写，侧重作者心灵、心境的大胆敞露，揭示个人内心隐秘和灵与肉的冲突，尤其是处在变态社会中人的变态性心理，以此向封建旧道德和礼教宣战。
26 《沉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 作者是郁达夫
27 郁达夫的知识点
主题
1、突出表现五四青年对人性解放地追求和被生活挤出轨道的“零余者”的哀怨。
2、鲜明的表达了作者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情怀。
特点
1、自我写真。（大胆的自我暴露，感情率真、诚挚）
2、感伤的抒情。单纯的感伤抒情格调，忧郁、颓废、忏悔情绪。作品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感伤美和自然美
3、结构的散文化。小说善于创造风景画，呈现出强烈的诗情画意，用瞬间万变的自然景物来创造和渲染气氛
28 80年代伤痕文学：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一批通过对文革生活及文革后人们的精神创伤的真实描写、大胆揭露、愤怒鞭挞，悲剧性地展现了那一场社会动乱及其给人们造成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永不可平复的“伤痕”的作品。
29 反思小说：指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出现的对建国三十多年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的曲折发展过程及其对人的命运的影响进行了冷静反思、重新审视的小说创作潮流。
30 知青小说：知青小说的作者曾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作品的内容多为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知青后来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情感。
31 梁晓声的知识点：作品歌颂知青的悲壮的英雄主义。
32 改革小说：改革小说出现于70年代末，80年代前半期形成高潮。反映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生活、思想观念、文化心理的变革与冲突的文学创作潮流。
33 风情小说：以特定地域、特定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风土人情为主要审美对象的小说。
34 汪曾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35 贾平凹的知识点：1983年以后，“商州系列”小说，开始引起文学界注意。
36 寻根小说：80年代中期，作家不再满足于用社会政治的眼光来看待现实生活，而是开始思索深层的民族文化问题，对传统文化予以审视、剖析、继承，称之寻根小说。
37 先锋小说：指的是80年代以来具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小说创作潮流。“
38 新写实小说：新写实小说是对普通人们庸常生活的关注与描写，对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生命状态、精神状态的关注与体验。
39 新写实小说的特点：
1、庸常人生的平时叙写
2、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
3、世俗化的平易语言
4、自然悲婉的审美风格
40新历史小说：和新写实小说同根异生，只是把时空领域推移到历史之中，大致限定在民国时期，且避免了在此期间的重大革命事件 。
41 《尝试集》：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早的新诗集 作者 胡适
42 初期白话的贡献：
1、运用明白易晓、自然现成的白话语言作诗
2、讲究自然的音节，不求对仗和旧韵
3、追求诗体的大解放
43 初期白话的不足：
1、诗歌过于平实，情感浓度不够，想象力不足，缺少诗歌的意味
2、语言上散文化倾向，使诗歌失去了韵律感和节奏感
44 现代诗歌奠基之作：郭沫若的《女神》
45 《女神》的主题内涵
一 反抗、破坏、创造的主题。
（1）“反抗”，源自人的解放与觉醒；“破坏”，基于现实的黑暗、冷酷、腥秽；“创造”，是人类得以前行的动因。
（2）“五四”精神：怀疑、批判、反抗、破坏、创造。
（3）《凤凰涅磐》、《女神之再生》集中表现了上述主题。
二 爱国主义的主题
炉中煤》、《凤凰涅磐》、《女神之再生》 。
“五四”是中国现代新型文化的青春期，郭沫若的爱国也表现为对“青春中国”、“新中国”的向往与追求。
三 歌颂“偶像破坏者
公开宣称“我又是一个偶像破坏者呦”，“便是天上的太阳也在向我低头”。
这个“自我”是诗人自己，也是当时千千万万要冲出陈旧腐朽的牢笼，要求不断毁坏、不断创造、不断努力的中国青年。
四 对“劳工神圣”的景仰和颂扬
五 对大自然的礼赞
46 《女神》的艺术特色
1、个性化
2、抒情性
3、自由精神
4、浪漫情怀
5、创造性
47 《女神》意义上的不足：不足：过于强调自由的形式，缺乏诗性和韵味，适宜朗诵，不宜品味。
48 新月派的任务：“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
（代表人物 闻一多 徐志摩）
49 新月派的诗歌主张
1、“理性节制感情”的美学原则
2、提倡以“和谐”、“均齐”为新诗的审美特征
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音乐美：音节的整齐与和谐
绘画美：辞藻的美，视觉鲜明的色彩感
3、倡导新诗的现代格律化
50 新格律诗：中国现代新诗的一种形式。五四以后出现的新诗中不同于自由诗，又有别于传统诗体，没有固定格律的格律诗体。（闻一多最早提出）
51 徐志摩诗作特点
1、构思精巧，意象新颖
2、韵律和谐，富于音乐美
3、词藻华丽，风格清丽，呈现出明显的色彩美
4、章法整齐，形式灵活
52 祥子悲剧命运的主观原因：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血肉丰满的都市个体劳动者的典型形象。）
1、祥子与生俱来的小农意识，狭隘的眼光，尤其是他的个人奋斗的思想，是造成他悲剧主观因素中最根本的一点。
