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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 现代性 对抗 共谋
论文摘要：沈从文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表面上似乎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但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
1998年，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在其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中以沈从文小说《新与旧》为例，认为应当从中国现代文化的寓言角度重新审视这篇作品：“它揭示的是一个新旧错杂的时代，对于消解单一的线性历史时间，消解现代性的有关‘进步’的整一图景，建立审美主义的多重视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本。这篇重要的文章为日后的学术研究留下了理论探索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命题无疑指向了沈从文创作与文学现代性两者之间的纠葛上来。近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着喋喋不休的争辩却又总是莫衷一是，有些学者认为沈从文的现代性本身不证自明，另有人则专门写文章从文本内在逻辑论证湘西系列的现代性因素，当然，也有坚持认定沈从文向来是以“反现代性”姿态出现的。各种观点的碰撞看似有着某种理论自足性，但这种自圆其说往往显得幼稚而脆弱，甚至完全是一种理论自娱。笔者认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历来的研究无疑忽视了两个重要的向度：其一，现代性本身的全部复杂性；其二，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本身具有的特殊品格。以上两点可能使我们的研究渐次走向深人，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澄清问题本身。
一、复杂与歧义：现代性的诸多面向
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在于它的普遍主义，就主体化的精神品格而言，在于它的反思性；就其客体外在化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言，在于它的断裂性。“断裂”一词在这里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与文学性相触碰的瞬间，可能产生的巨大张力。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的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现代性的这些品格使其内部充满了纠葛，经常出现的悖论使现代性处于不断的调整和重构之中。因为这些不同气质的存在，现代性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客体，在其内部总存在着有趣的对话，显现出繁杂性与歧义性。沈从文的创作无疑参与了这场对话，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文本具有或鲜明或暖昧的反思性，由此被纳人到现代性的多维语境中来。人们经常将沈从文的作品与废名(冯文炳)等人的创作进行比较。其实，如果考量的角度被限定在与现代性关系上，那后者显然较前者决绝和纯粹的多。废名的视点是人的神性，带着浓重的宗教意味，因此与现代性的反思或批判少有暧昧关系，无论是物质的现代化或是精神的现代性都被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沈从文的视点则是人性，虽然人性也常常借助宗教性得以表现，但即使他在那些外表看来极纯粹的湘西小说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一个与之相对的异质世界，渗进一点桃源外的嘈杂之声，更毋宁说他笔下的那些拙劣的都市小说。这种有意识的反思特征，使沈从文的创作与中国社会／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即在外部物质世界现代化所呈现的断裂中，“眷恋着历史的连续性”，甚至是有意通过对历史的回溯达成对这一“连续性”的有效梳理。对“桃源世界”或过往历史的话语抚摸乃是对正在进行时的“现代化”的呼应。
这显然是一个有趣的命题：为何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现代性的反思中使用了这样一种策略，即更多的借助湘西的边缘文化视点来缝合现代性的“断裂”。这与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相关，也就是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不久前，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样的观点：“我经常说，当代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并存的奇异的国家。”E23这个奇异模型的建构其实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样的情况就因为各种复杂因素的合力作用在中国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具体语境下，我们有必要把现代性拆解为两个不同的范畴，即物质现代性与精神现代性。这种看似武断的拆分在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上无疑具备某种有效性，因为从一开始，这两者在中国就不是同步并行的，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物质现代性的发生在中国显然是被动的，在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市场秩序渐次形成之后，闭关锁国终于无法抵制坚船利炮的侵袭，而这一切背后直指经济利益。世界格局的现时要求使中国不情愿却必须卷入这场物质现代化的风暴中，但因为其自身社会经济结构的滞后，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洪流中必然是附属品，甚至是牺牲者。精神现代性的发生则比之稍晚，并且具有非常独特的品性：“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现代性’概念在中国既代表着‘理想’，又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此同时，由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并置逐渐成为一种十分明显的文化生态，现代性的反思遂借助两者的对峙展开。另一方面，这种对峙又十分显著的与地域文化直接相关。不仅主流文化形态(即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化)之间以地域特征为旗帜展开对话(在文学上表现为“京派”与“海派”)，而且非主流文化形态也积极参与到对话中来，或是为激进的社会革命提供现实的依据——比如沙丁等作家揭露四川农村社会的作品；或为民族革命提供悲壮的依据——比如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等等。沈从文同样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但显出独特性：在表面上，他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借助对湘西这一边缘文化内景的描述与之对抗；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又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
二、封闭的环形：《萧萧》中的现代性自反特征
我们以具体的文本来坐实上述关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抗争与共谋这一命题。在实际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对文学的耐心解读，单纯罗列出一些作品附会某个预设命题的现象比比皆是。实际上，与现代性抗争或共谋的行为只可能也必须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文本外化出来，好的作家总是通过文本修辞的巧妙安排来表现他对问题的思考。这里选取《萧萧》和《边城》两篇小说，试图通过对其文本内部呈现出的复杂图景进行解读，从而有效关照沈从文作品中的现代性。
对于《萧萧》的来说，沈从文设置了一个圆形的结构。小时起始，唢呐的声响和平稳的花轿支撑起整个画面，让人觉得新鲜。在小说的结尾，又是唢呐声到门前，“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的人们最终也盼到那平稳的花轿。文本叙述在此时封闭了自我，表现出一种寂寞感。小说家同时为这一自足的叙述空间设置了井然有序的线性时间维度，故此虽然不免在时间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某些波折，比如朦胧的女学生的印象、花狗大的出现、婴孩的降生，但都很快被井然有序的时问流脉扶平，仿佛晴朗夏El水面上掠过的一丝微风，留下些须波纹，但很快就消弭了，分析这个消弭的过程是必要的。花狗大的出现之于萧萧，有如傩送的出现之于翠翠。小说家显然没有流露出任何批判的意思，因为对于萧萧来说，花狗大的出现显然是预示着她即将面临着一个新的人生仪式，就像不久前她刚刚出嫁一样。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仪式带有某种程度的自然性。
沈从文细致的给我们展现了这个仪式全部微妙过程，而仪式本身其实正是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剪影。仪式的原始色彩因为其间的山歌而显得更加鲜明：“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哪个?”花狗大和萧萧的吸引是双向的，“健康、优美、不悖人性”，完全是人存在的一种自然形式。更加有意思的是，当她和花狗大野合而怀孕的事再也瞒不住的时候，生存境遇与顺序时间的微妙关系便产生了：
“这件事情既经说明白，照乡下人规矩，倒又像不甚么要紧，只等待处分，大家反而释然了。……萧萧次年二月间，十月满足，坐草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响洪壮。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喜欢那儿子。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存在与时间关系的寓言，本身其内部包含着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关于人自身的思考。我们上面说过，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因为处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而失掉了一些应有的成分，比如关于人自身的合理叩问。沈从文恰恰从现代性相对稳定的一维入手，关注变中的不变——即人性本体，固而显得与自然的文化生态格格不入。
从文本对女学生的描写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沈从文小说现代性的另外侧面，即在上面提到的现代性的自我反思特征。沈从文是通过精心编排的修辞技巧来展示这种反思的。女学生在文本中显然是一个内涵甚广的能指，它背后连接着一个与萧萧们的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即通常意义上的现代形态的世界。女学生是沟通文本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关键元素。这一元素始终伴随着萧萧的成长过程，成为她心中的一个情结。最初的时候，萧萧对于女学生的态度是暖昧的，“听过这话的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一个样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学生并不可怕，因此一来，却已为这乡下姑娘初次体念到了。”在怀了花狗的孩子以后，萧萧曾把女学生作为自己的某种精神支柱，竟然和花狗商量起来要到城里去寻自由了。“有一天，又听人说好些女学生过路，听过这话的萧萧，睁了眼做过一阵梦，愣愣的对日头出处痴了半天。_3j(n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结尾处，萧萧抱着和当年的小丈夫生下的婴儿毛毛，唱歌一般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在这个圆形的、封闭的叙事结尾处，沈从文同时也封闭了关于女学生的故事。萧萧在叙事时间为十年的长度中，对女学生的看法最终又回归到了原初的理解。这种略带讽刺意味的修辞技巧中实际上以安插进小说家对于现代性的某种反思：在一个地区发展严重失衡的国家，现代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三、突破轮回：“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
与《萧萧》中单纯的封闭式结构不同，《边城》虽然仍旧尽力描绘一个遥远的世界，却在环形的故事中打开了一个缺口，由是，在湘西世界平静生活中出现了“他者”——一种无名的、但却人人可感的异质性因素。一个有意思的分析策略是将《边城》中的关键意象做简单的梳理，顺此可以清晰的看到湘西世界田园牧歌生活在《边城》中开始的自我颠覆。
应该说，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意象就是那只“方头渡船”，如果说翠翠、爷爷、黄狗还有桃源般的景致天然的定格成一副水墨画，那么渡船则是读者进出这幅奇异画卷的中介，它那么自然的联系着此岸与彼岸，让时间的呈现方式不再和《萧萧》中一样了。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家的手法一如在湘西系列其他作品中那样，以全部的静态雕刻着意让这幅山水画完满，时间在“方头渡船”上来回摇摆，轮回不断，过渡的有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有羊群、有新娘子的花轿，翠翠总是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在平静如水的世界里，甚至黄狗都是没有名字的，一切都在彼岸。然而，“端午”、“中秋”两个意象的出现突然将回环的时间流脉切断，显然，它们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单纯的民俗学意义，在小说中，一直隐匿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在这些线性时间的结点上获得了自我呼唤：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端午”和“中秋”意象的出现为翠翠提供了生命的具体场景，小说从永恒的民俗学时间进人到历史时间中去。在故事的结尾出，作家将这样的时间向度坐视，爷爷在夜雨的死亡、白塔的倒掉，特别是二老出走后能否归来的不确定性，都将叙事的时间对准了未来。
从另一个维度看，如果说《萧萧》中表现出的现代性的自反特征是通过对循环时间内部的蒙昧的批判达成，那么在《边城》中则着力表现“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我们上面提到的“渡船”意象已然为边城世界打开了一道缺口，外界的异质性因素带着某种强力迅速突破缺口，田园牧歌式的秩序被质疑，“边城牧歌”由此开始了自我颠覆的道路。如果说，《边城》在表象上向我们展示的仍就是一个与其他湘西系列并无不同的田园世界的话，那么其文本背后则实际上关涉着田园世界自身的“自我分裂”，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正是所谓的“现代性”的他者的渗透造成了这种“自我颠覆”。海外汉学家王德威先生认为沈从文的湘西叙事既是对牧歌环境本身的表达，又是使其土崩瓦解的因素。这正是说明《边城》是在突破了《萧萧》的叙事轮回之后达成“自我颠覆”状态的。
四、结语
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的文本分析，就会发现几乎沈从文湘西系列的每一篇作品都不同程度的归纳到人的生存寓言或现代性反思这两个范畴里来。像《贵生》、《会明》、《豹子、媚金、那羊》、《牛》、《柏子》等，都是非常典型的关于人的生存的寓言，而像《丈夫》等一类小说则更多寄寓着对现代性的某种反思，至于《边城》则两者兼而有之。我以为，沈从文笔下的现代性世界从来不是单一的，中国当时文化生态的特殊性催生的只能是以单一的线性思维模式为依据的激进型现代性，而沈从文对此却表现得不屑一顾。在他的文本中，我们读到的是对现代性全部复杂内涵的解读：包括现代性的自反特质(即反思性)和对人性本体的认真态度。事实上，沈从文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固执可能造成当时人们的误解，但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判断。正像他在《阿丽斯游记》中说的那样：“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未来的生存方式?”他选择了后者，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但这样的选择却正是一个真正优秀的文学家应该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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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的精神结构及其小说的结构模式
{内容提要}：本文从意象分析法的角度，论述了王小波小说中“夜”的意象的意义，进而阐述了他阴阳两界冲突的精神结构和由此形成的其小说的结构模式。

