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擅写京味小说

1. 老舍“京味”的文学特点

老舍文学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京味”，用自己独特的艺术笔触栩栩如生的描绘出老北京的人文风貌、文化底蕴和文化心理。
对于“京味”的理解需要有不同的层面。
1、就地理上和实物上而言，最典型的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杂耍和庙会等；
2、就心理而言，北京是历代王朝的首都，有着一种雍容和大气，积淀着千百年的传统，因为市民们也有着独特的豁达和幽默。就如祥子在生活困境的时候，仍然会对未来抱着美好的幻象。
3、反映小人物命运。“京味”还有一点会经常透过小商贩、车夫等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他们的生活风貌来反映那个时代，那些文化特征和心理。
4、语言上，也经常会用到北京方言，很有地方特色。
因为这些，是的“京味”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老舍文学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京味”，用自己独特的艺术笔触栩栩如生的描绘出老北京的人文风貌、文化底蕴和文化心理。
对于“京味”的理解需要有不同的层面。
1、就地理上和实物上而言，最典型的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杂耍和庙会等；
2、就心理而言，北京是历代王朝的首都，有着一种雍容和大气，积淀着千百年的传统，因为市民们也有着独特的豁达和幽默。就如祥子在生活困境的时候，仍然会对未来抱着美好的幻象。
3、反映小人物命运。“京味”还有一点会经常透过小商贩、车夫等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他们的生活风貌来反映那个时代，那些文化特征和心理。
4、语言上，也经常会用到北京方言，很有地方特色。
因为这些，是的“京味”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2. 论老舍的京味小说及其艺术成就

老舍的简介：
老舍(1899～1966)， 现代小说家、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青、鸿来、□予、舍、非我等笔名。满族，正红旗人。
生平经历和创作道路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这些，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1906年，在别人的资助下，老舍进私塾读书；三年后，转入新式学堂。1912年，小学毕业后，他在普通中学读了半年；翌年，考入学杂膳宿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老舍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任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1920年 9月，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还陆续兼任私立小学教师、国语补习会经理等职。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五四"给了我什么》），他作出了新的抉择。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映在作品中。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象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写得好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作家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话剧《西望长安》(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成。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骗，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如何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题。以幽默讽刺著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注目。
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未完）。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上场人物60多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后者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正红旗下》涉笔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它们描写的虽然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见彩图老舍剧作《茶馆》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作品众多，思想上艺术上也都有新的进展。20、3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到了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文学业绩 老舍先以长篇小说著称。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后来，他又以剧作闻名,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成为50、6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老舍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三年写作自述》）。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和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著作的出版和版本 老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字数达700万至800万。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还有长篇小说《文博士》(又名《选民》，1936～1937)、《火葬》(1943～1944)，短篇小说集《火车集》（1939）、《贫血集》(1944)等；戏剧《张自忠》(1941)、《面子问题》(1941)、《大地龙蛇》(1942)、 《归去来兮》(1942)、 《谁先到了重庆》(1942)、《柳树井》(曲剧，1952)、《春华秋实》（1953）、《十五贯》（根据十五贯传奇改编的京剧，1956）、《红大院》(1958)等；杂文和文艺短论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另外，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家自选的和别人编选的选集多种，主要收录短篇、中篇小说和剧作。他翻译的萧伯纳的剧作《苹果车》，收入《萧伯纳戏剧集》(1956)。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老舍论创作》(1980)、《老舍论剧》(1981)、《老舍曲艺文选》(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今为止老舍著作比较完整准确的汇编。
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