2、祥子个人性格上、心理上的弱点。比如在接踵而来的打击面前逐渐滋生的自暴自弃，在把握自己上缺乏足够的自制能力。
祥子悲剧命运的客观原因
1、二三十年代动荡的社会背景，把人变成鬼的旧社会的逼迫。
2、车厂主女儿的诱骗。
53 虎妞的形象：
虎妞的性格呈现出二重性
1、沾染了剥削阶级家庭给她的好逸恶劳，善玩心计和市侩习气。虎妞本身又是刘四爷的另一种压迫对象和牺牲品。
2、虎妞对于祥子，有感情，要控制祥子。
虎妞是祥子向上进取的阻力和障碍，是导致祥子走向堕落的外在原因之一。
54 老舍的文学贡献：
1、多层面的描绘出中国市民文化的复杂性。
2、揭示了文化转型期中国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3、在小说叙述上显示了中国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化，又融合了西方小说的技巧。
4、语言纯净、通俗，具有北京地域特点
55 京派：“京派”是鲁迅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指30年代以《骆驼草》《大公报》为主要阵地在北京、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代表：朱光潜、沈从文。他们将“和平静穆”作为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
56 海派：海派是沈从文在文学批评时提出的概念。以30年的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遣文化畸形发展的产物，他们依托于文学的市场，既享受着现代都市文明，又感染着都市的“文明病”。代表作家：张资平、叶灵凤。
57 《边城》沈从文边的“牧歌”情味和感伤情绪：
1.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
2.《边城》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
3.乡情风俗、自然景致与人事命运浑然一体的优美境 界，美丽得令人忧愁的牧歌情调。
58 沈从文独特的文学价值：
1、远离时代主流的文学价值观
2、对乡土中国的关注：民族性的思考
3、从容、静穆的民族文化品格的追寻
59 巴金的知识点：“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60 《家》的人物形象分析：作者巴金
①高老太爷的形象：高老太爷是这个封建大家族的最高统治者，他的专横、衰老和腐朽，象征着旧家庭和专制制度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
②觉慧——家的掘墓人：作为封建专制的叛逆者，觉慧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典型。他对旧家庭的反抗，以至最终出走，表现了“五四”新思潮的威力和新一代民主青年的成长。作家在觉慧身上寄托着对青春的赞美和生活的信念，他是最能打动青年的心的形象。他身上既有热情、叛逆、追求的“五四”精神，又有“五四”青年难免的历史局限与弱点。
③觉新——家的守墓人：这部小说最见艺术功力的人物形象是觉新，他是一个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却又怯于行动的“多余的人”，是封建家庭和旧礼教毒害下人格分裂的悲剧典型。思想与行动的矛盾使他经常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清醒而又懦弱使他不能摆脱严酷的自我谴责，这些都大大加强了人物的悲剧性。作者对觉新充满同情，同情之中又不无批判。
61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第一人：张恨水（名气最大、作品最多、水平最高）
62 张恨水大家族兴衰之《金粉世家》：
1.《金粉世家》中的金家具现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特征。
2.《金粉世家》中家庭败落的叙述更侧重于世俗的金粉生活的渲染，而不是社会制度的控诉。
63 冷清秋的形象：新旧参合
身份：女学生与女才子
性格：世俗与清高
选择：反抗与隐遁
64 《金粉世家》的价值
1、浮世绘般地描写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 中国世俗生活与观念的变迁
2、描写了缺少革命性因素的旧家族的命运
3、提供了女性主体选择的特殊（传统型）个案：冷清秋
4、继承并发展了章回体的传统叙述体式
65 曹禺《雷雨》人物之繁漪：她是《雷雨》最有特色、个性最鲜明的人物。她是五四运动以来追求妇女解放，争取独立、自由的新女性代表。她敢爱敢恨，她对周家庸俗单调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对阴沉的气氛感到烦闷，对精神束缚感到痛苦，她要求挣脱这一切。在一定意义上她也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而剧本又使她在难以抗拒的环境中走向变态的发展：爱变成恨，倔强变成疯狂。繁漪这一悲剧形象，是曹禺对现代戏剧的一大贡献，深刻地传达出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五四主题。
66 《雷雨》的悲剧性下层妇女被离弃的悲剧
上层妇女个性受压抑的悲剧 青年男女得不到正常爱情的悲剧
青春幻梦的破灭的悲剧 劳动者反抗失败的悲剧
67 钱钟书的代表作：《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围城》、《管锥编》
中国近代文坛中唯一一位通晓古今中外文学的才子。
68 《围城》的知识点
①享有“新《儒林外史》”之誉，以深邃的人生洞见和幽默灵透的文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
②这本书揭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的盲目。
艺术特色：1）善用比喻
2）高超的讽刺手法 、对人性弱点的嘲讽；对学风的嘲讽
3）幽默风趣的语言特色
69 张爱玲小说基本内容：
1、摹写各式恋情：《封锁》、《花凋》、《心经》、《茉莉香片》
2、摹写各式婚姻：《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琉璃瓦》、《十八春》