{关键词}：王小波 精神结构 阴阳两界 结构模式

王小波有部中篇小说《我的阴阳两界》，阅读这部小说，读者首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何为阴界？何为阳界？在他的杂文中也数次提到类似的说法，比如，话语圈属于阳的一方；世界除阳的一面之外，还有阴的一面；“赖在文学上，可以给自己在圈子中找到一个立脚点。有这样一个立脚点，就可以攻击这个圈子，攻击整个阳的世界。”（1）还有其他衍生的词“阴性的态度”等。

我认为，阴阳两界是理解王小波精神世界的一个通道，他的精神结构呈现出阴界和阳界之间不可调和的分野，二者之间像两军对垒一般，上演了一场场攻防战，时而剑拔弩张、势不两立；时而委屈求全、妥协礼让；时而握手言欢。这是内心深处惊心动魄的战争。王小波的精神世界时时表现出搏杀、冲突、紧张、分裂的状态，他精神上的弦绷得太紧，这是一个人的战争，这是分成两半“自我”的格斗，最后终于两败俱伤、琴弦绷断，曲未尽人已失。王小波精神世界的这种特质投射到小说创作中，自然其小说的精神结构与它保持一政，不仅如此，其小说的叙述结构也展现出双线并行、交织、虚实相映、古今对话的结构模式。

综合王小波杂文和小说来看，对阴阳两界的界定，大致可列出以下两类词语方阵：

阳界：愚蠢、专制、强权、无智无性无趣、乌托邦神话、愚民教育、宗教化政治、煽情伦理、思想牢笼、话语圈文化、精神阳萎、实用功利、机械化一、强势群体……

阴界：健康的性、有趣、神奇、智慧、自由、爱情、创造、理性、科学、民主、人的尊严、沉默文化、参差多态、弱势群体……

法国文学理论家加斯东·巴什拉尔认为，每个诗人都提供一份意象的综合，我们可以事后去发现它，绘制一幅“曲线图”，重新发现一种逻辑。在此，意象既不是一种修辞形象，也不是文章细节，意象是“一个完整的题材。它呼唤各种不同的来自多渠道的形象的聚合”；它是“一种原则的升华”，它可以上溯到语言和形象思维的起源，同时又表达“凝聚了事物内部的情感世界”。巴什拉尔的批评即是从一个意象出发，重新认识一个世界，艺术家心灵向往的那个世界。（2）

笔者通过对王小波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单位意象”或者说“存在编码”“夜”进行分析，以期切入他的精神结构。“包围着他们的是派出所的房子，包围派出所的是漫漫长夜。”（《未来世界》）。《似水柔情》末尾：“眼前是茫茫的黑夜。曾经笼罩住阿兰的绝望，也笼罩到了他的身上。”最典型的是如下大段文字：“夜黑的发紫，星星亮得像一些细小的白点。在京效时我常和铃子钻高梁地，对夜比一般人熟悉得多。这是险恶的夜，夜空紧张得像鼓面，夜气森森，我不禁毛发直立。”

“在这种夜里，人不能不想到死，想到永恒。死的气氛逼人，就如无穷的黑暗要把人吞噬。我很渺小，无论作了什么，都是同样的渺小。但是只要我还在走动，就超越了死亡。现在我是诗人。虽然没发表过一行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更伟大。我就像那些行吟诗人，在马上为自已吟诗，度过那些漫漫的寒夜。”（3）

在他的早期习作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文字：“在我小的时候，常有一种冰凉的恐怖使我从睡梦中惊醒 ，我久久 地凝视着黑夜。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到我死时一切感觉都会停止，我会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无感觉，宁愿有一种感觉会永久存在。哪怕它是疼”（4）。于是到云南插队时，他常常在深夜走出宿舍，在夜色中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诗，写了又涂，涂了又写。（5）