3. 30年代小说"京派"和"海派"的区别

20世纪30年代，曾引起“京派”与“海派”作家的争论（以沈从文与苏纹为代表）。所谓“京派”作家，主要指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这批作家又可以为两类：一类是以《大公报》、《现代评论》、《文学杂志》、《水星》、《骆驼草》等为阵地的一批青年作家。代表人物有沈从文、废名、老向（王向辰）、萧乾、芦焚、林徽音、靳以、凌淑华等。这些作家以京城文化为依托，又以高等学院为背景，主张远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因此，在创作的作品中着力描写自然美、古朴的人性美、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社会关系，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和抒情性，诸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黄梅故乡、芦焚的果园城、萧乾的北京老城根等，浪漫主义情采较浓。另一类是以老舍为代表的老北京写实作家。他们以写北京地方风情为主，虽然对古老的文化生存状态和接近自然的田园风光有所依恋，有所顾惜，但更多的是批判。这部分作者也主张创作自由，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干预和侵扰，但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关注着社会人生，诅咒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金钱世界，走的仍是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海派”是集中在上海的小说流派，早期有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性爱小说，后期的代表是“新感觉派”小说。“新感觉派”是在日本新感觉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刘呐鸥是这一流派的开创者，代表作有《都市风景线》。另有穆时英被称为“新感觉派”的圣手，代表作有《上海的狐步舞》、《白金的女体塑像》等。施蛰存的小说以心理分析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主要作品有《梅雨之夕》、《上元灯》等。“新感觉派”的小说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使都市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描绘了都市五光十色的繁荣景象，以及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在艺术上，注重借助叙述者的主观感觉，创造一种意识跳跃、不断流动的特殊文体，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

今天文学史考试，正好考到京派作家。

4. 老舍小说的京味

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因此“京味”首先表现为取材的特色。另外，体现在作家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时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老舍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扶幼的老“规矩”；性格懒散，苟安，谦和，温厚与懦弱等等。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渗透在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画、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
老舍对北京文化的情感是复杂的。这里既充满了对“北京文化”所蕴含的特有的高雅、舒展、含蓄、精致的美的不由自主地欣赏、陶醉，以致因这种美的丧失、毁灭油然而生的感伤、悲哀，以及若有所失的怅惘，同时也时时为“文化过熟”导致的柔弱、无用而惋叹不已。
老舍以其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特殊的幽默艺术独树一帜。老舍小说的幽默艺术与鲁迅、张天翼、钱钟书和林语堂等现代文学名家的幽默艺术互有异同.喜感因素和悲感因素相交织,构成了老舍小说幽默艺术的独特景观。含蕴丰富，独具一格的幽默感。老舍的幽默，是温暖的北平的幽默，简朴、利落、善良、生气勃勃。老舍小说的幽默风格是逐渐成熟的，早期是“为幽默而幽默”，《二马》显示出他的幽默风格趋于形成，《离婚》则标志着他幽默风格的成熟。老舍笔下的幽默以悲喜剧交融的形式，讽刺与抒情的渗透，获得了“笑中有所思”的艺术魅力。老舍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幽默小说家。

5. 京派文学有哪些代表作家

1、周作人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周櫆寿，又名周奎绶，后改名周作人，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浙江绍兴人。

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6. 关于老舍简介 风格 经典作品！

老舍先生
舒庆春字舍予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发表了大量影响后人的文学作品，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 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老舍在茶馆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合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 (1980)、 《老舍小说集外集》 (1982)、 《老舍论创作》 (1980)、 《老舍论剧》 (1981)、 《老舍曲艺文选》 (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 (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至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

7. 老舍作品京味的特色

老舍是我国“五四”以来文学史上著名的爱国作家。他以勤奋的创作和特有的艺术才华为中国现代文学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老舍出生在北京城内一个破落的旗人之家。家境的贫寒，父亲的早逝，母亲的刚强、义气对老舍思想性格的形成、发展和创作的选材、命题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老舍由于出身贫苦，自幼就和挣扎在黑暗社会最地层拉洋车的、修房的、剃头的、卖唱的和教书的等各行业的下等人相交往。因此，他不仅熟悉下等人的生活，而且同他们在感情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热爱他们的好品质，同情他们的苦难，关心他们的命运。他的作品多描写劳动群众的生活苦难，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审视，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恋，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达到的。

老舍是现代作家中有个性、成就卓著的作家。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老舍作品“京味”的形成与北京文化对老舍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北京文化对老舍创作的影响
老舍的创作集中体现了他作为北京文化的特殊个案体现出对这个文化的深厚感情和深切反省。