3、摹写男女同居：《连环套 》、《红玫瑰与白玫瑰》
70 张爱玲《金锁记》中金锁的比喻意：黄金的枷锁，被黄金欲压得变形/异化了的人
71 张爱玲小说的创作风格：
1、情调悲凉，大多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
2、 “古典小说的根底”和“市井小说的色彩”融为一体。
3、 张爱玲的作品还具有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
4、 语言介乎新旧雅俗之间。
72 朦胧诗：它指称的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以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梁小斌等为代表的一批在“文革”中成长的青年诗人的具有探索性的一股新诗潮。它多强调主体的真实，追求象征性与意象化的表现手法，蕴含着感伤情调和反叛精神。
73 顾城：被舒婷称为“童话诗人”，他诗歌的魅力是来自那种童话般的迹近“纯洁”的幻想。
74 朦胧诗艺术审美特质：
1、意象化
（1）扬弃具象化直述，以繁复意象传达心绪
（2）意象的自由迭加，形成意象的多义性阐释
2、象征性： 以可感知的具体事物来比拟或暗示不可感知的抽象事物，使诗歌的意象具有隐喻性而带来含蓄美。
3、跳跃性： 按照诗人情感的流向和想象的逻辑来安排时空秩序，造成诗歌结构的流动跳跃
75 余华——先锋派小说《活着》
存在主题：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活着
《活着》思想内涵：1、生命的脆弱易逝。在死亡面前，生命显得轻若鸿毛。
2、命运的变幻无常。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人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
3、“活着”成为人终极的目标与理想，人们忍受着生活赋予的种种苦难。
76 余华没有将先锋小说进行到底，在一片赞扬声中突然转向，其原因有三：
其一，来自先锋文学自身局限的不可超越性。（作为先锋，必须始终保持和社会、大众、传统、世俗的距离，甚至对立，因此，遭到误解和忍受寂寞成为必然；一旦被接受，又会失去先锋性，这是先锋作家和先锋文学共同面临的不可逾越的悖论和局限性。）
其二，世俗的诱惑。（任何作家都希望作品得到读者的认可 ，所以，作为先锋作家，时刻都有背叛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无处不在的世俗诱惑：世俗利益和世俗生活时刻在向作家招手，一个作家，只要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就不可能完全拒绝这种诱惑。）
其三：来自作家自身。（作家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先锋作家更是以创新为标志的，其情绪、心态、思想、观念不可能不变。因此，余华和其他的先锋作家的转变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H. 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关系
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区别 现代文学就是1919后三十年至1949这一段时间段内。
当代文学就是1950至现在。
这是一个比较机械的划分，实际上没有这么严格，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思潮、区别，就是从时间上划分的其他的，不属于区别，只是不同的研究领域，内容琐碎，不便展开。
中国现代文学，是指从1919年到1949年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国当代文学,是指从1949年至今这个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历史跨度为1917年至1949年。其基本内容包括文学史和作品两大部分。主要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各种文学现象的变化和联系，以及其间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
中国当代文学它研究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文学运动及重要文学现象，分析当代重要作家作品，总结当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使当代文学能以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样式丰富世界文学宝库。
近代：从1840到1919。现代：从1919到1949。当代：从1949年至今。这是中国文学的时代划分，并不是历史领域的划分 。
目前学术界大多采用1917年到1949年的教学/研究框架。通常简称为“现代文学三十年”。但是，这样使用“ 现代文学”概念越来越多地遇到各种复杂的问题。在国外的非汉语学术界，很难从语义上区别“近代”、“现代”和“当代”。比如日本就把“现代化”称为“近代化”.在国内，一般情况下，“现代”和“当代”是同义词，只有专门学习过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人才能区别这两个概念。所以对现代文学的范畴问题发生越来越多的质疑。特别是21世纪的到来，使这个问题更加凸显。当我们说“现代”的时候，不是指包括说话时的“现在”，而是指半个世纪以前。这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不便。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个范畴加以清理。
可是，当我们试图清理“现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的复杂性。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现代”这一概念具有多义性。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价值概念。比如现在同是2004年，我们却可以说欧洲比非洲“现代”，还可以说某件东西很“现代”。因此，对现代文学的理解不仅仅是时段上的差异，而且包括空间上的差异。