王小波在1979年6月6日写给李银河的信中引了《德国诗选》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并说他尤其喜欢“银色的星光”这个诗句（6）：

他爱在黑暗中漫游，黝黑的树荫

重重的树荫会冷却他的梦影。

可是他的心里却燃烧着一种愿望，渴慕光明！渴慕光明！

使他痛苦异常。

他不知道，在他头上，碧空晴朗，

充满了纯洁的银色的星光。

王小波在不同的小说中先后引了二次塞利纳杜撰的瑞士卫队之歌：“我们生活在漫漫寒夜，/人生好似长途旅行。/仰望天空寻找方向，/天际却无引路的明星！”（7）并且第二次引用时用的小说题目是《茫茫黑夜漫游》，由此可见他对这首诗及“夜”这一意象的喜受。除此之外，他的一些小说题目多少也透露出一些信息：《红拂夜奔》、《夜行记》、《夜里两点钟》。

在王小波的笔下，夜是漆黑的、萧杀的、凄惨的、紧张的、险恶的、森然的、漫无边际的，它意指黑暗、压抑、迷茫、恐怖、绝望、死亡。当王小波把“文革”时期比作漫漫黑夜时，“夜”这一意象的内涵还较为狭小，从王小波整个一生及其创作始终来看，他赋于“夜”以丰富、深邃的意蕴。《茫茫黑夜漫游》好比怪腔怪调的布鲁斯，是一篇心态小说，是作者写作时“当下”心境的流露，在此，作者表达了在强制下永不屈服的信念：“有人可以从屈服和顺从中得到快乐，但我不能。”他说，只有一种生活是可取的，就是迷失在探究小说艺术无限可能性中。王小波对夜的恐惧，即是对受奴役的、乏味的、无创造的生活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如何超越死亡，穿过漫漫寒夜般的人生，他选择了创作，选择了诗意人生因此他称自己是行吟诗人、浪漫骑士，以艺术对抗寒夜，超越死亡，也超越命运、生命、存在。他说：“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是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它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好像来自星星……我希望自己能写这样的诗。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一切恐惧就可以烟消云散。”（8）想象一下，一个17多岁的少年在亚热带地区的夜色下，在旷野之中，以他的单纯、真诚试图摆脱当时的话语霸权、语言牢笼，抒发出自己本真的内心情感，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景。那么，与“夜”对应的意象就是“星星”、“明星”、“银色的星光”，这是王小波的精神源泉，他渴慕星星，寻找星星，梦想化作星星，照亮黑暗，抗争阳界，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王小波的人生及创作，那就是：星光照彻黑夜。王小波确如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慧星，他闪亮的光芒照彻了晦暗的夜空。

王小波的另一个重要的“存在编码”就是小说中的“刑场”意象，及由此衍生的“砍掉的头”、“尸体”意象，（9）“夜”和“刑场”都是王小波对人生、对他生活的世界的一种深刻体认。

王小波的小说中的人物可分为界线分明的二个方队，即阳界中人和阴界中人；军代表/知青、团知书/受帮教者、大夫/病人、警察/犯人等，在他们之间上演着管制/反抗、改造/抵制、追逐/逃跑的游戏。

王小波小说的动态与静态场面也值得留意，当他的叙述落笔于争斗、追逐、逃跑时就自由奔放、生机盎然、谐趣横生，如王二的上山，老鲁捉王二，卫公、红拂出逃、薛嵩抢婚、征战等，而一旦人物在一处停留下去就往往是压抑、郁闷、死气沉沉的世界。与此对应的两类地点（皇宫、宣阳坊、灰色长安、洛阳/凤凰寨、路上）也就有了相反的寓意。

下面以《黄金时代》中的3篇小说为例，论述阴阳两界的冲突、对峙、碰撞。

在《黄金时代》里，王二是到云南插队的北京知青，二十出头，充满了好多奢望和青春的强烈躁动，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以当地队长、农场军代表为首的管制体制也就是阳界，发生激烈冲突，当他拿着猎枪和军代表剑拔弩张地对峙时，这种冲突达到顶点，这是箝制与反抗、设置与反设置、情感萎缩与生命激情、道德戒律与精神自由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但个人是无法与整个社会相抗衡的，王二选择了跑为上策，逃往深山老林。在这个阴界世界中，王二和陈青扬在原始山林里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是一个神奇的梦，他们远离人类，远离文明，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他们活得狂放恣肆、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他们在大自然里无所顾及地做爱，他们的精神自由和生命激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和敞开，演奏出一首生命狂欢曲，从这层意义上讲，这的确是王二的黄金时代，他们的生活很像汤恩比所说的人类史前文明的阴的时期的生活。下山后，他们受到阳界势力 的围剿：收审、写交代材料、出斗争差，但王二和陈清扬以精神上、性爱上的放浪不羁、轻松游戏消解了神圣、虚伪、庄严，从而宣告了他们在这场阴阳冲突中的不可战胜。

《三十而立》，王二成了大学教师，但他感到无趣机械的生活好像一种酷刑，在他看来，这个世界里存在着两个体系，一个来自生存的必要，一个来自存在本身。就前者而言，就是为了功名利禄虚名浮利，违心地装丫挺，假正经，过表演给人看的生活，这就失去了自己的存在；而存在本身具有无穷的魅力，它没有什么世俗功利性，它就像草长马发情那么自然，二者之间的分野就是阴阳界面的确立。王二在功名利禄和追求真善美之间，在追求真诚和掩饰自己对社会的真实感受之间，在自然人生与生存之累之间徘徊不定，苦闷不安，做着痛苦的抉择。在常态生活中，阳界的一切不像非常态的“革命时期”那样面目狰狞、咄咄逼人，它就像滞重无形的空气弥漫在“阴性人”王二的周围，它无所不在又难以捕捉，王二时时有抗争的冲动，却不知把矛头指向何方，因此，不得不在万般无奈中“荷戟独彷徨”。是苟且生存，还是返回存在本身？在王二死前，在小说结束之前还是个问题。

《革命时期的爱情》，是一部关于性爱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个人成长史的小说。个人的成长恰恰框定在一个抹杀个人存在的革命时期，伟大人物设置的乌托邦中，那种命运的被设置感、行货感、玩偶感刻骨铭心，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必然格格不入。少年王二与姓颜色的女大学生的爱情是惨痛、凄美的，作为两个触犯游戏规则未被惩办的漏网之鱼，他们在野外树林、河边的爱情可看作逃逸阳界中心的边缘地带里的一次疗伤。他们在此还原到人本位，体验男人和女人的感觉，但王二幼时的惨痛经历在心理上的投影使他无法有所作为。表面革命失败的背后，是肮脏、丑陋的世界作用于个人隐秘的性心理上的挫败感，他们所扮演的革命角色其实是丧失人本性的受愚弄的玩偶、泥人，他们在咀嚼失败中开始的畸形之爱只能以失败告终，这是革命时期曲折隐晦的个人情感悲剧。王二长大成人后，进街道豆腐厂当工人，他和阳界中人、道德牧师、帮教他的女团支书之间由对抗、冲突最终转向枕席之欢，女团支书由肩负拯救精神的使命，自觉不自觉地滑向肉体的放纵、沉沦、做成阴阳苟且之事，这是一场阴差阳错的爱情。

在《黄金时代》中，阴阳两界的冲突是紧张、激烈的，也是明朗、单纯的，有两军对垒的气氛，王二和陈清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战斗同盟，而《革命时期的爱情》里，这种冲突要隐晦、错综复杂的多，在最隐秘的心理层面，在个人成长史中，也在王二和女团支书的苟且贪欢之间展开，它是多色调多层次的。