北京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保守性的北方大都市。封闭、落后的经济状况与三朝皇都的特殊地位，使文化中固有的保守、愚昧从一种深入骨髓的奴性得到加强。在满清统治的近三百年间，汉文化中原本属于贵族文化的享乐主义被发展到极致并趋于民间化。满族对汉文化的崇拜，使它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实际是以强烈的占有和同化意识全面“汉化”；惟其是一种崇拜导致的趋同，满清对汉文化的吸取，就带有普遍的享受意识。老舍对我们描绘的满清文化，是一个丧失了创造力与进取性，吸附在千年文化积累的残羹冷炙上尽情享用的败家子文化。“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满族男子，可将必胜的精力花费在养鸟养花、听戏唱戏等生活小刺激与小趣味中，自我陶醉，不思进取。他们依靠俸禄生活，追求“生活的艺术化”，万不得已也寅吃卯粮，而绝不去做工，学手艺，他们以自食其力为耻。老舍自幼所感受的贫困、所目睹的贫困对母亲的折磨以及母亲的坚韧耐劳，事实上已使他形成了一种满清主流文化相背离的生活信念。但这种积极进取的生活信念远不是满清影响下的北京市民文化的主流。一个社会普遍的群体意识常常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在满清统治的近三百年里，汉文化不但没有受到新鲜文化的刺激而获得新的发展，相反，它处于停滞状态，他的文化精华被满清玩味的“烂熟”以至于腐朽。满清社会的八旗屯兵制和经济的衰落，在绝大部分旗人沦为贫民之后，也便将一种享乐和苟安的贵族文化习气带到了民间。这就促成了近代北京文化，也即我们成为“老北京”的市民文化的特有形态：不乏旷达和趣味，然而苟且偷安、敷衍、妥协并且妄自尊大，具有一种皇天在此的优越感。

老舍生于这个文化，然而他最终成为这个文化的反省者和批判者，一方面归因于她从母亲那里获得的平民的进取性格，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现代西方文明对他进行了直接的熏陶。五年的旅英生活，使老舍鲜明地感受到了西方人的进取精神、认真精神、独立精神与国人普遍的愚昧和惰性的悬殊对比。老舍多年来对现实所怀的隐忧在东西方文化的具体对比中，化成了对本位文化的理性怀疑与批判。他选择了他最熟悉的北京市民社会的生活，将它作为反省民族文化的民族性格的对象。因此，老舍对文学创作的冲动，是在一种直接的与西方文化的对比中，在对民族文化的忧虑中产生的。老舍文学创作的基本立场与风貌是表现并批判以北京市民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保守性。

老舍长养于北京市民文化，自然与这个文化有割舍不断的亲情联系。他是在一种逆境中，以平民的进取姿态选择着文化的养料，因而，北京市民文化赋予老舍的不是敷衍，而是宽容；不是鄙俗，而是朴素。对比老舍同时代很多作家对愚昧保守文化的激愤态度，就不难清楚地看到市民文化赋予老舍的文化性格。他自己也认为：“假若我专靠着感情，也许我能写出相当伟大的悲剧，可我不彻底。”“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可是好人也有缺点”。正是老舍这种对人世所抱的普遍的同情态度，他的小说在对国民性进行批判时，更多的是温和的讽刺。这形成老舍特有的幽默。老舍作品注重文化，谱写世态，是那么真实而又有世俗的品位，加上其表现形式又适应并能提高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所以能为现代文学赢得知识分子之外的众多读者。老舍用“文化”来分割他的市民世界，其中不同类型的市民形象的分割，体现着老舍对传统文化不同层面的分析与批判。他的“市民世界”中，活跃着三种类型的市民：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以及正派市民。老舍常常喜欢通过有些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惰性与病态，从而实现他对北京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成分的批判。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是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

二、老舍作品中的“京味”
老舍作品的“京味”首先表现为取材的特色。老舍聚集其北京的生活经验写大小杂院、四合院和胡同，写市民凡俗生活中所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失雍容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生活和寻常世相，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画卷。这画卷所充溢着的北京味儿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