从时间上说，首先存在一个“现代文学”的上限与下限的问题。 关于“现代文学”的上限，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是1919年，划分点是“五四”运动。理由是文学与政治应该一致，“五四”运动使整个中国文化得到更新，中国文学的性质当然也发生了质变。这种观点目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很少，但是学者以外的很多人都这样认为，特别是中学语文课本就是这样教的。笔者给一年级大学生上现代文学课时，第一天问他们现代文学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全部说是1919年。这个观点思路明确，缺点是过于简单，因为实际上还是要去追溯1917年的文学革命和1915年的《新青年》。
第二种是1917年，划分点是文学革命，理由是文学的独立性，强调从文学自身的发展线索来判定时段。目前大学教学体制基本采用这个上限。但是这样就等于说现代文学只是新文学，它忽略了通俗文学的发展脉络。
第三种是1911年或1912年，划分点是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建立。理由是现代文学应该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文学，推翻了皇帝，才真正有个人的精神空间。这也是把文学与政治相联系。从通俗文学的发展来看，这个上限倒是一个分界点。但是从文学运动来看，这个年份的意义不是特别突出。
第四种是1898年，划分点是戊戌变法，理由是思想变革是文学变革的内在动因。北京大学一些学者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实际上就是以1898年为起点。谢冕先生主持的“百年文学总系”，挑选十几个年份进行分写作，第一本书就是1898年，谢冕先生亲自写的。1898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从现代教育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开端。 第五种是1840年，划分点是鸦片战争。理由是在古代与现代之间不存在独立意义的“近代”。这实际是把近代文学合并到现代文学。近代文学是历来教学的薄弱环节，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第六种是周作人等人的意见，认为现代文学是从明朝开始的，理由是个性解放、人的觉醒。这一观点无法在教学上实现，只能当作一种学术参考意见。
关于“现代文学”的下限，分歧倒不是很多。
第一种观点是1949年。这既是正统的，也是大多数人的观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但近年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理由是从文学自身来看，1949年没有什么重大事件。
第二种观点是1976年“文革”结束，从新时期以来是“当代文学”。这种观点认为50-70年代的文学基本是解放区文学的延续，应该属于“现代文学”，文革以后才进入了所谓“翻天覆地”的历史新阶段。
第三种观点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此前的文学是以五四精神为主导的，此后进入了以共产党思想为核心的当代文学。
最后一种就是主张不分现代与当代，打破下限，笼统称之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主张影响很大，实际上许多学者都进行了跨越“现代”和“当代”的研究。但是这个主张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它忽略了许多应该得到重视的差别。20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的阶段性还是不能回避的。
从空间上讲，“现代文学”的所指经历了范围上的多次变化。从50年代王瑶先生等开创这门学科始，“现代文学”长期指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团结其他阶级参加的新文学。所以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革命文学占的比重最大，其他文学处于边缘，或者是同路人，或者是受批判的对象。
文学上的划分是1919到1949为现代，49年以后为当代。比如研究现代文学主要是研究1919到1949的三十年。
新时期以后，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边缘和中心开始对换。经过20年的演变，革命文学已经占比重很小，所谓“人性论”的和“具有永恒艺术价值”的文学得到重视。但基本框架还是新文学的框架，而且产生不少新的问题。比如忽略了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思想斗争，忽略了当年大众的阅读选择，变成一种个别专家趣味等等。
关于现代文学应该不应该包括通俗文学，很早就有过不同意见。严家炎先生与唐弢先生就曾经争论过。严家炎先生认为应该包括旧文学，包括旧体诗词。唐弢先生则强调“现代”的价值意义，反对包括旧文学。但随着学术界对“现代”这一概念理解的拓展，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该包括通俗文学。也就是说，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学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它们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简单的先进战胜落后的关系。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了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本书在每个10年都专门设立了通俗文学一章。这表明了一个极大的变化。旷新年先生批评这个框架有不妥之处，但这已经是一个趋势。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版现代文学史，也专章讲授了通俗文学。