《我的阴阳两界》，主人公王二选择的生活方式是独特的，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长期在地下室居住，喜欢寂寞、黑暗，在写小说、译书的思维乐趣里自由地生活。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阳萎，这其实是一种文化隐喻，是阳界的伤害造成的，他逃跑、隐匿到阴界中去，在阳界中人看来，他是小神经，被列入异类，但长期以来，他和阳界中人过着两不相扰、相安无事的生活。妇科女大夫小孙的冒然闯入打破了这种生活，导致了二者的失衡、冲突、较量，表面上看，在这场较量中，王二大获全胜。与女团支书为青工王二治疗精神为初衷却以捐献肉体告终不同，小孙以奉献肉体来治疗王二肉体阳萎为起点，最后治好了肉体，把王二拉回阳界，却导致他又精神阳萎。两个王二与两个女人的性关系都蕴含着挽救的母题，尽管动机、方式、角色不同，但结局都是失败的，而后一种失败是精神上的大溃败，因而是阴性人王二最大的人生失败。

在这三部小说中，阴界的形象化指涉由蛮荒之地、边陲的原始山林转到城市效外河边的小树林，再转为城中医院里阴暗、杂乱的地下室，自然的野性、诗意由强转弱，最终衰退到人群居住之所的凡尘。阴性人王二由在自己的世界里随心所欲的生命狂欢转变为无路可逃中与阳界调情苟合，再变为阳界中的一员，精神境界一路呈现沦落、萎缩、衰退之势，阴阳两界的冲突也由紧张激烈走向淡化、缓和，直到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欢。这是否可称为阴阳三部曲？

与王小波及其小说的精神结构相一致，其小说的叙述结构也往往采用双线、多线并行、交织，古今对话、呼应，纪实与虚构、现实与想象、现时与历史、生活与本文构成一个虚实相生真假莫辨亦真亦幻的奇妙繁复的开放性叙述空间，叙述人在这个无限敞开的叙述空间里自由出入、往返。《未来世界》由三大叙述板块组成：描绘叙述人在未来世界里的“当下”现实生活，追忆舅舅在上个世纪的历史中的生活，叙述人撰写的舅舅传记中的生活。《白银时代》的叙述结构是：写作公司里的现实生活，回忆中的大学生活，《师生恋》这部小说中的大学生活，师生恋情及奇谲的沙漠世界。其中，《白银时代》和《2010》的情节核及叙述动机都是一个谜语，小说的叙述流程亦即谜语的破解过程。《未来世界》和《2015》都运用了少年视角，顽皮、刁钻、性萌动期的少年可看作前叙述人，他的叙述起到颠覆人物关系、伦理关系或反讽世界的怪诞荒唐或增加戏谑效果的作用。

《红拂夜奔》、《万寿寺》，用现代意识烛照历史传奇，叙述人的现实生活与其虚构的小说中的历史人物生活形成同构关系，历史和现实，过去和现在在相同的主题和动机上被跨越，这种古今对话的叙述方式在另外两篇小说《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伦奴》、《似水柔情》中表现得同样突出。

⑥ 求现代文学方面的毕业论文

谈女作家笔下男性形象的困境

摘要：研究女作家笔下男性形象的困境，有助于我们认识女性笔下男性困境叙述的现实意义，并为当前社会上男性走出现实困境提供启示。从叙事途径上， 女作家笔下男性在家庭与社会地位和思想情感上都存在着困窘和尴尬。首先，女性作家笔下男性在外部世界的作用与价值——建功立业与光宗耀祖，遭受质疑。其次，随着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型，传统社会中男人体力上的优势与人格上的权威在逐步失去，现代知识女性在社会、事业上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显示出女性作为人的价值所在。此外，男性个体的情感因外部环境压迫和自身能力的局限而表现出这样那样的无奈。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凡俗还是荣耀，男性外在的坚强和无所不能在女性眼中掩饰不住虚弱与苍白而逐渐瓦解，甚至分崩离析。

关键词：女作家；作品；男性形象；困境；地位；情感

前言
对于中国女性作家笔下男性的困境这个话题目前少有研究涉及。董慧芳考察了当代女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演变，分析张洁的《方舟》、铁凝的《对面》、陈染的《私人生活》、卫慧的《愈夜愈美丽》这些分属不同时期、风格各异的作品中男性形象演变，找到新时期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发展脉络（董慧芳，2005）。李仕芬以男性叙述下的女性传奇为题，剖析严歌苓的小说《倒淌河》，集中讨论了作者如何通过男主角阿夏的叙述，突出阿尕这个女性角色（李仕芬，2003）。曹书文论述了海峡两岸女作家笔下男性形象的文化意蕴（曹书文，2002），认为女性对男性的审视实际上也是对自我的解剖，她们在消解男权意识之后方可重建女性的自我与话语空间。因此，她们对男性的书写决非可有可无，而是重塑女性自身的关键之所在。李仕芬论述女作家小说中的男性角色，认为男性在成熟的过程中，反而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与缺点，对自己的能力、特长怀疑之余，自然亦无法建立起自我的价值感（李仕芬，1998）。
因为存在着性别体验的差异，女作家在塑造异性形象和塑造同性形象存在很大错位空间。但这种异性对象书写在“旁观者清”的意义上存在参考价值。异性对象书写的研究近几年受到关注，但研究得比较多的是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塑造，对于作品中男性形象的研究也大多局限于男作家的作品。实际上，几乎每一部文学作品中都存在两性的地位和情感基点。因此，女作家作品中男性形象的研究也是十分有意义的。本文作者阅读大量女性文学作品，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探讨女作家笔下男性的困境，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女性笔下男性困境叙述的现实意义，并为当前社会上男性走出现实困境提供启示。