“京味”作为小说的风格氛围，又体现在作家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时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方面。北京长期作为皇都，形成了帝辇之下特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习惯，以及与之相应的审美追求，迥异于有更浓厚的商业气息的“上海文化”。老舍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抚幼的老“规矩”，生活态度的懒散，苟安，廉和，温厚等等。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渗透于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画、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老舍作品处处写到礼仪，礼仪既是北京人的风习，亦是北京人的气质，“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北京人多礼，《二马》中老马赔本送礼；《离婚》中老李的家眷从乡下来，同事们要送礼，张大哥儿子从监狱中放出来也要送礼；《骆驼祥子》中虎妞要祥子讨好刘四爷更需送礼；《四世同堂》则直接详尽描写祁老人“自幼长在北京，耳濡目染跟旗籍人学习了许多规矩礼路”。这不仅是一种习俗，更表现了一种“文化性格”。《四世同堂》第一章就这样写到：无论战事如何紧张，祁家人也不能不为祁老人祝寿：“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就连大字不识一、二的车夫小崔也熏染了这种北京“礼节”：他敢于打一个不给车钱的日本兵，可是女流氓大赤包打了他一记耳光时，却不敢还手，因为他不能违反“好男不跟女斗”的“礼”！这种“北京文化”甚至影响到中国市民知识分子，《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就是这样一个衰老的北京文化在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性格。小说写了一个细节，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他十分振奋，但他没有“高呼狂喊”；“即使有机会，他也不会高呼狂喊，他是北平人。他的声音似乎是专当吟咏用的，北平的庄严肃穆不允许狂喊乱闹，所以他的声音必须温柔和善，好去配合北平的静穆与雍容。”祁瑞宣因此而感叹自己缺乏那种新兴民族的英武好动，说打就打，说笑就笑，敢为一件事，不论是为保护国家，还是为试验飞机或汽车的速度去牺牲了生命。老舍对“北京文化”的描写，是牵动了他的全部复杂情感的：这里及充满了对“北京文化”所蕴含的特有的高雅、舒展、含蓄、精致的美的不由自主的欣赏、陶醉，以及因这种美的丧失毁灭油然而生的感伤、悲哀，以致若有所失的怅惘，同时也时时为“文化过熟”导致的柔弱、衰败而惋叹不已。对北京文化的沉痛批判和由其现代命运引发的挽歌情调交织在一起，使老舍作品呈现出比同时代许多主流派创作更复杂的审美特征。老舍作品中的“京味”正是这种主观情愫与北京市民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客观描绘的统一。

老舍性情温厚，其写作姿态也比较平和，常常处于非激情状态，更象是中年的艺术。他的作品追求“幽默”，一方面来自狄更斯等英国文学的影响，同时也深深地打上“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了更内蕴的“京味”。老舍说“北平人，正像别处的中国人，只会吵闹，而不懂什么叫严肃”，“北平人，不论是看着一个绿脸的大王打跑一个白脸的大王，还是八国联军把皇帝赶出去，都只会咪嘻咪嘻的假笑，而不会落真的眼泪。”老舍的幽默带有北京市民特有的“打哈哈”性质，既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以“笑”代“愤”的发泄，又是对自身不满的一种自我解嘲。总之，是借笑声来使艰辛的人生变得好过一些。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幽默看成是生命的润滑剂。老舍作品中的幽默具有两重性：当过分迎合市民的趣味时，就流入为幽默而幽默的“油滑”，有点类似北京“京油子”的“耍贫嘴”，这主要表现在老舍的早期作品中，老舍曾为此而深深苦恼，以致一度“故意的停止幽默”；经过反复思索、总结，从《离婚》开始，老舍为得之于北京市民趣味的幽默找到了健康的发展方向：追求更加生活化，在庸常的人性矛盾中领略喜剧意味，谑而不虐，使幽默“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可不是从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追求更高的视点，更深厚的思想底蕴，使幽默成为含有温情的自我批判，而又追求艺术表现上的节制与分寸感。老舍创作逐渐失去了初期的单纯性质，产生了喜剧与悲剧、讽刺与抒情的渗透、结合，获得了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读其小说往往不仅使人忍俊不禁，更令人掩卷深思。