所以，目前关于“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出现了许多课题。一是在中国20世纪产生了各种文学，如何对待。以某一种价值观念进行取舍后，对不符合自己的标准的文学干脆不讲，恐怕是不妥的。比如有的当代文学教师不讲文革文学，有的连十七年也不讲。“空白处理”恐怕不是历史研究的最佳方式。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不同文学的价值区分。张恨水与鲁迅就是不好随便比较的。要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我们就要回到文学史中去，仔细考察当时的文学生产、流通和接受的状况，包括考察出版、报刊、文学教育和各种亚文学的状况。这样我们或许会尽快找到妥善处理“现代文学”这个概念的方法.
当代与近代的许多事物存在这或多或少的差异，何况文学领域也不例外的，慢慢、静静、细细体会吧！
I. 怎样概述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继续和发展，它的第一阶段开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之初。它继承了我国古典现实主义和古典浪漫主义的传统，吸收了世界进步与革命文学的优秀元素，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
在建国后一段时期，由于漫长的封建文化的禁锢，人民旧有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因此文化规范的形成、文化意识的转变显得非常缓慢，战争在战后的社会生活中留下的影响要比人们所估计的要长久得多也深远得多。人们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和狂热政治激情的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以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情绪，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性地排斥，等等。这种种战争文化心理特征在建国后几十年对人们的行为都有一定影响。
当时的大多数作家在军事胜利的鼓舞下，不可避免地有投合战争文化心理的积极性，他们热情讴歌时代精神，赞美社会新风气，这一时期战争文化规范在文学观念上的表现——诸如自觉强调文学创作的政治目的性和政治功利性，自觉强调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在一些主要创作中体现出来。
受到这种战争心理的影响，文学观念由军事轨道转入政治领域，一方面，开展一系列政治批判运动，改造和批判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另一方面，则要求将文学变成“整个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充斥着战争心态的词汇，战争文学观念成为主流。
但与此同时，当代文学史发展中仍有一条“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若隐若现地存在着、支配着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和文学理想的追求。对于中国文学来说，重视文学自身价值这一传统有力地支持了作家们用各种艺术手法来表达对社会的理性看法，以及对文学真实性的追求。正是因为坚守这一传统，许多作家在被不公正地剥夺了写作权利以后，仍然抱着对文学的炽爱，在秘密状态下创作出很多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从解放区文学的传统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熟悉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状况，对农民的心理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中国民间文化形态也有着独到的认识，他们在创作时，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民间隐形结构”的艺术手法，使作品在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同时，反映出来自于生活最真实的呼声，极富生命力。
在五六十年代，人们认识到，以战争为主题的文化规范及其文化心理与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不相适应。为了调整这种不相适应性，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试图纠正这种文学发展的倾向，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收效甚微。
当代文学史的第二阶段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为开始。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使文学遭受了空前的劫难，除了“样板戏”和部分诗歌外，文字创作处于停滞状态，有关“文革”期间的文学状况，我们将在后面专门论述。