一、 女作家笔下男性形象的地位困境
（一） 两性关系格局中男性地位的根基
伴随着女性自我意识与性意识的觉醒，对两性关系格局的重新梳理对女性作家来说尤为必要。只有从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中女性才能体验到自身真实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困境，女性也因此赢得了识别男性话语本质的机遇。台湾作家李昂的《杀夫》无疑是传统社会两性关系本质的真实书写，只是由于叙事者性别角色的改变，男性作为“殖民者”对女性的“侵略”、“占有”与女性为“物”为“奴”的生存才显得格外触目惊心。由于林市是陈江水的交易所得，于是，对她肉体的蹂躏仿佛是他作为丈夫心安理得的特权。当他对妻子有欲望的时候，对方才有幸得到食物；如果不按他的旨意去刺激、迎合他的性欲，林市生存的危机与肉体的受虐便瞬间降临。陈江水并未察觉自己行为的残忍，周围的文化语境也给他提供强有力的支援，但由此更昭示出男性施虐与女性受虐在男权社会的普遍存在。
从传统社会走进现代历史，女性的命运也随着文明的进步发生了较大的改观，但男女之间有形与无形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尤其是传统的男权意识，对包括妻子在内的女性仍具有较大约束与欺骗，女性也只有透过爱情和性爱才有可能彻底完成对男性本质的认识和了解。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的女主人公对丈夫充满了无法诉说的哀怨与左右为难的惶惑，“我也许并没有弄清他，我甚至并不知道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竟然是这样一个人呢……自私、冷酷，看准时机，不顾一切地干。他只顾自己，而对于我，却根本不关心。我不得不走到这一步，原因全在他身上，但是一切罪，为什么偏偏要让我来承受呢?”叙述者与女主角一样面临着无法回避的困境，“也许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调和的矛盾，你要事业，就得失去做女人的许多乐趣，你要享受做女人的乐趣，你就别要事业。”爱情与事业对她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你啊，看重我的奋斗，又以女性的标准来要求我，可要不是我像男子汉一样自强的精神，怎么会认识你，和你走了同一段路呢?”女主人公的情感抉择表明女性对女性自我人格的维护已逐步走向自觉。
（二） 男性在外部世界的作用与价值遭受质疑
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崇高使命是相夫教子，在家庭中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而男人的职责则是在外部世界中建功立业，在光宗耀祖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然而，借助女性作为“他者”的目光，男性在外部世界的作用与价值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暗夜》(李昂)中的男性在事业上获得一定的功名之后，其主要精力便浪费在对女性的追逐与玩乐上。叶原利用自己的记者身份，获取鲜为人知的经济情报，在股票交易中大发不义之财。他靠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一方面在年轻的知识女性丁欣欣那里寻找肉欲的享乐，同时又勾引自己朋友的妻子，以体验传统女性温柔敦厚的韵味。实业家黄承德经营无方，专靠从记者叶原那里获来的股票信息赢得大量的利润。表面上他对家庭和妻子履行着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但往往以洽谈业务为名去酒廊寻欢作乐，置妻子于“一无所有的孤寂与彻心伤痛”的境地，她不得已在婚外男人叶原那里寻找感情的寄托。黄承德明知妻子与叶原关系暧昧，但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忍受着人格上的屈辱。伪道德家陈天瑞对大学生丁欣欣一往情深，失恋后则伺机报复。作者透过几个男性的行为暴露了男性在外部世界的丑恶行径，颠覆了他们建功立业背后的谎言与自私。他们事业上的成功与女性无关，却往往是女性的灾难。铁凝笔下大芝娘的丈夫离开家庭参加革命，而革命刚刚取得胜利，他的地位稍有改变，就要与乡下的媳妇解除婚约。女性可以与男性共苦，却无法分享男性成功的荣耀。
许多男人对家庭没有任何责任感，他们有钱时只顾自己在外潇洒玩乐，然而一旦出事，妻子便成了他的替罪羊，还得为他收拾残局。台湾作家廖辉英的《油麻菜籽》中的男主角平时从未履行过自己为父为夫的义务，挣的工资只图自己享乐，无视家人生活之艰难。甚至年关将至，寻他讨债的大汉找上门来怒骂不停，最后还得靠妻子替他还债。妻子临近分娩，生命危在旦夕，家里却看不到他的踪影。航鹰的《东方女性》中的男主人公在外与年轻漂亮的女性坠人情网，偷食禁果怀孕后仍需妻子出谋划策，帮助其分娩，甚至为了他们的名誉 ，承担着抚养的责任。这里既暴露了男性道德上的堕落，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男女两性关系不平等秩序中女性无可奈何的容忍。在家庭中女性扮演着委曲求全的角色，而一些走向社会的独立女性，在男女两性关系上一样承受着情感的屈辱与命运的不公。《红尘劫》 (廖辉英)中的唐兆民与自己的下属黎欣欣小姐加班过晚，在极度疲惫中双方都失去了理智，于是拥抱着在办公室过夜。他们的桃色新闻曝光后，唐兆民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黎欣欣反倒遭解雇含泪而去，而她在公司几年的业绩与拼命的工作态度都无法挽回其被解雇的命运。

（三） 男性优势与权威的丧失
随着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型，传统社会中男人体力上的优势与人格上的权威在逐步失去，现代知识女性在社会、事业上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显示出女性作为人的价值所在。而在女性眼中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这时却显得如此的畏缩与令人失望（陈思和，2001）。李昂《转折》中的女主角尽管对自己的老师非常仰慕，但在与他长期的相处中，一样感受到了他人性的另一面：“我觉得你一方面很自负，另一方面又极畏缩，事实上，你可能是个赢弱的人——在心灵上。”在女性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崇拜男性的阶段，然而随着女性生命的成熟和阅历的增加，昔日在她心目中的英雄逐渐消解，人性弱点开始显现。张洁笔下的左葳，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是依赖女性的相助而摆脱困境，妻子和情人成了他生活和事业的后盾。由此可见，男性人格上的自私、懦弱与无能原非个别的现象，而是其思想性格的有机组成。
王安忆透过对《荒山之恋》中怯懦的大提琴手与富有母性情怀的女性的婚姻历险形象地证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女人实际上有超过男人的力量和智慧，可是因为没有她们的战场，她们便寄于她们的爱情。她愿意被他依赖，他的依赖给她一种愉快的骄傲的重负，有了这重负，她的爱情和人生才充实。他的依赖也使她深厚的爱情和爱心有了出路，因此软弱的他于她都成了强大的依赖，她要他，她自信一定能使他幸福，而自己也一定会幸福。”男弱女强倒成了女性视野中两性关系的模式。男性不仅在女性的眼中失去人格上的强大，处处显得怯懦，而且他们在自我的审视中也远没有惯常的自信与勇敢。平路的《十二月八日枪响时》中的流亡美国的越南人莫阿坪在父亲面临危险时却没有挺身而出，他在羞愧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人格上的软弱与可怜。“他想，他应该跳上台去，替父亲顶罪，或替父亲缴出那军需稻米，但是，他还是蹲在原地，手脚皆是涔涔的汗。他还是藏在角落里只管流汗。从那一刻起，他便知道，自己原是一个可怜虫，一个委琐到自己厌恶自己的小可怜虫。”他虽然也有过英雄的幻想，但面对自己平庸的生命，他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卑怯，“到底自己是怎样一个家伙呢?一步一步在纪念碑阴影底下磨蹭的莫阿坪苦笑了。到底是什么把他潇洒的一个男人变成委琐的小丑?想到这些费解的、直指他生命本身的问题，阿坪那瘦伶伶的肩膀，便背上那大理石擎天巨柱一般的矮塌下来……”普通男人的懦弱或许是置身其间的生活环境所致，而那些所谓成功的男性在自我审视中也意识到自己的怯懦。