老舍作品中的“京味”还表现在他的语言艺术上。老舍的语言艺术得力于他对北京市民语言及民间文艺的热爱和熟悉。他大量加工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顶平凡的话调动得生动有力”，烧出白话的“原味儿”来；同时又在俗白中追求讲究精制的美，写出“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老舍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了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不粗俗，精制而不雕琢。其所使用的语词、句式、语气以至说话的神态气韵，都有他独特的体味和创造，又隐约渗透着北京文化。这也是“京味”的重要表现。

三、老舍作品的语言特色
老舍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他的小说在语言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他集通俗性与文学性于一身，平易而不粗俗，精制考究而不雕琢，俗而能雅，清浅中有韵味，从而表现出作家独具的个性色彩。这种个性色彩鲜明的语言，丰富与发展了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语言，同时也使老舍的小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典范意义的白话作品。老舍作品的语言特色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以俗白而清浅最为突出
老舍在北京口语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古典文学、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营养，用普通人都能听得懂，说得出的话来写作，通俗易懂，明白晓畅；而又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不流于浮浅。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据有人用电脑统计，只用了常用字2411个，具有小学水平的人就可毫不费力地阅读。在这里，不仅冷僻字眼一个也没有，就连常用的“时”，老舍不是写成“时候”，就是写成“那阵子”，如果单说一个“时”，显得文绉绉的，不合普通话的口语习惯。愈近晚年，他的语言就愈纯净、老练，他的作品《正红旗下》更是炉火纯青，字字珠玑，全面体现了他的语言特点和成就。

老舍语言的俗白、清浅还依赖于他一贯坚持用北京的口语、俗语进行创作，他“充分依赖大白话”。《骆驼祥子》中，从叙述语言、人物语言到肖像、景物、心理描写，用的都是北京口语，作者的叙述与人物内心语言水乳交融，使读者读后感到既是人物内心活动，又是叙述人的具体描述，真正达到了叙述人象是钻进人物内心去说话的境地。这种叙述语言的通俗化、口语化，使读者能及时得到叙述人的提示，很快“进入角色”，身历其境地分担人物思想感情，从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小说中的人物语言更是纯正的北京口语，个性化色彩极强。句子短、句法灵活而又生动传神、自然贴切。

（二）用词简洁、准确，选词富有个性化
语言的简洁、准确关键是词语的精选妙用。“一个词就揭示出对象的特征”，举个简单的例子，《骆驼祥子》有这样一句：“他们的拉车姿势、讲价时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其中“扇着”一词用的极准确，反映出了的作品中人物的心理特征。

（三）情景交融，富有节奏感
小说的语言除去人物对话或独白，大量的是作者的叙述，或写景或状物，或介绍人物与事件，有时还是作者自己的感慨和议论。老舍小说叙述语言和他笔下的人物语言一样，写的活泼灵动，带有他自己的鲜明特色，那就是把事情和感情搀和在一起，情景交融地把叙述语言说出来。老舍一向认为：一个写家的本领就在于能把思想感情和语言结合起来。作家情感的变化以及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变化，都是通过富有节奏感的语言表现出来，它像从正弦上弹出来的音乐，极具变化和表现力，能充分维持住读者的注意力，广泛地唤起读者的情感，引领他更微妙地投入到作家所描写的那个艺术世界中去。老舍小说中，把自己的情感自然而然地融入人物内心世界或景物描写中去，强化了语言的情感色彩，极具表现力和感染力。

（四）语言有声有色，色彩鲜艳，富有感染力
老舍小说是俗白的，但同时又是色彩鲜艳、悦耳生动的。老舍曾说：“语言是人物思想，感情的反映，要把人物说话时的神态都表现出来，需要给语言以音乐和色彩，才能使其美丽、活泼、生动”。