当代文学史的第三阶段是以1978年8月开始的“伤痕文学”为标志的。“文革”结束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方针，在文艺界展开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4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致祝辞，在阐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时明确提出了“不要横加干涉”的意见，并且承认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党“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紧接着，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含义比较宽泛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1984年第4次作家代表大会中央首次以科学的态度总结了历史上党领导文艺工作存在的缺点，并作出了“创作自由”的许诺。从这一系列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中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健全的文学环境正在逐渐形成，一种以和平经济建设为特征的新的文化规范也正在显露端倪。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种新的文化规范的形成不会一帆风顺，旧有的文化规范痕迹也不会立刻消失，人们旧有的传统思维依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一定的影响，譬如，对“文革”后文学发展的整体成就作出消极的估价，对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依然保留“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对西方文化思想依然采取排斥和拒绝的态度等等。这种思维定势决定了80年代的文学历史充满了过渡时期的特点：新的以和平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规范诞生以前必然会经历痛苦的文化蜕变和激烈、充满矛盾的自我斗争。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每一次新的创作和理论的探索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甚至争论，每一次争论都为推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作家们不断地探索与创新，整个80年代的文学显得生机勃勃。
“文革”结束后，受尽磨难的知识分子终于爆发出了现实战斗精神，老作家巴金率先发表反思“文革”和总结自我教训的《随想录》，鼓舞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继往开来地发展和捍卫这一传统。在“文革”后的80年代文学创作中，老作家孙犁的读书随笔、汪曾祺的小说等，都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和美文风格，对当代作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可以看做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活。
这一阶段文学队伍主要是由两代作家构成，一代是在5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是在共和国初期的理想主义氛围下步入文学创作的领域，却因为真实地表达了对于社会及人性的感性认识，而在“反右”运动及“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地批判与打击。“文革”结束后他们重返文坛，成为80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创作里充满对现实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对人性的赞美，可以说是“五四”传统的精神主题在当代的再现。还有一代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中大多数人曾经历“上山下乡”，真实体验了民间生活，受到了民间文化的熏陶，所以当他们开始写作时，自然而然地从农村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由最初的“知青”题材到稍后的“寻根”文学，反映出文学新创作趋向。
80年代，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借鉴，使得许多作家在实践中日益成熟，拓展了文学创作的艺术空间，丰富了现代文学的艺术表现传统。尤其在现代诗歌的表现形式方面，以“文革”时期知识青年的地下诗歌为源头的“朦胧诗”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中的现代诗传统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美学原则，恢复了个人话语在诗歌领域的作用。这些虽然是表现技巧上的探索，但对90年代的文学创作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代文学的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如果说，80年代是一个在文化上拨乱反正的过渡时代，那么，90年代才渐渐显现出新的文化活力和特点。这种新的特点，对未来的文学发展，以及文学创作的方向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们的意识形态格局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知识分子旧有的一元化的文化理想被淡化，多元文化格局在不自觉中逐渐形成。在文学创作上则体现为作家放弃了宏大历史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特别是由此走向了对于民间文学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