二、 女作家笔下男性的情感困境
世界本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组成、共同支撑的。几千年男性霸权文化，使男人一直处于中心地位。作为主流，男性的世界也一直是丰富多彩、蔚为壮观的，是商业文化和大众传媒文化的消费热点，热热闹闹、风光无限。遗憾的是，翻开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男权文化虽然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两性关系中最主要的爱情上，中国文学一直阴盛阳衰，没能提供一个顶天立地、铁骨铮铮、堂堂正正的坚强男子汉形象，无论是表达大胆、热烈、奔放的爱情，还是寄托忠贞不渝的思想，反封建好像都是女性的事，甚至殉情也成了女性的专利。
古老的封建文明积淀和文化承传，对男性的期待视野一直很高，面对这高深厚重的价值期待，男人们如何呢？直面主流文化对男性的价值期待，直面这种价值期待对男性社会角色的选择，以池莉为代表的当代女作家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穿行历史，思考人生，描绘了林林总总、充满差异的男性世界，透视他们内心的变化，把他们的灵魂彻底晾晒出来，毫不留情地公诸于天下，在放逐心灵的同时，绵密细致地解读着男性的烦恼，诠释着主流文化下男人的悲哀（温瑞敏，2002）。
（一）凡俗的无奈
鲁迅先生说过：“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鲁迅，1982）《烦恼人生》（池莉）中的印家厚就是“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他是对世俗的平凡男性生活的一种张扬，昭示的是凡俗男人的苦恼、悲哀与无奈。印家厚作为一名工人，虽然简单平凡、普普通通，但他也有至高至美的追求，内心世界中无时无刻不在躁动着，而现实中低层次的文化现状——物质的和精神的，却使他时时刻刻生活在烦恼中，房子，儿子，票子，妻子，这些烦恼琐琐碎碎，如一地鸡毛一般，让他难以理清，却又令人沮丧。内心里期待着“鲲鹏展翅九万里”的豪情，想去读电视大学，希冀能给老婆孩子带来较好的物质生活，能够有自己的感情寄托和心灵的空间，可生命却只能在鸡零狗碎中消耗。因此，他烦恼，他悲哀，他痛苦，生活平淡无奇却心有不甘的苍茫，令他万般的无奈，无法解脱。这是凡俗的悲剧，这些社会弱势群体，处于社会底层或边缘状态，认同主流文化的价值期待，但因种种的无奈使人无法实现其理想，因此只能默默地忍受。他们满怀的无奈，或怨天尤人，或乐天知命，或随遇而安，形成了“近于没有事情的”的凡俗的悲剧，这是对弱势群体生活困境的最贴切的描述。
（二） 成功的无奈
《口红》（池莉）中的赵耀根，是主流文化的英雄，精英文化的代表，成功男人的象征。赵耀根死了，但他的死不失为悲壮，他为救女儿而死，为改正曾经的错误而死，他以生命的代价修正了自己人生旅途上的斜线。他的追求、他的成功是他悲剧人生的一个最好的诠释。他是在认清了主流文化的价值期待并努力实现之后形成的悲剧，在追求中走了弯路，迷失了自我，最后以生命修正了错误，这是给那些成功而又不自制的男人们敲的一个警钟。
这一类的还有《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小姐你早》中的王自立等，他们都是成功者，但结局却都不完美，无奈得近似悲剧，尽管他们主导方面都是很优秀的，有能力，有魄力，不乏智慧，是社会的精英，主流文化的支柱，当代英雄，但他们都是生活中有的瑕疵的人物，一如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英雄，正是这些瑕疵，导致他们失误、无奈形成悲剧。作家锁定这些社会的精英们，在放逐心灵的同时，把这类男人的灵魂彻底晾晒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扼腕叹息的同时，透视人性的复杂，赞赏之中流露出一缕淡淡的遗憾，显示出对主流文化下精英男性的失望。
（三） 失败的无奈
宁岸是《口红》中与赵耀根相对立的一个男人，是失败男人的载体。
宁岸是知识分子，也是个伟岸的男子，他聪明，智慧，有爱心且富于同情心，在与赵耀根和江晓歌二人的关系中，虽然他一直默默地爱着江晓歌，但他还是以一颗坦荡的君子之心成全朋友的爱情，并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真诚地祝愿他们。但是后半部，他变了，他认同主流文化的价值期待，但知识分子那颗孤傲的心使他不愿意做昧心之事，看不惯商人赵耀根的作风，不屑与之为伍，但又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来实现主流文化的价值期待。在对现实中的丑恶污浊失望后，他开始逃避，逃到一个洁净无声的善与美的世界：他遇到了美丽温柔、善良可人的哑女，他爱上了她，但这世界并不能给他永恒，一点点的善毕竟遮不住生活的浊流。当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孩童一样纯真的宁岸下岗了，他成了历史的陈迹，夹着丝丝泪痕的陈迹。他的生活失衡，他无力也不愿面对丑陋的现实，但又无可奈何，甚至生计都成了问题，他留起了长长的胡子，一派落拓文人形象，失望的他开始堕落，赌博甚至吸毒，终于走向毁灭。
宁岸们的悲剧与其说是一种失败的悲剧，不如说是一种童心泯灭、丧失的悲剧，是单纯毁灭的悲剧。他们的内心如婴孩一般，是一片洁净的世界，一颗赤子之心，不容污染，一旦遭遇现实，那份高洁便不堪一击，那份善则抵挡不住红尘的冲刷，于是，他们的人格坍塌了，他们的偶像倒了，在与现实的冲突中，他们失败了。这是一个道德寓言，预示着婴孩人格的倒塌。儿童的心灵是纯真、质朴、洁白无瑕的，他们不知道罪恶、奸诈、伪善、当然也不知道江湖险恶、生活的艰辛、人情的淡薄，当他们直面生活后，经历了诸多的坎坷挫折，品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似乎看破了人生世态，面对世事的污浊，他们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无力超脱现实，于是，生活没有了动力，没有了兴趣、没有了热情，没有了希望，也没有了活力，在他们的眼里，世界是灰色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丧失了童心，也就丧失了生的乐趣，于是生命走向虚幻，形成了人生无泪的悲剧（易中天，1992）。
（四） 道德的无奈
《凝眸》（池莉）中的严壮父一个理智和情感完美融合在一起的典型，他的无奈是在对历史的回眸中展现出来的，这是男性道德的悲剧。他“生着一张严肃的愁眉苦脸的面容，愿意保护女性但他绝不献殷勤，绝不去注意女生的穿着打扮。”但他有一双诚实的眼睛，这双眼睛使柳真清感到安全、坚定、善良、有依靠。在那个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年代里，身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第十八师师长的严壮父在柳真清去苏区找他和他见面时，尽管他“突然地陷入了温情之中”，但还是十分理智、谨慎地同柳真清握了握手，并命令警卫员马二年把门敞开，然后才在柳真清的对面坐下，因为“他代表着共产党，代表着红军”，“必须时刻想着维护我党我军的形象。”严壮父是个理智、道德的人，也正是这份理智的道德，造成了他的悲剧，这是个残酷的悲剧，也是高尚的悲剧，只是这悲剧太沉重，沉重得让人无法承受，沉重得让人在历史的回眸中掠出满目的血色和沧桑。严壮父是个高尚的道德君子，一个伟丈夫，然而，正是这样的好人，一个忠于革命、坦荡的道德君子，最终未能摆脱悲剧的命运，他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朋友、同事的手里，死在他人的嫉妒中，形成了悲剧。这是一个单纯得不能再单纯的故事，也是一个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悲剧（池莉，1992）。