老舍以地道的北方口语丰富了文学语言。老舍不愧是语言艺术大师，他非常熟悉北方劳动人民的口头语言，他的作品中的语言以北京话为基础加工锤炼而成的，没有矫揉造作的知识分子腔，俗白、凝练、生动、纯净，的确是“宛转如珠，流畅似水”，活泼有趣，雅俗共赏。无论是刻画人物或是叙述故事，都那么生动形象，妙趣横生，然而又看不到丝毫雕琢的痕迹。这对于中国文学语言艺术的丰富和发展是个突出的贡献。

老舍的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发展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老舍的贡献不在于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而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老舍远离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艺腔”他的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纯净的语言，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老舍作品的语言特色可概括为“白、俗、俏、深”。他在现代白话文学语言的创造与发展上，有着突出的贡献。老舍创作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现代小说在民族化与个性化的追求中所取得的巨大突破。

8. 现代文学史上擅长写北京底层平民生活作品具有浓厚的京味儿的作家是（ ）

是老舍，《骆驼祥子》就是写底层平民的代表作

9. 老舍是什么的开创者

"京味小说"的开创者。1951年12月 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拓展资料：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字舍予。因为老舍生于阴历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北京满族正红旗人。

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催稿趣事

抗战期间，北新书局出版的《青年界》，曾向作家老舍催过稿。老舍在寄稿的同时，幽默地寄去了一封带戏曲味的答催稿信：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吠！马来！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马？来个字！还都是老弱残兵！后帐休息！得令！正是：旌旗明明，杀气满山头！

改稿奴才

作家楼适夷有次去看望老舍。“最近写些什么？”楼适夷问道。满族出身的老舍笑着说：“我正在当‘奴才’，给我们的‘皇帝’润色稿子呢！”一阵大笑，方知老舍正接受一项新任务——为末代皇帝溥仪修改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献丑作诗

一次老舍家里来了许多青年人，请教怎样写诗。老舍说：“我不会写诗，只是瞎凑而已。”有人提议，请老舍当场“瞎凑”一首。“大雨洗星海，长虹万籁天；冰莹成舍我，碧野林风眠。”老舍随口吟了这首别致的五言绝句。寥寥20字把8位人们熟悉并称道的文艺家的名字，“瞎凑”在一起，形象鲜明，意境开阔，余味无穷。青年们听了，无不赞叹叫绝。

诗中提到的大雨即孙大雨，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洗星海即冼星海，人民音乐家。高长虹是现代名人。万籁天是戏剧、电影工作者。冰莹即谢冰莹，现代女作家，湖南人。成舍我曾任重庆《新蜀报》总编辑。碧野是当代作家。林风眠是画家。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

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

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老舍的作品中往往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1960年是义和团起义的六十周年，于是写出了话剧《神拳》，再现了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

老舍的语言俗白精致，雅俗共赏。老舍说：“没有一位语言艺术大师是脱离群众的，也没有一位这样的大师是记录人民语言，而不给它加工的。”因此，作品中人物语言是加提炼过的北京白话。其作品语言的“俗”是建立在精细的思考与研究的基础上。

他的“白”，让读者易于理解却又颇有深度。用通俗、平白的文字来反应时代和生活，这才是老舍作为语言大师的境界，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然而另一方面，老舍又使用语脱去自然形态的粗糙与随意，炼成金子，使现代的北京口语显出朴素精致如同一具精雕细刻的瓷器。

同样老舍的作品也追求幽默，一方面来自狄更斯等英国文学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深深地打上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了更内蕴的“京味”。幽默风趣，是老舍作品语言的总体风格特色。他认为：“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

假荇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因此，老舍的小说、戏剧，散文等也都充满了幽默风趣色彩。他的作品字里行间无不闪现着他的幽默才华：把“想得深”的思想内容，用“说得俏”的语言表达出来，含蓄隽永，充满浓郁的幽默色彩。从《老张的哲学》问世起，老舍就开始被人称为“幽默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