90年代，新文学的传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一种新的因素成了当代文学的参照。在“五四”以来的文学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都处于一种时代“共名”的状态，即某种时代主题支配了一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如“五四”时期的“反帝反封建”和“个性解放”，抗战时期的“民族救亡”等。“共名”是时代主题的体现，是作家表达自己社会见解的主要参照。作家通过自身的理解，对时代关键词进行阐述，但在这种文化状态下作家的个人独创性和真实的感受很可能会被掩盖。
与“共名”对立的概念是“无名”，所谓“无名”不是说没有时代主题，而是指一个时代并存着多种主题，文学创作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如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学、海派都市文学、大众消费文学，以及东北流亡文学等多种不同专题，这些风格迥异的文学思潮之间互相冲突，充满了激烈斗争。
90年代的文学具有鲜明的“无名”特征：首先是80年代文学思潮线性发展的文学史走向被打破了，出现了无主潮、无定向、无共鸣的现象，不同风格、不同类型文学走向同时并存，表达出多元的价值取向。
这一时期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战斗精神以及民间文化结构，文学走向呈现多样性。如宣传主旋律的文艺作品，通常是以政府部门的经济资助和国家鼓励来肯定其艺术创作的社会、文化价值；消费型的文学作品是以获得大众认可、为普通老百姓接受，通过文化市场的促销成功为其目标的；纯文学的创作则是以文化圈子内的行家认可和具有特定文化需求的读者群的欢迎为标志。
90年代有许多作家对于社会以及社会历史的认识非常相近，但他们却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来抒写并寄托他们所体验到的时代精神面貌，作家的叙事立场也发生了变化，以共同社会理想转向个人叙事。与此同时，文学创作的风格更加多样化、自由化，使一批面对自我的作家在开拓个人心理空间方面的写作实验得以实现。个人立场的文学叙事促使文学创作从宏大叙事模式中摆脱出来，转向更贴近生活本身的个人叙事方式，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青年作家和女性作家应运而生。
90年代的作家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写作：有的继续坚持传统的精英立场，有的转向认同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大众消费文化，有的则着眼于思考如何从民间的立场上重新发扬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有的则专注于极端化的个人世界，勾画出形形色色的私人生活……这种“无名”状态使发展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摆脱了时代“共名”的制约，在社会文化空间中发出了独立存在的声音。
作家们在相对自由轻松的环境里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写出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诸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承志的《心灵史》、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张炜的《九月寓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都堪称是中国20世纪最后10年文学界的重要收获，这些作品为本世纪的文学舞台拉上了一道庄严神圣的落幕。
J. 学习中国当代文学的心得体会 怎么写
要有勇气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
一个时代有几个最好的作家，有几部最好的作品，具体来说，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有能力以独特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这个时代的文学就立起来了。
当代中国文学当然要放在现代世界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来理解，它是世界现代性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这样的现代性内在差异性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虽包含着断裂、反叛与转折，但它不与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完全悖反。五六十年代的激进现代性，历经了80年代的"拨乱反正"；我们固然可以看出它的局限性，但同时也不可能将它从我们的文学传统中完全地剔除。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并非只有"政治"二字才可概括；八九十年代的反动，也并非只是投入西方现代的世界体系就能全盘解释。前者有"文学"遗留下来，而后者有"中国经验"不可化约，二者相加，就是中国文学的倔强性。这两个时代，在我们的文学史和批评中，被描述为对抗与反动的关系，但我们也要同时看到，它们也并不是替代性的。先锋派反"宏大叙事"，只是表明历史之变化，与"可歌可泣"无关。后来的历史固然要超越过去，这并不等于过去就一无是处。事物的关系，并非非此即彼，也并非以好与坏的简单逻辑为唯一的解释准则。有些人把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称为"烂苹果"，这不只是狭隘偏见，也是心底阴暗。
我们要看到，中国当代的文学经验的特殊性，没有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在自己的大地上给中国文学立下它的纪念碑。也就是我们永远无法给出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准则，因为，依凭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中国的文学永远只是"欠发达"的货色。但谁来依凭西方的尺度呢？是我们吗？我们为什么只有这一种尺度呢？汉语言文学的尺度是否有可能会有一点例外呢？仅就这一点例外，它是否永远无法为西方文学规训呢？