如果他能早一点向柳真清揭发啸秋的卑鄙，如果他能稍稍自私一点点，早抽出一点时间，如果他看风使舵，顺流而动，那么这悲剧都是可以避免的，但严壮父不是，他是一个坦荡高尚的道德君子，无私因而无畏，不仅他的爱情，而且他的人格也完全经得起道德的拷问，这样一个道德君子何以遭到那么残酷的屠杀？他生在一个怎样的时代？怎样一个环境？我们不能否认严壮父悲剧的政治、历史原因，但他的道德不能不说是他悲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女作家笔下男性困境叙述的思考
（一） 女作家笔下男性困境叙述的现实意义
20世纪后期，女性在关照自身生存和命运的同时，真正与男性开始对话，以“他者”的目光审视作为自己对立面的男性群体。尽管对中国现代女作家群的研究已历时颇久，但成果却与此不甚谐调，由于文化的深潜性和历史惯性，研究者们无意识层的男性中心意识或“无性姿态”与对象心灵结构的错位使相当一部分研究拘泥在共性化的层次，对身处于历史，文化转型期的现代女作家的多层次研究严重缺位（刘锡庆，1984）。女性作为“她者”的身份审视当前男性的生存状态，可能具有另外的社会意义。首先，文学评论家开拓了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样式，有利于形成文艺“百花争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第二、社会学家从女性文学作品中读出当前社会“半边天”女性的思想动态和反抗意识，对于制定我国妇女工作政策有一定指导意义；第三、女作家在作品中透露出对男性的观感和期望，这对当代男性自我定位与反省也是不无裨益的。
很多人都认为池莉的创作有女权化倾向，其实，池莉对男性的解构也是极为深刻的，她以女性独特的艺术视角，轻轻地走进喧嚣热闹的男性世界，以一个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穿行历史，思考人生，把一个个平凡但并不单纯的故事讲给我们，从中体察人物的艰辛，透视他们内心的变化，在放逐心灵的同时，绵密细致地解读男性的烦恼，挖掘男性世界的底蕴，诠释主流文化下男性的无奈与悲哀（孟悦，1993）。实际上，女作家在叙述男性困境的同时，并非恶意的、对立的、绝望的。她们对男性尚且怀着热切的期望，更多地表现母性的宽恕和关心。她们在作品中也不乏对男性自我更新与调整的思考。研究女作家笔下男性的困境，有助于我们认识女性笔下男性困境叙述的现实意义，并为当前社会上男性走出现实困境提供启示。男性阅读女作家作品，在娱乐心情的同时，参照文学作品的角色与自身对比，发现自身在女性眼中的“问题”状态，反省之后做出适当优化与调整，使两性之间的相处更加和谐，以家庭和谐促社会和谐，从而最终实现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
（二） 女作家笔下男性形象走出困境的期望
女作家从女性特有的文学视角审视男性群体。作品透过某些复杂的关系来展现人物的灵魂，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身体和他们的一切行为。从文学的角度不做任何掩饰地展现人的心灵感应和本质的人性，这多多少少带有道德伦理、劝众警世的说教的现实意义。例如《落红浮生缘》很客观地描写人生、描写男人和女人生活过程。男主人公穆栩园是一个商人，作品把他大发乱世之财的奸商的丑恶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但是作品也不忘记写出他的另一面。在他身上还有很多人性的东西。他对下人非常好。他曾对他女儿说：“对人不能苛刻，他觉得在你这儿比在别人那里好，对你才会忠心。”“你一个人就是钱再多，不会用人，还是孤苦。”由此不难看出女作家对掌握主权的男性的希冀和期望。
在男人的世界里，女人历来占重要地位。写男人离不开写女人，写男女更离不开写社会、文化、经济，写人生。女作家在塑造男性形象的同时塑造了众多各具特色的、鲜活的女性形象。把她们的命运真实地、细腻地、毫无遮掩地描绘出的同时，也深刻地展现了男权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中女人们被扭曲和不甘被扭曲的心灵轨迹。字里行间充溢着女性特有的痛苦而温馨的情感。这一切都能激起男性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肯定和共鸣。从而审视自身行为和心理，改善自身社会家庭功能，善待女性。
女性作品都一定程度地呼唤一种男女平权,呼唤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很多专家和有识之士指出,性别公正,应是妇女解放的标志和前提,其主张在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地位平等的前提下,具体、历史地规范社会的性别关系。它强调的是一种社会效益和妇女权益的最优化和协调发展。李钢音认为,以张洁、张抗抗等一批为代表的女作家的作品较多地体现着时代政治、文化、历史、社会的深厚影响,它们呼唤女性意识的觉醒,追逐生命存在的意义,注重信仰建构和人文精神。
也有部分所谓“新女性”作家在反叛和颠覆传统的同时,表现出过于张扬的性别偏执。如棉棉，卫慧等一些被称之为“用身体写作”的女性,对此，周湄认为，女性解放其实不应也不必以对抗男性为根本前提,而应求得与男性共融共生,与社会和谐统一。也许她们最初的本意不乏呼唤男女平权,但由于选择或表达的方式是对抗性的、颠覆的、极端的,尤其是一旦跌入了商业炒作的陷阱,更可能完全消解了她们原有的意义或者女性意识的初衷（李卫红，2004）
相比较而言，池莉的许多作品更重视描写男性在现实生存中的积极能动的生活追求。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有很强的内在冲动，又常常显得野心勃勃，他们不怕困难，敢于冒险，在金钱和美色方面都能够获得现实的成功，他们因此显得志得意满。在这些人物身上，池莉让他们张大他们的人生欲望，发展“自然本性”，发挥他们的“自然能力”，尽可能地使他们的欲望得到现实的满足。在这里人的受动性，只是池莉为她的人物没置的一个终极限度。这个终极限度也是一种道德和价值的标尺。而这个标尺很可能就是时下男性应该用来衡定自身位置，走出困境的得力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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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仕芬．刚强之外－台湾女作家笔下男性角色的自我省视．广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9(10)：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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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红．对抗与超越——“新女性现象”的文化审视与关照. 搜狐新闻2004.3.9 http://news.sohu.com/2004/03/09/61/news219356100.shtml