西方给予中国的美学尺度，无疑曾引导、敦促中国现代文学进步、成长、壮大。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都是西方现代性引导的结果。后者不过再加入了苏联的影响。它是世界现代性在中国的激进化表现，在文学上也同样如此。从现代至今，100年的历史，不能有一些变化吗？
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追逐西方一个多世纪，自梁启超1906年创刊《新小说》，发表所谓"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观点，中国小说奉西方小说为圭臬。西方的现代美学语境，一直是中国文化走向启蒙现代性的参照物。但中国自现代以来，其实一直走着自己的激进现代性之路，在文学上也同样如此。中国的小说终至于以宏大的民族国家叙事为主导，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文化建构到建构起中国革命文学，文学与民族国家建立的事业完全联系在一起。这其实是西方的现代文学所没有的经验。这一经验一直偏离西方，它不能完全以西方现代文学的经验为准则，只要以西方现代世界性或"人类性"文学经验为准则，中国的现代文学就陷入尴尬，尤其是走向共产革命的文学更是难以协调。夏志清和顾彬等就不愿承认这样的历史也是文学的历史；他们宁可把它看成是中国作家受政治压迫的历史佐证（这可以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顾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读出）。
西方的小说根源在于它的浪漫主义文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依然是与这个传统发生关联，反叛也是关联的一种方式。我们没有这样的文化根基，我们永远无法生长出西方浪漫主义传统下形成的现代小说艺术。这就是直至今天，一写到城市，我们的文学就力不从心的原因。要么空泛，要么虚假。但我们的乡土叙事却有独到之处。所以，如何适应他们的标准是我们最大的困境，如果没有我们对自身文学的认识以及相应的美学准则的建构，我们的文学永远只是二流货。所以我认为困境是内与外的体现，内和外到今天都面临着极限，西方给我们施加的美学标准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用那样的标准看自己的小说，永远是差了一大截儿，永远是不对称的。但我们没有想到差异性的问题，我们没有勇气、魄力建构异质性。
在此历史情势下，我们何以不能看到另一种文学的历史呢？看着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其实一直在展开中国的激进文化变革，从而未尝不是开创另一现代性的道路。一方面要依循西方现代性的美学标准，另一方面要有中国自己面对的现实条件，这二者的关系紧张，后者要强行压制前者。直至"文革"后，这一历史被翻转。但90年代之后，其实西方的现代小说在60年代就面临困境，如巴斯以及苏珊·桑塔格所言，小说的死亡，先锋文学或实验文学再也难有花样翻新……等等。这一美学上的枯竭，何以要中国今天还要遵循？
现在，几乎100多年过去了，这样的规训和尺度，已经到了极限。也就是说，中国臣服于它已经够久的了--我们姑且承认这些臣服是必须的。但今天，一方面，从客观上看，西方文学本身给出的可能性已经极其有限了；另一方面，主观上讲，中国的文学累积的自身的经验也已经有一些了，仅就这些也难以为西方汉学家和翻译家识别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开辟自己的小说道路？法国当年有它的新小说，中国为什么不能有另一种新小说，不能有汉语的新小说？中国的文学仅参照西方现代小说的经验，永远不会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
汉语的独特性，汉语如此悠久的传统，现代白话何以没有继承中国传统的语言？这都是不实之辞。利用中国古典来贬抑中国当代，这与用西方的绝对标准来贬抑中国如出一辙。
南美的文学受到西方的承认，并不是因其语言文化的独特性，说穿了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们都是受的西方现代文学教育，他们都能用西方的语言（西班牙语、法语或英语等）写作。帕慕克虽然用土耳其语，但他的西方语言和文学修养完全融进西方文化。只有中国这些"土包子"作家，半土不洋，他们的文学创作完全超出西方的经验。如此独异的汉语，如此独异的现代白话文学，何以不会有自己的语言艺术呢？何以只能变成另一种语言让外人评判才能获得价值呢？
我以为把今天的中国文学放在60年的当代文学史框架里来看，它可以说是达到了过去未尝有的高度。我知道这样的评价与当下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指责大相径庭。其实从90年代开始，"唱衰"中国当代文学在中国主流的媒体和批评界就一直存在。因为90年代退出批评现场的一批人也认为中国再也没有好的文学。媒体的兴起也提供了一个"围攻"文学的场所，因为媒体觉得骂文学最安全，骂别的很困难也不专业，所以到处是骂文学的。
尽管说，这60年未必是线性发展进步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特点，但这60年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并不是一个颓败的结局，而是有一定数量的大作家，一定数量的大作品。评价一个时代的文学，不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极其优秀的作品，大部分作品当然只是寻常之作，关键要看它到底有没有几部可称得上是大作品的东西，有没有可以称得上是大作家的家伙。一个时代有几个最好的作家，有几部最好的作品，具体来说，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有能力以独特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这个时代的文学就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