⑦ 有关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的论文

论张恨水对现代通俗小说艺术理论的贡献
【内容提要】
张恨水的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大体上是属于实践型也即经验型的，即在通俗小说创作的基础上，以经验的总结、提升而形成某些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又能进一步深化他的小说创作。他对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的贡献主要是：在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中，建立现代通俗小说的文体观；在创作实践的演进中，建立现代通俗小说的艺术观；在追求时代精神中，发展现代通俗小说的功能观。他在“趣味性”与“时代性”的双重变奏中，实现了理论的发展和创作的突进，完成了由俗入雅地向新文学主流意识形态的靠近及转向。
作为现代通俗小说艺术大师的张恨水，不仅为中国文坛留下了120多部中长篇小说，而且还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小说理论着述。人们评价张恨水，大都关注他的文学创作，而对他的文学思想尤其是小说理论则很少涉足。其实，张恨水不仅是现代通俗小说家，而且还是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家。张恨水说他曾打算写一部《中国小说史大纲》，后来欲改为《中国小说新考》，这部系统的小说理论着作虽未面世，但在他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写作生涯回忆》、《谈长篇小说》、《长篇与短篇》、《短篇之起法》、《我的小说过程》、《我写小说的道路》以及《总答谢》等理论文章中，已能够显示其通俗小说理论的系统性、深入性。他的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大体上是属于实践型也即经验型的，即在通俗小说创作的基础上，以经验的总结、提升而形成某些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又能进一步深化他的小说创作，这就形成了张恨水小说创作与理论的互动共振关系，这种“关系”既发展了张恨水又影响了一代通俗小说理论及其创作。本文拟从通俗小说的文体观、艺术观、功能观三个方面，探讨张恨水对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的贡献。
一
张恨水走通俗小说创作道路，大都采用章回体，他对章回体小说情有独钟，因而在理论上对章回体的性质以及如何改造旧章回体，作了较深入探讨。联系现代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到，张恨水是在反思“五四”新文学，雅俗、新旧对峙冲撞中坚持章回体小说创作，建立通俗小说文体观的。当“五四”新文学运动掀起巨大浪潮，以“反传统”面目冲击着旧文学时，张恨水却在旧文学圈子里打转转，固守传统的章回体，发表小说《真假宝玉》、《小说迷魂游地府记》，这便引起人们的不满，如他自己所说：“在‘五四’的时候，几个知己的朋友，曾以我写章回小说感到不快，劝我改写新体”①。但张恨水并没有“改写新体”，这就使他成了“异类”。因为“五四”文学革命明确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学革命倡导者和新文学作家仅从1919-1921年间就发动过二次对旧派文学的批判，那时批判旧文学是为确立新文学的独尊地位。但在“反对旧文学”的“反对”、“批判”中，却形成了人们一种新旧对立的二元思维定式，非新即旧，一切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创作、理念均是“新”的，革命的，而与之不同调的，靠近“传统”的，即都是“旧”的，作为旧形式的章回体，当然应该排除。其实，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旧瓶也能装新酒，旧形式加以改造完全可以为新时代所利用。张恨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是肯定、赞同的，但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反传统”，尤其对旧文学批判批过了头，连章回体都加以扫荡，他是不满的。张恨水坚持用章回体写小说，而且在《春明外史》问世后，“略引起新兴文艺家的注意。《啼笑因缘》出，简直认为是个奇迹。大家有这样一个感想，丢进了茅厕的章回小说，还有这样问世的可能吗?这时，有些前辈，颇认为我对文化运动起反动作用。而前进的青年，简直要扫除这棵花圃中的臭草，但是，我依然未加深辩”②。30年代，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已达到了艺术的高峰，而新文学家们仍然坚持以“新”“旧”、“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认定张恨水的小说创作是“旧派小说”，是文学花圃中的“臭草”，从而对他进行“围剿”，张恨水自己对于这一点也有清醒的认识，“除了‘礼拜六派’的遗留，文坛对我是围剿的”③。尽管张恨水遭到新文学派的“围剿”，但他并没有在自己坚守的通俗小说阵地上退役，他采取“未加深辩”的策略，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继续创作章回体通俗小说。同时，他还在理论上强调了章回体的艺术价值，在《总答谢》中，他说：“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可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着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挽救的当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明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班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他看到了章回小说的优长，同时也看到了新小说取法西洋而带来的“欧化”毛病，这种“欧化”倾向使得
一般的普通民众无法接受，所以他要缩短新文学与普通民众间的距离，愿为普通民众服务。这是他的通俗小说观所强调的“服务对象”问题。如何为普通民众服务，张恨水认为必须要改造章回体，而他的创作实践已经作了一系列的改造章回体的工作。他说：“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有两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他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我非大言不惭，能负这个责任……而旧章回小说，可以改良的办法，也不妨试一试。”这里就提出了用现代意识去改造旧章回体，要为他的服务对象提供“现代事物”，从而在“新派小说”和“旧章回小说”之间踏出一条改良的新路。如何改良旧章回小说，张恨水提出要采取渐进之法，“所有章回小说的老套，我是一向取逐渐淘汰手法”。在具体的改良手法上，他是“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者多。那是由于故事的构造，和文字组织便利的缘故”。这有其“恋旧”的一面。但他又认为：“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与心理的描写。有时，也特地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④。这“求新”的一面，正是他“改良”之所在。这些都在《啼笑因缘》等作品中运用过了。
张恨水不仅从为“匹夫匹妇”服务的受众对象上肯定了章回小说的艺术价值，而且还从为“匹夫匹妇”服务的受众对象上去认识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的价值的。从他的《我写小说的道路》一文中可以看出，他是由武侠到言情发展到社会加言情再发展到历史与抗战小说，顺着这样一个发展的路子，我们首先探讨张恨水对武侠小说理论的认识。张恨水说他十三四岁时，就喜欢看武侠小说《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还编了一段武侠故事，讲给他的弟妹们听，并拿出自己仿照《七侠五义》的套子绘成的“侠客图”给他们观赏，引起他们“哈哈大笑”⑤。由对武侠小说的偏爱作为深深的文化积淀，使他在创作章回小说时，总会在言情中加一点“武侠”的影像，或在社会加言情中渗进一些“武侠”的因子。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他深深地认识到在中国下层社会，最感兴趣的“第一是武侠小说”。因此，他在40年代还写了一篇《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的论文，形成了他的武侠小说理论与创作连带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武侠小说的利弊和下层社会之所以对其感兴趣的原因，并提出了改造武侠小说的问题。张恨水认为：中国下层社会人物都有着崇尚“英雄主义”的色彩，“那完全是武侠故事所教训”的结果，武侠小说教会读者“反抗暴力，反抗贪污，并且告诉被压迫者联合一致，牺牲小我”，但是，它们教训有极大的缺憾：一是“封建思想太浓，往往让英雄变成奴才式的”，像黄天霸、白玉堂之流，“就变成了一条驯服的走狗”；二是“完全幻想，不切实际”；三是斗争方法也“有许多错误”。下层阶级喜爱武侠小说，是因为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受苦太深，“无冤可伸，无愤可平”，故将自己心中的愤懑，“托诸这幻想的武侠小说，来解除脑中的苦闷”⑥。张恨水这一理论的认识与他的小说创作是契合的。他在创作中，就是从适应市民社会需要的除恶惩暴的理想出发，去塑造充满“侠气”的人物形象的。他小说中的“侠”，多是贫民出身，多与邪恶势力对立，没有一个变成官府的“驯服的走狗”的。在他创作的武侠小说如《剑胆琴心》、《中原豪侠传》中，人物的武功，大都是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能够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从张恨水塑造的“侠义”人物形象身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他受“传统”影响而又突破“传统”的特点。
其次，我们考察张恨水言情小说的理论观。张恨水创作的言情小说较多，他在理论上同样提出了改造言情小说的问题。在《〈美人恩〉自序》中，他认为历来的言情小说内容不外乎三角与多角恋爱，而结局“非结婚，即生离死别而已”。但是要言情，并要完全摆脱三角与多角恋爱而又不脱离现代社会，这就比较难作了。小说的结构必须有一交错点，“言情而非多角”，又到哪里去找“交错点”呢。所以他思考、探索的结果，还是不能完全摆脱以往的“公例”，只有“于此公例中，于可闪避处力闪避之，或稍稍一新阅者耳目”⑦。这样才使《美人恩》中言情，“初不写情敌角斗之事，而其结局，一方似结婚而非结婚，一方亦似离别而非离别”。与传统的言情小说结局“非结婚，即生离死别”则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创作与理论的结合
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改造言情小说，是在内容上将言情加武侠（如《啼笑因缘》），或言情与“社会”结合（如《春明外史》、《斯人记》等）。而在叙事形态上多是“一男数女”或“一女数男”的多角恋情，而且爱情的结局大都是悲情。仅以一篇《〈啼笑因缘〉自序》即可看出他写悲情，在悲剧艺术及悲剧的结局方面，既继承了传统又突破传统。传统文学写男女恋情，多以大团圆结局。“五四”新文学打破了“大团圆”的模式，以“不团圆”形态出现，使悲剧艺术得到长足发展。但时日一长，逐渐形成了“不团圆主义”，这对悲剧发展又造成了不利。张恨水既认识到“大团圆”的通病，又不满于“五四”以后的“不团圆主义”的盛行。因此，他在反思传统与观照现实的双项思维活动中，去建构自己的悲剧艺术世界。张恨水说：“长篇小说之团圆结局，此为中国人通病。红楼梦一出打破此例，弥觉隽永，于是近来作长篇者，又多趋于不团圆主义，其实团圆如不落窠臼，又耐人寻味，则团圆固亦无碍也。”⑧《啼笑因缘》既不是“团圆主义”，也不是“不团圆主义”，以留有“余想”的方式，显现出“一新阅者耳目”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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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论文古代名著与现代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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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经典!没有意义的写字是算不得名著,有了历史意义,即便只是一副画,一件雕刻,一首曲都可以作为名著.
总之,古代的不一定是名著,现代的小说不一定不是名著,鲁迅的文章,小说就算现代小说了,但是却是算是中国最经典的文学著作了,以本人观点,是鲁迅把中国文学推向一个历史新高点.

⑩ 推荐几本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有代表性的全面写爱情悲剧的小说。写论文用

《平凡的世界》！没有任何一本书比这更伟大了！
第一部写1975年初农民子弟孙少平到原西县高中读书，他贫困，自尊；学习和劳动都好，与地主家庭出身的郝红梅互相爱怜，被侯玉英发现并当众说破后，两人不好继续保持互相爱怜的关系，后来郝红梅却与家境优越的顾养民恋爱，少平高中毕业，回乡生产。但他并没有消沉， 与县革委副主任田福军女儿田晓霞建立了友情，在晓霞帮助下关注着外部世界。少平的哥哥少安一直在家劳动，与村支书田福堂女儿，县城教师润叶是青梅竹马，却遭到田福堂反对。经过痛苦的煎熬，少安到山西与勤劳善良的秀莲相亲并结了婚，润叶也只得含泪与向前结婚。这时农村生活混乱，旱灾又火上加油，田福堂为加强自己威信,组织偷挖河坝与上游抢水，不料出了人命，为了“学大寨”，他好大喜功炸山修田叫人搬家又弄得天怒人怨。生活的航道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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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写1982年孙少平到了煤矿，尽心尽力干活，成了一 名优秀工人。少安的砖窑也有了很大发展，他决定贷款扩建机器制砖，不料因技师根本不懂技术，砖窑蒙受很大损失，后来 在朋友和县长的帮助下再度奋起。但是祸不单行，少安的妻子秀莲，在欢庆由他家出资两万元扩建的小学会上口吐鲜血，确诊肺癌。晓霞在抗洪采访中为抢救灾民光荣献身。润叶也生活幸福，生了个胖儿子，润生和郝红梅的婚事也终于得到了父母的承认，并添了可爱的女儿。少平在一次事故中为救护徒弟也受了重伤。但他们并没有被不幸压垮，少平从医院出来，又充满信心地回到了矿山，迎接他的又将是怎样的生活呢？……